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洲市图书馆

清末，小学设修身课，根据《论语》、《孝经》的基本思想，授以人伦道德要领，进行“上报君恩，下立人品”教育。政府规定每级设主任教员1人，负“指导儿童生活，领导儿童思想，改进本校风纪，实施人格熏陶”之责；要求教职员对待学生做到心术宜正、品行宜端、辞气宜和平、纪律宜严明，用志宜专、用情宜恕、度量宜大、告诫宜勤、赏罚宜出之以至公、气谊宜联之以慈爱。但其时小学教育尚在初创阶段，多数教员仍崇奉“学以畏而威”的打骂教育，常用戒尺、竹板管教学童。
  民国前期，主要进行尊孔读经的封建伦理道德教育，但部分学校感于内忧外患，国运衰微，而倡导爱国主义教育。民国4年，醴陵县中小学为抗议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开展声势浩大的“国耻讲演”比赛。8年，醴陵县开元小学师生到集市演戏，宣传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攸县第一高等小学100多名师生上街游行示威，高喊“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打倒列强”、“抵制日货”等爱国口号，并到商店清查、烧毁日货。
  北洋军阀政府被推翻后，国民政府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及其遗嘱为基本内容，开设“党义课”和“公民训练课”，向学生灌输“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党化教育。学校设训导处主管德育教育，级任负责实施，“童子军”组织配合。训导分基本训导和普通训导。基本训导由级任教员依照学校要求或训导要目，教育学生养成良好日常生活习惯；普通训导多通过仪式、集会、检查、评比、奖励、惩罚等方式进行。但不少教员及家长持“棍棒底下出好人”、“不打不成材”观点，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的现象相当普遍。
  抗日战争时期，主要进行“抗日救亡”的爱国主义教育。醴陵县行易小学印发《行易周刊》，宣传抗日形势。株洲镇小学生上街高唱抗日救亡歌曲，开展募捐活动，慰问前方将士。渌口镇小学一个10岁的家境贫寒学生，抽出晨读时间，挑卖蔬菜，将赚来的小钱作慰问捐款。
  共和国成立后，小学思想品德教育以“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核心，培养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代新人。但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侧重点。
  1951年，许多学校结合土地改革，演出《白毛女》、《柴山恨》等剧目，向学生进行“阶级苦、血泪仇”教育。1952年，各校师生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热情空前高涨，普遍开展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捐献一分钱”和学习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邱少云等英雄人物活动。
  1954～1955年，针对部分学生认为“参加农业生产没有前途”等轻视农业劳动思想，开展正确对待升学与就业的思想政治教育，并通过贯彻教育部颁发的《小学生守则》，进行遵守校规校纪，争当“三好学生”（身体好、功课好、品德好）的教育活动。
  1963年，响应中共毛泽东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一个时期里学习雷锋，助人为乐，做好人好事，拾金不昧蔚为风气。
  1964年，为提高学生阶级觉悟，普遍进行查“四史”（家史、村史、厂史、个人成长史），访“五老”（老干部、老红军、老工人、老贫农、老党员），续“红色家谱”的忆苦思甜活动，结果导致出现“唯成份论”等“左”的偏向。
  “文革”期间，推行极“左”路线，大搞个人崇拜，思想品德教育以忠于毛泽东为核心的所谓“三忠于”（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人民）活动为主要内容，以开展“革命大批判”为主要形式，向儿童少年灌输极“左”思想。但由于党的教育方针的正确指引，广大教育工作者采取不同形式同极“左”路线进行不同程度的斗争，持续不断地开展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学习雷锋、王杰、欧阳海等英雄人物活动，对培养儿童少年助人为乐、舍已救人的思想品德起到了积极作用。1969年9月24日，株洲铁路职工子弟小学4年级学生戴碧蓉（11岁），面对快速溜来的列车，奋力扑向路轨，救出3个正在轨道上玩耍的小孩，而她自己的左臂左腿却被碾断，成为严重残废。《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全国性大报，均及时报道了她舍已救人的英雄事迹。当年10月，她还被接到中南海，受到毛泽东主席3次接见，周恩来总理6次接见。
  1977年后，以邓小平提出的“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为核心，把思想品德教育与各科教学、日常行为规范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1988年，贯彻国家教委颁发的《小学德育纲要（试行草案）》、《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试行草案）》和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精神，全市37万余名小学生，掀起一个“遵守行为规范，争做四有新人”的热潮。1990年，全市小学又开展学雷锋、学赖宁活动，南区何家坳小学、樟树坪小学，东区红旗路小学，被评为全国学雷锋敬老助残活动先进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