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洲市图书馆

株洲，在解放以前虽是个县属小镇，但自古以来，即为水陆交通孔道和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在原有株萍铁路的基础上又全线修通了粤汉铁路，先后接通了浙赣铁路、湘黔铁路东段和湘桂铁路，进而成为江南重要的铁路枢纽。“芦沟桥事件”后，蒋介石消极抗日，节节败退，日寇很快就先后侵占了我国沿海广大地区，1938年进而侵占了长江中下游两岸。这样，株洲成为日寇狂轰滥炸的首要目标之一，也是它梦想侵占我国大西南的必经之地。所以株洲城乡人民，在日寇进犯以前和侵占以后，都曾遭到战火摧残和日寇蹂躏的深重灾难。我作为在日寇占领期间九死一生、备受熬煎的亲历者之一，现将亲见、亲闻、亲历的史实记录下来，作为对株洲一度沦陷的四十周年的纪念。
  一、敌机滥炸株洲成废墟
  “七七事变”后刚3个月，株洲镇即成了敌机轰炸的重要目标。1937年10月8日，正逢农历中秋节，晴空万里，株洲人民正忙于准备欢度中秋，上午10时10分左右，9架敌机，从醴陵方向闯入株洲上空（当时株洲既没有警报装置，更没有一门高射炮），居民们看到大队飞机飞临株洲上空，大都好奇地出门观看。敌机反复盘旋以后，分别在田心机厂、董家塅“兵工厂”和渌口铁桥投下三批重型炸弹，顿时地动山摇，烟尘腾空，居民们这才知道是敌机袭击，纷纷逃避。随即，敌机撒下大批传单扬长而去。我当时正从晏家湾蒙泉小学放午学回家，出于好奇，便朝传单飘落的方向奔去。这些传单有的已经散开，有的则成捆落下。我展开传单一看，都是用彩色有光纸单面印刷，全是汉字，且有广州海域我国战舰被炸的插图，详细内容我已记不清了。次日，《湘潭民报》报道，敌机在董家塅投弹3枚，死士兵2人；在田心机厂投弹5枚，死伤平民及普工二十多人。但对渌口铁桥被炸情况只字未提，据事后了解，是因为投弹未命中，未造成明显损失。当时我大哥是田心机厂的普工，二哥是田心机厂的临时工，空袭时他们正在新建的大厂房屋顶为钢梁屋架擦锈和涂抹油漆。据他们说，几枚炸弹都投在厂房附近，厂房虽未被摧毁，但门窗上的玻璃都被震得粉碎，还炸死炸伤了一些正在上班的工友。事后我去田心看过，弹坑口径和深度都达1丈多。
  株洲首次被炸以后，才开始由株洲铁路部门（当时有江南、粤汉、浙赣三个铁路调度所设在艾叶岭、野鸭冲、颜家湾一线）建立防空警报系统，与毗邻各城镇车站建立防空电话联络，并派专人用望远镜监视天空，规定如发现有敌机飞往株洲方向，即紧急疏散机车并鸣汽笛报警。但由于当局很少进行防空教育，鸣警报后，只有一部分铁路职工和居民中的老弱妇孺向郊外疏散隐蔽（当时市内还没有挖建防空洞），其余工商从业人员大都存侥幸心理，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商店和住宅。因此在敌机频繁的空袭轰炸中，几乎每次都有人员伤亡。据我回忆和查阅有关资料，轰炸规模较大者有以下几次：
  （1）1938年8月31日，敌机18架次在火车南站（现建设路口货站）、北站（现株洲客站）等处，投掷重型炸弹、燃烧弹一百多枚，炸毁、烧毁民房一百多栋。解除警报后，我曾去现场看过。从现在火车站右侧工业品自由市场一带起，一直延伸到结谷街（原叫〓谷坪）止，当时整个堤升街的北半边街（南边尚未修建房屋）全系木楼建筑的客栈、旅社，几乎全部陷入一片火海。那时镇内没有救火设备和消防人员，无法救火。刚刚赶回来的居民见此惨状，有的为房屋财产被毁、有的为亲人死亡，禁不住嚎啕痛哭。据后来有关部门极不完全的统计，这次炸死烧死居民、旅客共30多人，伤40多人。据说在南站附近的湘江码头还被炸毁民船八艘，北站站场内被炸翻运送壮丁新兵的军车一列。（2）同年10月16日，敌机4批38架次，先后轮番轰炸上10次。（3）19日，先后又有近100架次敌机轮番轰炸6次。（4）年底12月某日，又有敌机一批在居民区投弹，并撒下黑字铅印传单，内容是汪精卫向日寇投降的公开声明，敌寇借此无耻地宣传“大东亚和平共荣”。（5）1939年8月，敌机一批轰炸居民区，樟树坪一带被炸成一片瓦砾，原电报局旧址及小学校等均被炸毁。
  1937～1939年这两年多，敌机空袭的次数频繁，轰炸的目标又主要是沿铁路线两侧和各火车站附近以及密集的街道区，加上在轰炸时还兼用机枪扫射，所以造成的损失是惊人的。株洲南、北火车站附近的民房、街道和交通设施，大都被摧毁，炸死炸伤的人员也不少。其中有一次，在南站附近炸塌一个土防空洞，就有不少居民被闷死。
  1939年以后，随着粤汉、湘黔、浙赣等铁路的后撤和拆毁，株洲逐渐冷落，从1940年起，敌机空袭次数逐渐减少，但其中损失较大者仍有如下几次：1940年11月29日下午，敌机6架空袭镇区，炸毁民房数栋，死伤十余人；1941年10月10日，敌机9架次轰炸镇区，损失情况不详；1942年11月27日上午8时，敌机8架次轰炸镇区，死伤10余人。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10月～1942年底，轰炸、扫射株洲镇区的敌机，先后不下一千架次（包括敌机经过株洲上空次数）。在抗战初期，株洲这一小镇，曾一度成为近10万人口的交通重镇，经过敌机连年轰炸和空袭，到日寇侵占株洲前夕，镇区各处大都成为废墟，仅留下现解放街一部分残垣颓壁的破旧砖房。镇区工商业凋蔽萧条，居民也大多迁入农村居住，人口最少时仅有2000、3000千人，荒凉冷落得连个农村墟场小集镇也不如了！
  二、日寇第一次进犯株洲始末
  1941年9月初，日寇在国民党守军节节溃败下，兵分两路，再次从湘东北向南进犯：一路于9月27日长驱直入进攻长沙；另一路从平江经浏阳于9月底直袭株洲。其目的是政治诱降和抢劫粮食，未作长期侵占准备。侵入长沙的日寇在掠夺5天后于10月1日撤退；进入株洲的日寇也于进入当天即撤走，到10月8日，仍恢复原驻防湘东北的态势。
  日寇进犯株洲时，国民党守军毫无戒备，先几天在敌机连续空袭侦察下，大都仓皇撤走，只留下一批被抓来的新兵挖工事，以掩人耳目。日寇大批骑兵、步兵一来，就如入无人之境，一下子就占领株洲。他们所经之处，沿路奸淫烧杀，无所不为。
  在日寇进犯株洲这一天，我和隔壁堂嫂老少一家正下乡“躲兵”，住在桐梓坪猫形山一粟姓亲戚家；我的父母和小妹妹仍留在株洲石子头对门的坝瑙村老家。我们都曾亲眼看到日本鬼子一路烧杀的惨景。那天上午，一路敌骑兵和步兵，从桐梓坪西边的小山冲大路直插朱田铺进犯株洲镇。我们距过境日寇仅隔一小山冲，看得十分清楚。有两个荷枪的鬼子曾越过小山冲来到我们住处，见我们一群老小惊慌失惜，携衣物想逃跑，便将我们挡回屋内，抢走了一些衣物。另一个鬼子在桐梓坪塘墈上用步枪跪射瞄准，把一个推着土车子进乡“躲兵”的农民打死。
  在日寇撤走后的第二天，我回到坝瑙村老家，我父母向我讲述了当天他们的惊险经历：这天上午，一路敌军从石子头沿着驿道进入株洲，下午沿着原路撤回时，即放火烧毁了石子头郭姓兄弟的铁铺和袁姓的小卖店（家里人都已逃走）。这家小卖店一个叫袁国柱的男孩是我的小学同学，因牵着几只山羊出走，鬼子遇了要抢走，他不让，竟被鬼子枪杀了！父母亲还告诉我：另一部分鬼子是沿着艾叶岭（现改名南岳岭）南麓，经我们村向宝塔、田坪方向撤退的。有两个鬼子曾来到我家屋场门前，因看到两户人家都门窗紧闭，没来得及捅门抢劫。这几个鬼子随即走到下邻一个杨姓大户人家，紧接传出一阵击碎家具的声音，然后噼啪作响，浓烟滚滚，鬼子放火烧屋了！杨家四合院的前一进房子全都烧毁（至今残垣还在）；他们贮藏在几个大谷仓和堆放在木楼上的几百担谷子都被烧毁。我去看时，谷堆里的烟火仍未熄灭。房主仅从灰烬中抢救了很少一部分残留的稻谷。那一天，他们家仅留下年近九旬的老父亲杨学勤看家。这位老人是私塾老师，阅历深，经历过几个朝代的“兵乱”，满以为不惹他们就不致遭难，他哪知日本侵略军是毫无人性、残忍至极的衣冠禽兽！后来看到来势不对，就往屋后小山上逃跑，才留下了一条老命。
  日寇这一天的疯狂进犯，仓皇撤走，究竟在株洲城乡还犯下了哪些罪行，给株洲人民造成多大损失，事后未作调查，不能妄言。我只听说在株洲镇区也放火烧了一处房子；一个本姓堂叔郭二木匠，当天因被国民党军拉夫背电线后撤，途中被鬼子开枪打伤了一只手；另外在荷塘铺附近，国民党军一批被抓来的新兵在挖掘工事，毫无战斗准备，突然与入侵的鬼子相遇，被杀害了好几百人。后来在荷塘铺南山，经当地言、漆、宾等十姓共同募捐，埋葬了从各处汇集拢来的无名尸首三百余人，号称“千人堆”。
  三、日寇侵占株洲后的罪行
  1944年5月，日寇又开始从湘北向湘东、湘中进犯。6月初，日寇占领浏阳，进而穿越醴陵北境直袭株洲，迂回包围长沙；6月10日，株洲外围的守军炸毁了渌口铁桥；14、15两日，虽有暂二军的七、八两师余部在渌江以北的渌口、白关、横厦桥、关王庙、油铺一线“布防”，与日军有过接触，但都且战且退，15日即全线崩溃。国民党守军驻防在渌江一线时，曾下令不准老百姓疏散财物，他们溃退时便乘机大肆抢劫。当时渌江正逢洪水暴涨，一时无船过河，溃军纷纷争乘木排抢渡逃命，日军追袭时，用机枪扫射，溃军死伤约2000人。日寇进占渌口镇，先抢劫民财，后放火烧街，从伏坡宫以下至铁路桥附近的所有街巷，陷入一片火海。那时我躲兵在湘江西岸，晚上看到渌口上空红光满天，大火通宵不熄。日寇随即沿渌江一线从南面包抄过来，16日侵占株洲，17日侵占湘潭，18日分头侵占长沙、醴陵。
  日寇从1944年6月16日侵入株洲至1945年8月15日无条件投降，前后1年零3个月，在株洲犯下的滔天罪行，给株洲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罄竹难书。
  1、人民流离失所
  我父母在1941年日寇首次犯株时留守老家，未受损失，这次又存侥幸心理，舍不得离开。家中一切全没有疏散。6月16日，大批日军从五里墩、石子头一带沿驿道进犯株洲后，即在铁路沿线两侧各村驱赶百姓，抢劫物资。有3个鬼子到我们家抢劫，强迫我六十多岁的父亲挑运抢走的东西去郭家大屋（现市十中所在地）。父亲考虑我母亲无人照顾，不愿前往，鬼子拿铁钳和秤杆对他乱打，将他打晕在地，还将他拖出门外，踢入门前的臭水凼，扬长而去。鬼子兵走后，父亲慢慢苏醒过来，母亲噙着泪将他从臭水凼中拉出来，冲洗掉污泥臭水，换上干净衣服，才下决心弃家外逃。此时父亲遍体鳞伤，只能由母亲扶着走，直到第二天凌晨，才艰难地来到田心机厂我大哥的住处（我大哥是田心机厂留守处的工人，住在该厂桃庄化验室）。那时候，驻扎在铁路沿线的日寇，几乎每天都到附近扫荡，乡亲们一黑早就得起床收藏东西，扶老携幼钻山林。在这鸡犬不宁、人心惶惶的日子里，不到一个月，我那已被日寇折磨得奄奄一息的父亲便活活地拖死了。全家人虽然悲恸欲绝，但都不敢放声大哭，也不敢在白天安葬，只好由大哥在深夜挖坑，草草地将父亲的遗体掩埋在田心厂内的山林里。
  不久后的一天夜晚，大哥从铜塘湾偷渡湘江，把父亲的死讯告诉我和妹妹，并将我们接回田心。有一次鬼子来田心厂区扫荡，我第一次与鬼子相遇，忙往高山上逃跑，被荆棘挂得皮破血流。又一次鬼子来田心，将我抓去，和另外3个被抓的乡亲一道，被押到田心机厂铁屋区，强迫抬运排水钢管去株洲。那时我还不到17岁，抬到白石港时实在走不动了，鬼子竟用带刺的杨槐枝条将我抽打；幸亏同难的乡亲们移动了棍棒的支点，减轻我肩上的重量，才勉强抬到株洲火车站。
  在日冠频繁扫荡的那些日子里，铁路沿线两侧的农民，白天有地不能种，有家不能归，只有在深夜才敢落屋。铁路沿线被抢光以后，日寇便频繁对郊外农村进行抢劫，十里范围内的农民也有家难归了。
  驻守在田心厂附近的日寇后来了解到我大哥是留守的工人，将他抓去毒打。我们一家在田心无法再住下去了，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在走投无路时，我和母亲只好到宋家桥我大哥的同事家借住，同时将关在防空洞内喂养的一头母猪和十几头仔猪运往宋家桥喂养。大哥则领着妻室儿女在石子头租住两间破茅屋，靠做点小买卖勉强糊口。那时候从朱田铺、郭家大屋、艾叶岭（现叫南岳岭），一直到坝瑙村一带的村落，都驻有日寇，晏家祠堂内还驻扎了日军的军妓。这一带的农民和我家一样，房屋被占，田园荒芜，全家投亲靠友，生计无着。
  2、日寇奸淫烧杀
  一次，我和一些农民被下乡扫荡的日寇逼往乡下逃命，曾远远地看到两个鬼子追赶一个农妇，把她拖进晒谷坪棚屋进行轮奸。我回到田心后，又听说留守工人黄某的妻子也被鬼子糟踏了，她受辱后欲投水自尽，幸被乡亲们发现劝止。鬼子在田心机厂东卫门外的一个山村，还放火烧掉了雇农钟老四的茅屋。这位钟老四，上一年还和我大哥在田心厂内合伙开荒种过烟，收获的几百斤干烟叶都存放在他家里，鬼子放的这一把火把它烧得精光。
  我和母亲借居在宋家桥，满以为此地比较安全，但不到一个星期，在1944年的中秋节前后，这里也遭到鬼子的疯狂抢劫。有一天，天刚亮，乡亲们还熟睡未醒，突然间，一阵犬吠，人们被急促的捶门打户声惊醒，方知大批日本强盗已来到门前，我从梦中惊醒，慌忙地爬上瓦屋，逃到屋后的小山林中，母亲和邻居老少已来不及逃走。鬼子走后，母亲告诉我：强盗们破门而入，几个鬼子用上了刺刀的步枪拦着他们不许动，其余的鬼子掀坛打罐、翻箱倒柜，将能吃的东西和稍好的衣物都抢去了，我家的十几头仔猪也全部被捉去。我和母亲怕日本强盗次日再来，把幸存的那头瘦母猪藏入国民党守军留下的水泥小碉堡里饲养。果然未出所料，第二天又有更多的鬼子兵来抢劫。这一天，我和母亲一黑早就吃早饭，带上午餐，隐蔽在小碉堡里面。当时，在制高点擂鼓岭山上，有好几个鬼子放哨，中午，有个鬼子从山上下来，发现了我们，那时我们正在吃饭，鬼子将饭抢到手就吃，菜里放了辣椒，他尝了一口，连吐舌头。这下可把鬼子惹火了，他一气之下，便把我抓走了。走进村里，这个鬼子和同伙商量后，一面叫我和被他们抓来的另一小孩（我的初中同学贺义新，即我大哥同事贺某的儿子）去捉鸡，一面带另一个鬼子到小碉堡里将瘦母猪一枪打死，用刺刀剜下一块肉，正忙着做饭炒菜。我和贺义新假装追赶母鸡，故意将鸡群往田边赶，等鬼子不注意，我们往晚稻田里一钻，便逃跑出来了。正在这时，不知是哪里来的“游击队”，隔着一条辽阔的田垅对鬼子开了枪，顿时枪声四起，流弹横飞，我和小贺吓得躺在水田里，全身透湿，稳住劲不敢动。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将鬼子搞懵了，随即撤走了，那头打死的瘦母猪也没来得及拿走。我和母亲从宋家桥回到石子头大哥住处后，想起在田心厂内开荒种植的棉苗，此时可能绽花了，我便和母亲冒险去收摘棉花。我们刚走进田心厂东卫门，偏偏又遇上了巡逻的鬼子。母亲一发现鬼子，便叫我赶快逃跑。母亲是小脚，跑不动，被鬼子抓去了。鬼子头目硬说我大哥是“游击队”的“坐探”，逼迫母亲交出他的下落；母亲不肯说，这头目便叫鬼子兵将她捆在田心厂东卫门外一家小商店的木柱上，用粗木棒将她毒打。我逃跑在附近山中，听到母亲惨叫，真是五脏俱裂，只好赶快跑回石子头，通知大哥大嫂，大哥不在家，大嫂一人冒险前往。直到深夜，她才用土车子将母亲接回，母亲这时虽然还留着一口气，但已不能动弹。据当地乡亲们说，母亲被打晕死后，日寇浇上一桶凉水，等她苏醒过来，还要再打，幸亏认识我母亲的那些乡亲，全力相助，凑了八块银洋，通过日寇的翻译向日寇头目求情，才免一死。但以后母亲一直卧床不起。
  3、妄图长期占领
  1945年1月，日酋中平征集民夫2000人，修复了粤汉铁路易株段，用铁轮汽车挂上拖箱，担负军需物资的运输；同时他们还在株洲镇设立兵站，设置军需仓库，建立军医院和军妓院，大做其“皇风万里”、“武运长久”的美梦，妄图长期占领株洲。为了达到这一目的，1945年，日寇的策略有所改变：在城镇建立起维持会，使居民有一定的安全感，好为他们提供生活上的方便；对农村扫荡、抢劫也有些收敛，使农民得以按农时耕种，好为日军就近提供粮草。为了防范各类游击武装和“别动队”的袭击，保证株洲和铁路沿线的安全，1945年春，日寇还派出宪兵20多人，将会党大头目杨文熙“抓”来，授之以“长衡警备队长”及“和平救国军河东总队长”兼株洲“维持会长”等职务，要他为日寇维持市镇秩序、御防各自卫团队袭击、向老百姓派捐、征集“苦力”等。日寇缺乏某些日用物资，过去要靠下乡扫荡掠夺，这时，日寇利用沦陷时期食盐价昂，就用食盐兑换物资；他们需要“苦力”干活，过去靠抓夫派丁，这时用少量食盐，便可廉价招来。此时，我们一家的生活来源，已全部断绝，有田不能耕，有土无法种，只得挖野菜，喝淡汤，吃“红锅”，喝稀粥度日。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大哥只好上山打樵，用柴火去换取日寇的食盐，但我们送去两担柴火，仅能换回一小碗食盐。逼得没办法，有时只得去干“苦力”，替鬼子卸车搬货，挖防空洞，但劳累一天，也不过得三、四两食盐。
  在粤汉铁路修复到渌口以后，日寇凭着手中控制的食盐，依靠杨文熙的“维持”，向四乡征集枕木、招雇民夫，很快就组建成一支两百多人的养路队伍，为他们养护从易家湾至渌口的铁路，并协助日工兵架起了渌口大便桥。我有个堂兄原是铁路道班领工，为了每月挣得几斤食盐的“工资”，我跟随他参加了这支养路队。开始我在堂兄照顾下，当上了伙夫，后来他和另外两名工人错服解暑草药中毒而死。于是，我当上了养路工，每天在日寇枪兵看押下做苦役，日寇把我们叫“苦力”。招雇时，我们说每月发两斤食盐当“工资”，实际上从未发过。我们这些“苦力”的生活连鸡狗都不如，白天劳动量大，肚子经常吃不饱；晚上挤睡在一起，一个个都生满虱子、长满疥疮。有天，我向看押的鬼子讨治疮药膏，他竟给我搽上硫酸溶液，痛得我全身颤抖，患处立即长满流星泡，破皮流水。还有一次，日寇抓来了一个农民，怀疑他是“游击队”的密探，将他绑在屋柱上，扒掉上衣，先用皮带乱抽，然后放在太阳下曝晒。这农民上身血泡累累，伤痕斑斑，汗珠滚滚，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目睹这一切，我实在忍受不下去了，时刻想逃离这个地狱。那时正是夏天，我们驻扎在易家湾南边的一个山村里。有天深夜，看押我们的鬼子说有“游击队”要来破坏铁路，他们把我们统统叫醒集合，跟随他们一道上山，不准我们自由行动，其目的一是怕我们乘机逃跑，二是万一打起仗来，就把我们挡炮子。不久，我们开拨到渌口养路修桥，上有骄阳炙烤，下有高温熏蒸，我在工地晕倒了，鼻孔鲜血直流，幸亏几个同事把我送回株洲，找乡医抢救，我才免于一死，也才有机会脱离这个地狱。
  日寇为防止美蒋飞机的轰炸，在株洲七斗冲、秧田嘴、庆云山一带，挖了大批的山洞和工事，军需仓库分设在山洞里，空袭时，火车机车马上开进山洞，军需仓库分设在山洞。这些工事也都是凭藉少量食盐招雇廉价的“苦力”来完成的。
  4、投降后继续作恶
  株洲人民在水深火热中，日夜盼望抗战最后胜利，这一天终于盼来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那时，我母亲仍卧床不起。8月下旬一天，我上街为她去求医买药，在徐家桥口看到了一张用汉字夹杂着日文的大布告，大意是日寇就要无条件放下武器，听从遣返。我急于将此特大喜讯告知家人，高兴得连忙返回，然而当我刚过车站南端的铁路桥孔时，适逢一队日军从铁路上走下来，沿着株长驿道向石子头方向开去，有的鬼子牵着耕牛驮运东西，显然这是从农民那里抢来的。在日寇队伍从我身边快过完时，有个鬼子一手将我擒住，把他的行军包往我肩膀上一扣，要我当“苦力”，我当即据理怒斥，说他们既已无条件投降，这样抢牛抓夫是万万不能容忍的。鬼子兵竟不理睬。我呼天不应，求救无援，只好忍辱又当一次“苦力”。走到石子头时，日军头目宣布就地休息。这时，我间天发一次的疟疾发作了，一身畏寒怕冷，发高烧。他们仍然不放我。我腿酸身软跟不上队，鬼子竟边推边吼，强迫我前进。
  快到荷塘铺时，迎面遇到两个国民党官兵，我满以为可以有救了，便向那军官行了个礼，要求他出面干预，将我释放。那知这军官竟胆小如鼠，不理不睬而去！在戴家岭再次休息时，我渴得口里冒烟，要求给一口水喝，那个鬼子给我一个耳光，说我不该同那位国民党军官说话。过了戴家岭，一个挑箩筐的农民横路相遇，猝不及防，也被鬼子抓住当了“苦力”。来到一个地主大庄园面前，里面驻扎有国民党军队，槽门外两个哨兵，我只需跑几步，就可跑进这所庄园，但想到在荷塘铺的教训，我不敢轻举妄动，然而，那些国民党官兵，眼看着日寇押着“苦力”，大摇大摆从门前走过，竟不敢出来干涉，真不知这样的军队，有什么资格前来受降！
  黄昏时候来到龙头铺，日寇在怒目而视的当地人民面前，再不敢张牙舞爪了，一个个象过街老鼠。我顿时增加了反抗的勇气，便向乡亲们简单诉说了我被抓的经过和日寇的罪行。当时大家给我撑腰壮胆说：“你们还怕什么！甩掉背包站过来就是！”我和那个农民跨进了乡亲们的行列，鬼子只好拎起背包走了，我们终于得救了！从这里，我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也更增加了对国民党官兵的鄙视！
  抗日战争胜利了，日军无条件投降了，株洲人民的深重灾难应当宣告结束了！可是，事实并远非如此。日寇侵占株洲一年多，给株洲人民在各方面造成的创伤，一时还无法医治好。为强占胜利果实而来的国民党九十九军，直到9月19日才在傅家垅驻地受降。这天，他们在石子头四周戒严，不让老百姓通行。株洲的日军八十二旅团5个大队和驻醴陵的日军，则在保护之下集中到这里来缴械。鬼子放下武器回到指定的驻地后，受到生活上的优待；国民党的受降部队更以“有功之师”自居，强要老百姓“慰劳”他们。而受苦受难的株洲老百姓，从九死一生中活了下来，家破人亡，贫病交集，却无人过问！这真是极为鲜明的对比，也是对抗战胜利的莫大讽刺！
  抗战虽然结束了，人民的苦难却无终无了。就以我家来说吧！母亲还在床养伤，妹妹患上一身疥疮，孪生侄儿俩因缺奶多病，先后夭亡；人无缚鸡之力，家无隔夜之粮，此时此刻，正需我大哥来撑家糊口，然而，他得了伤寒病发高烧八、九天不退，一卧不起，因无钱求医买药而不治身亡！我患的疟疾还未痊愈，又患上急性转慢性的痢疾，躺床一年多，瘦成皮包骨！后来母亲也过早的离开了人世。传染病也在株洲流行。中间湾的晏四郎中本是著名中医，当时也患上无名病症而死，几天之内他一家数口即全部死绝！饥荒、瘟疫恶性发展，不久便蔓延成为全省性的“湘灾”。那时，当局口口声声呼吁“赈济湘灾”，但株洲的平民百姓却从未得到过半点“赈济”！
  回忆起日寇侵华期间，株洲人民的深重灾难，对比今天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无比幸福，我们真好比从地狱走向天堂！我希望此文能唤起人们既看到更加美好的将来，也不忘记上一代血泪斑斑的过去。更希望在今后的世世代代，象这样的悲惨历史永远不再重演，日本军国主义永远不再复活，中日人民架起的友谊之桥万古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