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洲市图书馆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五月十二日湖南巡抚布政使万贡珍上奏朝廷，要求平粜粮食济民奏摺中说：“……现值青黄不接之时，各属粮价增昂……赤贫户饿死者众多。” 民国时期，战争频繁，灾荒不断，农村萧条景象日盛。《中华民国经济史》记载：“……田野荒芜，人畜流离，器具谷种之类，存者盖鲜。”农民大多住的是茅草棚，吃的是杂粮和糠菜，盖的是破棉絮，穿的是补丁衣，经常“禾镰上壁，就没饭吃”。民国10年，“茶陵大饥，山民掘观音土充饥，多致死。”民国32年，攸县“各乡水稻遭受螟灾甚烈，经考查早稻受害程度达30%。晚稻受害程度达60%。损失奇重死人无数”。湘灾救济会民国29年的《灾情报告》记载：“醴陵、攸县、茶陵等十余县洪水为灾，悉沦泽国，禾苗尽淹，秋收岌岌可虞，情势已濒绝望，灾黎载道数达百万以上。……”在正常年景的民国37年，攸县沙陵陂农民中的108户贫农，常年吃上3餐干饭的只有8户，占总户数的7.40%，90%以上的农户大部分日子是一粥一饭，半干半稀。尽管民不聊生，封建地主、军阀、官僚对农民搜刮丝毫不放松，贫雇农秋收后，缴了租，还了债就所剩无几，遇上灾荒年借“高利贷”，许多农户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50年代初期，农村土地改革，占农村人口一半左右的贫农和雇农分得土地、耕牛和农具，农业生产积极性高涨，但由于他们基础薄弱，农民生活仍较贫困。1950年春荒时，茶陵县缺粮人口达3.6万人，占全县人口的14.90%，后来通过政府发放贷款和救济粮，并组织农民生产自救，才战胜春荒。1953年，全市农业人口平均产粮539.50公斤，除上交公粮72.90公斤外，人均占有粮食287.50公斤，较1949年增加77公斤。
  1954年，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农民吃、穿、住、用主要靠集体分配口粮及现金，据1956年对株洲市古大桥乡龙营蔬菜社407户调查，每户社员从集体分配口粮980公斤，人均245公斤；分配收入244元，人均47.53元；占人均纯收入的65.40%（其余主要为社员副业收入），各农业社对烈军属予以优惠，对鳏、寡、孤、独实行“五保”，对困难户平时照顾出工、帮助搞好家庭副业，对不能维持一般生活水平的，由公益金给予照顾，吃不到一般口粮标准的在分配口粮时给予照顾。到1957年，农民生活有较大改善。全市农业人口人均产粮345.70公斤，农业社分配社员人均口粮277.60公斤，现金28.70元，家庭副业收入增多。
  1958～1965年，各县（区）提出“扩大公共积累的速度应该大于社员增加收入和改善生活的速度，”公共积累提留比例提高，再加上生产费用开支过大，分配给社员的下降。株洲市古大桥乡龙营蔬菜社1956年集体提留7.58%，1958年、1959年比例增加到15.01%和17.93%，1959年社员人均分配收入只有25.40元，加上实现人民公社化后，社员家庭副业被全部取消，更使社员收入减少。口粮方面，由于粮食征购任务增加，1957年全境完成征购任务12089.50万公斤，1960年粮食减产，征购任务却增至12379万公斤，减产增购，分配给社员的口粮减少。这一时期，公社大办公共食堂，男女老幼到公共食堂吃饭，起初吃敞甑饭，几个月后发现收获的粮食比预计的少，改为按人口分等定量。1960年9月21日，中共株洲市委《关于压低农村口粮标准的紧急指示》指出，丰产地区月人平稻谷不应超过16.80公斤口粮，歉收地区月人平稻谷应控制在14公斤以内。1960年，全市农业人口人均产粮269.70公斤，人均口粮仅144.80公斤，生活难以为继，水肿病流行，有的因饥饿或营养不良致死，人口下降。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各县（区）相继成立渡荒委员会，组织农民开展生产自救。1961年，解散公共食堂，重新给社员分配自留地，允许社员经营家庭副业，农民很快度过了困难。1962年农民从集体分配人均口粮207公斤，收入48元，到1965年，农业人口人均生产粮食341.30公斤，人均口粮达259.50公斤，分别较1960年增加71.6公斤，104.70公斤。
  1966～1978年，农业生产获得较大的发展，农民生活进一步改善。但在1966～1975年期间，因农业生产费用过大，积累超过生产发展速度，人口增长过快和限制家庭副业，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没有实现与生产同步增长。1975年较1966年集体总收入增长98%，粮食总产增长74%。可是在此期间生产费用开支增长134%，集体提留增长143%。此外，全市每年还有上千万个公共积累提留以外的劳动积累。1975年，全市农业人口人均收入75元，较1966年57.40元，仅增长30.70%，剔除同期物价上涨因素（同期物价指数上升28.30）农民人均实际收入10年只增长2.40%，基本上是原地踏步，社员口粮，1975年为270.70公斤，较1965年230公斤增长17.70%。地区之间，由于自然条件和经营水平差异，分配给社员的收入和口粮不平衡，1975年，攸县社员农民人均分配83元，口粮286公斤，而同年醴陵只有66元，257.50公斤。在其它生活消费方面，70年代中期开始，猪肉供应紧张状况得到缓和，随着油菜种植面积和猪油的增加，食油消费量增加，衣着有了改善。攸县统计，1977年人均消费棉布6.46米，比60年代平均消费3.5米增长83%。1975～1978年，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使农民人均纯收入有了较大幅度增加，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11.90元，口粮355公斤，年消耗肉食多数县达到10.25公斤，农村部分地区出现建房热，农村居住拥挤、房屋破旧的现象加快改变，单车、手表、缝纫机成为当时农民追求的三大件。
  1979～1982年，农业生产保持较高速度发展。1981年下半年起，各县（区）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家庭副业的限制，后又允许农民从事个体工商业经营，生产发展，收入提高。1982年，集体分配给社员的收入人均307.50元，口粮357.50公斤，基本解决温饱。1990年，全市农民人均产粮609.50公斤，完成定购任务160.10公斤后，人均占有粮食449.40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656元。部分农户，通过经商办企业带头致富，出现一批万元户甚至十万元户。但在同时，由于自然条件、交通、文化的影响，极少数乡村仍较落后。
  食物消费：全市农民的主要食物消费量逐步增加，1990年与1982年比较，农民人均年消费动植物油6.8公斤上升到7.5公斤，猪牛羊肉由14.4公斤上升到14.8公斤，家禽由1.11公斤上升到2.1公斤，蛋类由1.4公斤上升到2.6公斤，鱼虾类由2.3公斤上升到2.5公斤，糖果糕点由0.3公斤上升到2.3公斤。
  居住条件：农民的居住条件得到改善。据株洲县东塘村的调查，1978年有住房91栋，户平0.61栋；1984年138栋，户平0.95栋；1990年有住户185栋，户平1.03栋，人均建筑面积23.30平方米。从房屋造价原值看：每平方米造价在100元以上的有17栋。占总数的9%；80～100元的1栋，占0.50%；60～80元的有4栋，占2.20%；40～60元的有3栋，占1.70%；40元以下的有160栋，占86.60%。从材料构成看，混凝土结构的2899平方米，占总面积的16.30%；砖木结构的1242平方米，占总面积的7%，土木结构的13605平方米，占总面积的76.60%。
  衣着：农民衣着较以前大为改观，许多农民衣着不仅要求质量高，而且讲究色调雅、花型美、式样新。1990年与1982年比较，全市农民人均年购买棉布由2.06米降到0.4米，中高标化纤布由零上升到1.6米，呢料由0.02米增加到0.1米，毛线及毛线织物由0.06公斤增加到0.1公斤，皮鞋由0.06双增到0.10双。
  日用品：1990年，农村经济情况较好的农民，开始追求新的三大件：彩电、冰箱、洗衣机。据统计，全市农户每百户拥有自行车133.40辆，缝纫机37.40架，钟48.50只，手表209.80只，电风扇76.60台，洗衣机5.10台，电冰箱0.40台，摩托车0.40辆，大型家具636.80件，收音机20台，电视机47.90台，收录机20台，这12种耐用品达1258台（件），较1982年增加820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