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阳松坡图书馆 内容
一、工商信贷
1951年，人民银行运用信贷杠杆作用和金融管理职能，扶植工商企业发展，首次发放地方贸易贷款4万元，私营工商业、手工业贷款5万元，年末余额3万元。贷款单位有地方国营贸易公司、供销社、私营土产、百货、绸布等17个行业、91户。1952年，为壮大国营和供销社经济，工商贷款“坚持计划发放，按期归还”的原则，企业流动资金不足，银行给予贷款。信贷员主动到企业帮助制定商品流转计划，银行按单位计划安排贷款指标，按季分配，由区营业所掌握发放。1953年始，随着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信贷工作重点转向全民、集体所有制单位。至1957年，县内国营工商企业、粮食系统、供销合作社向银行贷款1995万元，年末余额380万元。1958年，定额投放、资金分口管理制度被取消。粮食贷款资金预拨制改为“下贷上划”，商业信贷只分商品流转、预付定金两种，余用财务收支轧差法、存贷合一的核算方式。企业内部“以表代帐”，计划管理和信贷监督被打乱，信贷失控。至1962年，全县工商企业贷款8316万元，年均余额1663万元，比上5年增长3.37倍。1963年，贯彻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规定》，正常的信贷制度恢复，信贷资金做到“当年平衡，略有回笼”。至1965年，年末工商信贷余额为785万元，比1958～1962年平均余额压缩53%。
“文化大革命”初期，信贷投放增多。1976年，全县工商信贷余额回升为2331万元，比1965年增长近2倍。1978年，随着工作重点转移，工商信贷规模扩大，货币发行，资金投放相继增加。全县60多个信贷单位受贷支持，经济日益发展。
1980年，贯彻“择优扶植”的原则，按经济合同发放贷款，实行差别利率。产销对路，经营管理好，恪守信用的企业列为重点扶植。对羊毛衫、劳动布、蚊帐布、凸板纸、日用瓷、钢木家具、出口手套、刀剪、氮肥、磷肥、水泥、钢材等列为重点扶持产品。1984年，为支持工业挖潜、革新、改造，中短期设备贷款、基础设施贷款增加。全县设备贷款发放339万元。1986年，工商信贷坚持宏观控制，微观搞活的原则，做到“以销定贷，区别对待，择优扶持，保证重点，支持第三产业的发展，县城5个工商企业向银行贷款70万元，新增商店、旅社、饮食等服务网点13个，安排待业人员217人。年末全县工商信贷余额9500万元。1987年，工商信贷，坚持“紧中有活，扶优限劣”的原则，按企业经济效益、管理水平、信誉状况，分类排队，一类企业优先支持，二类企业逐笔核贷，三类企业紧管限贷，四类企业原则上只收不贷，使贷款结构发生变化。全年共发放工商贷款1.53亿元，其中一类企业贷款增5%，二、三类企业贷款下降25%。1988年，根据国家紧缩银根的新形势，金融部门开展储蓄、收回老欠、向外拆借、发行“金融债券”、特种贷款等方式筹措资金，以满足各工商企业资金的需要。在发放方式上，实行调查、审查、审批三分离，贷款单位、贷款额度、用途、期限、企业类型、审批人六公开，得到社会有效的监督。1990年，全县工商信贷发放19418万元，保持1987年的水平。
二、农业贷款
1950年春，原邵阳县人民政府委托人民银行在境内发放农业贷款，支持贫困农户，恢复发展生产，由个人申请，每亩稻田贷稻谷20公斤，发放到户，当年共贷稻谷270吨。1951年夏，发放农业贷款11万元，帮助农户解决口粮、农具、雨具等困难，翌年收回7万元。1953年始，农业信贷以支援发展农业生产为主，农贷项目有水利贷款、耕牛贷款、贫农合作基金贷款，至1958年，农业信贷2070万元，其中贫农合作基金贷款1000万元，帮助5万农户解决入社股金困难；生产贷款1070万元，帮助农业生产合作社购买耕牛5893头，农具114万件，种子380吨，农药425吨，社员口粮（稻谷）8725吨，肥料185吨，其间修建山塘、河坝、水库等水利工程1.68万处。1960年，人民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发放贷款700万元支援农民度荒。1963年清理贷款，依农户经济状况，豁免391万元。1964年，发放无偿贫困队投资款13.8万元，帮助经济困难的生产队及时购买耕牛146头，农具1803件，化肥375吨，1966年底，全县农贷余额546万元。嗣后多年，坚持年放年收，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社会经济效益较好，粮食产量逐年上升。1982年后，各专业承包户、经济联合体，逐渐成为农业贷款的主要对象。经营项目符合国家政策规定，产品符合国家和社会需要，经营工、商业的，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有营业执照，有一定的自有资金，还款有来源，并有相应的经济实力作担保的予以贷款。是年，全县发放农业贷款208万元。嗣后，连续多年，保持在100～200万元之间。1985年，为565万元。1986年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种植业、养殖业、工业、商业和其他服务业发展迅速。县农业信贷逐年增多。1988年，农业贷款达1417万元。1989年，工商信贷有所压缩，农业信贷则增加到1510万元。1990年，县农业银行组织128人，对佘田桥、牛马司、廉桥、棠下桥的10个村、127户进行调查，摸清贷款底细，坚持个人申请，信贷员进行审查评估论证，逐笔发放到户，解决农民购买春耕生产资料的困难。是年，全县共发放农业贷款5250万元，比上年增长2.47倍。
三、乡镇企业贷款 1970年前，人民公社及大队办企业，由农村信用社贷款。1970年后，公社、大队办企业逐渐增多，信用社贷款难以承受，县人民银行设社队企业贷款专户。1979年，农业银行建立后，社队企业贷款由农业银行承担。至1981年，5年向社队企业贷款3735万元。1982年，社队企业发展迅速加快，金融部门向社队企业贷款除补充其流动资金外，还发放部分基本建设和设备贷款，贷款金额445万元。1984年，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84）1号、4号文件精神，为尽可能地满足乡镇企业发展资金的需要，银行采取发行“金融债券”等办法组织资金，以弥补其经营资金的不足。1988年，对前几年乡镇企业贷款发放上的“三乱”（贷款投放乱、使用乱、管理乱）进行整顿清理。按照商品生产的要求，正确处理好远与近、速度与效益、需要与可能、支持与管理四个关系，贷款重点是产品质量不断提高、消耗下降、经济和社会效益较好的企业。1990年，在紧缩信贷、盘活清收非正常贷款的情况下，银行通过向外拆借、收回部分非正常贷款等，年贷款余额达2829万元。
四、民间借贷清末民初，民间借贷以私人放债为主，会产、公产次之。乡村多借粮食，城镇多借货币，利息面议，借钱月息有四分、五分，高至大加一、大加二不等；借粮年息大加一至二十五。会产、义谷放借，利息低于私借户。民国23年（1934），大旱，灾荒严重，民众以野菜、树皮为食，外出逃荒者甚多。范家山武圣庙义仓放谷救济灾民，一担谷年息一斗二升。财主和富裕户稻谷放借，年息多为加四、加五，钱息更高。富裕户趁灾荒放债暴发者不少，放债1元，月息2角，1年还本付息为3元4角，本年不还，转至下年利滚利变成12元2角4分。民国24年，震中乡农民肖乾元，借岳某铜元20吊（相当银元2元7角），月息大加二，3年归还，卖掉1头黄牛才还清。民国35年，两市塘谦益钱庄放借，月息大加1，中人具保，利息以天计算，借银元1元，每天利息1分，3～5天为限，逾期归还利上加利。民国36年，火厂坪农民李善夫借同心庄银元20元，月息3分4厘，4个月归还40元。1948年春，万安乡乡长赵敏中按照省提出“三七五”的布告，在乡内贴出“三七五”减租（息）标语，当地高利贷者受到抑制，不敢公开肆虐。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间自由借贷仍然存在，放借户减少，多为邻里之间相互借贷，利息低微，甚至无息。1953年起，农村信用社相继建立，高利贷被取缔，但民间互相支援性的借贷未间断，多未计息。1980年后，随着开放、搞活政策的贯彻，民间借贷普遍出现，利息面议，多高于银行、信用社的比率。一般月息1分、2分，甚至大加1不等，口头协议者多，立借据者有之，期限短，两厢情愿，信守诺言。
1951年，人民银行运用信贷杠杆作用和金融管理职能，扶植工商企业发展，首次发放地方贸易贷款4万元，私营工商业、手工业贷款5万元，年末余额3万元。贷款单位有地方国营贸易公司、供销社、私营土产、百货、绸布等17个行业、91户。1952年，为壮大国营和供销社经济，工商贷款“坚持计划发放，按期归还”的原则，企业流动资金不足，银行给予贷款。信贷员主动到企业帮助制定商品流转计划，银行按单位计划安排贷款指标，按季分配，由区营业所掌握发放。1953年始，随着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信贷工作重点转向全民、集体所有制单位。至1957年，县内国营工商企业、粮食系统、供销合作社向银行贷款1995万元，年末余额380万元。1958年，定额投放、资金分口管理制度被取消。粮食贷款资金预拨制改为“下贷上划”，商业信贷只分商品流转、预付定金两种，余用财务收支轧差法、存贷合一的核算方式。企业内部“以表代帐”，计划管理和信贷监督被打乱，信贷失控。至1962年，全县工商企业贷款8316万元，年均余额1663万元，比上5年增长3.37倍。1963年，贯彻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规定》，正常的信贷制度恢复，信贷资金做到“当年平衡，略有回笼”。至1965年，年末工商信贷余额为785万元，比1958～1962年平均余额压缩53%。
“文化大革命”初期，信贷投放增多。1976年，全县工商信贷余额回升为2331万元，比1965年增长近2倍。1978年，随着工作重点转移，工商信贷规模扩大，货币发行，资金投放相继增加。全县60多个信贷单位受贷支持，经济日益发展。
1980年，贯彻“择优扶植”的原则，按经济合同发放贷款，实行差别利率。产销对路，经营管理好，恪守信用的企业列为重点扶植。对羊毛衫、劳动布、蚊帐布、凸板纸、日用瓷、钢木家具、出口手套、刀剪、氮肥、磷肥、水泥、钢材等列为重点扶持产品。1984年，为支持工业挖潜、革新、改造，中短期设备贷款、基础设施贷款增加。全县设备贷款发放339万元。1986年，工商信贷坚持宏观控制，微观搞活的原则，做到“以销定贷，区别对待，择优扶持，保证重点，支持第三产业的发展，县城5个工商企业向银行贷款70万元，新增商店、旅社、饮食等服务网点13个，安排待业人员217人。年末全县工商信贷余额9500万元。1987年，工商信贷，坚持“紧中有活，扶优限劣”的原则，按企业经济效益、管理水平、信誉状况，分类排队，一类企业优先支持，二类企业逐笔核贷，三类企业紧管限贷，四类企业原则上只收不贷，使贷款结构发生变化。全年共发放工商贷款1.53亿元，其中一类企业贷款增5%，二、三类企业贷款下降25%。1988年，根据国家紧缩银根的新形势，金融部门开展储蓄、收回老欠、向外拆借、发行“金融债券”、特种贷款等方式筹措资金，以满足各工商企业资金的需要。在发放方式上，实行调查、审查、审批三分离，贷款单位、贷款额度、用途、期限、企业类型、审批人六公开，得到社会有效的监督。1990年，全县工商信贷发放19418万元，保持1987年的水平。
二、农业贷款
1950年春，原邵阳县人民政府委托人民银行在境内发放农业贷款，支持贫困农户，恢复发展生产，由个人申请，每亩稻田贷稻谷20公斤，发放到户，当年共贷稻谷270吨。1951年夏，发放农业贷款11万元，帮助农户解决口粮、农具、雨具等困难，翌年收回7万元。1953年始，农业信贷以支援发展农业生产为主，农贷项目有水利贷款、耕牛贷款、贫农合作基金贷款，至1958年，农业信贷2070万元，其中贫农合作基金贷款1000万元，帮助5万农户解决入社股金困难；生产贷款1070万元，帮助农业生产合作社购买耕牛5893头，农具114万件，种子380吨，农药425吨，社员口粮（稻谷）8725吨，肥料185吨，其间修建山塘、河坝、水库等水利工程1.68万处。1960年，人民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发放贷款700万元支援农民度荒。1963年清理贷款，依农户经济状况，豁免391万元。1964年，发放无偿贫困队投资款13.8万元，帮助经济困难的生产队及时购买耕牛146头，农具1803件，化肥375吨，1966年底，全县农贷余额546万元。嗣后多年，坚持年放年收，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社会经济效益较好，粮食产量逐年上升。1982年后，各专业承包户、经济联合体，逐渐成为农业贷款的主要对象。经营项目符合国家政策规定，产品符合国家和社会需要，经营工、商业的，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有营业执照，有一定的自有资金，还款有来源，并有相应的经济实力作担保的予以贷款。是年，全县发放农业贷款208万元。嗣后，连续多年，保持在100～200万元之间。1985年，为565万元。1986年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种植业、养殖业、工业、商业和其他服务业发展迅速。县农业信贷逐年增多。1988年，农业贷款达1417万元。1989年，工商信贷有所压缩，农业信贷则增加到1510万元。1990年，县农业银行组织128人，对佘田桥、牛马司、廉桥、棠下桥的10个村、127户进行调查，摸清贷款底细，坚持个人申请，信贷员进行审查评估论证，逐笔发放到户，解决农民购买春耕生产资料的困难。是年，全县共发放农业贷款5250万元，比上年增长2.47倍。
三、乡镇企业贷款 1970年前，人民公社及大队办企业，由农村信用社贷款。1970年后，公社、大队办企业逐渐增多，信用社贷款难以承受，县人民银行设社队企业贷款专户。1979年，农业银行建立后，社队企业贷款由农业银行承担。至1981年，5年向社队企业贷款3735万元。1982年，社队企业发展迅速加快，金融部门向社队企业贷款除补充其流动资金外，还发放部分基本建设和设备贷款，贷款金额445万元。1984年，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84）1号、4号文件精神，为尽可能地满足乡镇企业发展资金的需要，银行采取发行“金融债券”等办法组织资金，以弥补其经营资金的不足。1988年，对前几年乡镇企业贷款发放上的“三乱”（贷款投放乱、使用乱、管理乱）进行整顿清理。按照商品生产的要求，正确处理好远与近、速度与效益、需要与可能、支持与管理四个关系，贷款重点是产品质量不断提高、消耗下降、经济和社会效益较好的企业。1990年，在紧缩信贷、盘活清收非正常贷款的情况下，银行通过向外拆借、收回部分非正常贷款等，年贷款余额达2829万元。
四、民间借贷清末民初，民间借贷以私人放债为主，会产、公产次之。乡村多借粮食，城镇多借货币，利息面议，借钱月息有四分、五分，高至大加一、大加二不等；借粮年息大加一至二十五。会产、义谷放借，利息低于私借户。民国23年（1934），大旱，灾荒严重，民众以野菜、树皮为食，外出逃荒者甚多。范家山武圣庙义仓放谷救济灾民，一担谷年息一斗二升。财主和富裕户稻谷放借，年息多为加四、加五，钱息更高。富裕户趁灾荒放债暴发者不少，放债1元，月息2角，1年还本付息为3元4角，本年不还，转至下年利滚利变成12元2角4分。民国24年，震中乡农民肖乾元，借岳某铜元20吊（相当银元2元7角），月息大加二，3年归还，卖掉1头黄牛才还清。民国35年，两市塘谦益钱庄放借，月息大加1，中人具保，利息以天计算，借银元1元，每天利息1分，3～5天为限，逾期归还利上加利。民国36年，火厂坪农民李善夫借同心庄银元20元，月息3分4厘，4个月归还40元。1948年春，万安乡乡长赵敏中按照省提出“三七五”的布告，在乡内贴出“三七五”减租（息）标语，当地高利贷者受到抑制，不敢公开肆虐。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间自由借贷仍然存在，放借户减少，多为邻里之间相互借贷，利息低微，甚至无息。1953年起，农村信用社相继建立，高利贷被取缔，但民间互相支援性的借贷未间断，多未计息。1980年后，随着开放、搞活政策的贯彻，民间借贷普遍出现，利息面议，多高于银行、信用社的比率。一般月息1分、2分，甚至大加1不等，口头协议者多，立借据者有之，期限短，两厢情愿，信守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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