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阳松坡图书馆

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巩固政权和进行经济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把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摆到十分重要的地位。1950年，政务院制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境内各级党委、政府认真实施《试行方案》，把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列入议事日程。通过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等运动实践中培养，民族学院、党校干训班培训，组织外出参观考察，以及有经验的南下干部或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干部传帮带等多种形式，积极选拨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放手让他们参与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和地方国家事务，促使境内一批少数民族干部迅速成长。至1955年，先后有苗族干部吴键任城步县县长，回族干部马志贤、张国彬任邵阳市副市长，瑶族干部李昌富任新宁县副县长。1956年，又有瑶族干部酆明臣当选为洞口县副县长，回族干部马珍贵任隆回县副县长，侗族干部张友松当选为绥宁县副县长，苗族干部杨本连、方宗柏、杨文辉分别当选为城步苗族自治县县长、副县长。是年，境内建立一批民族乡以后，少数民族有了管理本民族本地方事务的权利。民族乡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中，均有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代表和委员。如隆回县山界回族乡，44名乡人民代表，有回族34名；15名乡人民委员会委员，回族有12人，正副乡长均由回族担任。在有少数民族居住市、县，配备市、县级和科局级班子，以及安排市、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均注意有一定的少数民族公民的比例，保障少数民族参政议政的权利。1957年，邵阳市的各级领导班子中，就配备回族干部22人，其中副市长2人，科局长4人。时任副市长的回族干部张国彬，后来还担任了中共邵阳市委副书记、书记，隆回县委书记，邵阳地委副书记，成为境内第一位地师级少数民族领导干部。
  50年代末期起，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反“右派”斗争和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扩大化，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受到错整。“文化大革命”期间，民族干部政策继续受到践踏，许多少数民族领导干部被打成“反革命”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受到迫害。直至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申党的民族政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错整的少数民族干部才得以平反。80年代以后，境内各级党委、政府贯彻实施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国家民委《关于做好杂居、散居少数民族工作的报告》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在招收和配备干部时，保证少数民族干部有一定的比例和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这一时期，境内先后担任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县长、县政协主席等正县级领导职务的少数民族干部有12人。苗族干部肖尊国先后担任城步苗族自治县县长、县委书记和邵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隆回县除回族干部马昌忠当选为县长外，还有3名少数民族干部被选拔进入县级领导班子，16人进入科局级班子，18人进入乡级领导班子。同时，境内选送了一批有培养前途的少数民族青年干部分别到中央民族学院、中南民族学院、吉首大学和省、市委党校进修深造。通过离职进修、短期培训、到经济发达地区考察或任职见习，以及在岗或下基层锻炼，不断提高少数民族干部的政治素质、理论修养及行政、经济管理水平。城步苗族自治县就先后选送142名苗族等少数民族干部到民族学院和党校学习深造，为少数民族干部健康成长和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创造条件。
  自50年代以来，境内少数民族不仅有了管理本民族、本地方事务的权利，而且有了参与管理党和国家大事的权利。1959年、1964年城步苗族自治县县长、县委副书记杨本连（苗族）先后当选为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8年城步蒋坊公社苗族女农民杨发姣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2年绥宁县副县长杨荷林（侗族）当选为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83年、1988年，绥宁县苗族女农民龙素梅先后当选为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省、市、县（区）、乡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省、市、县（区）政协中，每届均有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代表和委员。80年代以来，市、县（区）两级人民代表中的少数民族代表有248人，市、县（区）政协委员中有少数民族委员346人。他们在参与地方国家事务的管理与协商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至1990年，全市共有少数民族干部4654人，占全市干部总数的4.78%。其中县（处）级少数民族干部57人，占全市县级领导干部的4.4%。城步苗族自治县有少数民族干部2089人，占全县干部总数的40.6%。县长由苗族干部担任，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人民政府、县政协负责人中少数民族干部占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