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洲市图书馆

60年代初，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来湘兼任中共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在此期间，他经常深入湘潭地区所辖各县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并从实际情况出发，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收到良好的效果，至今仍给人们留下美好的印象，令人赞不绝口。特别是他那勤于思考，善想问题，一丝不苟，忘我工作的可贵精神，更是令我钦佩，至今都值得我们，特别是领导干部好好学习。
  1962年11月26日，胡耀邦同志第一次来到醴陵。连续两天，由中共醴陵县委第一书记李哲陪同，白天深入到白兔潭、浦口、孙家湾、泗汾等公社调查研究，先后到过10个大队、20多个生产队了解情况，还去一些干部、社员家里座谈访问。这次调查，办公室派我跟随一起下去。胡耀邦同志白天劳累一天后，晚上又听县里汇报，找干部交谈，看简报材料，总是忙到深夜。当时，县里正召开扩干大会，李哲同志请他给大会作报告。28日，他和他的秘书及我们办公室的同志一起商量报告内容。他在商量过程中，勤于思考，不断提出问题：醴陵县的形势怎样评估？干部正在想些什么？存在些什么模糊认识？怎样解决为好？……让参加研究的同志放开思想谈看法，实事求是谈情况。他边谈边记，听得出神的时候，不时地站起来手舞足蹈，有说有笑。我们县里的同志开始有些拘谨，但见首长和蔼可亲，气氛就宽松了。这天商量报告内容，从上午近8点钟起，一直扯到晚上11点多。最后，他归纳说报告着重讲四个问题，共48个字；一、今年很有成绩，依靠大家努力；二、全国形势虽好，困难还有不少；三、继续乘胜前进，干劲加上钻劲；四、明年更是大丰收，前途一片光明。在研究中，他想得很细很认真。我记得头一个问题，开始是“今年很有成绩，全靠大家努力”。他仔细一想说：“‘全靠’不准确，最好用‘依靠’，因为大好形势的取得，不光是干部的努力，还有党中央正确的方针政策，省委、地委的具体领导，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我在白兔潭公社调查时就有一个农民问我：‘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在生产队，这是谁调查的，这个人要长一百年寿’。我就告诉他：‘是毛主席调查的，党中央决定的’。”次日报告时，他把“全靠大家努力”换成了“依靠大家努力”。
  胡耀帮同志作报告，很少讲空话、套话，而是言之有物，言之为实，针对性很强。他那次讲话时，针对当时部分干部存在的“三加”（加粮、加布、加工资）思想，讲了一段寓理于事，深入浅出，很有说服力的话，他说：“有的干部要求加粮、加布、加工资，这个要求对不对呢？你们的口粮不高，用布不够，工资也不多，有的同志还没有结婚，找不到爱人。‘三加’的心情是可理解的。但是，这‘三加’今年、明年都办不到。为什么办不到呢？就是国家还有困难。从加粮来看，每人每月加3斤，一年就要加36斤。单说干部、职工，全国就有5000万，每人一年增加36斤，总数就要18亿多斤粮食，国家哪有这么多来增加呢？增加布票也是一样，假使每人要加发五尺，六亿五千万人要发三亿二千五百丈，等于10万多公里，也就是等于10条黄河加10条长江那么长。加工资更办不到。全国5000万干部、职工，每人每月加10元，一年要加120元，全国一年要增加60亿元。60亿元等于现在市场流通货币量的将近一半，国家拿不出这么多钱。今年、明年内个别同志的工资适当调整是可能的。”干部听了这些话，感到生动具体，入情入理，都点头称是，口服心服。
  胡耀邦同志勤于思考，重视文字工作，善于提炼观点，推敲词句，精益求精。
  1963年7月1日下午，中共醴陵县委第一书记李哲和我，驱车赶到湘阴县，向胡耀邦书记汇报醴陵县开展“四清”运动的情况，并带去一份向省、地委的书面报告。
  胡耀邦同志听了汇报后，便开始审阅报告材料。他从大标题、小标题到一段一句，都和秘书一起，认真推敲，反复琢磨，作了较大的修改。把大标题“政治动员，以点带面，全面铺开”改为“一个既雷厉风行又步步深入的群众运动”，把小标题“五天战果辉煌”（“四清”数字到6月25日止）、“五级下定决心”、“五条基本经验”、“十五天的安排”改为“十天运动的成果”（“四清”数字换到6月30日止）、“第一回合的关键是五级层层下了决心、“当机立断地开展第二回合”（新增写的一段）、“回顾前两回合的基本经验”、“下一步安排”。同时还对报告中的字句也作了一些修饰润色，使文章更加生动，更加符合实际情况。这次修改材料，从7月2日早饭后开始，一直搞到晚上9点钟才结束，连中午也没休息，整整费了近13个小时。修改完后，胡耀邦同志亲自给省委办公厅负责同志打电话，请设法把这个报告材料赶印出来。李哲同志和我于晚上1点钟左右到达省委办公厅。当晚，省委办公厅把材料送到机关印刷厂复印，次日早晨就印出来了。9点钟，李哲同志带了报告材料赶到韶山参加省委常委碰头会，作了汇报发言。7月4日，中共湘潭地委按照胡耀邦同志的意见，转发了这个报告，发至公社。
  这次修改材料，我印象最深的是胡耀邦同志交给我一个任务，他说：“我数了一下，材料中总共有36个‘放包袱’，太多了，你专门修改一下，把它减少一些。”我花了两个多小时，用“洗手洗澡”、“承认错误”、“主动交代”、“讲清问题”等同义词组代替，或者删掉，尽量减少“放包袱”。最后，还留下了9个，文字较前流畅多了。他鼓励我说：“你改得好，立了功”。
  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湘阴时的一个很有趣的故事。7月2日中餐，湘阴县很客气，给胡书记和我们几人上了一大盆鲜鱼。席间，胡耀邦同志很风趣地对李哲同志说：“你们口福真好，昨饮醴陵水，今食湘阴鱼！”说得我们都哈哈大笑。
  胡耀邦同志不仅工作时间勤于思考，善想问题，就是休息时间也见事就想，见物就问，甚至寻根究底。1963年秋，一天晚饭后，胡耀邦同志外出散步，李哲同志陪同，胡书记的随从人员和我也一同去了。到了商店，胡书记和营业员亲切攀谈，问这问那，了解物价和销售情况。走到渌江桥，他眺望渌江上下，心旷神怡，心情特别愉快。他问：“这桥是什么时候修的，现在还保存得这样好。”李哲同志略略思考后，作了简要回答：“渌江桥始建于南宋年间，原为木墩木梁结构。曾几毁于水火，毁了又修。现存的这座石桥，是民国13年，由县人陈盛芳首倡建造的，有180多米长，迄今近40年”。隔不多久，胡书记问：“渌江源于哪里？水质多好哇！”李哲同志站在桥上，右手指向渌江上游说：“水源较远，南源来自江西，北源来自浏阳，在黄沙公社境内的双河口汇合，始名渌江。”胡耀邦同志听了很高兴，笑哈哈的幽默地对大家说：“我家乡（浏阳）的水流到这里来了，真清哪！真亲哪！”大家跟着胡耀邦同志在桥上一边走，一边看，有讲有笑，信步漫过几十米，踏上了状元洲。在芳洲上转了一圈后，胡耀邦同志又问：“这个洲为什么叫状元洲呢？”他这一问，把大家问住了，一时答不上来。次日，我到档案馆查了一些资料，在《醴陵县志》（民国版）中找到了状元洲取名的来由，“按《一统志》载谶云：‘洲运县门前，醴陵出状元’。”状元洲原渌江八景之一，谓“状元芳洲”。我把取名来由抄录好，送给了他。胡耀邦同志看后说：“状元洲的名字是这样的。你真负责，辛苦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