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阳松坡图书馆 内容
第一章 所有制结构
第一节 私营
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邵阳县东路（即邵东）主要集镇黑田铺有南杂、布匹、药业、屠业、饭店、客栈、染房、酒店等54家店铺，设有驿站的洪桥、双泉铺、楮塘铺、金仙铺、官桥铺、南市铺、皂塘铺、三都铺、檀木铺、佘田桥等地均有店铺。据光绪三十三年《邵阳县乡土志·商务》载：“煤自舟运抵汉口售”，“每岁自县出境舟大小约千只内外不等”：“铁多由县城资水运往汉口”；“铁钉或由水运或由陆挑分售邻府邻省”；土纸“多由蒸水抵衡州或再入湘达省”。贩运棉纱衣布、瓷器入境。民国18、27年（1928、1938），潭宝、衡宋公路建成通车后，商贸场所逐渐由驿站驻地发展至公路沿线，公路设站之处，乡民聚集，设店经营商业，尤以两市塘、廉桥、佘田桥、范家山等集镇，商业日兴。经营范围，由南杂、饮食、山货等，发展到绸布、棉纱、文具、书店、瓷器铁货、粮食油脂、国药土产、烟酒日杂，批零兼营。民国32年，两市塘有110户商业经营户，其中74家花纱行，代收土布、土纱、销售棉花，月成交土布近万匹。廉桥的药材、黄花、辣椒，范家山的笔墨、土产，佘田桥的土纸、竹木制品，仙槎桥的刀剪，火厂坪的铁钉，运销省内外。日本侵略军犯境期间，商业冷落。抗日胜利后，虽有恢复，但元气大伤，加之国民党溃军骚扰，土匪抢劫，物价暴涨，通货膨胀，商业萧条。1948年，境内私营商业、服务业710户，从业人员1400人，经营资金13.7万元，户平193元，多数小本经营，微利养口，少数经营者雇店员、带徒弟。两市塘、廉桥、佘田桥等集镇，经营资本1000银元以上的25家店铺，店主雇有店员，少则2～4人，多的5～6人，料理业务，晚上干到深夜，一般年工资折稻谷5～15担（250～750公斤）。店主带徒弟，三年期内无偿劳动。行动稍有不慎，轻则挨骂，重则遭毒打，素有“徒弟徒弟，三年奴隶”之说。廉桥镇廉让庄，经营土产。店门挂“当面一言为定，早晚时价不同”的字牌。每年6、7月，雇工近100人下乡收购黄花菜，年收购量超千担（50吨），常以超出收价一半向外地倾销，经商3年，拥有资本1万（银元）以上，成为境内巨商。1948年夏，自毁招牌，携资外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民政府，在发展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的同时，鼓励和扶植私营商业的正常发展，保护合法经营，抑制投机倒把活动。1950年境内私营商业商品零售额376万元（人民币），占零售总额95%。1952年，全县私营商业发展到1247户，从业人员2626人经营资金23.39万元，私营饮食户28户，从业人员40人，经营资金5620元，对活跃城乡物资交流，繁荣市场，起了积极作用。但有个别经商户，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偷漏国家税收，扰乱国民经济秩序。1953年11月，粮食实行统购统销，1954年，棉花棉布实行统购统销。县人民政府先后对30家私营粮店和114户私营棉布店。除安排11户经营土特产，33户组织为棉布经销店，12户组成棉布加工厂外，余均转事农业。1955年11月，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县组织工作组，采用先点后面的方式全面铺开。到1956年底，全县私营商业中，有89户过渡到国营商业或供销合作社，有299户组成公私合营单位116个，有390户组成合作商店65个，实行集体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38户为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代购代销。是年底，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结束，仅存私营商业11户，从业人员75人，实有资金7000元。是年，商品零售额27.6万元，1958年冬“人民公社化”，私营商业消失。
第二节 国营
1951年12月，邵东县贸易公司建立，并在廉桥、佘田桥设立贸易商店。1953年始，国家对粮食、油料实行统一经营，相继建立各专营公司。1956年，各专营公司在主要集镇设立批发机构。是年，国营商业零售额509万元，占全县零售总额2004万元的25.4%；批发总额636万元，为全县批发总额885万元的74.9%。1961年，县副食品公司、饮食服务总店、蔬菜、外贸、石油等公司相继建立。1970年商品销售额达4951万元，占全县销售总额95.4%。1976年，肉食由区、社食品站统一经营，从扶植发展生产出发，建立商品基地，培植货源，扩大购销。1980年，国营商业国内纯购进6081万元，比1976年4883万元增24.6%，年递增5.6%。商品销售4419万元，比1976年2369万元，增86.5%，年递增16.8%。1982年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在集体商业、个体商业日益发展的新形势下，国营商业各企业，充分发挥经营上的主渠道作用和历年形成的经营优势，以改革为动力，调整网点布局，开展横向联合，减少中间环节，提高服务质量，不断改变经营方式，扩大购销。1986年，国营商业国内纯购进8614万元，比1980年增41.6%，年递增5.9%，商品零售额5578万元，比1980年增26.2%，年递增4.5%。
1987年开始，国营商业面对市场疲软的形势，深入调查研究，寻找市场热点，以深化改革为动力，抓零售，促批发，稳定市场，开拓经营。不断改善经营条件，先后改建扩建商业大厦、南环商场、昭阳大厦、胜利商场和新兴大楼等5个营业大楼，增加营业场地7150平方米。在销售上，采取定人、定任务、定地段、分片包干到人的措施，变“等客上门”为定销上门，送货上门；广泛开展厂商联销、优惠展销活动，扩大销售额。在进货上，以销定购，少量进，多样进，大件商品求优、中档商品求足，小件商品求齐，勤进快销，优化库存结构，加速资金周转。1990年，全县国营商业经营单位236个，职工2826人。商品零售额9472万元，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6.8%，零售额比1986年增46.3%，年递增5.6%。
第三节 集体
一、供销合作社
1951年8月，原邵阳县第八区人民政府发动贫雇农投入股金24614元（每股1元）兴办供销合作社。经过筹备，范家山供销合作社于9月10日成立，经社员选举社干24人。商品价格低于市场价格（后执行国家规定价格），社员凭证购货，所获盈余扣除公有积累外，按股分红。随后各区全面筹建供销合作社。1952年7月，县供销合作总社成立，随之，全县17个区建起了供销合作社，两市镇和牛马司煤矿建立消费合作社。全县加入供销合作社16.37万人，股金24.49万元，职工610人，经营农业生产资料，收购农副产品，供应农村日常生活资料。1952年商品零售额179万元，占全县商品零售额1104万元的16.2%。1954年11月，县供销合作总社改为县供销合作社。全县经营门店发展到153个，商品零售额1113万元，占社会商品零售额54.4%。1955年1月2～4日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社章，选举理监事，成立理、监事会，发动社员扩股增资。县供销合作社设土产废品、生产资料、日用杂品三个经理部，全县供销合作社经营体系全面形成。1956年，职工1089人，商品零售额1027万元，占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51.2%，“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供销合作社和国营商业两度分合，先后达14年之久，到1982年4月，恢复供销合作社体制，加强其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1983年，全县10个区、镇供销社相继召开了社员代表大会。1984年3月29日，县供销合作联社成立，开展清股分红，扩股增资，入股人数占全县总户数的91.8%。1986，全年供销系统有经营单位239个，商品零售额8912万元。随后，面对城乡集体、个体商业全面发展的新形势，以改革为动力，对内理顺关系，对外纵横联合，以入股形式，与厂家联销。1988年，全县入股185万元，参入省内外日用化工、丝绸、呢线、纺织、化肥、农药、家电、干菜8个生产集团。与300多个厂家建立业务往来关系，在货源上购进有基地，品种有名牌、价格有优惠。在销售上，加强系列化服务，搞好农资专营，不断开展优惠展销、逢场赶集等活动，扩大销售。1990年，全县经营单位有农业生产资料、食杂果品、土产日杂、废品回收、工业品等5个公司，48个区、镇、乡供销社，510个购销商店，职工2628人。商品零售额1.23亿元，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2%。
二、合作商店（小组）
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全县有合作商店（小组）65个，资金28086元，从业349人，实行单独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1958年，“人民公社化”中，合作商店、小组，统一过渡为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1962年，调整商业体制，对不应统一过渡的合作商店（小组）的人员进行清退，恢复了合作经营性质。“文化大革命”中，合作商店及小组再度转到商业、供销合作社归口公司，成为其经营门店，农村未纳入供销社的，从业人员下放农村务农，合作商业，几乎消逝。1972年，原下放农村的合作人员，陆续收回恢复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但仍混岗经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政府对合作经营店给以扶植，资金不足的，给以贷款。1984年，全县有店、组14个，从业人员262人，分为8个核算单位。1990年，商品零售额694万元，占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2%。
三、乡、村商业
1979年，县内乡镇企业，为拓宽商品流通渠道，前店后厂，自销产品，设立网点39个。其后，随着政策的放宽，乡（镇）、村商业进一步发展，店、点及经营品种增多，营业额逐步增加1990年，全县乡、镇、村办有商店115个，从业人员406人，零售额1449万元，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3%。
第四节 个体
邵东人多耕地少。新中国建立前，境内无地或只有极少耕地的农民，从事小商贩经营活动者众多，他们以微薄之利养家糊口。1948年境内个体经商人员1074人。新中国成立后，集贸市场日益活跃。个体经商人员肩挑背负，勤走四方。1954年，人民政府对城乡商贩核发经营证，全县安排个体商业贷款3万元，解决经营资金上的困难。1955年，全县个体商业发展到1462个，在经营上，受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指导，经营灵活，方便了群众生活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个体商业从业人员中有1198人加入合作经营组织，其余264人在“大跃进”中全部从事农业生产。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个体商业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重现生机。1979年，仙槎桥公社南市大队，81户农民，利用农忙时间贩卖小五金，分户与大队签订合同，定期交纳税收、管理费，户户收入增加，粮食增产。1980年3月，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总结其经验，根据县内人多耕地少，个体工商业经营灵活的特点，制订了《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意见》，经县革委会批准实施。凡本人申请，依法经营，街道居委会或农村生产大队同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发照。是年，全县登记发照183户，从业人员202人，这些登记的个体商业人员，走村串户，零购零销，方便群众生活。他们的活动，使人民政府发展个体商业的政策得以传遍千家万户，旋即，个体商业从城镇到农村成批涌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开放疏导，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人民政府对依法经营，勤劳致富的个体经营户利用多种形式进行鼓励、表彰。至1986年，全县个体商业发展到3.19万户，从业人员3.48万人。经营方式由零购零销逐步发展到批零兼营，由县内走村串户发展到国内联购联销。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经营者各因盈亏而异，或停业、歇业，或改从他业，或异地落户经营，县内经营户有所减少，而经营额却保持一定幅度增长。1990年全县个体商业、饮食服务业1.18万户，从业人员1.98万人，商品零售额2.27亿元，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37.5%。从业人员比1986年减少60%，商品销售额却增32%，年递增7%。
第二章 商品购销
第一节 采购
一、工业品
民国时期，境内私营商业经营的工业品，多从汉口、长沙、常德、湘潭、邵阳、衡阳等地采购。抗日战争期间，汉口、长沙等相继沦陷，货源断绝，布匹多以本地的土布投入市场，食盐、煤油等日用工业品，则由广西、贵州等地购进，采购量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国营商业经营的工业品，经营单位分季、月制定要货计划，由省、地专业公司按计划调拨；地方工业产品，实行统购包销、计划收购和加工订货。1959年，国家对工业品实行分级管理的制度，县内国营商业采购的一类工业品由省、市下达计划，分别向长沙、衡阳、邵阳等商品批发站购进；二类工业品由上级主管部门平衡计划后，经营单位到指定地点采购；三类工业品自行采购。1966年，全县工业品购进总额5050万元，其中县外4140万元，占82.7%，县内865万元，占17.3%。1970年跨区采购再度停止，所有工业品按计划，按层次调拨，花色品种减少。1982年后，流通体制不断改革，指令性计划减少。国营商业、供销社多直接从厂家进货，根据市场变化的形势，参入省内外生产集团，选择定点进货，开展厂商联销，代销、试销。1990年，全县工业品纯购进1.47亿元，其中县外9320万元，县内5408万元。
二、农副产品 （一）黄花菜民国时期，境内所产黄花菜多由私商零星收购，运销衡阳、长沙、广东等地出售。有的转销香港出口，少数农户自运常德、津市等地兑回所需物资。据1951年《湖南土特产》载：“1944年，邵东境内产黄花菜600吨，外销80%左右。“新中国建立后，供销合作社为扶植生产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从1951年起，大量收购向外推销。1953年，收购669吨，1955年，黄花菜由基层供销社收购，交县供销合作社土产副食经理部独家经营。1957年，全县设固定收购点175个，组织干部110多人下乡设点收购，便利农民出售。是年收购2209吨，占当年实际产量98.6%，其中一级占收购总量35%。1961年，对种植面积集中，单产较高的杉树坪、徐家铺、双泉铺3个公社，供销部门在生产资金、化肥、农药供应上给以重点扶植，帮助提高质量，与其签订收购合同，按收购价款每100公斤预付30%的定金。是年，上述3个公社的7644亩黄花菜，平均亩产160公斤，其中甲级由原来19%增加到65%。嗣后，预购合同制全面推行。1964年始，每年春季，各区、社供销合作社派出干部，分队签订合同，预付定金，拨付专用化肥。黄花菜收摘时，派出干部帮助改进蒸制加工技术，收购量逐年增加，1978年，全县合同预购量2325吨，预付定金126万元，实际收购2483吨，占当年产量94.5%。1982年，黄花菜列为三类农副产品，计划收购改随行就市，收购价格面议，多家经营，预购合同制停止。每逢收购季节，多家争购。1983年，供销部门收购2821吨，占社会收购总量81.4%，乡镇企业收购567吨，占社会收购量12.5%，外贸部门收购73吨。随后，个体经营者日多，黄花菜上市期间，竞相收购，甚至争相提价，质量标准降低，外销不畅，收购数量逐年减少，1990年全县收购3351吨。
（二）棉花
民国时期，境内农民种少量本地“山花”，自纺自用，不足部分向产棉区购进。1954年9月，国家对棉花实行统购，年收购0.6吨。1958年，大办粮食，棉花面积减少。1964年，棉花生产计划与粮食生产计划同时下达，棉田免征公粮，且按收购量奖售粮食、化肥、棉布票。当年全县种植棉花1.36万亩。1966年增加到2.8万亩，收购524吨，至1978年，年平均收购量保持在330吨左右。1984年，棉花停止统购，种植面积减少，外地棉花不断进入县内市场，1990年当地仅收购12吨。
（三）生猪
民国时期，生猪多由屠商收购，设摊出售白肉。新中国建立初期，基层供销合作社为打击屠商的中间剥削，收购生猪，向农民出售白肉。1952～1954年收购量在7000头左右。1955年，国家对生猪实行派购，任务一年一定，计划层层下达，落实到户。10月，县成立食品公司，分别在两市塘、佘田桥、廉桥、水东江、范家山等地设立食品站，生猪经营实行“一条鞭”独家经营。全县派购5万头，实收2.25万头，占生猪出栏量24.5%。1959年，片面强调集体养猪，加之管理不善，生猪饲养量减少，1960～1962年，共收猪3.54万头。1962年5月，贯彻“公养私养并举，私养为主”的方针，对农户养猪划给饲料地，调整派购任务，年初落实到队，协商到户，轮流送售，允许多养多留，饲养户向国家交售一头生猪，按毛重奖等量粮食指标和发给布票5尺。饲养量增加，且经营渠道适当放宽。“文化大革命”期间，平均年收购量保持在11万头左右。1976年，生猪收购又由肉食水产公司独家经营。1985年，生猪派购改为合同定购，实行多渠道经营。国营肉食水产部门收购量逐年下降。1990年全县收购生猪22.01万头，其中，国营肉食水产部门收3.78万头。
（四）茶叶
民国时期，每年采茶季节，个体商贩在范家山、霞光岭等产茶叶的乡村收购茶叶，远销衡阳、长沙等地。新中国建立后，茶叶由茶叶公司统一经营，供销合作社代收。1953年，收购红毛茶4吨。1956年，国家为促进茶叶生产的发展，对生产单位，按计划收购量预付定金20%。随后，又实行奖售政策，交售茶叶价款100元，奖稻谷指标32.5公斤，化肥指标40公斤布票10米。1961年茶叶列为二类物资，实行派购，区供销合作社配备专职茶叶干部，培植生产，根据各队产茶实际，签订合同，茶叶收购量逐年增加。1963年收购76吨。1970年，取消奖售布票，稻谷指标调为25公斤，化肥指标35公斤。1976年增加到706吨。为适应外贸出口需要，转向以加工红碎茶为主，全县建立红碎茶厂15个。1981年收购量突破1000吨。1983年实行多渠道流通，供销社直接经营，采取事先预购的办法组织收购。1986年，全县收购1811吨。1990年收购934吨。
（五）其他农产品
邵东境内旱土面积占耕地面积三分之一，土特产品较多，丹皮、白芍、玉竹生产历史悠久，为其特产，蜜桔发展迅速。供销部门在支持发展生产的同时，利用多种形式组织收购。1990年，收购品种达13类，131种。建县后主要年份其他农副产品收购情况如下表：
第二节 销售
一、生活资料
（一）纺织品、百货
民国初期，境内有棉布、小百货、文具等3个行业。民国37年（1948），两市塘、佘田桥、廉桥、范家山、仙槎桥、水东江等集镇，有布店21家，多兼营百货。两市塘6家绸布业，户平资金1076元，经营品种多为棉布。百货业8户，户平资金290元，经营品种有袜子、帽子、胶鞋、文具、小百货等。新中国建立后，1951年12月，邵东贸易公司建立，经营纺织品、百货、糖果糕点，文化用品、煤油、火柴等，承担基层供销社及私营商业的批发业务，1953年，全县销售棉布230万米，毛巾5.5万条，汗衫背心、卫生衫裤1.98万件，毛线1.56吨，胶鞋1.65万双，肥皂1000箱。1954年9月上旬，棉布、棉纱、棉花业务析出，建花纱布公司。是月15日，棉布实行定量凭票供应，人均3米。10月，邵东县百货公司建立。1958年，花纱布公司并入百货公司。1959年，棉布定量供应人均增加到7米，1961年减少到0.5米，卫生衫裤、棉毛衫裤亦凭票销售。1965年，销售棉布282万米，棉毛衫裤、汗衫背心5.6万件，毛线2吨，胶鞋9.3万双，肥皂4400箱。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棉布定量供应指标，农业人口由1964年1.46米增加到4.16米，非农业人由3.91米增加到5.94米，化纤布开始销售，纺织品销售量增加。1983年12月1日，棉布取消定量供应，纺织品经营，除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外，个体商贩从事经营者日多花色品种增加。1986年，销售棉布359万米，化纤布84万米，棉纤混纺布190万米，呢绒、绸缎18万米，汗衫背心，棉毛衫裤91万件，毛线72吨，鞋类79万双，肥皂3.2万箱。嗣后，棉纤混纺织品花色新颖，品种增多，棉布销售量减少。1990年，销售棉布159万米，化纤布115万米，混纺布113万米，绸缎呢绒20万米，毛线77吨，肥皂3.9万箱，胶鞋46万双。
（二）副食品、烟酒
民国时期，境内副食品经营业称南杂业，经营店集镇皆有，销售品种有油、盐、糕点、糖等。民国37年（1948）两市塘27户南杂业，户平资金135元，其他集镇商号经营油盐南杂，年销售额3200多元。新中国建立后，副食品、烟酒由国营、集体商业经营。1953年，卷烟列入国家计划。是年，全县销售食盐2861吨、卷烟100箱、食糖125.7吨、酒37.5吨，糕点189吨、煤油97吨。1960年冬，食糖、食盐、煤油实行定量销售，糖粒子实行高价销售。1961年11月，县副食品公司建立，承担全县的副食批发业务。1965年，凭票供应品种减少。是年，全县销售食盐5203吨、食糖592吨、糖果糕点416吨、酒152吨、卷烟663箱、煤油627吨。嗣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花色品种增多，商品档次提高。1985年1月，烟草、盐业专卖公司建立，卷烟、食盐批发专营。1990年，全县销售食盐4558吨、食糖4307吨、糖果糕点930吨、酒4530吨、卷烟27850箱、煤油因照明用电增多，仅销128吨。
（三）五金、交电
民国时期，南杂店多兼营元钉、元丝、鼎锅等。新中国建立后，五金、交电，由国营、集体商业经营。经营品种逐步增加。1955年，县百货公司设立五金、交电、化工原料（简称五交化）批发部和零售门市部，经营品种580多种，开始销售自行车、收音机。1966年，销售品种有所增加，但货源紧张，元丝、元钉、自行车等曾实行分配供应。1976年，销售自行车1083辆、收音机307部。1979年6月，县五交化公司建立，经营品种2000多种。各区供销社设五交化经营专店，经营品种不断增多。家用电器销售日趋增加。1983～1990年，全县销售家用缝纫机5.9万台、自行车8.38万辆、电风扇11.8万部、洗衣机1.66万台、电冰箱1615台、电视机4.7万台，其中彩电3531台。1990年年销售量与1983年比，缝纫机减少19.2%，自行车保持平衡，电风扇增12.2倍，洗衣机增490倍，电视机增21倍，电冰箱1984年开始销3台，1990年销554台。
（四）肉食、水产、蔬菜
民国时期，肉食由个体屠商经营，贩运生猪者时而有之。水产无专业经营户。建国初期，基层合作社供应少量白肉。鲜蔬菜由生产者上市出售，干菜由副食店经营。1955年10月，县食品公司设立，分区设立食品站，经营肉食、水产、蛋品业务，承担城镇非农业人口肉食品供应任务。1957年，销售猪肉221吨，蛋品33吨，水产品150.9吨。1960年，畜禽水产饲养量锐减，猪肉仅销40吨，水产品90吨，蛋品3.8吨。1961年后，国家对养猪户实行奖售政策，货源日渐增多，销售量逐年增加。1970年销售猪肉4774吨，水产品315吨，蛋品1200吨。1973年8月，食品公司更名肉食水产公司。1978年10月，县蔬菜公司建立，组织蔬菜生产，与菜农签订产销合同，粮菜挂钩，定产定销。1979年，蔬菜销售额33万元。1980年，销售肉猪15.45万头，蔬菜销售额50万元。1984年，畜禽水产取消派购。肉食、蔬菜全由市场调节，国营商业猪肉销售量减少。1985年，全县仅销肉猪67600头，水产品679吨，鲜蛋204吨。1986年后，生猪发展正常，市场肉食价格稳中有降，城镇居民享受财政支付的肉食补贴，国营肉食水产部门供应量逐年回升。1990年，销售肉猪2.78万头，水产品754吨，鲜蛋200吨。
（五）煤炭 1973年，邵东县煤炭公司建立。对城镇居民、机关、企事业单位集体食堂的生活用煤，实行计划定量供应，凭证购买。佘田桥、简家陇、双凤、双泉铺等13个缺煤乡的生活用煤和饮食、豆腐等行业用煤，适量分配计划，年供应量23万吨。1984年，煤炭公司建立藕煤厂，藕煤不足部分，供应原煤。1990年，供应原煤11.2万吨。
二、生产资料
（一）化肥、农药、中小农具 1952年，基层供销合作社设农业生产资料门市部，配专职干部承担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工作，支援农业生产。是年推广使用硫酸亚6.7吨，并翻印资料，介绍使用方法，深受欢迎。化肥供应品种陆续增加。农药、农械陆续组织供应。1955年，县成立农业生产资料经理部，专门经营化肥、农药、农机具等。在工作中，坚持从支援农业出发，调查研究，摸清需要量，广泛组织货源，及时供应。1964年被评为全国商业经营管理先进单位。是年1月26月，经理刘继茂出席全国商业经营管理先进表彰会。随后，全县农业生产资料经营门店设立到乡村供销点。1964年，县内开始推广早稻薄膜育秧，塑料薄膜一时甚为紧张，县生产资料经理部大力从省外组织货源，并以销售价低于出厂价3%，每吨售价3100元向农村生产队出售，薄膜育秧由点到面，普及全县。1968年，销售薄膜350吨。以后每年销售量保持400吨左右。
1984年，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多渠道经营。出现伪劣农药，影响了农业生产。1989年，贯彻国务院《关于化肥、农药、农膜实行专营》的通知后，人民政府组织力量不断整顿农业生产资料的经营市场，实行归口经营。化肥、农药、农膜销售量大，供应及时。1990年生产资料供应额4755万元，比1986年增69%，占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8.4%。化肥、农药等主要年份销售情况如下表：
（二）金属、机电产品、建筑材料 1952～1957年，县内金属、机电产品及金属、建筑材料销售量少，由商业部门和供销合作社兼营。1957年4月，邵东县物资供应经营部建立，负责工业生产计划物资的经营。1960年8月，邵东县物资管理局成立，物资供应经营部撤销，职工31人。1962年，销售额68.7万元。随后，经营品种不断增加，在佘田桥、廉桥集镇设立供应点。1978年后，钢材、水泥等物资的需要量成倍增加，供需矛盾突出。1984年11月，分别成立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机电设备3个专业公司，职工增至68人。1985年，开放市场，计划供应量减少，计划外销售量成倍增加，经营品种，有金属材料16种，机电产品50种，化工及建筑材料17种。1990年，销售额2117万元，实现利润26.6元，几个主要年份金属、机电产品、建筑材料销售情况如下表：
（三）农业机械 1974年前，县内半机械化农具、农业机械、分别归口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县物资局经销。是年10月，邵东县农业机械公司成立，归口经营农业机械，职工48人，在佘田桥、廉桥建供应点，21个公社农机站设配件点，方便用户，对引进机型归口把关，定型产品选择购进，避免型号乱，质量低劣的产品进县，主机销售后，实行包换、包退、包修，备有零件供应。销售价格倒挂，亏损由县财政补贴。至1981年，销售2374万元，亏损106万元。1982年起，取消销售价格倒挂的政策，部分农机产品（手扶拖拉机、小柴油机、汽油机）试行浮动价。1984年6月，执行固定价、浮动价、双方商议价3种价格。1985年，全部改浮动价，经营方式向开放型、多渠道、少环节的方向发展。内部实行分组承包经营责任制，扭亏为盈。1990年，销售额499万元、盈利21万元。
（四）木材 1950年前，木材由私人经营。年销售量无历史资料可考。建县初期，县内基建用材，数量较多的，由邵阳森林工业分局供应，零星用材，就地购买。1955年，木材列入一类产品，7月，邵阳森工分局在邵东建立木材购销组，经营县内木、竹。翌年7月，购销组撤销，县木材公司成立，下设范家山、廉桥、佘田桥3个木材收购站，收购县内采伐的木材，调进省、地下拨计划内的木材。供应县内主要基建单位用材，和部分生产用材。1956年，县公司收购木材6622立方米，调入4030立方米。地销9327立方米。1961年后，县内林木资源渐少，主要依赖调入。年调入量1万立方米左右。1966年，为满足基建用材的需要，补充计划内分配量的不足，县计委下设木材购销组，组织专人在绥宁、城步、洞口等山区采购睏山材、间伐材，年采供量0.5万立方米，1984年并入县木材公司。1985年1月木材统购统配取消，以市场调节为主，公司开始经营计划外木材。徐家铺、县农科所地段，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建立木材市场，年销量0.38万立方米。1990年县有木材市场6处，年成交1.38万立方米，木料公司销量额87万元，盈利5万元。
（五）石油 1964年开始，汽油、柴油由县物资局经营，实行计划供应。1972年转由农业生产资料公司经营。1978年，石油公司建立，归口经营工农业生产用油，按机定量，计划分配，一年一定。农业抗旱用油，根据旱情将指标分配到乡，由乡安排到单位，发给临时油票，凭票向基层供销合作社购买。工业用油，石油公司凭分配通知单分月供应。1980年后，计划供应量减少，计外供应量不断增加。1990年，供应石油1.31万吨，其中计外0.5万吨。
第三章 粮油贸易
邵东人多田少，历来缺粮。民国时期，人平产粮仅100多公斤，年流入量占实用量三分之一以上。农民种植油菜素成习惯，加上茶油尚能自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粮食部门在全县设立64个粮食购销点，由贸易公司和供销社代购代销。1953年11月，开始执行国家关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粮油购销纳入计划轨道，由国营粮食部门独家经营。虽在征购任务完成后，新谷登场前，开放国家领导下的粮食市场，但农民口粮不足，加之政策限制过严，上市粮少，逆差甚大。1956年，全县向外调进2652万公斤，加上自产粮，人平200公斤。1963年始，国民经济通过调整，农业生产不断发展，种田重视科学，粮食产量不断提高。1968年，全县粮食产量达2.05亿公斤，人平占有粮食270公斤，实现自给。1971年，全县粮食跨《纲要》，农民开始卖余粮。1980年，收购量突破0.5亿公斤，外调0.2亿公斤。1983年始，农产品流通体制放开，粮食征购、超购任务完成后，余粮自由上市。1985年，取消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1990年，全县有粮站9个，基层粮食仓库46处。职工656人。销售额1637万元，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3%。
第一节 收购
一、粮食
民国时期，集镇居民向农村购用粮食，粮商低价购进，囤积居奇，从中渔利。民国31年（1942）田赋改征实物，每元实额征稻谷四斗或小麦二斗八升。民国37年又附征自卫饷、县级公粮、筑路饷和县市捐献。邵东境内应交纳饷谷16992吨，实交粮不详。
新中国建立后，1953年8月，县成立粮食收购委员会，预购新谷，县内设64个收购点。3个月内，收购稻谷1100吨。
1953年11月，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取消粮食自由贸易，全县私营粮食经营户全部停业。1955年，农村实行粮食“三定”（定产、定购、定销），正常年景，定产、定购一定3年不变，增产不增购。销粮一年一定。购粮包括公粮和统购余粮两部分，统称征购粮。是年，全县定粮食征购任务11248吨，实际入库14927吨“大跃进”中，受“五风”影响，大量征购“过头粮”，农民严重缺粮。1961年，对完成征购的生产队和口粮高的农户，以工业品换购粮食。生产队卖100公斤稻谷，购标准化肥20公斤，农户卖100公斤稻谷，购棉布5米，均以计划价格结算。1963年，国家领导下的粮食市场开放，对农村余粮开始议价收购，本着“随行就市，群众愿卖”的原则，收购价格面议，是年收购议价粮330吨。1966～1970年，全县粮食年征购基数调整为15920吨，其中1967年，水灾严重，实际入库13130吨 1971年，对超产的生产队适当收购“三超粮”（超产、超购、超奖）。超购粮的收购价格，一般按调整后的统购价加30%（1979年调整为50%），一半奖售化肥指标20公斤。超购数量视年景一年一定。以生产队为单位，人均口粮低于225公斤免购。1980年，全县粮食收购量达65610吨，其中议购2213吨。1981年，粮食征购基数再次调整，超购任务一定三年不变，以生产队为单位，凡征购任务人均超过100公斤的一律减为100公斤，超过部分改为超购，统称超购粮，增产不增购，一般减产不减购。全县定征购任务16760吨，超购25069吨。1984年，实际入库52830吨，其中征购15790吨，超购37040吨。
1985年起，改革粮食流通体制，粮食统购政策取消，改为合同定购，由乡镇人民政府在粮食播种前向农户发合同定购通知单。定购的粮食按“倒三七”比例定价，即：三成按原统购价，七成按超购价。交售粮食100公斤，奖标准化肥指标3公斤。合同定购中，除公粮部分，人均超过100公斤以上，发放贴息贷款（早稻入库时收回），支援售粮户发展生产。是年，全县发贴息贷款24万元，售粮1250公斤以上的32户。时因粮价未开放，部分农户弃农经商，将稻田改种其他经济作物。全县定购4万吨，实际入库仅37237吨。1986年定购任务调整为3.7万吨，县加机动粮725吨。秋粮入库时，区、乡组织工作组，领导带队，临门催收，实际入库37170吨，为任务的98.53%。1989年，奖售标准适当提高，每100公斤稻谷奖化肥指标10公斤，柴油指标10公斤。1990年，国家定购粮食入库38466吨，议价收购12231吨。
二、食油
邵东山林面积中，有少量油茶林。农作物种植油菜素有粮油连作的习惯。茶果、菜籽以土榨坊加工，多为自食，也有少量油商零星收购，运销各地。
新中国建立后，油菜播种面积不断增加。1953年11月，食油实行统购，油菜播种列入农业种植计划，实行计划收购，任务一年一定。翌年，实际入库127.9吨。1957年，菜油实行定产、定购，茶油定购不定产，增产不增购，一定三年。1959年，菜油分别不同产区按比例收购，分散产区购四留六，一般产区购五留五，集中产区购六留四。1961年，茶油留足定量标准油后收购余油，超产部分按四、一、五比例分成，国家购四，大队留一，生产队留五。收购食油50公斤，奖一定粮食、棉布及煤油指标。1964年，全县食油自给。1971年，国家对超购部分，加价30%。1979年，提高食油统购价格，菜油每100公斤由170元提高为212元，对超购部分按调整后的统购价加价50%，每公斤奖稻谷指标1公斤，是年收购量突破100万公斤。1981年加价收购停止，统购恢复，奖等量稻谷指标。
1985年，食油取消统购，实行合同定购。是年，菜油定购35.78万公斤，实际入库9.2万公斤。茶油定购21.86万公斤，实际完成23.7万公斤。1986年，茶油实行平议兼收，平价部分，继续奖稻谷指标，每50公斤补贴15元，是年，入库23.33万公斤，占全县食油产量36%，销售食油30.73万公斤，逆差7.4万公斤，从县外调入29.2万公斤。1990年，平价收购487吨，议价收购163吨。
第二节 销售
一、农村
（一）粮食 1953年，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农民自产粮扣除种子、饲料，人均年口粮不足180公斤者，国家安排适当统销。菜农、经济作物场实行常年定销，指标包干，分月安排，凭证向当地粮站购买。1960年，因自然灾害和“五风”错误，口粮标准低。1962年后，统销借销相结合，社队组织余缺调剂，秋后归还。有些社队余缺调剂有困难，由国家借销。1968年，统销粮减少，借销、议销量增加。对严重受灾队，林区和边远山区困难队安排统销粮。菜农按人均口粮标准定销粮食。种植经济作物或经商、务工、搞副业的缺粮户，安排议价粮。1986年，全年农村销粮9680吨，其中议价销售5450吨。1990年，全县菜农2554人，定销粮食1202吨，农村返销粮食3439吨，其中议价销售1374吨。
（二）食油 1954年，人均食油不足0.44公斤，列统销范围。1957年，全县安排食油39吨，供应缺油农户。1959年6月，农村食油统销停止。1986年，供应农村议价食油87.9吨，供应菜农和退休人员平价食油27.2吨。1990年，供应食油440吨，其中退休人员和菜农（平价）2吨，议价42吨。二、城镇 （一）粮食 1954年起，居民、工人、国家工作人员实行计划供应。居民由居民小组民主评定需粮数，经乡、镇政府批准，供应到户。1955年12月1日，对居民、工人、国家工作人员，实行以人定量，按户（机关、企事业单位以食堂为集体户口）计算定量标准，按劳动差异，年龄大小，分等核定供应量。干部一般月定量标准为14公斤，工人重体力劳动者月定量25公斤，居民12.5公斤。1955年，全县城镇非农业人口1.56万人，人均月定量21.5公斤。1960～1961年供应量适当减少。1962年供应标准依旧，人员临时流动，凭粮票供粮。出生、死亡、迁出、迁入等人口异动，凭户籍迁移手续办理粮食关系。1990年，城镇非农业人口7.74万人，人均月定量16.5公斤。
工商行业用粮，由用粮单位编制计划，行业主管部门审查，粮食部门在上级批准指标内安排供应，定期结算。1990年，全县行业用粮1439吨。
（二）食油供应
城镇非农业人口的食油供应，与口粮供应同时进行，不分工种，依人定量，凭证随粮购买，每人每月定量0.25公斤。节日和特殊保健用油，依油源而定。1990年，全县供应定量食油281吨，人平年供量3.1公斤。
工商行业用油，由用油单位编制计划，行业主管部门审查，粮食部门在上级分配指标内审批供应。1990年供应食油74吨。
三、市场销售 1950～1953年，粮食部门委托贸易公司和供销社在城乡市场设粮食销售点，按国家价格销售粮食。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后，市场销售停止。1963年，国家拨专粮50万公斤，低于市场价3～5%的幅度，通过市场成交的方式销售给缺粮的农民。农民到市场上销售的粮食，价格面议，自愿成交。1984年9月，邵东粮油议购议销公司成立，经营议价粮油27种，工商行业用粮和个体工商户用粮，计划内供应不足部分，按议价购买。全年议价销售粮食9000吨，食油700吨。1990年，全县议价销粮2864吨，食油381吨。
第三节 储运
一、仓储
（一）仓库
民国31年（1942）起，田赋改征谷、麦，所征公粮，租民房民仓，无固定仓库。新中国建立初期，所征公粮，仍租民房或占用祠堂、庙宇等公房就地保管。1951年，原邵阳县人民政府在廉桥修建2栋木板仓库，容量为2700吨，当年储粮。1960年各地修建曲拱型薄壳仓库，仓顶用水泥制成，沥青吻缝，虽节约木材、钢材、但裂缝浸水，不利保粮，后逐步淘汰。1972年，两市塘、灵官殿建钢板油池各1座，容量为50吨。1974年起，根据各地产油情况，陆续修建油池。全县仓库全部翻修改建，仓库容量逐渐改善。1990年，全县拥有粮食仓库106栋，容量达7.88万吨，共建钢板油池83座，容量达1500吨。
（二）保管 1950年，实行“以防为主，防重于治”的方针，各区粮站（库）均配兼职防化员，采用土法诱杀，配合使用“六六六”、“滴滴涕”和硫磺熏蒸等方法，消灭虫害。粮食入库前，清仓消毒，入库后，三天粗查，七天细查，一月普查，发现霉变现象，根据不同季节，不同品种，立即采取通风过溜，密封、翻晒、药剂熏蒸等办法处理。1954年，五里牌粮仓首次实现“无虫粮仓”。1956年，全县开展四无（无虫、无霉、无鼠雀、无事故）粮仓活动。翌年，经专区粮食局检查鉴定，全县储粮1077万公斤，无虫伤，无霉变、无鼠雀，无事故。1960年，实行“以防为主，防治并举”的方针，采取氯化苦、磷化锌、磷化钙熏蒸防治。1978年，开始推行“三低”（低氧、低温、低剂量）储粮。1979年，保管各种粮油43.9万公斤，经省粮食厅鉴定“四无”库点达95%，“四无”粮仓达99.1%。两市塘粮站“三低”储粮达70%。并率先建立了粮食调运检验室。1981年，全县粮食保管人员参加娄底地区举办的业务技术比武，获得粮食保管理论基础知识第一名，虫害检验鉴别第二名。1986年，粮食保管改为“以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从常规储藏逐渐转向“三低”储藏，先后添置了7.5千瓦风鼓、4.5千瓦风鼓各4台，单管散热70台，600毫米排风扇150台。1988年5月，完成了第三次储粮害虫及天敌种类调查，查获有储粮害虫106种，害虫天敌11种，列为县科技成果。1990年，全县粮食保管员参加邵阳市业务技术比武，获团体总分第二名，储粮保低温、保安全，粮比、栋比、容比各项总分列全市之首。
二、调运
邵东人多耕地少，建县初期，粮食多从双峰、衡阳购入，年调入量保持在万吨左右，以人畜力运输为主。1953年，粮油调运由中央统管，按所报计划，全面平衡，统一调运。195E年，实行跨界交粮，就近销粮，减少群众义务运粮的承受力。是年，跨界收购外县粮食333C吨，还从县外调入稻谷19740吨，调出小麦160吨。此后，随着粮食生产的不断发展，粮食调入量不断减少。1968年，实现粮食自给，略有余粮、余油调出。1986年，县粮食局建立粮食运输车队，配汽车6辆，载重量26吨，调出粮食5275吨，调入食油152吨，全由汽车队承运。1990年，粮油调运量7924吨。
第三节 经营方式
1952～1972年，农副土特产品、畜产品和少量中药材，由供销合作社和各专业公司收购，直接上调省、地有关出口公司择优出口。1973～1980年，出口商品生产基地的产品，由外贸公司自营收购、加工后调省外贸。是年销售额中，外贸公司自营占61%，组织出口占39%。1982年后，流通体制实行改革，统派购和奖售制度被废除，产品收购随行就市，销售的农副土特产品中，畜产品和茶叶仍保持组织出口，其他农副土特产品，中药材和工业品等，均由外贸公司自营。
1983～1990年，销售额11240万元，其中县外贸自营2922万元，占总额的26%，组织出口额8318万元，占总额的74%，实现利润65.68万元，换取外汇3640万美元。
第四章 对外贸易
清道光年间，境内有少量茶叶，由商贩运销长沙、广州转运香港和南洋各地。民国时期，出口商品增加到黄花菜、百合干、玉竹、活大猪、畜产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商品陆续增加，出口量不断扩大。1960年起，兴办生猪、瓜果、刀剪等出口商品基地，引进良种，推广科学技术，发展出口商品生产，扩大出口额。1973年2月23日，邵东县外贸公司成立，为省外贸出口组织货源。1977～1978年，外贸公司经理周宝升两次出席全国“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1990年，出口商品有五类，61个品种，销售总额1737万元。
第一节 出口商品
一、肉食 水果
民国时期，开始出口活大猪，后陆续增加品种，1986年，有活大猪、残牛、蜜桔、西瓜、梨子、小活动物、糠油等。
（一）活大猪
民国24年（1935）由商民运销湘潭、衡阳转销港澳。新中国建立初期，外贸部门来县收购，数量不多。1958年，专业公司开始组织出口。1961年出口115头，均为本地品种，肥肉多、脂肪重，市场竞争力差，卖价低。1964年起出口中断。1971年，派出专人，从浙江、四川等地引进约克夏、白猪、杜洛克等良种，由国营农林场所饲养，并以国营场所为基地，建立配种站，扶植集体场所以场带队，逐步向农户推广。实行优质优价，交售一头良种猪，补助稻谷指标150公斤，化肥指标20公斤，饲养户和出口量均不断增多，1972年，出口830头至香港，嗣后多年，年出口量在1万头左右，1990年，出口活大猪13940头。
（二）蜜桔 1971年专业公司从内贸中选择温州蜜桔“宫川”、“尾张”等1100公斤运销苏联。随后，出口量逐年增加，1976年出口162吨。1977年严重冰冻，蜜桔减产，1978年仅出口36.76吨。随着生产发展，货源增加，年出口量保持400吨以上，1990年出口蜜桔328吨。
（三）西瓜 1968年，供销合作社精选无籽西瓜4吨运销香港。1972年，地区农科所引进有核“蜜梅”和304无籽西瓜。1973年出口276吨，外商争相订购，销量逐增，1979年出口1237吨。1980年后，生产面积扩大，质量有所下降，外商订购量减少，1990年，出口535吨。
二、土特产品 （一）茶叶民国时期，范家山，霞光岭等地生产茶叶，由少数商贩运销永丰（双峰）杨家滩等地加工装箱，以“湘潭茶”名义销上海、广州，出口西欧国家。1948年，霞光岭车国魁父子为广东商人代购，销香港。新中国建立后，茶叶出口归国营公司择优销香港、澳门和西欧各国。1971年，出口160余吨。1976年改制红碎茶，出口566吨。嗣后，销量稳定，年出口量500吨左右。1990年出口841吨，其中，红碎茶557吨。
（二）黄花菜
据1951年《湖南土产志》载：抗日战争前，邵东黄花年产万担以上，多由乡民运销衡阳、广州转销港澳等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供销合作社收购黄花菜，开始调上级出口部门转销出口。1951～1954年，共出口800吨。1955年起，省外贸部门在邵阳建立工作组，每逢收购季节，由供销合作社调拨外贸，年出口量在500吨左右。1973年，由土产公司调外贸公司加工出口，年销售量700吨左右。1978年出口“金鸡牌”黄花菜1000吨。1983年，黄花菜列三类产品，多渠道经营，争相抢购，收购质量降低，国际信誉大落，出口量逐年减少。1990年，仅出口259吨。
三、中药材
中药材出口有玉竹、百合干、丹皮、枳壳、桅子、土别、桔梗、槐米、半夏、明胶、皮胶等。大宗有： （一）玉竹（俗称尾参） 清末，流泽所农民从广东省连县引进种植，以后逐步扩种境内各地。其中流泽、廉桥、光陂、界岭等为集中产区，年产量占全省四分之三。民国时期，广东商人来境收购，转运广州出口港澳。1958年，由县药材公司托运出口香港、澳门、日本83.6吨，1964年，省外贸局确定邵东为玉竹出口基地，由供销合作社收购转交外贸出口。从此，出口量逐年增加，1971年出口481吨。1981年，市场开放，乡镇企业和个体商贩争相收购，自行外销，货源分散。1986年，外贸公司将玉竹条改制玉竹片，经水浸、刨片、挑选、晒干后，装包出口75.3吨，1990年出口62吨。
（二）百合干
主产流泽和黄陂桥新建村一带。民国年间，由商贩运销汉口、广州出口港澳，数量甚少。
新中国建立后，由药材公司经营。1958年，出口7.2吨至香港、澳门，以后虽陆续出口，但数量时大时小。1973年为3.5吨，1982年为27.8吨，1986年，国际市场滞销，价格跌落，1990年出口7.12吨。
（三）丹皮
民国时期，民间商贩运销湘潭、广州，转销香港。新中国建立后，供销合作社收购、药材公司经营。1960年出口两吨至香港。1973年出口11吨。1974年国际市场滞销，出口中断。1978年恢复出口，1984年出口2.2吨。1985年，价格提高，种植面积增加，1990年出口125吨。
四、畜产品
畜产品出口商品有肠衣、猪鬃、牛皮、杂皮、山羊皮、黄鼬皮、獾皮、羽毛、山羊毛、兔毛、公鸡毛、骨粒和骨粉等品种，其中羽毛、皮张、肠衣为境内重要出口产品。民国时期，京、津、沪、汉和长沙等地商人来境收购皮张、羽毛、猪鬃和肠衣，转销香港、南洋各地。抗日战争胜利后，本地商贩收购畜产品运销广州、上海转销国外，1952年，供销合作社收购猪鬃、羽毛、肠衣和皮张，上调省、地有关专业出口公司。1954年10月始，畜产品收购、加工、调运、出口纳入国家计划，年收购肠衣、皮张5.29万张（副），全部上调出口。1955年，国家对出售畜产品的农户奖售布票，杀鸡留毛，杀猪留肠，形成习惯，收购量成倍增加。1957年，收购皮张、肠衣13.33万张（副），出口经营依旧。1961年10月，供销合作社收购畜产品统一上调省外贸单位。1976年，出口各类皮张1.84万张，肠衣26.53万副，羽毛15吨，猪鬃12箱。1983年，实行多渠道流通，畜产品出口量减少。1986年，收购肠衣23.8万副，各种皮张233张。1990年，收购品种减少，仅出口肠衣6336副，骨粒（粉）291吨。
五、矿产、五金、电子产品
民国时期，境内烟煤、焦炭有少量出口，数量不详。1949～1956年出口中断。1957年恢复，年出口量500吨左右。1973年，开始出口刀剪、刨、凿等，1974年出口24.9万把。1979年，出口品种增加旅行剪、火插、电工刀等，出口量达50.32万把。其中旅行剪12万把，火插14.03万件，电工刀3万把。1981年，范家山无线电厂生产101钡铁氧体磁钢出口，并增加木工刨铁、凿子等。1984年，磁钢出口达140万件。1986年，出口剪刀22.65万把，101磁钢200万件，刨凿1.26万件，电工刀0.93万把。嗣后多年，五金、刀剪年出口量保持在20万件以上，且增加羊角锤、钻头、连杆瓦等出口。1990年，收购额20万元。
第二节 生产基地
1959年，外贸部门与县农科所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生产家禽、家畜和水果等，直供外贸出口。1960年2月，杉树坪、双泉铺、徐家铺3个人民公社，定为黄花菜出口生产基地，固定专业劳动力，划定种植面积7644亩，由外贸部门组织资金，供应化肥、农药，调剂种苗，抽调干部指导培育管理，推广先进采制技术。黄花菜品级由常年甲级19%提高到65%，乙级由39%减少到26%。1961年出口商品减少。基地停办。1973年，地区农科所、县农科所定为良种杂交猪生产基地，佘田桥公社五里牌大队为西瓜、柑桔生产基地，流泽、砂石公社为玉竹，白合干生产基地，县五金厂为五金产品出口基地，均与外贸公司签订产销合同。1974年，黄陂桥公社三星大队定为黄花菜生产基地，西瓜出口量增加，市场竞争力强。同年，生产基地扩大到佘田桥、棠下桥、两市塘、廉桥等区的37个大队。当年出口西瓜255吨，后陆续增加。1976年，省外贸局与农业厅、供销社定邵东为红碎茶生产基地，分别于黄陂桥、黑田铺、驻马、灵山寺、九龙岭等公社建立红碎茶厂13个。加工粗制红茶、红碎茶，运邵阳、新化茶厂精制出口，年产红茶500吨以上。1979年，西瓜出口达1237吨，占全国出口量的四分之一，被外贸部定为无核西瓜出口基地县。1982年，省人民政府批准邵东为黄花菜出口基地，县外贸投资10万元，改良品种。同年饲养瘦肉型生猪增加8个国营农林场所。1986年，全县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有活大猪、西瓜、柑桔、黄花菜、茶叶、玉竹、百合干以及化工原料，电子元件、等出口基地16处，专业村、专业厂（车间）88个，专业户2544户，多层次，多形式，多门类出口商品生产体系逐行形成。外贸部门向基地发放无息或低息贷款30余万元，拨付生产扶植费25万元，供应饲料3500吨，化肥3900吨。引进家畜家禽良种33.4万只（头），帮助培训各种技术人员125人。1986年后，县外贸每年派出干部下厂、下乡，分片包干，责任到人，并为出口产品基地提供资金和化肥，材料等。生猪、茶叶、柑桔、西瓜、黄花菜等出口基地扩大到2300多个，每年扶植资金30多万元。1990年，出口基地提供外贸出口货源7850万元，占出口额63.2%。
第三节 经营方式
1952～1972年，农副土特产品、畜产品和少量中药材，由供销合作社和各专业公司收购，直接上调省、地有关出口公司择优出口。1973～1980年，出口商品生产基地的产品，由外贸公司自营收购、加工后调省外贸。是年销售额中，外贸公司自营占61%，组织出口占39%。1982年后，流通体制实行改革，统派购和奖售制度被废除，产品收购随行就市，销售的农副土特产品中，畜产品和茶叶仍保持组织出口，其他农副土特产品，中药材和工业品等，均由外贸公司自营。
1983～1990年，销售额11240万元，其中县外贸自营2922万元，占总额的26%，组织出口额8318万元，占总额的74%，实现利润65.68万元，换取外汇3640万美元。
第五章 饮食 服务
第一节 饮食
邵东境内的饮食业源于串乡赶集的饮食摊、担。食品种类以米豆腐、蕨根粉、米粑、凉粉（只供暑天）等。民国初期，随着面灰加工坊的兴办，主要集镇设有面馆、粉馆，经营面条、馄饨、米粉、包子、及客饭等业务。界岭的馄饨，皮薄味鲜；佘田桥的豆腐，细嫩可口；两市塘的面条，条匀香辣。民国36年（1947），两市塘的洗耳楼饺面馆开业，从业人员4人，经营馄饨、面条，兼营小炒，讲究质量，生意日旺。1949年，全县核准登记的饮食业50户，从业人员89人，个体饮食担650个，逢场赶集，微利经营。
新中国成立后，饮食业逐渐发展。至1954年，全县饮食业发展到94户，其中饭店24户，饺面店70户。1955年，私营饮食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分别组成合营饮食店29个，合作饮食店34个，从业人员139人。1958年，饮食业分别由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经营。但网点过于集中，群众不便。1962年后，国营商业部门新建邵东旅社、服务大楼、东风面馆等单位，各区供销合作社建立饮食店。1965年，全县饮食业21户，从业人员30人。在开展学大庆、学大寨的“双学”运动中，服务人员不断改善服务态度，县饮食公司副经理贺德生在东风面馆参加服务，带领职工夜晚到人民医院住院部为病人送饺面，多年不断，极受人称赞。1980年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家、集体、个人饮食业全面发展。1990年，全县饮食业686家，从业人员1438人，经营项目，有传统小炒，名酒佳肴，包办筵席，点心小吃。是年，饮食业经营额1319万元，占全县商品零售总额的2.3%。
第二节 旅社
清末民初，称客栈，境内集镇皆有。设备简陋，多数客栈夏无蚊帐，冬无垫褥。潭宝、衡宋公路通车后，廉桥、佘田桥、两市塘等主要集镇，客栈业发展较快，住宿条件逐渐改善。民国34年（1945）冬，两市塘刘东来旅馆开业，有32个床位，分二个档次，中等床位，夏天有蚊帐，垫竹席，冬天有垫褥，并设有单间，兼办筵席，开设洗澡堂，常旅客盈门。1949年，全县有客栈、旅馆189户，从业人员289人。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人员流动量相应增加，旅社发展甚快。1952年，全县登记的旅栈业254户，从业人员373人。1954年县招待所建立。1956年，私营商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组成合营、合作旅社26个。1965～1975年，新建国营旅社21个，设床位520张，住房条件改善，房内备有条桌、木椅、洗面架、提水用具，一人一床，夏有蚊帐、凉席，冬垫被褥，代客保管钱物。1980年后，国营旅社、集体旅社和个体旅馆相继发展。1980年，县招待所建宾馆，对外营业，房内设卫生、洗漱间，备沙发、电风扇、电视机。两市镇、佘田桥、廉桥、牛马司、仙槎桥、火厂坪等主要集镇，个体旅馆应运而生，1990年，县内有旅社365家，从业人员433人，经营额300万元。
第三节 照相
清末民初，境内无照相行业。民国21年（1932）秋，魏家桥张续衡在两市塘开设本来真照相馆，从业人员1人，经营黑白照相业务。随后，是我照相馆、工农照相馆相继开业。至1953年，县内仅3户照相业，从业人员3人，设备简陋，生意清淡。1954年8月，两市塘3户照相业，组织邵东照相联营社。1956年元月，转公私合营，更名邵东照相社（后改名邵东照相馆），于牛马司、廉桥、佘田桥设立分社。1979年，各区供销合作社开办照相馆，从业人员22人。1983年，邵东照相馆分设2个门市部，兼营照相设备和器材，为县内提供技术咨询，开始经营彩色照相业务。1986年，全县从事照相经营的有35户，从业人员70人，布景新颖，道具备有车、船、飞机等。照相种类从一般黑白照发展到彩色照，并开展各种艺术照、展览照、广告照等。经考核评定，全县有二级摄影师、三级着色师各1名。1990年经营收入100万元。
第四节 理发
民国初期一般集镇，有1～3家剃头匠设店营业，给男性民众剃头刮须。民国34年（1945），开始使用推剪、条剪，理平头、西式头。民国37年，境内有理发行业46户，从业人员48人。1955年，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组成合作理发店21个，从业人员增至80人，城镇待业女青年开始投师学理发，简易座凳改转轮椅，后发展使用电动推剪、电动吹风器等。1981年，两市镇理发店从上海聘请技师传授烫发术，开展女式烫发、染发业务，男女兼理，发型美观。1986年，县内登记的理发业有153户，333人，其中女理发员264人，散居农村和小集镇的个体理发户甚多。部分企业、学校，亦设有理发室。1990年经营收入195万元。
第六章 集市贸易
第一节 发展概况
集市贸易，俗称赶场。境内人多地少，手工业发达。小买小卖者多，本小利微，“米桶挂在扁担上，三天不赶场，鼎罐作钟响”，逢场赶集，历成习惯。清末，洪桥、黑田铺、楮塘铺、火厂坪、佘田桥、水东江、霞光岭、三都铺、灵官殿等地，以街、路为集，定期赶场，颇为活跃。
民国期间，随着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土布、土纸、笔墨、刀剪、铁钉、锅鼎、鱼网等手工业产品逐渐增多，多数进入市场发卖，集市日趋活跃。日军入侵期间，兵荒马乱，潭宝、衡宋公路边的集镇赶集停止，但交通不便的崇山铺、石株桥等，仍赶场不断。抗日战争胜利后，集市重兴。较为活跃的有界岭、廉桥、黑田铺、两市塘、范家山、仙槎桥、佘田桥、水东江、石株桥、毛荷殿、茶子山、崇山铺等21处，多为定期场，一般三日一集，插花循环。交通方便，人口集中的集镇，两市塘、佘田桥、廉桥赶“百日场”。分类设行，开设的大都是米行、花纱行、山货行、水产行、仔猪行、牛行、铁货行、柴炭行、杂货行等，产销见面，价格面议。行栈收购，贩运推销。1949年，国民党溃军、土匪劫财掠物，人祸天灾，农业萧条，民不聊生，集市冷落。
1950年11月21日，原邵阳县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市场管理的指示》，保护公私贸易，活跃了初级市场。国营商业部门参与集市贸易，组织工业品下乡，收购农副产品，农村商贩串乡赶集。1952年11月15～20日，两市塘举行首届物资交流会，上市物资1200多种，成交额22万元。廉桥、佘田桥、仙槎桥、火厂坪、范家山等集镇也相继举办。县内25个墟场，日趋兴旺。1953年11月，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粮食及其制品禁止入市。以后，生猪实行派购，棉花实行统购，主要农产品实行统一收购，集市商品减少，仅小手工业品，种子种苗、仔猪、蔬菜等参与成交。1956年9月，贯彻国务院《恢复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的指示，允许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后的农副产品进入市场，部分限制被取消。年底，全县28个墟场，定期集市，入市品种增多，集市贸易复兴。
1958年，“人民公社化”，劳力统一安排，搞单一粮食生产，取消自留地，限制家庭副业，农民无剩余产品出售，多数市场自行消失。1959年上半年，根据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加强市场管理，发展多种经营》的指示，县派工作组在水东江人民公社组织小商品生产，开展集市贸易试点。7月10日，水东江恢复赶场。此后，各地墟场陆续恢复，但上市物资贫乏，品种单调。
1961年6月，商业实行调整，原合营合作人员从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中清理归队，恢复为合作经营单位，参与集市贸易。农村实行旱土联产承包责任制，恢复自留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家庭副业迅速发展，剩余农副产品增多，集市贸易复苏。1965年底，全县墟场增至41个，一般每场1000人左右。其中1万人以上的有黄陂桥，5000人以上的有毛家栗山、洪桥、水东江、崇山铺。是年，全县集市成交额300万元，余缺调剂方便，生活物资相应增加。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小买小卖等贩运活动被视为投机倒把，严加限制。农民自留地不准种经济作物，鸡鸭限量饲养，甚至禁养。1967年，关闭了黄陂桥、洪桥、毛家栗山、双江桥等17处墟场，尚存24处，名曰“管而不死”，实则越管越死。1970年1月20日，县革委生产指挥组发出公告，对上市商品规定成交价格。1972年上半年，推行南县中鱼口公社贫下中农“管理市场”的经验。集贸市场普遍设立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每逢集期，组织贫管队上市抓“投机倒把”、堵“资本主义”漏洞，严禁国家计划物资上市，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后的剩余农副产品也限量成交，超量处以没收或征收。三年中，征收鲜鱼1.65万公斤，猪肉2.65万公斤。1973年3月20日。在通往外县要道的界岭、牛马司、佘田桥、仙槎桥、团山设立物资检查站，禁止私人贩运。1975年11月，县革委印发布告，将原来“插花性”的定期场（一般每月9场），统一改为公历每月逢五（1月3场）赶集。贩运活动几乎停止。集市贸易濒临消失，“黑市交易”、“地下贩运”代之而起，屡禁不止。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市场管理政策放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量富余劳动力经商贩运，串乡赶集，墟场全面恢复。1980年冬，撤销外运物资检查站。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183户个体工商贩运证明，个体贩运者闯南走北，面向全国，利用汽车、火车等运载工具，批量贩销，允许经营的各类物资，工商部门在管理上由过去的监督型转向服务型，为经商户办理登记，核发执照，提供方便。并在贵阳、昆明、柳州等地建立个体劳动者协会办事机构，加强联系，改善管理。1983年底，全县从事长途贩运的8907户，占全省贩运户总数的43.4%。
个体贩运户增加，集市贸易迅速发展，各类商品相对集中，出现一批专业市场，年成交额在300万元以上的有两市镇小商品批发市场，毛家栗山五金市场，廉桥药材市场，太阳村眼镜市场，邵东火车站人造革包袋市场，徐家铺、县农科所木材市场。成交形式，批发为主，兼营零售，联购联销，合伙经营。价格随行就市，按质面议。同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加强市场设施建设，先后投资314.9万元，新建和扩建了32个、场地5.6万平方米的墟场，固定成交棚顶商场面积3.62万平方米，固定营业摊位4180个，建立集市贸易服务部32个，配备交易员223人，为商贩代管、代售商品，代收代汇货款，代办运输。较大的墟场建立了治安管理和信息咨询机构。1986年集市贸易成交额1.32亿元，比1977年增加32倍多。
集市贸易的兴旺，促进了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发展，其产品大量进入集贸市场，改变了集市贸易的商品结构和成交方式。手工业品、农副产品调剂交换，逐步转变为工业品、农产品批量购销。1986年成交总额中，工业品占69.5%，农副产品则由1977年的41.6%下降到17%。手工业品由1977年的58.4%下降到14.9%，集市贸易由剩余产品调剂交换转变为农民的商业经营。1986年10月湖南电视台录制了《邵东农村专业市场巡礼》、《这里欣欣向荣》等电视新闻，记录了邵东集市贸易的发展概况。但假冒、伪劣商品不少，消费者利益受损害。1987年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力量，每年进行1～2次集中整顿，对假冒、伪劣商品查处后集中烧毁，情节严重者报公安部门行政拘留，集市贸易经营状况趋向正常，1990年，全县集贸市场成交总额25552万元，列全省各县之首。
第二节 专业市场简介
一、两市镇工业品批发市场
两市镇工业品批发市场，位于邵东县城中心，1981年，从城关综合市场分离出来。1983年，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投资100余万元，对市场进行5次扩建，建成一栋4层楼室内商场和一座钢架塑料顶棚交易场共13400平方米，商品保管室28间，固定营业摊位1850个。1989年，又租用钢木家具厂两栋厂房为经营场地，增加摊位1400多个，经营针织、毛线、鞋帽、服装、塑料制品、文具、五金、渔具材料及制品等2800余种商品，参市者悬照经营，分类陈列，琳琅满目，场外路旁、檐下，空平隙地，布满临时货摊，入市商品多为国营、集体企业生产的次品、仓库积压品，东南沿海及江浙地区私营企业产品。近年来，本地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产品逐渐增加，各类产品价格低廉，吸引商贩，批量成交。每天十几个省市（区）及本地的商贩万余人参市，为江南著名小商品市场之一。
市场兴旺，客货流量激增，交通运输部门在市场西侧设零担货物托运处，加开客货汽车班次，个体客货运输车辆发展到600多辆，人货车辆来往于省内县、市和临近各省；邮电部门增设包裹收寄门市部，延长营业时间。1985年收寄商包13.6万件，居全省县邮局之首。附近居民办起旅社、饭店、酒馆130余家。场内设有商品保管、托运，商包代办，货币兑汇、信息咨询、治安保卫、清洁卫生等机构。经营人员悬证挂照，佩戴标志，明码实价，文明经商。连续五年被评为省、地（市）、县五好市场。1990年，商品成交额1.67亿元，但营业场地仍无法满足经营者的要求。1991年，工商管理等部门集资3000多万元，在县城西侧冒家牌征地72亩，新建工业品市场，建主、副两座经营大楼，营业摊位近万个；经营大楼东西二端，建经营门面80间，及医疗、治安、邮电、幼儿园、招待所等配套设施。
二、毛家栗山小五金市场
毛家栗山位于县城西南15公里。民国初期，曾有数家杂货店及伙铺。民国33年（1944）冬，由乡绅倡立墟场，每月逢三、六、九日赶集，乡民活跃参与，遂成习惯。毛家栗山及附近仙槎桥一带，打铁业兴旺，铁货进入墟场成交，吸引省内外客商，尤以“三刀”（剃刀、剪刀、菜刀）闻名远近。
新中国建立初期，毛家栗山更趋兴旺。“大跃进”、“文革”期间以墟场滋生资本主义为由，曾两度强行关闭。
1979年，关闭11年的毛家栗山墟场重新开放，每逢星期日赶场，始以农副产品为主，富余劳动力重操旧业，手工铁货大量上市。外地五金制品也纷至沓来，逐渐形成以小五金为主的专业批发市场，本地和外地的手工铁货、五金工具，多为农村家庭工匠需要的低档商品。如民用刀、剪、顶针、锥子、斧、凿、刨刀、锯条、普扳手、钢锉、千斤顶等，一般低于国营批发价40～50%，批量成交，由商贩运销云、贵、鄂等地。每逢场期，省内外商贩涌至，1985年，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投资建顶棚商场3220平方米，设固定营业摊位864个。1990年市场成交额739万元。
三、火车站包袋市场
火车站包袋市场，是专营包袋等人造革制品及零件的专业市场。
1979年，邵东火车站附近的黑田铺乡群和村等村民开始加工人造革保险裤带、小提包等，销路极好。随之发展到火车站周围的三益、田心、集中、东山、新桥、荷花等十几个村，从业人员达五、六千人。70%的农户从事人造革制品加工。为包袋加工提供零件的水线厂、角钉厂、钢板厂、电镀厂、纸板厂、拉链厂应运而生。1985年，人造革制品由县城工业品市场分出，在加工生产地区中心——邵东火车站旁设立专业市场，建有顶棚商场2660平方米，摊位400个。经营人造革包、袋、衣、箱等20多个品种。进入市场者，多为商贩，批量成交，运至全国各地，日成交额0.4万元左右，市场与生产相互促进，产销两旺。1990年成交额140万元。
四、太阳村眼镜市场
太阳村眼镜市场，位于娄邵铁路廉桥火车站旁，始于1981年，现已发展为全国七大眼镜市场之一。有眼镜专店、门市部95家，经营280多个眼镜品种，80%来自苏、浙、桂、闽、粤、赣、鄂、豫等省。近年来，附近陆续办起了眼镜加工厂，本地产品逐年增加。市场周围，一千多个专营眼镜的贩运户，从市场批量贩至广西、云南、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以及上海、北京等十几个省市（区）销售。1990年，市场成交额445万元。
五、廉桥镇药材市场
廉桥镇位于县城东北14公里，娄邵铁路、潭宝公路从镇中穿过，均设有车站。清代，为邵阳通湘潭，长沙的通道，设有楮塘铺驿站。
廉桥镇周围乡村，土多田少。农民历来有种植药材的习惯，特产玉竹。1949年前有十余家药材庄行。临时从事药材收购者，数以百计，有的人以此为生。1950～1978年，药材由供销部门统一经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药材市场开放，廉桥药材市场兴起。1985年，镇内从事药材经营的个体批发商61家，1986年，药材庄行发展到81家，从业人员140余人，经营近300种药材，成交额达410万元，除本地药材外，四川、河北、贵州、云南、安徽、江西、甘肃等省的药材大量进入。价格一般比国营公司低35～50%。前来进货的有省内及中南、西南各省市（区）的商贩、国营药材公司及医院等。1990年市场成交额758万元。
六、徐家铺木材市场
徐家铺地处潭宝公路旁，处县境北部。木材市场开放以后，徐家铺村265户中有半数从事木材贩运。1985年，成交材积达1.5万立方米，场内贮量常达1000多立方米，大都来源于广西、贵州及本省西部地区，大量销往东南沿海一带，及湘潭、长沙、武汉等市。本地建房户也纷纷进场选购。1990年成交木材5500立方米，成交额432万元。
第七章 经营管理
第一节 经济责任制
一、实物负责制
1952年，国营商业以公司为单位，供销合作社以区为单位统一核算，按四率一额，即劳动生产率、利润率、费用率、资金周转率和商品销售额核算经营成效。所属店、点、门市部，向核算单位提取商品，建立实物登记帐，逐商品登记数量，每天造具每一商品的销售量，连同销货款送提货单位冲减商品提货数量。实行实物负责制，经营人员责任感甚强，发生差错，及时赔款。1953年，全县供销社系统，人平商品销售额1.07万元，利润率1.86%，费用率11%，资金周转率年16.6次。随着经营业务的不断扩大，商品品种日多，逐商品登记进销数量十分繁杂，管理人员无法应酬，施行二年，被拨货计价制所代替。
二、拨货计价制
1954年，县供销合作社汤松文，通过门店试点，秉着有利于扩大经营，加强管理，提高责任感，对实物负责制进行改革，删繁就简，取消商品进销逐件登记帐，门店向核算单位领取商品，按商品销售价计算实物总金额入帐，以商品总金额取代数量帐。商品销售则以现金或银行存单冲减拨货总额。月终盘存，逐店点对帐，减少财务管理人员，简化了经营门店的商品记帐手续，很受欢迎。1954年冬，县内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全面推行。1957年，全县供销系统，商品销售额提高到2.49万元，利润率5.2%，费用率9%，资金周转率48.5天。实行拨货计价制，全县17个区供销社，减少记商品帐专职人员34人。但出现差错难以及时发现。经营人员作弊行为时有发生。而且，经营人员的劳动效率和劳动报酬脱节，在分配上存在平均主义，有碍经营积极性的全面发挥。1982年后，实行经营体制改革，商业、供销和各经营门店，将拨货计价责任制加以改进，责任制度和经营效益挂钩。
三、联销计酬制
1985年，贯彻中央《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国营商业各公司对所属门店，实行固定工资加超利润、超销售额提奖的责任制，经营（销售）计划到班组（柜台），指标到个人，以人定岗，以岗定责，以责定分，计分计奖。各区供销合作社普遍实行“四定”“一包”和销售指标到人，承包人员经营主动性得以增强。1986年，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品零售额1.449亿元，比1985年1.293亿元增11%。实现利润893万元，比1985年增16.5%。经营人员报酬明显提高。据县百货、五金公司统计，人均年工资增加400多元，但收益悬差大，多的年增收超千元，少的不到100元。有的缺乏长远打算，企业利益受损。有的服务差，影响社会效益。微利的小商品无柜经营。1987年，国营商业各工业品公司实行“定额管理，工资浮动，联销计酬，联利计奖”。肉食公司实行百元利润工资含量制。微利企业，实行工资利润大包干。各区供销合作社普遍推行“六定两联”，即定人员、定资金、定销售额、定库存、定利润，以销计酬，以利计奖。从业人员积极性全面调动，亏损单位扭亏增盈。1987年全县国营6个公司，全年商品购进总额7281万元，比1986年增33.8%，商品销售总额8916万元，比1986年增23.5%，人均商品销售额5.9万元，比1986年提高22.3%。实现利润225.8万元，比1986年增56.1%。人均收入1196元。县供销社系统的商品购进、销售、利润三项主要指标，分别完成年计划120%、115%、123.7%，与1986年比，分别增8%、9%、23%，实现利润328万元。1988年，根据市场疲软的新形势，坚持联销计酬、联利计奖的原则，对具体指标进行修订，既拉开挡次，又注意差距，保持基数，平等竞争，1990年，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品零售额2.1亿元，比1989年减5.3%。实现利润433万元，比1989年增60.5%。
第二节 民主管理
新中国建立初期，供销合作社建立代表大会制度。每年召开一次社员代表大会，听取和审议理事会工作报告，财务开支决算报告，选举理事会，监事会领导成员，讨论决议重大事项。1958年，各国营商业公司建立职工代表会，实行“三参一改”，即干部参加劳动，职工参加管理，群众参加监督，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供销合作社理、监事会取消，社员代表大会制度消失。“文化大革命”中，各地选派贫下中农代表进驻供销社参与管理，多数不熟悉业务，且执行“左”的错误。1983年后，供销社恢复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重建社员代表大会制度。各区召开了社员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区供销社理事会成员65人。1984年3月19～22日，邵东县供销合作联社，召开第四届社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供销合作社联社理事会工作报告，通过联社章程，选举理事会理事10人，理事会领导成员3人，选举出席邵阳市供销合作社联社代表大会代表70人，作出了供销社体制改革的有关决议。1985年后，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普遍推行承包经营，联销计酬，联利计奖责任制，职工的民主权力增强。在统一计划指导下，开展购销活动，责权利相统一，1990年，全县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人均纯销售4.08万元，实现利润433万元，利润率1.43%，费用率8.8%。
第一节 私营
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邵阳县东路（即邵东）主要集镇黑田铺有南杂、布匹、药业、屠业、饭店、客栈、染房、酒店等54家店铺，设有驿站的洪桥、双泉铺、楮塘铺、金仙铺、官桥铺、南市铺、皂塘铺、三都铺、檀木铺、佘田桥等地均有店铺。据光绪三十三年《邵阳县乡土志·商务》载：“煤自舟运抵汉口售”，“每岁自县出境舟大小约千只内外不等”：“铁多由县城资水运往汉口”；“铁钉或由水运或由陆挑分售邻府邻省”；土纸“多由蒸水抵衡州或再入湘达省”。贩运棉纱衣布、瓷器入境。民国18、27年（1928、1938），潭宝、衡宋公路建成通车后，商贸场所逐渐由驿站驻地发展至公路沿线，公路设站之处，乡民聚集，设店经营商业，尤以两市塘、廉桥、佘田桥、范家山等集镇，商业日兴。经营范围，由南杂、饮食、山货等，发展到绸布、棉纱、文具、书店、瓷器铁货、粮食油脂、国药土产、烟酒日杂，批零兼营。民国32年，两市塘有110户商业经营户，其中74家花纱行，代收土布、土纱、销售棉花，月成交土布近万匹。廉桥的药材、黄花、辣椒，范家山的笔墨、土产，佘田桥的土纸、竹木制品，仙槎桥的刀剪，火厂坪的铁钉，运销省内外。日本侵略军犯境期间，商业冷落。抗日胜利后，虽有恢复，但元气大伤，加之国民党溃军骚扰，土匪抢劫，物价暴涨，通货膨胀，商业萧条。1948年，境内私营商业、服务业710户，从业人员1400人，经营资金13.7万元，户平193元，多数小本经营，微利养口，少数经营者雇店员、带徒弟。两市塘、廉桥、佘田桥等集镇，经营资本1000银元以上的25家店铺，店主雇有店员，少则2～4人，多的5～6人，料理业务，晚上干到深夜，一般年工资折稻谷5～15担（250～750公斤）。店主带徒弟，三年期内无偿劳动。行动稍有不慎，轻则挨骂，重则遭毒打，素有“徒弟徒弟，三年奴隶”之说。廉桥镇廉让庄，经营土产。店门挂“当面一言为定，早晚时价不同”的字牌。每年6、7月，雇工近100人下乡收购黄花菜，年收购量超千担（50吨），常以超出收价一半向外地倾销，经商3年，拥有资本1万（银元）以上，成为境内巨商。1948年夏，自毁招牌，携资外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民政府，在发展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的同时，鼓励和扶植私营商业的正常发展，保护合法经营，抑制投机倒把活动。1950年境内私营商业商品零售额376万元（人民币），占零售总额95%。1952年，全县私营商业发展到1247户，从业人员2626人经营资金23.39万元，私营饮食户28户，从业人员40人，经营资金5620元，对活跃城乡物资交流，繁荣市场，起了积极作用。但有个别经商户，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偷漏国家税收，扰乱国民经济秩序。1953年11月，粮食实行统购统销，1954年，棉花棉布实行统购统销。县人民政府先后对30家私营粮店和114户私营棉布店。除安排11户经营土特产，33户组织为棉布经销店，12户组成棉布加工厂外，余均转事农业。1955年11月，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县组织工作组，采用先点后面的方式全面铺开。到1956年底，全县私营商业中，有89户过渡到国营商业或供销合作社，有299户组成公私合营单位116个，有390户组成合作商店65个，实行集体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38户为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代购代销。是年底，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结束，仅存私营商业11户，从业人员75人，实有资金7000元。是年，商品零售额27.6万元，1958年冬“人民公社化”，私营商业消失。
第二节 国营
1951年12月，邵东县贸易公司建立，并在廉桥、佘田桥设立贸易商店。1953年始，国家对粮食、油料实行统一经营，相继建立各专营公司。1956年，各专营公司在主要集镇设立批发机构。是年，国营商业零售额509万元，占全县零售总额2004万元的25.4%；批发总额636万元，为全县批发总额885万元的74.9%。1961年，县副食品公司、饮食服务总店、蔬菜、外贸、石油等公司相继建立。1970年商品销售额达4951万元，占全县销售总额95.4%。1976年，肉食由区、社食品站统一经营，从扶植发展生产出发，建立商品基地，培植货源，扩大购销。1980年，国营商业国内纯购进6081万元，比1976年4883万元增24.6%，年递增5.6%。商品销售4419万元，比1976年2369万元，增86.5%，年递增16.8%。1982年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在集体商业、个体商业日益发展的新形势下，国营商业各企业，充分发挥经营上的主渠道作用和历年形成的经营优势，以改革为动力，调整网点布局，开展横向联合，减少中间环节，提高服务质量，不断改变经营方式，扩大购销。1986年，国营商业国内纯购进8614万元，比1980年增41.6%，年递增5.9%，商品零售额5578万元，比1980年增26.2%，年递增4.5%。
1987年开始，国营商业面对市场疲软的形势，深入调查研究，寻找市场热点，以深化改革为动力，抓零售，促批发，稳定市场，开拓经营。不断改善经营条件，先后改建扩建商业大厦、南环商场、昭阳大厦、胜利商场和新兴大楼等5个营业大楼，增加营业场地7150平方米。在销售上，采取定人、定任务、定地段、分片包干到人的措施，变“等客上门”为定销上门，送货上门；广泛开展厂商联销、优惠展销活动，扩大销售额。在进货上，以销定购，少量进，多样进，大件商品求优、中档商品求足，小件商品求齐，勤进快销，优化库存结构，加速资金周转。1990年，全县国营商业经营单位236个，职工2826人。商品零售额9472万元，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6.8%，零售额比1986年增46.3%，年递增5.6%。
第三节 集体
一、供销合作社
1951年8月，原邵阳县第八区人民政府发动贫雇农投入股金24614元（每股1元）兴办供销合作社。经过筹备，范家山供销合作社于9月10日成立，经社员选举社干24人。商品价格低于市场价格（后执行国家规定价格），社员凭证购货，所获盈余扣除公有积累外，按股分红。随后各区全面筹建供销合作社。1952年7月，县供销合作总社成立，随之，全县17个区建起了供销合作社，两市镇和牛马司煤矿建立消费合作社。全县加入供销合作社16.37万人，股金24.49万元，职工610人，经营农业生产资料，收购农副产品，供应农村日常生活资料。1952年商品零售额179万元，占全县商品零售额1104万元的16.2%。1954年11月，县供销合作总社改为县供销合作社。全县经营门店发展到153个，商品零售额1113万元，占社会商品零售额54.4%。1955年1月2～4日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社章，选举理监事，成立理、监事会，发动社员扩股增资。县供销合作社设土产废品、生产资料、日用杂品三个经理部，全县供销合作社经营体系全面形成。1956年，职工1089人，商品零售额1027万元，占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51.2%，“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供销合作社和国营商业两度分合，先后达14年之久，到1982年4月，恢复供销合作社体制，加强其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1983年，全县10个区、镇供销社相继召开了社员代表大会。1984年3月29日，县供销合作联社成立，开展清股分红，扩股增资，入股人数占全县总户数的91.8%。1986，全年供销系统有经营单位239个，商品零售额8912万元。随后，面对城乡集体、个体商业全面发展的新形势，以改革为动力，对内理顺关系，对外纵横联合，以入股形式，与厂家联销。1988年，全县入股185万元，参入省内外日用化工、丝绸、呢线、纺织、化肥、农药、家电、干菜8个生产集团。与300多个厂家建立业务往来关系，在货源上购进有基地，品种有名牌、价格有优惠。在销售上，加强系列化服务，搞好农资专营，不断开展优惠展销、逢场赶集等活动，扩大销售。1990年，全县经营单位有农业生产资料、食杂果品、土产日杂、废品回收、工业品等5个公司，48个区、镇、乡供销社，510个购销商店，职工2628人。商品零售额1.23亿元，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2%。
二、合作商店（小组）
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全县有合作商店（小组）65个，资金28086元，从业349人，实行单独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1958年，“人民公社化”中，合作商店、小组，统一过渡为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1962年，调整商业体制，对不应统一过渡的合作商店（小组）的人员进行清退，恢复了合作经营性质。“文化大革命”中，合作商店及小组再度转到商业、供销合作社归口公司，成为其经营门店，农村未纳入供销社的，从业人员下放农村务农，合作商业，几乎消逝。1972年，原下放农村的合作人员，陆续收回恢复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但仍混岗经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政府对合作经营店给以扶植，资金不足的，给以贷款。1984年，全县有店、组14个，从业人员262人，分为8个核算单位。1990年，商品零售额694万元，占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2%。
三、乡、村商业
1979年，县内乡镇企业，为拓宽商品流通渠道，前店后厂，自销产品，设立网点39个。其后，随着政策的放宽，乡（镇）、村商业进一步发展，店、点及经营品种增多，营业额逐步增加1990年，全县乡、镇、村办有商店115个，从业人员406人，零售额1449万元，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3%。
第四节 个体
邵东人多耕地少。新中国建立前，境内无地或只有极少耕地的农民，从事小商贩经营活动者众多，他们以微薄之利养家糊口。1948年境内个体经商人员1074人。新中国成立后，集贸市场日益活跃。个体经商人员肩挑背负，勤走四方。1954年，人民政府对城乡商贩核发经营证，全县安排个体商业贷款3万元，解决经营资金上的困难。1955年，全县个体商业发展到1462个，在经营上，受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指导，经营灵活，方便了群众生活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个体商业从业人员中有1198人加入合作经营组织，其余264人在“大跃进”中全部从事农业生产。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个体商业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重现生机。1979年，仙槎桥公社南市大队，81户农民，利用农忙时间贩卖小五金，分户与大队签订合同，定期交纳税收、管理费，户户收入增加，粮食增产。1980年3月，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总结其经验，根据县内人多耕地少，个体工商业经营灵活的特点，制订了《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意见》，经县革委会批准实施。凡本人申请，依法经营，街道居委会或农村生产大队同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发照。是年，全县登记发照183户，从业人员202人，这些登记的个体商业人员，走村串户，零购零销，方便群众生活。他们的活动，使人民政府发展个体商业的政策得以传遍千家万户，旋即，个体商业从城镇到农村成批涌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开放疏导，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人民政府对依法经营，勤劳致富的个体经营户利用多种形式进行鼓励、表彰。至1986年，全县个体商业发展到3.19万户，从业人员3.48万人。经营方式由零购零销逐步发展到批零兼营，由县内走村串户发展到国内联购联销。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经营者各因盈亏而异，或停业、歇业，或改从他业，或异地落户经营，县内经营户有所减少，而经营额却保持一定幅度增长。1990年全县个体商业、饮食服务业1.18万户，从业人员1.98万人，商品零售额2.27亿元，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37.5%。从业人员比1986年减少60%，商品销售额却增32%，年递增7%。
第二章 商品购销
第一节 采购
一、工业品
民国时期，境内私营商业经营的工业品，多从汉口、长沙、常德、湘潭、邵阳、衡阳等地采购。抗日战争期间，汉口、长沙等相继沦陷，货源断绝，布匹多以本地的土布投入市场，食盐、煤油等日用工业品，则由广西、贵州等地购进，采购量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国营商业经营的工业品，经营单位分季、月制定要货计划，由省、地专业公司按计划调拨；地方工业产品，实行统购包销、计划收购和加工订货。1959年，国家对工业品实行分级管理的制度，县内国营商业采购的一类工业品由省、市下达计划，分别向长沙、衡阳、邵阳等商品批发站购进；二类工业品由上级主管部门平衡计划后，经营单位到指定地点采购；三类工业品自行采购。1966年，全县工业品购进总额5050万元，其中县外4140万元，占82.7%，县内865万元，占17.3%。1970年跨区采购再度停止，所有工业品按计划，按层次调拨，花色品种减少。1982年后，流通体制不断改革，指令性计划减少。国营商业、供销社多直接从厂家进货，根据市场变化的形势，参入省内外生产集团，选择定点进货，开展厂商联销，代销、试销。1990年，全县工业品纯购进1.47亿元，其中县外9320万元，县内5408万元。
二、农副产品 （一）黄花菜民国时期，境内所产黄花菜多由私商零星收购，运销衡阳、长沙、广东等地出售。有的转销香港出口，少数农户自运常德、津市等地兑回所需物资。据1951年《湖南土特产》载：“1944年，邵东境内产黄花菜600吨，外销80%左右。“新中国建立后，供销合作社为扶植生产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从1951年起，大量收购向外推销。1953年，收购669吨，1955年，黄花菜由基层供销社收购，交县供销合作社土产副食经理部独家经营。1957年，全县设固定收购点175个，组织干部110多人下乡设点收购，便利农民出售。是年收购2209吨，占当年实际产量98.6%，其中一级占收购总量35%。1961年，对种植面积集中，单产较高的杉树坪、徐家铺、双泉铺3个公社，供销部门在生产资金、化肥、农药供应上给以重点扶植，帮助提高质量，与其签订收购合同，按收购价款每100公斤预付30%的定金。是年，上述3个公社的7644亩黄花菜，平均亩产160公斤，其中甲级由原来19%增加到65%。嗣后，预购合同制全面推行。1964年始，每年春季，各区、社供销合作社派出干部，分队签订合同，预付定金，拨付专用化肥。黄花菜收摘时，派出干部帮助改进蒸制加工技术，收购量逐年增加，1978年，全县合同预购量2325吨，预付定金126万元，实际收购2483吨，占当年产量94.5%。1982年，黄花菜列为三类农副产品，计划收购改随行就市，收购价格面议，多家经营，预购合同制停止。每逢收购季节，多家争购。1983年，供销部门收购2821吨，占社会收购总量81.4%，乡镇企业收购567吨，占社会收购量12.5%，外贸部门收购73吨。随后，个体经营者日多，黄花菜上市期间，竞相收购，甚至争相提价，质量标准降低，外销不畅，收购数量逐年减少，1990年全县收购3351吨。
（二）棉花
民国时期，境内农民种少量本地“山花”，自纺自用，不足部分向产棉区购进。1954年9月，国家对棉花实行统购，年收购0.6吨。1958年，大办粮食，棉花面积减少。1964年，棉花生产计划与粮食生产计划同时下达，棉田免征公粮，且按收购量奖售粮食、化肥、棉布票。当年全县种植棉花1.36万亩。1966年增加到2.8万亩，收购524吨，至1978年，年平均收购量保持在330吨左右。1984年，棉花停止统购，种植面积减少，外地棉花不断进入县内市场，1990年当地仅收购12吨。
（三）生猪
民国时期，生猪多由屠商收购，设摊出售白肉。新中国建立初期，基层供销合作社为打击屠商的中间剥削，收购生猪，向农民出售白肉。1952～1954年收购量在7000头左右。1955年，国家对生猪实行派购，任务一年一定，计划层层下达，落实到户。10月，县成立食品公司，分别在两市塘、佘田桥、廉桥、水东江、范家山等地设立食品站，生猪经营实行“一条鞭”独家经营。全县派购5万头，实收2.25万头，占生猪出栏量24.5%。1959年，片面强调集体养猪，加之管理不善，生猪饲养量减少，1960～1962年，共收猪3.54万头。1962年5月，贯彻“公养私养并举，私养为主”的方针，对农户养猪划给饲料地，调整派购任务，年初落实到队，协商到户，轮流送售，允许多养多留，饲养户向国家交售一头生猪，按毛重奖等量粮食指标和发给布票5尺。饲养量增加，且经营渠道适当放宽。“文化大革命”期间，平均年收购量保持在11万头左右。1976年，生猪收购又由肉食水产公司独家经营。1985年，生猪派购改为合同定购，实行多渠道经营。国营肉食水产部门收购量逐年下降。1990年全县收购生猪22.01万头，其中，国营肉食水产部门收3.78万头。
（四）茶叶
民国时期，每年采茶季节，个体商贩在范家山、霞光岭等产茶叶的乡村收购茶叶，远销衡阳、长沙等地。新中国建立后，茶叶由茶叶公司统一经营，供销合作社代收。1953年，收购红毛茶4吨。1956年，国家为促进茶叶生产的发展，对生产单位，按计划收购量预付定金20%。随后，又实行奖售政策，交售茶叶价款100元，奖稻谷指标32.5公斤，化肥指标40公斤布票10米。1961年茶叶列为二类物资，实行派购，区供销合作社配备专职茶叶干部，培植生产，根据各队产茶实际，签订合同，茶叶收购量逐年增加。1963年收购76吨。1970年，取消奖售布票，稻谷指标调为25公斤，化肥指标35公斤。1976年增加到706吨。为适应外贸出口需要，转向以加工红碎茶为主，全县建立红碎茶厂15个。1981年收购量突破1000吨。1983年实行多渠道流通，供销社直接经营，采取事先预购的办法组织收购。1986年，全县收购1811吨。1990年收购934吨。
（五）其他农产品
邵东境内旱土面积占耕地面积三分之一，土特产品较多，丹皮、白芍、玉竹生产历史悠久，为其特产，蜜桔发展迅速。供销部门在支持发展生产的同时，利用多种形式组织收购。1990年，收购品种达13类，131种。建县后主要年份其他农副产品收购情况如下表：
第二节 销售
一、生活资料
（一）纺织品、百货
民国初期，境内有棉布、小百货、文具等3个行业。民国37年（1948），两市塘、佘田桥、廉桥、范家山、仙槎桥、水东江等集镇，有布店21家，多兼营百货。两市塘6家绸布业，户平资金1076元，经营品种多为棉布。百货业8户，户平资金290元，经营品种有袜子、帽子、胶鞋、文具、小百货等。新中国建立后，1951年12月，邵东贸易公司建立，经营纺织品、百货、糖果糕点，文化用品、煤油、火柴等，承担基层供销社及私营商业的批发业务，1953年，全县销售棉布230万米，毛巾5.5万条，汗衫背心、卫生衫裤1.98万件，毛线1.56吨，胶鞋1.65万双，肥皂1000箱。1954年9月上旬，棉布、棉纱、棉花业务析出，建花纱布公司。是月15日，棉布实行定量凭票供应，人均3米。10月，邵东县百货公司建立。1958年，花纱布公司并入百货公司。1959年，棉布定量供应人均增加到7米，1961年减少到0.5米，卫生衫裤、棉毛衫裤亦凭票销售。1965年，销售棉布282万米，棉毛衫裤、汗衫背心5.6万件，毛线2吨，胶鞋9.3万双，肥皂4400箱。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棉布定量供应指标，农业人口由1964年1.46米增加到4.16米，非农业人由3.91米增加到5.94米，化纤布开始销售，纺织品销售量增加。1983年12月1日，棉布取消定量供应，纺织品经营，除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外，个体商贩从事经营者日多花色品种增加。1986年，销售棉布359万米，化纤布84万米，棉纤混纺布190万米，呢绒、绸缎18万米，汗衫背心，棉毛衫裤91万件，毛线72吨，鞋类79万双，肥皂3.2万箱。嗣后，棉纤混纺织品花色新颖，品种增多，棉布销售量减少。1990年，销售棉布159万米，化纤布115万米，混纺布113万米，绸缎呢绒20万米，毛线77吨，肥皂3.9万箱，胶鞋46万双。
（二）副食品、烟酒
民国时期，境内副食品经营业称南杂业，经营店集镇皆有，销售品种有油、盐、糕点、糖等。民国37年（1948）两市塘27户南杂业，户平资金135元，其他集镇商号经营油盐南杂，年销售额3200多元。新中国建立后，副食品、烟酒由国营、集体商业经营。1953年，卷烟列入国家计划。是年，全县销售食盐2861吨、卷烟100箱、食糖125.7吨、酒37.5吨，糕点189吨、煤油97吨。1960年冬，食糖、食盐、煤油实行定量销售，糖粒子实行高价销售。1961年11月，县副食品公司建立，承担全县的副食批发业务。1965年，凭票供应品种减少。是年，全县销售食盐5203吨、食糖592吨、糖果糕点416吨、酒152吨、卷烟663箱、煤油627吨。嗣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花色品种增多，商品档次提高。1985年1月，烟草、盐业专卖公司建立，卷烟、食盐批发专营。1990年，全县销售食盐4558吨、食糖4307吨、糖果糕点930吨、酒4530吨、卷烟27850箱、煤油因照明用电增多，仅销128吨。
（三）五金、交电
民国时期，南杂店多兼营元钉、元丝、鼎锅等。新中国建立后，五金、交电，由国营、集体商业经营。经营品种逐步增加。1955年，县百货公司设立五金、交电、化工原料（简称五交化）批发部和零售门市部，经营品种580多种，开始销售自行车、收音机。1966年，销售品种有所增加，但货源紧张，元丝、元钉、自行车等曾实行分配供应。1976年，销售自行车1083辆、收音机307部。1979年6月，县五交化公司建立，经营品种2000多种。各区供销社设五交化经营专店，经营品种不断增多。家用电器销售日趋增加。1983～1990年，全县销售家用缝纫机5.9万台、自行车8.38万辆、电风扇11.8万部、洗衣机1.66万台、电冰箱1615台、电视机4.7万台，其中彩电3531台。1990年年销售量与1983年比，缝纫机减少19.2%，自行车保持平衡，电风扇增12.2倍，洗衣机增490倍，电视机增21倍，电冰箱1984年开始销3台，1990年销554台。
（四）肉食、水产、蔬菜
民国时期，肉食由个体屠商经营，贩运生猪者时而有之。水产无专业经营户。建国初期，基层合作社供应少量白肉。鲜蔬菜由生产者上市出售，干菜由副食店经营。1955年10月，县食品公司设立，分区设立食品站，经营肉食、水产、蛋品业务，承担城镇非农业人口肉食品供应任务。1957年，销售猪肉221吨，蛋品33吨，水产品150.9吨。1960年，畜禽水产饲养量锐减，猪肉仅销40吨，水产品90吨，蛋品3.8吨。1961年后，国家对养猪户实行奖售政策，货源日渐增多，销售量逐年增加。1970年销售猪肉4774吨，水产品315吨，蛋品1200吨。1973年8月，食品公司更名肉食水产公司。1978年10月，县蔬菜公司建立，组织蔬菜生产，与菜农签订产销合同，粮菜挂钩，定产定销。1979年，蔬菜销售额33万元。1980年，销售肉猪15.45万头，蔬菜销售额50万元。1984年，畜禽水产取消派购。肉食、蔬菜全由市场调节，国营商业猪肉销售量减少。1985年，全县仅销肉猪67600头，水产品679吨，鲜蛋204吨。1986年后，生猪发展正常，市场肉食价格稳中有降，城镇居民享受财政支付的肉食补贴，国营肉食水产部门供应量逐年回升。1990年，销售肉猪2.78万头，水产品754吨，鲜蛋200吨。
（五）煤炭 1973年，邵东县煤炭公司建立。对城镇居民、机关、企事业单位集体食堂的生活用煤，实行计划定量供应，凭证购买。佘田桥、简家陇、双凤、双泉铺等13个缺煤乡的生活用煤和饮食、豆腐等行业用煤，适量分配计划，年供应量23万吨。1984年，煤炭公司建立藕煤厂，藕煤不足部分，供应原煤。1990年，供应原煤11.2万吨。
二、生产资料
（一）化肥、农药、中小农具 1952年，基层供销合作社设农业生产资料门市部，配专职干部承担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工作，支援农业生产。是年推广使用硫酸亚6.7吨，并翻印资料，介绍使用方法，深受欢迎。化肥供应品种陆续增加。农药、农械陆续组织供应。1955年，县成立农业生产资料经理部，专门经营化肥、农药、农机具等。在工作中，坚持从支援农业出发，调查研究，摸清需要量，广泛组织货源，及时供应。1964年被评为全国商业经营管理先进单位。是年1月26月，经理刘继茂出席全国商业经营管理先进表彰会。随后，全县农业生产资料经营门店设立到乡村供销点。1964年，县内开始推广早稻薄膜育秧，塑料薄膜一时甚为紧张，县生产资料经理部大力从省外组织货源，并以销售价低于出厂价3%，每吨售价3100元向农村生产队出售，薄膜育秧由点到面，普及全县。1968年，销售薄膜350吨。以后每年销售量保持400吨左右。
1984年，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多渠道经营。出现伪劣农药，影响了农业生产。1989年，贯彻国务院《关于化肥、农药、农膜实行专营》的通知后，人民政府组织力量不断整顿农业生产资料的经营市场，实行归口经营。化肥、农药、农膜销售量大，供应及时。1990年生产资料供应额4755万元，比1986年增69%，占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8.4%。化肥、农药等主要年份销售情况如下表：
（二）金属、机电产品、建筑材料 1952～1957年，县内金属、机电产品及金属、建筑材料销售量少，由商业部门和供销合作社兼营。1957年4月，邵东县物资供应经营部建立，负责工业生产计划物资的经营。1960年8月，邵东县物资管理局成立，物资供应经营部撤销，职工31人。1962年，销售额68.7万元。随后，经营品种不断增加，在佘田桥、廉桥集镇设立供应点。1978年后，钢材、水泥等物资的需要量成倍增加，供需矛盾突出。1984年11月，分别成立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机电设备3个专业公司，职工增至68人。1985年，开放市场，计划供应量减少，计划外销售量成倍增加，经营品种，有金属材料16种，机电产品50种，化工及建筑材料17种。1990年，销售额2117万元，实现利润26.6元，几个主要年份金属、机电产品、建筑材料销售情况如下表：
（三）农业机械 1974年前，县内半机械化农具、农业机械、分别归口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县物资局经销。是年10月，邵东县农业机械公司成立，归口经营农业机械，职工48人，在佘田桥、廉桥建供应点，21个公社农机站设配件点，方便用户，对引进机型归口把关，定型产品选择购进，避免型号乱，质量低劣的产品进县，主机销售后，实行包换、包退、包修，备有零件供应。销售价格倒挂，亏损由县财政补贴。至1981年，销售2374万元，亏损106万元。1982年起，取消销售价格倒挂的政策，部分农机产品（手扶拖拉机、小柴油机、汽油机）试行浮动价。1984年6月，执行固定价、浮动价、双方商议价3种价格。1985年，全部改浮动价，经营方式向开放型、多渠道、少环节的方向发展。内部实行分组承包经营责任制，扭亏为盈。1990年，销售额499万元、盈利21万元。
（四）木材 1950年前，木材由私人经营。年销售量无历史资料可考。建县初期，县内基建用材，数量较多的，由邵阳森林工业分局供应，零星用材，就地购买。1955年，木材列入一类产品，7月，邵阳森工分局在邵东建立木材购销组，经营县内木、竹。翌年7月，购销组撤销，县木材公司成立，下设范家山、廉桥、佘田桥3个木材收购站，收购县内采伐的木材，调进省、地下拨计划内的木材。供应县内主要基建单位用材，和部分生产用材。1956年，县公司收购木材6622立方米，调入4030立方米。地销9327立方米。1961年后，县内林木资源渐少，主要依赖调入。年调入量1万立方米左右。1966年，为满足基建用材的需要，补充计划内分配量的不足，县计委下设木材购销组，组织专人在绥宁、城步、洞口等山区采购睏山材、间伐材，年采供量0.5万立方米，1984年并入县木材公司。1985年1月木材统购统配取消，以市场调节为主，公司开始经营计划外木材。徐家铺、县农科所地段，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建立木材市场，年销量0.38万立方米。1990年县有木材市场6处，年成交1.38万立方米，木料公司销量额87万元，盈利5万元。
（五）石油 1964年开始，汽油、柴油由县物资局经营，实行计划供应。1972年转由农业生产资料公司经营。1978年，石油公司建立，归口经营工农业生产用油，按机定量，计划分配，一年一定。农业抗旱用油，根据旱情将指标分配到乡，由乡安排到单位，发给临时油票，凭票向基层供销合作社购买。工业用油，石油公司凭分配通知单分月供应。1980年后，计划供应量减少，计外供应量不断增加。1990年，供应石油1.31万吨，其中计外0.5万吨。
第三章 粮油贸易
邵东人多田少，历来缺粮。民国时期，人平产粮仅100多公斤，年流入量占实用量三分之一以上。农民种植油菜素成习惯，加上茶油尚能自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粮食部门在全县设立64个粮食购销点，由贸易公司和供销社代购代销。1953年11月，开始执行国家关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粮油购销纳入计划轨道，由国营粮食部门独家经营。虽在征购任务完成后，新谷登场前，开放国家领导下的粮食市场，但农民口粮不足，加之政策限制过严，上市粮少，逆差甚大。1956年，全县向外调进2652万公斤，加上自产粮，人平200公斤。1963年始，国民经济通过调整，农业生产不断发展，种田重视科学，粮食产量不断提高。1968年，全县粮食产量达2.05亿公斤，人平占有粮食270公斤，实现自给。1971年，全县粮食跨《纲要》，农民开始卖余粮。1980年，收购量突破0.5亿公斤，外调0.2亿公斤。1983年始，农产品流通体制放开，粮食征购、超购任务完成后，余粮自由上市。1985年，取消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1990年，全县有粮站9个，基层粮食仓库46处。职工656人。销售额1637万元，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3%。
第一节 收购
一、粮食
民国时期，集镇居民向农村购用粮食，粮商低价购进，囤积居奇，从中渔利。民国31年（1942）田赋改征实物，每元实额征稻谷四斗或小麦二斗八升。民国37年又附征自卫饷、县级公粮、筑路饷和县市捐献。邵东境内应交纳饷谷16992吨，实交粮不详。
新中国建立后，1953年8月，县成立粮食收购委员会，预购新谷，县内设64个收购点。3个月内，收购稻谷1100吨。
1953年11月，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取消粮食自由贸易，全县私营粮食经营户全部停业。1955年，农村实行粮食“三定”（定产、定购、定销），正常年景，定产、定购一定3年不变，增产不增购。销粮一年一定。购粮包括公粮和统购余粮两部分，统称征购粮。是年，全县定粮食征购任务11248吨，实际入库14927吨“大跃进”中，受“五风”影响，大量征购“过头粮”，农民严重缺粮。1961年，对完成征购的生产队和口粮高的农户，以工业品换购粮食。生产队卖100公斤稻谷，购标准化肥20公斤，农户卖100公斤稻谷，购棉布5米，均以计划价格结算。1963年，国家领导下的粮食市场开放，对农村余粮开始议价收购，本着“随行就市，群众愿卖”的原则，收购价格面议，是年收购议价粮330吨。1966～1970年，全县粮食年征购基数调整为15920吨，其中1967年，水灾严重，实际入库13130吨 1971年，对超产的生产队适当收购“三超粮”（超产、超购、超奖）。超购粮的收购价格，一般按调整后的统购价加30%（1979年调整为50%），一半奖售化肥指标20公斤。超购数量视年景一年一定。以生产队为单位，人均口粮低于225公斤免购。1980年，全县粮食收购量达65610吨，其中议购2213吨。1981年，粮食征购基数再次调整，超购任务一定三年不变，以生产队为单位，凡征购任务人均超过100公斤的一律减为100公斤，超过部分改为超购，统称超购粮，增产不增购，一般减产不减购。全县定征购任务16760吨，超购25069吨。1984年，实际入库52830吨，其中征购15790吨，超购37040吨。
1985年起，改革粮食流通体制，粮食统购政策取消，改为合同定购，由乡镇人民政府在粮食播种前向农户发合同定购通知单。定购的粮食按“倒三七”比例定价，即：三成按原统购价，七成按超购价。交售粮食100公斤，奖标准化肥指标3公斤。合同定购中，除公粮部分，人均超过100公斤以上，发放贴息贷款（早稻入库时收回），支援售粮户发展生产。是年，全县发贴息贷款24万元，售粮1250公斤以上的32户。时因粮价未开放，部分农户弃农经商，将稻田改种其他经济作物。全县定购4万吨，实际入库仅37237吨。1986年定购任务调整为3.7万吨，县加机动粮725吨。秋粮入库时，区、乡组织工作组，领导带队，临门催收，实际入库37170吨，为任务的98.53%。1989年，奖售标准适当提高，每100公斤稻谷奖化肥指标10公斤，柴油指标10公斤。1990年，国家定购粮食入库38466吨，议价收购12231吨。
二、食油
邵东山林面积中，有少量油茶林。农作物种植油菜素有粮油连作的习惯。茶果、菜籽以土榨坊加工，多为自食，也有少量油商零星收购，运销各地。
新中国建立后，油菜播种面积不断增加。1953年11月，食油实行统购，油菜播种列入农业种植计划，实行计划收购，任务一年一定。翌年，实际入库127.9吨。1957年，菜油实行定产、定购，茶油定购不定产，增产不增购，一定三年。1959年，菜油分别不同产区按比例收购，分散产区购四留六，一般产区购五留五，集中产区购六留四。1961年，茶油留足定量标准油后收购余油，超产部分按四、一、五比例分成，国家购四，大队留一，生产队留五。收购食油50公斤，奖一定粮食、棉布及煤油指标。1964年，全县食油自给。1971年，国家对超购部分，加价30%。1979年，提高食油统购价格，菜油每100公斤由170元提高为212元，对超购部分按调整后的统购价加价50%，每公斤奖稻谷指标1公斤，是年收购量突破100万公斤。1981年加价收购停止，统购恢复，奖等量稻谷指标。
1985年，食油取消统购，实行合同定购。是年，菜油定购35.78万公斤，实际入库9.2万公斤。茶油定购21.86万公斤，实际完成23.7万公斤。1986年，茶油实行平议兼收，平价部分，继续奖稻谷指标，每50公斤补贴15元，是年，入库23.33万公斤，占全县食油产量36%，销售食油30.73万公斤，逆差7.4万公斤，从县外调入29.2万公斤。1990年，平价收购487吨，议价收购163吨。
第二节 销售
一、农村
（一）粮食 1953年，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农民自产粮扣除种子、饲料，人均年口粮不足180公斤者，国家安排适当统销。菜农、经济作物场实行常年定销，指标包干，分月安排，凭证向当地粮站购买。1960年，因自然灾害和“五风”错误，口粮标准低。1962年后，统销借销相结合，社队组织余缺调剂，秋后归还。有些社队余缺调剂有困难，由国家借销。1968年，统销粮减少，借销、议销量增加。对严重受灾队，林区和边远山区困难队安排统销粮。菜农按人均口粮标准定销粮食。种植经济作物或经商、务工、搞副业的缺粮户，安排议价粮。1986年，全年农村销粮9680吨，其中议价销售5450吨。1990年，全县菜农2554人，定销粮食1202吨，农村返销粮食3439吨，其中议价销售1374吨。
（二）食油 1954年，人均食油不足0.44公斤，列统销范围。1957年，全县安排食油39吨，供应缺油农户。1959年6月，农村食油统销停止。1986年，供应农村议价食油87.9吨，供应菜农和退休人员平价食油27.2吨。1990年，供应食油440吨，其中退休人员和菜农（平价）2吨，议价42吨。二、城镇 （一）粮食 1954年起，居民、工人、国家工作人员实行计划供应。居民由居民小组民主评定需粮数，经乡、镇政府批准，供应到户。1955年12月1日，对居民、工人、国家工作人员，实行以人定量，按户（机关、企事业单位以食堂为集体户口）计算定量标准，按劳动差异，年龄大小，分等核定供应量。干部一般月定量标准为14公斤，工人重体力劳动者月定量25公斤，居民12.5公斤。1955年，全县城镇非农业人口1.56万人，人均月定量21.5公斤。1960～1961年供应量适当减少。1962年供应标准依旧，人员临时流动，凭粮票供粮。出生、死亡、迁出、迁入等人口异动，凭户籍迁移手续办理粮食关系。1990年，城镇非农业人口7.74万人，人均月定量16.5公斤。
工商行业用粮，由用粮单位编制计划，行业主管部门审查，粮食部门在上级批准指标内安排供应，定期结算。1990年，全县行业用粮1439吨。
（二）食油供应
城镇非农业人口的食油供应，与口粮供应同时进行，不分工种，依人定量，凭证随粮购买，每人每月定量0.25公斤。节日和特殊保健用油，依油源而定。1990年，全县供应定量食油281吨，人平年供量3.1公斤。
工商行业用油，由用油单位编制计划，行业主管部门审查，粮食部门在上级分配指标内审批供应。1990年供应食油74吨。
三、市场销售 1950～1953年，粮食部门委托贸易公司和供销社在城乡市场设粮食销售点，按国家价格销售粮食。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后，市场销售停止。1963年，国家拨专粮50万公斤，低于市场价3～5%的幅度，通过市场成交的方式销售给缺粮的农民。农民到市场上销售的粮食，价格面议，自愿成交。1984年9月，邵东粮油议购议销公司成立，经营议价粮油27种，工商行业用粮和个体工商户用粮，计划内供应不足部分，按议价购买。全年议价销售粮食9000吨，食油700吨。1990年，全县议价销粮2864吨，食油381吨。
第三节 储运
一、仓储
（一）仓库
民国31年（1942）起，田赋改征谷、麦，所征公粮，租民房民仓，无固定仓库。新中国建立初期，所征公粮，仍租民房或占用祠堂、庙宇等公房就地保管。1951年，原邵阳县人民政府在廉桥修建2栋木板仓库，容量为2700吨，当年储粮。1960年各地修建曲拱型薄壳仓库，仓顶用水泥制成，沥青吻缝，虽节约木材、钢材、但裂缝浸水，不利保粮，后逐步淘汰。1972年，两市塘、灵官殿建钢板油池各1座，容量为50吨。1974年起，根据各地产油情况，陆续修建油池。全县仓库全部翻修改建，仓库容量逐渐改善。1990年，全县拥有粮食仓库106栋，容量达7.88万吨，共建钢板油池83座，容量达1500吨。
（二）保管 1950年，实行“以防为主，防重于治”的方针，各区粮站（库）均配兼职防化员，采用土法诱杀，配合使用“六六六”、“滴滴涕”和硫磺熏蒸等方法，消灭虫害。粮食入库前，清仓消毒，入库后，三天粗查，七天细查，一月普查，发现霉变现象，根据不同季节，不同品种，立即采取通风过溜，密封、翻晒、药剂熏蒸等办法处理。1954年，五里牌粮仓首次实现“无虫粮仓”。1956年，全县开展四无（无虫、无霉、无鼠雀、无事故）粮仓活动。翌年，经专区粮食局检查鉴定，全县储粮1077万公斤，无虫伤，无霉变、无鼠雀，无事故。1960年，实行“以防为主，防治并举”的方针，采取氯化苦、磷化锌、磷化钙熏蒸防治。1978年，开始推行“三低”（低氧、低温、低剂量）储粮。1979年，保管各种粮油43.9万公斤，经省粮食厅鉴定“四无”库点达95%，“四无”粮仓达99.1%。两市塘粮站“三低”储粮达70%。并率先建立了粮食调运检验室。1981年，全县粮食保管人员参加娄底地区举办的业务技术比武，获得粮食保管理论基础知识第一名，虫害检验鉴别第二名。1986年，粮食保管改为“以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从常规储藏逐渐转向“三低”储藏，先后添置了7.5千瓦风鼓、4.5千瓦风鼓各4台，单管散热70台，600毫米排风扇150台。1988年5月，完成了第三次储粮害虫及天敌种类调查，查获有储粮害虫106种，害虫天敌11种，列为县科技成果。1990年，全县粮食保管员参加邵阳市业务技术比武，获团体总分第二名，储粮保低温、保安全，粮比、栋比、容比各项总分列全市之首。
二、调运
邵东人多耕地少，建县初期，粮食多从双峰、衡阳购入，年调入量保持在万吨左右，以人畜力运输为主。1953年，粮油调运由中央统管，按所报计划，全面平衡，统一调运。195E年，实行跨界交粮，就近销粮，减少群众义务运粮的承受力。是年，跨界收购外县粮食333C吨，还从县外调入稻谷19740吨，调出小麦160吨。此后，随着粮食生产的不断发展，粮食调入量不断减少。1968年，实现粮食自给，略有余粮、余油调出。1986年，县粮食局建立粮食运输车队，配汽车6辆，载重量26吨，调出粮食5275吨，调入食油152吨，全由汽车队承运。1990年，粮油调运量7924吨。
第三节 经营方式
1952～1972年，农副土特产品、畜产品和少量中药材，由供销合作社和各专业公司收购，直接上调省、地有关出口公司择优出口。1973～1980年，出口商品生产基地的产品，由外贸公司自营收购、加工后调省外贸。是年销售额中，外贸公司自营占61%，组织出口占39%。1982年后，流通体制实行改革，统派购和奖售制度被废除，产品收购随行就市，销售的农副土特产品中，畜产品和茶叶仍保持组织出口，其他农副土特产品，中药材和工业品等，均由外贸公司自营。
1983～1990年，销售额11240万元，其中县外贸自营2922万元，占总额的26%，组织出口额8318万元，占总额的74%，实现利润65.68万元，换取外汇3640万美元。
第四章 对外贸易
清道光年间，境内有少量茶叶，由商贩运销长沙、广州转运香港和南洋各地。民国时期，出口商品增加到黄花菜、百合干、玉竹、活大猪、畜产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商品陆续增加，出口量不断扩大。1960年起，兴办生猪、瓜果、刀剪等出口商品基地，引进良种，推广科学技术，发展出口商品生产，扩大出口额。1973年2月23日，邵东县外贸公司成立，为省外贸出口组织货源。1977～1978年，外贸公司经理周宝升两次出席全国“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1990年，出口商品有五类，61个品种，销售总额1737万元。
第一节 出口商品
一、肉食 水果
民国时期，开始出口活大猪，后陆续增加品种，1986年，有活大猪、残牛、蜜桔、西瓜、梨子、小活动物、糠油等。
（一）活大猪
民国24年（1935）由商民运销湘潭、衡阳转销港澳。新中国建立初期，外贸部门来县收购，数量不多。1958年，专业公司开始组织出口。1961年出口115头，均为本地品种，肥肉多、脂肪重，市场竞争力差，卖价低。1964年起出口中断。1971年，派出专人，从浙江、四川等地引进约克夏、白猪、杜洛克等良种，由国营农林场所饲养，并以国营场所为基地，建立配种站，扶植集体场所以场带队，逐步向农户推广。实行优质优价，交售一头良种猪，补助稻谷指标150公斤，化肥指标20公斤，饲养户和出口量均不断增多，1972年，出口830头至香港，嗣后多年，年出口量在1万头左右，1990年，出口活大猪13940头。
（二）蜜桔 1971年专业公司从内贸中选择温州蜜桔“宫川”、“尾张”等1100公斤运销苏联。随后，出口量逐年增加，1976年出口162吨。1977年严重冰冻，蜜桔减产，1978年仅出口36.76吨。随着生产发展，货源增加，年出口量保持400吨以上，1990年出口蜜桔328吨。
（三）西瓜 1968年，供销合作社精选无籽西瓜4吨运销香港。1972年，地区农科所引进有核“蜜梅”和304无籽西瓜。1973年出口276吨，外商争相订购，销量逐增，1979年出口1237吨。1980年后，生产面积扩大，质量有所下降，外商订购量减少，1990年，出口535吨。
二、土特产品 （一）茶叶民国时期，范家山，霞光岭等地生产茶叶，由少数商贩运销永丰（双峰）杨家滩等地加工装箱，以“湘潭茶”名义销上海、广州，出口西欧国家。1948年，霞光岭车国魁父子为广东商人代购，销香港。新中国建立后，茶叶出口归国营公司择优销香港、澳门和西欧各国。1971年，出口160余吨。1976年改制红碎茶，出口566吨。嗣后，销量稳定，年出口量500吨左右。1990年出口841吨，其中，红碎茶557吨。
（二）黄花菜
据1951年《湖南土产志》载：抗日战争前，邵东黄花年产万担以上，多由乡民运销衡阳、广州转销港澳等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供销合作社收购黄花菜，开始调上级出口部门转销出口。1951～1954年，共出口800吨。1955年起，省外贸部门在邵阳建立工作组，每逢收购季节，由供销合作社调拨外贸，年出口量在500吨左右。1973年，由土产公司调外贸公司加工出口，年销售量700吨左右。1978年出口“金鸡牌”黄花菜1000吨。1983年，黄花菜列三类产品，多渠道经营，争相抢购，收购质量降低，国际信誉大落，出口量逐年减少。1990年，仅出口259吨。
三、中药材
中药材出口有玉竹、百合干、丹皮、枳壳、桅子、土别、桔梗、槐米、半夏、明胶、皮胶等。大宗有： （一）玉竹（俗称尾参） 清末，流泽所农民从广东省连县引进种植，以后逐步扩种境内各地。其中流泽、廉桥、光陂、界岭等为集中产区，年产量占全省四分之三。民国时期，广东商人来境收购，转运广州出口港澳。1958年，由县药材公司托运出口香港、澳门、日本83.6吨，1964年，省外贸局确定邵东为玉竹出口基地，由供销合作社收购转交外贸出口。从此，出口量逐年增加，1971年出口481吨。1981年，市场开放，乡镇企业和个体商贩争相收购，自行外销，货源分散。1986年，外贸公司将玉竹条改制玉竹片，经水浸、刨片、挑选、晒干后，装包出口75.3吨，1990年出口62吨。
（二）百合干
主产流泽和黄陂桥新建村一带。民国年间，由商贩运销汉口、广州出口港澳，数量甚少。
新中国建立后，由药材公司经营。1958年，出口7.2吨至香港、澳门，以后虽陆续出口，但数量时大时小。1973年为3.5吨，1982年为27.8吨，1986年，国际市场滞销，价格跌落，1990年出口7.12吨。
（三）丹皮
民国时期，民间商贩运销湘潭、广州，转销香港。新中国建立后，供销合作社收购、药材公司经营。1960年出口两吨至香港。1973年出口11吨。1974年国际市场滞销，出口中断。1978年恢复出口，1984年出口2.2吨。1985年，价格提高，种植面积增加，1990年出口125吨。
四、畜产品
畜产品出口商品有肠衣、猪鬃、牛皮、杂皮、山羊皮、黄鼬皮、獾皮、羽毛、山羊毛、兔毛、公鸡毛、骨粒和骨粉等品种，其中羽毛、皮张、肠衣为境内重要出口产品。民国时期，京、津、沪、汉和长沙等地商人来境收购皮张、羽毛、猪鬃和肠衣，转销香港、南洋各地。抗日战争胜利后，本地商贩收购畜产品运销广州、上海转销国外，1952年，供销合作社收购猪鬃、羽毛、肠衣和皮张，上调省、地有关专业出口公司。1954年10月始，畜产品收购、加工、调运、出口纳入国家计划，年收购肠衣、皮张5.29万张（副），全部上调出口。1955年，国家对出售畜产品的农户奖售布票，杀鸡留毛，杀猪留肠，形成习惯，收购量成倍增加。1957年，收购皮张、肠衣13.33万张（副），出口经营依旧。1961年10月，供销合作社收购畜产品统一上调省外贸单位。1976年，出口各类皮张1.84万张，肠衣26.53万副，羽毛15吨，猪鬃12箱。1983年，实行多渠道流通，畜产品出口量减少。1986年，收购肠衣23.8万副，各种皮张233张。1990年，收购品种减少，仅出口肠衣6336副，骨粒（粉）291吨。
五、矿产、五金、电子产品
民国时期，境内烟煤、焦炭有少量出口，数量不详。1949～1956年出口中断。1957年恢复，年出口量500吨左右。1973年，开始出口刀剪、刨、凿等，1974年出口24.9万把。1979年，出口品种增加旅行剪、火插、电工刀等，出口量达50.32万把。其中旅行剪12万把，火插14.03万件，电工刀3万把。1981年，范家山无线电厂生产101钡铁氧体磁钢出口，并增加木工刨铁、凿子等。1984年，磁钢出口达140万件。1986年，出口剪刀22.65万把，101磁钢200万件，刨凿1.26万件，电工刀0.93万把。嗣后多年，五金、刀剪年出口量保持在20万件以上，且增加羊角锤、钻头、连杆瓦等出口。1990年，收购额20万元。
第二节 生产基地
1959年，外贸部门与县农科所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生产家禽、家畜和水果等，直供外贸出口。1960年2月，杉树坪、双泉铺、徐家铺3个人民公社，定为黄花菜出口生产基地，固定专业劳动力，划定种植面积7644亩，由外贸部门组织资金，供应化肥、农药，调剂种苗，抽调干部指导培育管理，推广先进采制技术。黄花菜品级由常年甲级19%提高到65%，乙级由39%减少到26%。1961年出口商品减少。基地停办。1973年，地区农科所、县农科所定为良种杂交猪生产基地，佘田桥公社五里牌大队为西瓜、柑桔生产基地，流泽、砂石公社为玉竹，白合干生产基地，县五金厂为五金产品出口基地，均与外贸公司签订产销合同。1974年，黄陂桥公社三星大队定为黄花菜生产基地，西瓜出口量增加，市场竞争力强。同年，生产基地扩大到佘田桥、棠下桥、两市塘、廉桥等区的37个大队。当年出口西瓜255吨，后陆续增加。1976年，省外贸局与农业厅、供销社定邵东为红碎茶生产基地，分别于黄陂桥、黑田铺、驻马、灵山寺、九龙岭等公社建立红碎茶厂13个。加工粗制红茶、红碎茶，运邵阳、新化茶厂精制出口，年产红茶500吨以上。1979年，西瓜出口达1237吨，占全国出口量的四分之一，被外贸部定为无核西瓜出口基地县。1982年，省人民政府批准邵东为黄花菜出口基地，县外贸投资10万元，改良品种。同年饲养瘦肉型生猪增加8个国营农林场所。1986年，全县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有活大猪、西瓜、柑桔、黄花菜、茶叶、玉竹、百合干以及化工原料，电子元件、等出口基地16处，专业村、专业厂（车间）88个，专业户2544户，多层次，多形式，多门类出口商品生产体系逐行形成。外贸部门向基地发放无息或低息贷款30余万元，拨付生产扶植费25万元，供应饲料3500吨，化肥3900吨。引进家畜家禽良种33.4万只（头），帮助培训各种技术人员125人。1986年后，县外贸每年派出干部下厂、下乡，分片包干，责任到人，并为出口产品基地提供资金和化肥，材料等。生猪、茶叶、柑桔、西瓜、黄花菜等出口基地扩大到2300多个，每年扶植资金30多万元。1990年，出口基地提供外贸出口货源7850万元，占出口额63.2%。
第三节 经营方式
1952～1972年，农副土特产品、畜产品和少量中药材，由供销合作社和各专业公司收购，直接上调省、地有关出口公司择优出口。1973～1980年，出口商品生产基地的产品，由外贸公司自营收购、加工后调省外贸。是年销售额中，外贸公司自营占61%，组织出口占39%。1982年后，流通体制实行改革，统派购和奖售制度被废除，产品收购随行就市，销售的农副土特产品中，畜产品和茶叶仍保持组织出口，其他农副土特产品，中药材和工业品等，均由外贸公司自营。
1983～1990年，销售额11240万元，其中县外贸自营2922万元，占总额的26%，组织出口额8318万元，占总额的74%，实现利润65.68万元，换取外汇3640万美元。
第五章 饮食 服务
第一节 饮食
邵东境内的饮食业源于串乡赶集的饮食摊、担。食品种类以米豆腐、蕨根粉、米粑、凉粉（只供暑天）等。民国初期，随着面灰加工坊的兴办，主要集镇设有面馆、粉馆，经营面条、馄饨、米粉、包子、及客饭等业务。界岭的馄饨，皮薄味鲜；佘田桥的豆腐，细嫩可口；两市塘的面条，条匀香辣。民国36年（1947），两市塘的洗耳楼饺面馆开业，从业人员4人，经营馄饨、面条，兼营小炒，讲究质量，生意日旺。1949年，全县核准登记的饮食业50户，从业人员89人，个体饮食担650个，逢场赶集，微利经营。
新中国成立后，饮食业逐渐发展。至1954年，全县饮食业发展到94户，其中饭店24户，饺面店70户。1955年，私营饮食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分别组成合营饮食店29个，合作饮食店34个，从业人员139人。1958年，饮食业分别由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经营。但网点过于集中，群众不便。1962年后，国营商业部门新建邵东旅社、服务大楼、东风面馆等单位，各区供销合作社建立饮食店。1965年，全县饮食业21户，从业人员30人。在开展学大庆、学大寨的“双学”运动中，服务人员不断改善服务态度，县饮食公司副经理贺德生在东风面馆参加服务，带领职工夜晚到人民医院住院部为病人送饺面，多年不断，极受人称赞。1980年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家、集体、个人饮食业全面发展。1990年，全县饮食业686家，从业人员1438人，经营项目，有传统小炒，名酒佳肴，包办筵席，点心小吃。是年，饮食业经营额1319万元，占全县商品零售总额的2.3%。
第二节 旅社
清末民初，称客栈，境内集镇皆有。设备简陋，多数客栈夏无蚊帐，冬无垫褥。潭宝、衡宋公路通车后，廉桥、佘田桥、两市塘等主要集镇，客栈业发展较快，住宿条件逐渐改善。民国34年（1945）冬，两市塘刘东来旅馆开业，有32个床位，分二个档次，中等床位，夏天有蚊帐，垫竹席，冬天有垫褥，并设有单间，兼办筵席，开设洗澡堂，常旅客盈门。1949年，全县有客栈、旅馆189户，从业人员289人。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人员流动量相应增加，旅社发展甚快。1952年，全县登记的旅栈业254户，从业人员373人。1954年县招待所建立。1956年，私营商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组成合营、合作旅社26个。1965～1975年，新建国营旅社21个，设床位520张，住房条件改善，房内备有条桌、木椅、洗面架、提水用具，一人一床，夏有蚊帐、凉席，冬垫被褥，代客保管钱物。1980年后，国营旅社、集体旅社和个体旅馆相继发展。1980年，县招待所建宾馆，对外营业，房内设卫生、洗漱间，备沙发、电风扇、电视机。两市镇、佘田桥、廉桥、牛马司、仙槎桥、火厂坪等主要集镇，个体旅馆应运而生，1990年，县内有旅社365家，从业人员433人，经营额300万元。
第三节 照相
清末民初，境内无照相行业。民国21年（1932）秋，魏家桥张续衡在两市塘开设本来真照相馆，从业人员1人，经营黑白照相业务。随后，是我照相馆、工农照相馆相继开业。至1953年，县内仅3户照相业，从业人员3人，设备简陋，生意清淡。1954年8月，两市塘3户照相业，组织邵东照相联营社。1956年元月，转公私合营，更名邵东照相社（后改名邵东照相馆），于牛马司、廉桥、佘田桥设立分社。1979年，各区供销合作社开办照相馆，从业人员22人。1983年，邵东照相馆分设2个门市部，兼营照相设备和器材，为县内提供技术咨询，开始经营彩色照相业务。1986年，全县从事照相经营的有35户，从业人员70人，布景新颖，道具备有车、船、飞机等。照相种类从一般黑白照发展到彩色照，并开展各种艺术照、展览照、广告照等。经考核评定，全县有二级摄影师、三级着色师各1名。1990年经营收入100万元。
第四节 理发
民国初期一般集镇，有1～3家剃头匠设店营业，给男性民众剃头刮须。民国34年（1945），开始使用推剪、条剪，理平头、西式头。民国37年，境内有理发行业46户，从业人员48人。1955年，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组成合作理发店21个，从业人员增至80人，城镇待业女青年开始投师学理发，简易座凳改转轮椅，后发展使用电动推剪、电动吹风器等。1981年，两市镇理发店从上海聘请技师传授烫发术，开展女式烫发、染发业务，男女兼理，发型美观。1986年，县内登记的理发业有153户，333人，其中女理发员264人，散居农村和小集镇的个体理发户甚多。部分企业、学校，亦设有理发室。1990年经营收入195万元。
第六章 集市贸易
第一节 发展概况
集市贸易，俗称赶场。境内人多地少，手工业发达。小买小卖者多，本小利微，“米桶挂在扁担上，三天不赶场，鼎罐作钟响”，逢场赶集，历成习惯。清末，洪桥、黑田铺、楮塘铺、火厂坪、佘田桥、水东江、霞光岭、三都铺、灵官殿等地，以街、路为集，定期赶场，颇为活跃。
民国期间，随着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土布、土纸、笔墨、刀剪、铁钉、锅鼎、鱼网等手工业产品逐渐增多，多数进入市场发卖，集市日趋活跃。日军入侵期间，兵荒马乱，潭宝、衡宋公路边的集镇赶集停止，但交通不便的崇山铺、石株桥等，仍赶场不断。抗日战争胜利后，集市重兴。较为活跃的有界岭、廉桥、黑田铺、两市塘、范家山、仙槎桥、佘田桥、水东江、石株桥、毛荷殿、茶子山、崇山铺等21处，多为定期场，一般三日一集，插花循环。交通方便，人口集中的集镇，两市塘、佘田桥、廉桥赶“百日场”。分类设行，开设的大都是米行、花纱行、山货行、水产行、仔猪行、牛行、铁货行、柴炭行、杂货行等，产销见面，价格面议。行栈收购，贩运推销。1949年，国民党溃军、土匪劫财掠物，人祸天灾，农业萧条，民不聊生，集市冷落。
1950年11月21日，原邵阳县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市场管理的指示》，保护公私贸易，活跃了初级市场。国营商业部门参与集市贸易，组织工业品下乡，收购农副产品，农村商贩串乡赶集。1952年11月15～20日，两市塘举行首届物资交流会，上市物资1200多种，成交额22万元。廉桥、佘田桥、仙槎桥、火厂坪、范家山等集镇也相继举办。县内25个墟场，日趋兴旺。1953年11月，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粮食及其制品禁止入市。以后，生猪实行派购，棉花实行统购，主要农产品实行统一收购，集市商品减少，仅小手工业品，种子种苗、仔猪、蔬菜等参与成交。1956年9月，贯彻国务院《恢复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的指示，允许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后的农副产品进入市场，部分限制被取消。年底，全县28个墟场，定期集市，入市品种增多，集市贸易复兴。
1958年，“人民公社化”，劳力统一安排，搞单一粮食生产，取消自留地，限制家庭副业，农民无剩余产品出售，多数市场自行消失。1959年上半年，根据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加强市场管理，发展多种经营》的指示，县派工作组在水东江人民公社组织小商品生产，开展集市贸易试点。7月10日，水东江恢复赶场。此后，各地墟场陆续恢复，但上市物资贫乏，品种单调。
1961年6月，商业实行调整，原合营合作人员从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中清理归队，恢复为合作经营单位，参与集市贸易。农村实行旱土联产承包责任制，恢复自留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家庭副业迅速发展，剩余农副产品增多，集市贸易复苏。1965年底，全县墟场增至41个，一般每场1000人左右。其中1万人以上的有黄陂桥，5000人以上的有毛家栗山、洪桥、水东江、崇山铺。是年，全县集市成交额300万元，余缺调剂方便，生活物资相应增加。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小买小卖等贩运活动被视为投机倒把，严加限制。农民自留地不准种经济作物，鸡鸭限量饲养，甚至禁养。1967年，关闭了黄陂桥、洪桥、毛家栗山、双江桥等17处墟场，尚存24处，名曰“管而不死”，实则越管越死。1970年1月20日，县革委生产指挥组发出公告，对上市商品规定成交价格。1972年上半年，推行南县中鱼口公社贫下中农“管理市场”的经验。集贸市场普遍设立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每逢集期，组织贫管队上市抓“投机倒把”、堵“资本主义”漏洞，严禁国家计划物资上市，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后的剩余农副产品也限量成交，超量处以没收或征收。三年中，征收鲜鱼1.65万公斤，猪肉2.65万公斤。1973年3月20日。在通往外县要道的界岭、牛马司、佘田桥、仙槎桥、团山设立物资检查站，禁止私人贩运。1975年11月，县革委印发布告，将原来“插花性”的定期场（一般每月9场），统一改为公历每月逢五（1月3场）赶集。贩运活动几乎停止。集市贸易濒临消失，“黑市交易”、“地下贩运”代之而起，屡禁不止。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市场管理政策放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量富余劳动力经商贩运，串乡赶集，墟场全面恢复。1980年冬，撤销外运物资检查站。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183户个体工商贩运证明，个体贩运者闯南走北，面向全国，利用汽车、火车等运载工具，批量贩销，允许经营的各类物资，工商部门在管理上由过去的监督型转向服务型，为经商户办理登记，核发执照，提供方便。并在贵阳、昆明、柳州等地建立个体劳动者协会办事机构，加强联系，改善管理。1983年底，全县从事长途贩运的8907户，占全省贩运户总数的43.4%。
个体贩运户增加，集市贸易迅速发展，各类商品相对集中，出现一批专业市场，年成交额在300万元以上的有两市镇小商品批发市场，毛家栗山五金市场，廉桥药材市场，太阳村眼镜市场，邵东火车站人造革包袋市场，徐家铺、县农科所木材市场。成交形式，批发为主，兼营零售，联购联销，合伙经营。价格随行就市，按质面议。同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加强市场设施建设，先后投资314.9万元，新建和扩建了32个、场地5.6万平方米的墟场，固定成交棚顶商场面积3.62万平方米，固定营业摊位4180个，建立集市贸易服务部32个，配备交易员223人，为商贩代管、代售商品，代收代汇货款，代办运输。较大的墟场建立了治安管理和信息咨询机构。1986年集市贸易成交额1.32亿元，比1977年增加32倍多。
集市贸易的兴旺，促进了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发展，其产品大量进入集贸市场，改变了集市贸易的商品结构和成交方式。手工业品、农副产品调剂交换，逐步转变为工业品、农产品批量购销。1986年成交总额中，工业品占69.5%，农副产品则由1977年的41.6%下降到17%。手工业品由1977年的58.4%下降到14.9%，集市贸易由剩余产品调剂交换转变为农民的商业经营。1986年10月湖南电视台录制了《邵东农村专业市场巡礼》、《这里欣欣向荣》等电视新闻，记录了邵东集市贸易的发展概况。但假冒、伪劣商品不少，消费者利益受损害。1987年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力量，每年进行1～2次集中整顿，对假冒、伪劣商品查处后集中烧毁，情节严重者报公安部门行政拘留，集市贸易经营状况趋向正常，1990年，全县集贸市场成交总额25552万元，列全省各县之首。
第二节 专业市场简介
一、两市镇工业品批发市场
两市镇工业品批发市场，位于邵东县城中心，1981年，从城关综合市场分离出来。1983年，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投资100余万元，对市场进行5次扩建，建成一栋4层楼室内商场和一座钢架塑料顶棚交易场共13400平方米，商品保管室28间，固定营业摊位1850个。1989年，又租用钢木家具厂两栋厂房为经营场地，增加摊位1400多个，经营针织、毛线、鞋帽、服装、塑料制品、文具、五金、渔具材料及制品等2800余种商品，参市者悬照经营，分类陈列，琳琅满目，场外路旁、檐下，空平隙地，布满临时货摊，入市商品多为国营、集体企业生产的次品、仓库积压品，东南沿海及江浙地区私营企业产品。近年来，本地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产品逐渐增加，各类产品价格低廉，吸引商贩，批量成交。每天十几个省市（区）及本地的商贩万余人参市，为江南著名小商品市场之一。
市场兴旺，客货流量激增，交通运输部门在市场西侧设零担货物托运处，加开客货汽车班次，个体客货运输车辆发展到600多辆，人货车辆来往于省内县、市和临近各省；邮电部门增设包裹收寄门市部，延长营业时间。1985年收寄商包13.6万件，居全省县邮局之首。附近居民办起旅社、饭店、酒馆130余家。场内设有商品保管、托运，商包代办，货币兑汇、信息咨询、治安保卫、清洁卫生等机构。经营人员悬证挂照，佩戴标志，明码实价，文明经商。连续五年被评为省、地（市）、县五好市场。1990年，商品成交额1.67亿元，但营业场地仍无法满足经营者的要求。1991年，工商管理等部门集资3000多万元，在县城西侧冒家牌征地72亩，新建工业品市场，建主、副两座经营大楼，营业摊位近万个；经营大楼东西二端，建经营门面80间，及医疗、治安、邮电、幼儿园、招待所等配套设施。
二、毛家栗山小五金市场
毛家栗山位于县城西南15公里。民国初期，曾有数家杂货店及伙铺。民国33年（1944）冬，由乡绅倡立墟场，每月逢三、六、九日赶集，乡民活跃参与，遂成习惯。毛家栗山及附近仙槎桥一带，打铁业兴旺，铁货进入墟场成交，吸引省内外客商，尤以“三刀”（剃刀、剪刀、菜刀）闻名远近。
新中国建立初期，毛家栗山更趋兴旺。“大跃进”、“文革”期间以墟场滋生资本主义为由，曾两度强行关闭。
1979年，关闭11年的毛家栗山墟场重新开放，每逢星期日赶场，始以农副产品为主，富余劳动力重操旧业，手工铁货大量上市。外地五金制品也纷至沓来，逐渐形成以小五金为主的专业批发市场，本地和外地的手工铁货、五金工具，多为农村家庭工匠需要的低档商品。如民用刀、剪、顶针、锥子、斧、凿、刨刀、锯条、普扳手、钢锉、千斤顶等，一般低于国营批发价40～50%，批量成交，由商贩运销云、贵、鄂等地。每逢场期，省内外商贩涌至，1985年，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投资建顶棚商场3220平方米，设固定营业摊位864个。1990年市场成交额739万元。
三、火车站包袋市场
火车站包袋市场，是专营包袋等人造革制品及零件的专业市场。
1979年，邵东火车站附近的黑田铺乡群和村等村民开始加工人造革保险裤带、小提包等，销路极好。随之发展到火车站周围的三益、田心、集中、东山、新桥、荷花等十几个村，从业人员达五、六千人。70%的农户从事人造革制品加工。为包袋加工提供零件的水线厂、角钉厂、钢板厂、电镀厂、纸板厂、拉链厂应运而生。1985年，人造革制品由县城工业品市场分出，在加工生产地区中心——邵东火车站旁设立专业市场，建有顶棚商场2660平方米，摊位400个。经营人造革包、袋、衣、箱等20多个品种。进入市场者，多为商贩，批量成交，运至全国各地，日成交额0.4万元左右，市场与生产相互促进，产销两旺。1990年成交额140万元。
四、太阳村眼镜市场
太阳村眼镜市场，位于娄邵铁路廉桥火车站旁，始于1981年，现已发展为全国七大眼镜市场之一。有眼镜专店、门市部95家，经营280多个眼镜品种，80%来自苏、浙、桂、闽、粤、赣、鄂、豫等省。近年来，附近陆续办起了眼镜加工厂，本地产品逐年增加。市场周围，一千多个专营眼镜的贩运户，从市场批量贩至广西、云南、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以及上海、北京等十几个省市（区）销售。1990年，市场成交额445万元。
五、廉桥镇药材市场
廉桥镇位于县城东北14公里，娄邵铁路、潭宝公路从镇中穿过，均设有车站。清代，为邵阳通湘潭，长沙的通道，设有楮塘铺驿站。
廉桥镇周围乡村，土多田少。农民历来有种植药材的习惯，特产玉竹。1949年前有十余家药材庄行。临时从事药材收购者，数以百计，有的人以此为生。1950～1978年，药材由供销部门统一经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药材市场开放，廉桥药材市场兴起。1985年，镇内从事药材经营的个体批发商61家，1986年，药材庄行发展到81家，从业人员140余人，经营近300种药材，成交额达410万元，除本地药材外，四川、河北、贵州、云南、安徽、江西、甘肃等省的药材大量进入。价格一般比国营公司低35～50%。前来进货的有省内及中南、西南各省市（区）的商贩、国营药材公司及医院等。1990年市场成交额758万元。
六、徐家铺木材市场
徐家铺地处潭宝公路旁，处县境北部。木材市场开放以后，徐家铺村265户中有半数从事木材贩运。1985年，成交材积达1.5万立方米，场内贮量常达1000多立方米，大都来源于广西、贵州及本省西部地区，大量销往东南沿海一带，及湘潭、长沙、武汉等市。本地建房户也纷纷进场选购。1990年成交木材5500立方米，成交额432万元。
第七章 经营管理
第一节 经济责任制
一、实物负责制
1952年，国营商业以公司为单位，供销合作社以区为单位统一核算，按四率一额，即劳动生产率、利润率、费用率、资金周转率和商品销售额核算经营成效。所属店、点、门市部，向核算单位提取商品，建立实物登记帐，逐商品登记数量，每天造具每一商品的销售量，连同销货款送提货单位冲减商品提货数量。实行实物负责制，经营人员责任感甚强，发生差错，及时赔款。1953年，全县供销社系统，人平商品销售额1.07万元，利润率1.86%，费用率11%，资金周转率年16.6次。随着经营业务的不断扩大，商品品种日多，逐商品登记进销数量十分繁杂，管理人员无法应酬，施行二年，被拨货计价制所代替。
二、拨货计价制
1954年，县供销合作社汤松文，通过门店试点，秉着有利于扩大经营，加强管理，提高责任感，对实物负责制进行改革，删繁就简，取消商品进销逐件登记帐，门店向核算单位领取商品，按商品销售价计算实物总金额入帐，以商品总金额取代数量帐。商品销售则以现金或银行存单冲减拨货总额。月终盘存，逐店点对帐，减少财务管理人员，简化了经营门店的商品记帐手续，很受欢迎。1954年冬，县内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全面推行。1957年，全县供销系统，商品销售额提高到2.49万元，利润率5.2%，费用率9%，资金周转率48.5天。实行拨货计价制，全县17个区供销社，减少记商品帐专职人员34人。但出现差错难以及时发现。经营人员作弊行为时有发生。而且，经营人员的劳动效率和劳动报酬脱节，在分配上存在平均主义，有碍经营积极性的全面发挥。1982年后，实行经营体制改革，商业、供销和各经营门店，将拨货计价责任制加以改进，责任制度和经营效益挂钩。
三、联销计酬制
1985年，贯彻中央《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国营商业各公司对所属门店，实行固定工资加超利润、超销售额提奖的责任制，经营（销售）计划到班组（柜台），指标到个人，以人定岗，以岗定责，以责定分，计分计奖。各区供销合作社普遍实行“四定”“一包”和销售指标到人，承包人员经营主动性得以增强。1986年，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品零售额1.449亿元，比1985年1.293亿元增11%。实现利润893万元，比1985年增16.5%。经营人员报酬明显提高。据县百货、五金公司统计，人均年工资增加400多元，但收益悬差大，多的年增收超千元，少的不到100元。有的缺乏长远打算，企业利益受损。有的服务差，影响社会效益。微利的小商品无柜经营。1987年，国营商业各工业品公司实行“定额管理，工资浮动，联销计酬，联利计奖”。肉食公司实行百元利润工资含量制。微利企业，实行工资利润大包干。各区供销合作社普遍推行“六定两联”，即定人员、定资金、定销售额、定库存、定利润，以销计酬，以利计奖。从业人员积极性全面调动，亏损单位扭亏增盈。1987年全县国营6个公司，全年商品购进总额7281万元，比1986年增33.8%，商品销售总额8916万元，比1986年增23.5%，人均商品销售额5.9万元，比1986年提高22.3%。实现利润225.8万元，比1986年增56.1%。人均收入1196元。县供销社系统的商品购进、销售、利润三项主要指标，分别完成年计划120%、115%、123.7%，与1986年比，分别增8%、9%、23%，实现利润328万元。1988年，根据市场疲软的新形势，坚持联销计酬、联利计奖的原则，对具体指标进行修订，既拉开挡次，又注意差距，保持基数，平等竞争，1990年，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品零售额2.1亿元，比1989年减5.3%。实现利润433万元，比1989年增60.5%。
第二节 民主管理
新中国建立初期，供销合作社建立代表大会制度。每年召开一次社员代表大会，听取和审议理事会工作报告，财务开支决算报告，选举理事会，监事会领导成员，讨论决议重大事项。1958年，各国营商业公司建立职工代表会，实行“三参一改”，即干部参加劳动，职工参加管理，群众参加监督，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供销合作社理、监事会取消，社员代表大会制度消失。“文化大革命”中，各地选派贫下中农代表进驻供销社参与管理，多数不熟悉业务，且执行“左”的错误。1983年后，供销社恢复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重建社员代表大会制度。各区召开了社员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区供销社理事会成员65人。1984年3月19～22日，邵东县供销合作联社，召开第四届社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供销合作社联社理事会工作报告，通过联社章程，选举理事会理事10人，理事会领导成员3人，选举出席邵阳市供销合作社联社代表大会代表70人，作出了供销社体制改革的有关决议。1985年后，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普遍推行承包经营，联销计酬，联利计奖责任制，职工的民主权力增强。在统一计划指导下，开展购销活动，责权利相统一，1990年，全县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人均纯销售4.08万元，实现利润433万元，利润率1.43%，费用率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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