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阳松坡图书馆

一、封建地主占有
  新中国建立前，邵东境内有地主8759户，31276人，占境内农村总人口5.5%。占有土地129.27万亩，占境内总面积48.72%，地主占有的土地中，有耕地34.119万亩，人均10，91亩，相当于全境人均占有面积1.24亩的8.8倍。（据1950年土地改革资料） 地主占有大量的土地，用租佃的方式，出租给佃户耕种，向佃户收取地租，其租额一般为固定租额和按农作物收获量分成两种形式。固定租额，多为东（指地主）佃各半，也有东六佃四、东七佃三不等。遇一般虫伤等自然灾害，减产不减租，佃户欠下地租，地主在押金内扣除或以借贷形式，立据转债。牛马司芦塘村杨沫，占有耕地1000余亩，自己不劳动，出租给60多户贫苦农民佃耕。佃户缺资金，缺肥料，尽力所能及的投入，搞好当年生产，每亩水田正常年景产稻谷160公斤左右，交了固定地租后，佃户所得无几。而地主杨沫，只图收租，每年秋收季节，指派管家或家丁向佃户催租，每年收取租近2000担，（合100吨）。民国36年（1947）禾苗遭虫伤，有8户佃户请求减租，不仅未减，反被抽佃。有的地主，除向佃户收取固定地租外，还附加额外条件。佃户在耕种期内，要给地主无偿看山护林、挑水、砍柴、抬轿等。廉桥太阳冲唐银生，佃耕地主唐南田5亩田，每年六成交租，还无偿为地主看护林木。民国37年（1948）太阳冲一小孩在山上扒松叶，被地主发现，不仅小孩挨打，唐银生还被罚谷10担（合500公斤）。
  地主靠地租所得的收入，以高利息贷给民众，利息有加三、加五、大加一不等，逢灾年荒月，利息越高。有的地主在荒月借出一担谷，要按高价折成钱，秋收后还谷时，又要按低价算成谷，几个月内，每借一担谷，连本带息变成三四担。民国33年（1944）湾泥渡刘早禾，借地主刘举成6担（合300公斤）谷，折银元10块，借期一年，月息四分，按月计息。34年（1945）谷价下跌，连本带息，以银元折成谷，共还稻谷60担，被迫将全部家产卖光还无法还清，又忍痛卖掉一个6岁的女孩，自己躲债到益阳讨米度日，直至1951年才归家。封建地主为维护经济利益，有的在住宅建筑碉堡，购置枪枝、弹药，建立武装，任意迫害农民。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推翻了封建地主土地占有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二、个体农民所有
  新中国建立前，邵东境内有12万多户个体农民，占有耕地19.46万亩，人均0.39亩，其中人均耕地1亩左右有2.5万余户，人均不到0.2亩耕地有8.1万多户。这些农民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用简单的工具，靠自己劳动，从事规模狭小生产。他们当中，有些户耕牛农具较为齐全，资金充裕，每年劳动结果，尚能自给，遇风调雨顺之年，略有结余。每年秋季，尚有少量投入，兴修塘坝，扩大生产。占有耕地极少的户，既无农具，又缺资金，肥料不足，农作物常常歉收，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度日，遇上旱涝为患，情景更惨。民国28年（1939），龙潭乡（今范家山镇内），有21户农民，占有耕地25.2亩，人均仅0.27亩，因受水灾造成生活极度困难，其中15户被迫卖田13亩，8户将水田卖光，成为赤贫，靠挑煤、帮工糊口。
  新中国建立后，中共地方组织和人民政府，领导农民开展民主改革运动。1950年12月上旬开始，由点到面，分批进行土地改革，贯彻政务院颁布的土地改革政策，经过全面的思想发动，划分阶级，以行政村为单位将没收地主的土地及其祠庙公产，征收富农出租的土地共计40.88万亩，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地主家庭成员与分田户一样留给同等数量的土地。至1951年底，土改运动结束。全县9.9万余户贫农、雇农，共分得土地39.26万亩，人均1.185亩（土改运动详见《共产党·重大活动》篇）。
  无地少地农民，分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1951年全县粮食总产量11.088万吨，比1949年增12.7%。但有少数农民，生产缺乏资金、耕牛和农具，加上其他原因，生产生活仍然困难，又一度出现了卖田、卖青苗现象。二区小桥乡（今牛马司镇内）有26户分田户（占分田户5.6%）出卖田18.5亩，土3.4亩。为防止两极分化，县区领导干部，深入农村，组织个体农民，坚持自愿互助的原则，组织互助组。1952年2月上旬，一区双塘乡（今檀山铺乡内）唐承谓组织9户贫农，建立农业生产互助组，开始以相互换工方式，进行临时性生产互助，户户增产增收。随即，组员扩大到17户，成立常年互助组。随后，各地从实际出发，由积极分子带头，互助组如雨后春笋般地产生，并不断地由季节性互助，发展到常年互助，在生产上一般比当地个体农民增产30%左右。1954年全县互助组发展到8401个，参加农户6.83万户，占农户总数44.2%。互助组的产生，对帮助困难户发展生产和为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