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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小说
我们建国巷
叶之蓁
建国巷，南方一条古老而质朴的麻石小巷。它被日益膨胀起来的新市区那色调和谐、式样新颖的高大建筑物夹持着、压迫着。然而，它并没有被吞食。它清高地、顽强地楔在现代化建筑群中，像一条幽深而贫瘠的峡谷。
从什么时候起，它就出现在我们城市的版图上了？谁也不清楚。
它那落满市尘的瓦屋顶上长着一丛丛衰草；路面的麻石被鞋打磨成了龟背形。那被风雨剥蚀得像千层糕一样的古城墙上散布着大大小小的砖洞，据说是闹日本鬼子那年，被飞机轰炸扫射的，如今成了麻雀的“安乐窝”。关于建国巷的历史，还可以追溯到更远的年代。小时候，我隔壁的胡伯曾指着巷口一堵深灰色的墙告诉我们：闹“长毛”那年，也就是太平天国那时节（他这样解释），城里驻过石达开的兵马，在墙上贴过“均贫富”的告示。城里没跑的人都意外地发过一次“露水财”。胡伯甚至还有根有叶地说，布告就贴在从地面数起的第五十块砖上。
五十块砖，天，谁够得上？小把戏们喜欢赌狠，大家抓着黄泥巴跳起脚往墙上拍。叠罗汉，踩凳子，什么办法都用尽了，墙上印满了小“爪子”印，但谁也没够上第五十块砖。
“你们细人子怎么够得上？人家是骑在马上贴的。”胡伯这样说，“高架子大洋马，见过吗？”
“长毛”，太平天国，大洋马……唉，尽是些老时候的事，历史书上的事，谁又见过呢？还不是哪个嘴巴硬就听哪个的！
我的祖父生在这巷子里，我父亲生在这巷子里，我生在这巷子里，我的儿子刚刚还是生在这巷子里。我熟悉它的呼吸和心跳。
夏日的傍晚，当落日的余晖淡淡地涂在那高高的古城墙头时，巷里便传出哗哗的泼水声和竹制家具在凸凹不平的麻石地面上拖动的噼里啪啦的声音。巷筒里氤氲着一股潮热的水气。各家的桌椅板凳都拖出来了，于是，响起了筷子碰饭碗的叮当声，邻里间粗野而亲切的招呼声。
“喂，过来喝一杯吧。真是，酒也舍不得买，留着讨后婆婆？你这个老骚公！”
“三伢子，来吃肉，一块大的。给我做崽算了，餐餐有肉吃。”
女人们是固定的，在各自的饭桌前招呼小把戏进餐；男人们大都是流动的，端着碗，挨桌走动。木制的拖板鞋敲得麻石地面得得响——啊，建国巷夏日里热闹的晚餐。
入夜，各家的桌椅板凳收进去了。巷子里又横七竖八地摆满了躺椅、竹床。昏暗的路灯下，到处躺着人。锯屑拌“六六六”粉制成的土蚊烟散发着呛鼻的气味。“噗哒噗哒”的葵扇一直要响到天亮……………
冬天呢，冬天每家的堂屋里都有一炉火。大人们互相串门，围着火炉喝茶、抽烟、“翻古”。他们经常为一个几千几百年前的、谁也没见过的掌故争得颈根上暴青筋，好像那些古人是自己的什么亲戚似的。直到夜深了，巷子里传来一阵“卖饺耳哟，卖饺耳哟”的苍老的声音，大家才打着哈欠，伸着懒腰走了。
卖饺耳的老倌总是这个时候来，穿着一件打补丁的青棉袄，担着火炉和装面皮、肉馅的小柜子，柜子上吊着一盏晃晃悠悠的三角形风灯。他的布底鞋是那样坚硬，敲在麻石地面上，清脆、响亮，从空荡荡的巷子的这头一直响到那头。
他的吆喝声特别好听，他煮的饺耳也实在好吃……
啊啊，建国巷，这条仅仅只有几尺宽的小巷。那时，确是我们这群小把戏的天堂和乐园！
我们喜欢玩“抓特务”，“打游击”，吆喝着、尖叫着，在巷子里穿进涌出，真痛快！
当然，这一切也不都是随心所欲的。我们“第三世界”的“军事行动”经常会受到“超级大国”的干涉。闹过了头的时候，胡伯就会拿着一柄竹扫把，从门口跳出来，恶声恶气地骂我们，赶我们。（他那时还没退休，在工厂里经常上夜班。）
于是，我们的“军队”全线溃散了，腿长的窜出巷口，落荒而逃；腿短的攀着墙边的电线杆，爬到房顶上——杀气腾腾的竹扫把够不着的地方，对着胡伯作鬼脸。
每到这种时候，我们家对门的王大福就会双手叉腰仰起脑壳，鼓着眼睛训斥我们：“你们这班小杂种，就是不学好！下不下来？娘的，看我不把你们送到派出所去关黑屋！”他经常拿派出所来吓我们，好像派出所长是他的亲姐夫一样。其实，他自己到派出所去上户口，还要拖我父亲陪着呢。他那时刚从乡下来，在皮件厂混事。脸又黄又瘦，留着个“半边瓦”的西式头。他只能在我们小把戏面前逞角色。
胡伯不这样，只要我们一上房，他就吓得先丢了扫把，可怜巴巴地呼吁和谈：“哎哟，我的小祖宗！你们下来好不好！下来下来，听话，胡伯给你们分酸菜吃。真的！”胡伯家的酸菜出名的好吃。他家的堂屋里有一只半人高的酸水坛子，里面的酸水养了几十年了，泡出的酸菜又酸又甜。那味道，哎呀，啧啧！
分酸菜的时候，胡伯总是先叫我们按高矮排好队，然后，从屋里端出一大碗酸藠头或酸萝卜之类的东西。我们这时都变规矩了，不吵不闹，齐刷刷地伸出一排黑糊糊的小手。胡伯分东西从来都是认真的、公平的。他从矮的这头分过去，又从高的那头分过来，嘴里不住叨念着“谁也不多，谁也不少，拿住，拿住。”要是分少了几个，他决不马虎，一定要回堂屋里拿来补上的。胡伯看着我们吃。我们也边吃边互相监视着，不许谁把酸菜悄悄地塞进小口袋里，等大家吃完了又拿出来馋人。这是在胡伯门前吃酸菜的规矩……
这些小时候的事，现在想起来，仍那样有声有色，就像发生在昨天。人生过得真快！转眼间，大跃进、苦日子、四清、史无前例的“革命”，小学、中学、大学、进厂当技术员，人，已到了中年。
现在，我仍住在建国巷——我那当皮匠的父亲留给我的那间竹编墙的小屋里。我在不知不觉中顶替了父亲的位置，放了学就拿着纸手枪在巷子里“冲锋”，建国巷仍然是那样的古朴、破旧。更新万物的时代几乎没能在它身上留下什么痕迹，只是人，已经“改朝换代”了。
胡伯仍住在我隔壁，已经退休十几年了，他的背深深地佝偻着，除了堂屋里的酸水坛子和肩膀上锃亮的光头依旧外，他变了：不但变成了一个十足的老倌子，而且，由于满女找了区武装部的一个排级干部使他变成了建国巷的“社会名流”。他常常以各种方式炫耀他的“乘龙快婿”和自己的军属地位。有一年春节前夕，他提回了一斤墨鱼干。这在当时简直是使人眼睛发亮的珍品！碰着的都问他在哪里买的。他告诉大家，就在前面商店，要买的快去。于是，巷子里一声吆喝，大家纷纷提着篮子去了。没多久，巷民们扫兴而归，原来，胡伯跟大家开了一个伤心的玩笑，商店里的墨鱼干的确有，但要凭军属证供应。大家抱怨胡伯。老倌子不还口，只是嘿嘿地笑。他从邻居的抱怨声中得到了某种满足。
事实上，胡伯的墨鱼干并没有留到过年，当晚炖了一锅墨鱼红枣肉，拖着大家吃。他说：“有福同享，大家去试试味，其实这样搞特殊也不好，我郎他们部队上都这样讲过。”结果，一斤墨鱼干，他自己也并没比人家多吃两筷子，还贴了油盐。胡伯是个开通人。
住我对门的王大福也变了，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城里人，而且，是一个上等城里人。他新近还发了福，腆着个肚子，一副首长的派头。事实上他的确也当了我们建国巷的最高行政长官——居民小组长。他还有个嗜好，喜欢人家叫他的“官衔”。胡伯好盘人家的“宝”，在一次居民会上，故意拿王大福开心，说：“组长算个什么官！我外孙妹子考进学堂就当了个么子委员哩。伪政府那阵，我们这里就属一个保，管事的叫保长。叫你保长不更威风吗？”大家都笑了。王大福却很认真，扳着指头数：“十户一甲，十甲一保，百把户的场合，是差不多哩。”他完全认可了。从此，大家都开始叫他“保长”，不再叫他的名姓了。
遗憾的是，“保长”只是兼职的。他的正式工作是皮件厂熟练工，而且干得很不得意，要不是1977年底工资调整调了一级，现在还是个二级工哩。他从不愿意向人提起厂里的那本经。不过话又得说回来，他干“保长”却是称职的。他虽然有时爱甩几句“官腔”，不看场合地作些“越南派几万枪兵到东不寨抢谷米”之类的形势报告，但为大家办事贴心，尤其是“本巷观念”强，从不肯让他的“臣民”们吃亏，颇受大家拥戴。
“文化革命”中，我就得过“保长”的好处。当时，我在单位受冲击，天天挨斗。原因有二：一是不该多读了两句书，知识越多越反动嘛；二是不该遗传了我那皮匠父亲的犟脾气，撞墙不转弯，和他们硬顶。一回，“保长”对我说：“你家里那本账我清楚，不会有什么问题。你不要去工厂了，在家里住着，有我掌本！”我说：“不去，他们会来抓。”他说：“敢！搞到我们建国巷来了，打脱他的脚哩！”我听了他的话，果真不去工厂了。几天后，厂里派人来抓，被“保长”和全巷的人团团围住，“保长”向他们要逮捕证（真新鲜，那时候抓人还要这种东西！），对方当然没有。“保长”一本正经地说：“没有就不准抓人，我是这里管事的，大小也是一级领导。在建国巷办事没有我点头不行！”强龙斗不过地头蛇，对方人少，不敢行蛮，只好算了。“保长”是好人。我们建国巷的人都是好人。
除了上大学的四年外，我一直生活在他们中间。他们构成了我全部生活的背景和环境。这种环境是恬静融洽、充满温暖和使人羡慕的。在这里住着，上班去了，小孩有人看，衣服有人收，来了客有人招呼，生了病有人送单方。这里没有阴谋，没有仇视，没有贪婪，没有猜忌，没有利害冲突，也没有生存竞争。大家生活得艰苦，但也生活得和睦，生活得愉快。
啊，建国巷，我心中的乐土！假如后来不是因为一件莫名其妙的、至今仍使我大惑不解的事情的话，我完全有可能像父辈们一样，在这里甜蜜蜜地生活到我辞世的那一天。
其实，那本是件好事。我得了五百块钱的技术革新奖，买了一台十二寸国产电视机。我万万没想到，这台亮闪闪的、又能唱歌又能“放电影”的、充分体现现代文明的木匣子，竟会像阿拉伯神话中那只装着魔鬼的胆瓶一样，给我带来痛苦和烦恼。
当时，在我们建国巷，电视机的确还是件稀罕物。那天晚上，巷里凡是在家的成员几乎都来了，把我家里里外外塞了个水泄不通。我虽不抽烟，为了图个痛快，买了半条过滤嘴香烟来招待大家。
每逢这样的场合，“保长”照例是主事的。他满头大汗地吆喝着，维持秩序：让坐矮凳的挪到前面来，让坐高凳的搬到后面去。最后，把闹成一堆的小把戏们一个个抓住，脱掉鞋子，通通扔到我那铺着白床单的床上。
那晚的电视节目是什么？不知道。我和我爱人没法坐下来，整整一晚，都在人缝中艰难地跋涉着，忙着给客人递烟端茶。其实，大家都没有认真看，几个新闻简报加一部老掉牙的故事片，有什么味！再说，电视机的质量也真成问题，图像一扯一扯的，三分钟内竟翻了二三十个“跟头”，弄得人眼晕。热心的“观众”们除了图个“在屋里看电影”的新奇感以外，主要还是来赶热闹场合的。从电视节目开始起，大家的注意力就不在眼睛上，而在嘴巴和耳朵上——扯谈。围在一起扯谈，是我们建国巷巷民们的传统爱好。
大家从自由市场的开放扯到工厂的计件工资，又从计件工资扯到电视机的价格。“保长”对我说：“娘的，真贵！好在你发了次露水财，不在乎这几个钱。”背后，有人问我这次到底得了几多钱。我老实地回答了。黑暗中有人道：“嘿！当我一年的薪水！”“保长”斜叼着烟，一拍我肩膀，说：“喂，什么事工价这样高？就是你晚上没事的时候，用铅笔在纸上涂几下？娘的，五百块，真是赚钱的不费力，费力的不赚钱！”
天！在纸上涂几下？看他说得几多轻巧！为了这项革新，我整整伤了二十年脑筋。这项革新，每月能为工厂节约十几万。他们不能理解我的劳动，我也无法向他们解释，只好苦笑了。
于是，我成了大家谈论的中心。老辈子扯起了我小时候的一些“可以看得出出息”的事；同辈人开始热心地替我算账：再这样赚下去，一年要收入好多钱；小把戏们关心的则是五百块能买几多装上电池可以转着圈跑的“自动翻头车”。
我不喜欢人家这样注意我。胡伯不喜欢人家不注意他。自从他当了“军属”以来，每次扯谈他都是理所当然地处于中心地位。这次，他竟被“舆论界”冷落了。他感到了愤懑和委屈。终于，他坐不住了，站起来，用青筋鼓鼓的巴掌拍电视机的壳子。他拍一下，本来就不稳定的图像又应声翻一个“跟头”。
“这号质量，哼！”他不屑地说，“只怕是文化革命搞武斗那几年出的。”他家那台一波段半导体收音机就是“文革牌”，不使劲拍它几下，是绝不肯唱歌的。
“算了吧，胡伯，有本事你去买台好的来。”黑暗中，有人赌他。
“是要买的。”胡伯口气里有几分炫耀，“跟我郎讲一声，叫他托人到上海去买。”
“保长”在一旁笑着说：“这号事，只怕你郎当市长也办不到。没有四百块钱扳在玻璃柜上，营业员肯把电视机给你？四百，有吗？扳出来看看呀！”
大家都笑了。
这是胡伯有史以来第一次当众受到奚落。他慢慢地从电视机上收回手，缩到一旁，不再言语了。他的脸色一定很难看。
“抽烟抽烟！”隔不多久，“保长”就这样喊一次。他嫌我敬烟敬得不勤，干脆自己动手开烟，见人头就丢一支。等到电视节目完了，这半条烟也就丢完了。他耳朵上一边夹着一支烟，问我道：“主家，还有烟？”我看看桌上摆着的五只空烟盒，只好尴尬地笑了。
“越有钱的越小器，”“保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娘的，五百块！留着不怕长霉？喂，胡老倌，你是二财主，下次该你请客……”
没有回答。胡伯的椅子空着。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走的。
那次以后，“保长”到我家串门的方式有了些改变，他有个端着茶杯串门的习惯，但一进我家的门，总是把手中的茶水泼掉，说：“泡杯好茶喝喝看。你家的茶叶至少是七、八块钱一斤的！”要不，就从桌上抓过那包待客的香烟，抽出一支叼上，对着火后，把自己手中的半截烟在椅子腿上揿熄，夹到耳朵上去，说：“过过高级瘾看。到底是赚大钱的，烟也高级些！”我并不是个小器人，“保长”这些酸溜溜的话实在叫人不快。
更使我莫名其妙的是胡伯，天晓得他怎么突然就不理我了！有次我叫他，他鼻子里哼一声，头歪到一边去了。其实，我们两家的关系一直是很好的。他那只酸水坛子里的酸菜，我从小吃到现在。隔几天给我家送一碗酸菜，已成了胡伯多年的习惯。现在，他当然不再送了。
我实在想不起自己怎么得罪了他。
自从我买了电视机以后，邻居们也都变得怪里怪气了。明明都爱看电视，却都渐渐地不来了。为了表明我们对大家的真诚，每晚我爱人都要挨家挨户地去请，大家这才又来了。要是某一晚，由于疏忽，漏掉了一个，完了，招怪了，再不来了。唉，为人真难啊！
“保长”算是例外，不要请，经常来，而且，一坐下屁股就像被椅子上的漆粘住了一样，半天不肯起身。也不知是从哪里传染来的毛病，他还特别爱召集会议，百把家的居民小组，他竟发展了十来个“基层干部”，动不动就开“干部会”，一开就到深更半夜。今天，他居然指定要在我家里开，说是：“死等也是等，不如边看电视边等人。反正多几个人看也不多用几度电。”
没办法，我只好赶紧打发刚刚去买烟。
九点钟人到齐了，大家坐着抽烟、喝茶、扯谈、看电视，谁也不提开会的事。一直到十点多，电视节目完了，“基层干部”们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冲起哈欠来，“保长”这才宣布开一个“短会”。我领教过这“短会”的厉害，赶紧抽身溜到后间看书去了。谁知“保长”随身就跟了进来，笑道：“又盘自留地？哈，莫一个人赚光了，留点大家都赚一些。”又正经八板地说，“今天的会很重要，传达居委会主任亲自作的报告，讲四化的。你听听有好处，要不会跟不上形势的！”不由分说，他夺了我的书，把我拖了出来。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破本本，又顺手从旁边一位老倌子的鼻梁上摘下一副老花镜自己戴上了（他虽早到了要配置这种设备的年龄，但从未动念买过，反正周围的人有，用起来也还方便）。
“保长”的“传达”还未开始，下面已经“分组讨论”了，翻古的翻古，扯谈的扯谈，像茶馆里一样吵成一片。对这种局面，“保长”向来是超然的。因为他的权力太小，而且缺乏实质性，无法采取别的调动积极性的办法。好在他喉咙还可以，只顾讲自己的，并不去留意什么“社会效果”。
“短会”一直开到十二点才散。大家冲着哈欠往外走时，都说今天这个地方选得好。
离天亮只有五个钟头了，明天还要上班，得赶快睡觉，当然顾不上再看书了。我心里很不舒服。说实话，抽几包烟，喝几瓶开水在我倒无所谓，只是贴不起这宝贵的时间呀！我还有三四个技术革新项目要搞，我需要时间，时间就是我的生命！我但愿这种痛苦的事情下不为例。
想不到第二天刚吃过晚饭，“保长”郑重其事地找到我说：“以后开会就定在你家了。你家有电视机，地方也宽敞，再说，出身好，政治上靠得住嘛。”天，他还当是给了我多大的荣誉呢！我慌了，急急地说：“不，不，还是在你家里好些！如果是为了电视机，你也可以搬去。”
“保长”鼓起眼睛瞪我。
我当时的表情一定很古怪。事实上，我自己也搞不清刚才说的是真话还是气话。
“保长”终于认真起来。（大概我说的是气话了！）他说：“你这是什么话？嗯？我王大福人穷志不短，不会眼热别人的东西！”他悻悻地走了。
好，又得罪了一个！唉，不晓得怎么搞的，近来我抬脚动手都要得罪人。真是碰了活鬼！
“保长”一连几天没来了，我家里倒清静了许多。这天傍晚，我坐在桌前翻资料。巷子里传来踢踢踏踏的脚步声，是“保长”。脚步声从我窗前响过，径直到隔壁胡伯家去了。胡伯家和我家只隔着一张薄薄的竹编墙，说话听得清清楚楚。
“如今，没钱的人硬是受气。娘的，这跟旧社会有什么两样！”一进门，“保长”就这样说。
没听见胡伯的声音。
咳嗽声，打火机的咔嚓声。
“看了报啵？河南都包产到户了，娘的，什么搞法！”还是“保长”的声音，“再这样搞下去，我看不来次土改是收不了场的！”
“改个屁哟，”胡伯咳嗽着说，“新社会，你打哪个的地主？”
“这种搞法还怕出不了地主，一个月累死累活拿三四十块的是人，五百五百拿的也是人。人无外财不富，旧社会的地主有几个是靠本份钱发的财？娘的！照理讲，你也要算个富农，退了休，坐在家里四腿不伸，拿的钱还他娘的比我多………”
“怕你是瞎了眼哩！”胡伯恼怒的声音。他的“苦大仇深”是出了名的，周围几里，哪个学校搞传统教育不请他去作忆苦报告？他当然不肯受这种玷污。“富农？你放清白些！老子三代贫农，讨米出身！”
“你三代贫农有什么了不得？老子如今还是贫农呢！家里坦坦荡荡，经得起清，经得起查，一张宁式雕花床还是土改分的，床梃脱了用铁丝绞着。全巷的人家哪个跟我比得！娘的……”
没有人作声，大概是胡伯自觉比不过“保长”。过了一阵，又听见“保长”感叹道：“想起来还是1958年那阵好，大锅子炒菜，坐席开饭，大家一样，哪个也不眼热哪个……娘的，怪只怪修胡子卡我们的颈脖。还有那贼养的‘四人帮’！”他东扯葫芦西扯叶地乱骂着，“啧啧，如今这种搞法！我看硬是出修正主义了……”
“你莫讲反动话！”胡伯提醒他。
“反动话？呸！你当是我自己捏出来的？我们居委会主任都这样讲了，那还有错！”
……
我的脑子被他们吵得昏昏然，无心工作了，倒在床上，滚着被筒，早早地睡了。唉，又是一个晚上！
我手头的几个技术项目始终没有理出头绪来，领导上却天天来催。在厂里受憋，回来更怄气。对于我那五百块奖金，巷里越传越开，越传越神，已经由一千五上升到五千块了！再这样传下去，难保不会出现天文数字。
渐渐地，巷里和我扯谈的人少了，向我行“注目礼”的人多了。
他们经常三五成群地站着，朝我的背影指指点点。这时，我总感到后颈窝火辣辣的不自在。我感到孤独，我感到委屈。我苦恼！我烦躁！我经常对爱人和孩子发脾气。
这天中午，我下班回来，刚刚正在家里号啕大哭。我爱人在拿糖果哄他。他扭着身子不要，非要吃什么“酸藠头”。一问才知道，刚才他和一群小把戏到胡公公家里吃酸藠头，胡公公叫他们排好队，一趟发过去，一趟发过来，偏偏不给他。刚刚向胡公公要，胡公公说：“你不要吃这个。你家里有的是钱，有进口饼干吃。”于是，小把戏们都笑了，故意歪着脑壳咂着嘴气刚刚。原先玩得好好的一群，马上就分化了，都不理刚刚了，还喊他“进口饼干”。
唉，连孩子也要跟着受气！
我赌气对刚刚说：“好了，不要哭了，等下我带你上街，要吃什么就买什么，豁出我一个月的工资给你吃个饱！”
刚刚不依，非要吃胡公公的酸藠头，而且越哭越厉害。我左哄不行，右哄不行，心里一烦，满肚子火竟发到了他的身上——伸手就给了他一个嘴巴。
刚刚哭哑了嗓子。我的手掌也痛得发麻，天晓得这一巴掌有好重！
这下场合可就大。爱人冲着我哭闹起来。于是，桌子倒了，椅子翻了，开水瓶炸了，屋子里响成一片。窗户玻璃上，贴满了各式各样的脸，都是来看热闹的。长脸，方脸，圆脸，扁脸！麻木的，迟钝的，幸灾乐祸的，还有莫名其妙的；一动不动，像图案，像窗花，像……
我的眼晴发红，拳头上青筋鼓暴。我要打，我要骂，我要发泄！于是，屋里的一切没有生命的东西都在我疯狂的目光中颤抖了。
“摔呀，有本事把电视机也摔了！祸根子就是它！”爱人哭着，喘着，赌我。
电视机放在桌子上，荧光屏亮闪闪的，像一只大眼睛，向我投来嘲弄的光芒。他妈的，你也在看笑话！我叫你看！一股热血涌上脑壳，我手一挥，它便落到了地上。
“轰”地一声，显像管破碎了，电视机破碎了，带着我半个月来的痛苦和惆怅，带着建国巷的非议和各式各样的目光，带着恶梦，带着苦笑，带着一切乌七八糟和莫名其妙的东西，碎了，碎了，碎了……
爱人的哭声猛地高涨起来。
突然，插着的门被人撞开了，“保长”敏捷地跳了进来，威严地平伸着双手，隔开了我们，像为了和平正义的事业，英勇地出现在交战双方中间的中立国总统。由于身份的关系，“保长”经常执行这样的紧急任务。当然，夹在中间，挨冤枉打总是免不了的，有时，竟被打得鼻青脸肿。但是，这丝毫也不会减弱他对这项神圣工作的热情。
“你是男子汉，要让着点。你先出去！”他首先命令我和我爱人“脱离接触”。其实，我们从吵架到现在，根本还没有“接触”过。我没有出去，拖过一张椅子坐下。
“好了，你也不要闹了！夫妻无隔夜仇嘛。你先到后面去，好不好？就算看我的面子……”哼，还看他的面子哩！他连推带搡地把那哭哭啼啼的爱人劝进了后间。
屋子里清静了。刚刚早不哭了，扶着床沿，正战战兢兢地望着我。
我看着地下。电视机已不复存在，成了一堆铜线线、铁坨坨、木片片。为什么竟把它摔了？我不知道……
晚上，胡伯过来了。像往常一样，他送过来一大碗酸菜，里面当然有酸藠头。他没有多说话，端着茶进来的，一进门就扯起了“越南人在东不寨跟泰国开仗”的国际新闻。大家心里肯定都想着白天的事，可谁也没有提起。
几天后，不知不觉地，一切竟恢复了正常！我还是我，胡伯还是胡伯，“保长”还是“保长”，建国巷还是建国巷。就像是从一场恶梦中醒来，带着一身冷汗睁开眼，窗外是蓝的天，白的天，啁啾的鸟，火红的花……于是，一切又和昨天一模一样了。
可是，我已经寒心了，我决计搬家。
厂里早给我分了一套住房。原来我一直拿不定主意；现在，为了事业，我想通了，搬，建国巷不是搞事业的地方！
但是，临近搬家的前几天，我却又犹豫了。我舍不得这间祖传的小屋和这条磨破了我多少双鞋底的麻石小巷；我舍不得胡伯酸水坛子里的酸菜、卖饺耳老倌半夜的吆喝、巷口墙上天真的小“爪子”印，以及太平天国那神话般的告示……啊，四十年了，这一切已刻进了我的骨骼，溶进了我的血液，哪里是一声喊就丢得开的！
建国巷，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这块留下过我无数黄金般记忆的土地，此刻，面对着你，我想哭……
塑料人
刚满五十岁的竺根就显出了一副老相，头发间飘出星星点点的银白，额头上的纹路很密很深，不过，他的精神还是很健旺的，脚步迈得又轻又快，脸上的笑飘出一种很青春的气息。特别是在店子还没有开门之前，他一个人在静悄悄的店堂里摆弄那些塑料服装模特的时候。
这家俏丽服装店，是全城唯一的一家专卖女性服装和某些女性专用品的地方，塑料服装模特和站柜台的活人一律都是女的。塑料人和活人组成了一个很阴柔的世界，只有竺根充满阳刚之气。竺根开始摆弄这些塑料人的时候，一般离上班还有两个来小时，到开门前的一刻钟方一切就绪。他从二楼的那间宿舍走出来，然后下楼梯到店堂里，马上会想到经理花蕊和她的雇员们都还在各自家中的床上做着好梦，因而此时此刻没有任何人任何事来打扰他，他可以自由自在地发挥他的创造才能，无拘无束地表现他的审美理想。这种精神劳动的价值，往往在白天的营业额上，以及经理花蕊赞许的笑里，非常具体地凸现出来，竺根为此而十分惬意。
五年前，竺根在另一家国营的服装商场工作，搞橱窗设计、店堂布置，当然还要摆弄那些塑料男男女女。他那时候妻子病殁了，又没有孩子，成了一个自由的单身汉。有一天，忽然收到一封信，信里只有一张当晚的电影票，而且是双人座的包厢。竺根怀着一种探险似的心情去了。电影开映五分钟后，他发现一个很高挑但并不年轻的女性坐了进来。因光线昏暗，他只能大致看清她脸上的轮廓，但那双眼睛却像夜明珠一样亮，身上飘袅出很高贵的香水味，竺根断定那是一种来自巴黎的气息。竺根胆怯地往旁边挪了挪，心跳得十分激昂。
女人很柔和地说：“您是竺根老师吧？”
“是的。你是谁？”
“我是俏丽服装店的经理，叫花蕊。”昏暗中女人俏丽地笑了一下。
“电影票是你寄的？”
“正是。”
“为什么要寄给我呢？”竺根惶惶不安起来。
“我想请你到我那里去工作。”
“为什么要请我呢？”
“因为，我看见你摆弄的那些塑料人，非常美，非常优雅，具有一种煽动购买的力量。”
竺根敏感地发现女人把“您”换成了“你”，这使他感到久远的亲切。
“但我是国营商店的职工啊……”
“我知道。我的店子是我的。你的工资照拿，奖金与工资相等。我还会给你一个保证书，在你退休的时候，一次性给你十万元养老费。况且，我是个没家的人，你也是，我们可以把店子搞得红红火火。假如，你同意的话，请明天到我那里来。”
说完，她道一声歉，就走了。
小小的包厢立即空出了一块，这使竺根立即有了一种失落感，但女人留下的气息却久久不散，并在他的记忆里积淀下来。他嗅着这种十分刺激的气息，开始盘算是否到这个花蕊帐下去当差。其实，他根本没有思考什么，就决定去了，不是由于工资和奖金，以及养老金，而是这个氛围的神秘性，突然而来突然而去的女人所留下的气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鳏夫的自由就表现在这里，无须与人商量，可以“一言堂”。竺根回味起花蕊那句“我是个没家的人”，这是什么意思？真是耐人寻味。他一个人一直坐到电影终场，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包厢。
第二天，他去了俏丽服装店，在经理办公室见到了虽不年轻但很漂亮的花蕊。细细的眉，大大的眼睛，脸色很白净，嘴很小巧，蓄着高髻，高髻上挽一圈晶莹的珍珠。
竺根说：“我来了。”
“我知道你会来的，谢谢。这是保证书，请收下。”
竺根接过来，看了看，那枚钤在文后的印章使他很惊奇，“花蕊”两字刻的是铁线体，非常清秀茂实。
花蕊说：“我知道你在看那个印章，你是行家。那是齐白石的一个弟子刻的。”
竺根“啊”了一声。
花蕊告诉竺根，宿舍在二楼，床铺、被褥、床单，还有书桌、书架、衣柜，都是新买的。
竺根很感动。
花蕊笑了笑，说：“往常，夜里由雇员轮流值班，现在你住在这里，由你代劳好不好？”
竺根说：“没事，没事。”
竺根正式上班了。
在摆弄塑料人上，他把他的天才发挥得淋漓尽致，那些没有生命的东西，一经他的调整便风情万种，简直和真人无二。他明白女人想表现什么男人想看到什么。他十分突出强调塑料人的颈部、胸部、胯部、腿部，同时辅以手部动作，或抬手，或飞吻，或叉腰，再穿上四季服装，使男人看了产生要好好打扮妻子和情人的念头，而女人则陷入一种痴迷状态，欲购买同等服装以一展风采。更绝的是当店里某种服装积压得太多时，竺根便让塑料人都穿上这种服装，让她们摆各种挑逗人的姿势，或站，或蹲，或坐；或昂首，或扭头，或低眉，滞销的服装便立刻走俏。
俏丽服装店成了本城的一个风景点，谁不去逛一逛，竟会被人所取笑，好像巴黎人不知道凯旋门、东京人不知道富士山一样。
花蕊每次碰到他，总是竖起中指和食指，组成一个英文字母“V”，向他祝贺又“胜利”了。竺根看见这个手势，心里总是甜蜜蜜的，并下意识地摇摇头，表示做得还不够。
五年了。
当竺根下楼来到店堂，寂静的店堂流淌着冬天早晨的寒气，外面正下着鹅毛大雪，依稀听见轻盈的声音一层一层铺在街道上。天还没有亮，黑得像锅底。竺根扯亮了所有的电灯，他站到一面立镜前，上上下下地打量自己，头发一丝不苟，衣服整整齐齐，皮鞋光光亮亮。其实，他在起床后已经好好地收拾过一遍了，这几乎成了他的习惯。特别是手，他要反反复复地洗，然后还要喷一点儿香水。他觉得摆弄那些塑料人非得这样才显得庄严和慎重，才不致亵渎她们。他太喜欢这些塑料人，过一段日子，他就要把她们扛到卧室里去，给她们重新绘制肤色和五官，使她们永远青春焕发。店里的小姐妹渐渐发现，怎么这些塑料人或多或少地都有些像经理花蕊了？她们和花蕊开玩笑时，花蕊总是笑一笑，笑得很动人。这笑又使竺根得到某种鼓励和赞许，他真的希望花蕊永远这么漂亮。
记得在上班三个月后，有一个晚上，花蕊亲自开车来接竺根去她家做客。
那是一幢湘江边的两层小楼。
当竺根走进客厅的时候，他被一种从未见过的豪华所震慑，真格的红木家具，墙上的名人字画，俄罗斯红地毯，日本的先锋音响……随即，有年轻的女佣人端上新煮的咖啡。花蕊点燃一支“摩尔”香烟，吐出一个一个淡青色的烟圈。
女佣人在备好一切后，消逝了。
小楼静悄悄的。
竺根问：“就你一个人？”
“嗯。”
“这不太冷清了？”
“很冷清。”
花蕊熄灭香烟后，和竺根谈起了美术，什么八大山人、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什么印象派、野兽派、行动派、立体派。竺根有些不屑起来，这不都是书上的吗，你又不能画一笔半笔的，但他没有做声，让她说下去。
花蕊忽然问：“在市里的美展上，我看过你的作品，好像是一幅大写意牡丹图。你很有才华。”
竺根脸红了一下，有些不安。
“你要注意身体，不要太累自己，你已经功成名就了。何况，关于服装模特的学问够你钻一辈子的了。”
竺根点点头，心里觉得很温暖。
“我们店的生意一直平平，你来了，就好了一些。”
“我会尽心尽力的。”
“谢谢。”
“竺根，有时我觉得很累很累，真想一觉睡过去就再不要醒来。”
“一个女人打天下不容易。你……”
花蕊忽然说：“我们来跳个舞吧。”
竺根慌张起来，“不会，不会。”
花蕊叹了一口气，但还是打开了音响。
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
很凄迷的音乐灌满了一屋子。
花蕊痴痴地听着，脸红红的，很美。
竺根不时地瞥一眼花蕊，突然觉得她很可怜，孤零零的一个人，住在一幢楼里，几多寂寞几多凄清啊。他有了一种要表述什么的欲望，嘴唇动了几动。但花蕊对他摇了摇手，叫他静静地听音乐，他只好压下了心头的冲动，沉默如雕塑。
后来，花蕊又开车把他送回店里，在门口，花蕊伸出手和他握了握。竺根感受到花蕊指尖的凉意，如玉石一般。
这一夜，他没有睡着，一直折腾到天亮。
竺根觉得他有义务关心花蕊。
除了橱窗设计、店堂布置和摆弄塑料人外，他还主动地为经理室和柜台烧送茶水。花蕊一走进办公室，桌子上早放了一杯浓浓的热茶，杯里的花茶是竺根自己去选购的。
花蕊喝着热热的茶，对竺根说：“你烧的茶真好喝。”
竺根笑了：“是吗？那就让我来烧吧，那个勤杂工可以省了的。”
花蕊说：“就怕你太累。”
“不会，不会。”
于是，那个勤杂工辞退了。
按规定，店里的人免费吃中、晚餐，当然是由盒饭公司送来。吃中餐的时候，花蕊总把竺根叫到经理室一起吃，一边吃一起聊些工作上的事。花蕊一吃完，竺根立即给她杯子里沏上茶，花蕊显得很感动。晚餐花蕊不在店子里吃，她开车回去吃。走的时候，特地和竺根道声“晚安”，竺根照例要送她到门口。
有一次，花蕊问竺根：“怎么还不成个家？”
竺根一楞，随即反诘她：“你呢？”
两个人相视大笑起来。
冬天的早晨真冷，竺根照完了镜子，然后活动了一下手脚，便毅然脱去呢子大衣，他要摆弄那些塑料人了。店里进了不少的女式裘皮大衣，都很高档。他得想法子把这些塑料人打扮起来。昨夜，他在纸上画了各种姿势，以及各式裘皮大衣与裙、裤、皮鞋的搭配，他相信他的设计会产生轰动效应。这些年的夜晚，竺根没有看过电影没有去过舞厅没有找人闲聊过，也没有画过画，几乎都在为塑料人的设计、布局而忙忙碌碌。他知道他在浪费才华，但塑料人的诱惑大大胜于前者，在摆弄她们时所引发的快感经久不息。这些塑料
人几乎成了花蕊的化身，或者说就是花蕊。这就是他工作的意义所在。他为此而感到荣耀。
脱去呢子大衣的竺根显得精神焕发，眼睛放出情有所钟的光亮，仿佛一个大艺术家进入潜心创作的境界。他开始小心地为塑料人脱去各式秋装，他的手在她们身体的各个部分接触，塑料的质感使他想起真正的肌肤，他的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当所有的塑料人都裸在店堂里时，他的头几乎有些晕眩了。他赞叹这些塑料人的最初设计者，居然可以把她们设计得如此娇美动人，颀长的身材，修长的腿，丰满而圆硕的乳房，秀美的五官；同时，他又为自己的再创造而倾倒，他让她们的五官非此即彼地与花蕊相似。他此刻就站在花蕊们的中间，并感受到从各个角度射向他的目光，温柔、多情、期待、渴望，使他全身燥热难耐。他口里喃喃低语：“花蕊……花蕊……花蕊……”他抱一抱这个塑料人，又向另一个塑料人飞一个吻，他觉得自己非常年轻，身上飘散出一种少男的气息，于是信心倍增。他突然发现自己的自私，怎么能让她们这样冻着呢，边想边感到身上寒气凛然。“该死的冬天！”竺根狠狠地骂了一声。
竺根急忙为塑料人穿戴东西，先是乳罩，他选用的是那种镂花的真丝乳罩，再给套上长筒丝袜，再穿上羊毛衫，然后再配上裘皮大衣，穿上裤子或裙子，套上高跟皮鞋。这个过程极为缓慢，极为细致，尤其是穿裤子或裙子时，他显得过于激动而手微微发抖。
待穿戴完毕，他根据昨晚的构思，为塑料人调整姿势和动作。那些关节部位都是可以扭动的，竺根以一个鳏夫的目光来挑剔和适应她们，头部或微仰或稍低，腰部要体现出柔软的线条，腹部稍稍收紧，胸部要夸张地拱起，两条腿要有一种错落的行动感，手是形体语言最复杂最丰富的部位，要表现出内心的激情和动荡，有一种邀人同行或倾吐情爱的意向。他为每一种姿势每一个动作感动不已，他不以为是他为她们设计的，她们原本就是这样楚楚动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他想：上班时花蕊看到他的这些“作品”，一定会高兴得死去活来！他看了看表，上班的人快来了，便和塑料人们一一吻别，穿好呢子大衣，朝楼上走去。
竺根回到宿舍，泡了一碗方便面，快快地吃了。再去烧茶间，点燃煤气灶烧开一大铝壶水，分别灌入一个个热水瓶。然后去经理室，把花蕊的杯子洗干净，放上茶叶，冲上水，小心地盖上了盖子。再用鸡毛帚子掸了掸办公桌、高背靠椅和一圈真皮沙发。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觉得有点累。他忽发奇想，坐到花蕊的高背靠椅上，闭着眼养神，舒坦死了，好像他当了经理了。八点过了十五分，花蕊还没有到办公室来，竺根坐不住了，又拎起热水瓶，送到各个柜台上去。
想不到店堂里来了那么多顾客，笑声飞扬，当然是女人居多。她们穿着各式裘皮大衣，站在塑料人旁边比比画画，努力做出和塑料人相同的姿势和动作。竺根立即明白了他的构思和设计是成功的，脸上便开放出明亮的笑来。
一个女雇员见竺根送水来，大声说：“老竺，你真是个天才！”
竺根说：“哪里哪里。”
停了一阵，竺根问：“花经理呢？还没来？”
那个小妹子说：“你还不知道哇，她到飞机场接她的男朋友去了，一个高鼻子美国人。”
笑立即在竺根脸上冻住了。
“真的吧？”
“那还有假。她昨天对我们说的，不止我一个人听见。”
竺根点点头，放下热水瓶，木木地回到楼上的宿舍去了。
花蕊一天没有到店子里来。
竺根中午和晚上都不想吃饭，两盒饭完好地搁在桌子上。
一生中，竺根觉得这一天特别悠长，特别沉重，特别阴冷。他有了一种受骗的感觉，但谁真正地骗了他呢？他说不出来。他只知道他这几年是白白的浪费了，假如他好好地练画呢，好好地去成一个家呢。
天色鸦翅般地黑了下来。雪光反映到室内来，更觉阴森可怖。店子关门了，人声寂灭了，整个楼就只他一个人。
竺根突然发疯似的蹿下楼去，摸着黑，把塑料人身上的装束解了个干干净净，然后一个个扛到宿舍里。
他拉上窗帘，扯亮电灯，把塑料人一个一个地摆弄成跪的姿势。他从腰间解下皮带，一屁股坐到床沿，开始了对塑料人最为严厉的审讯。
“你说，你为什么要把我弄到这里来？”
“嗯。你为什么要请我看电影？”
“为什么要我代理值班，代理烧茶水？”
“你为什么要找美国佬做男朋友，而且一直瞒着我？”
“你为什么要我日日夜夜侍候这些塑料壳壳，他妈的，为什么？”
塑料人一个个挺委屈地跪在那里，一声不吭，这更激起了竺根的愤怒，他跳起来，挥起皮带凶狠地抽打这些塑料人，一下比一下重，塑料人发出“嘭嘭”的惨叫声。
竺根抽打了近两个小时，才感到真的精疲力尽，便丢下皮带，抱着其中一个塑料人放声哭起来。
在竺根肆虐地抽打塑料人的时候，有一个人倚在门外，听得惊心动魄。她就是花蕊。她上午去接男朋友，并把他安顿在家里，亲亲热热了大半天。吃完晚饭，花蕊才想起了竺根，想起一天没和他打照面，便开车来了。她悄悄地用钥匙打开侧门，又悄悄地上楼，想给竺根一个意外的喜悦。当她站到门前，她听到了竺根的审讯声和抽打塑料人的皮带声，她痉挛着垂下准备敲门的手，木然地站着不敢动，皮带一下一下好像抽在她的身上，一下一道血印子，痛得钻心。她惊愕地发现竺根是这样喜欢她。她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让他骂让他打吧，出出气对他有好处，她的店子需要竺根。她悄悄地退回去了，溜出侧门，再锁好门，然后开着车，一路鸣着刺耳的喇叭回家去。
这一夜，花蕊的情绪很不好。当他的美国朋友要和她重复白天做过的那件勾魂的事时，她粗暴地拒绝了他。美国朋友勃起的兴头只好缩了回去，连连说：“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第二天上班时，花蕊和所有的女雇员站在空空的店堂里，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一个塑料人也不见，店堂里顿失光彩，显得很荒凉。
花蕊说：“我去叫竺根，怕是有什么新的设计，没来得及搬下来。”
花蕊一个人上楼去了。
当她走进竺根的宿舍，她看见竺根穿着背心、短裤，和一个裸体塑料人并头而眠，竟然没有盖被子，其它的塑料人则整齐地靠在墙边。床上的那个塑料人经过了化妆，很像花蕊。
花蕊喊道：“竺根，快起来，上班了！”
竺根纹丝不动。
花蕊走到床前，这才发现竺根已经死了。在他的枕头边放着那张已撕成几块的退休金保证书。花蕊迅速地抓起来，塞到口袋里去。然后把那个床上的塑料人拉到地上，再奔下楼来，从容地说：“竺根死了，可能是设计那些模特时太劳累了死的。”
花蕊打电话到公安局，并请了法医来。结果很明白，既非他杀也非自杀，是心肌梗塞致死的。
花蕊说：“他是设计模特时死的，我不能亏待他。”
所有的雇员心里都热乎乎的。
在市报上出钱登讣告，在殡仪馆隆重地举行了追悼仪式，火化后葬在公墓里。
花蕊没有向任何人说过保证书的事。竺根没有亲戚也没有子女。
竺根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半个月后，俏丽服装店又招聘了一个新的摆弄塑料人的人。
第二节 散文
《楚游日记》（节录）
徐霞客
（崇祯十年正月）十七日……去上清三里，得麻叶洞。洞在麻叶湾，西为大岭，南为洪碧，东为云阳、枣核之支，北则枣核西垂。大岭东转，束涧下流，夹峙如门，而当门一峰，耸石兀突，为将军岭；涧捣其西，而枣核之支，西至此尽。涧西有石崖南向，环如展翅，东瞰涧中，而大岭之支，亦东至此尽。回崖之下，亦开一隙，浅不能入。崖前有小溪，自西而东，经崖前入于大涧。循小溪至崖之西胁乱石间，水穷于下，窍启于上，即麻叶洞也。洞口南向，大仅如斗，在石隙中转折数级而下。初觅炬倩导，亦俱以炬应，而无敢导者。曰：“此中有神龙。”或曰：“此中有精怪。非有法术者，不能摄服。”最后以重资觅一人，将脱衣入，问余乃儒者，非羽士，复惊而出曰：“予以为大师，故欲随入；若读书人，余岂能以身殉耶？”余乃过前村，寄行李于其家，与顾仆各持束炬入。时村民之随至洞口数十人，樵者腰镰，耕者荷锄，妇之炊者停爨，织者投杼，童子之牧者，行人之负载者，接踵而至，皆莫能从。余两人乃以足先入，历级转窦，递炬而下，数转至洞底。洞稍宽，可以侧身矫首，乃始以炬前向。其东西裂隙，俱无入处，直北有穴，低仅一尺，阔亦如之，然其下甚燥而平。乃先以炬入，后蛇伏以进，背磨腰贴，以身后耸，乃度此内洞之第一关。其内裂隙既高，东西亦横亘，然亦无入处。又度第二关，其隘与低与前一辙，进法亦如之。既入，内层亦横裂，其西南裂者不甚深。其东北裂者，上一石坳，忽又纵裂而起，上穹下狭，高不见顶，至此石幻异形，肤理顿换，片窍俱灵。其西北之峡，渐入渐束，内夹一缝，不能容炬。转从东南之峡，仍下一坳，其底沙石平铺，如涧底洁溜，第干燥无水，不特免揭厉，且免沾污也。峡之东南尽处，乱石轰驾，若楼台层叠，由其隙皆可攀跻而上。其上石窦一缕，直透洞顶，光由隙中下射，若明星钩月，可望而不可摘也。层石之下，涧底南通，覆石低压，高仅尺许；此必前通洞外，涧所从入者，第不知昔何以涌流，今何以枯涧也，不可解矣。由层石下北循涧底入，其隘甚低，与外二关相似。稍从其西攀上一石隙，北转而东，若度鞍历峤。两壁石质石色，光莹欲滴，垂柱倒莲，纹若镂雕，形欲飞舞。东下一级，复值涧底，已转入隘关之内矣。于是辟成一弄，阔有二丈，高有丈五，覆石平如布幄，涧底坦若周行。北驰半里，下有一石，度出如榻，楞边匀整；其上则莲花下垂，连络成帏，结成宝盖，四围垂幔，大如榻并，中圆透盘空，上穹为顶；其后西壁，玉柱圆竖，或大或小，不一其形，而色皆莹白，纹皆刻镂，此弄中第一奇也。又直北半里，洞分上下两层，涧底由东北去，上洞由西北登。时余所赍火炬已去其七，恐归途莫辨，乃由前道数转而穿二隘关，抵透光处，炬恰尽矣。穿窍而出，恍若脱胎易世。洞外守视者，又增数十人，见余辈皆顶额称异，以为大法术人。且云：“前久候以为必堕异吻，故余辈欲入不敢，欲去不能。兹安然无恙，非神灵慑服，安得如此！”余各谢之，曰：“吾守吾常，吾探吾胜耳，烦诸君久伫，何以致之！”（茶陵县志）
千里一家亲
曹敬庄 高雄飞
在石榴花红的时候，我们往返访问了相隔千里之遥的湖南的株洲市和通道侗族自治县。我们在这一市一县，到工厂，看商店，访汉家，问侗家，深深地感到：“株洲汉族大哥”和“通道侗家兄弟”，他们之间的情谊，就象联结着两地之间的山山水水那样山高水长……
在通道侗族自治县民族用品厂，我们见到了一位年轻英俊的侗族画工，他叫吴建设。我们进去时，他正在一块长约一米、宽约三四十公分的上了蜡的玻璃上，精心地雕刻着喜鹊红梅。他告诉我们，这是门匾，在他的身边，还摆着一块已经雕刻好图案的玻璃，大约有六七十公分长，四五十公分高，两条金龙盘绕在侧边的两根大柱上，龙头一起伸向镜子的中央，中央有一颗光芒四射的宝珠，宝珠下面镌刻着“玉就栋梁”四个大字。他高兴地对我们说：这是离厂几十里地远的一个寨子里，一位侗家兄弟来定做的“二龙戏珠”镜屏，是准备新房子落成时悬挂的。他说：侗家最喜欢门匾、镜屏、条幅了，每逢婚寿喜庆，新屋落成，自己要买，亲友要送，屋里一片闪闪银光，非常好看。当他知道我们是刚从株洲来的，立即指着房子里一箱箱的玻璃说：“这些玻璃，都是株洲汉族大哥支援我们的呀！”话语中充满感激之情。我们问他，还准备设计一些什么新鲜图案，他不加思索地回答：“画我们通道的著名风景‘独岩’，画我们侗家的风俗建筑‘花桥’！”
啊，他说得太动人了！在“汉族大哥”送来的玻璃上，镌刻上侗家的风物人情。这些门匾，这些镜屏，只是一块块普通的绘画玻璃镜么？
我们的思绪，一瞬间跳到了株洲市木器厂……
那天，木器厂王厂长领着我们，从厂里的贮木场、加工车间，到油漆车间，指着一大堆一大堆的木材说：“这些都是从通道侗族自治县运来的。”来到油漆车间，指着那一排排油光闪亮、美观大方的家具，厂长竖起大拇指说：“通道运来的木材，材质非常好，做家具经久耐用！”……
当时，我们的心情，正象面对着这些玻璃镜屏、门匾一样激动，想象着侗家兄弟在崇山峻岭之中，一斧头一斧头地把一棵棵松树砍下来，搬运下山，装上汽车、火车，运到株洲。千里迢迢，多少深情厚意！当这些优质木材变成式样新颖的大柜、书桌，伫立在汉族兄弟的家中时，它们，岂只是一件件木制家具！
不，它们是来往于株洲、通道侗汉两家兄弟之间的友好“使者”。株洲市计委的同志十分感激地对我们说：“通道侗族自治县近两年来，支援了我们大量的木材。一九八一年，他们除按省计划调给我们非统配材一千六百多立方外，又紧缩本县的使用，节省三百立方正材给我们；一九八二年，除了按省计划调拨外，又把自己留成的一部分非规格材支援了我们。我们株洲市人民用上了家具，住上了宿舍，盖起了工厂，都有通道侗族人民的一份心血！”我们的耳边又一涌而来共鸣的话语。通道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的负责同志满怀激情地对我们说：“株洲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单说玻璃这一项，近两年，他们是从自己的计划中压缩调给我们，不但民族用品厂全部生产用玻璃是株洲的，我们建设工厂、商店用的玻璃，农村山寨学校窗户用的玻璃，村镇居民房子用的玻璃，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株洲的。株洲的玻璃给我们解决了大问题！”
啊，株洲玻璃，通道木材，两位特殊的“使者”！你们带来了汉族兄弟的“水晶般的心”，带来了侗家兄弟的“松树的风格”，你们还告诉了侗汉人民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兄弟民族之间，恰如融和无间的鱼和水，谁也离不开谁！
通道侗族人民把闪光透明的玻璃，比做汉族兄弟“冰晶般的心”。他们意重情深，向我们叙述了一桩桩感人的事情。
县造纸厂采购员小杨讲了一个“十二吨烧碱”的故事。通道县木材丰富，造纸资源充足，但是，造纸的重要辅助材料烧碱却是全国性的缺货。一九八二年，株洲市计委为了帮助通道纸厂解决这个问题，到省里申请超产分配指标，到生产烧碱的工厂联系安排供应计划，副市长亲自写信、打电话，计委副主任亲自几次到厂里联系，计委物资科长、轻化公司经理多次到供销部门协商，前前后后三个月的时间，十二次往返，终于在十二月二十九日拿到十二吨烧碱，解了通道纸厂燃眉之急。说到这里，小杨看了我们一眼，激动地说：“我真不好意思了，为了我们一个八十多人的小厂，株洲市副市长、计委主任、物资科长、轻化公司经理统统出动，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十二次！株洲人民对我们侗家真是关心哪！”
通道县民族贸易局副食品加工厂的侗族机修工杨盛斌把我们带到厂里的糖果车间，指着一台酥心糖机说：“这是株洲食品厂的汉族师傅手把着手教我装配的……”
原来，加工厂派杨师傅到株洲食品厂学机修，株洲的汉族师傅热情接待他，带他熟悉厂里的各种生产糖果糕点的机械。当知道他想搞一台酥心糖机带回通道时，立即到外面采购了电机、零配件，又和他一起加工零件，然后，用了几天几夜的时间，领着他一起进行整机装配。一个汉族老师傅对杨盛斌说：“你跟我们一起制作、组装，你对整机就清楚了。回去之后，有了毛病也好修理。”组装好以后，又和他一道，开动机器，试产了一些酥心糖，才放心地让他带着机器回去了。这台机器除收取外面采购的零配件资金外，加工制作等费用一概没要。杨盛斌不太爱说话，这里却连连对我们说：“我是从造机器、修机器到用机器，全学回来了！”
在通道县松香厂，化验员小张热情地带我们参观了她们的化验室。台桌上，摆着一排排玻璃器皿，一架架分析天平，一瓶瓶药品试剂；墙壁上，贴着一张张操作规程，一组组数据要求。……雪白的墙壁，明亮的窗户，好一个秩序井然的地方！小张说：“这都是我们从株洲学来的。”
一九八一年七月，她们全厂四个化验员，都到株洲林化厂去学习。化验是生产的眼睛，那时由于化验不过关，生产上的薄弱环节抓不到点子上，在全年一千多吨的松香产品中，特级松香只有三吨！株洲林化厂指派了有三十多年化验经验的化验组长成建华培训她们，白天，给她们讲课，做实验；晚上，给她们资料，让她们复习，提高。那是多么宝贵的资料啊。这四位来自侗乡的姑娘以前见也没见过。她们便突击抄了起来，后来，成师傅知道了，怕她们抄错、抄漏，临走时把自己仅存的一份资料送给了她们。回来后，她们在株洲培训的基础上，继续刻苦学习，认真实践，一九八二年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怀化地区出口商品检验处的同志说：“你们的初检放得心了，要是还这样保持下去，我们可以给你们发免检证了。”化验这个生产的眼睛亮了，厂长指挥生产得心应手了，薄弱环节也很快找到了，质量问题迎刃而解了。这年，全厂生产一千一百多吨松香，优级品率达百分之九十九点一，其中特级松香达到了四百二十六吨，产品质量由一九八一年的湖南省倒数第四跃居一九八二年全省第二。
在株洲，人们却用一口一个“过意不去”来感激侗族兄弟的支援。“真正的松树风格”，他们这样比喻侗族兄弟的坚实可靠的品格是何等的贴切！我们从听到的许多事例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一九八二年三月，株洲选矿药剂厂因为缺乏木炭，眼看就要停产了。他们跑省里，跑部里，批下来几十万斤指标。于是，他们急急忙忙和株洲市土产公司一道派出专人，到通道侗族自治县土产公司求援来了。县土产公司二话没说，破例地派出专人，一方面到县里、到地区、到省里有关部门办理木炭调运手续，一方面与铁路部门联系，安排车皮。同时，组织人员突击装袋，准备一旦手续办好，车皮调到，马上就可装车发运。他们就这样三管齐下，用最快的速度，把十二万斤木炭发往了株洲，保证了选矿药剂厂的正常生产。第一批十二万斤发出之后，他们又继续作战，陆续组织了一批木炭发往株洲。一九八三年，选矿药剂厂又计划在通道调运一批木炭，县土产公司急株洲所急，争取提前完成全年计划。株洲选矿药剂厂的同志十分感激地说：“要不是通道侗族人民的支援，我们的工厂一个主要产品就可能要停产了！”
确实，通道侗族人民完全是把株洲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办的。无论是派人来联系也好，还是不派人来联系也好，通道侗族人民办事都是一样的热情与真诚。
株洲渌口造纸厂三位同志到通道纸厂协助工作三个多月后，通道纸厂党支部书记老曹送他们回厂。在厂里参观时，渌口纸厂的同志随便讲了一句：“我们这个月纸浆施胶少点松香，不知你们那里能不能搞几吨？”说的随便，听的却记在心里。不到十天，通道县松香厂就用专车给渌口纸厂送去了一车松香。原来，老曹在长沙汇报工作后匆匆赶回通道，就与松香厂联系，松香厂当即决定腾出本厂的汽车，组织装车、发运。一句口信，十天之内，就从千里之外运到了四吨松香，这不是一般的关系可比的啊！
株洲林化厂为了多生产冰片，写了一封信给通道县松香厂，询问有没有松节油。松香厂立即回信，株洲林化厂迅即派出三辆车，运回松节油十二吨，一举而超产冰片三吨多，多增产六万多元。八分钱的邮票就解决一个大问题，这侗汉人民间的情谊是不能用价值计算出来的呀！
株洲清水塘水泥厂急需包装纸，找哪家纸厂呢？他们拿起电话，接通了通道县纸厂。第一天下午发的电话，第二天通道纸厂就与县联运办联系，要车装货，第三天，清水塘水泥厂就收到了四吨纸袋纸，这该是怎样的热情，怎样的速度呢！
通道侗族人民给予株洲汉族兄弟的支援是那么大，那么及时，相比之下，而要求于汉族兄弟的却是那么少！这真是“松树的风格”！
一九八三年四月下旬，通道侗族人民的代表、副县长贺继安同志带着通道人民的委托，又来到了株洲。株洲市的负责同志亲自接待了他们。市计委的同志和他们一道，协商落实了一九八三年两个兄弟民族地区进一步携手合作的计划。当贺副县长提出希望株洲市能支援自治县一部分钢材、平板玻璃和烧碱时，株洲市计委的同志笑着说：“我们物资再紧张，也保证满足你们的要求！我们自己没烧碱，但想方设法去打通物资渠道，为你们解决些困难！还有，我们过去在文化、教育、卫生方面，支援侗族人民很不够，今后，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要加强。”
贺副县长激动地站起身来，握住株洲市计委负责同志的手，高兴地说：“太感谢你们了，太感谢你们了！”
两位兄弟民族地区的代表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我们建国巷
叶之蓁
建国巷，南方一条古老而质朴的麻石小巷。它被日益膨胀起来的新市区那色调和谐、式样新颖的高大建筑物夹持着、压迫着。然而，它并没有被吞食。它清高地、顽强地楔在现代化建筑群中，像一条幽深而贫瘠的峡谷。
从什么时候起，它就出现在我们城市的版图上了？谁也不清楚。
它那落满市尘的瓦屋顶上长着一丛丛衰草；路面的麻石被鞋打磨成了龟背形。那被风雨剥蚀得像千层糕一样的古城墙上散布着大大小小的砖洞，据说是闹日本鬼子那年，被飞机轰炸扫射的，如今成了麻雀的“安乐窝”。关于建国巷的历史，还可以追溯到更远的年代。小时候，我隔壁的胡伯曾指着巷口一堵深灰色的墙告诉我们：闹“长毛”那年，也就是太平天国那时节（他这样解释），城里驻过石达开的兵马，在墙上贴过“均贫富”的告示。城里没跑的人都意外地发过一次“露水财”。胡伯甚至还有根有叶地说，布告就贴在从地面数起的第五十块砖上。
五十块砖，天，谁够得上？小把戏们喜欢赌狠，大家抓着黄泥巴跳起脚往墙上拍。叠罗汉，踩凳子，什么办法都用尽了，墙上印满了小“爪子”印，但谁也没够上第五十块砖。
“你们细人子怎么够得上？人家是骑在马上贴的。”胡伯这样说，“高架子大洋马，见过吗？”
“长毛”，太平天国，大洋马……唉，尽是些老时候的事，历史书上的事，谁又见过呢？还不是哪个嘴巴硬就听哪个的！
我的祖父生在这巷子里，我父亲生在这巷子里，我生在这巷子里，我的儿子刚刚还是生在这巷子里。我熟悉它的呼吸和心跳。
夏日的傍晚，当落日的余晖淡淡地涂在那高高的古城墙头时，巷里便传出哗哗的泼水声和竹制家具在凸凹不平的麻石地面上拖动的噼里啪啦的声音。巷筒里氤氲着一股潮热的水气。各家的桌椅板凳都拖出来了，于是，响起了筷子碰饭碗的叮当声，邻里间粗野而亲切的招呼声。
“喂，过来喝一杯吧。真是，酒也舍不得买，留着讨后婆婆？你这个老骚公！”
“三伢子，来吃肉，一块大的。给我做崽算了，餐餐有肉吃。”
女人们是固定的，在各自的饭桌前招呼小把戏进餐；男人们大都是流动的，端着碗，挨桌走动。木制的拖板鞋敲得麻石地面得得响——啊，建国巷夏日里热闹的晚餐。
入夜，各家的桌椅板凳收进去了。巷子里又横七竖八地摆满了躺椅、竹床。昏暗的路灯下，到处躺着人。锯屑拌“六六六”粉制成的土蚊烟散发着呛鼻的气味。“噗哒噗哒”的葵扇一直要响到天亮……………
冬天呢，冬天每家的堂屋里都有一炉火。大人们互相串门，围着火炉喝茶、抽烟、“翻古”。他们经常为一个几千几百年前的、谁也没见过的掌故争得颈根上暴青筋，好像那些古人是自己的什么亲戚似的。直到夜深了，巷子里传来一阵“卖饺耳哟，卖饺耳哟”的苍老的声音，大家才打着哈欠，伸着懒腰走了。
卖饺耳的老倌总是这个时候来，穿着一件打补丁的青棉袄，担着火炉和装面皮、肉馅的小柜子，柜子上吊着一盏晃晃悠悠的三角形风灯。他的布底鞋是那样坚硬，敲在麻石地面上，清脆、响亮，从空荡荡的巷子的这头一直响到那头。
他的吆喝声特别好听，他煮的饺耳也实在好吃……
啊啊，建国巷，这条仅仅只有几尺宽的小巷。那时，确是我们这群小把戏的天堂和乐园！
我们喜欢玩“抓特务”，“打游击”，吆喝着、尖叫着，在巷子里穿进涌出，真痛快！
当然，这一切也不都是随心所欲的。我们“第三世界”的“军事行动”经常会受到“超级大国”的干涉。闹过了头的时候，胡伯就会拿着一柄竹扫把，从门口跳出来，恶声恶气地骂我们，赶我们。（他那时还没退休，在工厂里经常上夜班。）
于是，我们的“军队”全线溃散了，腿长的窜出巷口，落荒而逃；腿短的攀着墙边的电线杆，爬到房顶上——杀气腾腾的竹扫把够不着的地方，对着胡伯作鬼脸。
每到这种时候，我们家对门的王大福就会双手叉腰仰起脑壳，鼓着眼睛训斥我们：“你们这班小杂种，就是不学好！下不下来？娘的，看我不把你们送到派出所去关黑屋！”他经常拿派出所来吓我们，好像派出所长是他的亲姐夫一样。其实，他自己到派出所去上户口，还要拖我父亲陪着呢。他那时刚从乡下来，在皮件厂混事。脸又黄又瘦，留着个“半边瓦”的西式头。他只能在我们小把戏面前逞角色。
胡伯不这样，只要我们一上房，他就吓得先丢了扫把，可怜巴巴地呼吁和谈：“哎哟，我的小祖宗！你们下来好不好！下来下来，听话，胡伯给你们分酸菜吃。真的！”胡伯家的酸菜出名的好吃。他家的堂屋里有一只半人高的酸水坛子，里面的酸水养了几十年了，泡出的酸菜又酸又甜。那味道，哎呀，啧啧！
分酸菜的时候，胡伯总是先叫我们按高矮排好队，然后，从屋里端出一大碗酸藠头或酸萝卜之类的东西。我们这时都变规矩了，不吵不闹，齐刷刷地伸出一排黑糊糊的小手。胡伯分东西从来都是认真的、公平的。他从矮的这头分过去，又从高的那头分过来，嘴里不住叨念着“谁也不多，谁也不少，拿住，拿住。”要是分少了几个，他决不马虎，一定要回堂屋里拿来补上的。胡伯看着我们吃。我们也边吃边互相监视着，不许谁把酸菜悄悄地塞进小口袋里，等大家吃完了又拿出来馋人。这是在胡伯门前吃酸菜的规矩……
这些小时候的事，现在想起来，仍那样有声有色，就像发生在昨天。人生过得真快！转眼间，大跃进、苦日子、四清、史无前例的“革命”，小学、中学、大学、进厂当技术员，人，已到了中年。
现在，我仍住在建国巷——我那当皮匠的父亲留给我的那间竹编墙的小屋里。我在不知不觉中顶替了父亲的位置，放了学就拿着纸手枪在巷子里“冲锋”，建国巷仍然是那样的古朴、破旧。更新万物的时代几乎没能在它身上留下什么痕迹，只是人，已经“改朝换代”了。
胡伯仍住在我隔壁，已经退休十几年了，他的背深深地佝偻着，除了堂屋里的酸水坛子和肩膀上锃亮的光头依旧外，他变了：不但变成了一个十足的老倌子，而且，由于满女找了区武装部的一个排级干部使他变成了建国巷的“社会名流”。他常常以各种方式炫耀他的“乘龙快婿”和自己的军属地位。有一年春节前夕，他提回了一斤墨鱼干。这在当时简直是使人眼睛发亮的珍品！碰着的都问他在哪里买的。他告诉大家，就在前面商店，要买的快去。于是，巷子里一声吆喝，大家纷纷提着篮子去了。没多久，巷民们扫兴而归，原来，胡伯跟大家开了一个伤心的玩笑，商店里的墨鱼干的确有，但要凭军属证供应。大家抱怨胡伯。老倌子不还口，只是嘿嘿地笑。他从邻居的抱怨声中得到了某种满足。
事实上，胡伯的墨鱼干并没有留到过年，当晚炖了一锅墨鱼红枣肉，拖着大家吃。他说：“有福同享，大家去试试味，其实这样搞特殊也不好，我郎他们部队上都这样讲过。”结果，一斤墨鱼干，他自己也并没比人家多吃两筷子，还贴了油盐。胡伯是个开通人。
住我对门的王大福也变了，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城里人，而且，是一个上等城里人。他新近还发了福，腆着个肚子，一副首长的派头。事实上他的确也当了我们建国巷的最高行政长官——居民小组长。他还有个嗜好，喜欢人家叫他的“官衔”。胡伯好盘人家的“宝”，在一次居民会上，故意拿王大福开心，说：“组长算个什么官！我外孙妹子考进学堂就当了个么子委员哩。伪政府那阵，我们这里就属一个保，管事的叫保长。叫你保长不更威风吗？”大家都笑了。王大福却很认真，扳着指头数：“十户一甲，十甲一保，百把户的场合，是差不多哩。”他完全认可了。从此，大家都开始叫他“保长”，不再叫他的名姓了。
遗憾的是，“保长”只是兼职的。他的正式工作是皮件厂熟练工，而且干得很不得意，要不是1977年底工资调整调了一级，现在还是个二级工哩。他从不愿意向人提起厂里的那本经。不过话又得说回来，他干“保长”却是称职的。他虽然有时爱甩几句“官腔”，不看场合地作些“越南派几万枪兵到东不寨抢谷米”之类的形势报告，但为大家办事贴心，尤其是“本巷观念”强，从不肯让他的“臣民”们吃亏，颇受大家拥戴。
“文化革命”中，我就得过“保长”的好处。当时，我在单位受冲击，天天挨斗。原因有二：一是不该多读了两句书，知识越多越反动嘛；二是不该遗传了我那皮匠父亲的犟脾气，撞墙不转弯，和他们硬顶。一回，“保长”对我说：“你家里那本账我清楚，不会有什么问题。你不要去工厂了，在家里住着，有我掌本！”我说：“不去，他们会来抓。”他说：“敢！搞到我们建国巷来了，打脱他的脚哩！”我听了他的话，果真不去工厂了。几天后，厂里派人来抓，被“保长”和全巷的人团团围住，“保长”向他们要逮捕证（真新鲜，那时候抓人还要这种东西！），对方当然没有。“保长”一本正经地说：“没有就不准抓人，我是这里管事的，大小也是一级领导。在建国巷办事没有我点头不行！”强龙斗不过地头蛇，对方人少，不敢行蛮，只好算了。“保长”是好人。我们建国巷的人都是好人。
除了上大学的四年外，我一直生活在他们中间。他们构成了我全部生活的背景和环境。这种环境是恬静融洽、充满温暖和使人羡慕的。在这里住着，上班去了，小孩有人看，衣服有人收，来了客有人招呼，生了病有人送单方。这里没有阴谋，没有仇视，没有贪婪，没有猜忌，没有利害冲突，也没有生存竞争。大家生活得艰苦，但也生活得和睦，生活得愉快。
啊，建国巷，我心中的乐土！假如后来不是因为一件莫名其妙的、至今仍使我大惑不解的事情的话，我完全有可能像父辈们一样，在这里甜蜜蜜地生活到我辞世的那一天。
其实，那本是件好事。我得了五百块钱的技术革新奖，买了一台十二寸国产电视机。我万万没想到，这台亮闪闪的、又能唱歌又能“放电影”的、充分体现现代文明的木匣子，竟会像阿拉伯神话中那只装着魔鬼的胆瓶一样，给我带来痛苦和烦恼。
当时，在我们建国巷，电视机的确还是件稀罕物。那天晚上，巷里凡是在家的成员几乎都来了，把我家里里外外塞了个水泄不通。我虽不抽烟，为了图个痛快，买了半条过滤嘴香烟来招待大家。
每逢这样的场合，“保长”照例是主事的。他满头大汗地吆喝着，维持秩序：让坐矮凳的挪到前面来，让坐高凳的搬到后面去。最后，把闹成一堆的小把戏们一个个抓住，脱掉鞋子，通通扔到我那铺着白床单的床上。
那晚的电视节目是什么？不知道。我和我爱人没法坐下来，整整一晚，都在人缝中艰难地跋涉着，忙着给客人递烟端茶。其实，大家都没有认真看，几个新闻简报加一部老掉牙的故事片，有什么味！再说，电视机的质量也真成问题，图像一扯一扯的，三分钟内竟翻了二三十个“跟头”，弄得人眼晕。热心的“观众”们除了图个“在屋里看电影”的新奇感以外，主要还是来赶热闹场合的。从电视节目开始起，大家的注意力就不在眼睛上，而在嘴巴和耳朵上——扯谈。围在一起扯谈，是我们建国巷巷民们的传统爱好。
大家从自由市场的开放扯到工厂的计件工资，又从计件工资扯到电视机的价格。“保长”对我说：“娘的，真贵！好在你发了次露水财，不在乎这几个钱。”背后，有人问我这次到底得了几多钱。我老实地回答了。黑暗中有人道：“嘿！当我一年的薪水！”“保长”斜叼着烟，一拍我肩膀，说：“喂，什么事工价这样高？就是你晚上没事的时候，用铅笔在纸上涂几下？娘的，五百块，真是赚钱的不费力，费力的不赚钱！”
天！在纸上涂几下？看他说得几多轻巧！为了这项革新，我整整伤了二十年脑筋。这项革新，每月能为工厂节约十几万。他们不能理解我的劳动，我也无法向他们解释，只好苦笑了。
于是，我成了大家谈论的中心。老辈子扯起了我小时候的一些“可以看得出出息”的事；同辈人开始热心地替我算账：再这样赚下去，一年要收入好多钱；小把戏们关心的则是五百块能买几多装上电池可以转着圈跑的“自动翻头车”。
我不喜欢人家这样注意我。胡伯不喜欢人家不注意他。自从他当了“军属”以来，每次扯谈他都是理所当然地处于中心地位。这次，他竟被“舆论界”冷落了。他感到了愤懑和委屈。终于，他坐不住了，站起来，用青筋鼓鼓的巴掌拍电视机的壳子。他拍一下，本来就不稳定的图像又应声翻一个“跟头”。
“这号质量，哼！”他不屑地说，“只怕是文化革命搞武斗那几年出的。”他家那台一波段半导体收音机就是“文革牌”，不使劲拍它几下，是绝不肯唱歌的。
“算了吧，胡伯，有本事你去买台好的来。”黑暗中，有人赌他。
“是要买的。”胡伯口气里有几分炫耀，“跟我郎讲一声，叫他托人到上海去买。”
“保长”在一旁笑着说：“这号事，只怕你郎当市长也办不到。没有四百块钱扳在玻璃柜上，营业员肯把电视机给你？四百，有吗？扳出来看看呀！”
大家都笑了。
这是胡伯有史以来第一次当众受到奚落。他慢慢地从电视机上收回手，缩到一旁，不再言语了。他的脸色一定很难看。
“抽烟抽烟！”隔不多久，“保长”就这样喊一次。他嫌我敬烟敬得不勤，干脆自己动手开烟，见人头就丢一支。等到电视节目完了，这半条烟也就丢完了。他耳朵上一边夹着一支烟，问我道：“主家，还有烟？”我看看桌上摆着的五只空烟盒，只好尴尬地笑了。
“越有钱的越小器，”“保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娘的，五百块！留着不怕长霉？喂，胡老倌，你是二财主，下次该你请客……”
没有回答。胡伯的椅子空着。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走的。
那次以后，“保长”到我家串门的方式有了些改变，他有个端着茶杯串门的习惯，但一进我家的门，总是把手中的茶水泼掉，说：“泡杯好茶喝喝看。你家的茶叶至少是七、八块钱一斤的！”要不，就从桌上抓过那包待客的香烟，抽出一支叼上，对着火后，把自己手中的半截烟在椅子腿上揿熄，夹到耳朵上去，说：“过过高级瘾看。到底是赚大钱的，烟也高级些！”我并不是个小器人，“保长”这些酸溜溜的话实在叫人不快。
更使我莫名其妙的是胡伯，天晓得他怎么突然就不理我了！有次我叫他，他鼻子里哼一声，头歪到一边去了。其实，我们两家的关系一直是很好的。他那只酸水坛子里的酸菜，我从小吃到现在。隔几天给我家送一碗酸菜，已成了胡伯多年的习惯。现在，他当然不再送了。
我实在想不起自己怎么得罪了他。
自从我买了电视机以后，邻居们也都变得怪里怪气了。明明都爱看电视，却都渐渐地不来了。为了表明我们对大家的真诚，每晚我爱人都要挨家挨户地去请，大家这才又来了。要是某一晚，由于疏忽，漏掉了一个，完了，招怪了，再不来了。唉，为人真难啊！
“保长”算是例外，不要请，经常来，而且，一坐下屁股就像被椅子上的漆粘住了一样，半天不肯起身。也不知是从哪里传染来的毛病，他还特别爱召集会议，百把家的居民小组，他竟发展了十来个“基层干部”，动不动就开“干部会”，一开就到深更半夜。今天，他居然指定要在我家里开，说是：“死等也是等，不如边看电视边等人。反正多几个人看也不多用几度电。”
没办法，我只好赶紧打发刚刚去买烟。
九点钟人到齐了，大家坐着抽烟、喝茶、扯谈、看电视，谁也不提开会的事。一直到十点多，电视节目完了，“基层干部”们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冲起哈欠来，“保长”这才宣布开一个“短会”。我领教过这“短会”的厉害，赶紧抽身溜到后间看书去了。谁知“保长”随身就跟了进来，笑道：“又盘自留地？哈，莫一个人赚光了，留点大家都赚一些。”又正经八板地说，“今天的会很重要，传达居委会主任亲自作的报告，讲四化的。你听听有好处，要不会跟不上形势的！”不由分说，他夺了我的书，把我拖了出来。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破本本，又顺手从旁边一位老倌子的鼻梁上摘下一副老花镜自己戴上了（他虽早到了要配置这种设备的年龄，但从未动念买过，反正周围的人有，用起来也还方便）。
“保长”的“传达”还未开始，下面已经“分组讨论”了，翻古的翻古，扯谈的扯谈，像茶馆里一样吵成一片。对这种局面，“保长”向来是超然的。因为他的权力太小，而且缺乏实质性，无法采取别的调动积极性的办法。好在他喉咙还可以，只顾讲自己的，并不去留意什么“社会效果”。
“短会”一直开到十二点才散。大家冲着哈欠往外走时，都说今天这个地方选得好。
离天亮只有五个钟头了，明天还要上班，得赶快睡觉，当然顾不上再看书了。我心里很不舒服。说实话，抽几包烟，喝几瓶开水在我倒无所谓，只是贴不起这宝贵的时间呀！我还有三四个技术革新项目要搞，我需要时间，时间就是我的生命！我但愿这种痛苦的事情下不为例。
想不到第二天刚吃过晚饭，“保长”郑重其事地找到我说：“以后开会就定在你家了。你家有电视机，地方也宽敞，再说，出身好，政治上靠得住嘛。”天，他还当是给了我多大的荣誉呢！我慌了，急急地说：“不，不，还是在你家里好些！如果是为了电视机，你也可以搬去。”
“保长”鼓起眼睛瞪我。
我当时的表情一定很古怪。事实上，我自己也搞不清刚才说的是真话还是气话。
“保长”终于认真起来。（大概我说的是气话了！）他说：“你这是什么话？嗯？我王大福人穷志不短，不会眼热别人的东西！”他悻悻地走了。
好，又得罪了一个！唉，不晓得怎么搞的，近来我抬脚动手都要得罪人。真是碰了活鬼！
“保长”一连几天没来了，我家里倒清静了许多。这天傍晚，我坐在桌前翻资料。巷子里传来踢踢踏踏的脚步声，是“保长”。脚步声从我窗前响过，径直到隔壁胡伯家去了。胡伯家和我家只隔着一张薄薄的竹编墙，说话听得清清楚楚。
“如今，没钱的人硬是受气。娘的，这跟旧社会有什么两样！”一进门，“保长”就这样说。
没听见胡伯的声音。
咳嗽声，打火机的咔嚓声。
“看了报啵？河南都包产到户了，娘的，什么搞法！”还是“保长”的声音，“再这样搞下去，我看不来次土改是收不了场的！”
“改个屁哟，”胡伯咳嗽着说，“新社会，你打哪个的地主？”
“这种搞法还怕出不了地主，一个月累死累活拿三四十块的是人，五百五百拿的也是人。人无外财不富，旧社会的地主有几个是靠本份钱发的财？娘的！照理讲，你也要算个富农，退了休，坐在家里四腿不伸，拿的钱还他娘的比我多………”
“怕你是瞎了眼哩！”胡伯恼怒的声音。他的“苦大仇深”是出了名的，周围几里，哪个学校搞传统教育不请他去作忆苦报告？他当然不肯受这种玷污。“富农？你放清白些！老子三代贫农，讨米出身！”
“你三代贫农有什么了不得？老子如今还是贫农呢！家里坦坦荡荡，经得起清，经得起查，一张宁式雕花床还是土改分的，床梃脱了用铁丝绞着。全巷的人家哪个跟我比得！娘的……”
没有人作声，大概是胡伯自觉比不过“保长”。过了一阵，又听见“保长”感叹道：“想起来还是1958年那阵好，大锅子炒菜，坐席开饭，大家一样，哪个也不眼热哪个……娘的，怪只怪修胡子卡我们的颈脖。还有那贼养的‘四人帮’！”他东扯葫芦西扯叶地乱骂着，“啧啧，如今这种搞法！我看硬是出修正主义了……”
“你莫讲反动话！”胡伯提醒他。
“反动话？呸！你当是我自己捏出来的？我们居委会主任都这样讲了，那还有错！”
……
我的脑子被他们吵得昏昏然，无心工作了，倒在床上，滚着被筒，早早地睡了。唉，又是一个晚上！
我手头的几个技术项目始终没有理出头绪来，领导上却天天来催。在厂里受憋，回来更怄气。对于我那五百块奖金，巷里越传越开，越传越神，已经由一千五上升到五千块了！再这样传下去，难保不会出现天文数字。
渐渐地，巷里和我扯谈的人少了，向我行“注目礼”的人多了。
他们经常三五成群地站着，朝我的背影指指点点。这时，我总感到后颈窝火辣辣的不自在。我感到孤独，我感到委屈。我苦恼！我烦躁！我经常对爱人和孩子发脾气。
这天中午，我下班回来，刚刚正在家里号啕大哭。我爱人在拿糖果哄他。他扭着身子不要，非要吃什么“酸藠头”。一问才知道，刚才他和一群小把戏到胡公公家里吃酸藠头，胡公公叫他们排好队，一趟发过去，一趟发过来，偏偏不给他。刚刚向胡公公要，胡公公说：“你不要吃这个。你家里有的是钱，有进口饼干吃。”于是，小把戏们都笑了，故意歪着脑壳咂着嘴气刚刚。原先玩得好好的一群，马上就分化了，都不理刚刚了，还喊他“进口饼干”。
唉，连孩子也要跟着受气！
我赌气对刚刚说：“好了，不要哭了，等下我带你上街，要吃什么就买什么，豁出我一个月的工资给你吃个饱！”
刚刚不依，非要吃胡公公的酸藠头，而且越哭越厉害。我左哄不行，右哄不行，心里一烦，满肚子火竟发到了他的身上——伸手就给了他一个嘴巴。
刚刚哭哑了嗓子。我的手掌也痛得发麻，天晓得这一巴掌有好重！
这下场合可就大。爱人冲着我哭闹起来。于是，桌子倒了，椅子翻了，开水瓶炸了，屋子里响成一片。窗户玻璃上，贴满了各式各样的脸，都是来看热闹的。长脸，方脸，圆脸，扁脸！麻木的，迟钝的，幸灾乐祸的，还有莫名其妙的；一动不动，像图案，像窗花，像……
我的眼晴发红，拳头上青筋鼓暴。我要打，我要骂，我要发泄！于是，屋里的一切没有生命的东西都在我疯狂的目光中颤抖了。
“摔呀，有本事把电视机也摔了！祸根子就是它！”爱人哭着，喘着，赌我。
电视机放在桌子上，荧光屏亮闪闪的，像一只大眼睛，向我投来嘲弄的光芒。他妈的，你也在看笑话！我叫你看！一股热血涌上脑壳，我手一挥，它便落到了地上。
“轰”地一声，显像管破碎了，电视机破碎了，带着我半个月来的痛苦和惆怅，带着建国巷的非议和各式各样的目光，带着恶梦，带着苦笑，带着一切乌七八糟和莫名其妙的东西，碎了，碎了，碎了……
爱人的哭声猛地高涨起来。
突然，插着的门被人撞开了，“保长”敏捷地跳了进来，威严地平伸着双手，隔开了我们，像为了和平正义的事业，英勇地出现在交战双方中间的中立国总统。由于身份的关系，“保长”经常执行这样的紧急任务。当然，夹在中间，挨冤枉打总是免不了的，有时，竟被打得鼻青脸肿。但是，这丝毫也不会减弱他对这项神圣工作的热情。
“你是男子汉，要让着点。你先出去！”他首先命令我和我爱人“脱离接触”。其实，我们从吵架到现在，根本还没有“接触”过。我没有出去，拖过一张椅子坐下。
“好了，你也不要闹了！夫妻无隔夜仇嘛。你先到后面去，好不好？就算看我的面子……”哼，还看他的面子哩！他连推带搡地把那哭哭啼啼的爱人劝进了后间。
屋子里清静了。刚刚早不哭了，扶着床沿，正战战兢兢地望着我。
我看着地下。电视机已不复存在，成了一堆铜线线、铁坨坨、木片片。为什么竟把它摔了？我不知道……
晚上，胡伯过来了。像往常一样，他送过来一大碗酸菜，里面当然有酸藠头。他没有多说话，端着茶进来的，一进门就扯起了“越南人在东不寨跟泰国开仗”的国际新闻。大家心里肯定都想着白天的事，可谁也没有提起。
几天后，不知不觉地，一切竟恢复了正常！我还是我，胡伯还是胡伯，“保长”还是“保长”，建国巷还是建国巷。就像是从一场恶梦中醒来，带着一身冷汗睁开眼，窗外是蓝的天，白的天，啁啾的鸟，火红的花……于是，一切又和昨天一模一样了。
可是，我已经寒心了，我决计搬家。
厂里早给我分了一套住房。原来我一直拿不定主意；现在，为了事业，我想通了，搬，建国巷不是搞事业的地方！
但是，临近搬家的前几天，我却又犹豫了。我舍不得这间祖传的小屋和这条磨破了我多少双鞋底的麻石小巷；我舍不得胡伯酸水坛子里的酸菜、卖饺耳老倌半夜的吆喝、巷口墙上天真的小“爪子”印，以及太平天国那神话般的告示……啊，四十年了，这一切已刻进了我的骨骼，溶进了我的血液，哪里是一声喊就丢得开的！
建国巷，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这块留下过我无数黄金般记忆的土地，此刻，面对着你，我想哭……
塑料人
刚满五十岁的竺根就显出了一副老相，头发间飘出星星点点的银白，额头上的纹路很密很深，不过，他的精神还是很健旺的，脚步迈得又轻又快，脸上的笑飘出一种很青春的气息。特别是在店子还没有开门之前，他一个人在静悄悄的店堂里摆弄那些塑料服装模特的时候。
这家俏丽服装店，是全城唯一的一家专卖女性服装和某些女性专用品的地方，塑料服装模特和站柜台的活人一律都是女的。塑料人和活人组成了一个很阴柔的世界，只有竺根充满阳刚之气。竺根开始摆弄这些塑料人的时候，一般离上班还有两个来小时，到开门前的一刻钟方一切就绪。他从二楼的那间宿舍走出来，然后下楼梯到店堂里，马上会想到经理花蕊和她的雇员们都还在各自家中的床上做着好梦，因而此时此刻没有任何人任何事来打扰他，他可以自由自在地发挥他的创造才能，无拘无束地表现他的审美理想。这种精神劳动的价值，往往在白天的营业额上，以及经理花蕊赞许的笑里，非常具体地凸现出来，竺根为此而十分惬意。
五年前，竺根在另一家国营的服装商场工作，搞橱窗设计、店堂布置，当然还要摆弄那些塑料男男女女。他那时候妻子病殁了，又没有孩子，成了一个自由的单身汉。有一天，忽然收到一封信，信里只有一张当晚的电影票，而且是双人座的包厢。竺根怀着一种探险似的心情去了。电影开映五分钟后，他发现一个很高挑但并不年轻的女性坐了进来。因光线昏暗，他只能大致看清她脸上的轮廓，但那双眼睛却像夜明珠一样亮，身上飘袅出很高贵的香水味，竺根断定那是一种来自巴黎的气息。竺根胆怯地往旁边挪了挪，心跳得十分激昂。
女人很柔和地说：“您是竺根老师吧？”
“是的。你是谁？”
“我是俏丽服装店的经理，叫花蕊。”昏暗中女人俏丽地笑了一下。
“电影票是你寄的？”
“正是。”
“为什么要寄给我呢？”竺根惶惶不安起来。
“我想请你到我那里去工作。”
“为什么要请我呢？”
“因为，我看见你摆弄的那些塑料人，非常美，非常优雅，具有一种煽动购买的力量。”
竺根敏感地发现女人把“您”换成了“你”，这使他感到久远的亲切。
“但我是国营商店的职工啊……”
“我知道。我的店子是我的。你的工资照拿，奖金与工资相等。我还会给你一个保证书，在你退休的时候，一次性给你十万元养老费。况且，我是个没家的人，你也是，我们可以把店子搞得红红火火。假如，你同意的话，请明天到我那里来。”
说完，她道一声歉，就走了。
小小的包厢立即空出了一块，这使竺根立即有了一种失落感，但女人留下的气息却久久不散，并在他的记忆里积淀下来。他嗅着这种十分刺激的气息，开始盘算是否到这个花蕊帐下去当差。其实，他根本没有思考什么，就决定去了，不是由于工资和奖金，以及养老金，而是这个氛围的神秘性，突然而来突然而去的女人所留下的气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鳏夫的自由就表现在这里，无须与人商量，可以“一言堂”。竺根回味起花蕊那句“我是个没家的人”，这是什么意思？真是耐人寻味。他一个人一直坐到电影终场，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包厢。
第二天，他去了俏丽服装店，在经理办公室见到了虽不年轻但很漂亮的花蕊。细细的眉，大大的眼睛，脸色很白净，嘴很小巧，蓄着高髻，高髻上挽一圈晶莹的珍珠。
竺根说：“我来了。”
“我知道你会来的，谢谢。这是保证书，请收下。”
竺根接过来，看了看，那枚钤在文后的印章使他很惊奇，“花蕊”两字刻的是铁线体，非常清秀茂实。
花蕊说：“我知道你在看那个印章，你是行家。那是齐白石的一个弟子刻的。”
竺根“啊”了一声。
花蕊告诉竺根，宿舍在二楼，床铺、被褥、床单，还有书桌、书架、衣柜，都是新买的。
竺根很感动。
花蕊笑了笑，说：“往常，夜里由雇员轮流值班，现在你住在这里，由你代劳好不好？”
竺根说：“没事，没事。”
竺根正式上班了。
在摆弄塑料人上，他把他的天才发挥得淋漓尽致，那些没有生命的东西，一经他的调整便风情万种，简直和真人无二。他明白女人想表现什么男人想看到什么。他十分突出强调塑料人的颈部、胸部、胯部、腿部，同时辅以手部动作，或抬手，或飞吻，或叉腰，再穿上四季服装，使男人看了产生要好好打扮妻子和情人的念头，而女人则陷入一种痴迷状态，欲购买同等服装以一展风采。更绝的是当店里某种服装积压得太多时，竺根便让塑料人都穿上这种服装，让她们摆各种挑逗人的姿势，或站，或蹲，或坐；或昂首，或扭头，或低眉，滞销的服装便立刻走俏。
俏丽服装店成了本城的一个风景点，谁不去逛一逛，竟会被人所取笑，好像巴黎人不知道凯旋门、东京人不知道富士山一样。
花蕊每次碰到他，总是竖起中指和食指，组成一个英文字母“V”，向他祝贺又“胜利”了。竺根看见这个手势，心里总是甜蜜蜜的，并下意识地摇摇头，表示做得还不够。
五年了。
当竺根下楼来到店堂，寂静的店堂流淌着冬天早晨的寒气，外面正下着鹅毛大雪，依稀听见轻盈的声音一层一层铺在街道上。天还没有亮，黑得像锅底。竺根扯亮了所有的电灯，他站到一面立镜前，上上下下地打量自己，头发一丝不苟，衣服整整齐齐，皮鞋光光亮亮。其实，他在起床后已经好好地收拾过一遍了，这几乎成了他的习惯。特别是手，他要反反复复地洗，然后还要喷一点儿香水。他觉得摆弄那些塑料人非得这样才显得庄严和慎重，才不致亵渎她们。他太喜欢这些塑料人，过一段日子，他就要把她们扛到卧室里去，给她们重新绘制肤色和五官，使她们永远青春焕发。店里的小姐妹渐渐发现，怎么这些塑料人或多或少地都有些像经理花蕊了？她们和花蕊开玩笑时，花蕊总是笑一笑，笑得很动人。这笑又使竺根得到某种鼓励和赞许，他真的希望花蕊永远这么漂亮。
记得在上班三个月后，有一个晚上，花蕊亲自开车来接竺根去她家做客。
那是一幢湘江边的两层小楼。
当竺根走进客厅的时候，他被一种从未见过的豪华所震慑，真格的红木家具，墙上的名人字画，俄罗斯红地毯，日本的先锋音响……随即，有年轻的女佣人端上新煮的咖啡。花蕊点燃一支“摩尔”香烟，吐出一个一个淡青色的烟圈。
女佣人在备好一切后，消逝了。
小楼静悄悄的。
竺根问：“就你一个人？”
“嗯。”
“这不太冷清了？”
“很冷清。”
花蕊熄灭香烟后，和竺根谈起了美术，什么八大山人、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什么印象派、野兽派、行动派、立体派。竺根有些不屑起来，这不都是书上的吗，你又不能画一笔半笔的，但他没有做声，让她说下去。
花蕊忽然问：“在市里的美展上，我看过你的作品，好像是一幅大写意牡丹图。你很有才华。”
竺根脸红了一下，有些不安。
“你要注意身体，不要太累自己，你已经功成名就了。何况，关于服装模特的学问够你钻一辈子的了。”
竺根点点头，心里觉得很温暖。
“我们店的生意一直平平，你来了，就好了一些。”
“我会尽心尽力的。”
“谢谢。”
“竺根，有时我觉得很累很累，真想一觉睡过去就再不要醒来。”
“一个女人打天下不容易。你……”
花蕊忽然说：“我们来跳个舞吧。”
竺根慌张起来，“不会，不会。”
花蕊叹了一口气，但还是打开了音响。
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
很凄迷的音乐灌满了一屋子。
花蕊痴痴地听着，脸红红的，很美。
竺根不时地瞥一眼花蕊，突然觉得她很可怜，孤零零的一个人，住在一幢楼里，几多寂寞几多凄清啊。他有了一种要表述什么的欲望，嘴唇动了几动。但花蕊对他摇了摇手，叫他静静地听音乐，他只好压下了心头的冲动，沉默如雕塑。
后来，花蕊又开车把他送回店里，在门口，花蕊伸出手和他握了握。竺根感受到花蕊指尖的凉意，如玉石一般。
这一夜，他没有睡着，一直折腾到天亮。
竺根觉得他有义务关心花蕊。
除了橱窗设计、店堂布置和摆弄塑料人外，他还主动地为经理室和柜台烧送茶水。花蕊一走进办公室，桌子上早放了一杯浓浓的热茶，杯里的花茶是竺根自己去选购的。
花蕊喝着热热的茶，对竺根说：“你烧的茶真好喝。”
竺根笑了：“是吗？那就让我来烧吧，那个勤杂工可以省了的。”
花蕊说：“就怕你太累。”
“不会，不会。”
于是，那个勤杂工辞退了。
按规定，店里的人免费吃中、晚餐，当然是由盒饭公司送来。吃中餐的时候，花蕊总把竺根叫到经理室一起吃，一边吃一起聊些工作上的事。花蕊一吃完，竺根立即给她杯子里沏上茶，花蕊显得很感动。晚餐花蕊不在店子里吃，她开车回去吃。走的时候，特地和竺根道声“晚安”，竺根照例要送她到门口。
有一次，花蕊问竺根：“怎么还不成个家？”
竺根一楞，随即反诘她：“你呢？”
两个人相视大笑起来。
冬天的早晨真冷，竺根照完了镜子，然后活动了一下手脚，便毅然脱去呢子大衣，他要摆弄那些塑料人了。店里进了不少的女式裘皮大衣，都很高档。他得想法子把这些塑料人打扮起来。昨夜，他在纸上画了各种姿势，以及各式裘皮大衣与裙、裤、皮鞋的搭配，他相信他的设计会产生轰动效应。这些年的夜晚，竺根没有看过电影没有去过舞厅没有找人闲聊过，也没有画过画，几乎都在为塑料人的设计、布局而忙忙碌碌。他知道他在浪费才华，但塑料人的诱惑大大胜于前者，在摆弄她们时所引发的快感经久不息。这些塑料
人几乎成了花蕊的化身，或者说就是花蕊。这就是他工作的意义所在。他为此而感到荣耀。
脱去呢子大衣的竺根显得精神焕发，眼睛放出情有所钟的光亮，仿佛一个大艺术家进入潜心创作的境界。他开始小心地为塑料人脱去各式秋装，他的手在她们身体的各个部分接触，塑料的质感使他想起真正的肌肤，他的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当所有的塑料人都裸在店堂里时，他的头几乎有些晕眩了。他赞叹这些塑料人的最初设计者，居然可以把她们设计得如此娇美动人，颀长的身材，修长的腿，丰满而圆硕的乳房，秀美的五官；同时，他又为自己的再创造而倾倒，他让她们的五官非此即彼地与花蕊相似。他此刻就站在花蕊们的中间，并感受到从各个角度射向他的目光，温柔、多情、期待、渴望，使他全身燥热难耐。他口里喃喃低语：“花蕊……花蕊……花蕊……”他抱一抱这个塑料人，又向另一个塑料人飞一个吻，他觉得自己非常年轻，身上飘散出一种少男的气息，于是信心倍增。他突然发现自己的自私，怎么能让她们这样冻着呢，边想边感到身上寒气凛然。“该死的冬天！”竺根狠狠地骂了一声。
竺根急忙为塑料人穿戴东西，先是乳罩，他选用的是那种镂花的真丝乳罩，再给套上长筒丝袜，再穿上羊毛衫，然后再配上裘皮大衣，穿上裤子或裙子，套上高跟皮鞋。这个过程极为缓慢，极为细致，尤其是穿裤子或裙子时，他显得过于激动而手微微发抖。
待穿戴完毕，他根据昨晚的构思，为塑料人调整姿势和动作。那些关节部位都是可以扭动的，竺根以一个鳏夫的目光来挑剔和适应她们，头部或微仰或稍低，腰部要体现出柔软的线条，腹部稍稍收紧，胸部要夸张地拱起，两条腿要有一种错落的行动感，手是形体语言最复杂最丰富的部位，要表现出内心的激情和动荡，有一种邀人同行或倾吐情爱的意向。他为每一种姿势每一个动作感动不已，他不以为是他为她们设计的，她们原本就是这样楚楚动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他想：上班时花蕊看到他的这些“作品”，一定会高兴得死去活来！他看了看表，上班的人快来了，便和塑料人们一一吻别，穿好呢子大衣，朝楼上走去。
竺根回到宿舍，泡了一碗方便面，快快地吃了。再去烧茶间，点燃煤气灶烧开一大铝壶水，分别灌入一个个热水瓶。然后去经理室，把花蕊的杯子洗干净，放上茶叶，冲上水，小心地盖上了盖子。再用鸡毛帚子掸了掸办公桌、高背靠椅和一圈真皮沙发。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觉得有点累。他忽发奇想，坐到花蕊的高背靠椅上，闭着眼养神，舒坦死了，好像他当了经理了。八点过了十五分，花蕊还没有到办公室来，竺根坐不住了，又拎起热水瓶，送到各个柜台上去。
想不到店堂里来了那么多顾客，笑声飞扬，当然是女人居多。她们穿着各式裘皮大衣，站在塑料人旁边比比画画，努力做出和塑料人相同的姿势和动作。竺根立即明白了他的构思和设计是成功的，脸上便开放出明亮的笑来。
一个女雇员见竺根送水来，大声说：“老竺，你真是个天才！”
竺根说：“哪里哪里。”
停了一阵，竺根问：“花经理呢？还没来？”
那个小妹子说：“你还不知道哇，她到飞机场接她的男朋友去了，一个高鼻子美国人。”
笑立即在竺根脸上冻住了。
“真的吧？”
“那还有假。她昨天对我们说的，不止我一个人听见。”
竺根点点头，放下热水瓶，木木地回到楼上的宿舍去了。
花蕊一天没有到店子里来。
竺根中午和晚上都不想吃饭，两盒饭完好地搁在桌子上。
一生中，竺根觉得这一天特别悠长，特别沉重，特别阴冷。他有了一种受骗的感觉，但谁真正地骗了他呢？他说不出来。他只知道他这几年是白白的浪费了，假如他好好地练画呢，好好地去成一个家呢。
天色鸦翅般地黑了下来。雪光反映到室内来，更觉阴森可怖。店子关门了，人声寂灭了，整个楼就只他一个人。
竺根突然发疯似的蹿下楼去，摸着黑，把塑料人身上的装束解了个干干净净，然后一个个扛到宿舍里。
他拉上窗帘，扯亮电灯，把塑料人一个一个地摆弄成跪的姿势。他从腰间解下皮带，一屁股坐到床沿，开始了对塑料人最为严厉的审讯。
“你说，你为什么要把我弄到这里来？”
“嗯。你为什么要请我看电影？”
“为什么要我代理值班，代理烧茶水？”
“你为什么要找美国佬做男朋友，而且一直瞒着我？”
“你为什么要我日日夜夜侍候这些塑料壳壳，他妈的，为什么？”
塑料人一个个挺委屈地跪在那里，一声不吭，这更激起了竺根的愤怒，他跳起来，挥起皮带凶狠地抽打这些塑料人，一下比一下重，塑料人发出“嘭嘭”的惨叫声。
竺根抽打了近两个小时，才感到真的精疲力尽，便丢下皮带，抱着其中一个塑料人放声哭起来。
在竺根肆虐地抽打塑料人的时候，有一个人倚在门外，听得惊心动魄。她就是花蕊。她上午去接男朋友，并把他安顿在家里，亲亲热热了大半天。吃完晚饭，花蕊才想起了竺根，想起一天没和他打照面，便开车来了。她悄悄地用钥匙打开侧门，又悄悄地上楼，想给竺根一个意外的喜悦。当她站到门前，她听到了竺根的审讯声和抽打塑料人的皮带声，她痉挛着垂下准备敲门的手，木然地站着不敢动，皮带一下一下好像抽在她的身上，一下一道血印子，痛得钻心。她惊愕地发现竺根是这样喜欢她。她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让他骂让他打吧，出出气对他有好处，她的店子需要竺根。她悄悄地退回去了，溜出侧门，再锁好门，然后开着车，一路鸣着刺耳的喇叭回家去。
这一夜，花蕊的情绪很不好。当他的美国朋友要和她重复白天做过的那件勾魂的事时，她粗暴地拒绝了他。美国朋友勃起的兴头只好缩了回去，连连说：“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第二天上班时，花蕊和所有的女雇员站在空空的店堂里，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一个塑料人也不见，店堂里顿失光彩，显得很荒凉。
花蕊说：“我去叫竺根，怕是有什么新的设计，没来得及搬下来。”
花蕊一个人上楼去了。
当她走进竺根的宿舍，她看见竺根穿着背心、短裤，和一个裸体塑料人并头而眠，竟然没有盖被子，其它的塑料人则整齐地靠在墙边。床上的那个塑料人经过了化妆，很像花蕊。
花蕊喊道：“竺根，快起来，上班了！”
竺根纹丝不动。
花蕊走到床前，这才发现竺根已经死了。在他的枕头边放着那张已撕成几块的退休金保证书。花蕊迅速地抓起来，塞到口袋里去。然后把那个床上的塑料人拉到地上，再奔下楼来，从容地说：“竺根死了，可能是设计那些模特时太劳累了死的。”
花蕊打电话到公安局，并请了法医来。结果很明白，既非他杀也非自杀，是心肌梗塞致死的。
花蕊说：“他是设计模特时死的，我不能亏待他。”
所有的雇员心里都热乎乎的。
在市报上出钱登讣告，在殡仪馆隆重地举行了追悼仪式，火化后葬在公墓里。
花蕊没有向任何人说过保证书的事。竺根没有亲戚也没有子女。
竺根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半个月后，俏丽服装店又招聘了一个新的摆弄塑料人的人。
第二节 散文
《楚游日记》（节录）
徐霞客
（崇祯十年正月）十七日……去上清三里，得麻叶洞。洞在麻叶湾，西为大岭，南为洪碧，东为云阳、枣核之支，北则枣核西垂。大岭东转，束涧下流，夹峙如门，而当门一峰，耸石兀突，为将军岭；涧捣其西，而枣核之支，西至此尽。涧西有石崖南向，环如展翅，东瞰涧中，而大岭之支，亦东至此尽。回崖之下，亦开一隙，浅不能入。崖前有小溪，自西而东，经崖前入于大涧。循小溪至崖之西胁乱石间，水穷于下，窍启于上，即麻叶洞也。洞口南向，大仅如斗，在石隙中转折数级而下。初觅炬倩导，亦俱以炬应，而无敢导者。曰：“此中有神龙。”或曰：“此中有精怪。非有法术者，不能摄服。”最后以重资觅一人，将脱衣入，问余乃儒者，非羽士，复惊而出曰：“予以为大师，故欲随入；若读书人，余岂能以身殉耶？”余乃过前村，寄行李于其家，与顾仆各持束炬入。时村民之随至洞口数十人，樵者腰镰，耕者荷锄，妇之炊者停爨，织者投杼，童子之牧者，行人之负载者，接踵而至，皆莫能从。余两人乃以足先入，历级转窦，递炬而下，数转至洞底。洞稍宽，可以侧身矫首，乃始以炬前向。其东西裂隙，俱无入处，直北有穴，低仅一尺，阔亦如之，然其下甚燥而平。乃先以炬入，后蛇伏以进，背磨腰贴，以身后耸，乃度此内洞之第一关。其内裂隙既高，东西亦横亘，然亦无入处。又度第二关，其隘与低与前一辙，进法亦如之。既入，内层亦横裂，其西南裂者不甚深。其东北裂者，上一石坳，忽又纵裂而起，上穹下狭，高不见顶，至此石幻异形，肤理顿换，片窍俱灵。其西北之峡，渐入渐束，内夹一缝，不能容炬。转从东南之峡，仍下一坳，其底沙石平铺，如涧底洁溜，第干燥无水，不特免揭厉，且免沾污也。峡之东南尽处，乱石轰驾，若楼台层叠，由其隙皆可攀跻而上。其上石窦一缕，直透洞顶，光由隙中下射，若明星钩月，可望而不可摘也。层石之下，涧底南通，覆石低压，高仅尺许；此必前通洞外，涧所从入者，第不知昔何以涌流，今何以枯涧也，不可解矣。由层石下北循涧底入，其隘甚低，与外二关相似。稍从其西攀上一石隙，北转而东，若度鞍历峤。两壁石质石色，光莹欲滴，垂柱倒莲，纹若镂雕，形欲飞舞。东下一级，复值涧底，已转入隘关之内矣。于是辟成一弄，阔有二丈，高有丈五，覆石平如布幄，涧底坦若周行。北驰半里，下有一石，度出如榻，楞边匀整；其上则莲花下垂，连络成帏，结成宝盖，四围垂幔，大如榻并，中圆透盘空，上穹为顶；其后西壁，玉柱圆竖，或大或小，不一其形，而色皆莹白，纹皆刻镂，此弄中第一奇也。又直北半里，洞分上下两层，涧底由东北去，上洞由西北登。时余所赍火炬已去其七，恐归途莫辨，乃由前道数转而穿二隘关，抵透光处，炬恰尽矣。穿窍而出，恍若脱胎易世。洞外守视者，又增数十人，见余辈皆顶额称异，以为大法术人。且云：“前久候以为必堕异吻，故余辈欲入不敢，欲去不能。兹安然无恙，非神灵慑服，安得如此！”余各谢之，曰：“吾守吾常，吾探吾胜耳，烦诸君久伫，何以致之！”（茶陵县志）
千里一家亲
曹敬庄 高雄飞
在石榴花红的时候，我们往返访问了相隔千里之遥的湖南的株洲市和通道侗族自治县。我们在这一市一县，到工厂，看商店，访汉家，问侗家，深深地感到：“株洲汉族大哥”和“通道侗家兄弟”，他们之间的情谊，就象联结着两地之间的山山水水那样山高水长……
在通道侗族自治县民族用品厂，我们见到了一位年轻英俊的侗族画工，他叫吴建设。我们进去时，他正在一块长约一米、宽约三四十公分的上了蜡的玻璃上，精心地雕刻着喜鹊红梅。他告诉我们，这是门匾，在他的身边，还摆着一块已经雕刻好图案的玻璃，大约有六七十公分长，四五十公分高，两条金龙盘绕在侧边的两根大柱上，龙头一起伸向镜子的中央，中央有一颗光芒四射的宝珠，宝珠下面镌刻着“玉就栋梁”四个大字。他高兴地对我们说：这是离厂几十里地远的一个寨子里，一位侗家兄弟来定做的“二龙戏珠”镜屏，是准备新房子落成时悬挂的。他说：侗家最喜欢门匾、镜屏、条幅了，每逢婚寿喜庆，新屋落成，自己要买，亲友要送，屋里一片闪闪银光，非常好看。当他知道我们是刚从株洲来的，立即指着房子里一箱箱的玻璃说：“这些玻璃，都是株洲汉族大哥支援我们的呀！”话语中充满感激之情。我们问他，还准备设计一些什么新鲜图案，他不加思索地回答：“画我们通道的著名风景‘独岩’，画我们侗家的风俗建筑‘花桥’！”
啊，他说得太动人了！在“汉族大哥”送来的玻璃上，镌刻上侗家的风物人情。这些门匾，这些镜屏，只是一块块普通的绘画玻璃镜么？
我们的思绪，一瞬间跳到了株洲市木器厂……
那天，木器厂王厂长领着我们，从厂里的贮木场、加工车间，到油漆车间，指着一大堆一大堆的木材说：“这些都是从通道侗族自治县运来的。”来到油漆车间，指着那一排排油光闪亮、美观大方的家具，厂长竖起大拇指说：“通道运来的木材，材质非常好，做家具经久耐用！”……
当时，我们的心情，正象面对着这些玻璃镜屏、门匾一样激动，想象着侗家兄弟在崇山峻岭之中，一斧头一斧头地把一棵棵松树砍下来，搬运下山，装上汽车、火车，运到株洲。千里迢迢，多少深情厚意！当这些优质木材变成式样新颖的大柜、书桌，伫立在汉族兄弟的家中时，它们，岂只是一件件木制家具！
不，它们是来往于株洲、通道侗汉两家兄弟之间的友好“使者”。株洲市计委的同志十分感激地对我们说：“通道侗族自治县近两年来，支援了我们大量的木材。一九八一年，他们除按省计划调给我们非统配材一千六百多立方外，又紧缩本县的使用，节省三百立方正材给我们；一九八二年，除了按省计划调拨外，又把自己留成的一部分非规格材支援了我们。我们株洲市人民用上了家具，住上了宿舍，盖起了工厂，都有通道侗族人民的一份心血！”我们的耳边又一涌而来共鸣的话语。通道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的负责同志满怀激情地对我们说：“株洲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单说玻璃这一项，近两年，他们是从自己的计划中压缩调给我们，不但民族用品厂全部生产用玻璃是株洲的，我们建设工厂、商店用的玻璃，农村山寨学校窗户用的玻璃，村镇居民房子用的玻璃，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株洲的。株洲的玻璃给我们解决了大问题！”
啊，株洲玻璃，通道木材，两位特殊的“使者”！你们带来了汉族兄弟的“水晶般的心”，带来了侗家兄弟的“松树的风格”，你们还告诉了侗汉人民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兄弟民族之间，恰如融和无间的鱼和水，谁也离不开谁！
通道侗族人民把闪光透明的玻璃，比做汉族兄弟“冰晶般的心”。他们意重情深，向我们叙述了一桩桩感人的事情。
县造纸厂采购员小杨讲了一个“十二吨烧碱”的故事。通道县木材丰富，造纸资源充足，但是，造纸的重要辅助材料烧碱却是全国性的缺货。一九八二年，株洲市计委为了帮助通道纸厂解决这个问题，到省里申请超产分配指标，到生产烧碱的工厂联系安排供应计划，副市长亲自写信、打电话，计委副主任亲自几次到厂里联系，计委物资科长、轻化公司经理多次到供销部门协商，前前后后三个月的时间，十二次往返，终于在十二月二十九日拿到十二吨烧碱，解了通道纸厂燃眉之急。说到这里，小杨看了我们一眼，激动地说：“我真不好意思了，为了我们一个八十多人的小厂，株洲市副市长、计委主任、物资科长、轻化公司经理统统出动，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十二次！株洲人民对我们侗家真是关心哪！”
通道县民族贸易局副食品加工厂的侗族机修工杨盛斌把我们带到厂里的糖果车间，指着一台酥心糖机说：“这是株洲食品厂的汉族师傅手把着手教我装配的……”
原来，加工厂派杨师傅到株洲食品厂学机修，株洲的汉族师傅热情接待他，带他熟悉厂里的各种生产糖果糕点的机械。当知道他想搞一台酥心糖机带回通道时，立即到外面采购了电机、零配件，又和他一起加工零件，然后，用了几天几夜的时间，领着他一起进行整机装配。一个汉族老师傅对杨盛斌说：“你跟我们一起制作、组装，你对整机就清楚了。回去之后，有了毛病也好修理。”组装好以后，又和他一道，开动机器，试产了一些酥心糖，才放心地让他带着机器回去了。这台机器除收取外面采购的零配件资金外，加工制作等费用一概没要。杨盛斌不太爱说话，这里却连连对我们说：“我是从造机器、修机器到用机器，全学回来了！”
在通道县松香厂，化验员小张热情地带我们参观了她们的化验室。台桌上，摆着一排排玻璃器皿，一架架分析天平，一瓶瓶药品试剂；墙壁上，贴着一张张操作规程，一组组数据要求。……雪白的墙壁，明亮的窗户，好一个秩序井然的地方！小张说：“这都是我们从株洲学来的。”
一九八一年七月，她们全厂四个化验员，都到株洲林化厂去学习。化验是生产的眼睛，那时由于化验不过关，生产上的薄弱环节抓不到点子上，在全年一千多吨的松香产品中，特级松香只有三吨！株洲林化厂指派了有三十多年化验经验的化验组长成建华培训她们，白天，给她们讲课，做实验；晚上，给她们资料，让她们复习，提高。那是多么宝贵的资料啊。这四位来自侗乡的姑娘以前见也没见过。她们便突击抄了起来，后来，成师傅知道了，怕她们抄错、抄漏，临走时把自己仅存的一份资料送给了她们。回来后，她们在株洲培训的基础上，继续刻苦学习，认真实践，一九八二年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怀化地区出口商品检验处的同志说：“你们的初检放得心了，要是还这样保持下去，我们可以给你们发免检证了。”化验这个生产的眼睛亮了，厂长指挥生产得心应手了，薄弱环节也很快找到了，质量问题迎刃而解了。这年，全厂生产一千一百多吨松香，优级品率达百分之九十九点一，其中特级松香达到了四百二十六吨，产品质量由一九八一年的湖南省倒数第四跃居一九八二年全省第二。
在株洲，人们却用一口一个“过意不去”来感激侗族兄弟的支援。“真正的松树风格”，他们这样比喻侗族兄弟的坚实可靠的品格是何等的贴切！我们从听到的许多事例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一九八二年三月，株洲选矿药剂厂因为缺乏木炭，眼看就要停产了。他们跑省里，跑部里，批下来几十万斤指标。于是，他们急急忙忙和株洲市土产公司一道派出专人，到通道侗族自治县土产公司求援来了。县土产公司二话没说，破例地派出专人，一方面到县里、到地区、到省里有关部门办理木炭调运手续，一方面与铁路部门联系，安排车皮。同时，组织人员突击装袋，准备一旦手续办好，车皮调到，马上就可装车发运。他们就这样三管齐下，用最快的速度，把十二万斤木炭发往了株洲，保证了选矿药剂厂的正常生产。第一批十二万斤发出之后，他们又继续作战，陆续组织了一批木炭发往株洲。一九八三年，选矿药剂厂又计划在通道调运一批木炭，县土产公司急株洲所急，争取提前完成全年计划。株洲选矿药剂厂的同志十分感激地说：“要不是通道侗族人民的支援，我们的工厂一个主要产品就可能要停产了！”
确实，通道侗族人民完全是把株洲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办的。无论是派人来联系也好，还是不派人来联系也好，通道侗族人民办事都是一样的热情与真诚。
株洲渌口造纸厂三位同志到通道纸厂协助工作三个多月后，通道纸厂党支部书记老曹送他们回厂。在厂里参观时，渌口纸厂的同志随便讲了一句：“我们这个月纸浆施胶少点松香，不知你们那里能不能搞几吨？”说的随便，听的却记在心里。不到十天，通道县松香厂就用专车给渌口纸厂送去了一车松香。原来，老曹在长沙汇报工作后匆匆赶回通道，就与松香厂联系，松香厂当即决定腾出本厂的汽车，组织装车、发运。一句口信，十天之内，就从千里之外运到了四吨松香，这不是一般的关系可比的啊！
株洲林化厂为了多生产冰片，写了一封信给通道县松香厂，询问有没有松节油。松香厂立即回信，株洲林化厂迅即派出三辆车，运回松节油十二吨，一举而超产冰片三吨多，多增产六万多元。八分钱的邮票就解决一个大问题，这侗汉人民间的情谊是不能用价值计算出来的呀！
株洲清水塘水泥厂急需包装纸，找哪家纸厂呢？他们拿起电话，接通了通道县纸厂。第一天下午发的电话，第二天通道纸厂就与县联运办联系，要车装货，第三天，清水塘水泥厂就收到了四吨纸袋纸，这该是怎样的热情，怎样的速度呢！
通道侗族人民给予株洲汉族兄弟的支援是那么大，那么及时，相比之下，而要求于汉族兄弟的却是那么少！这真是“松树的风格”！
一九八三年四月下旬，通道侗族人民的代表、副县长贺继安同志带着通道人民的委托，又来到了株洲。株洲市的负责同志亲自接待了他们。市计委的同志和他们一道，协商落实了一九八三年两个兄弟民族地区进一步携手合作的计划。当贺副县长提出希望株洲市能支援自治县一部分钢材、平板玻璃和烧碱时，株洲市计委的同志笑着说：“我们物资再紧张，也保证满足你们的要求！我们自己没烧碱，但想方设法去打通物资渠道，为你们解决些困难！还有，我们过去在文化、教育、卫生方面，支援侗族人民很不够，今后，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要加强。”
贺副县长激动地站起身来，握住株洲市计委负责同志的手，高兴地说：“太感谢你们了，太感谢你们了！”
两位兄弟民族地区的代表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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