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洲市图书馆

1957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攸县藉革命老前辈谭震林同志，率领由中央、省、地三级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回攸县家乡开展“民主办社”试点。当时我是县委常委、政法党组书记兼公安局长，有幸聆听谭老的亲切教诲，有几件事对我教育很深，至今记忆犹新，永志不忘。在谭老诞生90寿辰之际，特写此文，以表怀念之情。
  要学会“弹钢琴”的工作方法
  谭震林同志是攸县城关人。解放前夕，我参加地下党的时候，听人说过谭老的名字，知道他是攸县的老革命。解放以后，他是中共中央委员，曾在浙江、江苏省委和政府担任领导职务，后来调到了中央。但不曾见面。这次回攸县，初次见面，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虽然他离开家乡30年，但乡音未改，从他的言谈举止，看得出不仅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党的高级领导，而且是一位诲人不倦的长者。
  当时，谭老回攸县的任务，是根据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精神，对农业合作化高潮后，由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转为高级农业合作社以后存在的一些问题，开展调查研究，运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解决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出现的矛盾。
  谭老来到攸县以后，首先听取了县委关于全县工作，特别是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及其它工作情况的汇报。然后又通过个别了解情况，发现当时的县委一班人，在指导思想、工作部署上，与中央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党的中心工作与其它部门业务工作还缺乏统筹安排；同时还发现我们在工作方法上，有单纯靠行政命令、主观主义和包办代替的毛病。因而工作上出现单打一或顾此失彼、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针对这一情况，谭老在安排工作组到上云桥乡开展调查研究之后，即组织我们县委一班人学习毛主席著作。重点是学习《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当时毛主席的这篇著作还没有公开发表，只有供高级干部看的内部印刷的单行本，谭老按照毛主席讲的12条，一条一条学习，一条一条讲解。由于我们是第一次读到这篇文章，这些问题又是我们经常遇到又难于解决的工作方法问题，所以感到特别亲切。使我印象最深的有五点：一是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班长”、委员要互相谅解。谭老在讲解的时候指出：“你们当班长的，当委员的，要象毛主席讲的那样，互相谅解，互相支持。毛主席说，互相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这一条是我们作好工作的根本”。二是要互通情报。谭老说：你们县委一班人，除了“班长”管全面之外，委员之间各人都分管了一条战线或一个方面的工作，各条战线的情况不同，但共同的目标是要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如果不互通情报，不互相交流，就没有共同语言，就会像毛主席说的那样“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哪还能领导一个县的工作？三是要我们学会“弹钢琴”。谭老针对我们县委一班人工作方法上有单打一和顾此失彼的现象，他强调指出：你们的工作部署，要像毛主席讲的“弹钢琴”那样，十个指头都动作，要有节奏，工作安排要有主有从，党的中心工作和其他部门工作，要统筹兼顾，全面安排，这样就不会出现单打一或顾此失彼的现象。四是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谭老说：你们县委一班人，有南下的同志，有本地干部，相互之间基本是团结的。但你们一定要牢记，要搞五湖四海，特别注意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有时人家的意见和你不同，但不一定人家就是错误的。对犯了错误的人也不要嫌弃，要注意帮助教育，团结他们。五是要我们抓工作像毛主席讲的那样要“抓紧”。不要样子像抓，实际上抓而不紧。他说，听了你们的汇报，有些事你们抓了，有些事你们布置了，但没有检查、没有结果，实际上就是抓而不紧。
  谭老组织县委一班人学习这篇文章，的确是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切中了要害。对我们教育很深。从此以后攸县的工作有起色，不能不说是谭老教育的结果。就我个人而言，思想认识水平的提高，工作方法的改进，后来担任县委副书记、调省里工作，这都与谭老的亲切教诲是分不开的。
  谭老身体力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总使我肃然起敬。就以他组织我们学习而言，规定每天上午8时开始，我当时住在县公安局，一般都提前几分钟到会场，但每次总是看到谭老一个人早已坐在会议室了。平时听取我们汇报或研究工作，他总是侧耳倾听，一丝不苟，发现问题，一定要弄清来龙去脉与前因后果。如果在汇报中发现有头无尾，或者含含糊糊，那是绝对不行的，这种严格要求，给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要学会正确区分两类矛盾
  谭老来攸县不久，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全党必须认真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社论。谭老及时组织县委一班人学习了这篇社论，并在全县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报告。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形势、重要意义、目的、方法和要求，作了全面阐述。
  当时，攸县和全国各地一样，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组建以后，由于我们的思想认识跟不上新的形势，干部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某些方面脱离群众，有关山林、园土、耕牛、农具折价入社等具体问题处理不妥，社与社之间、社与队之间、社与社员之间各个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尤其是一些地方由于生产高度集中，生产缺乏成本，大批剩余劳动力没有出路，有的地方由于经营管理不善，财务工作混乱，少数人有贪污挪用行为，群众意见很大。渌田、高和、牛头湖、网岭等少数地方出现闹退社、自发单干，或者强行牵回耕牛、背回农具；有的私分粮食、集体闹粮，甚至谩骂、殴打干部等问题不断出现，一时社会治安问题增多。正在这个时候，城西对河的菜花坪乡谭家洲西南农业社有个社员，因感冒病去龙王庙“求神水”，先后出了15个“魂子”（神汉），导致攸县、茶陵两个县13个乡每天数百人来此“求神水”治病，最多一天达1000多人。
  谭老得知这些情况以后，把我叫去，一方面要我汇报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研究处理方法。当我汇报情况以后，谭老亲切地问我：“元戎同志，你是管政法工作的，这些问题都是些什么矛盾，用什么方法处理才能解决？”当时由于我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新课题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理解不深，也是由于长期从事政法工作职业的关系，思想上还停留在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的认识上，简单地回答：这里有人民内部矛盾，也有少数坏人在破坏，处理方法嘛，一是教育；二是抓几个为首分子，问题就解决了。
  谭老听了我的回答，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我国处在一个社会大变革时期，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作为近时期的阶级斗争发展的结果，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正在经历空前未有的物质变化和精神变化。由于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因而使人民内部矛盾在历史舞台上上升到比较显著的地位。你作为一个县主管政法工作的领导，必须认识这个新的形势。现在时代变了，在国内反革命势力绝大部分已经被我们推翻了，剩下的只是残余，对于这些残余虽然还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还要继续给予打击，但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你还应该看到，现在广大人民群众是支持我们的，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人民群众同我们中间也逐渐产生一些隔阂和一些我们不熟悉、一时没想到或不大愿意想的矛盾。对于客观形势的这种变化，你们还认识不清，还习惯于用老眼光看新问题。所以总是用过去那种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这在现在是行不通的。因此，你们必须学会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什么是敌我矛盾，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对于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简单的、粗暴的专政方法去处理，而应该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用耐心的、说服教育的方法来处理。这是当前一个新的课题，不仅你这个管政法的领导要明确，而且要使广大政法干部都懂得这个道理。
  谭老关于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不仅在理论上对我进行了系统的教育，而且在方法上给予了明确的指示。要我把近期全县发生的各类治安问题进行全面认真的研究，并将处理结果向他汇报。
  根据谭老的教导，我分别召开了公检法负责同志和全体政法干部会议，传达了谭老的指示精神，组织干部认真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在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的基础上，突出地抓了三项工作。
  一是组织一个9人工作组和由县、乡干部、剧团演员、医生组成的30人的宣传队，去西南农业社平息迷信活动。一方面召开座谈会、群众会进行正面宣传教育；另一方面对15个“魂子”中一个自称能上“火焰山”，结果烧烂背的和一个自称“刀枪不入肉”，结果被另一个魂子的斧头砍开了脚的，送进医院治疗，然后叫他们现身说法；同时，还发动已经觉悟了的群众谈自己上当受骗的情况，并设立一个广播站，播送他们的讲话。经过这番工作，只一个星期，延续了三个月之久的“求神水”活动得到了平息。
  二是对过去处理的案件进行复查，用正确区分两类矛盾的标准，重新审理这些案件。这年1月到4月，在处理47起闹粮、闹退社、殴打干部的案件中被逮捕判刑5人、拘留6人。经过复查，除2名有贪污税款等触犯刑律的维持原判外，其余都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经过教育，予以释放。
  三是把过去发生的问题，选择闹退社、闹粮、殴打干部等10个类型，34个案例，把问题发生的前因后果、案情性质及处理结果编印成册，发给全县区乡干部和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7月上旬，当我把上述情况向谭老汇报之后，他十分满意，并嘱咐我把这一情况认真总结。在县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发言，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由于谭老的亲切教诲，我们思想认识提高了，方向明确了。5～6月份发生25起类似闹退社、闹粮、谩骂殴打干部等问题，牵涉到90多人，没有拘、捕一个人，都用说服和批评教育的方法及时处理好了。现在回忆起来，谭老关于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教导和循循善诱的工作方法，使我受益非浅，永志难忘。
  要坚持实事求是
  谭老结束攸县民主办社试点工作回到北京以后，还经常与县委保持联系，经常给县委来信指示工作。1959年他来信要县委组织一批人去北京展览馆参观。这时谭老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了。当时，我担任县委农村工作部长兼东风公社（皇图岭）书记，县委要我带队，带领县委机关、工交、农村、财贸和有关乡的负责同志去北京参观。我们住在京西宾馆，他得知后，亲自到宾馆看望我们，并把我们接到中南海他家里作客。他的家里比较简朴，唯一的现代化设备是有一台电视机。这次，我又受到了谭老一次实事求是的教育。
  “大跃进”时代，农村普遍出现了一股浮夸风，吹牛皮，“放卫星”，不论粮食产量也好，大炼钢铁也好，都出现了有一报十、十报百的倾向，谁也不敢讲实话。谭老早已掌握了这些情况，他在热情招待、闲谈之后，严肃地问起粮食产量的问题。说实在话，当时对于这一点，我有些心虚，因为自己试验田的产量也有过虚报的问题。但在谭老面前，不能不如实以告。
  谭老问：我们家乡的粮食产量亩产有多少？醴陵亩产多少？
  我说：攸县只有700多斤，比起醴陵少几百斤。
  谭老又问，你东风公社亩产多少？你的试验田亩产多少？
  我说：东风公社亩产600斤，上报是1200斤，据粮食部门调查，只有580斤，最多只有600斤。我的试验田是作得好的，后来我炼钢铁去了，由农技干部何运德同志管理，收割时，《攸县报》号外“放卫星”，刊登亩产8000斤，实际上还不到800斤。我们现在安排社员的生活是按600斤到700斤之间，留有余地。
  谭老听了我的回答，诚恳而又关切地既批评我又表扬我：“你能讲实话，这就好。亩产800斤就不错嘛，何必报8000斤呢？报假数，虚夸这就不对了。我们党向来都是讲实事求是，象这样虚报浮夸，害人害己，吃亏的还是老百姓。这样的虚报，今后一定要改正。你回去以后，要向醴陵县委通报，要向攸县县委汇报，今后一定要实事求是。你讲的安排社员生活，一定要留有余地，这很好，不然会出问题。”
  面对谭老的亲切教诲，我心情特别沉重，更认识到虚报浮夸的严重危害性。我回到县里以后，把谭老的指示如实向醴陵县委作了通报，向攸县县委作了汇报传达，但是当时县委领导没有引起高度重视，并没有真正从思想上认识虚报浮夸的严重后果。后来又发展成为五风错误，使人民群众遭受到不应有的灾难。
  上面忆述的几件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30多年，但是每当我回忆谭老的亲切教诲和对我的严格要求，感慨万千。他那种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的精神，那种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的作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