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洲市图书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境内男女两性的结合靠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讲的是“门当户对”。婚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序人类，别夫妇，繁子孙，广家族”，婚姻更多的是家族的行为而非婚姻当事人的个体行为，个体意志较少。据《醴陵县志》载当时的婚姻过程是：“男女双方家长同意后，互换生辰八字，请算命先生推算，八字相合者则定婚做酒，备三牲酒礼通知女方，谓之报日。结婚之日，新郎新娘入洞房。新郎揭去新娘盖头掩面头巾，方知对方容貌。”对女性而言，特别是清代至民国初期封建旧式婚姻更为苛刻，“三从四德”束缚千万妇女。那时贫苦人家的未成年女孩多被早早嫁出当童养媳，许多人在婆家备受虐待，命运凄惨。男人可以一夫多妻，寡妇再嫁却要遭人唾骂，备受刁难。如酃县玉江村霍九妹，16岁死了丈夫，为了摆脱封建婚姻枷锁提出改嫁，遭到了当地豪绅和封建势力的极力反对，骂她“不守贞节，淫道婊子。”据《酃县志》载：民国30年，县内寡妇达8017人，占妇女的18.31%。在封建礼教压迫下，妇女成为旧式婚姻的殉葬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1950年和1980年两个婚姻法的颁布，通过宣传和实践，株洲人民逐渐以新道德、新思想、新风尚，剔除旧式婚姻中的糟粕，形成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制度，将“婚姻自由”作为婚姻制度中最核心的法律原则和道德原则，以不懈的努力在婚姻领域进行一场“革命”。
  婚姻自主成份增大 在城区，婚姻过程基本上是“恋爱～登记结婚”的自主自由形式，中间最多有一个介绍认识的过程。株洲市是新兴工业城市，人口密集。到1990年，市区从业女职工14.73万人，占职工总数的39.59%。男女共同劳动，接触机会较多、交游面广，自己认识和通过朋友介绍就成了运用得最多的两种婚姻途径，分别占41.74%和40.62%。年龄愈小，文化程度愈高，自己认识成婚的比例愈高。特别是20多岁的青年人和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高学历青年，自己认识成婚者占50%左右，另外，还有16.27%的青年人靠父母及亲戚介绍与配偶相识，父母包办的仅占1.13%。
  在农村，由于境内交通便利，农民思想相对较活跃，外出打工者日益增多，这些打工仔、打工妹不仅将各种技术、技能带回了家乡，同时也将一些先进的、开放的观念传播到农村。他们认为交友自主、自愿的好，反对父母包办自己的婚事。75%的青年农民认为自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自己的终身大事。但因交友范围较城市小，信息相对闭塞，青年农民靠父母及亲戚介绍、结识配偶是占多数，约50.4%；靠朋友介绍的占31.78%，自己认识成婚的仅占14.49%；3.33%（其它途径）。她们的婚姻过程模式大多数是“求婚——定婚——恋爱——结婚”的半包办半自主的改良形式。
  择偶标准出现“市场”化的价值取向 在城市广泛流行着“50年代嫁干部、60年代嫁工人、70年代嫁军人、80年代嫁文凭、90年代嫁富翁”，真实地反映了建国40年来市民婚姻的价值取向。在农村，过去乡里妹子看对象，“查人家”主要是查家庭、看家产、挑房子、选长相，最好是“吃商品粮”的。现在选择“会经商、会赚钱”的占39%；选择“只要两人感情好，其他没多大关系”的占22.20%，仅有1.40%的农村女性以“力气大、会种田、农活不要妇女操心”作为择偶对象，由此可以看出，城乡婚姻，虽然择偶标准存在差异，但有一点却很一致，金钱还是制约着婚姻取向的一个重大因素。
  初婚年龄逐渐增大 民国时期，境内受“早栽树，早遮荫，早收媳妇早见孙”的传统观念支配，早婚现象普遍存在，一般男的十六七岁成婚，女的十四五岁出嫁。到1949年，境内妇女结婚年龄在18岁以下的，农村占51.50%，城镇占39.10%。解放后，政府积极倡导晚婚晚育。1950年我国颁布的第一部《婚姻法》规定：男20岁、女18岁始得结婚。1980年，又对结婚年龄作了修改，规定初婚最低年龄为男22岁，女20岁。1981年6月，市政府规定：“女23岁，男25周岁（农村分别低一周岁）以上结婚为晚婚，女方在24周岁以上生育为晚育。”在政府的大力倡导下，随着女性自立和社会地位提高，自主婚姻越来越多，早婚越来越少，初婚年龄也在逐年升高。女性追求学业、事业有所成就的人越来越多，晚婚成为普遍现象。尤其是1979年党中央号召“晚婚，晚育”后，许多青年积极响应。1980年，晚婚率达87.41%，其中城区为94.64%，达到有史以来晚婚的最高峰。到1990年，全市平均晚婚率为30.83%，其中城区为88.65%。
  追求婚姻与爱情的完美统一成为时尚 实现爱情与婚姻的完美统一，是两性爱情史上的理想，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男女之间的爱情被称为“男女私情”，是“十恶”之“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已逐渐从意识形态和法律上为爱情与婚姻的统一创造了条件。从总体上看，90年代初境内绝大部分家庭处于稳定状态，90%的家庭属于美满型和一般型，纠纷型和破裂型家庭只占10%左右，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提高，更进一步突出和唤醒了人们对感情生活的要求和精神生活的要求。青年男女择偶往往倾向于精神的契合，注重知识和能力。家庭内越来越注意各方面知识的学习、高尚情趣的培养、夫妻关系的适调，婚姻的质量大大提高。
  离婚率缓慢上升，80年代后期，夫妻的依赖关系比以前大大减弱，商品经济活跃，社会开放度增大，女性的独立性增强，人们的自我选择意向和机会大大增加，婚姻家庭生活更趋开放。离婚率随之缓慢上升，社会舆论对离婚的态度逐步宽容。
  生育观影响人口发展现状 据1990年人口抽样调查，全市女性达1691236人，占全部人口的48.38%，其中15～20岁的育龄妇女有223407人。具有数量多、比重大、生育力强的特点，在全市人口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生育观影响着她们的生育心态和生育行为。
  在城市，由于普遍就业和受教育程度提高，育龄妇女大多具有事业心强，加之“老来有靠”的退休制度，多方面素质较好的特点，她们比较善于接受新观念，积极响应“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号召，形成了从大局和民族长远利益着眼，“优生优育”的生育观，把养育子女的目的，从一己之私利向为社会作贡献过渡。“生男生女都一样”成为城市妇女的普遍心理。在农村，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少生快富”、“少生孩子多栽树”、“一胎上环、二胎结扎”等观念已深入人心，不少青年农民在生育观上趋向开化，不少人在生养了一个孩子后，就领了独生子女证。1990年，全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3.25‰，独生子女累计数达614742人，一孩率达53.14%，但封建传统观念的“传宗接代”的生育观仍然左右着许多农民夫妇，加之农村现实的需要，仍需养儿防老，“重男轻女”的思想还有一定市场，违法进行B超鉴别胎儿性别，溺女婴、弃女婴的现象时有发生，从而人为地造成性比例失调，给婚姻和家庭带来一系列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