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洲市图书馆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在家乡白马垅一带私塾任教。1946年2月，同学程都凯跑到我家，对我说：“发强兄，恕我直言，你为人忠厚，家境贫寒，博学多才，教书有什么搞手啰，不如找点别的事做，我有个堂兄叫程达政，在昭阳乡公所当乡长，如果你愿意去，我可介绍到他那里工作。”经程都凯的介绍，我于1946年3月，辞去了私塾教席，到了湘潭县昭阳乡公所担任雇员，负责缮案、收发、鉴印等工作。当时昭阳乡是湘潭县的一个小乡，由程达政担任乡长，民政、经济、警卫、文化等股各设干事1人，户籍室、庶务室设干事若干人。
  1947年3月，湘潭县为缩小地方经费开支，扩并乡镇，将原白关乡、昭阳乡、株洲镇两乡一镇改为株洲乡，管辖33个保，原株洲镇辖1至4保，原白关乡辖5至18保，原昭阳乡辖19至33保，所辖范围是：东至五里墩，南至董家塅，西至湘潭河东板塘铺，北至易家湾暮云市。当时株洲乡公所设在老街南湖塘资福寺，后因大水所浸搬至大胜岭万寿宫。乡长由县府委派程达政担任，副乡长是原株洲镇长汪阶澄，白关乡长聂汉卿担任。由于株洲历系交通枢纽，过境部队频繁，而程乡长乃一介儒生，不能胜此重任，县府有见及此，曾多次准备易人。
  本来乡镇长易人，需经民众选举。1948年上半年的一天，我在收发室突然接到县府一纸命令，原文是：“株洲乡乡长程达政应予免职，遗缺派退役军官邱岳接任，此令。”就这样程达政被免去乡长职务，而邱岳破例被县府指派为株洲乡公所乡长。邱岳毕业于国民党中央军校，曾代理过炮兵团团长，抗日战争胜利后退役，纯属一介武夫。他接任乡公所后，立即组织了一个乡自卫大队，隶属县国民兵团领导，自己兼大队长。乡公所下设四股三室，即民政股、经济股，警务股、文化股、户籍室、收发室、庶务室。民政股主任由邹小鲁担任，经济股主任先后由漆德明、晏纪常、杨发强担任，警卫股主任由刘文淼担任，文化股主任先后由易善初、郭汉奎、胡维担任，户籍室主任先后由郝先辉、邱大容担任，收发室收发先后由王友儒、王庆儒担任，庶务室主任先后由凌荫生、严有余担任。原乡镇各项经费是向地方统筹的，1948年改由田粮处拨给实物，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重头轻足，乡镇扩并虽大，人员很少增加，办事效率不高；官僚腐化，层出不穷，国计民生，置之度外，加之党团摩擦，政治日非，国势将倾，俨同累卵。
  1948年底，经济股主任晏纪常辞职，我接充经济股主任职务。1949年上半年，前方战事吃紧，株洲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长江以北，院校学生，军队伤员，纷纷南撤。车经株洲站，需要供应茶水，有时还要安排餐宿。我记得有一天，一列满载伤兵的火车，停在株洲火车站，有两个扶了拐杖的人来所，一见面我就认出他叫冯植，是交警中队长。此人过去曾在乡公所搞过事，他对我说：今天上峰要我负责转运一批伤员到衡阳、广州方面去，现在停在车站，请你想个办法，给他们开一餐饭。不然的话，他们一下车，要的要，抢的抢，株洲就会搞得一团糟。那时，邱岳不在家，我想：如果这些伤员吃不到饭而下车，那就不得了。我只好独自主张，派警沿街募集食物。饭后开车而去，株洲得以清平。此事，各界甚感。
  7月中旬，解放军大军进入湖南，由浏阳直插株洲，形成包围长沙之势。驻守在株洲的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一个团企图负隅顽抗，在街中设立路障，修筑工事，形势非常紧张，部队供应浩繁，无法应付。7月24日晚上，邱岳在万寿宫乡公所会议室召开紧急应变会，出席会议的有全所职员及在株各单位负责人，还邀请了部分地方绅士王惠安、高一知、杨荫棠等人参加。会上邱岳讲话，大意是解放军渡江南下后，直指湘、粤、桂各省。株洲地处军事要冲，境内既有国军，还有零星武装土匪，如解放军进湘，势必先取株洲，我无力应付。听说我省程潜（颂公）主席，虽有意和平解放，但无明文指示。我想将乡公所和自卫大队人枪撤往河西乡下，暂避一时，以免发生冲突。我和胡维当即提出，乡公所是一个地方行政机关，流亡在外，不是办法，生活所需各项，无法筹措，不管乡政府过不过河，我们不过河。邹小鲁亦表示不去。当时为去留问题，争论不休。我的思想，虽有矛盾，但自认为，我系学生出身，家又贫寒，虽是旧职员，但没有做危害人民的事，从政清廉，仅糊其口。同时经常收到地下党邮来的宣传品，知道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宽大为怀之精神，我不走之原因亦在此。会议讨论到最后，邱岳决定把乡公所留下来，由胡维暂代理乡长。他率自卫大队过河，警卫主任兼自卫大队副队长刘文淼随队行动，所内各项文件，户籍表册，全部用船转移到霞湾上坡，放到十里长冲石门洞蒋氏宗祠内（现郊区石门）。此地较为安静，由我负责保管，严有余协助。
  7月27日，邱岳率领自卫大队过河。随同过河的有警卫主任刘文淼，户籍室主任邱大容，干事但鹏飞、张福益、邱奇俊等人。不久，省政府程潜主席发出湖南和平解放的通电。
  8月3日，株洲解放，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工农翻身，重见天日。
  8月5日上午，我正在家里休息，所内邱玉书到我家，对我说：株洲已经解放，区人民政府正式接管了乡公所，要我随同他一道来到株洲报到。他还告诉我，共产党好，共产党对旧军政人员的政策是既往不咎，迟报到不如早报到好。在他的规劝下，我只好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情，一道来到株洲区人民政府。区长胡维新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要我次日将转移的文卷运回株洲，放置在区政府前楼。在未办理移交之前，临时安排我在支前委员会协助工作，负责筹集粮、柴、草供应南下部队。
  8月10日左右，邱岳派回一兵，送信给胡维。信的大意是：去河西的自卫大队，在外给养困难，无地筹措供给，当地还有人想打他的枪支主意，想回来又不知怎样回来，问胡维怎么办？胡维即将此信转告胡区长，胡区长感到事关重大，旋与胡维一道报告了军管会办事处袁主任和左部长，随后胡维给邱岳写了一封回信，同时还随信付去了几捆宣传品。信去不久，张福益、邱奇俊、但鹏飞等6人先行从河西回到区政府报到。
  8月15日，邱岳按指定日期率全部人枪回株，向区政府投诚。邱岳率队回株后，驻扎在大胜岭河街一个米厂内。我即忙于移交，将钱粮财赋、枪支弹药，分门别类，逐一造具详细清册，移交区政府接收，并有军管会办事处赵教导员在场监证。至此，我的旧生活告一段落。
  移交后，我被留下，安排在易家湾仓库工作，征收秋粮。1950年4月，仓库奉令结束，我被保送湘北建设学院学习，分在第十大队。由于我胆小怕事，一切都不习惯，加之身患疟疾，乃请假回乡治疗，蒙照准并发给证明。谁料久病未痊，遂脱离组织，在乡劳动约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