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洲市图书馆

清代，书院、义学经费以学产收入为主。民国时期，于学产之外又设捐税和学生学杂费。共和国成立后，政府拨款成为教育经费主要来源，此外还有教育费附加、社会集资、师生勤工俭学和学生学杂费收入。
  一 学产
  清代学产主要是学田。学田来自社会捐赠、官府下拨和寺庙、宗祠、会社公田亦按比例提留。茶陵州学田，清康熙年间，已有88.6亩，乾隆七年（1742）州内士民为洣江书院捐田租168石，乾隆三十七年知州陈延柱谕令各都捐田办学，田租达360石。酃县学田，嘉庆初洣泉书院有207亩、梅冈书院200亩；同治十二年（1873）洣泉书院增至558亩（其中捐田489亩，寺庙、宗祠、会社公田4亩，官田65亩）、梅冈书院增至291亩（均为捐田）；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学田共有1803亩。清末，今株洲县境内的龙潭书院学田达648亩。
  民国时期，学产仍为学校经费主要来源。民国初年，醴陵县学田租谷共计1.3万余石，攸县原兴贤堂、采芹会、东山书院田租达1.9万余石，各县还提取寺庙、宗祠、会堂田产以充教育经费。10年，按省议会规定原有学宫、书院、寺庙的田产，除岁修及祀典费用外，一律提作教育经费。18年，根据省政府规定，各县提取寺庙、宗祠、会社的6成财产作为地方教育基金。32年，茶陵县县有教育产款计有学田690亩，山林25处，铺房17所；乡（镇）教育产款有学田1146亩，年田租1268石；保国民学校产款有学田5125亩，连同其他不动产，年田租10243石。同年，酃县县有教育产款计租谷1894石；中心小学基金有田租3498石，分配给各校多者850石，少者220石；保国民学校基金有田租7507石，各校所得60～300石不等。1949年下期，人民政府接管原湘潭县藕灵、空灵、株洲等乡私立小学35所，有学田4884.4亩，平均每校139.55亩，其中学田较多的陈氏聚奎小学有530亩，易氏南湖小学有343.5亩。
  二 捐税
  民国6年，湖南省颁布《各县附加教育经费章程》，规定全省开征田赋附加教育捐，税率为30%。嗣后又增加田赋月息、烟酒税附加、房捐、屠税留成、亩捐、殷实捐等。各县、区遵照施行，有的县、区还根据当地出产情况增收杂项捐税等。捐税成为当时教育经费之大宗。19年，酃县教育经费岁入约1万元，其中田赋附加约占25%，竹木杂捐约占28%，田赋息金约占18%，加上其他捐税，达75%以上。21年起，烟酒税划为国税，地方附加停征，竹木杂捐又因裁厘废除，教育财源锐减，教育经费愈益艰困。
  三 政府拨款
  民国24年，政府始将教育经费编入预算，统筹支拨。29年，实施国民教育规定教育经费由中央、省财政各筹25%，地方自筹50%，但因财力不支，各地并未实行。当年，中央和省两级拨给酃县的教育经费仅6797元，分配给各校作为补助，学校经费仍靠学田学租。
  1950年，各县人民政府在地方公粮内划拨一定的比例给学校，以补学产经费之不足。1951年起，各县公立学校经费一概纳入国家预算，由省财政厅直接拨付，市、县在地方财力中增拨部分以为弥补。1983年起，省委和省政府规定教育经费的增加要高于财政总支出的增长速度，国拨教育经费每年以14.1%的比例递增。1985年，省委和省政府又规定“开五个口子”：即（1）市县教育拨款的增长比例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比例2%以上，各级地方机动财力用于教育的比例不低于20%；（2）乡镇财政收入应有50%以上用于教育；（3）城市维护建设费应有15～20%用于中小学、幼儿园校舍的修建；（4）开征城乡教育费附加；（5）增加教育基建投资。全市认真落实这5项规定，保证了对教育的投入。1990年，全市国拨教育经费达7577.2万元，为1983年的2.86倍；地方财力投入教育经费总额达899.8万元，为1983年的2.88倍。
  四 开征教育费附加
  1986年，全市开征城市教育费附加和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城市以各单位和个人实际纳税的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的税额为计征依据，按1%的比例征收教育费附加；农村以乡或村为单位，按人头或田亩统筹。当年，共征收356.7万元，占预算外收入的35.5%。
  1987年，全市151个乡镇中，有142个开展征收工作，或随粮计征，或随木材计征，或由乡统征，征收比例为1～1.5%，有的县、区人均4元，完成72.3%的征收任务；城区超额完成7.6%。两项共征资金1041.87万元，占预算外收入的58%。
  1988年，市政府规定城市从10月份起，按“三税”开征教育费附加2%，对免税企业不免征教育费附加；农村151个乡镇全部开征。至1990年，全市教育费附加共征集6861.86万元，相当于同期预算外收入的35.4%。
  五 社会集资
  50年代初，农村贯彻乡学乡办、村学村办的原则，农民纷纷出工出料兴办学校。
  50年代中期起，提倡民办学校，其办学经费实行“民办公助”，即“集体筹集、个人负担、国家扶助”的原则，民办教师的工资和校舍、校具的修建、添置，主要依靠社、队集体筹集资金解决，国家补助一部分。
  70年代，株洲县各公社、大队发动群众献工献料，筹集资金，掀起以“干打垒”形式改建、新建学校的热潮，总投资达882.77万元，其中群众负担741.62万元，占总投资的84%。
  80年代，集（捐）资办学再次掀起热潮。株洲县1980年由社队和群众集资116.1万元，新建15所社（镇）中学，1981～1989年建校投资累计达3264万元，其中乡村投入和群众集资占总投资75%。酃县从1984～1989年乡村集资627.97万元，部门集资245.77万元，干部和职工捐献14.56万元，合计集（捐）资888.3万元，比同期各级财政拨款总额多263.5万元。
  1983～1990年，全市集（捐）资收入总计5649.61万元（货币资金），占同期国拨教育经费总和34495.3万元的16.4%。
  六 勤工俭学
  1958年，全市学校按照国务院“勤俭办学、勤劳生产、勤工俭学”的要求，兴办工厂，农场。城区学校3个月内就办起9所小型实验工厂、4所农场，收入近1.5万元。
  1960年上半年，市属中学兴建校办工厂21个，加上原有的校办工厂，完成工业产值60余万元，提前半年超额35%完成国家下达的年计划；副业生产方面，种植蔬菜305亩，收菜57万余斤，有5所学校全部实现蔬菜自给，3所学校实现半自给；在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运动中，自制各种工具、设备144件，节约劳动力104个，价值7.56万元。市二中用土法试制成功的炼钢用石墨电极产品行销各地，受到用户欢迎。该校1959年下期至1960年免收学生学杂费，1960年下期至1961年上期寄宿生700余人免费供应膳食。
  1961年，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各校校办工厂相继停产下马。1962年，对城市学校占用农村生产队的土地、房屋进行了清理退赔，农村学校也清理了学校的“一平二调”，城乡多数学校的勤工俭学暂时停顿下来。
  1970年前后，贯彻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学生也要学工、学农，各校陆续恢复勤工俭学活动。中学和部分小学先后开办小型工厂，征购田土，建立学工学农基地。
  1976年，全市校办工厂总产值160万元，纯收入62万元；校办农（林）场粮食总产值53.9万元，农副业纯收入6.3万元，其他勤工俭学项目收入4.8万元。
  “文革”结束后，城市学校为减轻学生劳动负担，撤销了设在农村的学农基地，校办工厂也配备了一定数量的固定工人从事主要生产工作。自此，城镇学校的勤工俭学以校办工厂为主，农村学校则以农业（含林、副业）为主。至1982年底，全市594所中小学，开展勤工俭学的有374所，占63%；有校办工厂49个，校办农场或学农基地153处、土地1563亩，办厂（场）的学校占34%。市四中校办工厂办得红火，曾被评为全国勤工俭学先进单位，受到国家计委、经委、教育部、财政部的表扬与奖励。
  1983年始，市辖范围扩大后，勤工俭学亦有新的发展。1984年，全市县属中学勤工俭学纯收入在1万元以上的，有酃县一中、攸县二中、攸县七中、醴陵县四中、茶陵县一中、茶陵县二中；纯收入在2万元以上的，有株洲县五中、市郊区一中，醴陵县一中达4万元，醴陵县二中超过7万元。
  1988年，全市有校办工厂215个、农场（或学农基地）1145个、商业网点182个，勤工俭学纯收入802万元，学生人平15.4元，比上年增长55.5%，在全省居第6位。经济效益较好纯收入10万元以上的学校，有南方公司中学（66.5万元）、醴陵市一中（34.6万元）、市财职（19.7万元）、电力机车厂小学、南方公司小学、市一中、市四中、电力机车厂职业中学、市二中。南方公司中学和市南区教育局，还被评为全国勤工俭学先进单位。
  七 学杂费
  民国时期，学生交纳学杂费是学校经费的重要来源。公立中小学采用政府制定的统一收费标准，私立学校则标准不一。抗战期间醴陵县湘东中学，高中学生每期收稻谷5.1石，初中4.7石。部分族办学校对本姓子弟收费较低乃至免费，对外姓子弟收费较高。株洲私立建宁初级中学，每期每生交学杂费及建筑费大米3～4石，折合银元15～20圆，而袁姓子弟只收大米5斗。由于部分学校收费过高，学生常有因家庭无力负担而中途辍学者。
  共和国刚成立时，规定公立中小学一律免征学费，但自1952年起开始征收。所收学杂费一般列为预算外收入，成为教育经费补充来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