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洲市图书馆

第一节 私塾
  清末，境内私塾遍及城乡，尤以宗族兴办的家塾较多。据《酃县志》载，时县城西街罗姓、枧田洲段姓、西台张姓、浆村孟姓、龙潭何姓、水口朱姓、十都万姓等都办有家塾。家塾之外，还有官宦富户延师进屋的“坐馆”，塾师自行设馆的“私塾”。私塾按教学程度划分，有蒙馆和经馆两类。蒙馆招收启蒙学生，以点读、识字、写字为主。经馆招收已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学生入学，以讲授儒家经典为主。按办学途径划分，有家塾、学馆、义塾三类。一户或几户联合聘请塾师来家教育子弟的为家塾或称坐馆；塾师出面邀集学生设馆授课的为学馆，这类私塾为数较多；官府或宗族出钱聘请塾师，在祠堂、庙宇等处设馆，免收学费的为义塾。私塾以单个讲授为主。蒙馆一般以《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为必读课本，女生另加《女儿经》；经馆以《四书》、《五经》为主.诗词为辅。民国后，有的私塾也讲授文化科学知识，将普通小学的语文、算术、珠算课本列为教材。
  民国时期，政府多次颁布取缔私塾兴办小学的命令，但因财力拮据，政府兴办的小学不能满足生源需求，私塾仍遍布城乡。民国18年，酃县有私塾117所，在馆学生1272人，塾师117人；政府办的小学有29所，在校学生1156人，教师111人。私塾馆数、学生数和塾师数，分别是小学的4倍、1.1倍和1.05倍。民国26年，醴陵县人口教育程度统计：上私塾的57029人，占全县总人口477359人的11.95%。
  塾师工资一般按年计算，工资多少取决于学生人数。蒙馆生一般每年交银元2～3圆，或大米3～5斗；经馆生则数倍于蒙馆生，高者达银元20～30圆，贫寒子弟皆难以入馆。茶陵县、酃县等地每年春插时，由学东为首邀请当地豪绅和学生家长共商学费问题，叫议学。家长则根据子弟学习成绩优劣、家庭经济状况，自报公议确定交费数额，少则银元2～5圆，多则10圆左右。塾师除工资外，尚有少量外酬，但各地不一。茶陵县八团的梯垄、东黄、石鼓等村的私塾，规定端午、中秋两节，每个学生馈赠塾师“恭敬米”一桶、蛋7～9个，洣江乡五龙坪塾师可得菜钱一串（1000文），大米一斗。塾师生活虽清苦，但一般教学认真。民初，醴陵县胡敬斋（清末拔贡）、攸县符磊度创办的私塾，重言传身教，深为时人称道。醴陵县周澍芬、汤雨岩主办的王仙永庵经馆（民国10～37年），教学严谨，人才辈出。红二十五军军长蔡升熙、国民党爱国将领陈明仁等醴陵籍军政要员，均曾就读于该馆。民国19年秋，易家湾人王占魁因患眼疾行乞至今株洲县平山乡白鱼滩，乡人见其知书达理，能写会算，便腾屋凑桌，办起私塾，请王执教。王教学尽心，只求衣食，不收学费，学生由开馆时的10多人很快增至几十人。王执教16年，使十年九涝，无钱办学，多数人家几代人不识字的白鱼滩数百人脱盲，乡民至今仍感其德。
  第二节 书院
  唐始设书院，宋代大盛。据文献记载：两宋时期湖南有书院64所，分布在今株洲境内的有当时属湘潭县的主一书院，醴陵县莱山书院、西山书院、江东书院，茶陵县明经书院、南溪书院、紫微书院，酃县台山书院等。南宋书院受当时“东南三贤”（张南轩、朱熹、吕祖谦）影响较深，以研习理学著称，重视“求仁履实”，讲求“经世致用”。
  元元贞二年（1296），攸县绅士谭渊捐田百亩，兴建攸县第一所书院——凤山书院。该书院以其“理学节义之风”影响一代士林。元大德八年（1304），陈仁子归隐茶陵县腰陂乡东山村故里，倾其家资创办东山书院。他购置良田360亩，作为书院长年办学经费来源；亲书“万世纲常在，六经道义门”门联，以明办学宗旨；亲登讲台讲学，反对科举利禄，重修身之道和培养经世之才，一时声名大震，学者景从，成为当时湖南有名的私家书院。
  明弘治十七年（1504），茶陵知州林廷玉建洣江书院，集诸生讲习。尝言：“民风不纯，士气不端，以道之不明故也。”该书院从创办至清末，数百年间，弦歌不辍。清末状元肖锦忠、榜眼曹贻孙，皆出自该院。
  元明两季，为政者只推官学，书院发展缓慢。明末，朝廷令撤天下书院，书院发展停止。自元至元十六年（1279）至明崇祯十三年（1640）的361年间，境内仅增书院15所，其中醴陵县3所，攸县4所，茶陵县7所，酃县1所。
  清初，战乱连绵，境内书院不少毁于兵燹。雍、乾以迄，朝廷倡导文治，地方官吏望风承旨，士绅乡党积极响应，书院发展远胜前朝。至光绪初年，全省有书院252所，株洲境内据有43所，其中今株洲县朱亭镇1所，醴陵县6所，攸县8所，茶陵县18所，酃县10所。其佼佼者是醴陵县渌江书院。该院于乾隆十八年（1753）由醴陵县知县管乐倡议，在朱子祠右侧宋、元、明、清4代学宫故址动工兴建，历经三任知县经营建成。书院学风严谨，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生员增至80人，执教者皆一时名流，前后计有进士12人，举人33人，拔贡、副贡、副榜3人主掌院务兼教授。左宗棠于道光十七至十八年（1837～1838）任院长，倡导“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科名特进身之阶耳”，重视育人。左发给生员日记本，令其记载习课情况，逐日检查。荒废学业不认错两次者，取消生活补助，错误严重者给予体罚直至除名。辛亥革命烈士宁太一，北伐战争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张翼鹏，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立三及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子意等，均曾就读该院。
  第三节 县学
  西汉，始设县学。县学为封建时代地方官学。据清同治版《攸县志》记载：“庠、序的教育制度废于秦”，但自“西汉……，稍修学宫；厥后州县莫不有学。”宋初，茶陵县于城西郊狮口山建学宫。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诏谕所有州县一律置学，随后境内各县皆建文庙。明代县学鼎盛。醴陵县、攸县、茶陵县县学均设文庙内，俗称学宫。元、明、清时期，皆重科举取士，学宫建设代有加强，至清同治年间（1862～1874），各州县学宫规模宏伟，殿宇轩昂。县学的任务是应付科举考试。自宋至清末900余年间，境内各州县中进士者246人，占同一时期湖南省考中进士人数2538人的9.7%。管理县学和承担教学任务的正职叫教谕，副职叫训导。县学招收生员皆有一定份额。宋崇宁三年（1104）规定县学生员名额：大县50，中县40，小县30。明洪武二年（1369）规定：府学生员40名，州县依次减10人。清承明制，但县学生员名额有所增加。康熙九年（1670），茶陵为大县，额取举人15名，廪膳生30名，增广生30名，与直隶州同。酃县为小县，咸丰八年（1858）前，岁科试文学、武学各8名，后各增至10名，共20名。
  清制，童生入县学须经县试、府试和院试三级考试，合格者方得入学，且对家庭出身限制较严。《茶陵州志》载：“顺治九年（1652）题准童生入学，乃进学之阶；不可不严为之防，或系娼优隶习之家及曾经问革变易姓名，侥幸出身，访出严行究问，若教官纳贿容隐生员……一体究革治罪。”生员统称秀才，但资格分三等：一等称廪膳生，每年可从国库领取白银四两；二等叫增广生，不能领取廪膳银，但可补廪膳生缺；三等叫附学生。生员进学并不以课业为重，主要是多练八股文，以便通过岁科考试，取得参加乡试资格。清代湖南乡试时间，规定在子、卯、午、酉年的八月。乾隆九年（1744）规定中额正榜全省为49名，每额中举人1名，准送应试生员80名。故清代湖南历届参加乡试生员，常在四、五千人之间，能够中举者，只占1%强。许多人垂髫入学，皓首穷经，到头来依然是青衿一领。光绪二十一年（1895），清廷“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县学遂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