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洲市图书馆

受命来株洲
  1951年4月，我在湘潭县第十区任区委书记。一天，接到县委通知：约我去谈工作。十区设在茶园铺，离县城50华里。当时，没有公共汽车，坐人力车又不好意思。早饭后，我只能迈开双脚上路。赶到县委，已经是中午12点钟了。我先找县委组织部长毛华初，没有见到他。组织干事梁仁高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并谈了约我来的大意。他说：你的工作有变动，株洲镇要升格为株洲市，县委书记杨第甫同志提名要你去参加筹建工作。你先去吃饭，详细情况杨书记会同你谈。下午，第甫同志因去参加一个会，谈话只好推迟到晚上。晚上8点多钟，我来到第甫同志的办公室，他开门见山地对我说：约你来县委，主要是谈谈你的工作调动。奉上级命令，株洲镇要升格为专区管辖的县级市。地委决定以我为主，再抽调侯锡义、阎善财、李枝叶和你，先去进行筹建工作。如果你没有意见，就回去准备一下，5月1日之前赶到株洲报到。我说，工作调动没有意见，不过我们南下接管湘潭时，第一站就到株洲。那里面积小，只管了四个保，能建成一个县级市吗？第甫同志说，别看株洲现在小，将来发展就大了。如果把株洲、湘潭、长沙连接在一起，可能成为毛泽东格勒城哩！我见他劲头那么大，便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光荣任务。次日，我匆匆返回区里。根据上级指示，区长张克明接替我的工作。张克明在十区工作的时间比我久，我只简单地介绍了情况，便准备搬家的事了。说起搬家也很简单，那时是享受供给制待遇，全部家当只有两床被子，几件衣服。困难较大的，是我爱人武志生下一个不满月的女孩，没有奶吃。为此事张克明和区里其他几位同志到处张罗，在本区花名楼乡找到一个奶妈，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4月28日，我与王构堂、曾学民等同志担着行李、抱着孩子，步行到易俗河，同易俗河区委书记侯锡义及樊辛酉同志坐船，当天赶到株洲。晚上，我一家三口，就挤在镇公所一张单人床上。
  我到株洲不久，杨第甫同志也来到株洲。李枝业原是湘潭公安局株洲分局局长（分局受理湘潭一区和株洲镇的案件），张犀文原是株洲镇委书记，两人都住在株洲镇。这样，筹建市委的班子很快就组织起来了。
  从简搭架子
  株洲，虽然铁路交叉，位置重要。但是，就株洲镇来说，范围很小。镇里只有4个居委会，7000人口。农村只有石子头、田心塅、董家塅3个小乡。街上只有一条麻石路，更没有通向外地的公路。镇委会和镇公所没有正规的办公楼，两家就挤在殷家祠堂里办公。由株洲镇升格为株洲市，看起来架子比以前高了，但各方面的条件并不比以前好。因为市委、市府当时从财力、人力上不可能去大兴土木盖办公楼。市委会就设在“中华旅社里”。市府仍设在殷家祠堂。工、青、妇挤在一个被我们镇压的反革命分子家里办公。职工宿舍，没有象今天这样几室几厅，办公室就是卧室。由于没有通向外地的公路，银行运送钞票，只能雇用土车子，由武装人员护送。职工看病没有正规医院，只利用建宁闸桥头一间简陋房屋作医务室，配了1个医生，2个护士。吃饭更简单，下了班进公共食堂。镇里有一条建宁港，港里的水是汇集的污水，不能喝。职工吃水、用水，要从湘江一担一担挑回来。
  组织机构设置、人员配备也是从简的。长沙地委对株洲市干部的配备，拟了一个名单，准备报省委和中南局。原湘潭县委书记杨第甫担任株洲市委书记兼市长：原湘潭县政府财政科长阎善财担任株洲市政府副市长；原湘潭县县委委员、区委书记侯锡义，担任株洲市委组织部长，原株洲镇镇委书记张犀文，担任株洲市委宣传部长；原株洲公安分局局长李枝业，担任株洲市公安局副局长；原担任湘潭十区区委书记的我，任株洲市总工会主席。长沙地委的打算，是符合省委意图的。在正式任命时，除了杨第甫因工作需要调省委，市委书记兼市长改由陈继昌担任，阎善财同志调湘潭专署，副市长暂缺外，其他同志都是按长沙地委上报名单批复的。从市一级的领导看，市委没有配副书记，市政府没有配副市长。市属部、委、办、局多数没有配副职。市委机关的办事机构，只设了两部一室，即组织部、宣传部、办公室。统战工作只配了1名干事，纪律检查工作只配了1个秘书。整个市委机关只有10来个人。
  因为阎善财同志调专署工作，1951年8月15日，由张犀文同志担任副市长。同年10月，张犀文调省委，派李章任副市长。1953年3月，我担任了株洲市市长。陈继昌同志集中精力抓党务工作。陈继昌调中央后，由侯锡义担任市委书记。
  市政府的办事机构，只设置了一室、一委、二局、九科。即：秘书室，财政经济委员会，公安局、税务局、民政科、人事科、财政科、建设科、文教科、工商科、合作科、劳动科、房地科。当然，那个时候的情况与现在不同。但从市政府的办事机构看，总的是较为精炼的。
  荒郊选厂址
  架子搭起来后，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一、搞好城市规划，二、选择厂址。为了搞好规划，市府派唐耀星同志长驻北京，同中央有关部门联系，掌握情况，争取项目。为了选好厂址，市委、市府领导不知跑了多少路。株洲，虽然面积不大，但它三面环山一面临水。那时，市委和市府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与湘潭分家时分到的一部脚踏车。因此，选择厂址，只能迈开双脚到荒郊、沿河流察看。我们不仅看了株洲市的管辖范围，而且与邻县交界的山山岭岭也看了，比如属长沙管的云田、马鞍山、黄陂田等地。通过察看，掌握了哪些地方宽敞、平坦，山洪暴发可能造成的影响，湘江涨水最高水位到什么程度，都做到心中有数，为后来定址打下了基础。株洲硬质合金厂定址，中央经过了三个地方比较，开始选在西安，认为西安地域平坦，就是风沙太大。次又改在南昌，此地虽然是原料产地，但又靠近沿海。最后到株洲选厂址。为了争取这个厂子摆在株洲，选厂专家组到来之前，我们看了走马塘附近的山山岭岭。站在走马塘南边山头往北看，比较顺眼；站在北面山头向南看，就不太理想；站在低处看高处，尽是山坡；站在高处看低处，又比较平坦。我们看了地形之后，确定了走的路线。专家组一到，就陪着他们到走马塘的南面山头往北看，从高处看低处，大家看了之后，认为株洲交通方便，地形较平坦。这样，硬质合金厂厂址就定下来了。
  从1951年株洲市改县级架子到1956年改地级架子，市里的中心工作，都是忙于选厂址。1954年省委和省政府看到我们选厂任务大，出门要靠两条腿，便给了我们两部新华沙牌小轿车。开封后，我们不好意思坐，因为省委领导多数还是坐美国吉普。市委书记马壮昆对我说：占魁同志，华沙牌小轿车我们不敢坐，是不是去换一部？两人商量好之后，就去找省委常委、工交部长于明涛。我说于部长，我们用华沙牌新轿车给你换部吉普车好不好？于部长说，我坐的美国吉普车蛮好，为什么要换你们的新车。我们说，你省委领导还坐吉普，下级还敢坐卧车吗？于部长见我们为难，便出了个主意：你们去找谢老（谢华，原省委统战部长）试试。谢老同意了。就这样，我们拿新华沙换了一部旧吉普。另一部华沙车就给市交际处，方便他们接待客人。
  虽说我们有了一部吉普车，由于株洲山坡多，当时修了公路也是简易公路，群众称“洋灰水泥马路”，意思是天晴尽是灰，落雨尽是泥。我们也不想坐车。而且选厂址要往山上、低坡走，吉普车也去不了。因此，还得靠两条腿到荒郊选厂址。
  规划好道路
  城市道路，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规划和建设市区道路问题上，我们是受到中央领导多次启发才下决心的。我记得有一次陈毅同志路过株洲，他的专车停在火车站，要下车看看株洲建设。我和市委书记马壮昆去接他。我们由火车站到解放街，因为时间紧，又急忙从解放街返回到建设南路再往北走。过南站铁路时，被火车挡住。陈毅同志问我：还有别的路可以绕过去吗？我说：没有别的路了。陈毅同志虽然没有批评我们，但是我急出了一身汗。又有一次，我陪同董必武、罗荣桓、聂荣臻、谭政同志去株洲麻纺厂、硬质合金厂等单位参观。那时，市里主要的一条路就是建设大道。车子转来转去，仍在原道上跑。聂帅看到公路太少，在汽车上对我说：“我是军人出身，感到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新城市，要有战争观念，马路少了是不行的，平时出点事也不好办，交通容易堵塞。万一发生了战争，那就更不好办了。下次我再来株洲，还是一条主要马路，我就不客气地批评你们。”我说：热烈欢迎董老和两位元帅再来株洲指导工作。只要我还当市长，一定规划好、修建好几条马路，请你们转一转，保证来回不走原路。聂帅说：“好，说话算数，希望你们取得更大成绩。”
  以上两件事情，使我们认识到城市道路的重要。不但要路路相通，还要有环形公路，主要路口要交叉。市政府及时研究了中央领导的指示，规划和修建了人民路、新华路、红旗路、沿江路、建设路主要道路。当时规划红旗路是南北相通，由五里墩到田心，由荷花至易家湾。凡是只经过株洲的车，就不必进市区。这样就可减轻市区交通的压力。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规划未能实现，以致造成今日市区车辆拥挤。如果说我们工作上有失误的地方，恐怕这是一条，也是难以弥补的一条。过去，我们只知道大的规划，而忽视小区规划。小区路曲，房屋密度大，不能绿化，导致人造沙漠。城市建设，是城市发展的里程碑，它长期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影响千家万户人民生活。搞得不好，将成为最难弥补的失误。30年建设河东是有教训的。希望新的领导班子再建设河西时，一定要有个好长远规划，并坚持下去，不能换一届领导班子改变一次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