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洲市图书馆

北宋时，境内各县均有县学。县学属官办教育，主要为朝廷开科取士服务。由于学额和经费限制，这一办学形式并未获得长足发展。
  南宋年间，随着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南移以及湖湘之学的传播，各地书院勃然兴起。先有名儒宿彦为之倡，后有乡绅富户为之捐。至南宋末，境内书院已发展到8所。这种民间办学形式不以科场利禄为目的，讲求经世致用，既广开了求学之路，又洞开了培养人才的方便之门。
  元、明两代重科举，官学盛而书院兴废无常。
  清雍乾（1723～1795）之后，朝廷重文治，县学规模扩大，州县官热心兴办书院。至清末，各州县不但书院和民间私塾的发展超过历代王朝，而且受维新运动影响而兴起的新式学堂和职业教育亦开始起步。
  民国时期，争战连绵，社会动荡，政府办学不多.但由于社会团体、宗族纷纷出资兴教，境内教育事业仍有较大发展。至1949年，共有中学18所、师范2所、职业学校3所、小学1872所，中小学在校学生95211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近50%。
  共和国成立后，境内教育事业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曲折历程中前进。
  1949～1952年，教育工作重点是接管和改造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公、私立学校，面向工农子弟开门。
  1953～1957年，普通中小学教育得到较大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开始起步，出现教育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好势头。
  1958年始，超越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大搞教育“大跃进”，各级各类学校盲目上马，在校学生剧增，导致师资、经费、校舍奇缺，难以为继；同时片面理解“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工作方针，学校经常停课参加社会上的政治运动和大搞生产劳动，正常教学秩序无法维持，教育质量受到严重影响，到1961年才开始全面调整和整顿，至“文革”前夕的1965年，方逐渐全面回到正常发展轨道。这一时期，在贯彻“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和刘少奇“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教育思想以及开展以勤工俭学为中心的“教育革命”等方面，为株洲市后来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经验。但1957年冬至次年春的“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及随后开展“拔白旗”、反“右倾”、清理阶级队伍、搞“社教”等一系列“左”的政治运动，造成不少冤假错案，严重地挫伤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
  “文革”期间，教育领域首当其冲成为重灾区。运动前期学校停课闹革命，教师受到打击迫害，学生到处搞“斗批改”，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至1969年后虽复课，但以学毛泽东语录、诗词、政论文和学工、学农为主，实行所谓“开门办学”，生产劳动频繁，学制被缩短，高考升学制度被取消，文化基础课教学受到歧视。运动后期又盲目推行普及教育，教育再一次冒进，到1976年仅中学就达到1476所，为“文革”前的6.4倍。学校急剧增加，办学基本条件缺乏，教学质量普遍偏低。这一时期，尽管教育事业遭受严重冲击，但城区厂矿企事业单位办学和农村集体办学却得到发展，为后来普及初等教育奠定了一定基础。
  1978年始，教育领域全面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和健全正常教学秩序及各项合理规章制度，全面实施普及初等教育和9年制义务教育，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努力发展高等教育、特殊教育和成人教育。至1990年，除城区已普及9年制义务教育并跨入全省先进行列外，全市已普及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结构基本趋于合理，高等教育、特殊教育和成人教育成效显著，已形成了一个包括基础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在内的全日制学校教育体系和一个遍及城乡的成人教育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