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洲市图书馆

一 戊午株洲兵祸记
  此稿是我在1918年南北军阀在株洲作战一役结束后，根据个人亲身经历，当日亲友见闻，按其经过时间顺序纪录下来的。曾收入我写的《红梅山馆随笔》初稿中。四十多年以来，未及作文字上的整理，删汰芜杂，补充遗漏，始终未敢出以示人。惟以其内容系属有关湖南历史的原始资料，特照原稿录出，以供研究参考。
  民国以来，吾湘兵祸之惨，以今年戊午阴历三月至四月，南北军队在醴陵株洲作战一役为最。是役也，醴陵全县先后被北军（湖南督军张敬尧所属之第七师及其义子张继忠所统率之匪军各部）屠杀无辜百姓数万人；株洲地区较小，仅湘潭县属一、三两都及长沙县属嵩山镇一隅之地，纵横不过四十方里，六日之间（自阴历三月二十日南军刘建藩部与北军张敬尧部在白关铺、桐子坪一带作战时起，经过北军溃退易家湾、大托铺，增援反攻，南军于二十五日退出株洲时止），亦被北军惨杀株洲无辜百姓竟达一千二百余人之众。灭绝人性，逾于虎狼，劫掠奸淫烧杀之惨，据父老相传，为湖南历史上明洪武年间朱元璋血洗湖南、南明永历年间清兵屠杀湘潭人民后所仅见之浩劫。予株洲人也，兵燹余生，乃就亲身之所经历，亲友之所见闻，依次据实纪述，以控诉于国人，共伸大义，声讨民贼，歼厥渠魁，为死者复血仇，为国家致太平。此惨痛历史，留待他日撰修县志之参考，以告后人，以识封建统治者之野蛮残暴，古今并无二致也。惟以个耳目未周，见闻有限，其中尚多遗漏；加之，北军仍盘据要津，凶焰未戢，交通梗阻，其中受祸之区，尚有湘潭之易家湾，长沙之大托铺及关刀铺以南地带之屠杀纪录，尚付阙如。
  战前城乡所见
  是役也，北军不独在作战期间恣意滥杀民众，即在平时亦复蹂躏民众，无恶不作。南军除两广军队军纪之坏以外，湘军究属本省人，虽无北军惨杀百姓，强奸妇女之罪恶；但其溃退时，抢劫勒索，亦复为百姓之所诟病。尤其纵容散兵纠合会党乌合之众，骚扰民间，杀敌未成，反贻北军以诬杀人民之口实，实为遗憾。兹就我所目击关于株洲作战前之城乡混乱状态言之，亦以见屠杀之惨祸，其来有自。
  初，民国六年阴历八月，湖南零陵镇守使刘建藩等宣布衡阳永州独立，即拟出师北伐。湖南督军傅良佐闻讯，调兵赴醴陵，企图对抗。十月，桂军谭浩明联合湘军北伐，傅良佐出走，南军进驻长沙、岳阳。民国七年阴历正二月间，北军大举向湖南进攻，南军由岳阳向长沙、株洲、醴陵溃退，固守耒阳桂郴之地。南北对峙，战事有随时爆发可能，湖南人民，久习太平，此为初见兵祸之始。
  当南军由岳阳溃退时，长沙告警，人心惶惶，谭浩明出走。临走时，犹出布告欺骗民众，竟有“岳阳小挫，军事之常。本帅坐镇，自有主张。居民人等，毋得惊惶”之语。是时，予在长沙，人人传言北军在岳阳之残暴，恐惶万状。市民肩挑行李，车运货物，纷纷出城逃避。予与同里杨少海同时出城。沿途避难者如蚂蚁出洞，络绎于南大路（即长沙南门外起至醴陵之麻石路亦即旧驿路）者，八十里路以内鱼贯不绝。行六十里抵马鞍山，天色已晚，乃借宿民家，仅许住于户外草棚内，防范至严，寝不成寐，深夜犹闻驿路人语不绝。翌早，行二十里到家。予家位于株洲之北二十五里，西距龙头铺五里，地名井墈上，为一丘陵地带，山势盘曲，森林密茂，较为僻静。其时，沿南大路附近之亲属戚友，已有予三伯父（华山）、十三叔父（亮工）、二姑母（文叶氏）等五家咸来我家避难。又明日，附近殷实户，不断有三五成群之溃军向之抢劫勒索。搜括既尽，乃开仓减价粜粮，溃军收钱，贫民得谷，挑箩者百数十人不绝于途，富室仓廪为之十有九空。予大伯父被抢去谷米五十余石。妻舅唐彩云被溃军击断一足。塾师叶国俊系一寒土，亦遭勒索击伤。惟湘潭境内贺家塅石灰窑厂主贺云衢、豪绅文禄陔联合纠众对搞溃军之抢劫者，并杀其二兵沉之〓石潭中，后亦无人过问。乡间如此骚乱，达三日之久。予家与人索无嫌怨，无人指名引导溃军，未遭勒索。
  阴历二月下旬，闻长沙渐有秩序。予从旧驿站去长沙升学，沿途一片荒凉景象。平时值此农忙季节，四野叱犊之声相闻，今则“千村万落如寒食”矣。盖当溃军过境以后，继之北军骚扰，匿于山谷，未敢即归。抵省以后，学校驻兵，不能开学，暂寓坡子街环求旅馆。不料二十六日晚间，突有督军署军警督察处稽查队，搜查旅馆，捉去旅客茶陵人陈某一名，以予与之为邻室，厉声盘诘，狰狞可怖，诬予有嫌疑，下令将予一并带走。馆主凌桂生（与予为乡下邻居）竭力证明担保，始释放。稽查队去后，甚有戒心，入室检查有无嫌疑禁物，忽见床头砖墙及肩处，青砖石灰剥落，触之砖动可取出，灌斗之土剩一半，中藏驳壳子弹两匣，为之毛发悚然，窃幸未被搜出。急邀凌入室，告之故。凌张口翘舌不能下，骇然曰：“我为你捏了一把汗，幸你祖宗菩萨坐得高，不然，恐你此时已入阎罗殿矣！近日城厢内外旅馆，时有丢包（栽赃）嫁祸，邀功希赏之事，遇之者一入督军署执法处，严刑拷掠，十九必死，纵有被索贿以免者，则家业亦荡然。昨日，小西门外洋船码头，捉一乡民，以其腿裤上系有铜钱一枚，指为南军侦探暗号，而解入执法处矣。危城不可居，君其警之。”凌即将驳壳子弹携去，沉之后院井中。翌日，凌促予归。且曰：“昨日株洲西帮药商永昌号伙友，在火车上被北兵盗去提箱一只，反遭诬陷，幸车长至，证明其确为商人，始放走。然已损失其‘解比期’（商人按期偿还货款）之款数百元矣”。又明日，予与凌桂生之侄凌再给，从南大路步行而归。
  阴历三月初一日，予表叔言玉科从株洲镇买盐归。告予曰：“株洲满街皆北兵，市面寥落，避难者仍未敢回。仅有冒险牟利的商人，贩卖油盐日用品及北方人卖烧饼油条之随军小贩而已。北兵凶恶无赖，借端诈索，常持小瓶故意撞人于街而碎之，向人勒赔。竟更有公然借端恐吓向百姓要‘花姑娘’者。无法无天，一至如此”。广协生（油盐店）刘先生告予：“近日谣风甚大，北兵长官多住于停在车站之列车厢内，不开动者已数日，不识何故。昨日，北军驻株洲之司令部在秧田咀斩杀外县过客七人，皆为无辜百姓。驻军又多于夜间在大码头杀人，尸即抛于江内，任其流去，湘潭皆不忍堂捞尸会，在鹞子崖深潭内连续捞获杀害之尸身三十余具，皆北兵所为。株洲已成人间地狱，无紧要事绝不可上街”。
  越数日，乡间谣言又起，甚传婆仙山中有长沙、湘潭、浏阳、醴陵边境之哥老会麇集，蠢蠢欲动。其头目为何崇福、郭伟哉、汤子才、郭青莲等数十人，宣称奉有南军司令长官命令成立军队，准备狙击北军。并准备就地筹饷，收容散兵，搜集散失在民间之武器，百姓称之为“顿竿子”。并在婆仙郝家湾、百草坡、桐子坪各处深山中“坐草堂”，发号施令，现已组成七营兵力，流民趋之若鹜。但枪枝极少，每人藏有随身小包（匕首），百姓称之为“它子队”（即拳头队之意）。但目前尚未就地筹饷，亦无打家劫舍行动，惟“开堂放标”已成公开之秘密。山中戒严，禁止外人出入，有误入其境者，则指为北军探子而被杀死。近日，此种‘它子队’常出没于浏阳、长沙、湘潭、醴陵边境，企图截击北军散兵，而称其名曰“截马尾子”。谣言甚嚣尘上，甚有谓醴陵之‘它子队’，已开始袭击北军散兵，致造成殃及池鱼之惨祸，居民咸惴惴不安矣。
  避乱十日见闻纪要
  三月二十日。自本日起，株洲战事爆发，北军大肆屠杀百姓之祸开始矣。惟我家所居之地，较为僻静，当时一无所闻。仅据邻村农民凌华白于十七日为人至醴陵围山贩瓷器，行至距姚家坝十八里之长垅而折回。谓人曰：“醴陵谣风甚炽，北军打败仗，从黄土岭、醴陵县城向北溃退，沿途杀人放火，百姓被杀者沿铁路线两傍皆有之”。
  三月二十一日。邻居汤三翁（其佩）谓予曰：“昨日有从株洲市逃回者谓株洲戒严，北军任意捕人，有殷姓兄弟数人杀死于鸟树脚下，株市逃难者已纷纷进乡。现南北两军正在芭蕉冲人形山作战。白关铺附近，百姓被北兵杀死者已有十数人”。早晨冲内百姓尚如睡在鼓里，即十里以外北军杀人放火惨状全无所闻。移时，对门小荆塘有亲戚宋某来此避兵者云：“昨夜通宵激战，炮火未停”。予因登山望之，果闻炮声，轰轰溘溘如闷雷然。下山，遇表叔言玉科，系送予二弟上学而归者。表叔云：“我刚才看打仗来。我从朱家垅学堂出来，即闻‘它子队’埋伏在苦冲准备截北军马尾子，因与农民数人至其地而观之。果然有‘它子队’匿于松林内，持枪作瞄准状，遥见大路南端有三人向北而来，一人骑马，皆有枪，状颇狼狈，北军溃兵也。发枪中其骑马者倒于地，余北向飞跑，亦不回枪。‘它子队’于林内燃大爆竹于洋铁桶内，响声如炮，以壮声威。倒地者乃一小军官，跪地求饶，‘它子队’以“小包”刺杀之，借附近居民菜刀割其首，携往柏树脚下巨绅唐烈武家请赏，实则企图勒索也。其家皆逃；又携首他去，不知去向。‘它子队’云：‘侉子在桐子坪打败仗，向荷塘铺溃退，大队（指南军）正向之追击，如赶凫鸭一样。’你如胆大，可和我一同看打仗去”。当时，予以为所谓打仗者，乃不过如表叔今日所遇而已，何况北兵正在打败仗，欣然从之，竟忘北兵残暴，见百姓即杀之惨痛教训，深悔孟浪，幸而生还，盖去死亡一间耳。至今思之，犹不寒而栗。予二人出山冲约八里至高塘园，见‘它子队’手端九响枪迎面而来，胸前肚袋，满贮铅头子弹，形如猎户。见予二人警呼曰：“该死！该死！侉子杀人，赶快走吧！”予等不及详询，迅即转身回走。遥闻戴家岭有机枪阁阁之声，移时而止，时予等已跑过宋家茶亭矣。遂取原道而归，幸未遇险。午饭时，附近野冲，黄茅港，均有来自南大路附近各地走兵者，扶老携幼，挽车挑担，号啕哭泣，狼狈而至。其中有被杀者之眷属。据云：“北兵由朱田铺、荷塘铺退到新塘坳时，挨户搜索，凡留在家中守屋男丁与不及逃出者多被掳去杀死。马王坝言俊高、坪上言七郎中等十七人，于昨日早晨斩杀于荷塘岭上；新塘坳亦于今日开始杀人。老鹳冲、横草塘汤桂七、汤四等五人被杀”。其时，予二姑丈文南乡尚留在横塘家中，生死未卜。二姑母闻讯大哭，比欲雇人探信，无敢应命者。移时，又有归自浏阳贩茶客八人，皆白石港人，行至距龙头铺二里许，见逃难者谓北兵正在文家大屋等处杀人，不敢冒险通过，乃折回住于予家。是夜大杀鸡鸭与逃难者共吃，准备向浏阳边境逃难。邻居汤三翁谓予三伯父曰：“北兵对于民间凡藏有武器军服者除杀人外还要放火烧屋。万古桥（在马鞍山以北十余里）龚德生留有其先父警官制服、佩刀一柄，被开往北仙桥之北兵搜出，指为南兵军官，将其男丁五口杀死，妇人被轮奸而杀死者三人，屋亦被焚，真是灭门之祸”！三伯父急命表叔及予检查箱筐，得手枪一支，系予姻丈雷艾室所寄所者。并将鸟铳铡刀等物，送于冲尾塘内沉之。是夜邻居与我家皆纷纷窖藏其服物，全村通宵未睡。
  二十二日，上午，黄茅港凌家有一倪姓之戚被掳送伤兵而逃归者云：“北兵大队已由株洲退到易家湾，仍有继续后退之势”。三伯父闻之大喜，因而去浏阳边境避兵之议，尚在观望中。下午，有余家塅刘家湾刘四和者，从姜家坝脱险逃至我家。他与我堂叔连生及其长工郭三同在擂鼓山下被捉，解至姜家坝北军营部，诬为南军侦探，严刑拷掠，晕死者再。今晨两人同被北兵破其肚腹而死。刘君自谓：“与该北军曾在余家塅驻扎时相识，故未被害。今午，命予挑水，乘间逃出，从杨家桥入冲而至此。现在扁头山仍为南兵所据。北军一部退到新塘坳，司令部即扎在言家排汤家祠堂。此地距北军驻地不过五里，兵一散乡则危险立至，宜及早远避之。”俄而，见一着黄色服装者朝我冲内而来，难民风声鹤唳，纷向后山丛林灌莽中窜伏。移时，其人直向黄茅港而去，始知为周五疯子（后被杀于龙头铺附近）。天黑，难民皆归。三伯父决计牵全家及戚友逃往浏阳边境之榨塘冲。
  二十三日，拂晓吃饭。老弱孕妇不能走者，由茶客及雇工十余人以竹轿送之。予肩骑予三弟行三十余里达榨塘冲。时马鞍山栗山等地来此避兵者已有百余人先到。冲内东西庄屋两栋，尚可容纳，但檐下薪屋，均无隙地矣。下午，邻居汤三哥来，谓予曰：“你家幸走得早，只迟走两小时，则栗山东流均不能通过矣。外而谣言纷纷，马鞍山已开来北兵一旅，正在散乡搜索，奸淫掳抢，杀人放火，如醉如狂。并声言要血洗马鞍山，数十里内要杀得鸡犬不留，宜早为之所。现在盘踞栗山之北军，亦正散乡搜索。我绕道茶园塘冲尾，遇阳绍海，谓阳和庵附近杀死七人，学堂湾附近，烧毁房屋三栋。”难民闻此消息，均恐怖不安。未久，忽一农民如骇獐狂窜而至，急告屋主胡光瑞准备躲兵，谓北兵一队约五百余人，正扎在黄塘西岭，如果散乡，则此处亦难保险，宜早防”。其人乃胡之戚也。胡即遣其次子至冲口，隐于深林内以瞭望之。是夜平静无事。
  二十四日，上午。予家井墈上邻居汤九哥忽偕同我姑丈文南芗逃来，夫妻见面大哭。难民咸来问讯。姑丈曰：“二十一日，我即准备逃走，因气痛病发，遂缓其行，仅在一两小时间，而新塘坳言家排等处，北兵纷至矣。四处放哨，交通断绝，我被困在屋内不敢出，遥闻对门黄泥岭有枪杀之声，益不敢出，索性装病卧于床上，一切付之于天。移时，北兵五人入室，抓予起要花姑娘。我说没有、听搜。他们即向我要钱，我从身上掏出仅有之银元四枚与之，搜身亦无有。乃将我牵出绑于阶前破柱上，以枪托锉我，后又鸣枪恫吓，弹从肩膀飞出，屋瓦震动，恐怖万状，实无法取钱赎命也。俄而，有三兵在后院墙外掘出铜元一坛，银币十元，文丝银五锭，持以示我，骂我狡狯，问其它埋在何处？如不说出，立即枪毙。一兵视其钱有铜丝粘结，知为早岁窖藏者，将我缓押。众兵替我松绑，叫我挑水，一兵监视。挑水五担，倾入室内，视其水流低洼土松之处而掘之，不见窖藏。其兵对其同伙曰：‘可放他逃命’。予心稍安，仍哀求不已，渠等乃放我走。不料刚至头门，见一兵押着新塘坳农民石五列至，向我取劈柴，我与石五列各挑一担送往新塘坳连部，才至屋右首五里墩山岭脊，瞥见北兵在新塘坳草坪杀人，约数十余人，呼冤叫天，跪地就戮。予不敢视，战栗几不自持。自念不知死所，欲哭无泪，深悔未及早逃。既抵连部卸柴后，出乎意外，一兵对我说：‘排长叫我放你走，你可携其扁担筐箕以去，如遇我军只说为某连送差者，即可放行’。予辞谢而出，迳向湖南海墈山边走去。行过禾花桥，有尸三具横于路侧，四野寥寂，淡日无光，阴森可怖，忐忐忑忑，惟恐遇兵。行三里许抵响塘，忽遇一兵抓我送差，再三哀求，不肯释手。谁知屋内一农民出，呼予文姐夫，乃堂连襟汤其长也。汤语其兵曰：‘此系病人，难供差遣，我乃健汉，可代你送差’。并出其刚送伤兵至长沙而归之放行证示之，兵乃释我，将汤姐夫抓去。予潜行于山上夹壕内，行至闻冲，刚出冲口，又遇两兵，指予为粉壁大屋（小塘子）之主人，要我回家取钱相赎，再三哀求，始释放。时小塘子下首被焚房屋余烬犹冒烟，死尸五具，横陈山侧。其中一人面有瘢痕，乃樵夫周哑子也。天色渐晚，散兵多已归营，予心稍安。行一里，抵井墈上，夕阳明灭，禾场上尚见血痕，猪牛首脚，狼藉满地，服物散乱塞于路侧，入门〓无一人，匿于汤姓屋内。未久，一人提篮而入，乃汤九哥也。盖彼在家守屋，夜间做饭，黎明携饭篮而出，匿于荆棘丛密之漕水坑中，为北兵不到之处，幸未遇险。今日天犹未明，九哥率予从山径行三十余里到此。备历险阻，入死出生，逃脱虎口，自庆生还矣。”
  予后问汤九家人情况。九哥曰：“井墈上、野鸭冲、托屋冲一带居民，多因二十三日未能逃出者，初匿于深林灌莽中，后则群至大坝桥唐三胖子所办之红十字会妇孺救济会，约有八百余人，匿于皂塘红十字会妇孺救济会者数百人。拥挤不堪，幸目前相安无事。其地不当北兵巡逻之处，犹可冒险通行，若不熟悉道路者，一遇北兵，十九难望生还。昨日，烟斗冲、上冲坡被北兵杀死九人。教书先生周凤祺，闻北兵至，乃脱鞋袜与农民在田中扯草，将其抓出，就地枪毙。其他八人，有蓄陆军头者，额上有帽痕者，搜出腰间有板带者，带铜钱铜元数枚者，咸坐此被杀。当地有杨三砌嫂子被北兵轮奸三十余人，几死去。其邻唐六娭毑六十八岁，孙女十二岁，均被强奸而死。又石塘湾汤姓幼女十四岁被两兵强奸后杀死，割其阴物而去。又三搭桥田中有男子尸三具，苦瓜冲，妇女拒奸投水者二人。
  下午榨塘冲盛传北兵将血洗嵩山镇全乡。冲西庄屋内有一从马鞍山得脱虎口少年周少三（年十九岁）备述马鞍山杀人惨状，予往访之，座中一六旬老人指周少三而谓予曰：“此后生已两世为人矣。”予因问之。少三曰：“当北兵开到马鞍山时，百姓避往杨林冲者甚多；其住于山东南面者，则向千字岭黄塘等处逃避。但乡村人恐有地方歹人乘机‘打起发’（抢劫资窃他人财物者），多留一人守家，昼则避兵仗于山林中，夜则回家烧饭。先是，浏阳百仙桥驻北军一营，士兵来去长沙，必经此地。二十二日，汤子才它子队在白鹤桥（马鞍山附近）打死北兵二人，逃跑三人，夺去步枪驳壳枪各一支。前日北兵开来，驻在马鞍山铺上，到即散乡搜索，凡留家守屋男丁均被捉去解往马鞍山杀死，亦有就地杀死者。百姓从未经过兵灾，不识北兵残暴，且以地非火线，多游移未及逃避，受害最惨。男丁被杀，妇女不分老少，皆被强奸，甚有轮奸而死，或被奸后仍遭杀戮。及予闻此消息，急欲逃出而四面皆兵矣。天明，我与邻居张胜生、张和际、周禄仙等同时被绑。解往马鞍山时，路经兰草坡，血泊之中，死尸狼藉，约百余具。有砍头者、有枪毙者、有开膛破肚者，目不忍睹。坡上一草坪，坪上被绑者数十人，每兵各押一人，白刃晃晃若待命行刑者。被绑者多索识，不谓今日同罹惨祸。其中有呼嵩山寺观音老母救命者，有呼天者，有俯首无言者。天昏地暗，魄散魂飞，自忖必死，万念俱灰。惟冀死有阴阳，必为厉鬼以报。出乎意外，合该不死，踏上草坪时，一兵迎面而来，似恻然悯我，即呼‘老总’救命。其人即谓押我者说：‘请你刀下留下，此人酷似吾弟，吾不忍见其死也’，押我者即以我付之，当即松绑，呼予快走。予犹逡巡，盖恐再被捉也。其人悟予意，急以铜钱一串授予，用小索穿之，二枚、三枚、五枚、六枚各为一组扎之说：‘持此可以通行无阻矣’。予甚德之，问其姓名，不答，挥手叫予急行。下山行约半里，闻坪上突然众声吆喝，知已行刑矣。既痛死者，自庆生还，但前途渺茫，仍忐忑不定，因念予姨父在此（指槽塘冲），乃往投之。不敢走大路，觅山径而行，仅于下山时遇北兵三人，出此钱串示之，果放行无阻。迂回曲折，急行五十余里始到该地。沿途不见人迹，十室九空，不闻鸡犬”。老者告予：“北兵均系土匪招安而来，此钱串即其暗号也。”坐中尚有逃脱虎口者。其一曰：“此次北兵杀人以苋菜塘黄秋元老师（塾师）受祸最惨。北兵先割其阴茎，次割其两耳，然后以刀破其腹而死。”又一人曰：“苏家塅苏全一，年二十余岁，闻北兵开到，急往栗壳冲其岳父周树生家接其妻回家。二十二日被北兵捉住，捆绑于地。北军二十余人轮奸其妻，惨痛欲死，全一不觉失声而哭，北兵怒刺其脑而死。其妻弟匿于床下，被拖出，刺五刀未死，舍之而去”。
  二十五日。冲内平静无事。偶有避者出冲口瞭望，亦无警报。午饭时，汤三翁携其幼孙跄踉而至。自谓几死于北兵锋镝之下，言之惨然。三翁曰：“北兵无法无天，莫此为甚！予家避难之大坝桥红十字会妇孺救济会全被驱散。办会的唐三胖子、唐七和等三人，先后被北兵枪杀。我全家亦被冲散，不知下落。”言时双泪俱下，在坐者咸劝慰之。喘息稍定，三翁继续道其详曰：“今日早饭后，大坝桥有一十五岁童子，提鸡蛋一篮遇北兵欲夺之。童子逃入救济会，北兵赶入，索其人，唐三胖子向之交涉，愿出两篮鸡蛋以偿之，北兵怒未息，必欲得此童子而甘心焉。且怒且踢其鸡蛋而碎之，迳趋入人丛中搜索，忽瞥见难民中有一体格魁梧，浓眉虬髯之大汉，前来捕捉。此人叫冯福林，湘潭霞湾人，本为南军退伍军官，当见兵至，知不免，急从人丛中夺门出，向山边逃逸而去。北兵见之，大怒，勒令唐三胖子将两人交出。唐再三恳求，北兵向唐开枪，顿时倒地而死。复见唐七和与另一姓唐者，佩有红十字会臂章，又开枪将二人打死。一时号哭之声，震动山谷，惨不忍闻，屋瓦上流弹如雹，以发射之地较远，火力不及，仅一八岁童子中弹倒于田中。难民纷纷从后门及窗口蜂涌而出，老幼匍匐于地，各顾生命，不及相救，争先恐后向斗石山逃窜。予牵予幼孙从斗石山迂回数里，乃遇皂塘之救济会亦同时被驱散，哭声震天，闻有凌某亦被北兵杀死。予又从妇孺群中逃入东流山中辗转绕过北兵哨线而至此”。三翁泣不成声，其孙亦哭。三翁又云：“冯福林告予，‘在株洲作战之北军，军纪最坏，其第五团系土匪招安而来，尤残暴无人性。团长张继忠为张敬尧之义子，亦系土匪出身，嗜杀成性，残暴无比，此间战事若不早日结束，则百姓恐无遗类也。予以访亲至此，陷入险境，虽入妇孺救济会，恐亦难保险。’今不幸而言中。”下午，汤三哥为寻其老父而来此。谓：家人均完聚，彼此均放心。初，大坝桥救济会混乱时，其杀人之兵亦返走，见其往神仙桥方面去后，予扶老母率家小转从大坝桥过桥进冲，匿于刘家冲茶林内，幸未遇兵，现已安置在冲尾茅屋内。据被掳逃回之倪五云：“当大坝桥救济会被驱散时，驻扎在高岭上之北兵，遥见人群汹涌，欲开炮轰击，后一长官以千里镜瞩之，谓系难民，不准开炮。不然，不知又死多少人矣！”
  二十六日，上午，有从冲外逃来者云：“驻扎栗山一带北兵正开差，沿途登山搜索，开枪示警，在西岭下因追逃夫，击毙二人。现已过横塘，如不驻扎，则不至散乡，观其模样，似开往浏阳境者，其人与胡光瑞为亲戚，特来送信。下午，又有冲外人来，谓路过横塘之北兵已向东开往浏阳境矣。移时，汤三翁之次子九哥从井墈上来，谓马鞍山、新塘坳一带北兵均开往株洲矣。井墈上附近各村逃难者男丁多数回家。
  二十七日，清早，汤三翁及其二子已先返井墈上。早饭后，予与表叔回家。仍依山路而行，沿途不见人影，秧苗深茁，早过莳田时矣。行过东流，沿途残破遗物，猪牛残骸，污秽遍地，臭气袭人，十室十空，阴沉可怖。下山从后门入，密室和夹壁全被打开，所藏之物，荡然无存，遍地狼藉，各室掘地如垦，土堆土窟，触目皆是。予于破物垃圾堆中，捡出旧藏“刘松年进呈太极阴阳图”真迹，青绿山水册页完整无损，出乎意外。
  午饭时，白石港沈传宇寻其兄沈和来此。传宇云：“南军已退去醴陵，铁路线为奉天兵，残暴与第七师无二样。现已秧苗高达二尺，尚无敢归家莳田者。天热尸腐，冒险收尸者，哭声盈野。我从本月二十日逃往杨林冲后，家人四散，迄无下落。自北军开走后，昨晤沈传林，始悉吾兄沈和（贩茶客）曾随君家避兵榨塘冲，今特来此寻觅。”其时，贩茶客等早已回家探亲矣。午饭后，传宇又谈：“此次兵乱，沈姓被杀者四十余人。其中以沈传桂十六先生为最惨。二十日上午，北兵搜捕百姓，杀于黄土墈者二十余人，几乎均沈姓。其时，余见此情形，不胜恐怖，不及告知家人；即潜越铁路，逃往山冲而免。事后闻知，是日十六先生闻讯较迟，即偕其妻抱其子向冲内逃去，不料行经长茅屋子下，路边一茅屋前，先有天道士（姓沈、白石港人）沈五、沈六、沈桂五等十人在屋内坐，盖亦准备逃难者。天道士见十六先生说：“歇一歇吧。”十六先生仍向前行，天道士说：“有什么天大的事，吸袋烟去不迟。”十六先生遂入茅屋坐下，也不过两三袋烟久，北兵二十余人蜂拥而入，其势汹汹，声言要拉夫送子弹，送到株洲即回。当将室内十一名男子同时捆起。十六先生娘子跪地哀求，北兵将其一脚踢去，受伤倒地，母子大哭，十六先生亦哭，惨不忍述。北兵即将十一人解往黄土墈，见先死者二十余人，身首异处于地，血溢于场。齐声呼冤，并不声明罪状，即举刀相砍，十六先生与天道士头先落地，北兵相与狞笑，夸其刀法。复欲继砍第三人，数兵互相争吵，皆欲试其手段。其时，沈五自念，与其俯首就戮，不如乘机而逃。乃用力扭其缚，绳脆而断，复急解其弟沈六之缚，拼命抢身而奔，背后枪弹如雨，均不命中，一气跑过铁路线逃入山冲幸脱虎口。后十六先生娘子复遇北兵嬲其强奸，乘间投入塘中而死。北兵开走后，其家觅其尸，乃其三岁孩子，亦被刺死于道。呜呼！天下未有如此之惨者！”沈传桂与予为联梓学堂同学，长予八岁，以家贫辍学而为小学教师。因思危急存亡之际，片晷必争，乃不意一念之差，致失脱离虎口机会，可胜慨哉！
  晚上，下屋黄茅港凌禄生君来访。凌君曰：“予四兄于十六日去长沙约定三日即回，迄无下落，恐遇害矣。今早予携锄头往马鞍山寻尸，先已有寻尸者百余人散于山坡，哭声盈野。后遇马鞍山福音堂罗翼云教士告予：北军开走后，昨日寻尸者已抬去九十余具，此恐尚不及半。予逐一验之，数至一百零八具，皆非我兄。群尸中，有身首异处者，有枪毙者，有乱刀刺死者，有砍去头颅半边者，有肢者，有开膛破肚者，有割去阳物而插入尸口中者，备极人间屠戮之惨状。最是尸腐而生蛆者，臭气熏袭，殆不可近。尸场中有父觅其子者，有子觅其父者，有兄觅其弟者，有弟觅其兄者，一见尸首，辟踊顿足捶胸而泣，惨痛莫可名状。有一易姓老翁，四子均为农民，北兵骈戮其三，晕倒于地，尤为凄惨。马鞍山铺屋百余栋全被破坏，有十七栋被焚。龚某告予：灰烬中掘出残骸三具，山边夹壕内血水血痕触目皆是，尚有尸七具未收殓。闻之寻尸者云：马鞍山以北，关刀铺以南，夹壕中尸首几无山无之。此处被杀之二百余人中以附近十四里内者为最多，昨有浏阳百仙桥来此处收尸者已抬走三具。予从马鞍山遥向龙头铺，沿途所遇皆为寻尸者。行至龙头铺，见太平桥三砂间子杀死三人，不知姓名。文家大屋岭上杀死十六人，中有一人为文六卿，余皆不识。大王山杀死十三人。寻尸者云：此为唐连际、言七、文贵甫，汤满篾子。汤被砍去两脚，并割其阳物插入口中。复前行，过砂钵岭，有死尸五具，其中一人为汤玉明，其亲属正在收殓。最后至新塘坳，杀人最多，予一一验之，共为七十八人，无一相识者。据寻尸者云：早晨已收殓者有朱裁缝、汤和、言有桂、文七癞子、汤桂七等人。又云：荷塘岭、八角亭、田坪里、晏家湾各处死人不少，数在百余以上。予知予兄必不到该处，乃回家。”
  二十八日，闻野鸭冲汤桂姨（杨林冲李氏女与予三伯母为堂姊妹）讯，知我祖父母及大伯父均在杨林冲躲兵，皆无恙。予往省视。行过小田垅时，据云，此地曾杀死八人，尸已收殓。杨林冲，位于马鞍山西八里，山势盘亘，且非要冲，北兵未到。大伯父告予：祖父母于三月二十日下午到达杨林冲，故安全。昨据大坝脑（大伯住宅）来人云：“二十一日，北兵退到新塘坳时，汝八叔祖父及进吾（叔祖父之孙）还未及早随家前去浏阳左家坳避难，才于是日绕道杨林冲，北去关刀铺以北，越过南大路，迂回百余里，两日始到左家坳。倘不绕道，则死于新塘坳矣，险哉！大坝脑正屋烧毁四间，猪牛农器服物荡然无存，损失其大。”又据庆吾（进吾之兄）云：“距左家坳十里这帅家塅，北军仅住一宿，杀死三人，被掳十余人，猪牛鸡鸭宰杀殆尽。北军自称为吴佩孚第三师，其实亦第七师也。”祖父母见予甚喜，惟闻连生八叔惨死，甚为悲恸。祖母云：“咸丰二年五月二十九日，我走‘长毛’兵，并没有听见哪里杀了人，哪里强了奸，想不到民国走兵，竟有如此之惨。”午饭后，予回井墈上。晚边，表叔去大方塘视其老父及全家而归，均无恙。表叔云：“二十二日，北兵在大坝脑附近杀人不少，新塘坳总有百把人，尹家冲绑在松柏树上，用刺刀戮杀的有五人。唐家埠，唐姓一家杀死唐义生、禄生、汉生兄弟三人。邻居汤七翘尾亦被杀死，其他别处绑来八人，同时斩于山下。走沙港，汪富生，言保和、汤晓庭、胡四伢子等二十六人，于同日杀死在汪家祠附近。其他田心塅、绿豆冲、白鹤仙、灰埠等处，杀死沈五伦，刘六十、杨满射火等十五人。”
  二十九日。予与表叔同到予外祖母避兵处剥岸屋场探望。山势险阻，不当要冲，林木蓊翳，地形复杂，虽距石子头不过十里，接近火线，但北兵仅至其冲口。时避兵者眷属仍住于此。大舅父（郭瑞一）谓予曰：“我家石子头房屋被焚六间，耕牛猪羊，全被北兵宰杀，损失甚大，现已无家可归矣。昨日，汝定姨母遣人来此报丧，汝定姨丈（程绍颖）于二十二日被北兵杀死于清水塘祖师庙。寡妇孤儿，日夜号泣，至为悲恸。北兵残暴，毒如虎豹豺狼，几日之间，在株洲一带之屠杀，总在数百人以上。在清水塘，与程绍颖同时被杀者有陈学昭（小学教员）及过路者七人。附近油铺垅，杀死殷芝廷（道士），麻塘坳杀死吴七吴九（农民）兄弟二人。据来人云，此地附近沿铁路线各处，杀人亦在百余以上，未及备述。”昨日剥岸屋场有到塘头上探亲加者云：“二十一日北兵在塘头上一带围捕百姓，杀死在塘头上背后岭者约百余人（后经调查为一百一十六人）。万家排郭树廷有子七人，除先有事外出者外，二十一日一天内被北兵杀死其子郭良成、郭集成、郭五等三人。其本人被北兵枪击受伤未死。其时有邻居龙七十者与郭五同行，突遇北兵，两人恐怖万状，相抱匿于蓬草内，郭五中弹而死，龙七十受伤，北兵以为杀死，舍之而去，后逃出得活。”又据郭四海在株洲何家湾收其兄三江之尸回来云：“何家湾共杀死余六篾、徐五矮、何老宫、贺五裁缝等七十余人。何家土曹塘坝杀死汤镜秋、言中和、桂五麻、周六大汉等四十九人。芭蕉冲杀死游五德、易德春、易问坡等十七人。有易冬生被刺刀戮伤十五处倒于血泊中，佯死而免。”昨日，郭家大屋郭明生来此，谓石子头杀死郭和生、戴正先、漆长春、言五际、汤品一、汤六野猫等三十八人。又据株洲易七保证云：“晏家湾岭上杀死郭小仙、漆国凡、晏同春、晏六老官等十五人。董家塅杀死余光禄、董十二、董子春、袁定凡、游牧生等二十一人。株洲渡口塘湾里杀死李七（绰号本七强盗）之子李九、李五兄弟二人。株洲大胜岭杀死宾五、宾满、余南先、余南友、何大桂、易青云等六人。鸟树脚下杀死殷九、殷三、殷万生叔侄三人，其邻居郭八铁、易玉林、张桂生三人。”昨日，郭盛生在毛矾头探亲回来云：“株洲城隍庙瓦砾堆中掘出死尸七具，有识之者谓此七人是曾在株洲大路上摆“拦路虎”（诱人赌博骗钱）者，被北兵于二十二日溃退时绑在城隍庙同被乱刀刺死，其中一人名易六快活。此外毛矶头、八叠附近各处共杀死五十七人。本地所认识者有汪十五、陈德和、汪德生、王桂五、漆桂林、戴满胡子等五人，其他不知名姓。”午饭后，大舅父之内弟易长生从桐子坪来。据云：“二十日晚边发生大战，炮声如雷，居民无法逃遁，匿于屋后深林中。第二日早，被北兵搜捕，就地枪杀。其中有易冠三、刘兰生、粟七斋公、杨满砌、曹六等四十六人。曹六住在桐子坪油榨里，被北兵捉住，曹将北兵击倒于春泥田内，乘机逃脱，不料又遇北兵一批将其捉住，被殴者追至，遂将曹六绑在树上用刀剥皮凌迟碎割而死，至为惨酷。桐子坪麻冲莫四嫂子被北兵四十余人轮奸死。塘头大屋湾张大发之妻王氏，身怀有孕，年少貌美，北兵争欲先行强奸，发生争吵，迁怒于王氏，用刀破其腹而死。一兵用铁叉攒其胎儿举之而舞，以为笑乐。其他四处均被北兵包围，妇女均不及先行逃避，投水自杀者三十六人。楠竹坡粟家屋场等处有殷五嫂、周五嫂、游六娭毑等二十五人投水自杀。时座中一郭姓老儒（名逸秋，前清秀才、以设塾授徒为业），予外祖父（郭冕周）族兄弟也，亦避兵于此。谓予曰：“古人所谓王者之师，皆虚语也。杜工部诗曰：‘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二十一家同入蜀，惟残一人出骆谷。自说二女啮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不谓此情此景，千载之下，予乃于今日所谓共和政体之下，亲身见之，可胜慨哉！”
  下午，予与表叔在归途中，过戴家岭，遇张五道士，邀往其家歇憩，家在路旁亦被烧房屋两间，幸自行熄灭。家属尚在冲内未归，渠乃先行归家，为死难人作佛事者，忙碌万状。张所述北兵残暴，多与予大舅父所述者同，不及赘述。惟云荷塘铺八角亭岭上所杀二十七人，有何宿冤一至于此！言之慨然。
  自三月二十日起至二十九日止，凡十日。前六日为北兵疯狂杀人期间，后四日为收尸期间。南兵于二十五日溃退后，沿途空无一人，百姓无敢入其区域作寻尸之试探，北兵无形封刀。二十六日北兵大队开往醴陵，除市镇及铁道线外，乡间已无一兵。自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各处收尸始毕。其无亲属收尸者，则由当地居民藁葬之。
  是役也：从株洲镇起，北至易家湾四十里，沿南大路北至马鞍山为三十八里，从湘江东岸滨起东至长沙县境，醴陵县境，横长不过二十里。北兵在此区域内，六日之间，屠杀无辜百姓竟达一千二百余人（详见附录），而湘潭一都白关铺以东地区，三都易家湾地区，长沙马鞍山以北地区之被杀人数不与焉。烧毁株洲镇街市及湘潭一三两都，长沙嵩山镇乡间之房屋共为九百四十余户，而损失之财物则无法查悉。此次屠杀之惨，虽不及醴陵全县二分之一，若以地区面积杀人时间为比例，则并不亚于醴陵。实为自清顺治八年清兵屠杀湘潭百姓以来之一次大屠杀。鸣呼！自辛亥革命后，吾湘实为军阀角逐之场，谭延闿去，汤芗铭来，傅良佐去，谭浩明来，谭浩明去，张敬尧来，七进七去，百姓无不受其蹂躏，而杀人放火，强奸掳掠，则以湘督张敬尧为最。当日民歌有云：“湖南好似一碾槽，碾来碾去粉胡椒。”诚非虚语。乃不意大盗窃国，巨寇据湘，屠杀之惨，何啻扬州十日？古谚有云：“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唐人诗曰：“忠驱义感即风雷，谁道南方乏武才！天下起兵诛董卓，长沙弟子最先来。”何况今日，吾人尚处于封建势力宰割之下乎！吾愿与三湘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共同奋起，再接再励，为驱除民贼而奋斗。
  附录：
  戊午株醴之役株洲被杀人数总计
  阴历四月间，株洲战事结束后，根据当日戚友凌禄生、言玉科，郭瑞一等之见闻所得，株洲镇及湘潭县属之一都八甲、三都二甲，长沙县属嵩山镇等地区，自阴历三月二十日起至二十五日止，罹难人数共为一千二百二十一人。五月，华洋筹赈会来株放赈，一都都总周莲生，保正文敬堂等造有株洲人民罹难名册共为九百六十余人，而长沙嵩山镇不与焉。
  叶镜吾《红梅山馆随笔》
  二 株洲秋收暴动记实
  1927年9月上旬的一天下午4点多钟，毛泽东同志身穿一身旧青洋布工人服装（短袖），脚穿一双布鞋，没留头发，化装成一个司炉工人，从长沙坐火车头来到株洲。他这次来的任务是检查株洲秋收暴动的准备工作。
  毛泽东同志秘密来到萍矿株洲转运局朱少连的屋子里，当时我任湘潭县东一区区委书记，向他汇报了党的组织和农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情况。毛泽东同志听完汇报后，作了重要的指示，他谈了“八·七”会议情况，并阐明了开展秋收暴动的意义。他说这次暴动是为了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回击国民党反动派。接着又作了具体战斗部署。他指示：（一）要充分发动群众，把株洲镇内工人和近郊农民发动起来。（二）攻打团防局，夺取敌人武器，武装我们自己。（三）为了防止国民党反动军队从长沙进攻，必须炸掉易家湾铁桥，切断敌人的交通。毛泽东指示后，我即向他提出，要求上级派一名懂得军事技术的同志来。大约谈了一个多小时，我退了出来，以后就不知道毛泽东同志于何时到何地去了，只知道在他走后两三天，安源派了涂正楚来株洲搞军事工作。
  涂正楚来后，参加了区委工作，随即召开了区委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陈永清、朱少连、涂正楚、老汤（装卸工人党支部负责人）、铁路工人餐宿处支部2人（一个是衡阳人，另一个是长沙人）、转运局支部一代表、八叠农民党支部一代表共10来个人。在工会上，我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根据指示安排了工作：一、把镇内的工人和近郊八叠的农民组织起来，涂正楚去八叠，我和朱少连2人在镇内工作。二、攻打团防局，夺取枪支，会上详细研究了进攻路线和打法。三、炸易家湾铁桥。关于炸桥的事，当时有餐宿处一支部委员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怕炸了桥后，工人失业没事做，结果这事没有研究好，当时区委也没有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没有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
  过了中秋节不久的一天晚上，由我带队占领了火车站，并在车站召开大会，宣传武装起义的重大意义。这时会场内外到处有人张贴和书写标语，散发传单。我记得当时有几个女同志在转运局门前写标语，其中有朱少连的女儿。与此同时，由涂正楚带着一支由株洲工人、八叠农民组成的100多人的队伍，杀向团防局，敌人见机不妙，慌忙逃窜到对河去了。这次虽没有夺得武器，但令敌人威风扫地。
  由于我们没有坚决按毛泽东的指示将易家湾铁桥炸掉，到了第二天，国民党反动军队从长沙开来了一个团，占领了株洲车站。他们一来就全镇戒严，致使我们的行动处处受制，攻打易家湾的计划也告吹了。安源、醴陵的工农起义军打到板杉铺就被敌人顶住了，没有打到株洲来。
  关于毛泽东同志秋收暴动前到过株洲的事，毛泽东同志自己记忆也很深。那是1946年秋天在延安，我刚调到电影场工作不久，有一天我和钟敬芝夫妇3个人到杨家岭去，碰巧遇到了毛主席。一坐下来，主席就问我们：“你们现在搞什么工作？”我答：“搞电影工作。”主席又说：“电影要搞，小米加步枪也要搞。”我接着对毛主席说：“毛主席，你在1927年秋收暴动时穿着一身旧青洋布衣服，化装成一司炉工人，坐火车头来到株洲，是的吗？”毛主席点了点头，回答说：“是的呀！”
  现在钟敬芝，高继进夫妇俩还在北京电影学院。
  1969年4月11日
  注：文化大革命中陈永清同志被错定为叛徒，闲住株洲玻璃厂。1978年落实政策否定了这一错误结论，当时被任为中央信访局局长。
  三 抗战时期株洲见闻
  株洲地处粤汉、浙赣两铁路的交汇点，又得湘江之便，逐步成为农副产品的集散地，大批谷米、牲猪、木材都要经过这里转运各地。田心机厂、董家塅兵工厂、荷花塅汽车制造总厂、贺家土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相继在株洲建厂，南京、上海的公私企业亦纷纷来株洲购买地皮。株洲发展很快，由一个不到一万人的小市镇，人口增至十万人以上。1937年，芦沟桥事变和淞沪战争爆发后，难民纷纷涌至，人口剧增，商业和手工业亦出现了畸形繁荣。但是，自1937年9月起，便接连不断地遭到日机轰炸，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不计其数。居民们往往是除留一人看家外，每天早饭后便带饭菜下乡，下午五点后才回街营业，天天如此，习以为常。原来在株洲兴建的几家工厂，有的停建，有的他迁，株洲顿时冷落下来。
  1938年9月，日寇进犯湖南，再经过长沙大火，人心惶惶，此刻株洲所有的居民纷纷逃难，我家也迁到株洲郊区；由于战局一天天紧张，感到市郊不安全，又逃到浏阳西乡的山冲里。10月，日寇还在新墙河以北，为了生活，我仍回株洲重整旧业。
  1939年秋，由于日寇盘踞湘北，对国民党政府的威胁很大，于是征集民工进行破路。粤汉路株洲至长沙段，在长沙大火后，沿线铁桥已经拆毁，不通车了，但是铁轨未搬走，路基未破坏。经过这次破坏，株洲至渌口一段，拆掉了古大桥铁桥，铁轨未拆，不能通车。浙赣铁路彻底破坏。株洲至长沙的大路，亦变成狭窄的小路了。粤汉铁路从广州方向南来的车，以渌口为终点，渌口呈现短暂繁荣。
  经过破坏铁路之后，株洲已失去交通重镇的地位，市场更加萧条，人烟更加冷落，交通运输又恢复了古老的方式。萍乡人杨老六在株洲开设运输行，由湘潭去江西的药材、棉花、生漆等物资，都用船运来株洲，由杨老六的运输行雇工人用江西独轮车运往萍乡、宜春、樟树一带，回来时，从江西芦溪运纸来株洲；而此时株洲的箩业、码头工人正处于失业状态，所以他们就承担了此项运输任务。失业多年的轿行工人，业务格外繁忙，去江西、浏阳一带的客商，多是雇请轿夫，乘肩舆而往。株洲交通，退回到原始状态。
  1941年阴历八月，湘北前线紧张，曾经沉寂了一些时候的敌机，又开始在株洲大肆活动，我们一家，又搬往乡下居住。八月初六日（阴历），敌机日夜在株洲镇和郊区低空盘旋，连屋瓦都掀动了。傍晚，日寇已到株洲，我们全家又向更偏远的婆仙冲亲戚家逃难。同时逃到这里的，有我们兄弟叔伯的家小，但令人担忧的是镜吾兄的家小虽到，而他本人居在株洲镇内老家未逃出，吉凶未卜。下午，他才来到婆仙冲。原来他家小走后，初六日傍晚他才离家出走。此时，日寇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他家附近了。他从屋后翻山由小道去婆仙，刚爬上山，两挺机枪突然出现在他眼前，原来这里是日寇的机枪阵地。一个日本兵端着步枪向他冲来，另一个徒手日本士兵也同时走过来，在他的身上搜索了一遍，把他端详了一阵，见他身穿旧布长衫，手提布袋，袋内仅装几本书和旧衣服，便挥手示意要他走。他急忙离开山头，天黑地暗，怕再次碰上敌人，到处转绕，三十多里路程，竟走了一日一夜。
  在婆仙冲里住了两天，不断有消息传来：宋家桥一带，打死了几百名国民党军队，有谁家的某人被日寇掳去等等。初八日上午又传来消息：日寇在株洲没有停留，现在已撤走了。喜出望外，人人称庆。
  初九日一早，我爬上婆仙大山，一边打听一边往回走，到宋家桥一带，果然路旁山头到处都摆着国民党军队的尸体，其中也有老百姓的尸体。宋家桥的桥底下，跌死一匹日军的战马，马肉已被人割去，骨架犹存。在通向株洲的大路上，往日行人如织，现在没有看见一个人影；从石子头上面尼姑桥经过时，桥下又有一匹日军遗留的死马，溪中细水为之断流。一到株洲，街上空无一人。当天，我仍回婆仙冲。半个月后，率家小回株郊住下，我则重回株洲再理旧业。
  此次日寇犯株，是八月初七日早晨到达宋家桥一带，与国民党军队暂编第六师的一部分挖战壕的新兵相遇，这些新兵是抓来的壮丁，未经训练，尚无战斗能力，一遇日寇骑兵还来不及进行有效抵抗就被冲散，以致宋家桥一带尸横遍野。九月初，这批牺牲的战士尚无人收殓，尸体开始腐烂发臭，以致数里之外都是臭气熏天。后来由乡绅言伯夔先生首倡，在农村按田亩收集部分谷物，在株洲募集部分现金，共收集尸体三百余具，埋在荷塘铺大路边一块公地上，有墓碑，有石围。因年久失修，现在除墓碑外，其他墓石已荡然无存。据统计日寇此次犯株，杀死军民共一千五百六十九人。
  1941年，株洲至渌口的古大桥修复了。铁路的终点由渌口延伸到株洲。但是，火车只能通往韶关，由韶关至广州段不通，株洲又有一点起色了。此时，日寇仍在新墙河以北，商业重心在湘潭，株洲仅仅是运往韶关、江西的物资转运点。去江西的物资仍靠人力车运肩挑。株洲的街道，原已变成一片焦土，现在，在堤升街、正街和建宁街等废墟上，陆续兴建起一些简陋的铺屋。各行各业萧条冷落，只有粮食业运黄豆去韶关的业务正在兴起。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44年。
  1944年6月16日，株洲沦陷了。饱受灾难的株洲人民又四方逃难了。我雇请了两艘小木船满载货物和家小，与裕大南货店老板余济川二家同行逃难。由易俗河向涟水上游进发。船抵姜畲，传闻敌人快到湘潭了，我将货物在姜畲起坡寄存同族家中，一家老小则随同余济川家往石潭逃难。船抵石潭时，石潭镇上冷落无人，附近山头已有日寇哨兵。原想去石潭逃避敌人，而敌人已先我而至。我们两家只得弃舟登岸，往石潭山冲逃避，在那里租赁二间房屋暂时住下。不久，我寄存在姜畲的货物被日寇抢劫一空，断绝了生活来源。于是，我由石潭搬回姜畲，那里有同族长辈可暂时依靠。在姜畲又遇不幸，遭逢土匪抢劫。至此，我决心率家小逃回家乡。于是，我于1944年10月，一人由姜畲步行回株洲，了解乡下情况，请人带路通过封锁线到达马家河。这里住满了株洲难民，熟人很多，彼此见面，分外亲切。在马家河歇宿一晚，问明去株洲乡下的安全路线。次日清早，由蓼叶洲过河，绕道去青草冲我妹妹家。原来我的兄弟叔伯他们都避居在这一带。
  三天之后，我又来株洲镇上，街上行人稀少，只有几家小本经营的商店在营业。日寇的高级军官住在郭家大屋，军队驻在复兴银行，宪兵队驻在万寿宫，维持会设在袁丰裕。建宁街已毁成一片瓦砾。我的铺屋虽然存在，但屋面已毁，正街的铺屋一部分已被日寇拆去当柴火烧了。我看见几个日寇开来一辆汽车，用粗绳索一头系在汽车的尾部，一头系在中孚绸布店的屋梁上，开动汽车，轰隆一声，铺屋随之坍塌。据说，街上未开门的房屋，都将被日寇拆去当柴火烧。我就从乡下请了一个人来株洲守屋，同时也替裕大请人守屋。
  1944年8月的一个夜晚，殷家码头一带停泊着几十艘由汉口开来的军用物资船只，一个做小生意的人，走近一艘船边，向船主打听是否有食盐出卖，船主答以只有煤油。这个小贩说煤油也要，他就转身回家，拿来铁桶盛煤油。其实船上装载的不是煤油而是汽油。正当他们用灯照亮装灌时，突然汽油起火，一时船上的子弹炮弹齐响，汽油桶冲天轰鸣，船上的军用物资，霎时化为烟尘。
  日寇犯株洲时，随同带来了一批流氓，为首的3个都是湖北人，一个名朱正清，住南湖塘，另1个名许老么，住富文图书纸庄，第3个姓陈，住裕大家。他们是日本宪兵队的走狗，与本地的圈子会相通，许多老百姓都被他们勾结宪兵队给杀害了。徐家桥有一个彭姓卖米豆腐的人，被抓进宪兵队杀害。大胜岭开饭铺的老板袁桂生被宪兵队杀于万寿宫后的港边，把尸体抛入港内漂入湘江。株洲在沦陷时期被日本宪兵队杀害的同胞，何止百千？
  也有在敌人屠刀之下的幸存者。建宁街刻字店的文子信，于1945年3月14日被宪兵队抓去了，说他是“山狗”（日寇称游击队为山狗），晚上几个日寇押他到12码头河边杀害，刚抵河岸，文子信突然向河下猛冲，顺坡而下，一个用绳索牵着跟在他后面的士兵，被迫拉着绳索跟着他奔跑。文子信笔直往河中冲去，面对着越来越深的河水，这个不识水性的敌人只好放开绳索，就在此时，他趁机潜入水中，岸上荷枪的士兵不敢开枪，怕伤了自己人。文子信在水中挣脱绳索，时潜游，时浮出水面换气，以黑夜作掩护，向贺家土方向游去，终于逃出了敌人屠刀，连夜跑回龙头铺老家。此人在日寇投降后，参加了铁路工作，现已退休。
  在株洲停留了五天，我又经姜畲去石潭，将株洲沦陷后的情况告知余济川家，11月率家小启程返回株洲，在青草坝杨家塅赁屋住下。镜吾兄在我家的住处设临时学馆，我的弟妹在此就读。到1945年4月，日寇深入乡村扫荡掳抢，这里又不安全了。我和镜吾几家，只好逃到婆仙冲亲戚家躲避，一直到1945年8月。
  逃难到农村，其实也并非安全之地，除了日寇的窜扰之外，还有各种牌号的土匪、游击队的骚扰。太平桥有一个汤姓农民，提半篮鸡蛋到株洲兑换食盐，途经白关乡公所，被游击队抓住，以资敌的罪名，蛋被没收，人被枪毙。株洲河西的乡下，有一家富户别号李七强盗，王金标的所谓游击队驻扎河西时，派人去找李七强盗要盐，李不答应，就朝他脑部一刀，顿时倒在天井里，随后又转而威胁他屋里看牛的小孩，终于把埋藏在灶脚下的一缸盐抢走了。对于这批“游击队”，当时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副对联：“游安乐之地，击无辜之民”。生活在沦陷区的人民，真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1945年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抗战终于胜利了。来株洲受降的是国民党九十九军，驻在宋家桥一带，日寇官兵均去宋家桥集中缴械投降。因日寇驻株宪兵队长作恶多端，群众痛恨已极，向九十九军提出将其押解来镇。这天秋高气爽，押解日宪兵队长的国民党军队驻大胜岭袁丰裕，用一根竹扁担将他两手摆开捆绑，系在皂角巷上大胜岭处的电杆上示众。此时群众蜂涌而来，有的用棒棍打，有的指着唾骂，群情激愤，人越来越多。见此情景，国民党军队仍将他牵回袁丰裕，关在楼仓里。午饭时，国民党军队没有留人看守，都吃午饭去了，日宪兵队长趁此机会，挣脱绳索，取下一枚挂在墙上的手榴弹，拉开引线，一声巨响，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日本兵闻讯，派来4人，在尸体上割下一条手臂带走了。
  经过八年抗战，我父与我前妻，死于颠沛流离中，财产荡然无存。日寇为什么敢于向我们发动侵略？中国人民为什么遭受如此巨大的苦难？抚今追昔，催人奋发。
  四 日寇侵犯株洲目击记
  株洲，在解放以前虽是个县属小镇，但自古以来，即为水陆交通孔道和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在原有株萍铁路的基础上又全线修通了粤汉铁路，先后接通了浙赣铁路、湘黔铁路东段和湘桂铁路，进而成为江南重要的铁路枢纽。“芦沟桥事件”后，蒋介石消极抗日，节节败退，日寇很快就先后侵占了我国沿海广大地区，1938年进而侵占了长江中下游两岸。这样，株洲成为日寇狂轰滥炸的首要目标之一，也是它梦想侵占我国大西南的必经之地。所以株洲城乡人民，在日寇进犯以前和侵占以后，都曾遭到战火摧残和日寇蹂躏的深重灾难。我作为在日寇占领期间九死一生、备受熬煎的亲历者之一，现将亲见、亲闻、亲历的史实记录下来，作为对株洲一度沦陷的四十周年的纪念。
  一、敌机滥炸株洲成废墟
  “七七事变”后刚3个月，株洲镇即成了敌机轰炸的重要目标。1937年10月8日，正逢农历中秋节，晴空万里，株洲人民正忙于准备欢度中秋，上午10时10分左右，9架敌机，从醴陵方向闯入株洲上空（当时株洲既没有警报装置，更没有一门高射炮），居民们看到大队飞机飞临株洲上空，大都好奇地出门观看。敌机反复盘旋以后，分别在田心机厂、董家塅“兵工厂”和渌口铁桥投下三批重型炸弹，顿时地动山摇，烟尘腾空，居民们这才知道是敌机袭击，纷纷逃避。随即，敌机撒下大批传单扬长而去。我当时正从晏家湾蒙泉小学放午学回家，出于好奇，便朝传单飘落的方向奔去。这些传单有的已经散开，有的则成捆落下。我展开传单一看，都是用彩色有光纸单面印刷，全是汉字，且有广州海域我国战舰被炸的插图，详细内容我已记不清了。次日，《湘潭民报》报道，敌机在董家塅投弹3枚，死士兵2人；在田心机厂投弹5枚，死伤平民及普工二十多人。但对渌口铁桥被炸情况只字未提，据事后了解，是因为投弹未命中，未造成明显损失。当时我大哥是田心机厂的普工，二哥是田心机厂的临时工，空袭时他们正在新建的大厂房屋顶为钢梁屋架擦锈和涂抹油漆。据他们说，几枚炸弹都投在厂房附近，厂房虽未被摧毁，但门窗上的玻璃都被震得粉碎，还炸死炸伤了一些正在上班的工友。事后我去田心看过，弹坑口径和深度都达1丈多。
  株洲首次被炸以后，才开始由株洲铁路部门（当时有江南、粤汉、浙赣三个铁路调度所设在艾叶岭、野鸭冲、颜家湾一线）建立防空警报系统，与毗邻各城镇车站建立防空电话联络，并派专人用望远镜监视天空，规定如发现有敌机飞往株洲方向，即紧急疏散机车并鸣汽笛报警。但由于当局很少进行防空教育，鸣警报后，只有一部分铁路职工和居民中的老弱妇孺向郊外疏散隐蔽（当时市内还没有挖建防空洞），其余工商从业人员大都存侥幸心理，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商店和住宅。因此在敌机频繁的空袭轰炸中，几乎每次都有人员伤亡。据我回忆和查阅有关资料，轰炸规模较大者有以下几次：
  （1）1938年8月31日，敌机18架次在火车南站（现建设路口货站）、北站（现株洲客站）等处，投掷重型炸弹、燃烧弹一百多枚，炸毁、烧毁民房一百多栋。解除警报后，我曾去现场看过。从现在火车站右侧工业品自由市场一带起，一直延伸到结谷街（原叫〓谷坪）止，当时整个堤升街的北半边街（南边尚未修建房屋）全系木楼建筑的客栈、旅社，几乎全部陷入一片火海。那时镇内没有救火设备和消防人员，无法救火。刚刚赶回来的居民见此惨状，有的为房屋财产被毁、有的为亲人死亡，禁不住嚎啕痛哭。据后来有关部门极不完全的统计，这次炸死烧死居民、旅客共30多人，伤40多人。据说在南站附近的湘江码头还被炸毁民船八艘，北站站场内被炸翻运送壮丁新兵的军车一列。（2）同年10月16日，敌机4批38架次，先后轮番轰炸上10次。（3）19日，先后又有近100架次敌机轮番轰炸6次。（4）年底12月某日，又有敌机一批在居民区投弹，并撒下黑字铅印传单，内容是汪精卫向日寇投降的公开声明，敌寇借此无耻地宣传“大东亚和平共荣”。（5）1939年8月，敌机一批轰炸居民区，樟树坪一带被炸成一片瓦砾，原电报局旧址及小学校等均被炸毁。
  1937～1939年这两年多，敌机空袭的次数频繁，轰炸的目标又主要是沿铁路线两侧和各火车站附近以及密集的街道区，加上在轰炸时还兼用机枪扫射，所以造成的损失是惊人的。株洲南、北火车站附近的民房、街道和交通设施，大都被摧毁，炸死炸伤的人员也不少。其中有一次，在南站附近炸塌一个土防空洞，就有不少居民被闷死。
  1939年以后，随着粤汉、湘黔、浙赣等铁路的后撤和拆毁，株洲逐渐冷落，从1940年起，敌机空袭次数逐渐减少，但其中损失较大者仍有如下几次：1940年11月29日下午，敌机6架空袭镇区，炸毁民房数栋，死伤十余人；1941年10月10日，敌机9架次轰炸镇区，损失情况不详；1942年11月27日上午8时，敌机8架次轰炸镇区，死伤10余人。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10月～1942年底，轰炸、扫射株洲镇区的敌机，先后不下一千架次（包括敌机经过株洲上空次数）。在抗战初期，株洲这一小镇，曾一度成为近10万人口的交通重镇，经过敌机连年轰炸和空袭，到日寇侵占株洲前夕，镇区各处大都成为废墟，仅留下现解放街一部分残垣颓壁的破旧砖房。镇区工商业凋蔽萧条，居民也大多迁入农村居住，人口最少时仅有2000、3000千人，荒凉冷落得连个农村墟场小集镇也不如了！
  二、日寇第一次进犯株洲始末
  1941年9月初，日寇在国民党守军节节溃败下，兵分两路，再次从湘东北向南进犯：一路于9月27日长驱直入进攻长沙；另一路从平江经浏阳于9月底直袭株洲。其目的是政治诱降和抢劫粮食，未作长期侵占准备。侵入长沙的日寇在掠夺5天后于10月1日撤退；进入株洲的日寇也于进入当天即撤走，到10月8日，仍恢复原驻防湘东北的态势。
  日寇进犯株洲时，国民党守军毫无戒备，先几天在敌机连续空袭侦察下，大都仓皇撤走，只留下一批被抓来的新兵挖工事，以掩人耳目。日寇大批骑兵、步兵一来，就如入无人之境，一下子就占领株洲。他们所经之处，沿路奸淫烧杀，无所不为。
  在日寇进犯株洲这一天，我和隔壁堂嫂老少一家正下乡“躲兵”，住在桐梓坪猫形山一粟姓亲戚家；我的父母和小妹妹仍留在株洲石子头对门的坝瑙村老家。我们都曾亲眼看到日本鬼子一路烧杀的惨景。那天上午，一路敌骑兵和步兵，从桐梓坪西边的小山冲大路直插朱田铺进犯株洲镇。我们距过境日寇仅隔一小山冲，看得十分清楚。有两个荷枪的鬼子曾越过小山冲来到我们住处，见我们一群老小惊慌失惜，携衣物想逃跑，便将我们挡回屋内，抢走了一些衣物。另一个鬼子在桐梓坪塘墈上用步枪跪射瞄准，把一个推着土车子进乡“躲兵”的农民打死。
  在日寇撤走后的第二天，我回到坝瑙村老家，我父母向我讲述了当天他们的惊险经历：这天上午，一路敌军从石子头沿着驿道进入株洲，下午沿着原路撤回时，即放火烧毁了石子头郭姓兄弟的铁铺和袁姓的小卖店（家里人都已逃走）。这家小卖店一个叫袁国柱的男孩是我的小学同学，因牵着几只山羊出走，鬼子遇了要抢走，他不让，竟被鬼子枪杀了！父母亲还告诉我：另一部分鬼子是沿着艾叶岭（现改名南岳岭）南麓，经我们村向宝塔、田坪方向撤退的。有两个鬼子曾来到我家屋场门前，因看到两户人家都门窗紧闭，没来得及捅门抢劫。这几个鬼子随即走到下邻一个杨姓大户人家，紧接传出一阵击碎家具的声音，然后噼啪作响，浓烟滚滚，鬼子放火烧屋了！杨家四合院的前一进房子全都烧毁（至今残垣还在）；他们贮藏在几个大谷仓和堆放在木楼上的几百担谷子都被烧毁。我去看时，谷堆里的烟火仍未熄灭。房主仅从灰烬中抢救了很少一部分残留的稻谷。那一天，他们家仅留下年近九旬的老父亲杨学勤看家。这位老人是私塾老师，阅历深，经历过几个朝代的“兵乱”，满以为不惹他们就不致遭难，他哪知日本侵略军是毫无人性、残忍至极的衣冠禽兽！后来看到来势不对，就往屋后小山上逃跑，才留下了一条老命。
  日寇这一天的疯狂进犯，仓皇撤走，究竟在株洲城乡还犯下了哪些罪行，给株洲人民造成多大损失，事后未作调查，不能妄言。我只听说在株洲镇区也放火烧了一处房子；一个本姓堂叔郭二木匠，当天因被国民党军拉夫背电线后撤，途中被鬼子开枪打伤了一只手；另外在荷塘铺附近，国民党军一批被抓来的新兵在挖掘工事，毫无战斗准备，突然与入侵的鬼子相遇，被杀害了好几百人。后来在荷塘铺南山，经当地言、漆、宾等十姓共同募捐，埋葬了从各处汇集拢来的无名尸首三百余人，号称“千人堆”。
  三、日寇侵占株洲后的罪行
  1944年5月，日寇又开始从湘北向湘东、湘中进犯。6月初，日寇占领浏阳，进而穿越醴陵北境直袭株洲，迂回包围长沙；6月10日，株洲外围的守军炸毁了渌口铁桥；14、15两日，虽有暂二军的七、八两师余部在渌江以北的渌口、白关、横厦桥、关王庙、油铺一线“布防”，与日军有过接触，但都且战且退，15日即全线崩溃。国民党守军驻防在渌江一线时，曾下令不准老百姓疏散财物，他们溃退时便乘机大肆抢劫。当时渌江正逢洪水暴涨，一时无船过河，溃军纷纷争乘木排抢渡逃命，日军追袭时，用机枪扫射，溃军死伤约2000人。日寇进占渌口镇，先抢劫民财，后放火烧街，从伏坡宫以下至铁路桥附近的所有街巷，陷入一片火海。那时我躲兵在湘江西岸，晚上看到渌口上空红光满天，大火通宵不熄。日寇随即沿渌江一线从南面包抄过来，16日侵占株洲，17日侵占湘潭，18日分头侵占长沙、醴陵。
  日寇从1944年6月16日侵入株洲至1945年8月15日无条件投降，前后1年零3个月，在株洲犯下的滔天罪行，给株洲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罄竹难书。
  1、人民流离失所
  我父母在1941年日寇首次犯株时留守老家，未受损失，这次又存侥幸心理，舍不得离开。家中一切全没有疏散。6月16日，大批日军从五里墩、石子头一带沿驿道进犯株洲后，即在铁路沿线两侧各村驱赶百姓，抢劫物资。有3个鬼子到我们家抢劫，强迫我六十多岁的父亲挑运抢走的东西去郭家大屋（现市十中所在地）。父亲考虑我母亲无人照顾，不愿前往，鬼子拿铁钳和秤杆对他乱打，将他打晕在地，还将他拖出门外，踢入门前的臭水凼，扬长而去。鬼子兵走后，父亲慢慢苏醒过来，母亲噙着泪将他从臭水凼中拉出来，冲洗掉污泥臭水，换上干净衣服，才下决心弃家外逃。此时父亲遍体鳞伤，只能由母亲扶着走，直到第二天凌晨，才艰难地来到田心机厂我大哥的住处（我大哥是田心机厂留守处的工人，住在该厂桃庄化验室）。那时候，驻扎在铁路沿线的日寇，几乎每天都到附近扫荡，乡亲们一黑早就得起床收藏东西，扶老携幼钻山林。在这鸡犬不宁、人心惶惶的日子里，不到一个月，我那已被日寇折磨得奄奄一息的父亲便活活地拖死了。全家人虽然悲恸欲绝，但都不敢放声大哭，也不敢在白天安葬，只好由大哥在深夜挖坑，草草地将父亲的遗体掩埋在田心厂内的山林里。
  不久后的一天夜晚，大哥从铜塘湾偷渡湘江，把父亲的死讯告诉我和妹妹，并将我们接回田心。有一次鬼子来田心厂区扫荡，我第一次与鬼子相遇，忙往高山上逃跑，被荆棘挂得皮破血流。又一次鬼子来田心，将我抓去，和另外3个被抓的乡亲一道，被押到田心机厂铁屋区，强迫抬运排水钢管去株洲。那时我还不到17岁，抬到白石港时实在走不动了，鬼子竟用带刺的杨槐枝条将我抽打；幸亏同难的乡亲们移动了棍棒的支点，减轻我肩上的重量，才勉强抬到株洲火车站。
  在日冠频繁扫荡的那些日子里，铁路沿线两侧的农民，白天有地不能种，有家不能归，只有在深夜才敢落屋。铁路沿线被抢光以后，日寇便频繁对郊外农村进行抢劫，十里范围内的农民也有家难归了。
  驻守在田心厂附近的日寇后来了解到我大哥是留守的工人，将他抓去毒打。我们一家在田心无法再住下去了，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在走投无路时，我和母亲只好到宋家桥我大哥的同事家借住，同时将关在防空洞内喂养的一头母猪和十几头仔猪运往宋家桥喂养。大哥则领着妻室儿女在石子头租住两间破茅屋，靠做点小买卖勉强糊口。那时候从朱田铺、郭家大屋、艾叶岭（现叫南岳岭），一直到坝瑙村一带的村落，都驻有日寇，晏家祠堂内还驻扎了日军的军妓。这一带的农民和我家一样，房屋被占，田园荒芜，全家投亲靠友，生计无着。
  2、日寇奸淫烧杀
  一次，我和一些农民被下乡扫荡的日寇逼往乡下逃命，曾远远地看到两个鬼子追赶一个农妇，把她拖进晒谷坪棚屋进行轮奸。我回到田心后，又听说留守工人黄某的妻子也被鬼子糟踏了，她受辱后欲投水自尽，幸被乡亲们发现劝止。鬼子在田心机厂东卫门外的一个山村，还放火烧掉了雇农钟老四的茅屋。这位钟老四，上一年还和我大哥在田心厂内合伙开荒种过烟，收获的几百斤干烟叶都存放在他家里，鬼子放的这一把火把它烧得精光。
  我和母亲借居在宋家桥，满以为此地比较安全，但不到一个星期，在1944年的中秋节前后，这里也遭到鬼子的疯狂抢劫。有一天，天刚亮，乡亲们还熟睡未醒，突然间，一阵犬吠，人们被急促的捶门打户声惊醒，方知大批日本强盗已来到门前，我从梦中惊醒，慌忙地爬上瓦屋，逃到屋后的小山林中，母亲和邻居老少已来不及逃走。鬼子走后，母亲告诉我：强盗们破门而入，几个鬼子用上了刺刀的步枪拦着他们不许动，其余的鬼子掀坛打罐、翻箱倒柜，将能吃的东西和稍好的衣物都抢去了，我家的十几头仔猪也全部被捉去。我和母亲怕日本强盗次日再来，把幸存的那头瘦母猪藏入国民党守军留下的水泥小碉堡里饲养。果然未出所料，第二天又有更多的鬼子兵来抢劫。这一天，我和母亲一黑早就吃早饭，带上午餐，隐蔽在小碉堡里面。当时，在制高点擂鼓岭山上，有好几个鬼子放哨，中午，有个鬼子从山上下来，发现了我们，那时我们正在吃饭，鬼子将饭抢到手就吃，菜里放了辣椒，他尝了一口，连吐舌头。这下可把鬼子惹火了，他一气之下，便把我抓走了。走进村里，这个鬼子和同伙商量后，一面叫我和被他们抓来的另一小孩（我的初中同学贺义新，即我大哥同事贺某的儿子）去捉鸡，一面带另一个鬼子到小碉堡里将瘦母猪一枪打死，用刺刀剜下一块肉，正忙着做饭炒菜。我和贺义新假装追赶母鸡，故意将鸡群往田边赶，等鬼子不注意，我们往晚稻田里一钻，便逃跑出来了。正在这时，不知是哪里来的“游击队”，隔着一条辽阔的田垅对鬼子开了枪，顿时枪声四起，流弹横飞，我和小贺吓得躺在水田里，全身透湿，稳住劲不敢动。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将鬼子搞懵了，随即撤走了，那头打死的瘦母猪也没来得及拿走。我和母亲从宋家桥回到石子头大哥住处后，想起在田心厂内开荒种植的棉苗，此时可能绽花了，我便和母亲冒险去收摘棉花。我们刚走进田心厂东卫门，偏偏又遇上了巡逻的鬼子。母亲一发现鬼子，便叫我赶快逃跑。母亲是小脚，跑不动，被鬼子抓去了。鬼子头目硬说我大哥是“游击队”的“坐探”，逼迫母亲交出他的下落；母亲不肯说，这头目便叫鬼子兵将她捆在田心厂东卫门外一家小商店的木柱上，用粗木棒将她毒打。我逃跑在附近山中，听到母亲惨叫，真是五脏俱裂，只好赶快跑回石子头，通知大哥大嫂，大哥不在家，大嫂一人冒险前往。直到深夜，她才用土车子将母亲接回，母亲这时虽然还留着一口气，但已不能动弹。据当地乡亲们说，母亲被打晕死后，日寇浇上一桶凉水，等她苏醒过来，还要再打，幸亏认识我母亲的那些乡亲，全力相助，凑了八块银洋，通过日寇的翻译向日寇头目求情，才免一死。但以后母亲一直卧床不起。
  3、妄图长期占领
  1945年1月，日酋中平征集民夫2000人，修复了粤汉铁路易株段，用铁轮汽车挂上拖箱，担负军需物资的运输；同时他们还在株洲镇设立兵站，设置军需仓库，建立军医院和军妓院，大做其“皇风万里”、“武运长久”的美梦，妄图长期占领株洲。为了达到这一目的，1945年，日寇的策略有所改变：在城镇建立起维持会，使居民有一定的安全感，好为他们提供生活上的方便；对农村扫荡、抢劫也有些收敛，使农民得以按农时耕种，好为日军就近提供粮草。为了防范各类游击武装和“别动队”的袭击，保证株洲和铁路沿线的安全，1945年春，日寇还派出宪兵20多人，将会党大头目杨文熙“抓”来，授之以“长衡警备队长”及“和平救国军河东总队长”兼株洲“维持会长”等职务，要他为日寇维持市镇秩序、御防各自卫团队袭击、向老百姓派捐、征集“苦力”等。日寇缺乏某些日用物资，过去要靠下乡扫荡掠夺，这时，日寇利用沦陷时期食盐价昂，就用食盐兑换物资；他们需要“苦力”干活，过去靠抓夫派丁，这时用少量食盐，便可廉价招来。此时，我们一家的生活来源，已全部断绝，有田不能耕，有土无法种，只得挖野菜，喝淡汤，吃“红锅”，喝稀粥度日。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大哥只好上山打樵，用柴火去换取日寇的食盐，但我们送去两担柴火，仅能换回一小碗食盐。逼得没办法，有时只得去干“苦力”，替鬼子卸车搬货，挖防空洞，但劳累一天，也不过得三、四两食盐。
  在粤汉铁路修复到渌口以后，日寇凭着手中控制的食盐，依靠杨文熙的“维持”，向四乡征集枕木、招雇民夫，很快就组建成一支两百多人的养路队伍，为他们养护从易家湾至渌口的铁路，并协助日工兵架起了渌口大便桥。我有个堂兄原是铁路道班领工，为了每月挣得几斤食盐的“工资”，我跟随他参加了这支养路队。开始我在堂兄照顾下，当上了伙夫，后来他和另外两名工人错服解暑草药中毒而死。于是，我当上了养路工，每天在日寇枪兵看押下做苦役，日寇把我们叫“苦力”。招雇时，我们说每月发两斤食盐当“工资”，实际上从未发过。我们这些“苦力”的生活连鸡狗都不如，白天劳动量大，肚子经常吃不饱；晚上挤睡在一起，一个个都生满虱子、长满疥疮。有天，我向看押的鬼子讨治疮药膏，他竟给我搽上硫酸溶液，痛得我全身颤抖，患处立即长满流星泡，破皮流水。还有一次，日寇抓来了一个农民，怀疑他是“游击队”的密探，将他绑在屋柱上，扒掉上衣，先用皮带乱抽，然后放在太阳下曝晒。这农民上身血泡累累，伤痕斑斑，汗珠滚滚，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目睹这一切，我实在忍受不下去了，时刻想逃离这个地狱。那时正是夏天，我们驻扎在易家湾南边的一个山村里。有天深夜，看押我们的鬼子说有“游击队”要来破坏铁路，他们把我们统统叫醒集合，跟随他们一道上山，不准我们自由行动，其目的一是怕我们乘机逃跑，二是万一打起仗来，就把我们挡炮子。不久，我们开拨到渌口养路修桥，上有骄阳炙烤，下有高温熏蒸，我在工地晕倒了，鼻孔鲜血直流，幸亏几个同事把我送回株洲，找乡医抢救，我才免于一死，也才有机会脱离这个地狱。
  日寇为防止美蒋飞机的轰炸，在株洲七斗冲、秧田嘴、庆云山一带，挖了大批的山洞和工事，军需仓库分设在山洞里，空袭时，火车机车马上开进山洞，军需仓库分设在山洞。这些工事也都是凭藉少量食盐招雇廉价的“苦力”来完成的。
  4、投降后继续作恶
  株洲人民在水深火热中，日夜盼望抗战最后胜利，这一天终于盼来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那时，我母亲仍卧床不起。8月下旬一天，我上街为她去求医买药，在徐家桥口看到了一张用汉字夹杂着日文的大布告，大意是日寇就要无条件放下武器，听从遣返。我急于将此特大喜讯告知家人，高兴得连忙返回，然而当我刚过车站南端的铁路桥孔时，适逢一队日军从铁路上走下来，沿着株长驿道向石子头方向开去，有的鬼子牵着耕牛驮运东西，显然这是从农民那里抢来的。在日寇队伍从我身边快过完时，有个鬼子一手将我擒住，把他的行军包往我肩膀上一扣，要我当“苦力”，我当即据理怒斥，说他们既已无条件投降，这样抢牛抓夫是万万不能容忍的。鬼子兵竟不理睬。我呼天不应，求救无援，只好忍辱又当一次“苦力”。走到石子头时，日军头目宣布就地休息。这时，我间天发一次的疟疾发作了，一身畏寒怕冷，发高烧。他们仍然不放我。我腿酸身软跟不上队，鬼子竟边推边吼，强迫我前进。
  快到荷塘铺时，迎面遇到两个国民党官兵，我满以为可以有救了，便向那军官行了个礼，要求他出面干预，将我释放。那知这军官竟胆小如鼠，不理不睬而去！在戴家岭再次休息时，我渴得口里冒烟，要求给一口水喝，那个鬼子给我一个耳光，说我不该同那位国民党军官说话。过了戴家岭，一个挑箩筐的农民横路相遇，猝不及防，也被鬼子抓住当了“苦力”。来到一个地主大庄园面前，里面驻扎有国民党军队，槽门外两个哨兵，我只需跑几步，就可跑进这所庄园，但想到在荷塘铺的教训，我不敢轻举妄动，然而，那些国民党官兵，眼看着日寇押着“苦力”，大摇大摆从门前走过，竟不敢出来干涉，真不知这样的军队，有什么资格前来受降！
  黄昏时候来到龙头铺，日寇在怒目而视的当地人民面前，再不敢张牙舞爪了，一个个象过街老鼠。我顿时增加了反抗的勇气，便向乡亲们简单诉说了我被抓的经过和日寇的罪行。当时大家给我撑腰壮胆说：“你们还怕什么！甩掉背包站过来就是！”我和那个农民跨进了乡亲们的行列，鬼子只好拎起背包走了，我们终于得救了！从这里，我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也更增加了对国民党官兵的鄙视！
  抗日战争胜利了，日军无条件投降了，株洲人民的深重灾难应当宣告结束了！可是，事实并远非如此。日寇侵占株洲一年多，给株洲人民在各方面造成的创伤，一时还无法医治好。为强占胜利果实而来的国民党九十九军，直到9月19日才在傅家垅驻地受降。这天，他们在石子头四周戒严，不让老百姓通行。株洲的日军八十二旅团5个大队和驻醴陵的日军，则在保护之下集中到这里来缴械。鬼子放下武器回到指定的驻地后，受到生活上的优待；国民党的受降部队更以“有功之师”自居，强要老百姓“慰劳”他们。而受苦受难的株洲老百姓，从九死一生中活了下来，家破人亡，贫病交集，却无人过问！这真是极为鲜明的对比，也是对抗战胜利的莫大讽刺！
  抗战虽然结束了，人民的苦难却无终无了。就以我家来说吧！母亲还在床养伤，妹妹患上一身疥疮，孪生侄儿俩因缺奶多病，先后夭亡；人无缚鸡之力，家无隔夜之粮，此时此刻，正需我大哥来撑家糊口，然而，他得了伤寒病发高烧八、九天不退，一卧不起，因无钱求医买药而不治身亡！我患的疟疾还未痊愈，又患上急性转慢性的痢疾，躺床一年多，瘦成皮包骨！后来母亲也过早的离开了人世。传染病也在株洲流行。中间湾的晏四郎中本是著名中医，当时也患上无名病症而死，几天之内他一家数口即全部死绝！饥荒、瘟疫恶性发展，不久便蔓延成为全省性的“湘灾”。那时，当局口口声声呼吁“赈济湘灾”，但株洲的平民百姓却从未得到过半点“赈济”！
  回忆起日寇侵华期间，株洲人民的深重灾难，对比今天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无比幸福，我们真好比从地狱走向天堂！我希望此文能唤起人们既看到更加美好的将来，也不忘记上一代血泪斑斑的过去。更希望在今后的世世代代，象这样的悲惨历史永远不再重演，日本军国主义永远不再复活，中日人民架起的友谊之桥万古千秋！
  五 株洲迎解放的回忆
  1949年夏秋之间，在湖南省会长沙，刮起了一股争取湖南和平解放的好风。但直到7月下旬，长沙的国民党军政当局，究竟是接受和平谈判，以迎接解放？抑或通过战争，继续与人民为敌？局面尚未判然分晓。
  株洲地处长沙南边，系南北、东西铁路交通枢纽；在军事战略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6、7月间，株洲的社会情况是：谣言纷起，人心普遍浮动，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一方面，中共地下工作人员，通过各种关系和各种方式，努力做了许多向人民群众宣传解放，迎接解放的工作；而对立方面——国民党反动军、警、特及地方反动乡、保长等，也做了不少造谣欺骗的反宣传。当时，社会上进步的和觉醒的人虽然不少，但还来不及组成坚实的各行各业的地下革命群众团体，因此，也就不能制止惊惶败溃的反动阵营中某些顽固分子所作的拚死破坏。
  国民党的军队，在株洲布防的情况是：陈明仁所部，扼守在白石港以北；白崇禧军队，扼守在渌江以南。这两军在湘江西岸的布防，则是以株洲市对河渡口以北和以南，为各自的防区。至于株洲市区（此指当时的市区，即：南湖塘至老街——现在的解放街——新街至火车站、贺家土至白石港），陈、白两军，都无连以上建制的部队驻守。连以下的，有陈部留下的一个机关枪阵地，设在永利化工厂（厂址在贺家土靠河岸附近，即现在的株洲市麻纺厂上手不远。该厂解放后即不存在了）厂前。这个阵地，约有一个排的兵力防守。白崇禧部，则有几十名枪兵（不足一个连），驻在田心机车车辆厂厂内。这些枪兵的任务是：监督、威胁和压迫该厂工人拆卸机床设备，准备将该厂所有重要机器运往广西。该厂职工，在白崇禧军队枪杆胁迫下，则采取磨洋工方式，以作软性抵抗。此外，国民党反动派还留下零星的便衣特务，到处窥视，企图追捕、枪杀地下中共工作人员及革命进步人士。但是，革命的力量在这时是被吓唬不了的。明显的事例，便是地下中共工作人员和革命进步人士于各通衢大道的两旁墙壁上张贴了各种革命宣传品，如《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国共产党城市工商政策》、《中共株洲地下工作人员告地方伪乡、保乡及地方绅书》等等。虽然，有的宣传品被反革命分子撕毁了，有的被反动宣传品掩盖了，但是，很快，革命的宣传品又补贴上了；而反革命的宣传张贴物，一经发现，则被立即毁掉了。这样，在过往行人特别注目的徐家桥桥两头墙壁上，便形成了革命的布告和其他各种革命宣传品大量集中之处。
  7月下旬，株洲市区已成政治“真空”（此指国民党反动派伪乡政府和伪警局的负责人员已经星散、隐匿而言），而我人民解放军进抵浏阳柏嘉山（距株洲市区约七十华里）。当地下中共工作人员获悉这个兴奋可喜的确讯后，考虑到迎请解放军早日进入株洲，对阻截白崇禧军队把田心机车车辆厂和董家塅兵工厂（331厂的前身）的机器装车南运，对保护渌江大桥和白石港桥不被白崇禧和陈明仁的部队所炸毁，对防止白崇禧军队威胁、压迫株洲车站将火车头（约有十多个停在株洲车站）南开以及安定市区工商业生产和经营等，都是十分迫切的。于是，便派言铀同志化装去浏阳柏嘉山找解放军，找到后，将地下中共工作人员的上述意见和请求，当面向解放军首长陈述，并请给予工作指示和答复。言铀同志于7月26日上午步行前去，交言铀同志带去作为地下中共党员的凭证的，是一份地下中共湘潭城市工作委员会油印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修正党章》（这份党章，被折卷成一小砣，塞进言铀同志随身带去的一把油纸伞顶端用油布包扎的木蒂砣内——木蒂砣被用小刀挖空，使之能塞进这份党章）。言铀同志次日下午由柏嘉山带回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46军136师师长曾雍雅、政委李平联名给地下中共株洲负责人新雨同志的回信（原信摄影，另附）。信中指示：当前株洲方面迎接解放的工作，“主要是了解敌情及给野战军搞粮草，发动人民支援大军”。但未答复可否早日进军株洲的问题。因此，我偕同言铀同志复往浏阳柏嘉山亲自去见曾师长和李政委，意欲力请解放军领导同志早日派部队进入株洲。晚上在一三六师师部（扎在柏嘉山毛氏宗祠），曾、李两位领导同志，先是盘问我，你所知道的所属地下组织最上级领导人是谁？我答：“聂老板”（当时我只晓得“聂老板”是我的最上级领导人，至于“聂”是湖南地下党组织内哪一级领导，我并不晓得；更不晓得“聂”真实姓名是罗正坤。“聂老板”是罗正坤，我是在1951年冬才知道的。他是1944年冬随八路军359旅南下湖南时留下作党的地下工作的）。当时，我把“聂老板”的体型和外貌特征过细讲了一番，但曾、李两位左思右想，怎样也想不出“聂老板”是谁。接着，又盘问我：你所属地下党领导，对于党的地下工作者目前如何作好准备工作，以迎接解放大军，顺利进入新区作战，有哪些具体指示？指示是由哪一级发下来的？我答：我们湘潭（株洲镇属湘潭县）的地下工作者，根据中共中央华南局四月份的指示，目前应全力抓紧护粮、护厂、护路（主要是铁路）、护市、护校的“五护”工作；这个指示是由“聂老板”去香港中共华南局开会回来后，于5月中在湘潭县城传达给我们的。再盘问：党的湖南组织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北伐大革命时期）的领导人有哪几位和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的领导人又是哪几位？我有些答出来，有些却答不出来（主要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党在湖南地区的领导人答不出来）。最后，曾、李两位负责同志才过细审看了我带交的株洲地区的详细地图；还询问了白崇禧军队和陈明仁部队的兵力及布防位置等。谈话至此告一段落，夜已深了，便派同志安排我和言铀同志歇宿。次晨，曾、李带我去另一间房子，介绍我和政治部谢主任（忘其名）认识，并交谈一会。早餐后，曾、李两位负责同志才正式答复我请求派部队进入株洲的问题。他俩说：解放军各部进入哪个城市的问题，应服从整个战略决定。目前，他俩不能答复能否派部队进入株洲的问题，但可在一两日内先派遣侦察人员到株洲一带侦察。说完，即叫来了李连长（忘其名，河北人，年约二十多岁），介绍与我认识；并告诉我，将派李连长率战士去株洲侦察，故先让我们相认。随即，我和师领导同志一一握手告辞。师部早已派有两位解放军战士护送，并备好了四匹战马。这两名战士同志请我和言铀同志上马，四骑向株洲方向驰行，驰抵龙头铺，我与言铀同志即下马，将马匹交还两名战士带返师部；又与这两名战士握别，步行返回株洲。
  7月30日，李连长率领战士18人骑马从驻地驰来株洲侦察。他们在驰抵龙头铺后，却未走老驿道经荷塘铺直抵株洲（以致我派在荷塘铺守候接应的同志，空等候了两个上午），而是由龙头铺走另路绕至田心机车车辆厂厂区后面，再从白石港上游，沿港南岸顺港驰下，横过铁路到达永利化工厂厂前不远，幸亏铁路上扳道工人的指引，才迅即折转，驰进车站，又驰经新街到老街。当解放军进入市区，早有人赶紧报知我（我这几日，都守侯在新街、老街一带）。当我赶到徐家桥桥头，李连长等正在桥头附近巡望。李见我到了，却笑着说：“你迟到了。”这时，已是下午1时左右，新街、老街一带，行人稀少，我陪同李连长在沿江巡视了一番，共同登上望江楼（老街码头上手）。李连长用望远镜瞭望对岸渡口敌军（陈明仁所部的一个团）动态，瞭望良久，被隔江敌军发觉，敌兵当即从隔岸向我们放枪，李连长却未回枪射击，仍和我从容瞭望，对岸也没有再度放枪。又好久，李连长和我下楼，到了徐家桥头，才握手依依分别。
  8月3日，国民党湖南省程潜主席和长沙驻军将领陈明仁率政军人员宣布起义，长沙和平解放，消息很快传来。株洲地区人民群众闻讯后，奔走相告，人人异常喜悦和兴奋。8月3日，接管湘潭的南下工作团来株洲，袁福清同志也以“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沙地区军事管制委员会株洲分会”株洲军管分会主任的身份，来到株洲。护送他们来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1个连，至此，株洲地区（渌江以北至长沙，湘江以东至浏、醴边界）才没有公开背枪的敌人。
  8月4～6日，中共湘潭县委负责人杨第甫、刘旭、徐多礼等同志，先后由浏阳步行抵株；株洲区委负责人胡维新等同志亦随到。8月12日，胡维新同志奉命组成“湘潭县株洲区人民政府”，出示布告（区长衔署胡维新、副区长衔署李夫—9月上旬，副区长改由我担任）；安民、安秩序、保护工农业生产和市场商业经营等。至此，株洲地区，新生的红色政权——人民政府，成立起来了。
  但直至8月21日，株洲西岸，上至三门，下至空灵岸迄马家河，都还常有国民党反动地方匪军出没，甚至公然盘踞。中共湘潭县委为安定地方革命秩序，决定首先消灭成股匪军，经与解放军四十六军商量，由四十六军某部左部长（忘其名，天津人）率领驻株洲的一个团，由我作向导，从株洲东岸过河至西岸，走伞铺垅进抵石塘山，清剿国民党反动地方武装罗湘准股匪（有130多人和枪）。当我团到达石塘山山脚时，正值张兴瑞、罗立洲派韩银喜、王人爵俩同志在路旁袁家屋场等候我们部队到来。他俩告知我们：他们是奉县委指示，来劝说罗湘准向革命投诚的，已和罗湘准联系，罗已同意投诚，改编为我地方人民政府所属武装。当即，他俩打发人上山去，叫罗湘准下山来商谈投诚事宜。去的人不到二十分钟返回来说，罗湘准马上就亲自下山，接受投诚改编。谁知我们在山下把部队摆好阵势，等候罗率部下山投诚，等了约半个小时，山上还是没有动静。我们揣测罗匪有变卦。于是，左部长便下令部队从两侧登山进剿；等到我部登上山顶，罗匪率部从后山早已逃跑得无影无踪了。这样，这次解放军四十六军为湘潭、株洲地方人民剿匪，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而只是起了驱逐匪帮的作用。
  此后，株洲地区，包括东西两岸开阔地带，革命秩序更加安定，加以南线衡山至衡阳，不断传来人民解放军的捷报，因此株洲驻军解放军四十六军政治部、株洲区人民政府，联合各界有声望的人士开会商讨株洲人民欢迎和庆祝解放的事宜。各界与会人士一致决定：订于8月26日，举行欢迎和庆祝株洲地区解放的大会。是日，各界人民：铁路工人和各厂工人、手工业作坊工人、商人和市民、各个乡、保（当时尚未来得及改）的农民，以及驻军和地方干部等，都踊跃地热烈地参加了欢庆大会。大会会场设在新街过去不远的一处空坪（即现铁一小操坪），会场向南一边，扎有主席台，会场四周，悬挂许多鲜红的旗帜。参加大会的人群，从各个方面涌来会场，人群大都列成队伍。有的队伍中的人手执小红旗，高呼迎解口号行进；有的队伍，则一路扭着秧歌而来。会场鞭炮齐鸣，响声不绝。从傍晚开始，人群逐渐进入会场，至晚8时左右，会场人群已十分拥护，欢庆大会才开始。首先，由驻军解放军四十六军政治部王主任作了较长的讲话，接着，由我代表株洲区人民政府讲话。还有工人代表和农民代表（工、农代表的姓名，记不起来）也都登台讲了话。大会到九时半宣布散会。大会气氛从始至终，是热烈和欢腾的。株洲地区人民，除这次集中地隆重地用大会形式表示欢迎和庆祝解放以外，从8月初至9月底，由于二野、四野几十万解放大军过境，气候较往年这段时期特别炎热，因此，群众都从未间断过烧茶送水，把茶水桶摆在路旁和门前，以备解放军战士喝饮解渴。有的群众，还殷勒地邀请解放军战士到自己家里歇息喝茶。还在8月初，解放大军开始行经荷塘铺一带的驿道时，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及革命进步人士，就发动群众家家户户烧茶水，摆茶桶。株洲地区人民群众欢迎人民解放军之热忱，也可以概见了。
  六 株洲解放和新政权的建立
  南下经过
  1949年初，我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北方大片土地，正以排山倒海之势直抵长江北岸，蒋家王朝摇摇欲坠。为配合全国的解放，北方老解放区奉命组织南下工作团，随军南下，建立新区革命政权。
  当时我在山西省五台县二区任区长。2月底，我去县委接受新的任务。县委组织部干事金川告诉我，县委决定抽调你参加南下工作团。对此，我早有思想准备。1948年2月，五台县抽调第一批干部进入大别山时，我就准备南下，只因出发前母亲逝世，没有走成。这次南下，便欣然应允。回家作了安排后，我就急忙返县报到。
  南下工作团以县为单位成立中队。一个中队负责接管一个县。中队下设班，一个班接管一个区。我们中队共有90人。
  3月1日，我们奉命出发，到河北石家庄待命。在石家庄，我们换了装，每人发一套兰灰色干部服和一双胶底青布力士鞋。一切行动军事化，生活实行供给制。当时我们住在城郊老百姓家里，中队负责人李同纲同志经常给我们讲形势。临行前，他告诉大家，我们中队到湖南岳阳县。并宣布我为四区区长。
  5月上旬，我们到达河南巩县。在巩县，南下工作团的人员作了调整，我被调到湖南湘阴县（华国锋同志所在中队）。与我同时调进的有山西玉泉县的侯锡义、伍银娄、王广胜（不知何地人）等7人，组成一个班。
  南京解放后，解放军源源不断向南推进，6月上旬我们随军进入南京。6月的江南，气候渐渐炎热，我们这些北方同志感到很不适应，一天冲几次澡。开始我们这些山区农村同志，连自来水龙头都不知道开关。记得一位同志睡前洗了澡，水龙头没有关，结果水流遍地，我们的地铺浸得透湿。
  6月下旬，我们乘轮船来到武汉。当时国民党军队虽然节节败退，但经常派遣飞机沿江轰炸。一路上我们乘坐的轮船为了防空，都是白天隐蔽，晚上航行。
  到武汉后，我又被调到湘潭县这个中队。县长是杨第甫，县委书记是刘旭。我被任命为一区区长，刘真志为区委书记，李夫为副区长，李治华为组织委员，李守绪为宣传委员，侯德显为派出所干事，杨兴纶为财粮干事。区委、区政府的人员都是临时从各队抽调组成的，以前互不相识，连县长杨第甫我也没见过。
  当时我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区班子成员都是第一次见面，互不了解。大部分同志不习惯南方生活，个别同志思想动摇，擅自离队返乡。要带好这支队伍到新区开展工作，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进入株洲
  7月18日，我军解放平江，并建立了新政权，我们随即进入平江。
  此时，湖南省主席程潜和长沙警备区司令陈明仁正准备和平起义，而盘踞在衡阳的白崇禧则加紧对长沙控制，并在衡宝一线部署重兵，构筑工事，企图破坏湖南和平解放，阻止我军向西南进军。我四野46军绕过长沙，解放株洲，直通衡阳。
  我们在平江停留了约1个星期，杨第甫派我和李夫、王守恩等同志进株洲打前站，军管会株洲办事处主任袁福清率解放军一个排随我们一起出发。7月28日我们离开平江县城，7月31日早晨6点多钟，我们从余清源老家上铁路进入株洲车站。
  战时的株洲站冷冷清清，空无一人，铁道上停着火车皮，没有列车通过。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宣传，附近群众大多数已经外逃，我们只在车站出站口上看到一个卖油粑粑的人。我们穿过铁路进入株洲镇。镇内家家关门闭户，除了驻军，街上空无一人，萧条至极。在建宁正街，我们遇到几位解放军同志，袁福清前去联系，得知是刚进入株洲的46军。当天夜晚我们住在旧株洲乡警察所。警察所设在南湖街河边。我们劳累了几天，非常疲倦，一到驻地，就呼呼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我们着手进行大队进入的各项准备工作。三天以后，大队全体人员进驻株洲。
  当时的株洲古镇，只有一条东西正街和南湖街，街道为麻石铺成，两边是中国传统建筑，最高不过二层楼。从徐家桥到火车站，没有街道，一条土路两边稀稀拉拉地错落着几幢木板房，车站附近有几家私人旅馆，也是陈旧的木板房。
  筹粮支前
  我们进入株洲后，解放株洲的46军开始向南推进。其他南下作战的大部队正源源不断地路过株洲。此时，湘潭、长沙、衡阳均未解放，准备进驻衡阳、湘潭的南下工作队也集中到了株洲，每天需要供应万斤以上的粮食。为此我们首先成立筹粮支前指挥部，开展筹粮支前。
  当时，株洲镇东西两头各有一家米厂，东头米厂老板姓张，西头米厂老板姓凌，人都已出走。但凭这两家米厂的存粮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大量的粮食只能是下乡筹集。
  解放时的株洲是乡级建制，隶属湘潭县，辖33个保。南至董家塅、北至易家湾、东临醴陵县、西靠湘江。城镇虽不繁华，但地理位置重要，社会关系复杂。镇南董家塅是国民党、三青团乡分部所在地，易家湾和对河藕灵乡经常有土匪出没，株洲有名的大土匪头子罗亚夫的老巢就在易家湾。加之株洲解放才几天，区人民政府还未挂牌，南面白崇禧部又疯狂叫嚣反攻长沙，不少群众有惧怕心理，还未返回家园。我们都是山西人，与群众语言不通，不了解民情风俗，开展工作时困难很大。为此，我们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在人民政权建立初期，基层乡村，暂时利用旧保甲长协助工作。
  8月3日，我们通过当地进步人士将镇内4个保长召集到凌家米厂开会，布置筹粮任务。会议开始不久，突然国民党军队的飞机飞临株洲上空，到会人员一阵骚乱，有人想跑，见此情况我立即将大门堵住，奉告大家千万不可外出暴露目标，否则将会遭到飞机扫射和轰炸。飞机在空中盘旋了一阵，把几枚炸弹扔到湘江河里走了。大家松了一口气，会议继续进行。
  会后，区政府人员也分片下乡筹粮。区委书记刘真志负责董家塅一带，组织委员李治华负责易家湾一带，副区长李夫负责一片（具体地点记不清了），我负责区政府附近及河西藕灵乡。河西园艺场当时是藕灵乡的一部分，解放前是土匪经常出没的地方，但自区工作队进驻藕灵乡后，加上大军压境，土匪活动有所收敛。为防不测，我和通讯员各带一支手枪，过河后枪都是顶上火的，但没遇到土匪。
  由李志华同志带队下乡的筹粮组在易家湾附近却遭到了土匪的袭击。同志们被迫还击，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被堵回来了。为防止土匪的骚扰，我们请求驻军帮忙，得到了部队首长的支持。此后下乡筹粮，每组都配有3至5个解放军负责护卫。
  各地征来的粮食都由各保用人力土车送到米厂，交支前委员会管理，部队的军粮直接到米厂领取。在部队、地下党和进步人士的配合下，我们顺利完成了筹粮任务。每天筹粮近万斤，保证了部队的需要。
  接管旧政权
  8月8日，区人民政府在旧乡公所驻地（大胜街）正式挂牌，宣告湘潭县株洲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湖南省湘潭县株洲区人民政府”的大牌子是副区长李夫同志写的。我任区长，其他领导成员和工作班子是按在武汉定的名单宣布。
  我们进株洲时，旧乡公所的人员已都跑光，区政府成立后，未离开株洲的部分旧职人员在我政策的感化下，通过株洲的进步人士叶炳吾等做工作陆续归来，被区人民政府留用。第一个归来的是代乡长胡维，随后还有旧乡公所户籍干事张福益等人。胡维和他的手下部分人员向接管委员会移交了旧乡公所的部分财物档案。旧政权的接收工作主要由军管会办事处主任袁福清同志负责。由区政府直接接管的东西不多，我们仅接受了旧乡公所的一些积谷。会党头目杨文熙的老婆交来的4、5支枪，是区武装大队长王富恒同志办理的。旧乡长邱岳归来时，其武器、人员都是由接管委员会接管的，所缴的武器全部上交湘潭县人民政府。
  迎接新的战斗
  湖南和平解放后，国民党白崇禧部队退守广西，株洲已是后方，一切工作进入正常。9月，县人民政府对原行政区划作了调整，河西藕灵区并入株洲区（一区）。罗立洲、罗传卫等同志就是并区后相继从藕灵乡来株洲的。
  1949年冬，一批革大、建设学院的学生分配到株洲。不久，李夫同志调动工作，廖新雨同志接任副区长。后来廖新雨同志又调走，韩瑾行同志任副区长。之后，我改任区委书记，韩任区长，张犀文任区委副书记。这段时间，区政府的中心工作是清匪反霸和民主建政。公审大土匪头子罗亚夫时是我担任审判长。
  为全面适应土地改革的需要，1950下半年，株洲改为镇，和一区分开。一区政府由株洲迁到霞湾，我任一区区委书记，李守绪任区长，言铀同志也留在一区。株洲镇由张犀文任书记，韩瑾行任镇长，余清源当秘书。
  土地改革运动开展后，我参加土改工作队下乡土改去了。1951年6月我调离株洲，到长沙工作。
  七 捧檄归来过株洲
  我们在黄花市待了一天，第三天去株洲。我因为受伤了，不能走，坐的是滑杆。到了株洲，第一个以党员身份来与我们见面的是廖新雨同志。
  1949年8月3日黄昏时，我们进入株洲。
  株洲当时还只是一个六、七千人的集镇，属湘潭县，是乡公所所在地，也是粤汉铁路、浙赣铁路的交叉点。镇子不大，地当要冲，附近有渌口铁路桥，有田心车辆厂等。因此，省委要我们先进入株洲，做好大军南下衡阳的后方准备工作，并由长沙市军管会交通接管部部长袁福清（后任交通厅长）接管工厂和株洲车站。8月4日下午1时左右，廖新雨来找我，自我介绍是株洲地下党的负责人，带来了株洲田心车辆厂的资料。我要他找湘潭地下党负责同志来和我们共商接管问题，他接受这个任务后，急急忙忙走了。
  廖新雨是湘潭人，当时只有二十六、七岁。其伯父廖毅庚是王闿运的弟子，为一颇有名望的经史典籍教师。他在青年时受伯父熏陶，具有一定的文史知识基础。又经地下党的培养教育，对党的事业忠诚积极。1948年冬，他结识了进步人士叶镜吾（解放后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及其堂弟叶炳吾（解放后任株洲市工商联主任，现为株洲市政协委员），他们都拥护共产党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主张。因此，湘潭县城市工委决定派他来株洲，利用叶氏兄弟的关系，以教小学作掩护，开展地下党工作，做好迎解准备。廖新雨在株洲不到半年时间，发展了党员，团结了一些进步人士，进行了社会调查，发动工人进行护厂斗争，并组织了一次武装保护白石港桥梁的战斗。他保存了株洲大小工厂的资料，都交给了袁福清。其中有日本赔偿我国的机器160多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援助我国的机器300多台。这500多台机器的技术资料，都是廖新雨完整地保存交出来的。
  廖新雨去湘潭后，当天晚上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陈明仁部队一个团，不愿随陈明仁起义，拖枪向衡阳逃跑，扬言要进攻株洲。当时袁福清代表军管会召开会议商量，有的同志认为我们只有一个连，而且保护着百多干部队伍，敌人是一个团的正规部队，力量悬殊太大，不能打，只能撤离株洲，以避其锋。当时我因事迟到，等我到时，撤离的意见占了上风。袁福清已要大家整理行装。我走进门就大声喊：“走不得！”我说：“大家都是北方来的，南腔北调，人地生疏，一撤到乡下，老百姓还不了解我们，不会理睬我们的。另外，如果我们一心想撤走，人心涣散，敌人一个冲击，我们就会被冲垮。我们为什么要走呢？我们有一个连的兵力做防御准备，还有百多名有武装斗争经验的干部，敌人如来袭击，我们沉着应战，坚守待援，只要枪一打响，附近的解放军就会来支援我们。何况敌人不知我们虚实，他是惊弓之鸟，漏网之鱼，我们是得胜之师，不是我们怕他，而是他怕我们，只要我们沉着应战，敌人可能不敢惹我们而溜过去。”部队的连长和指导员都同意这个分析，认为还是不走为好，结果决定不走。那天晚上，我们没有睡觉，严阵以待。那支逃窜的国民党部队，由于不明虚实，绕过株洲，悄悄地溜过去了。如果我们当时撤离株洲，这个镇就会被乘虚而入的匪军抢劫一空；如果我们迟一天到株洲，这个镇也可能遭到逃兵的蹂躏。通过这一事件，我深深地感到，省委要我们先接管株洲是完全正确的。
  八月六日，廖新雨从湘潭带了张犀文（湘潭县城市工委书记）来株洲，带来了县工委的介绍信，要他向我们汇报湘潭县委和城市工委迎解准备工作情况。听了汇报，我们认为，应该尽快去接管湘潭，但先要请示省委。于是，就派县委委员、县公安局长徐多礼和张犀文一道去长沙，向省委请示汇报。
  我们就在株洲一方面组织成立株洲区的工作，一方面把县、市合并后的干部进行重新安排：原市委书记刘祥庆回地委另行安排，原市委组织部长马壮昆任湘潭城关区区委书记，参加县委。其他干部统一安排到湘潭县各部门工作。县委还作出决定：各区都要有一名地下党的同志担任区委副书记或区长、副区长。记得湘潭县接管后，杨恺（地下城市工委组织委员）任城关区副区长，李如春任易俗河区区长，欧阳耀荣任石潭区副区长等。我们还把株洲乡扩大建立为湘潭县第一区，区委书记是刘真志，区长是胡维新，李夫和廖新雨为副区长。第一区人民政府设在原乡公所里面，并接收了13条旧枪和几张桌椅板凳。对各保甲长都暂时不动，利用他们筹粮支前。
  省委听了徐多礼和张犀文的汇报，来电话通知我们去湘潭。我要廖新雨到车站找车。当时车站副站长知道廖是株洲地下党的负责人，廖告诉他，我们是南下大军派去接管湘潭的。这位副站长就给我们调了1个车头、2个车皮专程送我们去湘潭。同我们一道到株洲的那个连队派了一个加强排护送我们。火车到湘潭已是夜间了。我们从板塘铺坐划子过湘江，护送的部队在河岸上架起机关枪、迫击炮掩护。船到中流，我用手划着河水，有着一种特殊的亲切感，故乡啊，故乡！我离别你十年了。十年前被通缉出走，十年后捧檄归来。如今毛主席号召我们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任务即将实现，怎不教人欢欣鼓舞呢！我情不自禁地掬一口清凉的河水润喉，叩舷而歌，吟成一首《清平乐》：
  我因肠热，踏遍关山月。心逐江涛天地阔，点点乡情泯灭。
  凭栏满目凄凉，涛声如诉衷肠。笑向迎来父老，河山正换新妆。
  八 忆解放前夕的株洲乡公所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在家乡白马垅一带私塾任教。1946年2月，同学程都凯跑到我家，对我说：“发强兄，恕我直言，你为人忠厚，家境贫寒，博学多才，教书有什么搞手啰，不如找点别的事做，我有个堂兄叫程达政，在昭阳乡公所当乡长，如果你愿意去，我可介绍到他那里工作。”经程都凯的介绍，我于1946年3月，辞去了私塾教席，到了湘潭县昭阳乡公所担任雇员，负责缮案、收发、鉴印等工作。当时昭阳乡是湘潭县的一个小乡，由程达政担任乡长，民政、经济、警卫、文化等股各设干事1人，户籍室、庶务室设干事若干人。
  1947年3月，湘潭县为缩小地方经费开支，扩并乡镇，将原白关乡、昭阳乡、株洲镇两乡一镇改为株洲乡，管辖33个保，原株洲镇辖1至4保，原白关乡辖5至18保，原昭阳乡辖19至33保，所辖范围是：东至五里墩，南至董家塅，西至湘潭河东板塘铺，北至易家湾暮云市。当时株洲乡公所设在老街南湖塘资福寺，后因大水所浸搬至大胜岭万寿宫。乡长由县府委派程达政担任，副乡长是原株洲镇长汪阶澄，白关乡长聂汉卿担任。由于株洲历系交通枢纽，过境部队频繁，而程乡长乃一介儒生，不能胜此重任，县府有见及此，曾多次准备易人。
  本来乡镇长易人，需经民众选举。1948年上半年的一天，我在收发室突然接到县府一纸命令，原文是：“株洲乡乡长程达政应予免职，遗缺派退役军官邱岳接任，此令。”就这样程达政被免去乡长职务，而邱岳破例被县府指派为株洲乡公所乡长。邱岳毕业于国民党中央军校，曾代理过炮兵团团长，抗日战争胜利后退役，纯属一介武夫。他接任乡公所后，立即组织了一个乡自卫大队，隶属县国民兵团领导，自己兼大队长。乡公所下设四股三室，即民政股、经济股，警务股、文化股、户籍室、收发室、庶务室。民政股主任由邹小鲁担任，经济股主任先后由漆德明、晏纪常、杨发强担任，警卫股主任由刘文淼担任，文化股主任先后由易善初、郭汉奎、胡维担任，户籍室主任先后由郝先辉、邱大容担任，收发室收发先后由王友儒、王庆儒担任，庶务室主任先后由凌荫生、严有余担任。原乡镇各项经费是向地方统筹的，1948年改由田粮处拨给实物，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重头轻足，乡镇扩并虽大，人员很少增加，办事效率不高；官僚腐化，层出不穷，国计民生，置之度外，加之党团摩擦，政治日非，国势将倾，俨同累卵。
  1948年底，经济股主任晏纪常辞职，我接充经济股主任职务。1949年上半年，前方战事吃紧，株洲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长江以北，院校学生，军队伤员，纷纷南撤。车经株洲站，需要供应茶水，有时还要安排餐宿。我记得有一天，一列满载伤兵的火车，停在株洲火车站，有两个扶了拐杖的人来所，一见面我就认出他叫冯植，是交警中队长。此人过去曾在乡公所搞过事，他对我说：今天上峰要我负责转运一批伤员到衡阳、广州方面去，现在停在车站，请你想个办法，给他们开一餐饭。不然的话，他们一下车，要的要，抢的抢，株洲就会搞得一团糟。那时，邱岳不在家，我想：如果这些伤员吃不到饭而下车，那就不得了。我只好独自主张，派警沿街募集食物。饭后开车而去，株洲得以清平。此事，各界甚感。
  7月中旬，解放军大军进入湖南，由浏阳直插株洲，形成包围长沙之势。驻守在株洲的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一个团企图负隅顽抗，在街中设立路障，修筑工事，形势非常紧张，部队供应浩繁，无法应付。7月24日晚上，邱岳在万寿宫乡公所会议室召开紧急应变会，出席会议的有全所职员及在株各单位负责人，还邀请了部分地方绅士王惠安、高一知、杨荫棠等人参加。会上邱岳讲话，大意是解放军渡江南下后，直指湘、粤、桂各省。株洲地处军事要冲，境内既有国军，还有零星武装土匪，如解放军进湘，势必先取株洲，我无力应付。听说我省程潜（颂公）主席，虽有意和平解放，但无明文指示。我想将乡公所和自卫大队人枪撤往河西乡下，暂避一时，以免发生冲突。我和胡维当即提出，乡公所是一个地方行政机关，流亡在外，不是办法，生活所需各项，无法筹措，不管乡政府过不过河，我们不过河。邹小鲁亦表示不去。当时为去留问题，争论不休。我的思想，虽有矛盾，但自认为，我系学生出身，家又贫寒，虽是旧职员，但没有做危害人民的事，从政清廉，仅糊其口。同时经常收到地下党邮来的宣传品，知道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宽大为怀之精神，我不走之原因亦在此。会议讨论到最后，邱岳决定把乡公所留下来，由胡维暂代理乡长。他率自卫大队过河，警卫主任兼自卫大队副队长刘文淼随队行动，所内各项文件，户籍表册，全部用船转移到霞湾上坡，放到十里长冲石门洞蒋氏宗祠内（现郊区石门）。此地较为安静，由我负责保管，严有余协助。
  7月27日，邱岳率领自卫大队过河。随同过河的有警卫主任刘文淼，户籍室主任邱大容，干事但鹏飞、张福益、邱奇俊等人。不久，省政府程潜主席发出湖南和平解放的通电。
  8月3日，株洲解放，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工农翻身，重见天日。
  8月5日上午，我正在家里休息，所内邱玉书到我家，对我说：株洲已经解放，区人民政府正式接管了乡公所，要我随同他一道来到株洲报到。他还告诉我，共产党好，共产党对旧军政人员的政策是既往不咎，迟报到不如早报到好。在他的规劝下，我只好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情，一道来到株洲区人民政府。区长胡维新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要我次日将转移的文卷运回株洲，放置在区政府前楼。在未办理移交之前，临时安排我在支前委员会协助工作，负责筹集粮、柴、草供应南下部队。
  8月10日左右，邱岳派回一兵，送信给胡维。信的大意是：去河西的自卫大队，在外给养困难，无地筹措供给，当地还有人想打他的枪支主意，想回来又不知怎样回来，问胡维怎么办？胡维即将此信转告胡区长，胡区长感到事关重大，旋与胡维一道报告了军管会办事处袁主任和左部长，随后胡维给邱岳写了一封回信，同时还随信付去了几捆宣传品。信去不久，张福益、邱奇俊、但鹏飞等6人先行从河西回到区政府报到。
  8月15日，邱岳按指定日期率全部人枪回株，向区政府投诚。邱岳率队回株后，驻扎在大胜岭河街一个米厂内。我即忙于移交，将钱粮财赋、枪支弹药，分门别类，逐一造具详细清册，移交区政府接收，并有军管会办事处赵教导员在场监证。至此，我的旧生活告一段落。
  移交后，我被留下，安排在易家湾仓库工作，征收秋粮。1950年4月，仓库奉令结束，我被保送湘北建设学院学习，分在第十大队。由于我胆小怕事，一切都不习惯，加之身患疟疾，乃请假回乡治疗，蒙照准并发给证明。谁料久病未痊，遂脱离组织，在乡劳动约三十年。
  九 我在株洲解放时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随逃难人流从贵阳返回湖南。我原先工作过的国民党军政部第三纺织厂（厂址衡阳黎家坪）西迁，只好在长沙九丰钱庄帮工。1949年5月九丰钱庄倒闭，我第二次失业，长沙谋生无着，不得已回到湘潭县株洲乡二十五保油麻冲（现为湘潭市昭山乡马安村新坝组）老家。由于家境贫寒，兄弟较多，我携眷回乡后，一时无处栖身，就租赁同村枫梓冲谭金生家的住房一间暂时居住，每天节衣缩食，艰难维持生计。
  枫梓冲毗连长沙县嵩北乡，当时嵩北乡复兴庵中学有位叫皮世高的老师是中共地下党员，他领导的复兴支部在我们一带山区十分活跃，并在我地发展了朱运湘、刘金万、陈玉林、程罗生、谭汉兴、谭斌等人入党，成立了油麻冲党小组。他们也经常聚会，讨论时政，散发传单，秘密进行迎接解放的准备。这些同志都是我小时的好友，相互较为了解。因此也经常给我讲些时事，传些消息，要我为迎接解放出力。与此同时，株洲乡公所自卫大队第三中队附兼二十一保保长胡文广听说我回家，也常来座谈，并把我回家的情况告诉了株洲乡乡长邱岳。邱与我过去同为杨耿堂老师的学生，虽多年来未曾谋面，但彼此也很熟悉。凑巧当时乡公所文化股主任另有他就，邱便由胡文广带信给我，要我出任文化股主任。我自1946年长沙光复之后，宁愿街头卖字，代人帮贸，也不愿求人引荐担任公职，此时要我担任文化股主任，心里实在有所不愿。但一时不好明言，只好托胡文广转告邱岳：“谢谢他的好意，我才疏学浅，当不了文化主任，请他另请高明。”谁知自此以后，胡文广来得更勤了，三两天来一次，连哄带劝，大有非去不可之势。这样一来，使得地下党的同志工作很不安全。为了使双方不发生冲突，我决定自己去株洲当面同邱岳讲清。7月2日，我来株洲镇乡公所所在地——徐家桥大胜岭万寿宫（原江西会馆），邱岳很客气地接待了我，要我无论如何帮他一段时间的忙，并表示什么事都好说，就是不让我离开株洲。我看事情已无回旋余地，只好答应留在株洲。
  这时，解放大军已进入湖南境内，关于湖南将要和平解放的传闻越来越多，社会上各种谣言纷纷出笼，人心普遍浮动。7月24日晚上，邱岳在乡公所楼上会议室里，主持召开紧急应变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乡公所民政股主任邹小鲁、经济股主任杨发强、警卫股主任刘文淼、文化股主任胡维、户籍室主任邱大容和乡公所干事鹏飞、张福益、邱奇俊、严有余等。以及自卫队三个中队的队长、队副，还邀请了部分地方绅士和知名人士参加。会上邱岳发表讲话，大意是：最近解放军渡江南下，直指湘粤桂各省。株洲地处要冲，境内既有国军，还有零星武装土匪，如解放军靖湘，势必先取株洲，我乡自卫大队无论哪一方都无力应付。日前我在长沙，听说颂公（程潜）有意和平解放湖南，但至今没有接到明文指示。在这非常时期，我想将乡公所和自卫大队人枪撤往河西乡下暂避锋芒，以免发生直接冲突。这个办法是否妥当，请各位发表看法。大概是邱岳平时好主观武断，喜欢个人说了算，他讲话之后，好久无人吭声，我因新来不久，无所顾忌，便打破僵局，提了两点意见。我说：“第一，乡公所是一级基层政府，不能离开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到外面去流亡。至于自卫大队过不过河，我无异议。第二，我来乡公所本是作客，承蒙乡长及各位厚爱，要我任文化股主任，不管乡公所过不过河，但我个人决不过河。”我发言之后，杨发强、邹小鲁相继发言，也提不愿随队过河。这一来，会上议论的人就多了，大都主张乡公所不要过河，认为全所文件、户籍、表册有几担，带着过河太累赘，也无需过河。最后，邱岳发言说：“既然四股一室有三个主任提出不愿过河，就把乡公所留下来。但警卫主任兼自卫大队队附刘文淼必须随队行动，户籍主任邱大容善办公文，干事张福益、邱奇俊、但鹏飞年轻力壮，也要随队行动。文件、户籍、表册由杨发强保管，派严有余协助。”接着邱又说：“乡公所留下来后，必须有人代理主持乡政，你们看谁来主持？”这时有人提出要我来代理乡长，我坚决不同意，并提出邹小鲁主任是老乡政人员，又当过昭阳乡乡长，由他代理最为合适。邱岳感到代理乡长一事，暂时难以定夺，便决定代理人选以后再说，旋即宣布会议结束。
  7月27日早晨。晨曦初露，我便穿衣下楼，只见乡公所屋内空空，连门岗也撤了。整个株洲镇上只听鸟鸣，不闻人声。过去那种热闹气氛，一夜之间全不见了。我正在踌躇，邱岳汗流满面地跑来，连称抱歉，说是时间仓促，没有事先商量，现在自卫大队已经过河，要我暂时代理主持乡政，并把乡公所的印鉴交给我。我不肯接，要他交邹小鲁主任。他说鲁公早已离去，你要谅他年老体弱，不要推辞。我说：“原来你苦苦把我留住，是要我作你的替罪羊。”他说：“请看在杨老师的面上，你就接了吧。”说完便匆匆离去。刚走几步又特别嘱咐我要加强同杨发强联系，慎重保管好文件和乡存粮食。
  自卫大队过河后，我在乡公所转了一圈，看到株洲已成空城。我想留在乡公所已毫无意义，也就于当天离开株洲，赶到杨发强家里，杨发强早在应变会议之后，就护送文件、户籍回到了乡下。我在杨发强家里住了几天，一道去十里长冲石门洞看了存放的文件，又到道仙庙看了存粮，并告诉看守人员，乡自卫大队虽然撤走，但乡公所没有离开，大家要尽职尽责，将文件和存粮看管好，我们会经常来查问的。这些事情忙完之后，我才回到家里。
  那些天，我的心情确实不安，总担心株洲城空，切莫发生火盗和其他突发事故。因此，我几次打发报亭子的堂妹夫宋海秋，趁做生意到株洲镇上察看情况，当他告诉我株洲情况依然如故时，我才稍微放下心来。
  8月3日午饭后，我正在家里休息，对门陈玉林（地下党员）来到我家，告诉我解放军先头部队已到嵩北乡，正向株洲进发，问我怎么办，我说马上就去株洲。老实说，当时我嘴上答得干脆，心里还是有些恐慌。虽然认为自己没有干过什么坏事，但毕竟在旧军政基层单位工作过，不晓得解放军会对我怎么样。然而想到乡公所的印鉴在身，自己应该主动投到。于是我不顾妻儿亲友的劝阻，怀着惶恐忐忑的心情奔赴株洲。由于动身太晚，一路上很少见到行人。我这个人向来怕走夜路，在这政局不定的非常时期，心里更加害怕。因此傍晚到达田心时，就找一家小店住了下来，直到第二天上午11时左右才抵株洲。进入株洲镇后，使我感到意外的是，镇内显得非常平静，解放军也很少见，毫无战斗气氛，街上居民都安居乐业，给人一种极为轻松的感觉。我走到乡公所，看到有个同志站在门口，便向他说明，我是株洲乡公所代理乡长，现特来投到。他自我介绍姓李，后来才知道他就是新政府副区长李夫同志。他很热情地把我带到楼上办公室，介绍给区长胡维新和区委书记刘真志同志。我立即将乡公所印鉴交给胡区长，说：“我衷心祝愿株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繁荣昌盛，人民幸福。”下午，胡区长要我协助李副区长竖牌，我便摘下原“湘潭县株洲乡公所”旧牌，挂上李夫副区长书写的“湘潭县株洲区人民政府”新牌。至此，株洲正式宣布解放。这一天也是湖南省政府程潜主席通电湖南和平解放的一天。
  8月5日上午，胡区长领我参观了株洲军管会办事处主任袁福清老前辈。袁老是湖南湘阴人，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他向我询问了株洲的军、政、社会情况和我个人的经历，决定要我暂时留下，到支前委员会任副主任。从此，我就开始了新的政治生涯。区政府所有的同志对我都很热情，如同久别亲人，还指导我如何开展工作，使我原来的恐惧心理消除得一干二净。
  8月6日上午，我随区财粮委员杨兴纶同志到大胜岭殷家祠堂支前委员会报到。在这里主持日常工作的是彭长林同志，他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并详细地向我介绍了支前委员会的工作情况。当时支前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筹集粮食、马料、柴草及各类生活必需品。支援过境南下的解放大军和党政人员。粮食、马料、柴草由筹粮组负责征集，动员农民主动送交，凭收条作为本年度的征收任务。生活日用品由经管组出具借条，向镇上居民借用，用后凭条归还，损坏照价赔偿。由于广大人民群众踊跃支前，到9月中旬止，全区筹粮50余万斤，柴草也如质如量完成任务，供应有余。而筹借生活日用品方面却遇到了麻烦，当时我们虽挨家挨户把居民的多余部分借来，仍远远不足供应。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们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买来了部分新碗筷，但受到了区领导同志的批评，我们理解领导为了革命事业珍惜每一个铜板的心情，诚恳地接受了这一批评，以后也再也没有发生这类不经请示就自作决定的事情。不久，区政府又调来原乡公所经济主任杨发强等人，杨对经管钱粮很有经验，支前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
  8月7日，胡维新区长同我商量，要我以旧乡长名义，通知原株洲镇四个保的群众到南湖塘小学操坪集合，召开迎接解放的军民大会。晚上8时，我和胡区长准时到达会场。由于当时大部分群众还未回家，参加会议的群众和驻株洲的党政军领导同志、解放军指战员总共只有四五百人。会议由我主持。我首先宣布，今天的大会是株洲人民迎接解放的大会，是庆祝株洲获得新生的大会，我代表株洲旧乡政人员和各界群众向在座的党政军首长和解放军官兵表示衷心欢迎，并致以亲切慰问。同时宣布从即日起，原株洲乡公所停止一切活动，全部权力移交株洲区人民政府。接着，湘潭县长杨第甫宣布湘潭县株洲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宣读了区政府组成人员名单，随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长篇讲话。杨县长的讲话共分三个部分：一是关于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二是湖南和平解放的伟大意义；三是中国共产党对新解放区的方针政策等。他的讲话声音宏亮，层次分明，道理通俗易懂，不时激起阵阵热烈掌声。那场面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今仍不能忘怀。最后，大会在“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中结束。
  区的领导同志都是山西人，每当同本地人谈话时，相互语言不通。开头那几天，我几乎每天都要抽一定时间，为他们谈话做翻译。大约是8月10日左右，我正在区政府楼上和胡区长找人谈话。突然楼下的同志上来，说有人找我。我忙叫他上楼，原来是邱岳派通讯员送信给我。我将信念给区长胡维新和区委书记李真志听。信的大意是，他率领去河西的自卫大队，因人多给养无法供应，当地有些武装想打他的枪支的主意。想回来又不知怎样才能回来。区长和区委书记感到事关重大，应报告军管会办事处才能作决定。于是胡区长立即带我到袁福清主任处。袁主任又带我们到左明部长处。左部长听了我的汇报后，要我马上写信给邱岳。我说：“我回信恐怕不妥吧？”左部长说：“不要紧，我讲你写。”信的内容有三点：一、粮食不能供应外地，请赶快率队回乡；二、乡自卫大队在×月×日到三门车站集合，架好枪支，等候点验；三、我们派人去接头，取得联系后，由接头人率领回株洲，沿途有人护卫。同时规定了接头的服饰、联络信号等。信写好后，我署了名，袁主任、左部长也签了名，以示慎重。随后又附了几捆宣传材料。信去后不久，张福益等6人先行回区报到，邱岳则于指定日期（大概是8月15、16日）率全部人枪回到株洲。经过批准，全部给养由支前委员会供给。
  邱岳率队回株洲后，驻扎在大胜岭下靠河边的米厂里，我和胡区长去看过一次。接着邱岳、邱大容、张福益等在区政府办理移交。我当即把李夫副区长开具给我的“今收到株洲乡代乡长胡维交来乡印壹颗，文曰：‘湘潭县株洲乡公所钤记’此据。”的收条交给邱岳，以便办理移交。因为乡公所和自卫队的移交工作很少涉及到我，加上当时支前工作正忙，我也就很少到区政府去了。
  9月中旬，区财粮委员杨兴纶告诉我，株洲支前工作逐渐减少，解放大军正向西南进军，要我把株洲支前工作交彭长林同志处理，区政府决定调我到易家湾筹设支前仓库，征收秋粮、柴草，支援过境大军。因易家湾离区较远，由我担任主任，全权处理各项工作。我向彭长林交待完工作，即同杨兴纶往易家湾寻找仓库房址，几经比较，我俩都认为易家湾街头的龙王庙最为合适，稍事布置，即可开业。接着通知报亭子以北各保，粮柴草停送株洲，转送易家湾。农民接通知后，送粮队伍络绎不绝，仓库人员有限，工作非常忙碌。
  易家湾支前仓库于1950年4月底结束。区领导对11位工作人员作如下安排；杨发强等4位年轻的同志调湘北干校学习，邹炳初等3位年老的遣散回家；胡国兴等3位有技术的另行安排工作。我回区政府向区领导同志汇报了工作，当时适逢二十一保保校缺员，就派我充任主任教师。从此，我又走上了新的生活道路。
  十 在我任中共株洲市委第一届书记的时候
  1951年6月，我欣然接到组织上的调令，要我去株洲市工作。于是我带着警卫员离开湖南临湘县来到新的工作岗位，接替了比我先来筹建株洲市、拟任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杨第甫的工作。从此，我由农村转向城市，由抓政治运动转向抓经济工作。
  当时的株洲，面积不大。但是交通方便，地理位置重要，又是我省农副土特产品的集散地之一和生猪、木材、鲜蛋出口的转运站。株洲是大有发展前途的。刚到这里，工作千头万绪，条件又不好，从何抓起呢？领导是关键。我在原筹建工作的基础上，首先组建了市委、市政府的领导班子。市委的班子由我、侯锡义、李章、吴占魁、李枝业5同志组成。接着，健全了市总工会、市团委、市妇联领导班子，配齐了干部。班子组建之后，我们继续完成城市民主改革和农村土改复查；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发动群众从精神上、物质上支援抗美援朝等工作。1952年，因工作需要，组织上调我到了北京，至今有30多年了。由于年深月久，加上我现在年迈体衰，记忆力严重减退。在株洲工作的那段时间，很多事情难以具体回忆。但是有两件事情，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一件事是搞物资交流。1951年7月份，株洲市的土改、镇反、民主改革以及“三反”、“五反”运动基本结束。那时朝鲜战争打得很厉害。为了搞活城乡经济，发展生产，支援抗美援朝，我们搞了一次较大的物资交流会。这是一项新的工作，没有经验。为此，市委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班子，抽调了一批有能力的干部负责这项工作。与此同时，动员全体干部、全市工商界以及各条战线的工人都来参加这项活动。
  在召开物资交流大会之前，还选择在白关镇这个小集镇，作物资交流大会的试点。10月中旬开幕。当天，市花鼓戏剧团在白关铺街上搭台演出。市店员工会组织了秧歌队、腰鼓队、彩龙船到集市上表演。市委派李章副市长前往参加。交流会上人山人海，挤得小镇上水泄不通。街道两旁，摆摊的，挑担的，叫卖的，买东买西的，真是一派生意兴隆，国泰民安的繁荣景象。这次小型交流会，为召开物资交流大会提供了经验。
  这年11月，物资交流大会开幕。地点是新建的市工商联大礼堂。为了搞好这次物资交流，从徐家桥到火车南站新修的大马路两旁，由市工商界搭起了100多间售货棚。还在工商联对面搭起了一个大戏台演戏。各工会组织了龙灯、狮子、腰鼓、秧歌队到会上表演。开幕的那天，由我剪彩，估计有2万多人，会场内，展出了各类商品，看样定货，批发成交。这次交流会搞了10天，约20多万人次参加，不仅活跃和扩大了国营商业的购销业务，还把全市各工商业户的生意带活了，同时吸引了一批远道而来的客商，增加了株洲市的知名度。会后，《新湖南报》在头版作了专题报道，评价株洲市的物资交流会开得好。
  另一件事情是，开展“三反”、“五反”运动。1951年冬，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盗窃经济情报、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行贿）运动。“三反”运动旨在清除革命队伍内部的腐败作风，进行廉政建设；“五反”则是击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我从1951年冬至1952年上半年，几乎用了80%乃至100%的时间和精力抓这项工作。特别是开始时，我夜以继日在办公室或下基层了解情况。当时市国营商业有煤炭、粮食、贸易、百货4个公司；还有木工厂、私营纽扣厂等；事业单位有银行、税务等。这些经济实体单位是开展“三反”运动的重点。在机关则是那些与钱、与物打交道的部门或者与钱、物有工作联系的部分工作人员。“五反”运动的对象是那些不法私营工商户，原则上是贪污盗窃或受贿2000万元（旧币）以上就是“老虎”（三反、五反运动俗称打老虎），群众对贪污分子和不法工商业者是非常恼恨的。斗争会上，群众情绪激昂。由于领导掌握政策不够，也曾出现“过火”行动。
  为了不冤枉好人，不漏掉贪污分子，运动后期，我们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十查九对”落实政策的工作，抽调大量人力，组成了专门班子，反复核实材料，做到实事求是。由于我们工作过细，曾受到了湘潭地委的表扬。总之，“三反”、“五反”运动，教育了人民，打击了歪风邪气。
  十一 株洲市初期筹建工作回忆
  受命来株洲
  1951年4月，我在湘潭县第十区任区委书记。一天，接到县委通知：约我去谈工作。十区设在茶园铺，离县城50华里。当时，没有公共汽车，坐人力车又不好意思。早饭后，我只能迈开双脚上路。赶到县委，已经是中午12点钟了。我先找县委组织部长毛华初，没有见到他。组织干事梁仁高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并谈了约我来的大意。他说：你的工作有变动，株洲镇要升格为株洲市，县委书记杨第甫同志提名要你去参加筹建工作。你先去吃饭，详细情况杨书记会同你谈。下午，第甫同志因去参加一个会，谈话只好推迟到晚上。晚上8点多钟，我来到第甫同志的办公室，他开门见山地对我说：约你来县委，主要是谈谈你的工作调动。奉上级命令，株洲镇要升格为专区管辖的县级市。地委决定以我为主，再抽调侯锡义、阎善财、李枝叶和你，先去进行筹建工作。如果你没有意见，就回去准备一下，5月1日之前赶到株洲报到。我说，工作调动没有意见，不过我们南下接管湘潭时，第一站就到株洲。那里面积小，只管了四个保，能建成一个县级市吗？第甫同志说，别看株洲现在小，将来发展就大了。如果把株洲、湘潭、长沙连接在一起，可能成为毛泽东格勒城哩！我见他劲头那么大，便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光荣任务。次日，我匆匆返回区里。根据上级指示，区长张克明接替我的工作。张克明在十区工作的时间比我久，我只简单地介绍了情况，便准备搬家的事了。说起搬家也很简单，那时是享受供给制待遇，全部家当只有两床被子，几件衣服。困难较大的，是我爱人武志生下一个不满月的女孩，没有奶吃。为此事张克明和区里其他几位同志到处张罗，在本区花名楼乡找到一个奶妈，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4月28日，我与王构堂、曾学民等同志担着行李、抱着孩子，步行到易俗河，同易俗河区委书记侯锡义及樊辛酉同志坐船，当天赶到株洲。晚上，我一家三口，就挤在镇公所一张单人床上。
  我到株洲不久，杨第甫同志也来到株洲。李枝业原是湘潭公安局株洲分局局长（分局受理湘潭一区和株洲镇的案件），张犀文原是株洲镇委书记，两人都住在株洲镇。这样，筹建市委的班子很快就组织起来了。
  从简搭架子
  株洲，虽然铁路交叉，位置重要。但是，就株洲镇来说，范围很小。镇里只有4个居委会，7000人口。农村只有石子头、田心塅、董家塅3个小乡。街上只有一条麻石路，更没有通向外地的公路。镇委会和镇公所没有正规的办公楼，两家就挤在殷家祠堂里办公。由株洲镇升格为株洲市，看起来架子比以前高了，但各方面的条件并不比以前好。因为市委、市府当时从财力、人力上不可能去大兴土木盖办公楼。市委会就设在“中华旅社里”。市府仍设在殷家祠堂。工、青、妇挤在一个被我们镇压的反革命分子家里办公。职工宿舍，没有象今天这样几室几厅，办公室就是卧室。由于没有通向外地的公路，银行运送钞票，只能雇用土车子，由武装人员护送。职工看病没有正规医院，只利用建宁闸桥头一间简陋房屋作医务室，配了1个医生，2个护士。吃饭更简单，下了班进公共食堂。镇里有一条建宁港，港里的水是汇集的污水，不能喝。职工吃水、用水，要从湘江一担一担挑回来。
  组织机构设置、人员配备也是从简的。长沙地委对株洲市干部的配备，拟了一个名单，准备报省委和中南局。原湘潭县委书记杨第甫担任株洲市委书记兼市长：原湘潭县政府财政科长阎善财担任株洲市政府副市长；原湘潭县县委委员、区委书记侯锡义，担任株洲市委组织部长，原株洲镇镇委书记张犀文，担任株洲市委宣传部长；原株洲公安分局局长李枝业，担任株洲市公安局副局长；原担任湘潭十区区委书记的我，任株洲市总工会主席。长沙地委的打算，是符合省委意图的。在正式任命时，除了杨第甫因工作需要调省委，市委书记兼市长改由陈继昌担任，阎善财同志调湘潭专署，副市长暂缺外，其他同志都是按长沙地委上报名单批复的。从市一级的领导看，市委没有配副书记，市政府没有配副市长。市属部、委、办、局多数没有配副职。市委机关的办事机构，只设了两部一室，即组织部、宣传部、办公室。统战工作只配了1名干事，纪律检查工作只配了1个秘书。整个市委机关只有10来个人。
  因为阎善财同志调专署工作，1951年8月15日，由张犀文同志担任副市长。同年10月，张犀文调省委，派李章任副市长。1953年3月，我担任了株洲市市长。陈继昌同志集中精力抓党务工作。陈继昌调中央后，由侯锡义担任市委书记。
  市政府的办事机构，只设置了一室、一委、二局、九科。即：秘书室，财政经济委员会，公安局、税务局、民政科、人事科、财政科、建设科、文教科、工商科、合作科、劳动科、房地科。当然，那个时候的情况与现在不同。但从市政府的办事机构看，总的是较为精炼的。
  荒郊选厂址
  架子搭起来后，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一、搞好城市规划，二、选择厂址。为了搞好规划，市府派唐耀星同志长驻北京，同中央有关部门联系，掌握情况，争取项目。为了选好厂址，市委、市府领导不知跑了多少路。株洲，虽然面积不大，但它三面环山一面临水。那时，市委和市府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与湘潭分家时分到的一部脚踏车。因此，选择厂址，只能迈开双脚到荒郊、沿河流察看。我们不仅看了株洲市的管辖范围，而且与邻县交界的山山岭岭也看了，比如属长沙管的云田、马鞍山、黄陂田等地。通过察看，掌握了哪些地方宽敞、平坦，山洪暴发可能造成的影响，湘江涨水最高水位到什么程度，都做到心中有数，为后来定址打下了基础。株洲硬质合金厂定址，中央经过了三个地方比较，开始选在西安，认为西安地域平坦，就是风沙太大。次又改在南昌，此地虽然是原料产地，但又靠近沿海。最后到株洲选厂址。为了争取这个厂子摆在株洲，选厂专家组到来之前，我们看了走马塘附近的山山岭岭。站在走马塘南边山头往北看，比较顺眼；站在北面山头向南看，就不太理想；站在低处看高处，尽是山坡；站在高处看低处，又比较平坦。我们看了地形之后，确定了走的路线。专家组一到，就陪着他们到走马塘的南面山头往北看，从高处看低处，大家看了之后，认为株洲交通方便，地形较平坦。这样，硬质合金厂厂址就定下来了。
  从1951年株洲市改县级架子到1956年改地级架子，市里的中心工作，都是忙于选厂址。1954年省委和省政府看到我们选厂任务大，出门要靠两条腿，便给了我们两部新华沙牌小轿车。开封后，我们不好意思坐，因为省委领导多数还是坐美国吉普。市委书记马壮昆对我说：占魁同志，华沙牌小轿车我们不敢坐，是不是去换一部？两人商量好之后，就去找省委常委、工交部长于明涛。我说于部长，我们用华沙牌新轿车给你换部吉普车好不好？于部长说，我坐的美国吉普车蛮好，为什么要换你们的新车。我们说，你省委领导还坐吉普，下级还敢坐卧车吗？于部长见我们为难，便出了个主意：你们去找谢老（谢华，原省委统战部长）试试。谢老同意了。就这样，我们拿新华沙换了一部旧吉普。另一部华沙车就给市交际处，方便他们接待客人。
  虽说我们有了一部吉普车，由于株洲山坡多，当时修了公路也是简易公路，群众称“洋灰水泥马路”，意思是天晴尽是灰，落雨尽是泥。我们也不想坐车。而且选厂址要往山上、低坡走，吉普车也去不了。因此，还得靠两条腿到荒郊选厂址。
  规划好道路
  城市道路，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规划和建设市区道路问题上，我们是受到中央领导多次启发才下决心的。我记得有一次陈毅同志路过株洲，他的专车停在火车站，要下车看看株洲建设。我和市委书记马壮昆去接他。我们由火车站到解放街，因为时间紧，又急忙从解放街返回到建设南路再往北走。过南站铁路时，被火车挡住。陈毅同志问我：还有别的路可以绕过去吗？我说：没有别的路了。陈毅同志虽然没有批评我们，但是我急出了一身汗。又有一次，我陪同董必武、罗荣桓、聂荣臻、谭政同志去株洲麻纺厂、硬质合金厂等单位参观。那时，市里主要的一条路就是建设大道。车子转来转去，仍在原道上跑。聂帅看到公路太少，在汽车上对我说：“我是军人出身，感到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新城市，要有战争观念，马路少了是不行的，平时出点事也不好办，交通容易堵塞。万一发生了战争，那就更不好办了。下次我再来株洲，还是一条主要马路，我就不客气地批评你们。”我说：热烈欢迎董老和两位元帅再来株洲指导工作。只要我还当市长，一定规划好、修建好几条马路，请你们转一转，保证来回不走原路。聂帅说：“好，说话算数，希望你们取得更大成绩。”
  以上两件事情，使我们认识到城市道路的重要。不但要路路相通，还要有环形公路，主要路口要交叉。市政府及时研究了中央领导的指示，规划和修建了人民路、新华路、红旗路、沿江路、建设路主要道路。当时规划红旗路是南北相通，由五里墩到田心，由荷花至易家湾。凡是只经过株洲的车，就不必进市区。这样就可减轻市区交通的压力。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规划未能实现，以致造成今日市区车辆拥挤。如果说我们工作上有失误的地方，恐怕这是一条，也是难以弥补的一条。过去，我们只知道大的规划，而忽视小区规划。小区路曲，房屋密度大，不能绿化，导致人造沙漠。城市建设，是城市发展的里程碑，它长期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影响千家万户人民生活。搞得不好，将成为最难弥补的失误。30年建设河东是有教训的。希望新的领导班子再建设河西时，一定要有个好长远规划，并坚持下去，不能换一届领导班子改变一次规划。
  十二 废除旧政权建立新政权
  解放前，国民党县以下政权有乡、保、甲3个层次。当时的株洲市区就是属湘潭县下面的2个乡，有53个保，904个甲。湘江东岸为株洲乡，辖33个保；湘江西岸为藕灵乡，辖20个保。乡政机构设乡公所，正副乡长下设秘书、民政、财政、人事、户籍、兵役、经济、文教、总务9个干事，总编制约20人（以藕灵为例），另外还有一个乡自卫队，人数不等。保设保长1人，户籍干事1人，保丁1人，还设1个保队副，管兵役和军事训练。甲设甲长1人，义务职。1949年8月3日株洲解放后，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接管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当时，我在藕灵乡从事地下工作，首先负责藕灵乡的迎解接收，尔后又参加了株洲区新政权的建设，现就建市以前我亲身经历的政权更替情况，回忆如下：
  一、接管乡公所，建立区人民政府
  1949年8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三六师某团进驻株洲，中共湖南省委派袁福清任长沙军管会株洲办事处主任，并在城隍庙成立株洲各界人民筹粮支前指挥部，开展筹粮支前工作。这时，旧乡长邱岳已率部逃至三门，部份留守人员也参加了筹粮支前。8月8日，株洲区新的党政机关建立，刘真志任书记，胡维新任区长，李夫任副区长。不久，李调离，由地下党员廖新雨接任副区长。
  是时，河西藕灵乡还未解放，易俗河地下党支部交给我的任务是发动群众，迎接解放，准备接管乡政权。而藕灵乡还有白崇禧两个连的部队驻扎在马家河、龙家坊一带，藕灵乡公所的自卫队130余人，盘踞在石塘山，态度不明。因此，我们面临的任务是：一、如何驱逐白崇禧残部；二、如何宣传群众，发动群众，迎接解放；三、如何做好乡公所的工作，搞好接收。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曾两次去株洲。第一次与王人爵一道，找到南下工作队负责人之一——徐多礼；向他汇报藕灵地区的敌我情况，请示当前的工作如何搞？徐指出：“当前主要任务是筹粮支前，剿匪安民，一小撮敌军是不难解决的。他给了我们一些宣传资料，都是有关新解放区的政策。我们回去后，把这些宣传资料连夜油印，散发全乡，特别是敌军所在的地方。第二天，当地群众奔走相告，说解放军过河来了。这天下午，真有解放军一个班从株洲过了河，并沿江巡视了一番。白崇禧部感到风声鹤唳，慌忙于夜间撤离马家河去衡山。
  8月7日，我一人又去株洲找到军管会办事处主任袁福清，向他汇报了藕灵乡公所自卫队的情况，并请示如何解决。袁说先向他们宣传我党的政策，晓以大势，争取他们自动缴械。如工作做通了，就要他们将枪枝弹药、人员，造册登记，然后把队伍开到株洲，听候接管，愿意留者留，不愿者资遣还家。临走时，他又给了我一捆布告，回家之后，我一面将这些布告交本保保长彭漱夫送乡公所，要乡长罗湘准派人张贴，一面与王人爵以国风图书社和知行社负责人的名义，召集六个社团的负责人，在王家坪石浦小学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藕灵乡青年联社，推选我为社长，王人爵、王子贤负责组织，王达政负责宣传，王业、刘福申负责学习。这样把本乡知识青年群众团体统一组织起来，宣传党的政策，揭露谣言。发动群众，迎接解放。当时的知识青年对迎解工作热情很高，人人闻风而动。
  为了做好乡长罗湘准、自卫大队长罗炽昌的工作，易俗河地下党支部派王元吉（他与罗炽昌有亲戚关系）去乡公所沟通关系，说明我是藕灵地区地下党负责人，要他们有事同我联系，罗湘准即着保长彭漱夫邀请我去面商一切。我即于8月10日与王人爵、王达政3人去乡公所同罗湘准、罗炽昌面谈，向他们说明形势，晓以利害，并要求他们积极筹粮支前。随之，我要求他们将自卫队枪枝弹药造具花名册等候接收。在被接收前，负责维护地方治安。并要乡公所出面，组织迎解委员会，迎接解放。二罗均表示承诺。并于13日召开全乡20个保的保长及知名士绅会议，成立藕灵乡迎解筹备委员会，以士绅王照霖为主任、罗湘准为副主任，全乡分4大片，开展迎解庆祝大会的筹备，并决定乡政府所在地为第1片，于20日首开迎解大会。一切工作较为顺利。但是我估计到，我与二罗虽系同族同乡，过去却没有交往，骤然临之，虽属大势所趋，而他们的思想，终难掌握；其次，对如何搞好接收，也没有经验，所以在接收之前，我多次要求县里派南下同志前来领导接收。17日，我再次派王人爵去湘潭向县里领导汇报，要求赶快派人。8月19日县里派张兴瑞、韩银喜、薛福廷3人随王人爵来到乡公所领导接收，我们立即组成接收组，决定于20日迎解大会之后，21日正式接收乡公所。并将此意见告知罗湘准，罗表示同意，他和罗炽昌两人同张兴瑞谈了许久，主要询问乡公所及自卫队接收之后，怎么安排，张一一作了回答，并安慰他们不要有思想顾虑。
  20日，石塘山乡公所大会如期召开，到会千余人，乡公所职员及武装自卫队都参加了大会。张兴瑞和我、王照霖、罗湘准、都在大会上讲了话。会后，还演出了文艺节目，一切都较顺利。晚上，我和南下同志都在乡公所住宿。（其余3片的迎解庆祝大会也都依次举行了）。
  20日上午，我去找罗湘准、罗炽昌2人商谈接收问题，罗湘准一人出来，神色紧张地对我说：“我正有紧急事要来汇报。昨夜有人报知，株洲方面来了一些解放军，要缴我们的械，不知你们是否知道”？我一听，也感到突然，随即去问张兴瑞，他也不知道有此事。于是我们即派韩银喜、王人爵去探听是哪里来的部队。罗湘准又说：“最近有好几批人来乡公自称代表人民解放军，要来接收自卫武装，我们以没有正式证件均未理睬，这次又不知虚实”，我说，“不是解放军，我们也不叫你们交，如果真是解放军，你们就应该交出武器”。接着我问：“你们的自卫队，哪里去了。”罗答：“已上了龙门寺山，我也准备上龙门寺了。”我说：既然如此，我们也一同上去。罗说：行！于是我和张兴瑞两人随罗湘准到了龙门寺，罗炽昌也在这里，见了我们，也来询问究竟，张兴瑞说：“我们已经派人探询情况去了，等一会，就会了解。如果真是派来接管的解放军，就听候接管，用不着顾虑。”不一会，韩银喜来到龙门寺，他把我和张兴瑞叫出来，低声说：“来的一营人确是配合接收的解放军，带队的叫左明，人唤左部长。他对我说，你们真危险，罗湘准昨夜就准备率部逃走，你们还不知道，快去通知乡公所，要他们赶快交枪。”韩接着说：“随同部队来的，还有株洲区的副区长廖新雨。”于是我们3人商议：请解放军陈兵山下，暂不进攻，先派两名代表同我们一道找二罗谈谈，看他们的态度如何再定行动。韩银喜去了，这时，解放军已在山下布好了防，之后，着一个连自北面直向龙门寺冲来，但未鸣枪。乡公所的自卫队此情部，惶恐不安。这时，二罗连问张兴瑞怎么办？张说：“刚才派去的同志来告知，来的部队确是来接收的解放军，你们不要惊慌，我们会处理好的”。解放军上到半山时，乡自卫队有些按捺不住了，忽有一人鸣了枪，解放军立即还击，乡自卫队吓得拼命往回跑，直向山南作鸟兽散。二罗见此情况，先后以收集走散的部队为名，离开我们。他们走后，许久不回来，解放军也没有去追击他们了。我们与解放军一起返回乡公所，然后派乡公所的职员动员二罗率队回来。他们借口队伍尚未召集齐全，须再等一段时候才能返回。我又叫一名乡公所的职员带路，亲自到山下某屋场内见到罗湘准，他一见我就抱怨说：“立洲兄，我们本来是诚心诚意投靠人民解放军，结果你们来这一手，对我们搞突然袭击，弄得大家惶恐不安，召也召不拢。”我说：“这是一种误解，我们当时确实不知道有解放军来配合接收。我们已向解放军负责人说明情况，解放军就没有继续追赶了。你既诚心投靠解放军，现在解放军派我来请你和炽昌兄前去商议，希望你不要顾虑，我们绝对保证你们的安全。解放军对待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是既往不咎，你看如何？”罗湘准未回答，旁边即有人插说：“乡长，这时，你不能去！”罗即说：“立洲兄，说实在的，我现在还有顾虑，你先回去，让我好好想一想，再作决定。”我说：“希望你们快作选择，不要错过机会，也不要听信谣言”。于是我告辞返回石塘山，向左明、张兴瑞汇报了情况。之后，我们又请士绅王照霖出面做二罗的工作，动员他们赶快投靠解放军，不要延误时机，王照霖先生在本乡是很有威望的，又与罗炽昌有亲戚关系。请他出面，我们认为是很适合的。王先生也乐于承担这一任务。当即去找了二罗谈了一番。第2天回到石塘山汇报情况说：“我找到二罗谈了许多，他们仍有顾虑，不敢前来，要求罗立洲一人到我家去会谈，由我负责招待。”大家听了，认为二罗不来，却要立洲一人去谈，这是不恰当的。谈得不好，很容易成为他们的阶下囚。于是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自此，二罗也没有诚意再来谈接收改编之事。他们带领自卫队在本乡骚扰了几个月，我们也带队追剿了几次，他们杀了与我们接近的并考取革大的妇女段碧霞，并贴出布告，宣布我和王人爵、王子贤、王显聪、王碧如、刘福申为藕灵乡六大叛逆，要放火烧屋，在我们带领解放军的追剿下，他们不能立足，随中统特务罗德钰投奔白崇禧去了，乡自卫队有五六十人不愿跟二罗走，把枪抛在塘内，偷跑回家，丢了的枪枝，后被我们陆续收集起来，交了株洲区人民政府。
  回顾这一事件，我们认为：首先是我们的工作基础不牢，尚不能控制住敌人；其次解放军当日来接管自卫队，不知受何方派遣，也没有事先和我们通气，骤然而来，打破了我们的接管步骤，致使敌仓皇奔走。特别是部队负责人左明先一天派一个姓袁的本地人探听乡公所的情况，此人是川子会大爷（他后来放走匪首余宪章，自己也逃跑了），与乡公所有密切关系。据后来乡公所的人告诉我，袁借侦探之机，先一天晚上跑到乡公所，报告罗湘准说：“你们还不赶快走，明天有解放军来缴你们的枪”。二罗惊慌失措，以为是我们接收工作组瞒着他们干的，于是急忙把队伍拉上龙门寺，而袁回株洲后又向左明回报说：我探听到罗湘准、罗炽昌昨夜准备拉着队伍逃跑。左明不知袁的底细，轻信其言，反以为我们接收工作未掌握敌情，于是率部直奔龙门寺，不与我们联系，就布好防，指挥一个连向龙门寺山上直冲，使我们手足无措；其三，对二罗受中统特务罗德钰的影响估计不足。罗德钰为国民党省党部负责人，湖南酝酿和平起义期间，他畏罪潜回本乡，以族谊为幌子，与罗湘准、罗炽昌往来密切，他想利用乡公所自卫队这支武装力量负隅顽抗。我们对他虽作了一些争取工作，也将情况向县地下党负责人李克孝反映过，但未被重视，总以为一只虱子拱不起被窝，因而使他得以在二罗背后操纵，散播谣言，给我们的接收工作制造障碍。二罗一去不肯返，可能是他在背后捣鬼。
  罗湘准率自卫队逃离之后，我们只接收了2条步枪，1匹马，一批弹药及全部文书档案。档案也未加清理，仍原封未动的交旧职员保存。所有乡公所的人员，暂遣回家待命。
  于是以张兴瑞为主，着手藕灵区人民政府班子的配备，初步拟定区长张兴瑞，我任副区长，组织韩银喜，宣传薛福廷，区政府秘书王人爵，建设助理王子贤，只有文教、民政、财政等助理未配齐，要求县里增派干部，（这个名单上报后，尚未批复，就与株洲区合并了），8月23日，县里颁发了公章，我们出了一张布告，宣告藕灵区人民政府的成立。办公地点仍设在原乡公所旧址。一时农民、保长、士绅等纷纷来鸣爆祝贺。只办了3天公，左明奉命率部返株，我们只得将区政府搬至马家河黎家祠堂，开展紧张的筹粮支前工作。当时，区政府设在马家河南岸，而解放军却驻在北岸，每天派人过河来要粮草或采购生猪。晚上，就回北岸去了，南岸空虚，区政府还没有自己的武装，而乡下人又有乡自卫队捣乱，所以我们白天在黎家祠堂办公，晚上只好带着两条收缴的步枪睡在湘江中的1只小船上，并与北岸部队取得联系，自己轮流守卫，颇为艰苦。
  9月初，有两名解放军战士各携步枪冲锋枪来区政府，说是掉了队没赶上部队，愿在区政府服务，我们很高兴，即留下作区武装，我们的警卫任务，也感到轻松些了。不几日奉湘潭县人民政府的命令，藕灵区与株洲区合并，张兴瑞任株洲区副书记，我任区委秘书，王人爵任文教助理，随即调湘潭。韩银喜、薛福廷调湘潭另行分配，藕灵区新吸收的一些干部王子贤、王显聪、刘福申、陈人寿、王碧如、王静、向作存等都到株洲区工作，至此，藕灵区人民政府成立只半个月左右，就结束了。
  二、废除保甲，建立村组
  在区人民政府建立之初，对保甲仍原封未动，利用它作筹粮支前工作。在群众尚未发动之前，这样作是完全正确的，保证了当时艰巨的筹粮支前任务的完成。到1949年底，秋征任务业已完成，治安问题也基本好转。1950年初，县人民政府部署清匪反霸，减租减息。于是，开始废保甲、建村组。这时，我与李治华带10几个干部负责白马垅片的工作，这一片由报亭子至湘潭河对岸的滴水埠一带共13个保（21～33保），每保1～2个工作干部。其作法是先把13个保长集中到白马垅道士庙由我训练3天，学习一些政策文件，然后要他们自觉地交待罪行，写出认罪书。然后，遣其回家，再由各保工作干部，召开群众大会，叫保长向大会交待罪行。之后，宣布废除保甲制，建立村组。并选出村、组长。区域是1保1村，1甲1组，未予调整。其它40个保的作法大体相同。
  三、调整区域，并村建乡
  1950年6月中旬，湘潭县调整行政区域，株洲区分为株洲镇和第一区，株洲镇将原有一至四保改为居民委员会，镇郊为五至七村及十、十八、十九村各一部分。镇公所设在殷家祠堂，即现在的南区政府所在地。镇的设置比区高半级，故中共株洲镇委会设科，镇公所设股。当时，镇委书记张犀文，组织科长潘明理，我任宣传副科长，镇长韩瑾行，秘书余清源。乡设民政、文教、财粮建设等股。第一区辖五至七、十、十八、十九村的部份和八、九、十一、十七村、二十一至二十九村、三十一、三十二村和藕灵乡的十一至十九村、区政府设在铜塘湾的瑶山。
  原株洲三十村、三十三村划入湘潭城关镇。原藕灵一至五村、二十村划入第五区（易俗河区），六至十村划入第十区（晓忠区）。
  7月份以后，开始民主建政，并村建乡。株洲镇、除四个居委会外，近郊各村并为田心、石子头、董家塅三个乡。第一区各村并为南华、百井、白关、大京、龙洲、荷塘、太平桥、荷花、清水、石门、昭山、巡骑、蒿塘、河东、法华、旗营、长堡、仙岭、马家河、天梯、韶溪共21个乡及易家湾镇。乡以下仍分若干个自然村。一区政府迁往大冲。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就是以这些乡为单位进行的。
  1951年7月1日，以株洲镇为基础改为县级市。
  （摘自《老干部回忆录》第二辑）
  十三 万人齐修防洪堤
  洪水泛滥的古镇——株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株洲为湘潭县的一个小镇，位于湘江东岸，横贯镇区的建宁港与白石港汇入湘江。白石港流域面积为240平方公里。建宁港流域面积为37平方公里。古镇建宁街、堤升街、南湖街、白石港街和贺家土一带，地势低洼，每逢雨水季节，山洪暴发，江水倒灌，洪水横流，给老街居民带来严重危害，商店被迫停业，垅田、菜土被淹。这种情况，一年至少一二次，多则三四回。当时白石港的居民说：“我们这些居住老街的人，春节一过，就要一只眼睛注视山洪，一只眼睛注视江洪，随时要准备大水搬家，水淹的日子长，还要逃水荒”。
  连年遭受水灾洗劫的株洲镇老街居民，有的流离失所，啼饥号寒。建宁港北岸的李家坪是当时全镇居民比较集中的住宅区，这里没有一条平坦的道路，没有一栋完整的住宅，街巷高低不平，住宅破破烂烂，一经洪水洗劫，映入眼帘的只是一片凄凉景象。
  治水规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株洲的水患问题，为了保证老镇区的工商业、农业和人民生命财产少受或不受洪水威胁，1951年春在洪水到来之前镇人民政府领导全镇居民，从月形山至轮船码头修筑了一条简易防洪堤，并在建宁港口修建了一座节制闸，初步解决了湘江洪水倒灌问题。
  1951年，株洲镇改为县级市。到1953年，全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国家计委根据株洲（市）的地理位置、交通、地质及附近矿产资源的分布情况，确定株洲市为中南地区重点建设工业城市之一，从1954年起就开始了城市规划设计工作。由于当时本市城建部门技术力量不足，只好委托城建部城市设计院为主负责设计。并初步确定以贺家土为中心，向南、北、东三个方向扩展延伸。把市区面积比原来扩大了若干倍，同时确定了道路网的走向。为了城市规划和城市道路、上下水道工程设计的需要，市建委组织力量向沿湘江水淹地段，分段访问群众，找水淹痕迹，在白石港居民中座谈，找到了龙王庙被水淹的旧痕迹，委托一些单位对株洲地区的水文、地形、地质、气象进行调查勘测，翻阅长沙、湘潭市两水文站资料，查明了株洲地段最高水位：1906年为44.23米；1926年为43.51米；1954年为43.34米，最大洪水量为16.000立方公尺/秒，最大断平面流速为1.68公尺/秒。
  从建宁港至霞湾的5.2公里地段中，就有6.82平方公里面积处在最高洪水位以下。当时设计院与株洲城建部门的同志共同认为，要建设好株洲，规划好株洲，首先要解决株洲地势低洼不受淹的问题，保障全市人民不再受洪水威胁。这样，防洪工程成为当时城市建设的一个首要问题。经市人民委员会研究决定指定当时市建委作防洪堤的修建设计，由市建委的工程技术人员与城建总局所属设计院、工程技术人员共同设计。经过实地察看，提出在利用1951年所建老堤的基础上，从月形山起经奔龙山永利水塔至白石港，再沿白石港南岸直上杨家老屋修筑防洪堤。其措施首先是加固拓宽掊高老堤1570米，修建新堤4218.20米，分段设计，分期施工。同时在白石港建桥闸，与建宁闸一样，是防洪堤的配套工程。根据当时人力、物力、财力情况，决定新堤划分为两段进行，1955年冬开始修建从永利水塔至白石港铁路桥段，1956年修铁路桥至杨家老屋段。
  勘测设计
  方案定下来了，但由于本市设计力量薄弱，一时难以胜任。市建委工程技术人员王绍基、王远深2同志向省水利厅汇报了株洲有关水文、地质、地形资料，请省水利厅核对测算。具体设计负责人由城市设计院于帮彦工程师为主，他们作了多次实地考察后，拿出了几个设计方案进行比较。第一期防洪堤的设计从1955年8月开始，9月14日完成上报，10月20日国家城建总局批准其扩大初步设计方案。该工程全长2478.20公尺，土方28.37万立方公尺，沿线经过24口池塘。整个工程预算投资57.3万元，得到了国家城建总局的同意。
  第二期防洪堤的设计工作，从1955年12月开始，1956年1月29日完成上报。1956年2月8日国家城建总局批准。该工程全长1740米，土方23万立方公尺，预算投资为53.7143万元。第一、二期防洪堤工程的防洪标准均按50年频率设计，以200年频率校核。全长4218.20米，共土方51.37万立方米，合计实际投资108.7413万元。堤顶标高为45.4米（吴淞零点），堤顶宽3米，外坡度1：25，内坡度1：2。
  水利专家索洛维奇作了介绍，听取了咨询意见，作了修改。
  第二期防洪工程因与粤汉铁路复线密切相关，国家城建总局在审核意见书第一项明确指出：“同意采用第二方案做为设计的基本方案。即为第二期防洪堤的位置，结合粤汉铁路的复线路基一并考虑，但本工程在施工前，对于堤线的选定位置标高必须取得铁路有关单位的正式同意文件，并抄送我局备查”。市建委根据总局意见，立即去函向铁道部洽商，取得了铁道部设计总局第四设计院的同意。由于国家城建总局、省计委重视，城市设计院工程师和市建委工程技术人员积极合作与多方支持，使整个勘测设计进行得紧张、顺利而有节奏。
  积极组织施工
  按照城建规划，1955年兴建株洲电厂、选煤厂、麻纺厂的厂房及职工宿舍，都是分布在贺家土、白石港边一带地势低洼的地方，因此抓紧防洪工程施工已迫在眉睫。为了确保新市区不受洪水威胁和影响工厂基建进度计划，市人民委员会和市建委下决心抢时间、争速度，以打歼灭战的姿态完成一、二期防洪堤工程的修建任务，如期报省建工局批准。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办好了房地产拆迁、生产补偿工作。紧接着破土施工，搭盖工棚32处。清除淤泥7923.7立方公尺，回填路基土11877.3立方米，修建20条便道，向铁路局租借铁轨4000多公尺，铺设1700公尺铁轨。市委、市人民委员会从各机关单位抽调40多名行政、党务干部和技术人员，成立了“株洲市防洪工程指挥部”，下设办公室、技术监督室、工程股、宣传股、供应股、财务股、保卫股、医务室8个部门。派出专人赴长沙市、衡阳、益阳等地调集民工5000人。组织板车570部，土车2000部，平板车与翻土车49台，汽车38辆，压路机2台，在贺家土、杨家寨架设了20根高空滑索线横跨白石港，修建了5座大便桥。组成了板车、斗车、汽车、滑索、便道维修14个中队；架设了三公里电灯线路，便于晚间施工。为了使防洪堤抢在汛期前竣工，市人民委员会还责成刚从北京搞规划回来的我参加指挥。指挥部决定：第一整顿民工队伍，调整充实了各中队的领导力量，每队配备了一名政治指导员，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第二改善劳动组合，改进取上运土操作方法和加强便道维修，减少窝工现象；第三加强生活管理，改善生活条件，让民工吃好睡好，组织医疗小组巡回医疗，做好保健工作，提高出勤率；第四加强施工管理，调整了取土区与运输线，缩短了运土距离，实行砍土分方，按定额计工，按劳付酬。各中队配齐了施工员与管理员，全线划分为3个工段，指派较强的工程技术人员担任分段长，实行分段分队负责制。为了有秩序地进行施工，各队桩号、起段、取土区、运输线路、土方任务以及各工种定额，都在施工组织设计中绘制出详细图表，将任务具体落实到队到人。
  市委、市人民委员会还组织慰问团，以市委书记马壮昆为团长，率各界人士分别深入到工棚、食堂、工地慰问民工，作报告，放电影，民工们兴高彩烈，纷纷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感谢市党政领导的关心，从而把劳动竞赛推向了新高潮，日进度提高到6000方，工效提高一倍半。在施工中，工程指挥部非常重视工程质量，因永利水塔至白石港一带土质为第三纪岩石，均是砂质粘土层，含有少量云母，填土主要采取白石港附近3个山头的土壤，大多是坚隔土，粘结性强，是筑填的合适土壤。每填一层用压路机滚压数次，直到平坦紧密为止。以后经省市两级城建部门验收，一致认为达到了设计要求，质量过得硬，工程费用也比较节约。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一条逶迤的黄色新堤宛如卧龙，雄踞湘江东岸。人们漫步堤上，举目远望，只见由白石港到永利水塔，堤顶圆拱，护坡上贴着草皮，排列成各种绿茵茵的方块长条；堤面两旁整齐地栽着女贞，仿佛一队身着绿军装的卫士威严的护卫着在这古镇上建起的新城。
  十四株洲列入全国新建重点工业城市的前后
  1953年，在基本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和经过国民经济恢复后，我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国家计委根据株洲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交通优势，将其列为全国8个新建的重点工业城市之一。株洲人民为此感到无比欣喜和自豪，受到莫大鼓舞。接着，一些重点项目建设单位陆续来株选址，最早来株洲的是苏联电力专家选择株洲电厂厂址，初时选在奔龙山，即现在的神农公园，包括市委大院和铁路机校一带。这就促使我们市委和市府必须把城市规划工作跟上去，纳入重要议事日程。
  1953年7月，接到去北京开会的通知，讨论城市规划问题，我和省规划处总工程师同往北京参加会议。时值湘江、长江涨水，洪水阻隔，京广铁路火车不通，我们便从株洲乘火车绕道上海，然后从上海转车到北京，住在国家建筑工程部招待所。
  参加这次会议的都是列为全国新建8个重点工业城市的市长或副市长。这8个城市是：兰州、包头、石家庄、西安、洛阳、武汉、株洲、湛江（海港）。会议由国家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孙敬文主持，主要议题：一是国家为什么要确定这8个城市为重点工业建设城市；二是研究城市规划布局问题，要求迅速行动。
  散会回来后，省里成立了潭株规划委员会。株洲成立了城市建设委员会，负责城市规划、管理、市政工程建设、勘测等项工作。不久，潭株规划委员会派委员、规划组组长米谷生率队来株开展规划工作；苏联派以克林果夫为组长的城市规划专家组来株指导城市规划工作。规划编制初期，由国家城建部城市设计院具体掌握，国家有关的12个部配合。
  株洲地理位置重要、交通方便，但株洲地形复杂，平地面积小，沿湘江的白石港、建宁港一带，是一片低洼的水域，远处则是起伏的丘陵和高山，且被京广铁路分割。从西伯利亚大平原来的苏联专家们看了这个地方直摇头，认为这个地方不能建大城市。他们说：“只能在庆云山至响石岭之间建五、六万人口的小城市。”我们说：“可以向响石岭以北的清水塘发展。”他们说：“那是今后的另一个株洲。”
  当时，我们称苏联为老大哥，苏联革命成功后，已经搞了几十年建设，有经验，因此我们党和国家强调要学习苏联老大哥，要尊重苏联专家的意见，于是我们有不同看法也不和他们争辩。这样一来，我们第一次编制的城市总体规划基本上是按苏联专家的构想编制的，确定近期规划为6万人口、远期为10万人口的小城市。按照这个规划，奔龙山属于城市中心范围，株洲电厂厂址选在这里是不适宜的。一位苏联女专家认为，电厂每天要从烟囱排放出大量的烟尘和煤灰，污染城市，不能建在奔龙山这块地方。后来采纳了这位女专家的意见，经过重新勘测选址，将电厂厂址北移至白石港以北的茶园里，即现在电厂所在地。现在看来，电厂厂址易地是对头的；如果我们当时能预见到后来在它的下游还要建一个二水厂的话，将电厂建在远一点的地方就更为理想了。还有株洲选煤厂（当初叫选煤厂，后改为洗煤厂）的厂址，开始选在田心以北的报亭子，后来改在杉木塘与老田心火车站之间的这块地方，也主要是因为报亭子离城市太远而改过来的，当然还有个运输条件的原因。601厂最初叫钨制品厂，开始选址在西安，因为西安多风沙，影响钨制品的纯度，后来又选址江西南昌。江西是产钨大省，有原料优势，但离沿海较近，不符合战备要求，所以后来选定在株洲走马塘这个地方，即现在的硬质合金厂所在地，也有个服从城市规划的因素。从当时城市还没有形成规模的情况下看，硬质合金厂建在走马塘也是可以的，但事过几十年之后就看得更清楚了，如能将这个带放射性的企业建在偏远一点的地方，对净化环境是有益处的。至于后来的一些大厂，有的建在清水塘，有的建在宋家桥，那是随着株洲的迅猛发展，已突破了原来规划而出现的。株洲到1960年，城区面积已由解放初期的1.7平方公里扩大到28平方公里，城区人口已由解放初期的7000多人增加至24万人，现在的城区面积已超过50平方公里，城区人口已突破了50万。这个发展速度是我们当初的拓荒者们根本没有想到的。
  我从1949年南下第一站就在株洲，至今已40多年了，最深刻的一条体会是：办事情，想问题，要站得高一点，视野要开阔一点，看得远一点，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十五 株洲地方工业发展回顾
  我是1956年12月由省工业办调到株洲市的，当时担任常务副市长，专管地方工业生产。1974年，我又多了一个衔头——市委副书记，仍旧负责工业生产。
  株洲，解放时只有7000多人口的小镇。那时的工业，大一点的厂，就是几百人的田心机车修理厂和三三一兵工厂。小的厂是10几个人私办的石灰、纽扣、陶瓷、酱菜和两座红炉的铁工厂。工业职工人数只有200多，工业总产值58万元。
  1953年，我国经济建设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株洲是京广、湘赣铁路的交汇地，是中南地区的交通枢纽，因而被列为国家重点建设的一个地方。首先确定兴建的，有苏联支援我国156项重点项目中的三三一厂、六〇一厂。接着，电厂、化工厂、玻璃厂、桥梁厂、麻纺厂、四三〇厂的筹建组织也纷纷来株洲选址建厂。这些大厂是国家的基础工业，作为地方领导机关的株洲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在人力、物力等方面应尽可能给予帮助解决。也只有保证大厂的顺利施工、投产，才能壮大地方工业，充实地方的财政经济。因为财政收入菲薄，就难于兴办公共事业。那时，接待专家或送病号进医院，用的是旧汽车；市委、市政府领导外出工作，经常骑单车或徒步。没有钱盖好一点的职工宿舍，只好搞干打垒。就这样，我们节衣缩食，艰苦奋斗，支援大厂兴建。在支援大厂的同时，还要兴办地方工业，没有钱盖厂房，利用祠堂庙宇作厂房，利用大厂基建后的工棚作车间，没有设备，利用大厂的旧设备，经过擦洗修理改造后使用。缺少资金，用集资的办法，或者集体办工厂，现在的轮胎厂就是当年由3个老太婆，靠一口铁锅发展起来的。经过20多年的艰苦奋斗，我市已具有冶金、机械、电子、橡胶、塑料、玻璃、陶瓷、纺织、造纸、制革、建材、煤炭等全面发展的工业体系。到1982年有大小地方工业企业400多个，年产值7亿多元，年利润6634万元。
  株洲市地方工业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回顾起来，主要作法是：
  首先，抓地方建筑材料的生产和自来水厂的兴建。自来水厂上马与建材生产，市政府采取了“三就”的原则，即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当时大厂需要大批建筑材料，我们便火速组织人力，很快生产出红砖、石灰、平瓦等建筑材料。到1973年，我市砖、瓦的产量，已达到1亿万块以上。自来水厂的兴建，一方面是自筹资金，另一方面，请求省里和国家建委的适当支持，终于建了3个水厂，日产量达120吨以上。自1978年开始，自来水公司的利润年均1000万元以上。
  二、利用厂子下马、迁移厂房的工棚办地方工业。地方工业开始是一支游击队，没有厂房，又缺乏资金，只能见缝插针，就地取材。如白马垅砂轮厂停办后，我们便利用旧厂房办起了电炉厂。解放军雷达部队搬走后，利用他们的工棚在杨柳冲办起了纺织厂。利用湖南橡胶厂迁移后的宿舍和工棚，办起了焊接材料厂、汽车修理厂、内燃机配件厂。
  三、大抓综合利用，“变废为宝”。大工厂投产之初，需要加工配套；而大厂又有大量的边角余料和排放的废渣废气。充分利用这些废料、废渣、废气，可以搞活地方工业。为处理电厂大量煤灰，我们办起了煤灰砖厂，利用选煤厂的煤矸石，办起了矸石制品厂，利用湘江氮肥厂热电站的炉渣，办起了灰渣砖厂。
  1977年，市里还搞过“母鸡下蛋”的百厂运动。市委、市政府发动各区、市直机关、工厂、学校，与知青点挂勾，协助县、郊办起了一批乡、镇企业。如株洲县洲坪的碳酸钙厂、郊区荷塘铺的水玻璃厂、白马垅的日用瓷厂、郊区的养鱼工厂，等等。
  四、采用“派出去”学习技术，“请进来”传授技术的办法办厂。焊条厂、碳酸钙厂、橡胶厂、塑料厂、搪瓷厂、钨钼丝厂、玛钢厂等，都多次派人到先进地区学习，同时请进一批技术员和老工人来株洲建厂。记得开始办焊条厂时，有人认为造焊条无真配方，如搞出来的焊条不合标准，焊接重要铁塔、大型桥梁，出了事故要判刑。我们没有被困难所吓倒，从战略上藐视它，从战术上重视它，生产上一丝不苟。后来，先进地区的同志来到我市，同我们一起研究解决焊条的质量关，成为“江南一枝花”。
  五、以工支农，以农促工。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农业的发展，就谈不上工业的发展；而工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农业生产。我市除了大工厂支援外，地方工业还兴建了小氮肥、小磷肥、小骨粉、小农药、小农具、小拖拉机等厂。兴建这一批厂子，不仅有力地支援了农业，同时，也为发展地方工业，积累了大量资金。
  为了解决农业的水利，我们还利用湘氮日排放10万吨水的资源，兴建了主干渠、支渠共100多华里的灌溉工程，灌溉马鞍山一带7万多亩农田，为农业增产创造了条件。
  六、抓科学技术，壮大地方工业。我市地方工业底子薄，产品少，要迈上新台阶，必须狠抓科学技术，试制新产品，用科技促地方工业。当时，各厂、县、区、局纷纷试制了新产品，填补了我市工业空白。如电炉金红石、转炉金红石、亚孤焊机、氢化松香、杀草丹、中密度纤维板、红宝石、单晶硅、碳刷、土霉素、环氧树脂、旦尼电容、马林西瓜等等，都是先试制成功，而后建厂的。这些产品试制成功，不但培养和发展了科技队伍，而且使我市的地方工业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当前，我们面临一个经济竞争剧烈的新时期。如何搞活我市的地方工业，我有几点意见供参考。
  一、要有一种“打出去”的精神。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大军长期在解放区内吃、住，这给解放区的人民增加了负担。后来，有的领导提出“打出去”的方针，到敌占区去吃住。敌人吓得关城门闭据点，不敢出来。军事上的收获且不说，在政治上、经济上收获也不小。办地方工业也是如此，不能死守本地，应当发动群众到外省、外地去办厂，或者搞联营办厂，扩大我们的经营范围，增强我市企业的竞争能力。
  二、建设项目要速战速决。现在建设一个项目，需要大批贷款。而贷款利息较高，如果项目迟迟上不去，时间拉得长，要被利息压垮。应采用毛主席的“速战速决”的战术办工业，集中精力打歼灭仗，起到事半功倍之效。
  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过去，我们因受“左”的影响，对知识分子尊重不够，对人才启用不够。就我市来说，有很多有成就的专家、学者，他们同工人、农民一道，为我市建设，主动献出了智慧和心血，我这个70多岁的老人，永远怀念和感激他们。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希望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发挥一技之长，为振兴株洲贡献他们的力量
  十六 毛泽东同志重上井冈山过茶陵
  1965年5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省委书记张平化同志陪同上井冈山的途中，来到了茶陵。我当时主持县委的工作，受到了主席的亲切接见。虽然时隔22年，现在回忆，幸福的情景仍久萦心怀。
  约在4月中旬，省委一位负责人带领一个同志专程到茶陵县委找我，我只认识省委的负责同志，就问那位同志是谁，他说是汪部长。汪向我详细打听去井冈山的路线，我说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走酃县、宁冈，另一条是走江西莲花，但江西莲花这边好走些。他没具体讲什么，下午就走了，我也没在意。
  5月21日上午9点，省委办公厅打电话找我，说：“平化同志今天到你那里去，前边去了两位同志，他们提出什么要求，请你按他们的要求办。”我心中有些纳闷，平化同志常来，过去从没有打过这样的电话，我也不便多问，只通知厨房准备一桌饭菜等待客人。过了12点还没有消息，我们只好先吃饭，但不敢离开。一直到下午1时许，来了两部北京吉普车，车上有省委办公厅和省公安厅的两位处长，他们告诉我，今天中央有一位首长要来这里住下。在交待我作好准备之后，我立即组织机关的同志进行准备。到四点多钟的时候，又来了两部旅行车。我正上去接待，这时里面有人喊我，说首长到了，要我快进去。到这时我还不知是谁来了。
  我跑步进去后，见前面车上下来一位身材高大魁伟的首长，在一位女服务员照护下下了车。我一看，一下惊呆了，这不是毛主席吗？我在七千人大会上见到过主席，他老人家亲切的面容，高大的身材，我印象很深。这时后面车上走出了平化同志和上次来联系的汪东兴。平化同志下车后，立即走上前来，把我介绍给毛主席说，这是茶陵县委书记李颖。我身高一米七三，但主席比我还高出很多。我仔细打量着主席，只见他老人家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正向我走来，并伸出手来同我握手。我一时激动得连话都不会讲了，我立即趋前两步，紧紧握住毛主席的手。当时只喊了一声毛主席，别的话就忘记说了。
  主席当时已是72岁高龄，从长沙到茶陵，在汽车里颠簸了一天，但走路仍是昂首阔步，身体非常健康，没有一点疲劳的样子。他在平化同志的陪同下，走进县委常委办公楼的走廓。有人说，在这里休息一下吧！毛主席正准备坐下，另外一位同志说，到里面屋里休息吧！主席便跟着进了为他准备的房间，在一张藤椅上坐下来，四周看看说，天色还早呀，走吧！平化同志立即接话：“天色不早了，今天不走了，就歇在这里。”主席没有作声。平化同志和我们陪同进屋的几位同志站了一会后，平化同志说：“您休息吧。”就都出来了。
  为了准备主席住宿，遵照先遣人员的安排，特地借来了一张方桌，主席睡的床是随车带来的一个木板床，可以折叠，床铺比较宽，但很朴素。床的一边放铺盖，一边可以放书。为了保证主席工作和休息的宁静，窗帘换成了黑色的。
  这栋楼就住了主席和他的保健医生以及警卫人员。这些警卫人员都是便衣，负责主席的贴身警卫。平化同志，公安厅长李强同志及主席秘书等工作人员住在另一栋平房里。县委院内负责保卫的是省公安厅的武装保卫人员，院子外是县公安局和武装部的武装警卫人员。
  我的责任是负责联络。平化同志嘱咐我在机关贫协办公室值班，他们有事就到那里找我。
  主席的伙食是跟他一起来的厨师在小厨房做的，主席吃得很简朴，没有要我们为他准备什么菜，只要了两条一斤多重的活鱼。随行人员的伙食则在县委机关食堂，由省委经管，也是一般的菜。他们的工作非常紧张，记得有位同志找我要两根又长又直的楠竹，起初我不知做什么用，立即通知林业局，他们很快就送到了。后来才知道这楠竹原来是用作架设电台的天线。夜幕降临，毛主席回到卧室，立即派人向县委要来《茶陵州志》。这一晚，我也一直没有睡，望着主席房里的灯光，心潮久久不能平静……到第2天凌晨3点钟左右，主席住房的灯才熄。我暗暗地想，主席已是古稀高龄，一天劳累，晚上又工作到这个时候，他老人家真是太辛苦了。
  第2天早餐时，我见到平化同志，向他提出一个请求：我们茶陵县委的同志想与主席照一张相，请平化同志转请主席同意。平化同志说，等我请示主席后再告诉你。
  主席进早餐后，八点多钟，平化同志告诉我，要我作好准备，主席同意与我们合影留念。听到这喜讯后，我立即通知在家的副部长以上的同志，一共来了12人。遵照省公安厅长关于绝对保密的指示，我通知时没有说明是主席接见，只说开一个紧急会议，要他们在县委招待所小会议室集中。快10点钟时，平化同志对我说：“主席很快要出来了，你们到办公大楼门口等待。”这时我才向大家说明是主席接见，与主席合影。这些同志像我刚见主席时一样，高兴得嘴巴都合不上了。有一位同志竟忘了自己是在照相，快门按下时还侧着身子在望着主席哩！
  平化同志嘱咐我们，为了主席的健康，见到主席时，不要同主席握手，只恭立鼓掌。5月22日上午10点多钟，主席从办公楼出来，我们热烈鼓掌，并默默向主席问好，主席微笑着向我们致意。主席在平化和汪东兴陪同下，坐在为他准备的第一排中间的凳子上，汪和平化的旁边是李强厅长和江西赶来参加保卫工作的一位厅长，还有一位是主席的秘书，我与马松生副县长（老红军）非常荣幸地坐在主席一排，后面站的是11位县的有关领导。照相的是新华社的摄影记者。在那珍贵的时刻，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这张保存三十多年的照片，已褪了色，但我一直珍藏在我的影集的首页，作为永恒的纪念，也作为鞭策我搞好工作的动力。
  主席在茶陵虽然只住了一夜，停留一天半时间，行踪也是保密的，但对我们全县人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他老人家离开后的第7天，我在党员大会上和全县的广播大会上公开了这一消息，群众无不欢欣鼓舞。
  主席住在县委招待所时，我们特别注意保证他老人家工作和休息的安静。那时，县委机关食堂喂了两条狗，见来了这么多生人，汪汪叫个不停。我们怕影响主席办公，就要司务长把它关起来。司务长把它带到公园关在一间房子里，但房子的窗户没有玻璃，人未到家，狗到了家，又照样叫。事务长只好带几缽饭把狗关在再也跑不出的房子里。
  县委招待所后面有一条公路，晚上时有汽车通过，我们怕打扰主席的睡眠，由县武装部和公安局专门派人持红绿旗子在公路进出口两端执勤，请车辆绕道。
  主席离开前没有向我们讲话，只是在后来接见福州军区第二政委刘培善（茶陵人）时说，茶陵不错，你应该回去看看。这是主席对我们工作的最高评价。
  十七 少奇同志在湘江机器厂的日日夜夜
  1957年3月25日，早春的江南，风和日丽，国营湘江机器厂（亦名三三一厂，现称南方航空动力机械公司）的职工们，正在为超额完成一季度的生产任务而紧张地劳动着。
  下午1点多钟，厂里接到中共湖南省委的电话通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今天下午3时到厂里视察，他乘坐的专列将停在工厂的铁路专线上；工厂要认真做好保卫、接待工作。根据省委的指示，厂长郭固邦、党委书记王正即速召集有关人员作好准备，迎接委员长的到来。
  深入工人群众，了解生产生活情况
  下午3时，一列火车徐徐驶进五里墩进厂的支线上，列车停稳后，少奇同志出现在车门口。早已在这里等候的郭固邦、王正、罗正坤和党委成员，热烈鼓掌欢迎。少奇身材颀长，年近花甲，精神矍铄，身着藏青色的旧呢料中山装，脚穿一双布鞋含笑向大家挥手，健步下车，同郭固邦等同志一一亲切握手。
  少奇同志的随行人员，有中央各部委办的负责人、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和《人民日报》记者及夫人王光美，陪同他来厂视察的还有省、市委负责人于明涛、马壮昆同志。
  郭厂长正准备请委员长先到会议室小憩，少奇同志却开口道：“不必休息了，争取时间多看看车间的工人同志们，看看厂里的生产情况，还要看看职工的住宿情况。”
  遵委员长的吩咐，大家一起乘汽车驶向工厂的主干道。郭厂长向委员长介绍：“这里原是国民党的一个兵工厂，人民解放军接管时，已残破不堪，经过恢复改造，制造八二炮弹。1951年10月，改建为航空工厂，搞发动机修理。1954年，试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航空发动机。”很快，车队到了四号厂房前。
  四号厂房是发动机的机械加工车间和装配车间，总面积一万多平方米，一年时间建成，投产于1955年。车间四周有绿草花木陪衬，室内地面洁净，机床排列整齐，生产秩序井然。与机械加工车间一墙之隔的是装配车间，这里工人头上的帽、脚上的鞋、身上的工作服，全是白色，他们正在紧张而有秩序地操作着。
  少奇同志慢行细看，时而专注地听郭厂长介绍，时而驻步同工人握手，看操作，询问技术、生产方面的情况。郭厂长一一作答，并详细介绍了M—11型（国内型号为五〇号）航空发动机的性能和试制情况。它是全厂职工在全国的支援和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以四个多月的时间，于1954年8月25日试制成功的，填补了我国航空工业的一项空白。少奇同志满意地赞扬道：“我们中国的工人是聪明能干的！”
  委员长一行，看罢发动机的装配，又步入工具车间——二号厂房。它是厂里的第一栋现代建筑物，也是最大的车间，有600多名职工，200余台设备。这里与装配车间静谧的气氛迥异，呈现一派热烈、紧张、繁忙的景象。委员长仔细观看了滚齿刀、剃齿刀等精密工具的制造，询问了工艺流程。他以嘉许的口吻对工人说：“你们干的都是精密程度很高的细活，很不简单啊！”工人们满面堆笑，深情地望着少奇同志，感谢他的赞赏。
  这个时候，少奇同志在厂里视察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全厂，大家奔走相告：“刘少奇委员长来了！”“刘副主席在三车间（工具车间）视察！”职工们象潮水般地从四张门涌进二号厂房。顷刻，整个车间挤得水泄不通，连窗台上、工具箱上都站满了来看望委员长的群众。少奇同志和工人们心心相印，连忙同围拢来的同志亲切握手，向站得远的同志招手致意，点头问好。整个车间，充满着领袖和群众水乳交融的动人景象。
  车间的走道，平时可以畅通消防车，这时，被密密麻麻的人群阻塞了。警卫人员费了很大功夫才疏出条通道，让刘副主席从人墙中缓步走出车间。
  在汽车从生产区驶向宿舍区的途中，委员长“将”了郭固邦一军，提出“先到你厂长家里看看”。郭厂长这时的心情，既高兴又紧张，因为来不及将家里收拾准备一下，怕怠慢副主席。
  在郭固邦家里，委员长平易近人，亲切随和地同大家交谈。大家拘谨的心情随之消失了。少奇同志还察看了党委书记、总工程师和一位副厂长的家，询问他们的工资收入、生活负担和平均住房面积等情况。
  接着，刘少奇同志由郭厂长陪同，察看职工的居住情况。在俱乐部后面的单身职工宿舍楼，少奇同志相继走进五间住室观看，同一些干晚班的工人亲切交谈。在二楼的一间房里，他摸了摸两张床上的被褥，看工人们盖的好不好。一个小伙子激动地说：“谢谢副主席的关怀，我们睡得很舒适！”委员长满意地点点头。下到一楼，遇到两名朝楼上走的女青年，少奇同志驻步与她们交谈。他询问了一些情况后，风趣地说：“你们都很年轻，家庭负担也不重，要节约用钱，准备将来成家生孩子用！”说得姑娘们笑得合不拢嘴。
  少奇同志一行走出这栋3层楼房时，就进入了人的海洋。刚下班的职工和家属，从四面八方跑来看望刘副主席。高墈、平地、楼上、楼下，近边、远处，男女老少万头攒动，双双眼睛，张张笑脸，朝向委员长。少奇同志频频向大家含笑点头，挥手致意，好久才走出这人的海洋。
  小包车载着春风，一下就驶到了南华村。委员长由郭固邦等厂领导陪同，从楼上到楼下察看了几户职工家庭。他对大家说：“你们生活还算不错，只是住房拥挤一点。今天的工人都是国家的主人，要艰苦奋斗把国家建设好。那时，你们的生活就更好了！”
  在新婚不久的曹义洲家里，少奇同志笑容满面地同他们亲切握手交谈，问他们的姓名、年龄、籍贯和工资收入情况。勉励新婚夫妇趁现在年轻，要努力学习，好好工作，要养成勤俭节约的美德！又问他们对工作、生活方面有什么意见。曹义洲同志激动地回答：“刘主席，我感谢您的关怀，我有得意见！”在曹义洲家里的阳台上，王光美同志向聚集在楼下的一大群职工和儿童们高声问候：“同志们好，小朋友好！”
  看罢南华村，已近掌灯时分。车队穿过工厂的生活区和生产区，行程6华里，送少奇、光美同志返茅屋街回专列，沿途仍是人山人海，大家聚候在马路两旁，等候看望我们的委员长。
  倡议“自建公助”解决住房难问题
  晚上7点半钟，少奇同志在专列上听取株洲市委书记马壮昆、六〇一厂、麻纺厂的党委书记和郭固邦厂长的工作汇报。他对大家反映的职工住房紧张问题极为重视。十点过后，他要其他同志回去休息，留下于明涛、马壮昆，继续听取郭固邦汇报这方面的情况，他要郭固邦“先谈谈你们厂职工住房的基本情况，造成住房紧张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你们打算怎么办，然后商量一下。”
  郭厂长将全厂职工总人数、住房的总面积、单身职工人数和单身宿舍面积、家属总人数和家属住宅总面积一一作了汇报；分析“住宅年年盖，房荒年年紧”的原因是：一、家属人口增长太快；二、基建跟不上。解决的办法是，工厂今年向国家申请再建宿舍3万平方米。
  委员长凝神听着，黑色烟嘴上的香烟，已燃出了一截白灰。等汇报者讲完，他沉思了片刻。然后，以探询的口气说：“情况清楚了，原因也找到了，但解决的办法有问题。”他说：“我们国家底子薄，人口多，基建投资大，对职工住房问题，国家只能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解决。”
  接着，少奇同志问郭固邦同志“读过这两首唐诗吗？”随即吟起贺知章的《回乡偶感》和王昌龄的《闺怨》：“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吟罢，少奇同志说：“从诗中看到，古人外出谋事，也不是都能带家眷的。旧社会，只有当了县长以上的才带家眷。现在，进了城，都要求接家属来，住房就自然成了大问题。”他继续说：“我们与旧社会不同，我们是搞社会主义，住房问题也要解决，问题是怎么解决法。”
  “我看你们厂里工人的生活水平不算低，能不能搞艰苦创业，采取自建公助的办法，发动群众自己拿点钱，国家向你们贷点款，帮助他们自己动手盖住房，产权归职工所有。这样，群策群力，问题会解决得快些、好些，对住房管理也好些。”少奇同志还谈到：“我看，今后凡是要结婚的青年人，能否组织他们自己盖房子，或者组织起房屋合作社。有些地方还可以搞自己建房；公家帮助，叫‘自建公助’嘛！”“设计的房子，外面要有走廓。要按湖南的习惯设计，能在房前面围个小院子就更好。这样，住户就更方便了。”他认为：“如果工人自己盖房子了，现在的公房房租应该提高才行。”委员长又以商量的口气对郭固邦同志说：“我想把你这里作为依靠群众解决住房问题的试点，看行不行？搞好了，取得了经验，将来可以推广。”“你回去研究一下，同意就搞，如果有困难，不同意也不要紧。”
  听委员长这么一说，郭厂长感到茅塞顿开，坚信依靠群众就会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表示完全赞成委员长的意见。少奇同志笑着说：“你的思想很通啊！”郭说：“不这样，矛盾就很难解决。”少奇同志听了，感到很满意，他要郭固邦同志在这个方案实现以后，写个报告寄给他。同时嘱咐于明涛、马壮昆同志：“‘自建公助’这个办法，能不能先在这个厂搞试点，省市委要帮助做工作，要督促。”
  这时，已近二十六日凌晨，少奇同志才结束一天的工作。他在厂期间，每天食宿在专列上。开会、接待、视察都安排在下午。
  提倡“合同制”打破“铁饭碗”
  28日下午，少奇同志在厂里专家文娱室，亲切地会见了在厂的苏联专家和他们的夫人。湘江机器厂是我国“一五”计划中由苏联援建的一百五十六个重点项目之一。从勘测建厂到航空发动机的修理、试制，都得到斯大林同志派来的专家的忠诚援助。前一批专家指导工厂试制成功爱姆十一型航空发动机后已回国了。这些同志是应我国政府聘请来厂的第二批专家，以克里文秋克为首，共15人。他们是来厂帮助搞好发动机成批生产的。少奇同志热情地同他们一一握手。他说：“我看了这个厂，建设得很不错，谢谢你们的帮助。”
  这天，少奇同志还到工人文娱室，观看了厂里举办的阶级教育展览会。关于职工教育问题，少奇同志指示：“对工人的教育，不能光讲猴子变人。现在，各方面的问题都有。有个分配问题，分配得公平合理，大家就努力干，劳动热情就高，就能促进生产的发展。”他说：“新工人要多学几门技术，多懂几门，钱就多些。多学几门技术对他们有好处。工人有一门手艺，也要有第二门、第三门手艺。工资要按这标准处理。只会一门手艺的，工资要低点。会几门的，工资要高一点。现在工资政策上有这个毛病。工人没有奖金是不会高兴的。”他还谈到“什么是青年人的理想呢？我看青年的理想，决不是单纯为钱而干，他们的理想应该是实现共产主义，同时还应该向考博士学位、向科学进军。”
  少奇同志还谈到：“现在我们对工人提解雇的办法，目的是要大家活动一点，双方都有自由。工人吸收后，不管好坏不辞退，好处是‘铁饭碗’打不破。但这办法只有中国有，全世界都没有。世界上所有国家都能解雇工人。苏联和东欧国家都是合同制，可以解雇。在苏联，工人解雇后由劳动部门介绍职业，在未找到工作之前，给予一定的补助，搞救济。”
  委员长在听取汇报中得知，工程处有的人闹事，不出工。他说：“你们有什么主意和办法？要直接和群众见面，同大家讲。不要怕群众。”
  少奇同志又对参加汇报的干部们说：“你们钱要少拿点，多做点工作，人民就会信任。人民的信任不是空的，随之而来的就是物质的增长，社会的发展。如果你丧失了人民的信任，结果是会弄得没饭吃。”“你们要关心工人的生活。比方说，看工人从什么地方来的，愿吃什么饭菜，就做什么饭菜。愿吃什么饭，就开什么馆。可以开东北馆、广东馆。我听到有个工程处的职工要求开上海饭菜馆，还要求演越剧。我看这是正当的要求。”
  正确对待工人思想意识上的问题
  25日下午，少奇同志看过集体宿舍出来，正要乘车去南华村的时候，忽然有个人趁拥挤，挤到少奇同志车旁，向汽车扔东西。霎时，机警的保卫人员找到了这个人。他是本厂的工人，他说跟少奇同志在安源搞过革命，要求委员长接见他，才丢了个纸坨子。
  少奇同志知道这一情况后，同意接见他。
  26日晚上，这个老工人由党委书记王正和副厂长罗正坤领着来到委员长的专列。少奇同志问起当年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和领袖人物的一些情况，老工人都答不上来。少奇同志没有因此而表示不悦，只是耐心地指出他的缺点，鼓励他发扬老工人的好思想、好作风，不要摆老资格，在厂党委领导下好好地工作。
  事后，少奇同志对郭厂长说，“要不要我对他再进行帮助教育”。郭不愿再麻烦委员长了，说“由我们来做他的思想工作。”
  少奇同志接着对郭固邦说：“共产党是不怕群众的，要敢于接近群众，敢于向群众讲话。你们作领导工作的，要做到两个实事求是：一是实事求是向上级汇报；二是实事求是处理下面的问题。不然的话，党的事业就会受损失。”
  在视察过湘江机器厂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少奇同志是第一位，也是视察时间最长、察看范围最广和接触群众最多的一位。
  少奇同志在湘江机器厂的5天中，又前往六〇一厂和正在基建中的麻纺厂进行视察。
  3月29日，刘少奇委员长一行结束在株洲的视察，乘专列离开湘江机器厂。
  住房“自建公助”结硕果
  为了尽快贯彻少奇同志既解决职工“住房难”的实际困难，又不完全依靠国家投资的指示精神，在少奇同志离厂后的第二天，工厂党委就召开了专题会议，研究了具体办法。紧接着，厂务会日以继夜地作计划，研究方案。召开了中层干部会、职工代表会等五次大型会议。职工自建住宅委员会也相应成立。
  从管理方面，严格了宿舍管理制度，合理调整住房。在解决“住房难”的矛盾中，干部积极带头，腾出宽余的住房。厂里的《工人导报》6月29日有篇《厂级领导同志主动让出住房》的报导：我厂很多领导干部主动让出住房，以解决目前房子少的一些困难。厂工会黄忠祥副主席，全家五口原住两间房，现在自己宁愿挤住，让出一间给缺房的同志。
  罗正坤、朱普天、王平、黄少华等五位副厂长，刘鹤云、孙天彪两位党委副书记，党委组织部部长张士旭、七车间党支书顾锋，都将宽余的房子让出来了。八车间王忠清、一车间叶仲轩、保卫处邓福明等同志，也让出了多余的房子交公家分配。
  在这篇不足两百字的短文中，纯正的党风，干部的表率，“尽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高尚情怀，跃然于字里行间。
  干部率先相让，一些职工也纷纷腾出房子，交公家分配。全厂上下，大家都为国家分担困难。有的将家属迁回农村，有的申请自己建房。那些准备将家属从乡里接来的职工，也放弃这一要求。
  工厂取消了年初已向国家申请新建宿舍三万平方米的计划。又经过半年努力，采取自建公助办法，兴建了六十户家属住宅。每户三十平方米，造价四百五十六元，公家贷款包建。住户按七年归还。大家很满意。
  福利科炊事员何宗权，一家七口，每月工资四十四元五角，他自建了两间房子。郭厂长、孙主席等领导干部到他新居道喜，赞扬他勤俭精神好，表扬为自建户带了好头，走自建的道路。
  11月23日，湘江机器厂将贯彻刘少奇副主席指示的情况，向他作出书面汇报。
  12月6日，少奇同志回信鼓励：
  郭固邦、王正两同志：
  你们十一月二十三日的来信和关于宿舍问题的报告等都已收到。这些材料我看了一遍，大体还好，已交有关部门研究。特告。致
  敬礼！
  刘少奇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六日
  同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消息——《请看湘江机器厂的好经验》，并配发题为《一个解决职工宿舍问题的好办法》的社论。次年3月，第一机械工业部和第一机械工会全国委员会在株洲召开现场会，介绍推广湘江机器厂的“住房自建公助”经验。后来，毛主席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也肯定了这一经验。
  少奇同志带着全国范围普遍存在的“房荒”问题，在湘江机器厂深入调查，解剖麻雀，取得了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成功经验。他依靠群众，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为我们作出了光辉榜样。
  十八 跟随谭震林同志在攸县办社
  1957年春，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同志带着一批同志回到他的家乡湖南攸县，在联星、七一、高二、云西、株山等五个农业社搞民主办社的试点。我当时在新华社湖南分社任记者，领导派我到攸县跟随谭老蹲点采访，我记得，从1957年3～9月，我跟谭老在攸县农村工作了6个多月，深深地被谭老那种求实、深入、扎实的工作作风所感动。事隔29年，记忆犹新。
  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钦差大臣
  谭老刚到攸县时，县委把他和他的随行人员都安排在县委招待所住，吃的是小灶，并专门派了人为谭老的生活服务。谭老都谢绝了。他说：“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钦差大臣。”于是他和他的随行人员都搬到县委大院一栋旧日楼房里住。他和县委机关干部同住一个院子，同在一个食堂吃饭，经常一块交谈，一块研究工作。夏天，他买了西瓜，总要喊大家一块吃，大家都感到谭老平易近人，都亲近他，尊敬他。
  谭老不仅在生活上艰苦朴素，和群众打成一片，而且在工作上艰苦深入，处处从严要求自己，事事为人表率。他每次作报告，从不要秘书起草讲稿，都是自己动手写。谭老是工人出身，文化低，有时写讲稿，想得到，写不出，一字一句写，真比刻字还难。他经常一个人写到深更半夜，不休息。他有高血压病，经常写着，头就昏了，他用冷水冲洗一下脑壳，清醒清醒，又伏案继续写。我住在他斜对门房里，看到他老人家这种刻苦勤奋的工作精神，深为感动。有时我们劝他授意秘书起草，何苦费这么大的精力自己写！？他笑一笑后说：“如果领导在大会上照着秘书起草的稿子念，就不是自己的见解，有时还会被人牵着鼻子走，那不是成了傀儡？！”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谭老反对官僚主义作风，每事亲自动手。在攸县时，他经常亲自主持召开贫下中农和基层干部座谈会，有时还召集和尚、道士甚至地富分子开座谈会，听取各阶层的意见。当时，“左”的影响很深，有些干部看到地富反坏分子，不敢拢边，生怕人说是“敌我不分”。因此，对谭老亲自主持召开地富反坏分子座谈会，有些人为他捏一把汗，也有些人私下议论这件事。谭老一再解释：“地主、和尚、道士在新社会都要改造成新人，怎么不能找他们开会，听听他们的意见？！古人说：兼听则明嘛！”大家对谭老这种敢作敢为的胆略，无不佩服。
  我们每次汇报，谭老总是戴着老花眼镜，认真听，认真记，不时插话追问，并组织大家讨论。但他常说：“作为领导干部不能满足于听汇报，要经常深入下去，作调查研究，多掌握第一手材料，才有发言权。”因此，他经常一个人下农村，微服私访，洞察民情。在攸县时，谭老亲自调查处理两斤牛肉和十七个鸭蛋的故事，在群众中传为佳话。事情是这样的：民主办社开展后，高二农业社社员清查1956年冬死了54四头耕牛的牛肉帐，发现帐本上只有一笔总数，而且熟牛肉与生牛肉的斤两相差一半，因此，社员怀疑社干部贪污了牛肉钱，成了当时全社的大贪污案。谭老听取汇报后，就自己实地去调查。他去的那一天，正碰上社里又死了一头耕牛。他要随行人员称了两斤生牛肉煮熟后当众再过秤，结果正好差一半，与帐本上登记的数目完全相符。于是，社员解除了疑团，承认了这些帐目。后来，谭老又组织社员清查，谁买了牛肉，一笔笔核对。最后只发现一个经手的会计家里多拿了两斤牛肉，那位会计当场作了检讨，并承认赔偿。一场轰动全社的大贪污案就这样了结了。群众放了心，社干部放下了包袱，都感谢谭老为社里办了一件大好事。
  还有一次，谭老听了云西农业社社员反映社干部贪污鸭蛋的情况后，就下去找保管员吴回生谈话。吴回生是位老实农民，他不知道是中央书记上了门，就拉着谭老说：“老同志，我连帐都记不清，怎么晓得做假帐，搞贪污。去年一年我们社里养鸭，共收入18600多个鸭蛋，我一个也未拿，凭天可表！”谭老问：“怎么鸭蛋出进对不上帐目呢？”老吴说：“我文化低，从娘肚出世就有管过这样大的帐目，是记错了帐，请求干部帮我查清，伸冤。”于是谭老就安排干部一笔笔帮他清查、对帐，结果只有17个鸭蛋不对数，老吴承认赔偿。在社员大会上，大家认为保管一万多个鸭蛋，出进只有17个不对数，算不了什么，不要老吴赔。老吴逢人就说：“谭老办事公道，真为我们基层干部伸了冤。”
  “两斤牛肉和17个鸭蛋”，看来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可是谭老却看成是关系群众生活的大事，亲自过问，亲自调查，硬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使群众解除了疑团，使干部放下了包袱。大家说：“谭老这种求实精神和踏实的工作作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什么时候都要坚持实事求是
  我记得，在五个农业社搞民主办社时，群众发动起来后，一下子提了3000多条意见。这下，县委和社干部都着了慌。有的说：“民主办社把社干部都整垮了，农村工作谁来搞。”谭老听到这些反映后，在大会小会上都说：“只要我们什么时候都坚持实事求是，查清问题，掌握政策，民主办社决不会搞垮干部，相反会进一步密切干群关系，把我们的农村工作做得更好。”于是，谭老和县委商量，发动县委机关干部对群众提出的意见，梳辫子，分类排队，发现这3000多条意见中，有一半以上是由于社里长期不公布帐目，引起社员对各项经济问题的怀疑而提出来的。谭老在一次汇报会上说：“这下好办了。牵牛要牵鼻子，抓住了主要矛盾，问题就好解决了。”谭老亲自布置这五个社的驻社干部，都发动社员选出“经济清理委员会”，本着“先易后难”、“社员怀疑什么就清理什么”和“上清下查，反复核实，实事求是，笔笔落实”的原则，对社员提出的问题，一个个进行清理和核实。谭老亲自抓的云西农业社社员对财务方面提出的419条意见，经过反复查对核实，有167条是属于社员怀疑和误会产生的，有187条是属于记帐混乱造成的。真正属于有些经济问题而需要调查落实的只有59条。这样，清查面就很小了，不会人心惶惶了。大家都说：“谭老做农村工作真细致、扎实，重调查，重证据，凭事实说话，使犯错误的干部也心服口服。”
  谭老秉公办事，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给大家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当时，有些人想乘整社之机，泄私愤，诬告、打击社、队干部的事，时有发生。谭老总是提醒大家要防止有人趁机搞个人打击报复，对于那些诬告陷害农村干部的人，一定从严查处。云西农业社党支书吴开初，为人正派，敢说直话，坚持原则，得罪了一些人。有些人乘整社之机，诬告吴支书贪污公款，打骂社员。有个叫吴苟部的“游民”，因为在乡里打牌赌钱，好吃懒做，吴支书严肃地批评过他，并通过社员大会决定划为“游民”，让群众管制他劳动生产。因此，他怀恨在心，在整社中，他纠集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到工作组和县委告吴支书的“状”。谭老接到这些“状纸”后，交代随行人员要调查核实，越是有人告状的干部，对他的问题更要慎重，既不能放过坏人，也不能陷害好人。后来，我们到群众中反复调查落实，群众都说，吴支书是个好干部，办事公道，工作积极，敢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吴苟部一贯嫖赌，不务正业，划为“游民”是完全应该的，他乘机翻案是不对的。于是，经过社员大会讨论决定，叫诬告人吴苟部等人在大会上作了检讨。吴支书感到群众说公道话，谭老秉公办事，伸张正气，打击邪气，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激。从此，他工作更加积极了。通过这次事件，谭老在一次汇报会上特别强调指出：“对待农村干部的问题，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那些坚持原则，讲直话的人，要保护；他们秉公办事，难免要得罪一些人；有时工作方法简单一些，也可能有些人有意见，但是，他们比起那些‘明知不对，少说为佳’，当‘好好先生’的干部要好得多。因此，我们对来自群众中的意见，要作具体分析，要调查落实，决不能偏听偏信，不然，今后谁也不敢讲直话了。我是提倡大家讲直话，办实事的。”
  我记得，办社结束时，谭老在总结大会上说：“我们这次开展民主办社试点工作的5个农业社有208名社、队干部，在整社开始时，群众检举揭发有贪污舞弊行为的社、队干部有65人，经过几个月发动群众清理和核对帐目，发现真正有贪污行为的社、队干部只有4人，最多的只贪污40元。事实证明，我们的社、队干部绝大多数是廉洁奉公的，得到群众拥护的。”谭老的讲话，在全场引起热烈的掌声，许多农村干部噙着泪水，高呼“共产党万岁！”此时此刻，许多社、队干部甩掉了“怀疑贪污”的思想包袱，搬掉了心头石，一身轻快，怎能不由衷地感激党的政策，感激谭老实事求是，秉公办事的好作风呢！
  报纸宣传要慎重
  在攸县时，谭老对党报是非常关心的。他每天看报，关心国内外大事。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反右派的运动。谭老从《新湖南报》的报导中，发现了一些问题。大概是1957年9月间的一天，他把我和《人民日报》记者站的老黄同志一块叫到会议室谈话。他说：我想同你们谈谈当前报道中的一些看法，是我个人的意见，不是中央的意见；你们把它记录下来，回去给你们的领导传达一下，作个考虑，不要外传，这是纪律。
  谈话的原文，因为记录本在“文革”中烧掉了，这里只能凭记忆写。我记得大概有以下五点意见：
  一、反右是对的，但打击面不宜过大。他说：反右是党中央、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但是，最近我听说《新湖南报》的记者有很大一部分打成右派，有没有这么多右派？要慎重考虑，调查落实，要认真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二、对待知识分子仍应贯彻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他说：报社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要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目前，我国知识分子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我们党迫切需要大量知识分子从事各项工作。对知识分子的缺点、错误，要以教育为主，不要把人家“一棍子打死”。
  三、对待民主党派要继续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他说：我们党一直是很重视统战工作的，这是我们“三大法宝”之一，对他们在鸣放中的错误，也要具体分析，要以教育为主，毛主席说过，总是多团结一些人好。
  四、报纸上点名批判要特别慎重。他说：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抢新闻，不要事情未落实就在报纸上端出来了，这是关系人家政治生命的大事，要特别慎重；我看，在报纸上点名批判，一定要请示省委同意，只能抓住有教育意义的典型事例见报，一般划右不要见报，因为影响太大。
  五、报纸是党的耳目喉舌，要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不要老是板起面孔说话。我说得不客气一点，《新湖南报》有点象“死人办死报”，缺乏生气，也缺少群众的声音，要努力改进。
  谭老的谈话坦率、求实、中肯，当时在我思想上启发、震动很大，印象很深，因此，至今我还记得比较清楚。虽不是原话，大意如此。我回分社后，把谭老的意见，原原本本向领导汇报了。我因为在攸县跟随谭老蹲点好几个月，对当时报社的反右情况一点也不了解，更不知道报社有什么“右派集团”。报社有些老朋友，听说我从攸县回来了，就到我家里来看我。我记得，有一次蔡克诚、陈望岳等同志到我家来玩，他们一再问我，谭老对报社反右的看法。因为谭老已交代不能向别人讲，我开始不敢说，后来，他们一再追问，并保证保密，我才说了个大意。谁知，消息一传开，当时报社有许多同志要求到攸县谭老那里去请愿。事情传到省委去了，就追查是谁从攸县带来的消息。有人说，是新华分社记者胡坚。有位省委领导同志就点名要抓我的右派。这下，祸可闯大了。分社领导就找我个别谈话，我说：消息是我传出去的，我没有遵照谭老的意见保密，是我的错误。但是，我没有篡改谭老的原意，没有假传领导的意见，请组织上调查。后来听说，组织派人到攸县核查了，是谭老的意见，而且谭老还为我说了一句话：“胡坚在这里工作表现还不错。我看不要划右，批评教育就行。”结果，我以“同情包庇右派分子，给右派分子通风报信”为罪名，划为中右，下放基层，控制使用（这些所谓“组织结论”，放在我档案里二十多年，一直到1978年落实政策时才烧掉）。
  回忆往事，感慨良多。我们永远怀念谭老为人正直，敢说直话，勇挑重担，实事求是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崇高品德，因此，写了这篇回忆材料，聊表寸心。
  十九亲切教诲严格要求
  ——回忆谭震林同志在攸县的二三事
  1957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攸县藉革命老前辈谭震林同志，率领由中央、省、地三级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回攸县家乡开展“民主办社”试点。当时我是县委常委、政法党组书记兼公安局长，有幸聆听谭老的亲切教诲，有几件事对我教育很深，至今记忆犹新，永志不忘。在谭老诞生90寿辰之际，特写此文，以表怀念之情。
  要学会“弹钢琴”的工作方法
  谭震林同志是攸县城关人。解放前夕，我参加地下党的时候，听人说过谭老的名字，知道他是攸县的老革命。解放以后，他是中共中央委员，曾在浙江、江苏省委和政府担任领导职务，后来调到了中央。但不曾见面。这次回攸县，初次见面，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虽然他离开家乡30年，但乡音未改，从他的言谈举止，看得出不仅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党的高级领导，而且是一位诲人不倦的长者。
  当时，谭老回攸县的任务，是根据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精神，对农业合作化高潮后，由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转为高级农业合作社以后存在的一些问题，开展调查研究，运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解决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出现的矛盾。
  谭老来到攸县以后，首先听取了县委关于全县工作，特别是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及其它工作情况的汇报。然后又通过个别了解情况，发现当时的县委一班人，在指导思想、工作部署上，与中央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党的中心工作与其它部门业务工作还缺乏统筹安排；同时还发现我们在工作方法上，有单纯靠行政命令、主观主义和包办代替的毛病。因而工作上出现单打一或顾此失彼、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针对这一情况，谭老在安排工作组到上云桥乡开展调查研究之后，即组织我们县委一班人学习毛主席著作。重点是学习《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当时毛主席的这篇著作还没有公开发表，只有供高级干部看的内部印刷的单行本，谭老按照毛主席讲的12条，一条一条学习，一条一条讲解。由于我们是第一次读到这篇文章，这些问题又是我们经常遇到又难于解决的工作方法问题，所以感到特别亲切。使我印象最深的有五点：一是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班长”、委员要互相谅解。谭老在讲解的时候指出：“你们当班长的，当委员的，要象毛主席讲的那样，互相谅解，互相支持。毛主席说，互相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这一条是我们作好工作的根本”。二是要互通情报。谭老说：你们县委一班人，除了“班长”管全面之外，委员之间各人都分管了一条战线或一个方面的工作，各条战线的情况不同，但共同的目标是要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如果不互通情报，不互相交流，就没有共同语言，就会像毛主席说的那样“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哪还能领导一个县的工作？三是要我们学会“弹钢琴”。谭老针对我们县委一班人工作方法上有单打一和顾此失彼的现象，他强调指出：你们的工作部署，要像毛主席讲的“弹钢琴”那样，十个指头都动作，要有节奏，工作安排要有主有从，党的中心工作和其他部门工作，要统筹兼顾，全面安排，这样就不会出现单打一或顾此失彼的现象。四是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谭老说：你们县委一班人，有南下的同志，有本地干部，相互之间基本是团结的。但你们一定要牢记，要搞五湖四海，特别注意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有时人家的意见和你不同，但不一定人家就是错误的。对犯了错误的人也不要嫌弃，要注意帮助教育，团结他们。五是要我们抓工作像毛主席讲的那样要“抓紧”。不要样子像抓，实际上抓而不紧。他说，听了你们的汇报，有些事你们抓了，有些事你们布置了，但没有检查、没有结果，实际上就是抓而不紧。
  谭老组织县委一班人学习这篇文章，的确是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切中了要害。对我们教育很深。从此以后攸县的工作有起色，不能不说是谭老教育的结果。就我个人而言，思想认识水平的提高，工作方法的改进，后来担任县委副书记、调省里工作，这都与谭老的亲切教诲是分不开的。
  谭老身体力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总使我肃然起敬。就以他组织我们学习而言，规定每天上午8时开始，我当时住在县公安局，一般都提前几分钟到会场，但每次总是看到谭老一个人早已坐在会议室了。平时听取我们汇报或研究工作，他总是侧耳倾听，一丝不苟，发现问题，一定要弄清来龙去脉与前因后果。如果在汇报中发现有头无尾，或者含含糊糊，那是绝对不行的，这种严格要求，给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要学会正确区分两类矛盾
  谭老来攸县不久，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全党必须认真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社论。谭老及时组织县委一班人学习了这篇社论，并在全县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报告。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形势、重要意义、目的、方法和要求，作了全面阐述。
  当时，攸县和全国各地一样，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组建以后，由于我们的思想认识跟不上新的形势，干部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某些方面脱离群众，有关山林、园土、耕牛、农具折价入社等具体问题处理不妥，社与社之间、社与队之间、社与社员之间各个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尤其是一些地方由于生产高度集中，生产缺乏成本，大批剩余劳动力没有出路，有的地方由于经营管理不善，财务工作混乱，少数人有贪污挪用行为，群众意见很大。渌田、高和、牛头湖、网岭等少数地方出现闹退社、自发单干，或者强行牵回耕牛、背回农具；有的私分粮食、集体闹粮，甚至谩骂、殴打干部等问题不断出现，一时社会治安问题增多。正在这个时候，城西对河的菜花坪乡谭家洲西南农业社有个社员，因感冒病去龙王庙“求神水”，先后出了15个“魂子”（神汉），导致攸县、茶陵两个县13个乡每天数百人来此“求神水”治病，最多一天达1000多人。
  谭老得知这些情况以后，把我叫去，一方面要我汇报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研究处理方法。当我汇报情况以后，谭老亲切地问我：“元戎同志，你是管政法工作的，这些问题都是些什么矛盾，用什么方法处理才能解决？”当时由于我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新课题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理解不深，也是由于长期从事政法工作职业的关系，思想上还停留在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的认识上，简单地回答：这里有人民内部矛盾，也有少数坏人在破坏，处理方法嘛，一是教育；二是抓几个为首分子，问题就解决了。
  谭老听了我的回答，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我国处在一个社会大变革时期，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作为近时期的阶级斗争发展的结果，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正在经历空前未有的物质变化和精神变化。由于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因而使人民内部矛盾在历史舞台上上升到比较显著的地位。你作为一个县主管政法工作的领导，必须认识这个新的形势。现在时代变了，在国内反革命势力绝大部分已经被我们推翻了，剩下的只是残余，对于这些残余虽然还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还要继续给予打击，但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你还应该看到，现在广大人民群众是支持我们的，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人民群众同我们中间也逐渐产生一些隔阂和一些我们不熟悉、一时没想到或不大愿意想的矛盾。对于客观形势的这种变化，你们还认识不清，还习惯于用老眼光看新问题。所以总是用过去那种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这在现在是行不通的。因此，你们必须学会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什么是敌我矛盾，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对于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简单的、粗暴的专政方法去处理，而应该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用耐心的、说服教育的方法来处理。这是当前一个新的课题，不仅你这个管政法的领导要明确，而且要使广大政法干部都懂得这个道理。
  谭老关于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不仅在理论上对我进行了系统的教育，而且在方法上给予了明确的指示。要我把近期全县发生的各类治安问题进行全面认真的研究，并将处理结果向他汇报。
  根据谭老的教导，我分别召开了公检法负责同志和全体政法干部会议，传达了谭老的指示精神，组织干部认真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在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的基础上，突出地抓了三项工作。
  一是组织一个9人工作组和由县、乡干部、剧团演员、医生组成的30人的宣传队，去西南农业社平息迷信活动。一方面召开座谈会、群众会进行正面宣传教育；另一方面对15个“魂子”中一个自称能上“火焰山”，结果烧烂背的和一个自称“刀枪不入肉”，结果被另一个魂子的斧头砍开了脚的，送进医院治疗，然后叫他们现身说法；同时，还发动已经觉悟了的群众谈自己上当受骗的情况，并设立一个广播站，播送他们的讲话。经过这番工作，只一个星期，延续了三个月之久的“求神水”活动得到了平息。
  二是对过去处理的案件进行复查，用正确区分两类矛盾的标准，重新审理这些案件。这年1月到4月，在处理47起闹粮、闹退社、殴打干部的案件中被逮捕判刑5人、拘留6人。经过复查，除2名有贪污税款等触犯刑律的维持原判外，其余都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经过教育，予以释放。
  三是把过去发生的问题，选择闹退社、闹粮、殴打干部等10个类型，34个案例，把问题发生的前因后果、案情性质及处理结果编印成册，发给全县区乡干部和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7月上旬，当我把上述情况向谭老汇报之后，他十分满意，并嘱咐我把这一情况认真总结。在县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发言，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由于谭老的亲切教诲，我们思想认识提高了，方向明确了。5～6月份发生25起类似闹退社、闹粮、谩骂殴打干部等问题，牵涉到90多人，没有拘、捕一个人，都用说服和批评教育的方法及时处理好了。现在回忆起来，谭老关于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教导和循循善诱的工作方法，使我受益非浅，永志难忘。
  要坚持实事求是
  谭老结束攸县民主办社试点工作回到北京以后，还经常与县委保持联系，经常给县委来信指示工作。1959年他来信要县委组织一批人去北京展览馆参观。这时谭老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了。当时，我担任县委农村工作部长兼东风公社（皇图岭）书记，县委要我带队，带领县委机关、工交、农村、财贸和有关乡的负责同志去北京参观。我们住在京西宾馆，他得知后，亲自到宾馆看望我们，并把我们接到中南海他家里作客。他的家里比较简朴，唯一的现代化设备是有一台电视机。这次，我又受到了谭老一次实事求是的教育。
  “大跃进”时代，农村普遍出现了一股浮夸风，吹牛皮，“放卫星”，不论粮食产量也好，大炼钢铁也好，都出现了有一报十、十报百的倾向，谁也不敢讲实话。谭老早已掌握了这些情况，他在热情招待、闲谈之后，严肃地问起粮食产量的问题。说实在话，当时对于这一点，我有些心虚，因为自己试验田的产量也有过虚报的问题。但在谭老面前，不能不如实以告。
  谭老问：我们家乡的粮食产量亩产有多少？醴陵亩产多少？
  我说：攸县只有700多斤，比起醴陵少几百斤。
  谭老又问，你东风公社亩产多少？你的试验田亩产多少？
  我说：东风公社亩产600斤，上报是1200斤，据粮食部门调查，只有580斤，最多只有600斤。我的试验田是作得好的，后来我炼钢铁去了，由农技干部何运德同志管理，收割时，《攸县报》号外“放卫星”，刊登亩产8000斤，实际上还不到800斤。我们现在安排社员的生活是按600斤到700斤之间，留有余地。
  谭老听了我的回答，诚恳而又关切地既批评我又表扬我：“你能讲实话，这就好。亩产800斤就不错嘛，何必报8000斤呢？报假数，虚夸这就不对了。我们党向来都是讲实事求是，象这样虚报浮夸，害人害己，吃亏的还是老百姓。这样的虚报，今后一定要改正。你回去以后，要向醴陵县委通报，要向攸县县委汇报，今后一定要实事求是。你讲的安排社员生活，一定要留有余地，这很好，不然会出问题。”
  面对谭老的亲切教诲，我心情特别沉重，更认识到虚报浮夸的严重危害性。我回到县里以后，把谭老的指示如实向醴陵县委作了通报，向攸县县委作了汇报传达，但是当时县委领导没有引起高度重视，并没有真正从思想上认识虚报浮夸的严重后果。后来又发展成为五风错误，使人民群众遭受到不应有的灾难。
  上面忆述的几件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30多年，但是每当我回忆谭老的亲切教诲和对我的严格要求，感慨万千。他那种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的精神，那种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的作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二十彭老总，您好亲热我们啊！
  太阳染红云天，北风不再呼啸。入冬以来，很少有今天这样的晴暖天气。
  我早早起床，正在洗漱。副总编辑冯鲁仁急匆匆地跑来，连声叫我快些快些，快去市委交际处，“有特殊采访任务！”我好生迷惑，猜这猜那，他便悄声地告诉我：“是彭老总来了。”
  “真的是彭老总！？”当时我们都这样亲切地称呼赫赫有名的彭德怀元帅。
  “在延安，我见过他，严肃。”老冯曾在延安的新华通讯社工作，1958年从中央宣传部来株洲的。他同我边下楼边说：“我们好怕他，他，不怕哪个，听说，他向毛主席提意见，都敢放机关枪一样……”
  在我的心目中，彭老总就等于战无不胜。我喜欢读书，平江起义，井冈会师，保卫延安，百团大战，解放西北，抗美援朝等等许多著述中，彭老总从来都是胸中自有雄兵百万，满腹英武，浑身威严。老冯讲的，正符合我的想象，彭老总不是自喻“类似张飞”吗！今天，我能见到了，真是喜出望外。
  交际处楼前的坪地里，一连停了三辆小车，没有人来人往的忙碌，象往常一样宁静。我和摄影记者毛国斌向市委书记马壮昆报到后，靠在坪里花坛边上啃馒头。
  司机都上车了，我们赶紧举起相机。
  彭老总向汽车走来。他身穿藏青色呢大衣，戴着便帽，很魁梧，比同他并肩走着的小舟同志高出许多。看去似乎背有些驼，也或许是低头说话有意躬了些身子。面有倦容，一点也不红光满面；却没有老斑，没有深纹，帽沿下露出的是黑发。我默算，1949年建国时，他是51岁，至现在，也快60了！不像，一点也不像。
  车队向株洲麻纺厂驶去。和我们同坐在第三辆吉普车上的服务员讲，彭老总昨下午去331厂，回市时叫她同车。汽车出了厂区，不再是水泥大路，不是石块就是泥坑，车子簸得一蹦一跳，马书记要司机再开慢些。彭老总说：“无妨。出了工厂，我们都跳舞了，几多好！”说得满车笑。我们也都笑了。
  车在麻纺厂办公楼前停住。彭老总下车刚刚站定，一些路过的男女工人们看到了，纷纷围拢来，又是鼓掌，又是握手，急得厂长、书记往前挡，请彭老总先上楼稍作休息。
  彭老总扫了一眼大家，对书记说：“先去车间看看工人，也好把他们一起送走，要不，会在这里等，几多难站！”小舟同志也说这样好。
  工人们好高兴，没有任何人指挥，一齐闪开，排成了欢迎的夹道。彭老总和领导人走在中间。虽然只有二三十人，可这“夹道”不断前移——刚刚看到了的人又飞快地跑到前边站好了。如此热烈地循环，一直延续到进入车间大门。
  彭老总对麻纺很感兴趣，边看边问原料来源，是不是可以染成花布，有不有出口成品的可能？还不时停下来同工人交谈。在一个弄堂口，两个青年女工迎面走来，怯怯地不敢伸手，只是笑微微的。彭老总高兴地伸手握住了她们，笑着问道：
  “她穿灰布袄，你穿花衣裳，你是妹子罗，是不是？妹妹俏，姐姐笑……”
  元帅的风趣，引得大家哄然大笑。两个青年女工，笑得满脸飞红。
  “我来考考看，搞大跃进，是为了什么？”彭老总问了她们的生产生活情况后，笑笑地说。
  “为了……嗯，超英赶美！”穿花衣的女工说了，穿灰衣的连忙点头。
  彭老总又问：“超英赶美又为了什么？”我紧挨着彭老总，两眼望着这位女工，她也望望我，好像想我提示一下。这时，彭老总爽朗地笑着说：“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好，让你们天天都穿花衣，打扮得更漂亮！”
  顿时，周围都充满了幸福的欢笑。
  随后，在办公楼会议室里，厂长、书记简要地汇报工厂情况后，请彭老总题词。彭老总握笔写道：“努力生产，把姑娘们打扮得更漂亮些！”
  小舟同志接着题词。他一开头就写：“遵照彭德怀同志的指示，”刚刚写到这里，坐在一旁的彭老总看了，忙说：“你写你的，惹我做甚么？”
  “你是北京来的嘛，”小舟同志头也未抬。
  “我是老兵，你是父母官！”周小舟同志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彭老总说完，起身走开，去看陈列品了。
  回想到这里，不禁使我记起了《彭德怀自述》里讲到的一件事——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彭老总率部击败追敌马步芳部五个骑兵团，胜利完成了英勇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毛主席为此十分兴奋，为彭老总赋诗一首：“山高路险沟深，骑兵任你纵横。谁敢横枪勒马，惟我彭大将军。”彭老总当时是一方面军司令，毛主席兼政委。他接到这首诗后，把最后一句改为“惟我英勇红军”，并将原诗退还毛主席了。
  此刻，他不要小舟同志“惹”他，岂只是领导人之间的谦逊！？
  将近中午，我们回到交际处。
  同车的服务员“奉命”通知：都在这里吃中饭。彭老总中午不休息的，说不定要走。听小舟同志同马书记讲，想在5点钟以前赶回长沙去。
  吃饭了。在一楼门首的一间小会议室里，临时摆了两张圆桌——餐厅正在开会议餐。我们远远地跟在彭老总和省市领导人后边。他们都进去了，我们还停在门外边。彭老总转身招手：“请进请进，讲甚么客气啰！”我们不再紧张了，都高兴地望着彭老总笑。
  领导人在相互让座。都推彭老总坐上席首座。不料，彭老总边脱大衣边说：“你们，省里的大官，市里的大官，都去坐官席”，他双手抬起作邀拢的样子，“来来，我们老兵、小兵搞一桌，不讲客套。”说完，他带头坐在门边的桌旁，顺手把我拉在他身旁坐下。我们这一桌，全是服务员、司机、市公安局的警卫、医生和我们几个记者。
  马书记过来斟酒。彭老总用手捂住酒杯，笑笑地说：“领情领情。我这个人操不发，烟学不会，酒喝不惯，只晓得吃几粒呆饭。”说完，畅怀一笑，又对马书记说：“你去陪他们，他们口袋里有票子！”伸手朝小舟同志指着，小舟同志却指着马书记说：“我还问他要呢！”
  他们之间的诙谐和信赖，使我心里充满了无穷的美好向往。
  每上一道菜，彭老总总要先夹一筷送进端菜的服务员嘴里，说：“你辛苦了，应该先尝点味。”一会，端来一盘红烧狗肉。彭老总连忙起身，接过放在自己面前，随后从左至右一人夹给一砣。中途有位女同志说“我怕吃得”，彭老总说：“只有狗怕人，哪有人怕狗。好吃得很咧！”硬是把一砣狗肉重重地塞进了她的饭碗。分发完毕，彭老总把盘子往面前拖拖，故意说：“好了，余剩的都归我了。”逗得我们都扪嘴发笑。
  不时，彭老总还不断问大家一些话。他侧过头来问我：“从株洲到易家湾，大约有好多路？”我回答后，他像是自语地说，“我去过，那时还年轻。……只怕不在了”他脸色沉重起来，仿佛想起了什么。
  我不敢多问，近读《彭德怀自述》。几十年前的疑团才解开了。原来，1921年8月，在当时湘军任代理连长的23岁的彭德怀，驻守南县时，发动贫苦农民成立救贫会，派兵协同会员杀了恶霸地主欧盛钦——他哥哥是赵恒惕督军的高参。不料，事隔数月被告发，彭德怀被捕。在解往长沙途中，押他走的一位青年士兵被感动了，有意解松了捆住他双手的绳子，天黑，彭德怀趁机逃跑了。他一气跑了几十里，“夜半来到易家湾湘江河岸，有薄薄的雾，望见有小船，我念着：茫茫湘江畔，渔翁扁舟有灯光。小姑在补网，老翁收行装。尊声大爷行方便，老翁笑问往何方？我说：‘要过江，身上无半文钱。’老翁说‘上船来，送你过江去，不要你的钱！’问了他的姓名，叫罗六十老倌，无子仅一女，年过半百了。老者问：‘先生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我说：‘我不是先生，是穷人。’他望望我身上，又摇摇头，怀疑我不是穷人。我即详告事因。船抵西岸时，我将汗衫交给他，他无论如何也不要。我跳上岸，将汗衫丢在船上说：他日相逢，留作纪念吧！”（《彭德怀自述》P20），红军第一次打长沙，“占领长沙的第二日晨，……我率五军两个师（我兼军长）向易家湾追击，残敌已退湘江西岸。我在昭山下，找到救难之罗六十老倌。罗年近七十，须发均白。给予土豪财物。他不知我名和姓，我认其为恩人！我当时三十有二岁，前后已隔多年。”（同前，P.155）
  读着这样深情的“自述”，回想起32年前—1958年12月中旬彭老总向我询问易家湾的神情，不禁心头怦怦直跳……是的，午饭后，彭老总说要“去晒晒太阳”，独自缓步穿越花坛甬道，站在坪地西头的黄土岸边，两臂舒展地交织在背后，凝望着滔滔北去的湘江……
  一位伟人，在怀念，在沉思……
  正在兴建中的株洲钢铁厂，迎来了彭老总。
  工地上，一片热烈，一片混乱。
  露天里，高高竖起的炼铁土炉，有的在冒着青烟，有的正人挨人地挑着矿石往炉里倒。
  忽然，一串哨声，一齐呼喊——工厂为迎接彭老总视察，早早升火的一座土炉，到了出铁的时刻。
  彭老总在泥泞的工地上穿过渍水，绕过煤堆，一双青布鞋早已湿糊糊的了。他和工人们一起挤在炉前，躬着腰，焦急地望着久久没有被捅开的出铁口。
  这时，有位青年工人冲上去，一手撑钎，一手抡锤，接连几下，终于打通了。人们一齐闪开，等待着铁水奔流。可是，隔了好一会，这个小小的通道里，才缓缓地流出了一线线深红色的浆液……
  “好，总算看到了。”彭老总和鼓掌欢呼的炉前工人一一握手，不停地说：“你们辛苦了，感谢你们！”
  刚刚离开土炉，彭老总神色庄严地对左右说：“你们说，这是生铁还是熟铁？……我看，怕莫是绿（锈）铁。”他又望望厂长、书记，语气十分恳切：“有一点，不能疏忽，要爱护工人的积极性。又苦，天又冷了……”他后边的话，低低的，饱含着慈祥。
  面前，快步走来一支挑土方的“娘子军”，他们纷纷放下担子，朝着彭老总鼓掌。
  “你是哪里人？”彭老总上前，握着一位汗渍渍的小姑娘的手，“十几了？”
  “宁乡的，17岁。”
  “呵，宁乡的（读“弟”音），我们还是邻居啰！”彭老总顺手提了提她的担子，亲切地说，“莫挑得太重，压驼了背，那就不好看了。你看，我的背是压驼的，不好看吧。”
  围在一起的姑娘们，都在欢笑声中不自觉地挺挺胸。
  彭老总的背真有些驼。他10到12岁替富农放牛，每天要挑水，13到14岁在离湘潭乌石家不远的黄碛岭土煤窑做童工，又爬洞子又拉孔明车，他的背就是那时压弯的。
  呵，彭老总风趣的话语中，揉和了老一辈对年轻一代多么深沉的关切！
  离开这里，车队从株洲冶炼厂南门进入厂区。
  不多久，都在一座高大的烟囱前下车了。当时，据称这是江南最高的烟囱，也有说是亚洲最高的。确实很高，有120多米。
  彭老总很有兴趣地走近去，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作个立正姿态，笑笑地说：“照个像吧，背靠大家伙……”
  随后，他昂首向烟囱顶端望去，不料帽子掉了，他顺手弯腰拾起，掸掸泥灰，潇洒地拿在手上说：“砍头只当风吹帽。……这家伙是有蛮高。“又转过身来嘱咐市里领导人，要问一问，顶端是否安装有红灯，要是万一有飞机超低空飞行，没有指示灯，那会出危险的。
  车队来到湘天桥。彭老总他们就要从这里离开株洲去长沙了。
  忽然，汽车停住，彭老总最先从车上下来，把大家邀在一起，向着毛国斌说：“还要辛苦你一下，我们一起照张像——别时容易见时难，他日相逢，作个纪念吧！”
  我们留下了珍贵的一瞬。
  我望着彭老总依依登车的身影，眼眶湿润了，心头涌上一股热流，喃喃地说，您好亲热我们呵！
  （摘自《老干部回忆录》第3辑）
  二十一勤于思考忘我工作
  ——忆胡耀邦同志在醴陵二、三事
  匡传高
  60年代初，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来湘兼任中共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在此期间，他经常深入湘潭地区所辖各县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并从实际情况出发，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收到良好的效果，至今仍给人们留下美好的印象，令人赞不绝口。特别是他那勤于思考，善想问题，一丝不苟，忘我工作的可贵精神，更是令我钦佩，至今都值得我们，特别是领导干部好好学习。
  1962年11月26日，胡耀邦同志第一次来到醴陵。连续两天，由中共醴陵县委第一书记李哲陪同，白天深入到白兔潭、浦口、孙家湾、泗汾等公社调查研究，先后到过10个大队、20多个生产队了解情况，还去一些干部、社员家里座谈访问。这次调查，办公室派我跟随一起下去。胡耀邦同志白天劳累一天后，晚上又听县里汇报，找干部交谈，看简报材料，总是忙到深夜。当时，县里正召开扩干大会，李哲同志请他给大会作报告。28日，他和他的秘书及我们办公室的同志一起商量报告内容。他在商量过程中，勤于思考，不断提出问题：醴陵县的形势怎样评估？干部正在想些什么？存在些什么模糊认识？怎样解决为好？……让参加研究的同志放开思想谈看法，实事求是谈情况。他边谈边记，听得出神的时候，不时地站起来手舞足蹈，有说有笑。我们县里的同志开始有些拘谨，但见首长和蔼可亲，气氛就宽松了。这天商量报告内容，从上午近8点钟起，一直扯到晚上11点多。最后，他归纳说报告着重讲四个问题，共48个字；一、今年很有成绩，依靠大家努力；二、全国形势虽好，困难还有不少；三、继续乘胜前进，干劲加上钻劲；四、明年更是大丰收，前途一片光明。在研究中，他想得很细很认真。我记得头一个问题，开始是“今年很有成绩，全靠大家努力”。他仔细一想说：“‘全靠’不准确，最好用‘依靠’，因为大好形势的取得，不光是干部的努力，还有党中央正确的方针政策，省委、地委的具体领导，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我在白兔潭公社调查时就有一个农民问我：‘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在生产队，这是谁调查的，这个人要长一百年寿’。我就告诉他：‘是毛主席调查的，党中央决定的’。”次日报告时，他把“全靠大家努力”换成了“依靠大家努力”。
  胡耀帮同志作报告，很少讲空话、套话，而是言之有物，言之为实，针对性很强。他那次讲话时，针对当时部分干部存在的“三加”（加粮、加布、加工资）思想，讲了一段寓理于事，深入浅出，很有说服力的话，他说：“有的干部要求加粮、加布、加工资，这个要求对不对呢？你们的口粮不高，用布不够，工资也不多，有的同志还没有结婚，找不到爱人。‘三加’的心情是可理解的。但是，这‘三加’今年、明年都办不到。为什么办不到呢？就是国家还有困难。从加粮来看，每人每月加3斤，一年就要加36斤。单说干部、职工，全国就有5000万，每人一年增加36斤，总数就要18亿多斤粮食，国家哪有这么多来增加呢？增加布票也是一样，假使每人要加发五尺，六亿五千万人要发三亿二千五百丈，等于10万多公里，也就是等于10条黄河加10条长江那么长。加工资更办不到。全国5000万干部、职工，每人每月加10元，一年要加120元，全国一年要增加60亿元。60亿元等于现在市场流通货币量的将近一半，国家拿不出这么多钱。今年、明年内个别同志的工资适当调整是可能的。”干部听了这些话，感到生动具体，入情入理，都点头称是，口服心服。
  胡耀邦同志勤于思考，重视文字工作，善于提炼观点，推敲词句，精益求精。
  1963年7月1日下午，中共醴陵县委第一书记李哲和我，驱车赶到湘阴县，向胡耀邦书记汇报醴陵县开展“四清”运动的情况，并带去一份向省、地委的书面报告。
  胡耀邦同志听了汇报后，便开始审阅报告材料。他从大标题、小标题到一段一句，都和秘书一起，认真推敲，反复琢磨，作了较大的修改。把大标题“政治动员，以点带面，全面铺开”改为“一个既雷厉风行又步步深入的群众运动”，把小标题“五天战果辉煌”（“四清”数字到6月25日止）、“五级下定决心”、“五条基本经验”、“十五天的安排”改为“十天运动的成果”（“四清”数字换到6月30日止）、“第一回合的关键是五级层层下了决心、“当机立断地开展第二回合”（新增写的一段）、“回顾前两回合的基本经验”、“下一步安排”。同时还对报告中的字句也作了一些修饰润色，使文章更加生动，更加符合实际情况。这次修改材料，从7月2日早饭后开始，一直搞到晚上9点钟才结束，连中午也没休息，整整费了近13个小时。修改完后，胡耀邦同志亲自给省委办公厅负责同志打电话，请设法把这个报告材料赶印出来。李哲同志和我于晚上1点钟左右到达省委办公厅。当晚，省委办公厅把材料送到机关印刷厂复印，次日早晨就印出来了。9点钟，李哲同志带了报告材料赶到韶山参加省委常委碰头会，作了汇报发言。7月4日，中共湘潭地委按照胡耀邦同志的意见，转发了这个报告，发至公社。
  这次修改材料，我印象最深的是胡耀邦同志交给我一个任务，他说：“我数了一下，材料中总共有36个‘放包袱’，太多了，你专门修改一下，把它减少一些。”我花了两个多小时，用“洗手洗澡”、“承认错误”、“主动交代”、“讲清问题”等同义词组代替，或者删掉，尽量减少“放包袱”。最后，还留下了9个，文字较前流畅多了。他鼓励我说：“你改得好，立了功”。
  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湘阴时的一个很有趣的故事。7月2日中餐，湘阴县很客气，给胡书记和我们几人上了一大盆鲜鱼。席间，胡耀邦同志很风趣地对李哲同志说：“你们口福真好，昨饮醴陵水，今食湘阴鱼！”说得我们都哈哈大笑。
  胡耀邦同志不仅工作时间勤于思考，善想问题，就是休息时间也见事就想，见物就问，甚至寻根究底。1963年秋，一天晚饭后，胡耀邦同志外出散步，李哲同志陪同，胡书记的随从人员和我也一同去了。到了商店，胡书记和营业员亲切攀谈，问这问那，了解物价和销售情况。走到渌江桥，他眺望渌江上下，心旷神怡，心情特别愉快。他问：“这桥是什么时候修的，现在还保存得这样好。”李哲同志略略思考后，作了简要回答：“渌江桥始建于南宋年间，原为木墩木梁结构。曾几毁于水火，毁了又修。现存的这座石桥，是民国13年，由县人陈盛芳首倡建造的，有180多米长，迄今近40年”。隔不多久，胡书记问：“渌江源于哪里？水质多好哇！”李哲同志站在桥上，右手指向渌江上游说：“水源较远，南源来自江西，北源来自浏阳，在黄沙公社境内的双河口汇合，始名渌江。”胡耀邦同志听了很高兴，笑哈哈的幽默地对大家说：“我家乡（浏阳）的水流到这里来了，真清哪！真亲哪！”大家跟着胡耀邦同志在桥上一边走，一边看，有讲有笑，信步漫过几十米，踏上了状元洲。在芳洲上转了一圈后，胡耀邦同志又问：“这个洲为什么叫状元洲呢？”他这一问，把大家问住了，一时答不上来。次日，我到档案馆查了一些资料，在《醴陵县志》（民国版）中找到了状元洲取名的来由，“按《一统志》载谶云：‘洲运县门前，醴陵出状元’。”状元洲原渌江八景之一，谓“状元芳洲”。我把取名来由抄录好，送给了他。胡耀邦同志看后说：“状元洲的名字是这样的。你真负责，辛苦你了！”
  二十二江总书记视察株洲
  1991年3月12日、13日，对株洲市349万人民是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来株洲考察工作，给广大干部群众带来了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亲切关怀和慰问。
  株洲，这座解放后崛起的工业城市，40多年来曾经接待过许多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但接待党中央的最高领导人这还是第一次。3月12日下午6时15分，三台旅行车由一台交警车引路，徐徐驶入株洲宾馆，在一号楼前停下，江泽民同志在广州军区司令员朱敦法、省委书记熊清泉、省长陈邦柱、省委秘书长沈瑞庭的陪同下走下汽车，市委书记周吉太、市长周伯华、市委秘书长侯林青等同志迎上前去。清泉、邦柱忙把株洲的同志一一介绍给总书记。总书记神采奕奕，笑容满面，高兴地同迎候的同志一一握手。吉太、伯华同志几乎是同时说出：“欢迎总书记来株洲！”总书记边握手边说：“向同志们学习。”6时20分，江总书记由清泉、邦柱、吉太、伯华同志陪同，走进二楼206号房间休息。随同总书记前来株洲的有中宣部部长王忍之，农业部部长刘中一，总政治部副主任李继耐，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曾庆红，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滕文生，国家计委副主任盛树仁等。6时30分吃晚饭，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四菜一汤，两荤两素，分餐制，不用酒，不上易拉罐饮料，不上海味，吃地方菜，厨房里照办不误。总书记边吃饭边与陪同的同志和服务员交谈，餐厅的工作人员开始有些紧张，一见总书记如此平易近人，紧张的心情也就平静下来。
  13日上午，江总书记一行到南方航空动力机械公司和株洲硬质合金厂视察。8点半，江总书记准时从卧室走下楼来。清泉同志把前来迎接的公司经理吴沈铎介绍给总书记，并一同踏上一号旅行车。春雨乍停的街道上，空气显得格外清新。吴沈铎一上车就向总书记汇报，总书记详细地询问了公司各种产品的性能、价格和市场情况。8点45分，汽车从该公司西门驶向装配车间。党委书记宋邦俊、副经理叶金福等公司负责人等候在门口，总书记拱手向大家致意，不时同挨近的同志握手，顿时车间上下沸腾起来。当吴经理把车间主任介绍给总书记时，总书记握着他的手，看到他一身白工装，忙问：“我们要换工作服吗？”主任说：“不用了，今天人多，提高效率”。总书记点了点头。首先来到总装现场，吴经理指着涡桨6、涡桨8、涡桨9等发动机一一向总书记介绍。总书记边看边听汇报，当听到公司航空产品更新、技术进步及南方人的开拓创新时，连连赞许：“好！好！”并对发动机的具体结构、使用情况一一询问。快离车间时，工人们都高兴地围了上来热烈鼓掌，总书记走近热部件装配区，看到青年工人比较多，于是提高嗓门亲切地对大家说：“你们这个活，我年轻时也干过，那是在40年代，现在你们不同哕，干的是高级而精密的活，不简单呀！……”话音未落，工房里再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接着是参观陈列馆。当吴经理指着墙上的照片，向总书记汇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叶剑英、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来工厂视察过的时候，江总书记表示出深深的敬意。从飞机发动机到摩托车到航空模型，一共看了5个馆，总书记兴趣甚浓。在参观南方125摩托车时，江总书记向吴经理仔细询问了这种车的性能、市场销售、出口等情况。当吴经理汇报南方125摩托车每百公里油耗为1.8升时，江总书记点头赞许。当汇报到这种车还需装少量日本附件时，总书记说，不要完全强调国产化百分之百，在技术水平达不到的情况下，引进少量附件也是一种方法。对工业燃气轮机开发，总书记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当他听到该公司工业燃气轮机开发已有好几个品种，有的已应用到石油等国民经济领域时，他赞扬很好。江总书记还特别询问了公司的利税上缴情况，吴经理汇报，去年公司在市场疲软的情况下，实现利税4200万元，总书记认为很可观。参观中，省长陈邦柱介绍说，公司第一任厂长是吴运铎，总书记听了便问吴经理：“你叫吴沈铎，和吴运铎是什么关系？”吴经理回答说：“吴运铎是老前辈，我是后一辈。”离馆前应公司的邀请，总书记欣然命笔，留下了“江泽民，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三日于南方动力机械公司”的签名。
  9点15分，离开南方公司，这时硬质合金厂厂长王君笃在南方公司登上了一号旅行车，将总书记接到株洲硬质合金厂。9点30分，汽车沿着工厂东西主干道直达三分厂。三分厂是硬质合金厂“七五”期间从瑞典引进的年产三百吨硬质合金生产线。下车后，王厂长向总书记介绍了代厂长周菊秋和党委书记廖瑜同志，一一握手后进入厂房。江总书记边走边问：“你们是搞冶炼的，用的是什么炉？”王厂长说：“我们冶炼的方法有湿法和火法，火法用的是电炉。”总书记接着问：“是什么形式的电炉？”回答是电阻炉。总书记还问到是中频还是高频，中频炉是多少赫兹。先后按工艺路线看了喷雾干燥岗位、挤压机房、烧结炉、研磨房、涂层炉等七道主要生产工序。在喷雾干燥岗位，当周菊秋代厂长介绍干燥前是一种混合料桨时，总书记忙问：“是什么成份？”周菊秋用中文一一回答后，江总书记随即用英语准确地表达了成份的名称。周代厂长听到总书记说英文，也用英语介绍了一些情况。参观中总书记不时用英语同周代厂长交谈。在挤压机旁，周代厂长介绍这设备是国产的，总压力达一万吨，总书记抬头看了看标签：“哦，是川西机械厂的。”在热等静压岗位，他看到设备上的英文标签ASEA便说：“这是瑞典的一家大公司，这个公司在世界上很有名气。”在进入压制房的走廊上，总书记听介绍工厂是“一五”期间156项重点工程之一，三百吨是“七五”期间国家重点改造项目之一，改造花了8000万元时说：“对，老企业应该这样。”在研磨房前，工厂事先摆了一张大桌子，放了宣纸，厂长们请总书记签字，江总书记欣然挥毫，留下了“江泽民，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三日于株洲硬质合金厂”的隽秀手笔。在研磨房里，王厂长拿起一片加工好的刀片向总书记介绍，总书记走到机床边，看完后放下刀片，发现机床旁一女工正在测量刀片，便亲切地问：“叫什么名字？”女工答：“叫郭丹。”“多久进厂的？”答：“一个多月了。”总书记接着又问：“哪个学校毕业的？学什么专业？”郭丹回答是长沙铁道学院毕业、学外贸英语的。江总书记一听她是学英文的，便马上改用英语同郭丹交谈。总书记的英语流利准确，令人钦佩，在场的工人热烈鼓掌。10点10分，总书记的车徐徐驶出工厂，工人们自动组成欢送的夹道，用掌声表达着对总书记的无限爱戴。
  10点20分，江总书记一行从株洲硬质合金厂回到株洲宾馆一号楼，顾不上休息，便径直走上四楼会议室，接见株洲市党政军负责同志。早就等候着的市委、人大、政府、政协和军分区主要负责同志见到江总书记，心情非常激动，一齐热烈鼓掌。周吉太同志把在场的市党政军负责同志一一向江总书记作了介绍。江总书记高兴地与大家一一握手，并合影留念。
  10点30分，在一号楼三楼会议室，江总书记一行听取株洲市工作情况汇报。汇报会由省委书记熊清泉主持，市委书记周吉太、市长周伯华汇报。参加汇报的还有程兴汉、袁授铭、李文源、王利明、王汀明、刘迪恺、赵占一、邓万池、侯林青、刘祥林、曾雨农、袁征敏、刘健民、黄自能、唐方新等。
  江总书记在一号楼三楼会议室西头正中的座位上坐好后，便和大家攀谈起来。江总书记对熊清泉、陈邦柱同志说：“我这次发现，湖南大厂真是不少。昨天看的江南机器厂、湘潭电机厂，今天看的三三一厂，刚才看的株洲硬质合金厂，有变化嘛。熊清泉、陈邦柱、周吉太、周伯华告诉总书记，还有四三〇厂、田心电力机车厂，铁路上几个大厂都在这里。“一五”期间国家156项重点项目中有4项安排在株洲。江总书记说：“哎呀，湖南工业大厂多得不得了”。陈邦柱说：“后来，70年代、80年代这样的项目就不多了。”江总书记又说：“这我估计都是156项里的。另外一个问题，这156项原来的工业水平毕竟老了，现在你看硬质合金厂如不这么改造一下，就不得了。”陈邦柱说：“三三一厂不引进也不行。”江总书记接着说：“对，对，对。”
  10点40分，熊清泉同志征询江总书记的意见说：“现在汇报吧？”江总书记说：“行”。当周吉太同志刚开始汇报时，江总书记边看名单上周吉太同志的名字，边幽默地说；“你们这里不会出什么事，又吉祥又太平！”大家听到江总书记如此风趣的话语，都笑了起来，心里也不再显得紧张了，吉太同志激动地说：“谢谢总书记。”
  周吉太同志的汇报分四个部分：一、株洲工作的基本情况；二、搞活大中型企业情况；三、三项制度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情况；四、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对策。
  在整个汇报过程中，江总书记非常认真，边听边记，有时还提出一些问题请周吉太、周伯华同志回答，自己也不时发表意见和看法。会议室里充满着活跃的气氛。
  当周吉太同志汇报到株洲是解放后迅速崛起的工业城市、我国南方的重要交通枢纽时，江总书记问：“国民党时，株洲是不是也是编组站？”周伯华同志回答：“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只是萍（乡）汉（口）铁路上的一个小站。
  周吉太同志在汇报中谈到市里为搞活大中型企业，积极帮助企业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这几年在大学生分配难的情况下，动员和支持工厂敞开大门接收大学生，储备人才，全市每年都多接收1000多名大中专毕业生，而且鼓励他们到基层去，凡是到区街企业和乡镇企业去的，比同等的高一级工资时，江总书记说：“这好。”
  当周吉太同志汇报到株洲被列入全国企业劳动、人事、工资等三项制度综合改革试点城市，经过几年的努力，已取得了四个方面的突破，其中在工资分配上打破了大锅饭，拉开了差距，但也有人认为这是分配不公时，江总书记说：“合理的差距和分配不公是两个概念。我在上海当市长时发表过文章，后来登了《红旗》，也是讲分配不公问题。我那是针对个体户来讲的。上海大量个体户，对动摇我们国营工厂的军心，会起很大影响的。当时我想要有一个办法来管理。我那篇文章上面对大企业在分配上要拉开差距也讲了。不拉开差距，平均主义，大家都一个样，就没有积极性。”
  当周吉太同志汇报到株洲在三项制度改革中进行四个方面的探索，其中在部分企业只生一个孩子的女职工中试行息工制度，息工期间不但能拿60%至70%的工资，而且把小孩也带好了，有利于计划生育，比请个保姆要划得来时，江总书记说：“请个保姆，小孩不一定带得好，自己带对小孩教育很有好处。”
  当周吉太汇报到全市全民、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以及临时工、私营企业职工、个体劳动者和帮工等都实行不同标准的养老保险，这个制度建立起来有利于多渠道就业，过去有个倾向，就业都要进大厂，进街道企业、集体企业不算就业时，江总书记说：“因为大厂是铁饭碗。旧社会进邮局、银行、铁路，还有电报局是金饭碗。”周伯华同志告诉江总书记：“最近我们社会保险推广到农村了，解决农村村级干部退休的待遇问题。我们派人到农村调查研究，已经拿出了一个方案，并且实行了。这有利于稳定农村基层干部、稳定基层支部。”江总书记说：“对，对，对。”
  当周吉太同志汇报到株洲实行“以息代租”的住房制度改革时，江总书记兴趣更浓，边听边用计量器计算一户五口之家住40多平方米的两室一厅房子要交多少抵押金，这些抵押金存到银行一年有多少利息，不交抵押金原来要交多少房租。在听到“以息代租”体现“多住房住好房多负担”的原则，有利于抑制住房需求，克服住房分配中的不正之风时，江总书记说：“这个问题大得很。现在北京‘狡兔三窟，，有的人有好几处房子。北京造了那么多房子，现在还不够，我都很奇怪。我离开北京四年，回到北京都不认识了，房子造得比上海多多了。我问陈希同，他办公室的人告诉我还不够。这问题就是苦乐不均。这个苦乐不均有的人就有本事搞起。这个占几处房子的现象，必须坚决把它消灭掉。社会主义制度怎么能这样干？就象把头一样，一个人占好几处房子。为什么？因为房租低得很，一套住房房租才几块钱，就是七八块钱，占三处也才20几元，算得了什么？而且这种房子占得多了以后很容易引起若干弊端，不得了哩！乌七八糟的事多得很，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江总书记还说：“你这个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可以把居民的零散资金集中使用，更重要的是不会产生冲击市场的问题，你把存款用来多建住房，还可以解决水泥疲软、钢材疲软的问题。”在听到对参加革命较早的老红军、老干部和五保户、特别困难户，交纳抵押金可以实行减、缓、免时，江总书记说：“你这个还不完全是金钱挂帅，还有政治。”江总书记询问：“你们什么时候可以把抵押金收完？”周吉太、周伯华告诉江总书记：“预计一季度可以完成80%，最近每天都有许多人排队交款。”江总书记又说：“你这个还有一条，他装修的这些东西是不好拆的，所以你将来合同恐怕还要有一条。他要搬走的时候，装修的这些东西不能拆走。”周伯华同志告诉江总书记说，现在还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研究室的同志向政府提出来，可以采取折旧的办法处理。
  当周吉太同志汇报到当前资金市场不活，三角债严重，有的企业欠钱不愿还，越老实越吃亏，建议中央把欠帐的利息提高，提到比银行贷款的利息还高时，江总书记说：“我支持你这个意见。假如至3月底应该还的钱你到期不还的话，至少应该付利息，甚至利息还要再提高。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经济纪律就解决不了。我都讲了三次了。不解决这个事情，资本社会主义里都没有。旧社会在上海，要跳黄浦江哩。我都看过人家跳黄浦江。”
  在汇报结束时，熊清泉同志请江总书记作指示。江总书记说：“我听得很好。特别是你们这个住房改革。烟台、上海的办法与你们不同。你们这个办法有一个好处，就是租使用权，所有权还是公家的。上海话叫做‘顶’。我大学毕业时，一九四六、四七年期间，假若你想结婚，住虹口去，那里房租比较便宜。一个亭子间要一根金条，就是十两金子。现在2000多元一两金子，一根条子就是十两，等于2万多块哩。你现在只要2000块到3000块之间，我看应该说一般职工家里完全可以拿得起的。而你把这个钱吸收去搞房子，可以降低市场的风险。钱不是笼中之虎吗？放出来是不得了的。我看你这个是个新办法。我认为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譬如株洲用了这种办法，合乎株洲的这种情况。你们做了一段以后大概也还可以总结经验。你反正一条，就是使得吸收的一部分资金能够滚动地搞一些房子，又能解决一部分人的住房。烟台的办法与你们不同，你们从你们的实际出发，上海的办法拿到这里也不行。我看株洲你们还是一句话，任何的工作，你这个当市委书记、当市长的，跟工厂一样，总是要动脑筋想办法的。我听了一下，你们还是动脑筋想办法的。不动脑筋想办法，你就没办法。不动脑筋想办法，上海一句形象话，就叫‘死蟹一只’。死蟹一只就动不了啦。总之，我是听了挺高兴。”最后，江总书记询问周吉太、周伯华同志是念什么的？周伯华同志回答：“学冶金的，从六〇一厂出来的。”江总书记说：“我今天看硬质合金厂潜力很大。”
  下午2点35分，围绕如何搞活大中型企业的问题，江总书记一行在一号楼三楼会议室同株洲、湘潭部分大中型企业的负责同志进行座谈。株洲市参加的有：市委书记周吉太、市长周伯华、市委秘书长侯林青、副市长曾雨农、南方航空动力机械公司经理吴沈铎、株洲硬质合金厂厂长王君笃、株洲车辆厂党委书记李松海、株洲冶炼厂厂长曾维伦、株洲火花塞厂厂长刘勇舸、株洲化工厂厂长杨正贤、株洲电力机车厂党委书记孟传庆、株洲玻璃厂厂长许建邦。湘潭市参加的有湘潭电缆厂党委书记刘同勉、湘潭化纤厂厂长袁志明、湘潭柴油机厂厂长刘燕欣。座谈会前，江总书记等中央、省、广州军区领导同志与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一起在四楼会议室合影留念。
  在座谈会开始时，熊清泉同志说：“搞活大中型企业是一篇很大的文章，下午就请大家来做这篇文章。”厂长、书记们便争先恐后发起言来。
  当株洲冶炼厂厂长曾维伦汇报说湖南省、株洲市为搞活大中型企业都制定了一些政策措施，但中央企业不能执行时，江总书记问：“是省、市还是中央不给你们享受？”曾维伦同志回答：“是中央，因为财政有一条规定。”江总书记又问周吉太、周伯华同志，让利给企业影不影响市里财政收入？周吉太、周伯华同志回答：“有一点影响，但影响不大。这几年株洲市虽然政策放活了，但财政仍然每年递增8%到9%。”江总书记说：“我在上海工作时，作为一个地方干部，我给王丙乾同志讲过一个观点，在财政上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我现在到中央工作还是说这个话。我跟王丙乾同志说，你现在给人家政策，看起来少收了，实际多收了，我相信如此。但是现在整个国家的财政是赤字，王丙乾同志也苦得很。我看你们的思想还是很解放的，符合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企业搞活了，财政就活起来了。企业当然希望国家给政策，不要国家给钱，其实政策就是钱。地方也一样，你们向中央要政策，它也是钱，我们都是在地方工作过的，知道这些道理。我现在提一个问题，中央财政是赤字，我不知道湖南财政怎么样？”熊清泉同志回答：“赤字，四亿多。”江总书记又问：“株洲市有没有财政赤字？”周伯华同志回答：“没有。”江总书记说：“据我了解，许多地县的干部工资都发不出来。另外，从工厂看，今天来座谈的，都是比较好的，但还有一些工厂的日子很难过，发不出工资。湘潭电机厂，应该说是全国有名的、历史悠久的工厂，在国民党期间，属于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中央电工器材总厂，当年中国人到美国威斯坦新州学习的，就是从这里去的。这个一万多职工的工厂，只有1200万的利税。昨天厂长在车上给我讲，原因很多，如上游产品涨价2000万，银行贷款利息、人欠欠人，又有2000万，还有老职工工资800多万，一算起来六七千万没啦。所以现在问一个问题，企业亏损，县里是财政赤字，地区是赤字，省里是赤字，中央是赤字，而生产每年都是增长的，那么钱到哪里去了？”熊清泉同志插话：“通过银行交给财政了。”江总书记说：“银行表面是增长了，但财政的赤字是从哪里贴补的，是银行挂帐。”陈邦柱同志插话：“现在王丙乾同志向全国人大会报告的87亿赤字，那叫第一赤字，还有第二赤字，叫隐性赤字。”江总书记说：“我赞成。这次政府工作报告，我主张向人大代表坦白交待算了。”陈邦柱同志说：“钱到哪里去了，吃了。一是庞大的机关事业机构人头费给吃了，第二都补贴了。当然也是反馈给人民。”江总书记接着说：“还有一条，我们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我没有从工人阶级身上捞一把的意思。但是工人阶级是主人翁。上次在上海开座谈会反映这么个情况，说是厂长管工人，工人说我是主人翁，你们怎么管我？我说这个概念是错误的，厂长是工人阶级的一分子，而且是优秀分子，不是优秀分子怎么能当厂长。厂长同工人的关系是管理被管理的关系。作为一个工厂企业，从个人来讲，厂长和工人都是工人阶级中的一分子。但是到每个具体工人，你成天吊儿郎当，游手好闲，整天想吃大锅饭，你能代表工人阶级？我看工人阶级不要你这样的一员。工人阶级是整体。我想问问，现在工人的工资收入，包括奖金的水平，究竟怎么样？跟生产水平比，究竟怎么样，用三言两语来回答这个问题。我有一个大学的同班同学，叫李天河，是发明真空开关的。我当总书记后，他来看过我，他现在联合国一个研究所里专门研究工资问题。他说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工人的工资，必须低于劳动生产率水平，大于物价水平。我们现在工人工资水平大致怎么样，这是一个问题。我们要研究这个问题。
  当株洲火花塞厂厂长刘勇舸汇报说工厂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不管外面刮什么风，该怎么搞还怎么搞，如厂长书记合作共事、评聘政工职称等时，江总书记说：“毛主席讲：‘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我自巍然不动’。”
  当湘潭电缆厂党委书记刘同勉汇报说工厂党委坚持贯彻《企业法》，积极支持厂长时，江总书记说：“《企业法》一定要坚持，不能动摇。党委书记、厂长要两心变一心，齐心协力把生产搞上去。”
  当株洲车辆厂党委书记李松海汇报说搞好企业有许多因素，最重要的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和团结时，江总书记说：“书记、厂长要配合得好，都知道各自的艰苦。”
  当南方航空动力机械公司经理吴沈铎和湘潭柴油机厂厂长刘燕欣等汇报说工厂产品很畅销，供不应求但资金不够，有关部门又不让多贷款时，江总书记说：“我们喊调整结构，一方面已有的，如南方动力机械公司的摩托车、湘潭柴油机厂的柴油机，市场需要比较大，但有资金等问题；另一方面有的本来就应该调整掉，但现在还在那里生产。这个问题很大很大。我们回去说一说。”
  由于参加座谈会的厂长、书记发言踊跃，气氛热烈，江总书记高兴地宣布把会议结束时间往后推迟，保证每位厂长、书记都发了言。
  座谈会快结束时，江总书记说：“我没有多少说的。第一点，刚才我问了参加会的几个党委书记，发现干部的成长还是两条道路。一条道路，从正规学校毕业出来的，是知识分子，到工厂干出来的，还有一条说是工人出身的，比如刚才说的老李（李松海），是从车间、工段长成长起来的。这两者不可偏废，都得重视。其实归根结底是一种，说是干部必须理论联系实际，不能纸上谈兵，各行各业的干部都坐在楼里指挥是会坏事的，搞社会主义光看是不行的。真正要有本事，必须到实践中去锻炼，理论联系实际。研究社会科学理论也不能只关在房门里看洋文书，要调查研究。这是我谈的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我非常同意吴沈铎同志刚才所讲的，我们必须把工人的命运与整个工厂的命运结合起来，使工人感觉到整个工厂兴旺了，他就有前途。大锅饭的思想如果不破除，责任感的思想不提高，那你这个厂是很难管的。吴沈铎刚才用物理学的原理，用共振点来说明，我很赞成，要找到工人与企业的共振点。我开始就讲了，厂长、书记都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不仅仅是一员，而且是优秀分子，否则他怎么能够当厂长书记？对工人要善于引导、管理，敢于教育。为了工厂的长远利益，工厂的工资水平可得有节制地增长，不能一下子都皆大欢喜，否则坐吃山空。这一点要给工人讲清楚。而且工资水平上去了就下不来。对这个问题，我回去还要跟劳动人事部讲讲，还要仔细研究这个问题。第三点，你们几个厂的党政关系，今天我听了介绍，非常高兴，我看是两心变一心，有政治水平的厂长和书记，肯定能够齐心协力。我到中央工作后认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不利于抓工作，把它撤掉了。因为既是国务院财经领导小组的成员，又是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不好处理。我的看法，工厂就是厂长负责制。以我们国家来讲，行政工作，整个经济工作方面，国务院总理负责。但决不表明总书记不负责。我经常帮助李鹏同志研究具体问题，但我不作具体决定。开了座谈会后有什么意见，就跟李鹏同志交换意见，你们省委、省长也一样。因为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是所有工作都要覆盖的，不是说党的领导只管政策，经济不管，文化、教育不管，是都要管的，但管法上不同。我的管法不能象李鹏同志那样。我要象李鹏同志那样管法，非打架不行的。现在我们配合得很好，党中央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
  5点15分，座谈会结束。应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的请求，江总书记欣然走到预先准备好的宣纸前，挥毫写下了“江泽民，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三日于株洲市”的珍贵签字。
  5点30分，江总书记一行离开株洲前往长沙，继续进行考察活动。
  江总书记在株洲考察工作虽然只有短短一天时间，但他那平易近人、轻车简从、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严于律己、艰苦朴素的好作风给我市人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那高瞻远瞩、言简意赅、亲切动人的讲话将激励广大共产党员和干部群众更加努力学习，更加积极工作，更加大胆探索。3月14日和29日、30日，市委两次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江总书记在株洲考察工作时的重要指示。大家一致表示要认真学习江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努力把株洲的工作搞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