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洲市图书馆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随逃难人流从贵阳返回湖南。我原先工作过的国民党军政部第三纺织厂（厂址衡阳黎家坪）西迁，只好在长沙九丰钱庄帮工。1949年5月九丰钱庄倒闭，我第二次失业，长沙谋生无着，不得已回到湘潭县株洲乡二十五保油麻冲（现为湘潭市昭山乡马安村新坝组）老家。由于家境贫寒，兄弟较多，我携眷回乡后，一时无处栖身，就租赁同村枫梓冲谭金生家的住房一间暂时居住，每天节衣缩食，艰难维持生计。
  枫梓冲毗连长沙县嵩北乡，当时嵩北乡复兴庵中学有位叫皮世高的老师是中共地下党员，他领导的复兴支部在我们一带山区十分活跃，并在我地发展了朱运湘、刘金万、陈玉林、程罗生、谭汉兴、谭斌等人入党，成立了油麻冲党小组。他们也经常聚会，讨论时政，散发传单，秘密进行迎接解放的准备。这些同志都是我小时的好友，相互较为了解。因此也经常给我讲些时事，传些消息，要我为迎接解放出力。与此同时，株洲乡公所自卫大队第三中队附兼二十一保保长胡文广听说我回家，也常来座谈，并把我回家的情况告诉了株洲乡乡长邱岳。邱与我过去同为杨耿堂老师的学生，虽多年来未曾谋面，但彼此也很熟悉。凑巧当时乡公所文化股主任另有他就，邱便由胡文广带信给我，要我出任文化股主任。我自1946年长沙光复之后，宁愿街头卖字，代人帮贸，也不愿求人引荐担任公职，此时要我担任文化股主任，心里实在有所不愿。但一时不好明言，只好托胡文广转告邱岳：“谢谢他的好意，我才疏学浅，当不了文化主任，请他另请高明。”谁知自此以后，胡文广来得更勤了，三两天来一次，连哄带劝，大有非去不可之势。这样一来，使得地下党的同志工作很不安全。为了使双方不发生冲突，我决定自己去株洲当面同邱岳讲清。7月2日，我来株洲镇乡公所所在地——徐家桥大胜岭万寿宫（原江西会馆），邱岳很客气地接待了我，要我无论如何帮他一段时间的忙，并表示什么事都好说，就是不让我离开株洲。我看事情已无回旋余地，只好答应留在株洲。
  这时，解放大军已进入湖南境内，关于湖南将要和平解放的传闻越来越多，社会上各种谣言纷纷出笼，人心普遍浮动。7月24日晚上，邱岳在乡公所楼上会议室里，主持召开紧急应变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乡公所民政股主任邹小鲁、经济股主任杨发强、警卫股主任刘文淼、文化股主任胡维、户籍室主任邱大容和乡公所干事鹏飞、张福益、邱奇俊、严有余等。以及自卫队三个中队的队长、队副，还邀请了部分地方绅士和知名人士参加。会上邱岳发表讲话，大意是：最近解放军渡江南下，直指湘粤桂各省。株洲地处要冲，境内既有国军，还有零星武装土匪，如解放军靖湘，势必先取株洲，我乡自卫大队无论哪一方都无力应付。日前我在长沙，听说颂公（程潜）有意和平解放湖南，但至今没有接到明文指示。在这非常时期，我想将乡公所和自卫大队人枪撤往河西乡下暂避锋芒，以免发生直接冲突。这个办法是否妥当，请各位发表看法。大概是邱岳平时好主观武断，喜欢个人说了算，他讲话之后，好久无人吭声，我因新来不久，无所顾忌，便打破僵局，提了两点意见。我说：“第一，乡公所是一级基层政府，不能离开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到外面去流亡。至于自卫大队过不过河，我无异议。第二，我来乡公所本是作客，承蒙乡长及各位厚爱，要我任文化股主任，不管乡公所过不过河，但我个人决不过河。”我发言之后，杨发强、邹小鲁相继发言，也提不愿随队过河。这一来，会上议论的人就多了，大都主张乡公所不要过河，认为全所文件、户籍、表册有几担，带着过河太累赘，也无需过河。最后，邱岳发言说：“既然四股一室有三个主任提出不愿过河，就把乡公所留下来。但警卫主任兼自卫大队队附刘文淼必须随队行动，户籍主任邱大容善办公文，干事张福益、邱奇俊、但鹏飞年轻力壮，也要随队行动。文件、户籍、表册由杨发强保管，派严有余协助。”接着邱又说：“乡公所留下来后，必须有人代理主持乡政，你们看谁来主持？”这时有人提出要我来代理乡长，我坚决不同意，并提出邹小鲁主任是老乡政人员，又当过昭阳乡乡长，由他代理最为合适。邱岳感到代理乡长一事，暂时难以定夺，便决定代理人选以后再说，旋即宣布会议结束。
  7月27日早晨。晨曦初露，我便穿衣下楼，只见乡公所屋内空空，连门岗也撤了。整个株洲镇上只听鸟鸣，不闻人声。过去那种热闹气氛，一夜之间全不见了。我正在踌躇，邱岳汗流满面地跑来，连称抱歉，说是时间仓促，没有事先商量，现在自卫大队已经过河，要我暂时代理主持乡政，并把乡公所的印鉴交给我。我不肯接，要他交邹小鲁主任。他说鲁公早已离去，你要谅他年老体弱，不要推辞。我说：“原来你苦苦把我留住，是要我作你的替罪羊。”他说：“请看在杨老师的面上，你就接了吧。”说完便匆匆离去。刚走几步又特别嘱咐我要加强同杨发强联系，慎重保管好文件和乡存粮食。
  自卫大队过河后，我在乡公所转了一圈，看到株洲已成空城。我想留在乡公所已毫无意义，也就于当天离开株洲，赶到杨发强家里，杨发强早在应变会议之后，就护送文件、户籍回到了乡下。我在杨发强家里住了几天，一道去十里长冲石门洞看了存放的文件，又到道仙庙看了存粮，并告诉看守人员，乡自卫大队虽然撤走，但乡公所没有离开，大家要尽职尽责，将文件和存粮看管好，我们会经常来查问的。这些事情忙完之后，我才回到家里。
  那些天，我的心情确实不安，总担心株洲城空，切莫发生火盗和其他突发事故。因此，我几次打发报亭子的堂妹夫宋海秋，趁做生意到株洲镇上察看情况，当他告诉我株洲情况依然如故时，我才稍微放下心来。
  8月3日午饭后，我正在家里休息，对门陈玉林（地下党员）来到我家，告诉我解放军先头部队已到嵩北乡，正向株洲进发，问我怎么办，我说马上就去株洲。老实说，当时我嘴上答得干脆，心里还是有些恐慌。虽然认为自己没有干过什么坏事，但毕竟在旧军政基层单位工作过，不晓得解放军会对我怎么样。然而想到乡公所的印鉴在身，自己应该主动投到。于是我不顾妻儿亲友的劝阻，怀着惶恐忐忑的心情奔赴株洲。由于动身太晚，一路上很少见到行人。我这个人向来怕走夜路，在这政局不定的非常时期，心里更加害怕。因此傍晚到达田心时，就找一家小店住了下来，直到第二天上午11时左右才抵株洲。进入株洲镇后，使我感到意外的是，镇内显得非常平静，解放军也很少见，毫无战斗气氛，街上居民都安居乐业，给人一种极为轻松的感觉。我走到乡公所，看到有个同志站在门口，便向他说明，我是株洲乡公所代理乡长，现特来投到。他自我介绍姓李，后来才知道他就是新政府副区长李夫同志。他很热情地把我带到楼上办公室，介绍给区长胡维新和区委书记刘真志同志。我立即将乡公所印鉴交给胡区长，说：“我衷心祝愿株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繁荣昌盛，人民幸福。”下午，胡区长要我协助李副区长竖牌，我便摘下原“湘潭县株洲乡公所”旧牌，挂上李夫副区长书写的“湘潭县株洲区人民政府”新牌。至此，株洲正式宣布解放。这一天也是湖南省政府程潜主席通电湖南和平解放的一天。
  8月5日上午，胡区长领我参观了株洲军管会办事处主任袁福清老前辈。袁老是湖南湘阴人，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他向我询问了株洲的军、政、社会情况和我个人的经历，决定要我暂时留下，到支前委员会任副主任。从此，我就开始了新的政治生涯。区政府所有的同志对我都很热情，如同久别亲人，还指导我如何开展工作，使我原来的恐惧心理消除得一干二净。
  8月6日上午，我随区财粮委员杨兴纶同志到大胜岭殷家祠堂支前委员会报到。在这里主持日常工作的是彭长林同志，他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并详细地向我介绍了支前委员会的工作情况。当时支前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筹集粮食、马料、柴草及各类生活必需品。支援过境南下的解放大军和党政人员。粮食、马料、柴草由筹粮组负责征集，动员农民主动送交，凭收条作为本年度的征收任务。生活日用品由经管组出具借条，向镇上居民借用，用后凭条归还，损坏照价赔偿。由于广大人民群众踊跃支前，到9月中旬止，全区筹粮50余万斤，柴草也如质如量完成任务，供应有余。而筹借生活日用品方面却遇到了麻烦，当时我们虽挨家挨户把居民的多余部分借来，仍远远不足供应。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们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买来了部分新碗筷，但受到了区领导同志的批评，我们理解领导为了革命事业珍惜每一个铜板的心情，诚恳地接受了这一批评，以后也再也没有发生这类不经请示就自作决定的事情。不久，区政府又调来原乡公所经济主任杨发强等人，杨对经管钱粮很有经验，支前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
  8月7日，胡维新区长同我商量，要我以旧乡长名义，通知原株洲镇四个保的群众到南湖塘小学操坪集合，召开迎接解放的军民大会。晚上8时，我和胡区长准时到达会场。由于当时大部分群众还未回家，参加会议的群众和驻株洲的党政军领导同志、解放军指战员总共只有四五百人。会议由我主持。我首先宣布，今天的大会是株洲人民迎接解放的大会，是庆祝株洲获得新生的大会，我代表株洲旧乡政人员和各界群众向在座的党政军首长和解放军官兵表示衷心欢迎，并致以亲切慰问。同时宣布从即日起，原株洲乡公所停止一切活动，全部权力移交株洲区人民政府。接着，湘潭县长杨第甫宣布湘潭县株洲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宣读了区政府组成人员名单，随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长篇讲话。杨县长的讲话共分三个部分：一是关于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二是湖南和平解放的伟大意义；三是中国共产党对新解放区的方针政策等。他的讲话声音宏亮，层次分明，道理通俗易懂，不时激起阵阵热烈掌声。那场面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今仍不能忘怀。最后，大会在“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中结束。
  区的领导同志都是山西人，每当同本地人谈话时，相互语言不通。开头那几天，我几乎每天都要抽一定时间，为他们谈话做翻译。大约是8月10日左右，我正在区政府楼上和胡区长找人谈话。突然楼下的同志上来，说有人找我。我忙叫他上楼，原来是邱岳派通讯员送信给我。我将信念给区长胡维新和区委书记李真志听。信的大意是，他率领去河西的自卫大队，因人多给养无法供应，当地有些武装想打他的枪支的主意。想回来又不知怎样才能回来。区长和区委书记感到事关重大，应报告军管会办事处才能作决定。于是胡区长立即带我到袁福清主任处。袁主任又带我们到左明部长处。左部长听了我的汇报后，要我马上写信给邱岳。我说：“我回信恐怕不妥吧？”左部长说：“不要紧，我讲你写。”信的内容有三点：一、粮食不能供应外地，请赶快率队回乡；二、乡自卫大队在×月×日到三门车站集合，架好枪支，等候点验；三、我们派人去接头，取得联系后，由接头人率领回株洲，沿途有人护卫。同时规定了接头的服饰、联络信号等。信写好后，我署了名，袁主任、左部长也签了名，以示慎重。随后又附了几捆宣传材料。信去后不久，张福益等6人先行回区报到，邱岳则于指定日期（大概是8月15、16日）率全部人枪回到株洲。经过批准，全部给养由支前委员会供给。
  邱岳率队回株洲后，驻扎在大胜岭下靠河边的米厂里，我和胡区长去看过一次。接着邱岳、邱大容、张福益等在区政府办理移交。我当即把李夫副区长开具给我的“今收到株洲乡代乡长胡维交来乡印壹颗，文曰：‘湘潭县株洲乡公所钤记’此据。”的收条交给邱岳，以便办理移交。因为乡公所和自卫队的移交工作很少涉及到我，加上当时支前工作正忙，我也就很少到区政府去了。
  9月中旬，区财粮委员杨兴纶告诉我，株洲支前工作逐渐减少，解放大军正向西南进军，要我把株洲支前工作交彭长林同志处理，区政府决定调我到易家湾筹设支前仓库，征收秋粮、柴草，支援过境大军。因易家湾离区较远，由我担任主任，全权处理各项工作。我向彭长林交待完工作，即同杨兴纶往易家湾寻找仓库房址，几经比较，我俩都认为易家湾街头的龙王庙最为合适，稍事布置，即可开业。接着通知报亭子以北各保，粮柴草停送株洲，转送易家湾。农民接通知后，送粮队伍络绎不绝，仓库人员有限，工作非常忙碌。
  易家湾支前仓库于1950年4月底结束。区领导对11位工作人员作如下安排；杨发强等4位年轻的同志调湘北干校学习，邹炳初等3位年老的遣散回家；胡国兴等3位有技术的另行安排工作。我回区政府向区领导同志汇报了工作，当时适逢二十一保保校缺员，就派我充任主任教师。从此，我又走上了新的生活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