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阳松坡图书馆

一、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1957年，全县经济工作，出现了建县以来最好的势头县委根据上级党委的部署，于5月17～22日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参加人员有乡总支书记，县属科局长、非中共人士共400多人，学习中共中央整风指示和毛泽东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动员帮助党开展整风。会议期间，对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意见、批评和建议300多条。9月中旬，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在全县开展整风运动，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9月15～28日，县委召开区乡干部会议，到会645人。就粮食工作、领导作风、干部政策、农业合作化、农民生活等方面，提出意见3450条。县委成立整风领导小组，制订整风规划，并在县属机关、中学，以会议、大字报形式，开展大鸣大放。翌年2月上旬，全县小学教师集中开会，和机关干部、中学教师中许多人一样，对党组织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大量批评和建议。以上几次会议上提出的意见、批评和建议，大部分是诚恳的、善意的、有些还是中肯的。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利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言论和一些非正常的活动。县委根据上级党委的部署，对错误言论进行辩论，以分清是非，稳定群众情绪，是必要的。但由于没有认真分析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一些有错误言论，甚至提出过一些逆耳忠言的人，视为“右派”，划为“右派分子”，进行批判斗争，出现了严重扩大化错误，伤害了一批有识之士，使一些敢于实事求是，敢讲真话的人受到打击。有数名县领导亦未能幸免。1959年开始，县委根据上级党委的部署，分批给部分人摘掉“右派分子”帽子。1979年1月，县委成立专门机构，对县内520名被错划的所谓“右派分子”，逐个复查，全部改正。原被开除党籍、团籍，工职的全部恢复，原来有职务的给以适当安排，因右派问题而受到法律判决的全部撤销，对已死亡人员，按政策规定给以抚恤，妥善安置其家属子女。
  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 1958年2月，县委组织干部学习《人民日报》发表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社论，贯彻中共湖南省一届二次会议、省人大一届五次会议精神，要鼓足干劲，反对保守，将原定的1958年全县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反复修改，粮食计划产量由原定1.95亿公斤（1957年实际1.47亿公斤）增加到3亿公斤。工业总产值计划比1957年增加2.5倍，提出“十年规划，一年完成”、“苦战3年，改观邵东”的口号，要求全县投工710万个，兴修水库138座，普遍提高抗旱能力10天；每亩积肥800担，实现亩产400公斤，改稀植为密植，推广良种，深翻土地，搞好病虫防治，农业生产出现“全面跃进”的势头。是年8月，中央发布《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县委派出干部赴河南省七里公社参观。回县后，组织工作组，按照“一大二公”的要求，在两市塘开展试点，将原两市塘、宋家塘、峦山岭、檀山铺、黄陂桥5个乡合并，于8月29日，建立两市塘人民公社。田土、山林、果园、耕牛农具收归公社所有，统一核算，实行供给制。以作业组为单位办公共食堂，实行政社合一。公社既是基层政权机构，又是农村经济组织单位，合工、农、兵、学、商为一体。其时，《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号召“高举人民公社旗帜前进”。为了紧跟形势，全县于10月底，区、乡建制全部撤销，将原有1077个高级社合建成17个人民公社，以作业组为单位，建公共食堂7362个。全县组织600多名干部和15万农业劳动力，修建土高炉1400座，大炼钢铁，为保钢铁“元帅升帐”，随即大办煤窑，大办运输，大搞工具改革，劳力就地调集，林木任意砍伐。1958年，全县虽产生铁3.75万吨，由于脱离实际，不按客观规律办事，所产生铁大多是“炉渣铁”。大批农业劳动力被抽走之后，有些农作物未及时收获而霉烂。1959年开始，生产钢铁的那些“小土群”废弃，工业劳动力逐步回到农业。是年，全县投工755万个，完成土石方1600万立方米，建中型水库1座，小型水库33座，新建县乡公路339公里。应该肯定，这些水库和公路是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汗水结晶，其效益至今犹存。但是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泛滥，在各种“大办”中，公社无偿调用生产队的劳力和物资，甚至调用社员的房屋和家具，使农民惊恐和不满。所有这些，造成生产力的很大破坏，加之1960年，夏秋连旱112天，全县粮食总产仅1.158亿公斤，比1957年减少15.6%，农村人均消费量由1957年225公斤减少到168.5公斤，减少25.2%，加上食用油、猪肉的人均消费量大幅度减少，城乡人口因营养不良，普遍发生浮肿病，死亡率提高。1960年，全县死亡人口34540人，按1958年前最高年份的正常死亡9100人计算，约超过2.7倍，原本希望快一些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结果出现了令人痛心的事实，这主要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五风”带来的严重后果，教训是很深刻的。
  三、反“右倾”斗争 1958年冬至1959年上半年，县内不少干部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的一些错误作法，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有的虽然言词过激，但目的是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不再受损失。1959年8月下旬，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会上错误地批判了县委常委宫锡杰。10月29日，县委召开扩干会，贯彻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动员全党捍卫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红旗，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把一些对“大跃进”、“大办钢铁”和办公共食堂持不同看法的人，视为思想右倾，扣上反对“三面红旗”的帽子，小会批评，大会批判。大会期间，有36人受大会批斗。会后，在全县工人、农民中，开展名为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再教育，实际是全面反“右倾”，使“五风”错误愈演愈烈，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失。1960年，全县农业产值按不变价计算，比1957年下降25.8%。1962年，县委贯彻中央扩大工作会议（7000人大会）精神，全面进行甄别平反，给受批斗、受处分的380多人恢复名誉，但有些还留有“尾巴”；1979年后，彻底改正。
  四、调整公社体制和经济政策 1961年1月，县委根据省委（1961）56号文件精神，将17个公社调整为49个农村公社和3个城市公社，是年3月，县委贯彻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12条政策），组织工作组深入黄陂桥公社开展“五风”退赔试点。是年7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公布后，又将52个公社调整为76个，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坚持按劳分配，全县7362个农村公共食堂全部解散。在经济发展上，突出农业，各行各业支援农业，这些符合农民心愿的措施，虽未彻底解决人民公社的根本矛盾，但毕竟使一批当时群众意见最大的紧迫问题得以解决。对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接着，对1958～1960年仓促上马的25个县属企业，进行逐个论证，凡原材料无保障，产品无销路，资金和技术无法承受的19个企业予以停办，对927个公社企业下放到大队，县财政对农业的投资由1960年占总投资的7%连续3年增加到80%以上，精简下放职工9900多人，压缩城镇非农业人口3.2万人，恢复、发展集市贸易35处，动员各行各业全力支援农业，县区领导深入农村办点，推广农业科学技术。1962年与1961年比，农业产值增6.2%，粮食增3.9%。随后逐年连续增产。1961～1965年，农业总产值年递增率在10%左右，粮食总产每年递增5.6%。
  五、社会主义教育 1962年，全县农村贯彻执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以纠正“共产风”的错误，部分社、队并实行包产到组、到户的责任制，农村经济迅速得以恢复。1963年1月，县委贯彻省委关于《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指示，以区为单位，分批培训农村大队、生产队骨干，号召基层干部自觉革命，解决作风和经济的一些问题。全县有9915人，主动退出贪污款7.69万元，退出多占粮食3.57万公斤。是年7月，县委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开始在农村开展以“四清”（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组织工作组到周官桥公社周祝、盘石等5个大队进行“四清”试点。重点解决基层干部多吃多占，贪污挪用的问题。历时10天，共清退贪污、挪用款5059元，清退多占粮食3280公斤，各种物资折人民币6487元。随后，又在大田、檀山铺公社的两个大队进行试点。这次试点有“左”的倾向，有个大队干部在一户富裕中农家吃一餐饭，也视为阶级斗争问题，作了检讨才过关。196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规定（草案）》（即后十条）下发后，县委根据中共邵阳地委的部署，集中国家干部147人，于1964年1月开始到杉树坪公社进行试点，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清理政治、清理经济、清理组织、清理思想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组织贫农、下中农，开展回忆对比，联系本地实际，大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盖子。历时4个半月结束，虽对教育基层干部起到一些作用，但由于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有31人受到错误处理，有的还被政法机关错判。运动在县未全面铺开之后，根据邵阳地委的安排，全县抽调1400多人，组织社教工作团先后参加邵阳县、洞口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