邵阳松坡图书馆 内容
清代，宝庆府及各县衙署的司房，直接管理城垣、衙署、坛庙、书院、考棚等工程建设。对民间建设，颁布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只要不违背规定，民间自营自造，官府不问。地方的道路、桥梁、学校、祠堂、寺庙，常由民间倡仪和组织，募捐集资，雇工修建。对影响大的工程，官府则题字、书匾，以示褒扬和鼓励。对封建贞、孝、节、烈牌坊，按等级分别由县衙报州、府、省衙批准，有的还要报朝廷批准才能兴建。
民国时期，第六区督察专员公署、各县政府的建设科，除负责机关、学校、军事工程、粮库的建设外，亦管理公路、桥梁、街道的设计、施工。对较大的工程，如邵阳县立中学、省立第五医院等工程的修建，均成立修建委员会，专员、县长亲自担任委员会主任，对资金筹集、工程设计施工及质量、工期都亲自过问。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对建设工程实行统一集中管理。从可行性研究、计划、资金、材料、选址、定点、征地、拆迁、设计、土建、安装、竣工验收、试车投产，都由政府统一管理，分管部门分工负责。地、市、县建设部门执行国家规定的基建程序，代表政府把好程序关，对工程定额、取费标准、经营方式、质量验收规范、安全操作规程、工期定额等实施管理，督促施工单位努力缩短工期，降低工程造价，完成工程计划，提高工程质量。1990年起，又增加建设后效益追踪调查服务业务。
一、基建程序
1950年，政务院财经委员会颁发先设计、后施工的基建程序，1951年又作出基建施工程序的具体规定。境内邵阳造纸厂的建设，从计划到建成投产，经过编制计划任务书、选点、审批、勘察、设计，再列入年度计划。施工准备、施工、竣工验收、试车投产，都严格遵守基建程序。在“一五”计划时期，境内较好的坚持基建程序，建设投资效果也较好。从“大跃进”至“文化大革命”近20年里，设计、施工程序被打乱，有些项目没有进行可行性研究就列计划，计划未经批准就设计，没有设计审查就施工，或者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边投产，结果出现一些无效工程、质量低劣工程和“胡子”工程。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和按基建程序建设，建设中的混乱状况有所改变。但是仍然出现不按基建程序，盲目建设，造成损失后又下马的工程。1988年开展治理整顿后，才有好转。
二、工程经营方式
新中国成立后，境内国家计划内基建项目和地方自筹建设项目，多采取承发包经营方式，由建设部门会同计划部门共同确定设计施工单位，由建设单位与设计施工单位签订设计施工承发包合同。此外还有以下几种承发包形式。
招标投标方式 新中国成立之初及1984年建筑业改革开放后，由政府建设部门组织工程招标投标或议标，选择预算接近标底的施工单位，再由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签订合同承发包。1984～1990年，境内招投标工程近100个。
建设工程负责制 1965年冬～1972年，由政府主管部门确定施工企业承担国家的“三线”工程，间接费按预算包干，直接费按实结算。从“三通一平”到竣工投产，由工程现场指挥部负责到底。
大包干 1973年，洞口县采取由计委、财政部门与建设方共同审核设计概算，施工预算，“三材”直拨施工单位的大包干。竣工后由县计委同施工单位办理决算，结余材料调剂到别的工程，资金由建设方直拨给施工单位。
共建 1978年，在兴建塔北路住宅小区时，政府组织现场指挥部，协调土建、安装等各建设单位，共同做好“三通一平”及市政设施的建设，由施工企业按预算承包，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统建 1980～1990年，市区采取统一建设，综合开发形式，对同建一地的工程项目，统一规划，统一征地、拆迁，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由市统一建设办公室同施工单位办理决算。
三、工程造价
境内建筑工程的造价，随着房屋标准的提高、工程结构的变化、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人工工资和政策性收费的增加而逐年提高。住宅工程造价，50年代为每平方米30元左右，60年代为35～45元，70年代为50～60元，80年代初为70～150元，1986～1990年达244～250元。新中国成立后的40年里，政府多次颁布工程定额控制工程造价。
四、工期
“一五”计划时期，境内建设工程认真执行1955年国家建筑工程部制订的《民用建筑安装工期定额（草案）》，因基建项目不多，资金、材料缺口少，工程大都做到按期竣工。“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些工程按期或提前交工，有些工程大大超过工期定额，成为“胡子工程”。1981年起，境内始执行1980年国家建工总局颁发的《建筑安装工程工期定额（草案）》，同时将工期列为全优工程评比条件之一，并首创中共邵阳地委礼堂工程为全优工程。1984年起，将工期纳入工程承包的内容，进行奖罚。1984年对68个工程工期抽样调查，全民施工企业承建的7个工程，超过工期定额66%；集体施工企业承建的38个工程，只有1个按工期交工。1990年，市内两家全民施工企业施工的38个工程，按工期或合同工期交工的只12个；33个集体施工企业施工的263个工程，只有138个工程按定额工期或合同工期完成。1990年调查38个工程，建筑面积32808平方米，实际工期平均为工期定额的149%；其中工业厂房4个，为125%；仓库工程2个，为141%；商业用房工程3个，为91%；住宅工程3个，为167%；教育用房工程3个，为254%；其他用房工程11个，为108%。
五、工程质量
1953年以前，境内工程质量以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自检为主。1953年起，开展自检与主管部门组织检查相结合的质量监督检查。政府确立“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方针，进行质量管理。但是，质量管理时严时松，工程质量时升时降。“一五”计划期间，境内木作、砌体质量曾在省内名列前茅。大跃进时期，质量明显下降。“文化大革命”时期，混凝土质量比“大跃进”时期有进步，但清水墙质量赶不上5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开展创全优活动，工程质量有较大提高。1985年起，地、市、县均成立质量监督站，代表政府进行质量监督。设计单位也成立质控小组。东区建筑公司成为全省、全国质量管理先进单位。1990年监测结果，省建四公司优良率为28%，其他两个国营企业为10%，33个县（区）以上集体企业为60%。
六、工程效益
“一五”计划时期，境内建设的主要是轻工业厂房，规模小，结构不复杂，工程上马快，经济效益好。“大跃进”时期，大搞钢铁煤工程建设，上马快，建成后，生产不正常；到调整时期，不少工程停产下马。“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工程，经1980年抽样调查29个单位，即电力工业4个，煤炭3个，化肥7个，机械3个，水利1个，林业2个，畜牧场1个，建材工业1个，商业2个，冶金工业2个，轻工业3个。从1966～1979年，29个单位累计建设投资23135万元，累计完成投资22052万元，交付使用的资产20070万元，其中形成固定资产为13019万元。14年中盈亏相抵共创税利3754万元，相当投资的17%。税利能抵偿投资的仅邵阳造纸厂，14年共创税利3832万元，为投资额1428万元的2.86倍。其余单位都没达到抵偿投资的水平。其中有14个企业长期亏损，金额共2483万元。
民国时期，第六区督察专员公署、各县政府的建设科，除负责机关、学校、军事工程、粮库的建设外，亦管理公路、桥梁、街道的设计、施工。对较大的工程，如邵阳县立中学、省立第五医院等工程的修建，均成立修建委员会，专员、县长亲自担任委员会主任，对资金筹集、工程设计施工及质量、工期都亲自过问。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对建设工程实行统一集中管理。从可行性研究、计划、资金、材料、选址、定点、征地、拆迁、设计、土建、安装、竣工验收、试车投产，都由政府统一管理，分管部门分工负责。地、市、县建设部门执行国家规定的基建程序，代表政府把好程序关，对工程定额、取费标准、经营方式、质量验收规范、安全操作规程、工期定额等实施管理，督促施工单位努力缩短工期，降低工程造价，完成工程计划，提高工程质量。1990年起，又增加建设后效益追踪调查服务业务。
一、基建程序
1950年，政务院财经委员会颁发先设计、后施工的基建程序，1951年又作出基建施工程序的具体规定。境内邵阳造纸厂的建设，从计划到建成投产，经过编制计划任务书、选点、审批、勘察、设计，再列入年度计划。施工准备、施工、竣工验收、试车投产，都严格遵守基建程序。在“一五”计划时期，境内较好的坚持基建程序，建设投资效果也较好。从“大跃进”至“文化大革命”近20年里，设计、施工程序被打乱，有些项目没有进行可行性研究就列计划，计划未经批准就设计，没有设计审查就施工，或者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边投产，结果出现一些无效工程、质量低劣工程和“胡子”工程。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和按基建程序建设，建设中的混乱状况有所改变。但是仍然出现不按基建程序，盲目建设，造成损失后又下马的工程。1988年开展治理整顿后，才有好转。
二、工程经营方式
新中国成立后，境内国家计划内基建项目和地方自筹建设项目，多采取承发包经营方式，由建设部门会同计划部门共同确定设计施工单位，由建设单位与设计施工单位签订设计施工承发包合同。此外还有以下几种承发包形式。
招标投标方式 新中国成立之初及1984年建筑业改革开放后，由政府建设部门组织工程招标投标或议标，选择预算接近标底的施工单位，再由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签订合同承发包。1984～1990年，境内招投标工程近100个。
建设工程负责制 1965年冬～1972年，由政府主管部门确定施工企业承担国家的“三线”工程，间接费按预算包干，直接费按实结算。从“三通一平”到竣工投产，由工程现场指挥部负责到底。
大包干 1973年，洞口县采取由计委、财政部门与建设方共同审核设计概算，施工预算，“三材”直拨施工单位的大包干。竣工后由县计委同施工单位办理决算，结余材料调剂到别的工程，资金由建设方直拨给施工单位。
共建 1978年，在兴建塔北路住宅小区时，政府组织现场指挥部，协调土建、安装等各建设单位，共同做好“三通一平”及市政设施的建设，由施工企业按预算承包，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统建 1980～1990年，市区采取统一建设，综合开发形式，对同建一地的工程项目，统一规划，统一征地、拆迁，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由市统一建设办公室同施工单位办理决算。
三、工程造价
境内建筑工程的造价，随着房屋标准的提高、工程结构的变化、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人工工资和政策性收费的增加而逐年提高。住宅工程造价，50年代为每平方米30元左右，60年代为35～45元，70年代为50～60元，80年代初为70～150元，1986～1990年达244～250元。新中国成立后的40年里，政府多次颁布工程定额控制工程造价。
四、工期
“一五”计划时期，境内建设工程认真执行1955年国家建筑工程部制订的《民用建筑安装工期定额（草案）》，因基建项目不多，资金、材料缺口少，工程大都做到按期竣工。“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些工程按期或提前交工，有些工程大大超过工期定额，成为“胡子工程”。1981年起，境内始执行1980年国家建工总局颁发的《建筑安装工程工期定额（草案）》，同时将工期列为全优工程评比条件之一，并首创中共邵阳地委礼堂工程为全优工程。1984年起，将工期纳入工程承包的内容，进行奖罚。1984年对68个工程工期抽样调查，全民施工企业承建的7个工程，超过工期定额66%；集体施工企业承建的38个工程，只有1个按工期交工。1990年，市内两家全民施工企业施工的38个工程，按工期或合同工期交工的只12个；33个集体施工企业施工的263个工程，只有138个工程按定额工期或合同工期完成。1990年调查38个工程，建筑面积32808平方米，实际工期平均为工期定额的149%；其中工业厂房4个，为125%；仓库工程2个，为141%；商业用房工程3个，为91%；住宅工程3个，为167%；教育用房工程3个，为254%；其他用房工程11个，为108%。
五、工程质量
1953年以前，境内工程质量以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自检为主。1953年起，开展自检与主管部门组织检查相结合的质量监督检查。政府确立“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方针，进行质量管理。但是，质量管理时严时松，工程质量时升时降。“一五”计划期间，境内木作、砌体质量曾在省内名列前茅。大跃进时期，质量明显下降。“文化大革命”时期，混凝土质量比“大跃进”时期有进步，但清水墙质量赶不上5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开展创全优活动，工程质量有较大提高。1985年起，地、市、县均成立质量监督站，代表政府进行质量监督。设计单位也成立质控小组。东区建筑公司成为全省、全国质量管理先进单位。1990年监测结果，省建四公司优良率为28%，其他两个国营企业为10%，33个县（区）以上集体企业为60%。
六、工程效益
“一五”计划时期，境内建设的主要是轻工业厂房，规模小，结构不复杂，工程上马快，经济效益好。“大跃进”时期，大搞钢铁煤工程建设，上马快，建成后，生产不正常；到调整时期，不少工程停产下马。“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工程，经1980年抽样调查29个单位，即电力工业4个，煤炭3个，化肥7个，机械3个，水利1个，林业2个，畜牧场1个，建材工业1个，商业2个，冶金工业2个，轻工业3个。从1966～1979年，29个单位累计建设投资23135万元，累计完成投资22052万元，交付使用的资产20070万元，其中形成固定资产为13019万元。14年中盈亏相抵共创税利3754万元，相当投资的17%。税利能抵偿投资的仅邵阳造纸厂，14年共创税利3832万元，为投资额1428万元的2.86倍。其余单位都没达到抵偿投资的水平。其中有14个企业长期亏损，金额共248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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