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洲市图书馆

1951年6月，我欣然接到组织上的调令，要我去株洲市工作。于是我带着警卫员离开湖南临湘县来到新的工作岗位，接替了比我先来筹建株洲市、拟任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杨第甫的工作。从此，我由农村转向城市，由抓政治运动转向抓经济工作。
  当时的株洲，面积不大。但是交通方便，地理位置重要，又是我省农副土特产品的集散地之一和生猪、木材、鲜蛋出口的转运站。株洲是大有发展前途的。刚到这里，工作千头万绪，条件又不好，从何抓起呢？领导是关键。我在原筹建工作的基础上，首先组建了市委、市政府的领导班子。市委的班子由我、侯锡义、李章、吴占魁、李枝业5同志组成。接着，健全了市总工会、市团委、市妇联领导班子，配齐了干部。班子组建之后，我们继续完成城市民主改革和农村土改复查；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发动群众从精神上、物质上支援抗美援朝等工作。1952年，因工作需要，组织上调我到了北京，至今有30多年了。由于年深月久，加上我现在年迈体衰，记忆力严重减退。在株洲工作的那段时间，很多事情难以具体回忆。但是有两件事情，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一件事是搞物资交流。1951年7月份，株洲市的土改、镇反、民主改革以及“三反”、“五反”运动基本结束。那时朝鲜战争打得很厉害。为了搞活城乡经济，发展生产，支援抗美援朝，我们搞了一次较大的物资交流会。这是一项新的工作，没有经验。为此，市委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班子，抽调了一批有能力的干部负责这项工作。与此同时，动员全体干部、全市工商界以及各条战线的工人都来参加这项活动。
  在召开物资交流大会之前，还选择在白关镇这个小集镇，作物资交流大会的试点。10月中旬开幕。当天，市花鼓戏剧团在白关铺街上搭台演出。市店员工会组织了秧歌队、腰鼓队、彩龙船到集市上表演。市委派李章副市长前往参加。交流会上人山人海，挤得小镇上水泄不通。街道两旁，摆摊的，挑担的，叫卖的，买东买西的，真是一派生意兴隆，国泰民安的繁荣景象。这次小型交流会，为召开物资交流大会提供了经验。
  这年11月，物资交流大会开幕。地点是新建的市工商联大礼堂。为了搞好这次物资交流，从徐家桥到火车南站新修的大马路两旁，由市工商界搭起了100多间售货棚。还在工商联对面搭起了一个大戏台演戏。各工会组织了龙灯、狮子、腰鼓、秧歌队到会上表演。开幕的那天，由我剪彩，估计有2万多人，会场内，展出了各类商品，看样定货，批发成交。这次交流会搞了10天，约20多万人次参加，不仅活跃和扩大了国营商业的购销业务，还把全市各工商业户的生意带活了，同时吸引了一批远道而来的客商，增加了株洲市的知名度。会后，《新湖南报》在头版作了专题报道，评价株洲市的物资交流会开得好。
  另一件事情是，开展“三反”、“五反”运动。1951年冬，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盗窃经济情报、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行贿）运动。“三反”运动旨在清除革命队伍内部的腐败作风，进行廉政建设；“五反”则是击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我从1951年冬至1952年上半年，几乎用了80%乃至100%的时间和精力抓这项工作。特别是开始时，我夜以继日在办公室或下基层了解情况。当时市国营商业有煤炭、粮食、贸易、百货4个公司；还有木工厂、私营纽扣厂等；事业单位有银行、税务等。这些经济实体单位是开展“三反”运动的重点。在机关则是那些与钱、与物打交道的部门或者与钱、物有工作联系的部分工作人员。“五反”运动的对象是那些不法私营工商户，原则上是贪污盗窃或受贿2000万元（旧币）以上就是“老虎”（三反、五反运动俗称打老虎），群众对贪污分子和不法工商业者是非常恼恨的。斗争会上，群众情绪激昂。由于领导掌握政策不够，也曾出现“过火”行动。
  为了不冤枉好人，不漏掉贪污分子，运动后期，我们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十查九对”落实政策的工作，抽调大量人力，组成了专门班子，反复核实材料，做到实事求是。由于我们工作过细，曾受到了湘潭地委的表扬。总之，“三反”、“五反”运动，教育了人民，打击了歪风邪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