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洲市图书馆

南下经过
  1949年初，我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北方大片土地，正以排山倒海之势直抵长江北岸，蒋家王朝摇摇欲坠。为配合全国的解放，北方老解放区奉命组织南下工作团，随军南下，建立新区革命政权。
  当时我在山西省五台县二区任区长。2月底，我去县委接受新的任务。县委组织部干事金川告诉我，县委决定抽调你参加南下工作团。对此，我早有思想准备。1948年2月，五台县抽调第一批干部进入大别山时，我就准备南下，只因出发前母亲逝世，没有走成。这次南下，便欣然应允。回家作了安排后，我就急忙返县报到。
  南下工作团以县为单位成立中队。一个中队负责接管一个县。中队下设班，一个班接管一个区。我们中队共有90人。
  3月1日，我们奉命出发，到河北石家庄待命。在石家庄，我们换了装，每人发一套兰灰色干部服和一双胶底青布力士鞋。一切行动军事化，生活实行供给制。当时我们住在城郊老百姓家里，中队负责人李同纲同志经常给我们讲形势。临行前，他告诉大家，我们中队到湖南岳阳县。并宣布我为四区区长。
  5月上旬，我们到达河南巩县。在巩县，南下工作团的人员作了调整，我被调到湖南湘阴县（华国锋同志所在中队）。与我同时调进的有山西玉泉县的侯锡义、伍银娄、王广胜（不知何地人）等7人，组成一个班。
  南京解放后，解放军源源不断向南推进，6月上旬我们随军进入南京。6月的江南，气候渐渐炎热，我们这些北方同志感到很不适应，一天冲几次澡。开始我们这些山区农村同志，连自来水龙头都不知道开关。记得一位同志睡前洗了澡，水龙头没有关，结果水流遍地，我们的地铺浸得透湿。
  6月下旬，我们乘轮船来到武汉。当时国民党军队虽然节节败退，但经常派遣飞机沿江轰炸。一路上我们乘坐的轮船为了防空，都是白天隐蔽，晚上航行。
  到武汉后，我又被调到湘潭县这个中队。县长是杨第甫，县委书记是刘旭。我被任命为一区区长，刘真志为区委书记，李夫为副区长，李治华为组织委员，李守绪为宣传委员，侯德显为派出所干事，杨兴纶为财粮干事。区委、区政府的人员都是临时从各队抽调组成的，以前互不相识，连县长杨第甫我也没见过。
  当时我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区班子成员都是第一次见面，互不了解。大部分同志不习惯南方生活，个别同志思想动摇，擅自离队返乡。要带好这支队伍到新区开展工作，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进入株洲
  7月18日，我军解放平江，并建立了新政权，我们随即进入平江。
  此时，湖南省主席程潜和长沙警备区司令陈明仁正准备和平起义，而盘踞在衡阳的白崇禧则加紧对长沙控制，并在衡宝一线部署重兵，构筑工事，企图破坏湖南和平解放，阻止我军向西南进军。我四野46军绕过长沙，解放株洲，直通衡阳。
  我们在平江停留了约1个星期，杨第甫派我和李夫、王守恩等同志进株洲打前站，军管会株洲办事处主任袁福清率解放军一个排随我们一起出发。7月28日我们离开平江县城，7月31日早晨6点多钟，我们从余清源老家上铁路进入株洲车站。
  战时的株洲站冷冷清清，空无一人，铁道上停着火车皮，没有列车通过。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宣传，附近群众大多数已经外逃，我们只在车站出站口上看到一个卖油粑粑的人。我们穿过铁路进入株洲镇。镇内家家关门闭户，除了驻军，街上空无一人，萧条至极。在建宁正街，我们遇到几位解放军同志，袁福清前去联系，得知是刚进入株洲的46军。当天夜晚我们住在旧株洲乡警察所。警察所设在南湖街河边。我们劳累了几天，非常疲倦，一到驻地，就呼呼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我们着手进行大队进入的各项准备工作。三天以后，大队全体人员进驻株洲。
  当时的株洲古镇，只有一条东西正街和南湖街，街道为麻石铺成，两边是中国传统建筑，最高不过二层楼。从徐家桥到火车站，没有街道，一条土路两边稀稀拉拉地错落着几幢木板房，车站附近有几家私人旅馆，也是陈旧的木板房。
  筹粮支前
  我们进入株洲后，解放株洲的46军开始向南推进。其他南下作战的大部队正源源不断地路过株洲。此时，湘潭、长沙、衡阳均未解放，准备进驻衡阳、湘潭的南下工作队也集中到了株洲，每天需要供应万斤以上的粮食。为此我们首先成立筹粮支前指挥部，开展筹粮支前。
  当时，株洲镇东西两头各有一家米厂，东头米厂老板姓张，西头米厂老板姓凌，人都已出走。但凭这两家米厂的存粮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大量的粮食只能是下乡筹集。
  解放时的株洲是乡级建制，隶属湘潭县，辖33个保。南至董家塅、北至易家湾、东临醴陵县、西靠湘江。城镇虽不繁华，但地理位置重要，社会关系复杂。镇南董家塅是国民党、三青团乡分部所在地，易家湾和对河藕灵乡经常有土匪出没，株洲有名的大土匪头子罗亚夫的老巢就在易家湾。加之株洲解放才几天，区人民政府还未挂牌，南面白崇禧部又疯狂叫嚣反攻长沙，不少群众有惧怕心理，还未返回家园。我们都是山西人，与群众语言不通，不了解民情风俗，开展工作时困难很大。为此，我们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在人民政权建立初期，基层乡村，暂时利用旧保甲长协助工作。
  8月3日，我们通过当地进步人士将镇内4个保长召集到凌家米厂开会，布置筹粮任务。会议开始不久，突然国民党军队的飞机飞临株洲上空，到会人员一阵骚乱，有人想跑，见此情况我立即将大门堵住，奉告大家千万不可外出暴露目标，否则将会遭到飞机扫射和轰炸。飞机在空中盘旋了一阵，把几枚炸弹扔到湘江河里走了。大家松了一口气，会议继续进行。
  会后，区政府人员也分片下乡筹粮。区委书记刘真志负责董家塅一带，组织委员李治华负责易家湾一带，副区长李夫负责一片（具体地点记不清了），我负责区政府附近及河西藕灵乡。河西园艺场当时是藕灵乡的一部分，解放前是土匪经常出没的地方，但自区工作队进驻藕灵乡后，加上大军压境，土匪活动有所收敛。为防不测，我和通讯员各带一支手枪，过河后枪都是顶上火的，但没遇到土匪。
  由李志华同志带队下乡的筹粮组在易家湾附近却遭到了土匪的袭击。同志们被迫还击，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被堵回来了。为防止土匪的骚扰，我们请求驻军帮忙，得到了部队首长的支持。此后下乡筹粮，每组都配有3至5个解放军负责护卫。
  各地征来的粮食都由各保用人力土车送到米厂，交支前委员会管理，部队的军粮直接到米厂领取。在部队、地下党和进步人士的配合下，我们顺利完成了筹粮任务。每天筹粮近万斤，保证了部队的需要。
  接管旧政权
  8月8日，区人民政府在旧乡公所驻地（大胜街）正式挂牌，宣告湘潭县株洲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湖南省湘潭县株洲区人民政府”的大牌子是副区长李夫同志写的。我任区长，其他领导成员和工作班子是按在武汉定的名单宣布。
  我们进株洲时，旧乡公所的人员已都跑光，区政府成立后，未离开株洲的部分旧职人员在我政策的感化下，通过株洲的进步人士叶炳吾等做工作陆续归来，被区人民政府留用。第一个归来的是代乡长胡维，随后还有旧乡公所户籍干事张福益等人。胡维和他的手下部分人员向接管委员会移交了旧乡公所的部分财物档案。旧政权的接收工作主要由军管会办事处主任袁福清同志负责。由区政府直接接管的东西不多，我们仅接受了旧乡公所的一些积谷。会党头目杨文熙的老婆交来的4、5支枪，是区武装大队长王富恒同志办理的。旧乡长邱岳归来时，其武器、人员都是由接管委员会接管的，所缴的武器全部上交湘潭县人民政府。
  迎接新的战斗
  湖南和平解放后，国民党白崇禧部队退守广西，株洲已是后方，一切工作进入正常。9月，县人民政府对原行政区划作了调整，河西藕灵区并入株洲区（一区）。罗立洲、罗传卫等同志就是并区后相继从藕灵乡来株洲的。
  1949年冬，一批革大、建设学院的学生分配到株洲。不久，李夫同志调动工作，廖新雨同志接任副区长。后来廖新雨同志又调走，韩瑾行同志任副区长。之后，我改任区委书记，韩任区长，张犀文任区委副书记。这段时间，区政府的中心工作是清匪反霸和民主建政。公审大土匪头子罗亚夫时是我担任审判长。
  为全面适应土地改革的需要，1950下半年，株洲改为镇，和一区分开。一区政府由株洲迁到霞湾，我任一区区委书记，李守绪任区长，言铀同志也留在一区。株洲镇由张犀文任书记，韩瑾行任镇长，余清源当秘书。
  土地改革运动开展后，我参加土改工作队下乡土改去了。1951年6月我调离株洲，到长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