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阳松坡图书馆

侗族是古代越人的后裔，系骆越人的一支演变而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境内雄溪流域为骆越之境，流传至今的许多山水地名，留有骆越民族聚居的痕迹。今绥宁、城步侗族世代相沿的喜吃鱼、嗜酸味、尚鸡卜、卵卜、鼻孔吹笛等，均是古越人遗风。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秦王朝“发卒五十万，分为五军”，其中一军屯驻骆越人散居的镡城之岭。因遭秦军进攻，骆越人大部分南迁，未曾外迁的骆越人，一部分成为境内侗族的先民。魏晋南北朝以来，屯聚境内西南部的侗族先民被泛称为“僚”，晋张华在《博物志》载：“荆州极西南界至蜀，诸民曰僚子。”晋时荆州西界为建平、武陵等郡，境内巫水流域地属武陵郡。
  自唐宋迄明清，封建文人和史志著家多称侗族为峒民、峒僚、峒蛮、峒苗、峒家等。《宋史》称为“仡伶”，与侗族同胞自称gaeml或jaeml基本相同，《宋史·西南溪峒诸蛮》说，孝宗乾道七年（1171），靖州有仡伶杨姓，沅州生界有仡伶副峒官吴自由。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亦载：“辰、沅、靖州蛮有仡伶、有仡僚、有仡榄、有仡楼、有山徭”。仡伶杨、吴两姓，是今侗族大姓之一，其时属“飞山蛮”的一部分。因仡伶主要屯居于以靖州为中心的渠水流域，亦被人称为“渠阳蛮”。今绥宁、城步的侗族聚居区，均属当时靖州“渠阳蛮”地。宋代以后，“渠阳蛮”地逐步封建化，团峒首领款附朝廷。“渠阳蛮”后裔有不少人溯渠水而上，从靖州一带迁至渠水源头的今城步岩寨、长安营等地定居。有的西迁古州（今黎平县），南徙广西怀远（今三江侗族自治县）、义宁（今龙胜）；也有不少人又从古州、怀远等地复迁渠水流域。今城步苗族自治县岩寨八树村侗款《置事根》，就记载有蒙、龙、欧三姓侗族，先溯沅江上会同、贯宝等地。然后转至靖州飞山、古州八万，再沿渠水至通道临口太阳坪，最后散居今城步八树、长安坪、横坡等地。今绥宁县与通道侗族自治县毗连地方的侗族《款本》中，亦有“沅州出身，诚（后为靖）州立姓；”“三百好姓给汉人，六十坏姓给侗家；”“东方人来聚，西方人来往，来了不知姓……集拢做一团，同聚做一寨”的记载。
  宋、元战乱，不少江南籍汉人不堪战乱或灾荒，辗转流徙侗区。至明初，一部分随征有功人员出任侗区土官，同时在侗族居住地安屯设堡，组建卫所、营汛。这些卫所、营汛的官兵、堡卒和土官，有许多乃江西吉安府汉人，迁入后便永久留居，于是在侗区民间有侗族先民来自江西之说。这些汉民为了维护其社会地位，宣扬同姓、同宗、同籍、同祖，采取联宗序谱等手段，拉拢侗族中的上层人士和地方业儒。这些侗族人因民族歧视的影响，往往讳其所出，在序族谱、家谱时，也称自己的祖先是江西吉安府人士。长期以来，江西来的汉人落籍侗区，与侗民长期交往并相互通婚，久而久之，其后裔也自然演变为侗族。这种说法不仅见诸谱牒，也载入靖州等地方志书，表明侗族在形成和发展中吸收不少汉人并使其侗化。
  《中南民族关系史》考证：“湘、桂、黔三省交界处，在明代已是史载有据的侗区，僻在多种民族交错居住的湘西南，其中的侗族是构成明代湖南民族分布的重要组成部分。”（见吴永章《中南民族关系史》第27页、第361页。民族出版社1992版。）至清代，“湘佳交界之靖州、通道、城步、绥宁等地，亦为侗族较多之地，而《皇清职贡图》载为青苗，疑其将侗与苗混同，或仅记苗而未载侗。”（见吴永章《中南民族关系史》第27页、第361页。民族出版社1992版。）清末至民国时期，境内侗族仍未得到官方承认，聚居今城步、绥宁边境侗族聚居区的杨、吴、蒙、侯、陶、胡、粟、石、游、黄、李等姓侗民，长期被误称为“红苗”或混称为“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湘、桂、黔三省毗连地区源于古代骆越民族的侗人，由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定名统称为侗族。
  1990年，邵阳市有侗族22203人，主要分布在绥宁县和城步苗族自治县。其中绥宁县有侗族15589人，聚居或散居在唐家坊、李熙、桃坪、水口、瓦屋塘和黄桑坪、联丰、竹舟江、麻塘、长铺子、黄土矿、乐安铺、寨市、东山等乡（镇）。城步有侗族3056人，主要聚居在岩寨乡、长安营乡；塔溪、江头司、儒林镇、西岩、金紫、羊石、白毛坪等地也有部分侗族分布。武冈县有侗族1817人，散居城关镇、邓元泰镇等地。市区与市辖其他6县均有侗族分布与杂居，人数较少，未形成单独的居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