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洲市图书馆

1957年春，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同志带着一批同志回到他的家乡湖南攸县，在联星、七一、高二、云西、株山等五个农业社搞民主办社的试点。我当时在新华社湖南分社任记者，领导派我到攸县跟随谭老蹲点采访，我记得，从1957年3～9月，我跟谭老在攸县农村工作了6个多月，深深地被谭老那种求实、深入、扎实的工作作风所感动。事隔29年，记忆犹新。
  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钦差大臣
  谭老刚到攸县时，县委把他和他的随行人员都安排在县委招待所住，吃的是小灶，并专门派了人为谭老的生活服务。谭老都谢绝了。他说：“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钦差大臣。”于是他和他的随行人员都搬到县委大院一栋旧日楼房里住。他和县委机关干部同住一个院子，同在一个食堂吃饭，经常一块交谈，一块研究工作。夏天，他买了西瓜，总要喊大家一块吃，大家都感到谭老平易近人，都亲近他，尊敬他。
  谭老不仅在生活上艰苦朴素，和群众打成一片，而且在工作上艰苦深入，处处从严要求自己，事事为人表率。他每次作报告，从不要秘书起草讲稿，都是自己动手写。谭老是工人出身，文化低，有时写讲稿，想得到，写不出，一字一句写，真比刻字还难。他经常一个人写到深更半夜，不休息。他有高血压病，经常写着，头就昏了，他用冷水冲洗一下脑壳，清醒清醒，又伏案继续写。我住在他斜对门房里，看到他老人家这种刻苦勤奋的工作精神，深为感动。有时我们劝他授意秘书起草，何苦费这么大的精力自己写！？他笑一笑后说：“如果领导在大会上照着秘书起草的稿子念，就不是自己的见解，有时还会被人牵着鼻子走，那不是成了傀儡？！”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谭老反对官僚主义作风，每事亲自动手。在攸县时，他经常亲自主持召开贫下中农和基层干部座谈会，有时还召集和尚、道士甚至地富分子开座谈会，听取各阶层的意见。当时，“左”的影响很深，有些干部看到地富反坏分子，不敢拢边，生怕人说是“敌我不分”。因此，对谭老亲自主持召开地富反坏分子座谈会，有些人为他捏一把汗，也有些人私下议论这件事。谭老一再解释：“地主、和尚、道士在新社会都要改造成新人，怎么不能找他们开会，听听他们的意见？！古人说：兼听则明嘛！”大家对谭老这种敢作敢为的胆略，无不佩服。
  我们每次汇报，谭老总是戴着老花眼镜，认真听，认真记，不时插话追问，并组织大家讨论。但他常说：“作为领导干部不能满足于听汇报，要经常深入下去，作调查研究，多掌握第一手材料，才有发言权。”因此，他经常一个人下农村，微服私访，洞察民情。在攸县时，谭老亲自调查处理两斤牛肉和十七个鸭蛋的故事，在群众中传为佳话。事情是这样的：民主办社开展后，高二农业社社员清查1956年冬死了54四头耕牛的牛肉帐，发现帐本上只有一笔总数，而且熟牛肉与生牛肉的斤两相差一半，因此，社员怀疑社干部贪污了牛肉钱，成了当时全社的大贪污案。谭老听取汇报后，就自己实地去调查。他去的那一天，正碰上社里又死了一头耕牛。他要随行人员称了两斤生牛肉煮熟后当众再过秤，结果正好差一半，与帐本上登记的数目完全相符。于是，社员解除了疑团，承认了这些帐目。后来，谭老又组织社员清查，谁买了牛肉，一笔笔核对。最后只发现一个经手的会计家里多拿了两斤牛肉，那位会计当场作了检讨，并承认赔偿。一场轰动全社的大贪污案就这样了结了。群众放了心，社干部放下了包袱，都感谢谭老为社里办了一件大好事。
  还有一次，谭老听了云西农业社社员反映社干部贪污鸭蛋的情况后，就下去找保管员吴回生谈话。吴回生是位老实农民，他不知道是中央书记上了门，就拉着谭老说：“老同志，我连帐都记不清，怎么晓得做假帐，搞贪污。去年一年我们社里养鸭，共收入18600多个鸭蛋，我一个也未拿，凭天可表！”谭老问：“怎么鸭蛋出进对不上帐目呢？”老吴说：“我文化低，从娘肚出世就有管过这样大的帐目，是记错了帐，请求干部帮我查清，伸冤。”于是谭老就安排干部一笔笔帮他清查、对帐，结果只有17个鸭蛋不对数，老吴承认赔偿。在社员大会上，大家认为保管一万多个鸭蛋，出进只有17个不对数，算不了什么，不要老吴赔。老吴逢人就说：“谭老办事公道，真为我们基层干部伸了冤。”
  “两斤牛肉和17个鸭蛋”，看来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可是谭老却看成是关系群众生活的大事，亲自过问，亲自调查，硬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使群众解除了疑团，使干部放下了包袱。大家说：“谭老这种求实精神和踏实的工作作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什么时候都要坚持实事求是
  我记得，在五个农业社搞民主办社时，群众发动起来后，一下子提了3000多条意见。这下，县委和社干部都着了慌。有的说：“民主办社把社干部都整垮了，农村工作谁来搞。”谭老听到这些反映后，在大会小会上都说：“只要我们什么时候都坚持实事求是，查清问题，掌握政策，民主办社决不会搞垮干部，相反会进一步密切干群关系，把我们的农村工作做得更好。”于是，谭老和县委商量，发动县委机关干部对群众提出的意见，梳辫子，分类排队，发现这3000多条意见中，有一半以上是由于社里长期不公布帐目，引起社员对各项经济问题的怀疑而提出来的。谭老在一次汇报会上说：“这下好办了。牵牛要牵鼻子，抓住了主要矛盾，问题就好解决了。”谭老亲自布置这五个社的驻社干部，都发动社员选出“经济清理委员会”，本着“先易后难”、“社员怀疑什么就清理什么”和“上清下查，反复核实，实事求是，笔笔落实”的原则，对社员提出的问题，一个个进行清理和核实。谭老亲自抓的云西农业社社员对财务方面提出的419条意见，经过反复查对核实，有167条是属于社员怀疑和误会产生的，有187条是属于记帐混乱造成的。真正属于有些经济问题而需要调查落实的只有59条。这样，清查面就很小了，不会人心惶惶了。大家都说：“谭老做农村工作真细致、扎实，重调查，重证据，凭事实说话，使犯错误的干部也心服口服。”
  谭老秉公办事，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给大家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当时，有些人想乘整社之机，泄私愤，诬告、打击社、队干部的事，时有发生。谭老总是提醒大家要防止有人趁机搞个人打击报复，对于那些诬告陷害农村干部的人，一定从严查处。云西农业社党支书吴开初，为人正派，敢说直话，坚持原则，得罪了一些人。有些人乘整社之机，诬告吴支书贪污公款，打骂社员。有个叫吴苟部的“游民”，因为在乡里打牌赌钱，好吃懒做，吴支书严肃地批评过他，并通过社员大会决定划为“游民”，让群众管制他劳动生产。因此，他怀恨在心，在整社中，他纠集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到工作组和县委告吴支书的“状”。谭老接到这些“状纸”后，交代随行人员要调查核实，越是有人告状的干部，对他的问题更要慎重，既不能放过坏人，也不能陷害好人。后来，我们到群众中反复调查落实，群众都说，吴支书是个好干部，办事公道，工作积极，敢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吴苟部一贯嫖赌，不务正业，划为“游民”是完全应该的，他乘机翻案是不对的。于是，经过社员大会讨论决定，叫诬告人吴苟部等人在大会上作了检讨。吴支书感到群众说公道话，谭老秉公办事，伸张正气，打击邪气，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激。从此，他工作更加积极了。通过这次事件，谭老在一次汇报会上特别强调指出：“对待农村干部的问题，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那些坚持原则，讲直话的人，要保护；他们秉公办事，难免要得罪一些人；有时工作方法简单一些，也可能有些人有意见，但是，他们比起那些‘明知不对，少说为佳’，当‘好好先生’的干部要好得多。因此，我们对来自群众中的意见，要作具体分析，要调查落实，决不能偏听偏信，不然，今后谁也不敢讲直话了。我是提倡大家讲直话，办实事的。”
  我记得，办社结束时，谭老在总结大会上说：“我们这次开展民主办社试点工作的5个农业社有208名社、队干部，在整社开始时，群众检举揭发有贪污舞弊行为的社、队干部有65人，经过几个月发动群众清理和核对帐目，发现真正有贪污行为的社、队干部只有4人，最多的只贪污40元。事实证明，我们的社、队干部绝大多数是廉洁奉公的，得到群众拥护的。”谭老的讲话，在全场引起热烈的掌声，许多农村干部噙着泪水，高呼“共产党万岁！”此时此刻，许多社、队干部甩掉了“怀疑贪污”的思想包袱，搬掉了心头石，一身轻快，怎能不由衷地感激党的政策，感激谭老实事求是，秉公办事的好作风呢！
  报纸宣传要慎重
  在攸县时，谭老对党报是非常关心的。他每天看报，关心国内外大事。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反右派的运动。谭老从《新湖南报》的报导中，发现了一些问题。大概是1957年9月间的一天，他把我和《人民日报》记者站的老黄同志一块叫到会议室谈话。他说：我想同你们谈谈当前报道中的一些看法，是我个人的意见，不是中央的意见；你们把它记录下来，回去给你们的领导传达一下，作个考虑，不要外传，这是纪律。
  谈话的原文，因为记录本在“文革”中烧掉了，这里只能凭记忆写。我记得大概有以下五点意见：
  一、反右是对的，但打击面不宜过大。他说：反右是党中央、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但是，最近我听说《新湖南报》的记者有很大一部分打成右派，有没有这么多右派？要慎重考虑，调查落实，要认真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二、对待知识分子仍应贯彻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他说：报社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要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目前，我国知识分子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我们党迫切需要大量知识分子从事各项工作。对知识分子的缺点、错误，要以教育为主，不要把人家“一棍子打死”。
  三、对待民主党派要继续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他说：我们党一直是很重视统战工作的，这是我们“三大法宝”之一，对他们在鸣放中的错误，也要具体分析，要以教育为主，毛主席说过，总是多团结一些人好。
  四、报纸上点名批判要特别慎重。他说：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抢新闻，不要事情未落实就在报纸上端出来了，这是关系人家政治生命的大事，要特别慎重；我看，在报纸上点名批判，一定要请示省委同意，只能抓住有教育意义的典型事例见报，一般划右不要见报，因为影响太大。
  五、报纸是党的耳目喉舌，要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不要老是板起面孔说话。我说得不客气一点，《新湖南报》有点象“死人办死报”，缺乏生气，也缺少群众的声音，要努力改进。
  谭老的谈话坦率、求实、中肯，当时在我思想上启发、震动很大，印象很深，因此，至今我还记得比较清楚。虽不是原话，大意如此。我回分社后，把谭老的意见，原原本本向领导汇报了。我因为在攸县跟随谭老蹲点好几个月，对当时报社的反右情况一点也不了解，更不知道报社有什么“右派集团”。报社有些老朋友，听说我从攸县回来了，就到我家里来看我。我记得，有一次蔡克诚、陈望岳等同志到我家来玩，他们一再问我，谭老对报社反右的看法。因为谭老已交代不能向别人讲，我开始不敢说，后来，他们一再追问，并保证保密，我才说了个大意。谁知，消息一传开，当时报社有许多同志要求到攸县谭老那里去请愿。事情传到省委去了，就追查是谁从攸县带来的消息。有人说，是新华分社记者胡坚。有位省委领导同志就点名要抓我的右派。这下，祸可闯大了。分社领导就找我个别谈话，我说：消息是我传出去的，我没有遵照谭老的意见保密，是我的错误。但是，我没有篡改谭老的原意，没有假传领导的意见，请组织上调查。后来听说，组织派人到攸县核查了，是谭老的意见，而且谭老还为我说了一句话：“胡坚在这里工作表现还不错。我看不要划右，批评教育就行。”结果，我以“同情包庇右派分子，给右派分子通风报信”为罪名，划为中右，下放基层，控制使用（这些所谓“组织结论”，放在我档案里二十多年，一直到1978年落实政策时才烧掉）。
  回忆往事，感慨良多。我们永远怀念谭老为人正直，敢说直话，勇挑重担，实事求是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崇高品德，因此，写了这篇回忆材料，聊表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