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攸县志始于何时？清代知县俞荣在嘉庆《攸县志》序言中说：“攸县之有志，宋之时淳祐，要不，自淳祐始。”其所谓“宋之时见淳祜”是根据什么呢？清顺治《攸县志》。“形势”条内称攸县为“潭之门户，衡之迳庭”，并加注此语”出淳祐志”，当时是由此而肯定南宋时有淳祐志的。我们同意俞荣及清代其他修志者的意见：既然没有其他更早的志书出现，淳祜志就算是攸县的第一部志书了。而淳祐《攸县志》由于年代久远，“简蠹编轶，又经元至正壬辰兵燹，无从搜该”（同治志凡例二），这已成为事实。
  元代的统治者不尚文事，而且统治时间不长，动乱频繁，攸县没有修志，有之。
  明代修志的情况怎样？同治《攸县志》凡例一称”“攸志至明万历初四修，时，邑令上虞徐希明出新、旧志，考订两阅月，稿县。所云新志，即隆庆六年壬申前气上元五养性所修，徐令以帙繁，多所删窜，考徐令万历二年甲戍任攸，戊寅联前新志删之窜之，两月成书。“由此可知，除淳祐志外，明初至今，志已三刻”这段话，也可证明这一点。谭祝华在民国37年写的《十一修攸县志计划草案》中认为明代修志四次，是错误的，他把隆庆、万历当作两次修志，实际上，隆庆六年（1572）县令王养性修成县志，第二年（万历元年）即去任，万历二年徐希明接任县令，认为隆庆志“未能悉厘前弊”，且卷帙纷繁，没有刻板印行，而于万历六年“慨然重修”，“两月成书”。因此，隆庆六年成稿的县志直至万历六年删窜后刻板付印，前后七年时间，只能算一部县志。明代的三部志书，现在都没有存书，同治《攸县志》收录了徐希明所写万历《攸县志》的序言。
  清代修志5次。顺治《攸县志》完成于顺治十六年（1659），由知县朱英帜主修，邑人刘友光编纂，全志6卷，县内无存。北京、南京图书馆有全书，湖南图书馆存一至四卷（县志办已复印此四卷存查）。乾隆志主修人县令冯运栋对顺治志的评价是：“事多阙而未备”。
  康熙《攸县志》完成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知县余之奇主修，邑人刘自𤊥编纂。全志6卷，县内无存。南京图书馆存全书，湖南图书馆存二至四卷。冯运栋对康熙《攸县志》的评价是：“疆域新定，赋役新均，事虽备而未详”。
  乾隆《攸县志》完成于乾隆十二年（1747），知县冯运栋主修（冯曾于雍正七年官陕西时襄修陕西通志），教谕李天旭（衡阳举人），训导刘蜚声（通首岁贡）协修。全志6卷，县内无存，故宫、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湖南图书馆有存书。县档案馆有复印本，1994年县志办注释翻印2000册。
  嘉庆《攸县志》纂修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知县赵襄主修，邑人陈之麟、欧阳鹤泉编纂。志稿完成后，八年七易知县，以致迁延未付印。道光六年（1826）大水，志板漂没，残缺不全，无法付印。至道光十九年，知县潘厉襄命属吏收检残存志板，与原编纂人欧阳鹤泉等整理补刻，并将嘉庆二十三年以后的史事增补进去。因此，嘉庆《攸县志》的出版时间是道光十九年。全志6卷。天津、大连、湖北、湖南各图书馆有存书，县档案馆存复印本。
  同治《攸县志》成书于同治十年（1871），知县王元凯、严鸣琦主修，编纂者未列名。全志按当时全国统一编目撰写，共五十五卷，实际上有十一卷从缺，全志54万余字，内容较从前诸志完备。原版分装十二本，县档案局存十一本。（缺其中的第十一本），北京、南京、天津、上海、广州、湖南各图书馆均有存书。有光绪重刻本（有人认为是光绪志），1984年县志办翻印3000册，精装成全一册。
  民国时期4次修志未成。第一次，民国6年（1917），进士、攸县议会议长康刘锽倡修县志，设县志局于谭家训刘祠，邀余德沅、杨味刚、陈晓琴、丁秀民、尹意僧、罗日初等参加编纂，在田赋中征收附加银元数万作经费，聘请事务、采访数十人。两年后，以“灾祸兼至，人亡物散，功败垂成”告终。
  第二次，民国17年（1928），以尹意僧为首，邀集前志局同人，设志局于北郊上林寺，再度修志，不数月即不欢而散。
  第三次，民国23年（1934），县长刘肇汉设局修志，刘自兼局长，余德沅任总纂，另设分纂十余人，事务、采访如前。历时年余，又无功而罢。
  第四次，民国36年（1947）夏，奉省令成立攸县文献委员会，领导修志，由余德沅任总纂，易湘晴任副总纂，刘清、尹遐龄、欧阳呈瑞任委员，编辑工作开始后，经费被削减，余德沅、易湘晴均辞职。当时县长肖新民推举谭祝华任文献委员会主任，主持修志。谭拟订修志计划，聘任采访和编纂人员，历时一年多，已完成初稿，适值长沙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谭祝华雇请挑夫将全部资料及志稿挑往黄丰桥寄存，后称经白崇禧部队驻扎，志稿全部散失，此次修志又以失败告终。
  1984年，中共攸县县委，攸县人民政府决定修志，历时6年，于1990年出版，印6000册，63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