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阳松坡图书馆

（一） 邵阳市位于湘中偏西南，资江上游。东与衡阳市为邻，南与零陵地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地区接壤，西与怀化地区交界，北与娄底地区毗连。地处北纬25°58＇～27。40＇，东经109。49＇～112。5＇之间，总面积20876平方公里，占湖南省总面积的9.8%。其幅员在全省14个地州市中位列第三，居省辖8市之首。邵阳市城区位于市境东北，邵水与资江汇流处，建成区面积23.3平方公里。
   境内系江南丘陵向云贵高原过渡地带，南岭山脉绵亘南境，雪峰山脉耸峙西、北，衡邵丘陵盆地展布中、东部。整个地势西南高而东北低，顺势向中、东部倾斜，呈东北向敞口的筲箕形。最高峰为城步苗族自治县东部二宝顶，海拔2021米；最低处是邵东县崇山铺乡珍龙村测水岸边，海拔仅125米，地势比降为10.25‰。境内溪河密布，有5公里以上的大小河流595条，分属资江、沅江、湘江与西江四大水系。资江干流两源逶迤，支派纵横，自西南向东北呈“Y”字型流贯全境，流域面积遍及市辖9县3区。巫水源出城步，横贯绥宁，西入沅江，为境内西南部的主要水道。全境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光照充足，水雨丰沛，四季分明，气候温和，夏少酷热，冬少严寒。受地貌多样、高差悬殊影响，气候既有东、西部的地域差异，又有山地与丘平区的垂直差异，形成一定的小气候环境和立体气候效应。境内年平均气温16.1～17.1C，无霜期272～304天，日照时数1347.3～1615.3小时，降水量1218.5～1473.5毫米；雨水大多集中在4～6月，易遇夏秋连旱。
   早在新石器时代，境内即有先民栖息屯居。秦代，今境内分属长沙郡及黔中郡。西汉初，始置昭陵县。吴宝鼎元年（266），分零陵郡北部都尉辖地置昭陵郡，治今城区，为境内建郡之始。西晋太康元年（280），更昭陵为邵陵，移郡治于资江北岸。唐代设邵州，与邵阳县在今城区同城而治。宋崇宁五年（1106），分邵州西部置武冈军。南宋宝庆元年（1225），理宗赵昀登极，用年号命名曾领防御使的封地，升邵州为宝庆府，宝庆之名始于此。元代设宝庆、武冈2路。明初设宝庆、武冈2府，后降武冈为州。中华民国2年（1913），废宝庆府，设宝庆县，境内各县隶湘江道；民国11年直隶于省。民国17年，宝庆县复名邵阳县。民国26年，在邵阳县城设置湖南省第六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设置湖南省邵阳区督察专员公署；同时建立邵阳市，隶邵阳县。11月，邵阳区督察专员公署更名为行政专员公署。翌年7月，邵阳市升格为县级市。1955年4月，邵阳区行政专员公署更名为邵阳专员公署。1968年2月，邵阳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邵阳专区改称邵阳地区。1977年7月，邵阳市升格为省辖市，仍由中共邵阳地委、地区革委会代管；10月，分邵阳地区东北部置涟源地区。1980年元月，邵阳市由省直隶。1986年元月，国务院批准撤销邵阳地区建制，实行市领导县体制。1990年末，邵阳市共辖邵东、新邵、邵阳、隆回、洞口、绥宁、城步、武冈、新宁9县，东、西、郊区3区，59个县辖区，59镇，308乡，11个街道办事处。全市总人口为676.68万人，居全省14个地州市首位。其中市区人口51.75万人；加上59个建制镇，城镇人口达194.92万人，占总人口的28.8%。全市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25人，较全省平均密度高出38人。中、东部人口稠密，西南部山区人口稀疏。邵阳又是湖南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省辖市，除汉族外，繁衍生息着苗、瑶、回、侗、土家、壮、仫佬、满、布依、拉祜、黎、彝、白等39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39.38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5.94%。建有1个苗族自治县，25个民族乡。
   境内山地、丘陵、岗地、平原各类地貌兼有，大体是“七分山地两分田，一分水、路和庄园”。1990年，全市土地总面积3131.4万亩，其中耕地639.19万亩，居全省第二位；耕地中有水田430.28万亩。除盛产水稻、杂粮外，经济作物和传统土特产品种繁多。宝庆苡米、陡岭烟叶、龙牙百合、武冈铜鹅、雪峰蜜桔、新宁脐橙、邵东黄花、隆回辣椒等久负盛名，蜚声省内外；茶叶、西瓜、黄豆、花生、生姜、大蒜、苎麻、蚕桑、甘蔗、药材等出产颇丰。柑桔、黄花菜、苡米等作物产量为全省之冠；烤烟产量居全省第二位。全市被定为湖南省的山丘经济开发区。
   邵阳位于南岭山脉、雪峰山脉与云贵高原余脉三大植物区系交会地带，是湖南四大林区之一，高等植物有245科，792属，2826种。其中用材林树种210种，以杉木、马尾松和阔叶用材林为大宗。经济林树种432种，楠竹、油茶、油桐、漆树、板栗、乌桕、白蜡树、山苍子树等成片分布。受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树种有60种，一级保护的银杉，二级保护的资源冷杉、银杏、钟萼木、连香树、鹅掌楸、香果树、水青树、篦子三尖杉等，为国内特有的孑遗树种。城步沙角洞的银杉群落，新宁、城步的资源冷杉群落，绥宁黄桑的长苞铁杉群落，是研究江南地域古生物学的活标本。茂密的森林是野生动物良好的栖息环境和繁衍场所，境内有野生脊椎动物397种，分属5纲，33目，102科。受国家一、二级保护的珍稀动物有金钱豹、云豹、华南虎、水鹿、黄腹角雉、红腹锦鸡、鼋、大鲵等36种。已建立绥宁黄桑、武冈云山、新宁舜皇山和紫云、万峰山4个省级自然保护区和一批县级自然保护区。1990年，全市林地面积为1588.89万亩，活立木总蓄积量达2843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42.7%。其中绥宁县活立木蓄积量1050万立方米，人均32.94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67.7%，均居全省各县之首，有“神奇的绿洲”之誉。长期以来，境内除盛产木材、楠竹、茶油、桐油、生漆等大宗林产品外，松脂、玉兰片、白蜡、五倍子、山苍子油、棕片、竹麻等林副产品行销省内外。境内不仅有莽莽林海，而且有茫茫草山。草山草场有114.04万亩，连片分布10万亩以上的有城步南山、十万古田和新宁黄金3处，1～10万亩的有56处。城步苗族自治县西南境是江南有名的山地草原区，其中八十里大南山，总面积23万亩，已建设成为中国南方最大的现代化山地牧场，是全省的种畜牧草良种繁育基地和奶肉牛商品基地。
   境内矿产资源较为富足，已发现的矿藏有煤、铁、锰、钨、锑、金、银、铅、锌、硫铁、石膏、大理石、辉绿岩、优质石灰岩等74种。矿藏地有644处，其中大型矿床23处，中型矿床33处，小型矿床61处。非金属矿藏蕴藏量大，品位高。石膏矿远景储量4.4亿吨，工业储量1.229亿吨，储量、产量均居全省各地州市前列，邵东县是全国八大石膏矿产地之一。优质石灰岩矿、大理石矿为省内优势矿种；硫铁矿、冰洲石矿、优质白云岩矿在省内享有盛名。煤矿工业储量1.417亿吨，远景储量1.447亿吨。金属矿藏比较集中地分布于隆回、新邵、邵东、新宁等县。
   境内河川水系发育，水域面积为111.9万亩，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168.3亿立方米，其中河川径流量157.44亿立方米。人均占有水资源2749立方米。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144.73万千瓦，可开发利用量68.77万千瓦。水能资源集中分布于西南部城步、绥宁等山区县。
   邵阳河山毓秀，风光旖旎，自然景观和人文胜迹散布各地。历史上的“宝庆十二景”，多点缀于资江两岸，环布市区。由双清公园、水府庙小游园和东塔公园连缀而成的城区风景区，兼有人工之美和自然之秀。水府庙前，双江汇流；资江南北，两塔并峙；江流蜿转，四桥飞虹；近水遥山，绿意葱笼。市郊附近的溶洞亦为奇观。境内辟有新宁崀山、城步南山、武冈云山、新邵白水洞等风景区，60多个旅游景点。武冈云山为全国道教七十二福地之一，历来香火鼎盛。
  有两华耸翠、一瀑飞涛、仙桥横汉、杏坞藏春等10景，野生动植物品种繁多，被辟为国家森林公园。城步南山象一块碧绿的翡翠镶嵌在湘西南边陲，芳草如茵，牛羊成群，既具北国草原的雄浑，又不失江南草山的灵秀，为回归绿色旅游的最佳生态环境。新宁崀山系典型的丹霞地貌景观，集奇峰、幽谷、碧水、丹崖于一体，方圆达100平方公里，紫霞洞曲径通幽，骆驼峰高耸入云，牛鼻寨的“天下第一巷”鬼斧神工，堪称“亚洲第一”的仙人桥浑然天成。登八角寨远眺，群峰幽谷，丹崖秀水，尽收眼底；泛舟扶夷水上，澄江如练蜿蜒于百里画廊。全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至此油然感慨：“一线天梯惊煞人，幽谷深处净无尘；新宁别有奇峰在，不让武陵独占春。” 境内交通称便。明清之际，宝庆府城依资江黄金水道和数条驿道而成为水陆要冲，湘中重镇；民国时期，湘黔公路干线贯穿境内，邵阳县城成为东南与西南商品物资转运枢纽。而今，娄邵铁路连接湘黔铁路干线，经娄底、株洲、长沙而达全国各地。公路有320国道横贯东西，207国道纵连南北，省道、县道、乡道及专用公路在境内经纬交织，通车里程达5839公里。
   （二） 邵阳人文历史源远流长。境内多处文化遗址的发掘，勾勒出斯土人文兴替的轨迹。灵秀的山水，淳厚的民风，孕育出一代又一代风云人物。千百年来，这些风流俊杰、志士仁人，审时度势，顺应历史潮流，或忧国忧民，著书立说，振聋启聩；或挺身而出，奋起抗侮御敌，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乃至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页页光辉的历史篇章。晚唐时期，胡曾以《咏史诗》3卷等诗文传世，闻达当时。宋代，文有周仪中进士，官至谏议大夫，史称嘉祐直臣；武有杨再兴为岳飞军前统制，屡立战功，系一代抗金名将。元代，“苗帅”杨完者，驭溪峒之兵，驰骋吴越。明初的黔宁王沐英、凉国公蓝玉，佐朱元璋平南扫北，开创明朝基业；明中叶的镇朔大将军杨洪，为固边卫国，立下不朽功勋。明中叶后，由于军事统治的强化，明岷王宗室及豪强的残酷剥削，境内人民揭竿反官，此起彼伏，烽火绵延。先有蒙能、李天保起义蔓及今湘、桂、黔边区，历时24年，堪称壮举；弘治年间，李再万起义威震溪峒，迫使明廷调整苗疆政策，在今城步北境首次实行“改土归流”；崇祯年间，尹子奇、袁有志起义，聚众数万人，据地数百里，一举攻占武冈城，愤诛暴君岷王朱企〓。明末清初，境内战火频仍，社会动荡，而在文化领域却群星璀璨。宝庆车氏一族，人文荟萃，首起者车大任，官至浙江布政使，既力抗倭寇，又享誉文坛。他和兄弟车大敬以下7代，人才辈出，车以遵、车万育、车鼎丰、车鼎晋、车敏来、车无咎等以学术成家者35人，著作达1000余卷。
   清代，境内既是中原向西南用兵的通衢，又是封建朝廷节制少数民族的前沿。乾隆年间，粟贤宇、杨清保领导城步、绥宁及广西义宁等县少数民族起义，给清王朝以沉重打击。道光年间，仅新宁一邑，就有蓝正樽、雷再浩、李沅发先后聚众树旗，揭竿反清，其中李沅发率众转战湘、桂两省20余州、县。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国是日非，民族濒危，促使境内一批批有识之士迅速觉醒。魏源率先倡导“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并主张改革弊政，认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对后来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产生深远影响。他被公认为中国19世纪中叶著名的启蒙思想家。
   晚清，境内还出现江忠源、刘长佑、刘坤一、魏光焘等一批维护清廷统治的军政重臣，或在镇压太平天国的烽火中发迹军旅，或在外族入侵时跃马御敌，在中国近代史上各有其相应的地位。
   20世纪初，面对外患内忧的现实，樊锥率先投身维新运动，组建南学会邵阳分会，著书撰文痛斥时弊，第一个提出“公天下”的口号，“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贺金声则举旗募兵，拒教驱洋，宁死不贰。谭人凤、蔡锷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更是敢为天下之先。辛亥革命事起，谭人凤身为武昌前敌指挥使，与城池共存亡，有初创民国之绩；后袁世凯窃国称帝，蔡锷自云南率师讨袁，护国成功，有再造共和之勋。民国8年（1919）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爆发和民国10年（1921）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揭开中国新民民主义革命的序幕。“五四”运动狂飚骤起时，匡互生就愤然站在北京学生运动的前列，第一个冲进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举火焚烧赵家楼。民国9年，贺民范鼓励并支持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后又首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彭述之、彭粹夫便投身革命，成为最早的党员之一。随着新文化运动浪潮的冲击，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境内一批批热血儿女在求索中思考，于比较中抉择，前赴后继地走上救国救民的道路。袁国平、李林、谢嵩等有志青年，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工农红军领导职务，驰骋疆场，为民族和人民解放事业先后英勇献身。大革命时期，李秋涛、罗卓云于民国14年（1925）分别在武冈、宝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民国15年6月，宝庆等县召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实现境内第一次国共合作。在中共地方组织领导下，境内工农运动一度风起云涌。“马日事变”后，面对白色恐怖，罗卓云、彭钟泽、向暄、欧阳秋曝、刘惊涛等优秀共产党人在与国民党右派势力进行殊死斗争中壮烈牺牲。民国19年至24年，中国工农红军或攻城略地，或长征路过，4次进入境内，沿途撒播影响深远的革命火种。抗日战争爆发后，半壁河山沦陷，群情忧愤。民国27年，先有吕振羽、张天翼等受中共湖南省工委委派来境内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培养抗日干部，讲学院有“南方抗大”之誉；随后，中共湖南省工委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迁来邵阳县城，博古、徐特立、高文华、帅孟奇等一大批知名人士云集这里，组织领导抗日救亡运动，邵阳一度成为湖南的抗战救亡中心。民国38年（1949）春，国民党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境内进步人士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纷纷举行武装起义。6月，建立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第二支队。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挥师入境，与白崇禧部队决战，取得衡宝战役的胜利。在20余年曲折艰难的革命斗争和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过程中，境内涌现出姚喆、李寿轩、袁也烈、石新安、唐健如等在土地革命、抗日烽火和解放战争中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的人民解放军一代骁将；也哺育了贺绿汀、吕振羽、刘敦桢、李薰、魏荣爵等在文化、科技领域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而不倦求索，传播真理，启迪民众的著名文艺家、史学家和科学家。如此一代人杰，既为民族增辉，也为桑梓增色。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更涌现出众多的先进人物和英雄模范，他们那种无私奉献精神和卓著功绩，无不令人仰慕和敬重。
   （三） 邵阳市城区地处湘中腹地，为历代郡、州、府、路、县治所。秦汉之际，资、邵二水交汇处渐成市集。西汉昭陵县设治于资江南岸，邵水之西。两晋至隋唐，县、郡、州治所或南或北，几经变迁。唐贞观年间，州、县于今城区同城而治，城池滨资江呈东西走向。南宋升宝庆府后，城池扩大，并夯土筑城墙。明初，始筑石城墙，以宝庆府署为中心，建有5座城门，形成封闭式城池格局。
   清代，宝庆府城从内城向邵水以东的外城拓展，其态势为资江绕郭，邵水穿城，东西狭长。城墙几经修葺，环城墙设置炮台12个，建城楼7座，加之山环水复，攻取不易，有“铁打宝庆”之称。中华民国建立后，废府设县。县城历经两度艰难建设，亦两度遭战乱水灾破坏。民国17年（1928），潭宝公路建成后，又相继修通衡宝、宝洞榆等公路，通达长、潭、衡等重镇，并逐渐延伸至湘西、贵州。抗日战争时期，大批流亡人口入境，邵阳县城传统手工业、商业也随之兴旺。长沙“文夕大火”后，邵阳成为东南及中南各省通往川、黔、滇、桂的货物转运集散地。以后由于日军陷境的战火毁坏，及民国38年6月罕见的洪灾洗劫，千载古城满目疮痍，呈一派破败、萧条景象。至新中国成立前夕，邵阳县城建成区面积只有3.2平方公里，人口6.47万。房屋建筑总面积108.51万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39.55万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为3.66平方米。城市化水平仅3.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接管邵阳城，建立邵阳市。50年代起，医治战争和水灾创伤，改造旧城，建设新区，城市逐渐步入规划、建设、管理并举的新时期。60～70年代，在“三线”建设的推动下，城市建设形成高潮。先后新辟、扩改一批城市主次干道；拓宽青龙桥，筑修资江大桥、邵水桥、沿江桥。新辟城南公园，修复“双清秋月”景区为公园。建设和改造一批住宅区，缓解住宅紧张矛盾。建成工业街水厂等3个供水企业，日供水能力增至14万立方米。开辟市区公共汽车线路。建成娄邵铁路，并一度开通邵阳至长沙的民航，形成公路、铁路、水路与航空基本齐备的交通网络。同时依据城市总体规划，逐步明晰城市功能分区，小江湖轻工业区、龙须塘化工区、城东机械工业区、城西机械建材工业区、城南文化教育区与电子工业区先后形成并初具规模。至1976年，城区初步奠定机械、化工、轻工业城市的基础，建成区面积16.7平方公里，人口15.36万人，分别是1949年的5.2倍、2.4倍。城市化水平上升到6%。
   1977年，邵阳市升格为省辖市。市郊面积随之扩大，市区总面积达411平方公里。1986年实行市领导县体制。邵阳市区作为一域之中心城市，职能由单一型向多层次、多功能、综合型发展。中共邵阳市委、市人民政府坚持“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方针，一手抓旧城改造，一手抓新区开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和规模，超过以往任何时期。首先通过编制第三次《邵阳市总体规划》，并在实践中修编逐步完善，明确邵阳以轻纺、机械、食品、化工为主体的工业城市性质，实行控制东西，发展南北，拓开城市骨架的建设布局。依据规划，先后改造拓展旧城的商业区街，新建一批主次干道，构成南北主干道与东西主干线纵横交错的骨架，形成以人民广场、西湖路为核心，14条公交线路辐射的市区交通网络。兴建东塔公园和水府庙小游园，构成以公园为主体，与街道、庭院绿化点线连缀的绿化系统。建于人民广场街心花坛的彩色音乐喷泉，为省内同类设施之始。环卫设施、路灯照明、上下水道亦配套建设，环境保护逐渐与城市建设同步进行。文化、教育、卫生、体育设施也逐步配套。供气、供热事业起步，煤气工程筹建就绪。市区9.6万门数字程控电话和微波、光纤通讯系统均已投入建设之中，标志着邵阳的城市现代化建设迈上新的台阶。住宅建设步伐加快，房地产开发向独立的产业发展，滑石新村等一批布局合理、设施齐全的住宅小区，一幢幢钢混结构、美观适用的崭新楼房拔地而起。1990年，城市建成区面积达23.3平方公里，房屋建筑面积992.47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391.25万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6.84平方米。城市化水平为10%，其凝聚力、辐射力及综合功能日渐增强。凝聚辐射的内容由单一的政治、经济关系扩大到人才、技术、文化教育、商品物资等多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的交流，不仅成为全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中心，而且是湘中的公路交通枢纽。在中心城市辐射下，城乡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全市除9个县城外，建有50个建制镇，逐步形成由建制镇、县城中心镇、中心城市构成的宝塔型城镇体系。
   （四） 邵阳的现代工业，是在传统手工业的基础上从无到有、由小到大逐渐发展起来的。西汉时，境内即有冶炼铜、铁，烧制陶器、砖瓦等产业。唐代，出现淘金、采银的工场。南宋时期，造纸业、刻书业已有一定规模。至清代，宝庆府城雕板刻书业较为兴隆，有刻书坊20多家，与长沙、茶陵、永州并称为湖南四大书城。清乾隆年间，境内手工造纸发展到3000余户，集中于龙山、滩头、六都寨等地，土纸产量一度占当时全省总产量的75%，宝庆成为湖南三大造纸基地之一。同治年间，宝庆南乡一带有钢坊20多家，年产钢万余担，行销长沙、汉口及豫、甘、晋、冀等省。宝庆东乡牛马司及南乡九公桥等地多处采煤，年销出境约300万担。民国初期，境内手工业继续发展。造纸、采煤、冶炼等产业长盛不衰，土布、针织、染坊、笔墨制造、皮件加工、制革、竹刻、石雕等行业发展较快。民国14年（1925），宝庆县城左氏管弦室雕刻的翻簧竹刻荷叶花瓶，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银质奖章。民国15年，刘重威倡议集股兴办的宝庆光明电灯有限公司建成投产，为境内第一家官商合办的工业企业，标志着邵阳现代工业的萌芽。以后，境内各县均创办由地方政府投资的平民工厂，邵阳县城相继创办宝光玻璃厂、惠罗面粉公司等工业企业，然而现代工业发展举步维艰。民国35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邑人蒋廷黻利用联合国善后救济物资，在邵阳建立乡村工业示范组（后改处），下辖水泥厂、硫酸厂、自来水厂、肥料厂、机械厂、汽车修理部等10个小型企业，虽然规模不大，设备不新，产品质量不高，却是邵阳现代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恶性通货膨胀，洋货充斥市场，个体手工业纷纷破产，私营工业也处于萧条状态。1949年，境内工矿企业200余家，工业总产值1312万元。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权一建立，就着手恢复生产，先后将邵阳乡村工业示范处和9个煤矿收归国有，组建国营资江工矿公司，发展生产。并积极扶助与改造私营企业和个体手工业，将宝庆光明电灯公司、惠罗面粉公司和宝光玻璃厂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在市区建立一批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与此同时，市区还从山东、上海及省内衡阳引进技术和人才，相继办起邵阳造纸厂、制革厂、和平钢笔厂、资江烟厂、汽车修理厂等地方国营企业；境内各县也兴建了一批工业企业。至1957年，境内工业企业有645家，工业总产值达8114万元。1958年开展“大跃进”运动，根据“以钢铁为中心，迅速发展工业”的精神，大办钢铁，大办工业。境内工业企业膨胀发展到1720家，其中市区248家。市区和各县在盲目冒进中办起的5家钢铁企业和490多家机械、农机、农具等工厂，后来由于设备、技术和原材料跟不上，大部分停办。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境内一方面积极调整工业布局，关停并转了一批企业；一方面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改造设备，修旧利废，克服各种困难，发展地方工业。至1965年，境内工业企业为552家，工业产值1.18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4.5%，奠定境内工业发展的基础。
   1965年秋起，境内被国家定为“三线”建设地区，先后有17家大中型企业和两个工业研究所定点邵阳。国家对境内“三线”建设中的工业投资达3.48亿元，其项目涉及机械、冶金、轻纺、化工、电子、军工、建材、能源等行业。境内各级党政领导和工业主管部门抓住这一机遇，调整工业建设规划，保证“三线”建设项目尽快竣工投产。相继建成邵阳第二纺织机械厂、湖南印刷机器厂、邵阳液压件厂、湖南汽车制造厂、湖南第一纸板厂、中南制药厂、邵阳纺织厂、邵阳合成洗涤剂厂、红日机械厂等一批大中型骨干企业。这些企业，有的规模之大，设备之新，在全国、全省同行业中堪称第一流。这些大中型企业的建成，迅速改变境内地方工业以小型为主的格局，工业结构得到进一步改善，门类趋于齐全，配套和综合生产能力大大增强。同时，也改善了市区的工业布局，在原有小江湖、龙须塘工业区基础上，开辟城东、城西、江北等新工业区。随着大中型企业的新建，从北京、上海、郑州等地引进一批优秀的科技和管理人才，提高了企业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水平。此期间，尽管有“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干扰和破坏，造成严重的损失。但是境内现代工业规模初步形成，工业生产在动乱中仍有发展。至1978年，境内工业企业达1718家，其中市区297家。工业产值达8.78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5.5%。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境内工业步入稳步发展时期，改革开放给工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此时期，一方面对原有工业企业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挖潜革新；一方面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企业领导体制，推行厂长负责制和经营承包责任制，并采取联营、协作、引进技术和科技成果、产品扩散及在沿海开设经济技术信息窗口等措施，开展横向经济联系，发展工业经济。同时还新建邵阳市热电厂、市毛纺厂、市化纤厂等一批现代化工业企业。1990年，全市乡以上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达2181家，其中市区482家。工业总产值达28.74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3.46%，实现由传统农业为主的区域经济向现代工业为主的城市经济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的41年，国家在境内的工业建设投资累计达22亿多元，形成具有冶金、机械、煤炭、化工、电子、建材、纺织、造纸、食品、医药、电力等37个行业的现代工业格局，年产值上亿元的有13个行业。整个工业布局中，机械、轻纺、化工、食品工业成为四大支柱产业。汽车工业从配件到整车，成龙配套，是湖南省的汽车制造工业基地。纺织工业由单一的复制业发展到棉、麻、毛、化纤品种齐全，纺、织、印、染渐成体系；市化纤厂生产的粘胶长丝填补中南地区的空白，市毛纺厂是全省独家洗毛基地。化学工业形成从基础化工原料到化肥、农药、医药、日用化工等10个门类，省内独家产品有15个。食品工业是后起之秀，系典型的资源型工业，境内丰富的柑桔、竹笋等农产品足以提供充足的原料，一批具有现代水准的食品罐头厂，形成相当规模的创汇能力，市区及城步、洞口等县的罐头已进入国际市场。全市工业产品上千种，品种、规格上万种，有388种产品被评省级以上优质产品，其中国优2个，部优62个。汽车、食品罐头、机制纸及纸板、炭黑、皮革、合成洗涤剂、洗衣机等产品名列全省前茅；印刷机械、纺织机械、液压件、粘胶长丝等产品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电子工业产品已应用于人造地球卫星、海底电缆和军事尖端科技；传统的竹、木、石雕蜚声欧美和东南亚等国家；新兴的抽纱和羽绒制品也跻身世界市场。
   （五） 境内以山丘区为主的多样化地貌，农、林、牧、副、渔自然布局层次明显，具有发展立体农业的良好条件。
   秦汉之际，中原农业技术即传入境内。晋代始产茶叶，在今城步山区出现最早的人工营造的杉木林。唐宋时期，境内粮食生产发展到“稻粟再熟”，耕地面积不断增加；柑桔、香橼、桃、李、梨等多种水果已开始培植栽种。清初，朝廷重农垦荒。至清末，境内水稻品种发展到59个，经济作物有257种，蔬菜类有84种。茶叶成为大宗产品，武冈云山茶、邵阳桂丁茶、城步长安虫茶被列为贡品。苡米、龙牙百合、黄花、辣椒、靛蓝等经济作物发展亦快。畜牧水产养殖品种日渐增多。木材、生漆、桐油等林产品经资江、巫水大量外运，销往省内外。但终因山多人多田少，水旱灾害频繁以及封建生产关系的制约，长期以来粮食产量低，民不敷食，野有饿殍。民国建立后，境内始有官方设置的华中区农业推广繁殖站，县实验农业推广所、林务办事处等机构，开展推广良种，植桐、植棉等农、林技术活动。亦出现私人创办的园艺场，引种温州蜜桔、脐橙，发展生产。然而，由于封建土地关系的束缚，地处衡邵干旱走廊灾荒肆虐，加上战火绵延的影响，境内农业耕作粗放，技术落后，产量低下，发展缓慢。至1949年，粮食总产量只有62.83万吨，农业总产值3.92亿元；人均产粮203公斤，人均产值仅126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迅速组织境内农民在征粮支前、剿匪反霸、减租退押的基础上，开展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实现“耕者有其田”的重大社会变革，生产力获得解放，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1952年，境内开始组织农民互助合作，开展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是年境内最早的水库——武冈傅家冲、城口冲及洞口棉花塘3座水库建成受益。同时，组织农民改良土壤，扩大耕地面积，提高粮食复种指数。1953年始种双季稻。以后逐年大面积推广，通过引进技术、良种，施用农药、化肥，不断提高单位面积产量。1956年，95.6%的农户加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组织起来”的农民依靠集体的力量，战胜长达100余天的夏秋连旱，扩大秋冬种作物，开展多种经营，自力更生度过灾年。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在抗御自然灾害，发展生产上显示明显的优越性。1958年秋，境内所有高级社并入“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这种“一大二公”的体制，严重脱离农村生产力的实际，加上当时盛行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干部特殊风和“共产风”，挫伤群众的生产积极性。60年代初，根据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纠正“人民公社化”时期“左”的错误，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境内农村经济逐渐复苏。60年代至70年代，境内粮食生产自单季稻改双季稻后，又通过高杆改矮杆、常规稻改杂交稻等变革，全境粮食总产量1965年突破100万吨，1978年达到200万吨。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农村的兴起，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迅速铺开，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大圳灌区及隆回六都寨大型水库先后动工兴建。大圳灌区展布武冈、新宁、洞口、隆回、邵阳5县2680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设计灌溉面积达54.7万亩。自1964年开始的各县杉木林基地建设成效明显，基地造林保存率在60%以上。城步、新宁、隆回3县被确定为湖南省百万亩用材林基地县。境内各县、区、社相继成立社队企业和农业机械管理机构。集体林场、猪场、园艺场、农机站、兽医站发展迅速。1978年，境内柑桔种植面积突破10万亩；邵东县成为全省第一个社队企业总收入过亿元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邵阳地、市委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突破口，调整农村生产关系，逐步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村发生巨大变化。1981年全面推行以大包干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山林、水面、畜牧养殖、乡镇企业及水利管理、植保等承包责任制也相继出台。1983年，境内粮食总产量达258.44万吨，创历史最高水平。随后，又通过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进行以发展商品生产为中心的农村第二步改革，并在稳定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完善集体经济的双层经营，发展多样化的专业性经济联合。在“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的方针指引下，境内推行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多种经营和商品生产的经济政策，合理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开发山丘经济，先后建成一批农业商品生产基地，即邵东、邵阳、洞口、武冈的粮食生产基地；邵东、新邵、邵阳、洞口、隆回、武冈的生猪生产基地；城步、新宁的绵羊生产基地；郊区、洞口的早熟柑桔出口基地；新宁的脐橙出口基地；隆回、洞口、武冈、邵东的茶叶生产基地。在林业生产上，实行封山育林、飞机播种造林、人工造林、全民义务植树“四个轮子”一齐转。新邵县步入全省第一批消灭宜林荒山县行列，绥宁、城步、新宁、洞口则建成初具规模的全省用材林基地县；并新建林业部和省联营的城步国营林场速生丰产林商品材基地和绥宁、洞口、新宁、城步等县的乡村速生丰产林基地及丘陵区国外松基地。1990年，全市农业总产值达16.55亿元，粮食总产量为232.08万吨，经济作物总产量31.02万吨，其中柑桔总产量10.94万吨；生猪出栏335.92万头，大牲畜存栏65.73万头，水产品总产量34085吨。柑桔总产、大牲畜存栏名列全省各地州市之首。农产品商品率达41.5%，逐步实现由自给半自给性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由传统的、单一的粮猪型经济向现代的、多层次的综合经营型经济转化，立体农业开发初具规模。乡镇企业发展到96799家，从业37.82万人，占农村总劳力的12%。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8.69亿元。不仅成为农村经济的“半壁江山”，也是邵阳工业的一支重要方面军。至1990年，全市建成各类水利工程37万多处，其中水库1256座，总库容量13.768亿立方米，有大中型水库28座；塘坝26.47万处，水轮泵站736处，机械排灌固定站4793处，电力提灌站3413处，初步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灌溉系统，蓄、引、提总水量达27.42亿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达382.7万亩，为1949年的1.66倍；旱涝保收面积265.83万亩，为1949年的6.04倍。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94.55万千瓦。全市还建成水电站1045处，装机14.01万千瓦。城步、绥宁已建设成为全国农村初级电气化县，新宁、洞口被列为全国第二批农村电气化试点县。众多的水利水电工程如颗颗璀璨的明珠，星罗棋布于境内的山涧溪谷，田园阡陌，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全市的农业生产条件。
   （六） 邵阳城区自古为湘中及湘西南的传统商埠。鸦片战争前，境内盛产的土纸等手工业品和玉兰片、龙牙百合、苡米、茶叶等土特产品，多在此集散，粮食交易亦较活跃。鸦片战争后，洋货渐次输入。江西、福建、陕西等省及省内长沙、湘乡、衡阳、新化等地商贾陆续来此经商从业，并逐渐形成商业行帮。江西人多营药材、首饰，陕西人多营皮毛，湘乡人主营布匹、南货、杂货。皮毛交易不仅辐射境内各县，而且吸引湘西及贵州、广西、云南的肩挑小贩至此，成为西南各省的皮毛集散市场。此外，土纸、煤炭、大条钢的交易流通亦是大宗，通过资江运销省内外。用毛板船沿资江水运煤炭至益阳、汉口等地，先卖煤炭，再将空船卖给拆板厂，这种独特水运方式持续百余年。黄花菜、晒烟、干辣椒等农产品的外销量也较大。随着长沙、岳州的开埠，外来商品日渐增多，既有洋布、绸缎、钟表、书画，也有瓷器、海味、糖、盐。盐业实行官督商运，宝庆府城中有盐商20余家，年销盐25000吨。宣统年间，富商左秉刚始建商务局，商业行帮堂会均成其基层组织。宝庆城内有粮食、绸布、国药、生皮、熟皮、南货、盐业、山货、杂货、烟酒等20多个行业工商户2000余家。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于宝庆县城，商界损失较大。民国13年又洪灾为患，沿河商铺倒塌甚多，加之土钢、土靛被洋钢、洋靛取代，市场衰落，商业不振。民国17年潭宝公路建成通车后，外来客商增多，输入输出商品增加，邵阳县城不仅是山货土产的集散市场，而且成为湘中、湘西南的货物转运中心，城区有转运公司7家。城外洛阳洞形成烟叶交易市场。经营生皮、熟皮者有200余户，年销货额300多万银元。至抗战初增至400多万银元，为皮毛畜产业鼎盛时期，邵阳与汉口、上海并称为全国三大皮毛市场。抗日战争爆发后，长沙及外省的工商业者相继流亡境内，城区人口激增，市场一度繁荣。由于来自东南各省的货物断源，境内棉花、土布、土纱、土纸及粮食的生产、交易十分活跃，旅栈业也随之兴隆。抗战后期，因邵阳地处湘黔公路动脉，西南各省的土产输出，洋货输入，及其迫切必需的轻纺产品，均以邵阳为转口点，成为内外物资的重要转运枢纽。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反人民内战，不法商人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人们重货轻币，境内商业一蹶难振。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迅速建立工商管理机构，加强工商业及市场管理，打击投机活动，组织人员调进大批粮食、棉纱、食盐等基本生活资料，投入市场，遏制通货膨胀，平抑物价。1950年3月起，相继成立邵阳专区贸易公司，专、市、县供销合作社等国营、集体商业机构，组织调拨商品，供应城乡居民。并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发展集市贸易。1953年后，国家先后实行粮食、油料、棉花、棉布等商品的统购统销，政府组织私营商业在合并联营的基础上，实行联购分销，为国营经销、代销、代批。同时，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至1956年改造基本完成，形成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统一市场。1957年，境内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1.24亿元，比1952年增加86%。1958年“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期间，境内国营商业、供销合作商业体制高度集中，统包统分，独家经营，流通渠道单一，商业网点几经缩减。至1970年降到最低点，境内仅存商业机构网点2777个，比1957年减少58.5%，比1952年减少78.2%。同时，关闭集市贸易，视个体商业、服务业为“资本主义尾巴”，加以限制，致使群众陷入买难、卖难的困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民政府改革流通体制，商业独家经营的局面逐渐打破，多种经济成分、多种商业形式、多条流通渠道、少环节、多元化的商品流通格局逐渐形成。在发挥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商业主渠道作用的同时，积极扶持集体和个体私营商业，并允许批零兼营，深购远销。同时积极开放城乡集市贸易，发展专业市场，商业网点成倍增长，个体私营商业异军突起，市场建设方兴未艾。1990年，全市拥有商业机构网点51326个，从业人员11.21万人，其中门类齐全的商业零售网点48820个，专业性商店、商行2369个。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27.08亿元，比1978年增长3.8倍。不仅城区商业大厦高楼林立，农村集镇、村寨也店铺栉比。分布城区和各县城的大型商场有邵阳市百货大楼、纺织品大楼、宝庆商场、百货站商场、洞口百货大楼、新邵百货大楼、邵东百货大楼等10余个。全市个体私营商业发展到49594家，营业额达6.66亿元，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24.6%。邵东县个体私营商业发展迅速，带动近10万农民参与流通活动，从商足迹遍及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多方集资加快集贸市场建设，一些规模较大的露天墟场，改建为厂棚式固定摊位；定期集市发展为日日成交；零售为主发展到专业批发，综合经营。并出现一批名闻遐迩、辐射全国的专业市场。东有邵东两市镇小商品批发市场，规模为中南各省之冠，年成交额达1.6亿元；廉桥镇药材市场，经营药材上千种，跻身全国十大药都之列；毛家栗山小五金市场，商品远销云南、贵州等省；邵阳城区南门口工农贸市场，日成交额达10万元以上。西有武冈县城中心市场，是市境西边各县的商品吞吐集散中心；洞口县高沙镇仔猪市场，日成交仔猪3600多头，辐射至黔、桂、粤、滇等省（区）。
   （七） 春秋战国时期，具有浓郁地方风格的楚文化便流传境内，并在吸收中原文化的基础上，逐渐融合原有的土著文化，显示出其独特的魅力和光彩。北宋庆历四年（1044），邵州州学始创于州治之左，以后各县县学相继创办，兴儒重教，弦歌相继，世代传承。元皇庆二年（1313），苗酋杨再成捐资创办城步儒林书院，为境内书院之始，后有宝庆濂溪书院等相继兴办，“导进人才，广学校所不及”。书香绵延，文明演进，既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也催化、弘扬了地方文化。至清代，境内文人雅士的创作方兴未艾，民间艺术亦大放异彩。清初车万育的《声律启蒙》，是家喻户晓的声律学启蒙教材，风行全国。乾隆年间，邵阳西乡滩头的木刻年画进入全盛时期，《老鼠嫁女》、《和气致祥》、《年年发财》等作品流布川、黔、滇、桂10余省，并远销东南亚各国。魏源既是晚清时期的著名启蒙思想家，也是一代诗雄，与龚自珍齐名，人称“龚魏”，共领风骚。著名方志学家、近代舆地学家邹汉勋，诗宗汉魏，与魏源和道州何绍基被誉为“湘中三杰”。鸦片战争以后，西风东渐，邑人视界渐开。不仅邓辅纶、邓绎等文人，敢于正视外患内忧的现实，其诗作充满忧时忧国的深情；湖湘文化崇尚实学、经世致用的先进思想，在教育界亦得到弘扬。光绪二十四年（1898），武冈鳌山等3所书院转重实学；在邵阳县城创办的滕氏女塾，则为新式学堂之雏型。此后，境内一些义学、书院渐次改为小学堂，并应时创办宝庆府中学堂，新式学堂逐步取代旧式儒学教育，延续千余年的封建科举制度乃告结束。
   中华民国初年，境内文化、教育事业逐渐贴近时政，从学校教育扩展到社会民众教育。“五四”运动后，境内书肆开始传播新文化运动的进步书籍，文明戏、自由体诗和白话小说、散文相继兴起，促使邵阳现代文化汇入宣传反帝、反封建和民主革命的大潮。抗日战争期间，中共湖南省工委创办的《观察日报》等一批进步报纸和学校迁邵，吕振羽、王西彦、艾青、张天翼、蒋牧良等文化名人都在境内从事抗战救亡的宣传、教育工作。由《观察日报》、《力报》、《真报》等报纸掀起的抗战文学热潮，既起到唤醒民众的作用，也造就一批文艺、新闻人才。此期间的教育事业亦有发展，实行按乡、保设学的制度，即乡设中心小学，保设国民小学。至民国30年（1941），境内乡国民中心小学达156所，保国民小学达1709所，学龄儿童入学率达48%。以后由于日军犯境及国民党发动反人民的内战，境内文化教育事业受到严重摧残，社会文化团体和设施，或因战乱停业，或为战火所毁，学校教育亦未恢复到战前水平。据民国37年邵阳、武冈、新宁、城步和新化、绥宁6县统计，在336万总人口中，青壮年文盲为121万，占人口总数的36%，占青壮年人口数的8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境内文化、教育及科技、卫生、体育、新闻、广播等社会事业均有长足的进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接管和改造原有学校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办学规模，广泛劝导鼓励工农子弟入学，同时开展扫除文盲活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蓬勃发展。传统文化艺术得到发扬，戏剧、电影、图书等文化事业日趋繁荣，剧院、影院、文化宫、文化馆、图书馆、俱乐部等各项文化设施的建设呈现齐头并进之势。《打鸟》、《昭君出塞》等花鼓戏、祁剧的优秀传统剧目得到挖掘和整理，推陈出新。李岸、谢璞和陈白一等一批作家、艺术家，以其具浓郁乡土气息的创作登上文坛艺苑。广播事业的从无到有，多种报刊的普遍发行，日渐丰富、活跃了城乡人民的文化生活。医疗卫生网络逐步形成，爱国卫生运动全面开展，一些威胁人民身体健康的地方病、传染病得到控制或消灭，极大地提高人民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然而，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使一大批知识分子受到“左”的伤害，文化、教育等社会事业的发展也受到严重影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境内各级中共党委和人民政府在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建设中，采取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措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同步发展。在此期间，已完成普及初等教育的历史任务，改革了中等教育结构，职业技术教育得到较快发展，同时调整高等教育布局，以普通教育为重点、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全面发展的教育体系正在形成。文化事业重放异彩，文艺界的老作家焕发青春，新作者脱颖而出，文学社团和创作群体相继涌现，创作日渐繁荣，每年都有新著出版。山歌剧《相亲亭》、摄影作品《大地》、《山花》等荣获国家级或国际奖励。艺术教育和研究得到发展，成果丰硕。电视、音像事业兴起并较快普及城乡。《邵阳日报》、《新花》、《中小学音乐报》等一批报刊杂志，异彩纷呈，发行遍及城乡。科技队伍不断壮大，科研成果得到推广运用，共有778项成果获得市级奖励，146项获得省级奖励，32项获得国家奖励。一大批文化、体育和医疗卫生设施的兴建，为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创造了条件。至1990年，全市建有高等院校3所，中等专业学校8所，技工学校9所，农村职业中学59所，普通中学669所，普通小学4692所。在校大学生有3719人，在校中学生29.26万人，小学生81.96万人。有科研机构97个，其中全民所有制57个，企业自办20个。各类科技人员共94106人。文化艺术事业机构290个，有电视台1座、广播电台1座，电视发射台、转播台31座；体育馆2个，体育场10处。医疗卫生机构923个，其中医院461所，病床12126张。
   千百年来，邵阳历经沧桑。在这一方热土上，人们繁衍生息，祖辈开拓耕耘，社会演进变革，涌现出几多风流俊杰，产生过几多惊天壮举。尤其是1925年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邵阳人民前仆后继，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地主阶级进行了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新中国成立后，邵阳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重整河山，艰苦创业，蹈砺前进，建立起工业基础较好、农业独具特色、第三产业较为发达的现代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又给邵阳注入了新的活力，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990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达27.17亿元，社会总产值52.2亿元，国民收入21.4亿元，工农业总产值45.29亿元，地方财政收入3.69亿元，城乡居民储蓄总额16亿元，职工人均工资184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558元。然而，在历史前进的步伐中，也有过曲折，有过失误，致使邵阳丢失几多可以阔步前进的大好时光和机遇。如今放眼华夏，极目湖湘，邵阳与全国、全省的先进地区之间存在不可回避的差距，诸如思想观念上内陆意识、计划经济观念、小农经济思想的束缚，区位、交通优势的失落，基础设施建设上严重的投入不足，因行政区划几经变更，工业重心析出，导致产业结构上的不够合理，人口与耕地及粮食需求上的潜在矛盾，以及山丘开发上明显的广度、深度不够，依然制约着邵阳向现代化迈进的步伐。有差距便有潜力，落后更孕育着希望。为此，中共邵阳市委、市人民政府决定，立足市情，扬长避短，卧薪尝胆，加快发展，依据邵阳资源优势多、经济腹地广、市场容量大、民间潜力大的特点，坚持“以国有经济为主导，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全面实施“民营突破，开放带动，科教领先”的发展战略。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拓宽思路，形成加快发展的共识；举全市之力，加快路、水、电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自己的区位条件；全方位地开发丘岗山地，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把农业大市建设成农业强市；避近期内难以成为全国全省投资重点之短，放手放胆发展民营经济；“抓大放小”，通过“扶新、扶大、扶强、扶特”，培植一批国有骨干企业；大力招商引资，借助外力，启动内力，以开放促开发，以开发促发展，扬山之长，兴地之利，取矿之宝，尽人之才，开放兴邵，发展富民。这样，一个现代化的新邵阳必将在不久的将来崛起于湖湘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