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洲市图书馆

第一节 机构 场所
  一 民众教育馆
  民国26～28年，酃县、茶陵县、攸县、醴陵县民众教育馆，湘潭县民众教育馆株洲镇分馆相继建立。民众教育馆是政府管理文化事业的机构，负责组织群众开展文化活动。每馆配5～9名馆员，设馆长、教导主任、总务主任主持馆务。33年，因日寇入侵，民众教育馆活动停止，抗日战争胜利后方恢复活动。1949年，又因战事、经济诸多原因，活动逐渐衰落。
  二 市群众艺术馆
  1949年10月，湘潭县人民政府接管株洲镇民众教育分馆，建立湘潭县株洲人民教育馆，为株洲城区第一家文化事业单位。馆舍设建宁街老万年金号。1951年7月，人民教育馆改名株洲市人民文化馆。1953～1957年，由省、市投资在建宁街、学堂冲两处建馆舍2800平方米，设立第一、第二文化馆，配合中心工作，开展群众歌曲教唱活动。馆内常有近百人挤在阅览室看书读报。收音员每晚收听记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连夜刻印《收音快报》，翌日上午发出。在无市报和当日看不到省报的情况下，这种油印刊物起到及时传递中央信息的作用。
  1959年，第一、二文化馆合并为株洲市文化馆。1960年，原第一文化馆馆舍交市塑料厂，第二文化馆交市广播电台，市文化馆迁展览馆办公。“文革”期间，文化馆撤销，部分工作人员下放劳动，财产流失。
  1978年，市文化馆恢复，相继调入一批骨干力量，大力整顿和发展群众文化活动，特别是歌词创作活跃。1981年，全国歌词创作座谈会在株洲市召开，文化部、中国文联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并号召全国学习株洲经验。1984年，市文化馆改名为市群众艺术馆，为群众文化辅导、活动、研究中心。1986年，由市政府拨专款在中基洲建新馆.面积2750平方米，设计、建筑风格独特，为艺术馆更好地发挥“三个中心”作用，创造了良好环境。
  80年代后期，市群众艺术馆举办县（市）区文化馆、站干部培训班，努力提高业务骨干素质，不断开展好农村文化年活动，以加强农村文化工作这个重点；同时更加密切了与县（市）区文化馆、乡镇街道文化站、企业俱乐部、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之间，横向业务协作关系和纵向业务指导关系，形成较为完整的群众文化网络。
  1990年，市群众艺术馆有职工32人，其中副研究员2人，中级职称18人。
  三 县（市）区文化馆
  共和国成立后，醴陵县、攸县、茶陵县、酃县人民政府先后接管民众教育馆，改为人民教育馆或人民文化馆，配合当地中心工作，开展识字教育、政治宣传、文化娱乐、科普活动、有线广播、借阅图书、文物管理等工作。1953年，湖南省对县文化馆的性质、工作任务作出明确规定：充实干部队伍，增添文化设施，面向工矿，面向农村开展群众文化工作。1955年，各县文化馆将工作重点转向农村，一半或1/3以上人力深入农村开展和辅导业余文化活动。酃县文化馆，在沔渡乡晓阳农业社办点，发动群众运用18种文艺形式开展宣传，《人民日报》曾专文介绍推广。醴陵县文化馆干部，组织民间艺人改编的《思情鬼歌》参加全国民间艺术调演获一等奖，并拍成电影，灌成唱片，发行海内外。
  1957～1966年，文化馆受到一些挫折，但群众性的文艺创作活动仍较活跃，曾搜集整理出一批民间艺术作品，选编成故事集、歌谣集。茶陵县文化馆编辑的6集《茶陵歌谣》，收集有革命历史歌曲、山歌、小调、民歌等，省群众艺术馆将其中大部分编入省民歌专集，中国音协《歌曲》月刊曾专栏介绍茶陵民歌《瓜子红》。
  “文革”中，文化馆被当作“封、资、修”黑窝砸烂，群众文化活动为“忠字舞”（忠字舞于“文革”初兴起。每当集会，每人手捧《毛主席语录》，胸佩毛泽东主席像章，边跳边唱当时流行的歌颂毛的歌曲，以表达对毛的忠心，人们称之为忠字舞。）、“语录歌”（语录歌于“文革”初兴起，把毛泽东的一段语录谱曲而成的歌曲。）、“样板戏”（样板戏是指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8个戏。这些戏在1965年前后到“文革”初，在戏剧、音乐、舞蹈各个方面做了一些改进，形成一种模式，要求文艺作品以此为榜样进行创作。）、所取代。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文化馆也获得全面恢复和发展。市东区、南区、北区、郊区文化馆相继建立，为市区群众文化工作增添了活动场地。1980年，县区馆按文化部“文化馆工作条例”精神，抓紧“硬件”和“软件”建设，活动场地扩大，队伍加强，设施增多，并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关心群众生活”的指示，把文化馆工作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轨道，着手抓文明村、镇、单位建设，充实馆办活动，既抓丰富多采的群众文化活动，又组织各种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学习班或讲座，使文化馆成为综合性、多功能的事业机构。东区文化馆的手风琴培训班、南区文化馆的庆云山文学社、北区文化馆的文学讲习会、茶陵县文化馆的农村业余剧团表演导演班，均办出了特色。
  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馆挖掘潜力，开展“以文补文”活动，增强自身经济实力，全市经营项目多达30余个。醴陵市文化馆开办的音像发行站、现代装饰材料门市部等项目，从业人员113人，仅1988年就创利润38万元，被评为全国文化系统“以文补文”先进单位，受到文化部、财政部奖励。在这十年改革开放中，文化馆建设整体水平跃上新台阶，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攸县文化馆长刘芳九撰写的群众文化工作论文在全国获奖，并多次应邀参加全国群文理论研讨会。醴陵市文化馆长李良昌被文化部授予“1990年度全国先进文化馆长”称号，成为株洲市第一位获此殊荣的文化馆干部。
  四 乡镇（公社）街道文化站
  1930年，酃、茶、攸3县苏维埃政府，兴办乡村俱乐部（又称列宁室），开展文化娱乐、政治学习活动，对提高大革命时期井岗山根据地群众思想政治觉悟，发挥过重要作用。
  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继承和发扬老解放区群众文化的光荣传统，重视建立基层群众文化组织。1953年，醴陵县浦口区何泉乡建立株洲境内第一个农村俱乐部，接着各地以何泉乡为榜样，纷纷建立和发展以俱乐部为中心的农村文化网。在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和60年代中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农村城镇群众文化组织建设出现过发展高潮，办得比较出色的茶陵县东方红公社中瑶大队俱乐部、攸县高枧公社芳春大队俱乐部，受到过省文化局表彰，被评为全省农村优秀俱乐部标兵，但大多数站、馆，因无固定设施及人员，活动时兴时歇，难以正常坚持。
  1965年，公社街道文化站建设开始步入正轨。醴陵县板杉区首先试点，建设民办公助文化站，到1966年4月全市有70%的公社基层单位建站。“文革”初期，文化站被全部“革”掉，1974年始陆续恢复，到1978年全市87%的公社恢复文化站建制，但因人员、经费未完全解决好，仍不十分稳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乡镇（公社）街道文化站，作为乡镇一级文化机构，纳入各级党委、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门工作职责。1980年，因醴陵县黄达嘴文化站办得出色，有领导机构，有工作人员，有任务要求，有场地设施，有活动内容，被省文化局选定醴陵县作现场召开全省文化站工作座谈会，向全省推广黄达嘴经验，《湖南日报》、《光明日报》亦刊文介绍。同年，攸县鸾山乡文化站兴建文化宫、灯光球场、电视差转台、广播站、书店、图书室、电视室、游艺室，成立电影队、花鼓戏剧团、管弦乐队、武术队、球队、工艺美术组、技术夜校，开始向大文化迈进。1982年，鸾山乡文化站被评为全国群众文化先进单位。1985年，全市85名文化辅导员有79名录用为国家干部，其余几名以合同制形式聘用。这是株洲基层文化站第一次较大规模的队伍建设。1986～1987年，全市总结推广酃县“乡乡创办文化站”的经验，基本实现国家要求“乡乡有文化站”的目标。普及后接着又抓提高，通过制定分类指导，分期达标，定期检查，树立榜样，奖励先进等措施，推动了文化站建设上等级。其中，酃县沔渡乡、茶陵县严塘镇、攸县坪阳庙乡文化站，形成教、科、文、卫、体五位一体，初步实现由“小文化”向“大文化”转变。1990年，全市165个乡镇、街道办事处，有文化站163个，配有专职辅导员163人，其中助理馆员12人，管理员23人。同年，株洲县黄龙乡文化站长肖松岳，被评为全国先进文化站长。
  五 市工人文化宫
  1954年，市总工会在建设中路建立市工人俱乐部，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配备工作人员3名。1958年，在株洲公园（后改神农公园）内建成市工人文化宫，建筑面积4450平方米，有影剧院、舞厅、活动室，是市区工人群众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文革”期间被迫关闭。1978年恢复活动，向社会开放，开展群众文化娱乐活动，进行业余文艺、科技培训。1990年，为适应形势发展，进行了全面改造扩建。
  六 市青少年宫
  1987年，市青少年宫在红旗路落成，建筑面积4540平方米，有教学楼、活动室、联欢厅，辟有“市聂耳钢琴培训中心”，常年开办美术、书法、舞稻、武术、小提琴、手风琴、电子琴、英语入门等培训班，每年来宫参加活动人数达5.28万人次，为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和群众文化活动场所。1990年，选派6个节目参加全省6市青少年宫金秋大奖赛，有5个获1、2、3等奖，并获团体总分第2名。
  七 厂矿企业工人俱乐部
  1927年7月，株萍路矿工人俱乐部株洲分部在沙石码头成立。该部办有工人夜校，组织工人学习文化知识和政治时事，提高他们的无产阶级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培养主人翁意识，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奋斗。大革命失败后，被国民党政府取缔。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十分重视和关心工人俱乐部建设。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铁道部株洲机车车辆修理厂、株洲铁路地区、331厂相继建立工人俱乐部。其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央、省（部）、市属大中型厂矿企业，利用内部场地兴建俱乐部。至1959年，厂矿企业工人俱乐部发展到44个，为职工群众看电影、文艺演出、图书阅览、体育比赛、游艺活动等提供了场所，也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工人身心健康。
  60年代初期，工人俱乐部经过整顿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株洲机车车辆修理厂俱乐部被树为标兵，出席过全国文化战线群英会。“文革”中，工人俱乐部被当做修正主义批判，正常的群众文化活动被迫停止。
  1979年后，工人俱乐部活动开始全面恢复，由于各企业领导重视俱乐部建设，一个多体制、多渠道、多层次、多方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企业文化阵地初步形成，使工人俱乐部以新面貌活跃在群众文化舞台上。1983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城市、厂矿群众文化工作的几点意见》精神，工人俱乐部被列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厂矿企业从人员、设施、经费等方面予以大力扶持，活力进一步增强。株洲车辆厂俱乐部拥有各种文化设施的总值达57万元，成为全市设施较齐全的俱乐部之一。
  80年代中期，工人俱乐部面向社会开放，覆盖面更宽，活动内容更新，档次更高，逐步成为职工读书自学辅导中心、兴趣爱好活动中心、科学技术服务中心、文化艺术培训中心。1990年，全市工人俱乐部发展到69家，集人才、经费、设施、场地优势，成为全市群众文化活动主力军。当年10月，在株洲市举行的全国歌剧观摩调演，除中心剧场设在市影剧院外，分剧场分别设在株洲苎麻纺织印染厂俱乐部、株洲铁路工人俱乐部和株洲硬质合金厂俱乐部。这些俱乐部的现代化先进设施，优质服务，给来自文化部的领导和全国各地艺术家们留下深刻印象。
  第二节 业余文艺团体
  一 业余剧团
  1930年，酃县、茶陵县、攸县苏维埃政府组建话剧团，歌咏队，上演反帝、反封建、歌颂工农当家作主人等剧目。抗日战争时期，株洲镇一批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组建“抗建剧团”等业余剧社，演出宣传抗日救国的话剧、活报剧，受到群众欢迎。
  共和国初期，建国初期，配合土地改革、民主建政、抗美援朝等中心工作，城乡兴办过一批业余剧团、队。郊区白马垅乡工农联合剧团，被评为全省先进。1956年，市业余剧团成立，分设红领巾合唱团、成人合唱团、舞蹈队、花鼓剧队，共100多人。1958年，县、区、公社都成立了文工团，实行生产、居住、生活、排演4集中。茶陵县，当时仅有人口40多万，而剧团多达594个，1959年还举行了历时4天有1560多人参加的农村业余剧团调演。株洲机车车辆厂业余文工团有演职员120多人，全厂28个车间均有分团。
  60年代初，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全市业余剧团减少到48个，到1964年方逐渐恢复。
  70年代，又出现大发展势头，尤以工厂最甚，队伍庞大，行当齐全，能演出歌舞剧、花鼓戏及《江姐》、《红灯记》、《沙家浜》等现代京剧剧目，影响较大。
  80年代，业余剧团已缺乏生命力，农村多为一些半职业性剧团取代，剧目拓展至轻音乐、现代歌舞、交谊舞、时装表演等现代内容；城市群众文化生活领域不断拓宽，各项文化活动蓬勃兴起，业余剧团多自行解散。1990年，全市只剩下业余剧团135个，且多在农村，平均每个乡镇还不到1个。
  二 业余乐队
  民间业余乐队，历来以锣鼓班子为主。远在唐代，醴陵县一带就有锣鼓伴奏的土地灯。至宋代又增加燕乐打击器“方响”。元代，茶陵县风行堂鼓班，使用的器乐分为“大乐”和“小乐”。大乐有锣鼓、铙、钹、唢呐。小乐包括大筒、二胡、京胡、月胡、月琴、箫、笛、板、小锣、云锣。每逢婚丧祭祀等活动，奉主家之请，堂鼓班前往奏贺。
  共和国成立后，喜庆活动增多，民间乐队勃然兴起，除用于婚丧祭祀活动外，还用于送新兵入伍、报喜、节日集合游行、文艺演出等。
  50年代，业余乐队增添新伙伴。株洲机车车辆修理厂、331厂等企业，率先成立管弦乐队，并不断发展壮大。60年代，株洲市举行国庆庆典及其它重大集会，都有大型铜管乐队参加。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经济发展较快，一些青年农民自筹资金购置“洋”乐器，组成农民铜管乐队。1979年，醴陵县驷桥村和枧上村青年农民率先建立铜管乐队，农村婚丧喜庆活动出现集古今中外乐器轮番合奏的壮观场面，让人耳目一新。
  1984年，在株洲陆军预备役师军乐团成立的影响下，各界也纷纷建立管乐队。市文化主管部门对其进行经常性的培训和指导，以提高他们的演奏质量。1986年，举行市首届铜管乐大赛，城乡12支代表队360名乐手参赛，并由大赛的优胜者组成株洲市铜管乐队。1987年，市铜管乐队参加省“洞庭之秋”艺术节演出，获多项奖励，名列全省前茅。1990年，全市农村铜管乐队已发展到296支，城区47家歌舞厅和中央、省（部）、市属大中型企业，均组建了管弦乐队。株洲冶炼厂花15万元购置乐器，成立职工管乐队协会，不断培养新手，提高演奏水平。
  第三节 活动
  一 民间传统文化活动
  境内民间传统文化活动，形式多种多样。有民歌、民间故事、寓言、笑话、谚语、戏曲、弹词、报春、渔鼓、莲花落、绘画、雕塑、雕刻、纸扎、编织、印染、刺绣、剪贴，还有民间小调、灯舞、祭祀舞、劳动舞等。但长期的封建统治，人民群众生活贫困，民间传统文化活动处于封闭型的自发状态，发展缓慢。
  共和国成立后，民间传统文化活动得到发展，甚至还登上了大雅之堂，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成分。醴陵县闺女出嫁用的篾织麻篮送北京展出。酃县瑶族的挑花头巾、兰印花被套、金银线绣背心，作为民间工艺美术品送省展出。
  80年代，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民间传统文化活动更加活跃。每年正月初一，贴春联、挂财神、福字倒贴；正月十五元宵节，玩龙灯、舞狮子、打地花鼓；五月五日端午节，挂菖蒲、插艾叶、赛龙舟；八月十五中秋节，饮酒赏月，吟诗作对；九月九日重阳节，登高远望；大年三十，燃放烟花鞭炮，围炉守岁等，显示太平盛世，国泰民安、祥和欢乐的景象。
  1986年后，由市群众艺术馆牵头，组织县（市）区文化馆和乡镇街道文化站，用3年时间对民间舞蹈、民族音乐、民间曲艺进行大规模的普查、挖掘、搜集、整理，完成了《中国民间舞蹈集成株洲分册》、《民间音乐集成株洲分册》和《曲艺音乐集成株洲分册》，把株洲民间传统的群众文化载入了史册。
  二 业余文艺演出
  50年代，全市举行过4次规模较大的农村、工厂业余文艺调演，活跃了群众文化生活，培养了一大批文艺骨干。1960年，全市举行万人比武文艺大会，331厂的《英雄大闹开门红》，田心机厂的《一三八电气机车出厂了》等歌舞被评为优秀节目，并赴长沙、北京参加全省和全国职工文艺会演。70年代，普及“样板戏”，一批业余文艺宣传队，常演其折子戏或清唱、联唱；一些大型厂矿企业的业余文艺宣传队，投入大量人力和资金，排演大型“样板戏”剧目。株洲硬质合金厂长江业余文工团演出的歌剧《白毛女》，株洲麻纺厂业余文艺宣传队演出的《沙家浜》，灯光、乐队、服装齐备，在群众中留下深刻印象。80年代，业余文艺演出活动围绕两个文明建设开展，县（市）区文化馆和乡镇街道文化站，组织“双文明”建设文艺调演以及计划生育和爱国卫生等方面的专场演出。1984年始，一年一度的《株洲金秋》艺术节和每年国庆节期间组织的优秀节目演出，使群众文艺演出质量不断提高，并从中选拔优秀节目参加全省或全国演出。
  三 群众歌咏活动
  土地革命时期，酃县、茶陵县、攸县等革命根据地，教唱革命歌曲，启发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建设和巩固人民政权的觉悟。抗日战争时期，为增强民族自信心，唤起民众抗日救国，大批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在城乡组织群众学唱《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救亡歌曲，影响深远。
  共和国成立后，各级文化部门的干部，认真组织教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老解放区歌曲，几十年长唱不衰。60年代，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支《洪湖水浪打浪》，一曲《红梅赞》，更是城乡老少皆知。
  70年代，一批产业工人、音乐爱好者，成为歌咏活动骨干，在创作、演唱方面形成优势。1972～1973年，全市两次举办业余创作音乐会，有152个单位8000多人参加，演出节目400多个。《光明日报》发表“工业新城遍地歌”的文章，赞扬株洲群众歌咏活动。1975年5月23日，省文化局在株洲召开全省群众歌咏活动经验交流会，株洲市100多个单位5000多名业余歌手，登台进行汇报大演唱。会后省革命委员会号召全省学株洲经验，开展群众歌咏活动。1977年7月，省文化局再次选株洲为现场，召开“工业学大庆”歌咏现场会。1978年，《人民音乐》歌曲编辑部派员来株洲实地考察，撰文作专题介绍。1979年，市文化馆阎唱民出席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并以《工业新城遍地歌》为题在会上发言，介绍株洲开展群众性歌咏活动经验。
  80年代，株洲群众性歌咏活动进一步发展。1982年2月下旬至5月底，开展“五讲四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群众歌咏活动，共有15万人次参加。其中，5月23日在奔龙公园举行的游园歌咏联欢会，省委和省文化厅的领导到现场观看演出盛况。1987～1988年，举办历时一年多的市首届厂歌、校歌、行业歌曲大赛，有近60万人次参赛，演唱歌曲1100多首。1989年，举行市首届农民歌手大赛，醴陵市农民业余歌手王娟、陈扬国获一等奖，并入选湖南3人代表团参加全国农民歌手大赛，分获一、二等奖，王娟当即被济南军区文工团录用入伍。1990年，在株洲举行的全国歌剧观摩演出闭幕式上，株洲组织45个单位4000多人参加演出的群众歌咏大会受到欢迎，中央歌剧院院长、著名作词家乔羽观后，挥笔赞誉株洲是“歌剧之乡，音乐之城”。
  四 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览
  50年代，市、县文化馆配合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农业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运动，举办过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览。
  60年代，展览逐步形成规模，一些精品送省或北京展出，或被收藏。1965年，株洲首届美术作品展览展出国画、年画、连环画、油画、水彩画等120多件，其中有10件被选送参加全省职工美展、9件参加全国职工美展。业余作者孙承浩、罗德安、陈返生的精品，被中国美术馆、天津博物馆收藏。
  70年代，市美术、摄影、书法创作队伍发展很快，国画《考察归来》、油画《红线连北京》被选送参加全国画展。
  80年代，以画为媒，横向联系，展览走向全国。1980年，株洲13位画家的100多幅作品，在安徽省芜湖市展出，观众达10万余人次，受到日本、美国等外宾的称赞。1986年，“新城之光”摄影展览在北京展出，受到首都人民欢迎。市群众艺术馆李晓英的摄影作品《嬉戏》选送出国展出。此外，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0周年（1987）、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1988）、庆祝共和国成立40周年（1989），庆祝中共建党70周年（1991）、庆祝株洲建市40周年（1991），都举行了大型美术、摄影、书法展览，专业作者、业余作者、离退休老干部、青年学生和幼儿园的小朋友都有作品参展。
  第四节 文化馆（站）辅导工作
  一 举办培训班与讲座
  办培训班、举行讲座，是群众文化辅导工作的重要形式。
  50年代，主要利用职工业余时间，以夜校方式办培训班。醴陵县文化馆办的瓷业工人夜校和美术培训班，学员达1300多人，其中部分学员后来还参加过省陶瓷研究所出国援外工程建设。
  60年代，市、县文化馆深入基层办班，传授声乐、器乐、乐理、舞蹈、漫画、速写、文学、戏剧、曲艺基本知识，颇受欢迎，群众文化活动骨干和积极分子队伍不断壮大。
  70年代到80年代前期，主要开办知识讲座，聘请专家、学者讲课，来提高业余作者和演员队伍素质。全国文联副主席贺绿汀、全国音协主席吕骥、中央乐团合唱指挥家秋里、北京湖北河南的著名画家、中央美术学院和浙江美术学院教师，都曾应邀来株洲讲课。1973年，湖南师院音乐系师生30多人，在株洲桥梁厂、田心机车车辆厂、市二中等6个单位，举办歌词、作曲、器乐、声乐讲座13场，有80多个单位1630人参加听课。1982年，中央美术学院和浙江美术学院教师联合在株洲举行作品观摩会，用幻灯介绍西洋绘画、俄罗斯绘画，除株洲市许多美术工作者外，长沙、益阳、常德、衡阳等毗邻地区的专业和业余画家也赶来听课。
  80年代后期，培训、辅导走向正规化科学化。市群众艺术馆成立北京人文函授大学株洲辅导站，组织全市文化馆、文化站、工会俱乐部的90多名干部参加学习，理论水平和艺术素质都有提高，为开创群众文化工作新局面创造了条件。
  二 创办刊物
  50年代初，市文化馆每周编印1期《宣传资料》发往基层，指导各单位宣传栏、黑板报的编写。1950～1990年，市文化馆以《燎原》、《株洲文艺》、《农村俱乐部》、《群众演唱》、《新城文艺》、《新城歌声》、《花篮》、《潇湘词报》、《群众文艺报》等刊名，定期或不定期地出版本地作者作品，介绍外地经验，指导群众创作。《株洲文艺》于1959年出版，中间间断几年，1972年重新编辑，至1980年共印发36期，每期4000份。《潇湘词报》以歌词为主，独具风格，向全国发行，产生较大影响。
  除市文化馆办有刊物外，各县区也都办有自己的刊物，指导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这些刊物大多以当地名胜命名，充满乡土气息。酃县的《映山红》和《湘山》、茶陵县的《铁牛潭》和《茶陵歌声》、攸县的《攸河》、醴陵市的《状元洲》、株洲县的《花蕾》、南区的《庆云山》、北区的《北苑》、东区的《作家摇篮》等，都办得较好。
  第五节 文化市场
  80年代初，株洲商品经济日益繁荣，一个以商品形式向人们提供精神产品和文化娱乐服务的社会文化市场应运而生。1980年，最先出现一批出租连环画并兼售书刊的书摊。1984年4月，南区出现第一个对外录像放映点。1983年，城区有几个单位举办营业性舞会，社会上褒贬不一，欲禁又不止。1987年5月，市政府颁发《关于加强营业性舞厅管理有关规定》，营业性舞厅合法化。1986年，兴起桌球、游戏机热，一时风靡全市。1988年底，城区共有书刊经营摊点116个，录像放映点70个，电子游戏机86台，桌球700余台，营业性舞厅31家。这些文化活动的开展，有益于活跃群众文化生活，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但因发展太快，管理工作没跟上，致使某些非法出版物和淫秽书刊制品流入市场；个别舞厅风气不正，秩序较乱；部分桌球、电子游戏机成为赌博工具，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群众反映较强烈。
  1988年，以市文化局为主成立市文化市场整顿小组。1989年，成立“市文化市场管理委员会”，制订了《株洲市书刊市场管理办法》、《株洲市舞场管理办法》、《株洲市文化系统音像发行暂行规定》，发出《关于加强舞会管理的通知》、《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的通知》，要求一切社会文化活动必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年，全市出动2486人次，对241个书刊摊点、208家印刷厂、60家报纸期刊、246个放像点、248个音带销售点进行检查，共收缴淫秽书刊16.8万册、像带1873盒、音带2186盒，同时，对制“黄”贩“黄”的重大案件进行侦查和处理；对舞厅开展评选“文明舞厅”，“优秀管理员”，“最佳歌手、乐手、经理”的活动，使舞厅面貌一新。
  1990年，按照省文化市场管委会统一部署，加强对社会文化市场的进一步整顿和日常管理，文化市场管理逐步走向法制化轨道，至年底全市共有营业性舞厅47个，卡拉OK厅3个，歌手、乐手208人，电子游戏机806台，音像发行站12个，放像点201个，书报刊销售、出租点241个，印刷企业226家，一个多层次多功能的社会文化市场基本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