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洲市图书馆 内容
总述一
株洲市位于湖南省东部、湘江下游、罗霄山脉西麓、南岭山脉至江汉平原的倾斜地段上。东邻江西省的萍乡市、莲花县、永新县、宁冈县、遂川县、井冈山市；南连郴州地区所辖的桂东县、永兴县、资兴市；西接郴州地区所辖的安仁县、衡阳市所辖的衡东县和湘潭市及所辖的湘潭县；北依长沙市所辖的长沙县、浏阳市。株洲市区距省会长沙市仅50公里。地理坐标是：东经112°57′30″～114°07 15″，北纬26°03′05″～28°01′27″。东西最宽处88.75公里，南北最长处219.25公里。1990年总面积11278.77平方公里，占湖南省总面积5.32%。其中，株洲市区面积427平方公里，城区面积41.47平方公里。总人口3495714人。
地貌结构以山地为主，占总面积的41.96%。总的地势特征是东南高，西北低。北、中部谷岭相间，盆地呈带状展布，盆地中岗丘镶嵌，小平原穿插于山丘之中，平原、岗地、丘陵、山地呈阶梯式排列。山高，坡陡，谷深，脉络明显，河、溪落差大，峡谷多，瀑布、跌水较为发育，水能资源丰富，为农村小水电建设提供了天然条件。境内属中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气候温暖，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无霜期长。年平均气温17℃～18℃。年降水量平均在1348～1490毫米之间，受季风影响，雨季和旱季明显，旱涝频率较高，平均每7年有4年出现洪涝，除酃县外，大多10年有8年出现干旱，插花性干旱几乎每年均有发生。境内有长度5公里以上的河流341条，其中30公里以上的19条，100公里以上的7条，均属湘江水系。全市总计拥有水资源644.97亿立方米，人均占有地表迳流量2956.4立方米，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1.14倍，比全省人均占有量低2.7%。
境内地形复杂，地层发育比较齐全，岩浆岩主要为花岗岩侵入体，地质构造具“多”字型特征。主要的土类为红壤，占全市土壤资源面积的47.2%。1990年，全市有耕地243.29万亩，种植业是湖南省稳产高产地区之一。
株洲市是湖南省重要林区之一。林地面积1086.18万亩，占全市总面积64.21%。其中有林地面积637.61万亩。树种106科、269属、884种。有稀有珍贵树种70多种。全市森林覆盖率为41.97%，居湖南省第5位。境内有野生动物141种，其中兽类40种，鸟类61种，爬行类31种，两栖类9种。野生动物中，属国家1类保护的有华南虎等7种，属国家2类保护的有猕猴等15种，属国家3类保护的有数十种。境内矿产资源丰富，已初步查明的有39种，其中煤炭储量1亿多吨，铁矿石1.5亿多吨，高岭土2000多万吨。
境内交通发达。京广、浙赣、湘黔3大铁路干线在城区交汇，株洲枢纽南北东西绵延数十公里，是中国南方最大的铁路枢纽。醴茶铁路贯通南北。市内67条铁路专用线与厂矿企业、铁路系统内部单位相连。1990年，境内铁路线路总延长812.3公里；有营业站（所）31个，其中株洲车站和株洲北站为特级站；株洲枢纽范围内日均接发列车483列，平均每3分钟接发1趟列车；每天途经株洲市的旅客列车148列，平均每10分钟就有1列旅客列车通过。公路有320、106两条国道及三南公路、7条省道以及四通八达的县乡公路编织成公路网，1990年有公路里程3249公里，公路密度每100平方公里为28.5公里，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7倍；乡镇全部通客车，2333个村庄中有2163个通公路。水路交通以湘江航道为主干。湘江水路以株洲市城区客运码头为起点，上距衡阳182公里，枯水期可通300吨级轮驳船；下距湘潭市37公里，距长沙市84公里，枯水期可通1000吨级轮驳船，至濠河口入洞庭湖，连通长江。加上渌水和洣水2大支流，境内通航里程全长285公里。
总述二
远古时期，境内就有先民繁衍生息。考古工作者在株洲县漂沙井黄霞垅磨山，发现6000年前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大溪文化遗址，以及叠压其上的4000多年前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遗址。
三国吴太平二年（257）已有建宁县，县城始设今株洲市区，后迁今株洲县淦田镇。此后，废兴相继，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将建宁县并入湘潭县。
境内地当交通孔道，山灵水秀，历史上诸多名人在此留下足迹。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南征，途经渌口（今株洲县渌口镇）等地。南朝齐司空张岜，挂冠请休，到攸县凉江乡结庐修炼。南朝梁著名药物学家陶宏景在古大桥（今株洲市郊区地）附近隐居。唐名将李靖、尉迟敬德、诗人杜苟鹤，宋宰相张浚、诗人范成大到过醴陵县地。唐诗人刘长卿、诗圣杜甫途经湘江株洲段（今株洲县地），留下不朽诗篇。唐黄巢军驻军朱亭（今株洲县朱亭镇）、淦田（今株洲县淦田镇）。五代后晋起，历代朝廷派大臣祭祀炎陵，其中明代15次，清代38次。五代后晋春官尚书欧阳启林、元顺天通判霍卷嵩奉命祭祀炎陵后，分别定居酃县钭濑、炎陵山下。唐诗人骆宾王登临酃县十都婆婆仙，留有诗作。宋理学家朱熹、张栻在朱亭结亭讲学，途经株洲，夜宿资福寺（今株洲市南区地）。宋名将岳飞屯兵茶陵，建鄂王城。宋太尉刘锜游览资福寺。宋名将文天祥常住株洲，历时半年。明地理学家徐宏祖游览考察茶陵云阳山等地。
境内亦是兵家必争之地。元末明初，是朱元璋、陈友谅厮杀的重要战场。明末清初，株洲及其周围一带，连年战争，许多战役拉锯其间。明崇祯十六年（1643），张献忠率部攻下长沙，分兵取醴陵县，次年，与明将左良玉战于渌口一带。南明永历二年（1648），明镇将卢鼎、黄朝宣举兵相攻，战于朱亭。同年，明将马进忠与堵胤锡战于湘潭县、株洲，喋血500里，焚掠3月。康熙十三年（1674），吴三桂等“三藩”反清，屯兵仓沙埠（今株洲县地），与清兵战于白关（今株洲县地）、株洲。至“三藩之乱”平定后，市镇十室九空，农村土地荒芜，人民或死于战乱，或逃散者，不计其数，战后幸存下来的农民圈占土地，插草以为标记。吴三桂在衡阳称帝后，清兵从江西萍乡等地进攻湖南，与吴三桂战于白关，吴退守株洲，设伏于黄土岭，大败清军，因名其地为大胜岭（今株洲市南区地）。清咸丰三年至六年（1852～1856），太平天国转战境内各县。民国7年4、5月间，北军湖南督军张敬尧部与南军刘建藩部辗转战于醴陵县、攸县之间的朱亭、渌口、株洲、白关、姚家坝（今株洲县地）一带，大多是南军先掠而过，北军且劫且杀且淫而前。《湘灾纪略》载：“湘省75县，尤以醴陵、株洲最惨”，“株洲繁盛街市，烧毁悉尽。”渌口市场“商务零落，物景萧条。”是役，醴陵县平民被杀2543人，伤1917人，房屋被烧5000余栋。
大革命时期，境内一批在外地求学的进步青年，在“五四”运动影响下，接受马克思主义，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11年7月，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派安源支部书记李立三来株洲考察工人队伍状况，随后又派共产党员朱少连来株洲开展工人运动，发展党员。此后，相继成立株萍路矿工人俱乐部株洲分部、中共安源第七支部、中共八叠乡（今株洲市郊区曲尺乡）支部以及境内各县中共组织。民国15年，北伐军进入境内，工农运动蓬勃展开，在开展政治斗争的同时，还进行禁烟、禁赌、剪发、放脚等革除旧俗以及修路、筑塘坝、开荒等农村建设工作。“马日事变”后，境内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但幸存者仍顽强坚持斗争，恢复党的组织，组织革命武装，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民国16年8月30日，毛泽东到株洲部署株洲暴动。9月11日爆发醴陵暴动、株洲暴动。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开展武装割据，创建包括酃县、茶陵县在内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茶陵县建立井冈山地区第1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在酃县中村开展“插牌分田”，进行土地革命试点；在醴陵县南四区、北二区等5个区35个乡成立苏维埃政府。民国17年初，醴陵县发动2次年关暴动，攸县发动攸南暴动，酃县发动三月暴动，茶陵县组织游击队上山开展游击斗争。4月，中共湖南省委在残梅召开特别会议之后，由朱少连率领一支参加秋收起义的工农武装骨干上井冈山，途经醴陵县时，遭到反动军队拦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失守前后，中共基层组织几经破坏。共产党人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先后建立湘东特委及各县县委，组建上千人的游击队、赤卫队、暴动队，形成小块分散的红色区域。民国19年9月13日毛泽东在株洲召开总前委会议，总结攻打长沙的经验教训。9月14日，在醴陵县召开重建的湘东特委会议，帮助组建湘东独立师，湘东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茶陵县等4县苏维埃政府，帮助4个县的游击队、赤卫队扩充为独立营或独立团，还将攸、茶、酃3县分散的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形成10万人口的湘东苏区。在巩固苏区、支援反“围剿”战争中，境内先后有5000多人参加红军，数千人流血牺牲。
30年代中后期，粤汉铁路和湘黔铁路株洲至娄底段相继建成通车，铁路运输枢纽开始形成。优越的交通运输条件吸引了大批政府要员、有识之士和实业家。民国25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开始规划以建设钢铁、汽车、化工、兵工、机车工厂为主体的株洲工业区。当年，交通部在田心车站北（今株洲市东区地）征地建设株洲机厂（该厂曾使用过株洲机厂、株洲铁路工厂、株洲机车车辆工厂、田心机车车辆工厂、田心机厂、株洲电力机车工厂等名。）；军政部在董家塅（今株洲市南区地）征地兴建第十一兵工厂（该厂曾使用过第十一兵工厂、株洲兵工厂、中南军政委员会株洲兵工厂、中南兵工局七一兵工厂、中央兵工总局中南兵工厂株洲二八二厂、国营三三一厂、国营湘江机器厂、国营红湘江机器厂、国营湘江机器制造公司、国营南方航空动力机械公司等名称。）；中国汽车制造公司选定报亭子（今株洲市北区地）为厂址建设中国汽车总厂，设想建成“株洲汽车城”。民国26年初，由中国汽车制造公司与株洲机厂合作，在操坪（今株洲市南区地）建发电厂，并已开始发电。民国27年，永利久大化学工业公司在贺家土（今株洲市北区地）征地，筹建水泥、玻璃、硫酸铔和炼焦厂，设想建设“株洲化工城”。由于铁路通车，多家工厂建设工作同时开工，各地营造厂商及建筑队伍数万人汇集株洲镇。围绕株洲机厂、第十一兵工厂2家工厂施工，出现了田心、卫门口2个新的集镇，形成以株洲南站为中心，以粤汉铁路为纽带，长达14公里的带状工业区，在建区（已征购土地开始施工的部分）面积约10平方公里。这是株洲继1000多年前作为建宁县县城后进入的又一个兴盛的时期。
但是，好景不长。“芦沟桥事变”后，日军不断南侵，株洲镇刚刚起步的工厂，有的外迁，有的停建。日军侵华战争期间，株洲镇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株洲镇被日机轰炸近千次，市面（其时株洲是湘潭县的一个镇，但历史上一直有把株洲称为市的习惯，系指株洲市场，与现在作为城市的“市”有别。）房屋炸毁12983间，占市面房屋70%，仅存的5565间亦残破不堪。据初步统计，日军陷境期间，醴陵县、攸县、茶陵县、酃县4县因战争死亡33586人，伤57618人，直接经济损失5436亿元（法币）。为阻止日军深入，铁路设施被迫全部拆毁。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境内人民奋起反抗侵略，保家卫国，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铁道运输司令部与铁道部在株洲镇联合设立江南调度总所，株洲镇成为抗战初期江南铁路运输的指挥中心。日军犯境，有识之士并未放弃工业株洲的理想。民国27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聘请外国专家到株洲镇考察，声称要将株洲镇建成“东方的鲁尔区”。民国28年，国民政府又派员作过工业株洲的规划。抗日战争胜利后，株洲镇各行各业破败凋零，一蹶不振，少数几家工厂虽力图复兴，但起步维艰，国民政府规划的工业株洲蓝图终成泡影，湖南省政府技术小组于民国36年拟定的株洲工业区建设计划也无法实施。民国37年1月12日《中央日报》在“再论工业区的湖南”的社论中慨叹：“株洲工业区的倡始，虽远在十年以前，而由于战乱的影响，使田园仍在荒芜，计划仍在纸上。” 1949年8月3日，株洲乡宣告解放。其时除田心机厂、株洲兵工厂2个工厂区外，株洲集镇建成区仅1.5平方公里，约7000人口。只有2条麻石街和1条由董家塅至湘江边的砂石马路，13个私营工场和245户手工业户，从业人员465人。街道两边房屋门面墙壁多是木框加竹篾皮上糊泥巴，风雨飘摇。街头巷尾，晴灰雨泥，浊水横流，满目疮痍，一片荒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株洲开始新生，进入历史上的第3个兴盛时期。中共和国家十分重视株洲市的建设和发展，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华国锋，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李先念、杨尚昆，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叶剑英、彭真、万里、乔石，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等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频频来株洲市及境内各县视察。
1950年6月，湘潭县下设株洲镇。1951年7月，株洲镇从湘潭县划出成立专辖市，1953年被列为全国工业重点建设城市之一，安排兴建一批部属、省属工业企业。国民政府未能实现的工业株洲的蓝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起步。湖南省成立潭株工业建设规划委员会，株洲市成立城市建设委员会，着手对株洲市城市建设进行规划。1954年，由国家城建、重工业、化工、建材、铁道、水电等8个部的有关专家组成中央联合工作组和苏联专家组一起汇集株洲市，选定城市规划方案。1955年，经国家建委审定批准实施。规划既定，已经兴起的建设大规模进行，北京、沈阳、鞍山、武汉、长沙、衡阳、湘潭等地的建设大军陆续汇集株洲市，实力雄厚的湖南省第五建筑公司、湖南省工业设备安装公司、湖南省火电安装公司、中国有色冶金三建二公司等都在株洲市建立基地，市建筑工程公司也相继组建，形成一支数万人的建设大军，夜以继日，奋战在工地。1955年底，城市楼群和各家厂房突兀而起，道路、防洪、排渍、供水、排水、园林、绿化、供电、医疗、商业、服务、教育、文化等基础设施、配套设施、公共设施，本着为工业建设创造条件、为工业建设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的宗旨，先后被提上日程，相应进行建设。
境内农村在土地改革后，逐步发展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实行集体化。1956年全部完成对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实现了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
1956年，株洲市升格为地级市，直属湖南省领导。由于大工业项目的增加和地方工业的大批兴建，城市规模迅速扩大。1959年，全市面积扩大到2026平方公里，人口达到61.40万人。1960年，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27.98平方公里。道路、自来水、公共交通等城市公用事业迅速发展。1965年4月，析株洲市郊区部分土地置株洲县，直属株洲市领导。“文化大革命”减缓各项建设事业进程。人们以各种形式抵制干扰和破坏，各项事业仍缓慢前进。农业生产连年稳产高产，农村围绕农业办工业，大批为农业服务的“五小”工业乘城市大工业“停产闹革命”而起。城市大办中小企业，到1977年，中小企业发展到385个，地方工业产值比1959年增长6.5倍。国营大中型企业取得一批重要成果。1983年，实行市管县体制，划入醴陵县、攸县、茶陵县、酃县，辖区面积扩到11278.77平方公里，人口308.12万人。1988年，株洲大桥建成通车，将河东城区与河西农村连成一片，城市建设向河西延伸。
进入80年代后，实行改革开放，工业长足发展，农业全面、迅速发展。为把交通优势和工业优势转化为流通优势，中共株洲市委、市人民政府花大气力，进一步发展城市公用事业，煤气工程建成投产，供水、公共交通、城市道路、园林绿化突飞猛进。同时采取多种措施发展商业服务业，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亦得到同步发展。1990年，株洲市辖株洲县、醴陵市、攸县、茶陵县、酃县和东、南、北、郊4个区，总人口3495714人。其中株洲市区人口57.32万人。株洲市城区有主次干道27条，总长89.94公里。株洲市城区人均住房面积7.96平方米，比全省城镇人均居住面积高0.96平方米，比全国高0.86平方米。3个自来水厂日供水能力115万立方米，占湖南省6个省辖市自来水公司供水总量的一半，居全国大中城市第7位。全市工业总产值居全省各地州市第2位。株洲市成为中等工业城市，被誉为中国江南的一颗明珠。
总述三
历史上，境内工业小有名气。东汉初，醴陵县就有规模较大的陶器作坊。醴陵县瓷器之名仅次于中国瓷都江西景德镇，早在民国初期即获武汉劝业会、南洋劝业会、意大利都朗博览会和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一等奖、最优奖和金牌奖，享誉世界。唐代，醴陵县开始生产爆竹，清光绪年间开始出口，民国15～17年，年产量10万箱，与中国鞭炮之乡浏阳县并驾齐驱。宋末元初，茶陵县成为全省3大印刷中心之一。清咸丰、光绪年间，茶陵县、攸县铁矿石开采和炼铁业比较发达，攸县铁产量居全省产铁县之首。
民国25年，国民政府规划建设株洲工业区，多家工厂在株洲镇征地施工。因饱受战争摧残，已建者或停或徙，胎动者更无法付诸实行，至1949年，仅存株洲机厂、株洲兵工厂、中国汽车制造总厂、永利久大化学工业公司的部分厂房和设施。此外还有一些手工作坊，工业固定资产原值2000万元左右（1980年不变价，下同）。
1950～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通过“以工代赈”等办法把手工业工人从饥饿中拯救出来，恢复生产。
1953年起，国家实行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把株洲市列为全国8个重点建设城市之一，国家安排的重点建设项目，株洲市有5项。全国694个限额以上项目安排在株洲市的有7项。大工业建设促进了地方工业的发展。中共株洲市委、市人民委员会制定“以支援大工业基本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抓住有利时机，大办建筑材料工业。至1957年，5年内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54亿元，新增固定资产1.2亿元。在固定资产投资中，重工业投资占95.5%。全市工业职工人数激增至5.3万人，有5个限额以上项目和一批地方小型企业相继投产，当年完成工业总产值1.1亿元，比1952年增长3.9倍。列入国家计划考核的地方工业产品品种由7种增加到17种。三三一厂在边扩建边维修的同时，研制成功中国第1台航空发动机，结束中国不能制造飞机的历史，中共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在给该厂的贺信中评价为“建立我国的飞机制造和增强国防力量上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一五”计划提前完成，为“二五”计划时期株洲市工业大发展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二五”计划时期是工业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一批部、省属骨干企业新建扩建工程相继竣工投产。株洲机车车辆修理厂于1958年成功制造出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能够生产的中国第1台电力机车，为开创中国电力机车新兴工业史谱写光辉一页。围绕部、省属大企业，积极兴办地方中、小工业企业，建材、钢铁、机械、轻纺工业迅速发展，100多个地方骨干企业相继诞生。1960年，全市工业企业发展到768个，当年完成工业总产值7.27亿元，比1957年增长5.6倍，其中重工业占85%。境内各县亦掀起“全民炼钢铁”、“全民办工业”热潮，一时间，土炉林立，各类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酃县小水电建设也开始起步。
由于“大跃进”急于求成，工业速度发展过快，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工业原材料、能源供应不足。一批一哄而起的地方工业企业，资金不足，技术缺乏，产品质量低劣，销路不畅，严重亏损。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给重点建设项目造成困难。国家连续3年遭遇严重自然灾害，农业欠收，生活物资供应紧张，城市居民生活困难，急需加强农业第一线。于是境内在“大跃进”中兴办的企业部分下马，一批工人离厂归田，称之为“精简下放”。1962年，工业总产值下跌至2.38亿元，比1960年下降67%。
三年调整时期（1963～1965），贯彻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消除“大跃进”消极影响，纠正片面追求发展速度的倾向，工业转向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的轨道，生产回升。
至此，株洲市的工业布局逐步形成，在地域上，形成7个工业区，占地约40平方公里。在工业门类上，形成机械、冶金、化工、建材、煤炭、电力、纺织、轻工、制药等行业。在产品结构上，全市工业产品4000余种，主要有；航空发动机、铁路机车、铁路货车、硬质合金、电解铜、电解铅、氮肥、硫酸、盐酸、烧碱、苎麻织品等，其中航空发动机、电力机车、硬质合金填补国内空白。
“文化大革命”对工业生产产生严重冲击与干扰，减缓工业发展步伐，10年没有上一个新的大项目，许多老企业停滞不前，不少工人“停产闹革命”，生产秩序混乱，国家计划无法完成，工业经济损失5亿元以上。绝大多数工人和革命干部一起，坚持“工业学大庆”，职工学“铁人”，坚守岗位，努力生产，与“停产闹革命”的逆流相对抗，工业生产在动乱中缓慢发展。第一、地方工业上了新台阶。1966～1975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5亿元，兴办塑料、电子、化纤、仪表等一批地方工业。第二、合成氨、尿素大批量投产。硅整流元件和装置、可控硅元件、雷达天线反射体、305炮瞄雷达整机、大功率短波天线单端交换开关问世，电子工业在株洲市已成为有影响的后起新军。收音机、电风扇相继投产。电锌、棉纱、搪瓷等新品生产初具规模。第三、境内各县工业获得波浪式发展。一批“五小”（小钢铁、小煤窑、小化肥、小水电、小五金）工业乘机勃起，奠定乡镇企业发展基础。醴陵县瓷业经过3年下跌后基本平稳发展，烟花鞭炮业在发展中，出口量随国内政治形势变化而起伏。1976年，日用瓷和烟花鞭炮出口量分别为6643万件和9.69万箱，分别为1965年的157%和7.2倍。酃县形成县、社、队多层次办小水电格局。各县社队工业初步建立起采掘、建材、烟花鞭炮、陶瓷、机械、食品、化工、造纸及纸制品、竹木加工、冶金、金属制品等名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醴陵县社队工业，发展速度快于其他各县，在省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文化大革命”10年中，工业生产升降交替。1966年完成工业总产值7.17亿元，1968年降到5.47亿元，1970年上升到11.26亿元，1973年上升到15.68亿元，1976年又降至11.95亿元。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工人阶级以极大热情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抢回来，1978年工业总产值达到18.6亿元，比历史上最高的1973年净增2.9亿元，提高18.5%。
此后，在改革、开放、搞活的总方针指引下，解放思想，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推行厂长负责制，实行劳动、人事、工资3项制度改革，不断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抓紧技术改造，推动工业经济发展。
1978～1990年是株洲市工业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主要有以下5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通过技术改造，增强经济实力。1979～1990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9亿元，主要用于技术改造、产品升级换代、发展优势产品和开发新产品。株洲电力机车厂、株洲车辆厂、株洲冶炼厂、株洲化工厂、株洲硬质合金厂、株洲轮胎厂、株洲电焊条厂、株洲塑料厂、醴陵国光瓷厂等一大批老企业经过技术改造，生产能力和产品质量大幅度提高。电力机车在全国独一无二，硬质合金、有色金属、金鸡牌电池、醴陵陶瓷和烟花鞭炮在世界享有盛誉，硫酸、塑料制品等在国内占有重要地位。五三机械厂、中南无线电厂、湘华机械厂、乳胶研究所等部属“三线”企业迁入，进一步增强株洲市工业实力。
二是轻纺工业在调整中获得发展，轻工业比重明显上升。中共株洲市委、市人民政府认真贯彻中共中央调整方针，制订发展轻工业7条优惠政策，改变重重轻轻局面，给轻工业注入活力，新建、扩建、改造株洲市麻棉纺织厂、株洲苎麻纺织印染厂、株洲市肉类联合加工厂、株洲市床单厂、株洲市抽绣总厂等一批轻纺工业企业，株洲市电扇总厂、株洲市啤酒厂、株洲市制革厂、株洲市布鞋厂等企业都在这一时期开创新局面。1988年，全市轻纺工业总产值达到16.7亿元，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32%，轻纺工业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比1979年上升8个百分点，轻纺工业本身总产值在这段时间增加2.34倍。由于企业素质、竞争实力、国内国际市场等多方面原因，1988年后，轻纺工业连年下降，1990年总产值下降到13.3亿元，在全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亦下降到26%。少数企业由于引进失误，造成被动局面。
三是产品结构得到合理调整，质量提高，出口产品增多。工业部门围绕国内外市场需要，淘汰一批工艺落后、花色陈旧、档次低、效益差的老产品，开发出适销对路的新产品和更新换代产品。苎麻布、麻沙线、日用瓷、烟花鞭炮、塑料制品、搪瓷制品、卫生纸、玻璃纸、电池、灯泡、药品、饮料等新花色新品种大量涌现，产量产值迅速增加。航空航模发动机、电力机车、全钢铁路货车、硬质合金、铜、铅、锌，火花塞，电焊条、轴承、轴瓦、汽车配件、平板玻璃、压花玻璃、玻璃纤维、夹丝石棉瓦、化工设备、钛白粉、化肥、农药、二氧化硫、草酸、硫酸、烧碱等产品，质量稳定提高，品种增多，形成“拳头”产品，摩托车、自行车、电视机、电子计算机等，也相继开始生产。工业品出口额大幅度增长，占全部出口额80%以上。陶瓷、花炮、硬质合金、锌、铜、铅、草酸、苎麻织品、皮革制品、抽绣制品、布鞋等，在国际市场走俏，轻纺工业产品出口量大增，1988年全市出口产品产值1.18亿元中，轻纺工业品占40%以上。
四是乡镇工业大发展。1978年，中共株洲市委号召开展“百厂运动”，省财政拨50万元无息贷款扶植社队企业，再度掀起大办社队企业高潮。株洲市城区厂矿企业积极向社队企业扩散产品，帮助社队办厂，把一些适合农村办的小厂下放给社队，把一些在外地加工的产品收回安排到市里社队企业生产，腾出多余的设备和压库原材料支援社队企业。1979年后，社队企业进入上档次、上规模、提高科技含量时期，社队企业获得全面发展。1984年，在改革开放形势推动下，乡镇企业出现乡（镇）办、村办、组办、联办、户办“五个轮子”一齐转新局面。1986～1990年乡镇工业总产值，以年均18.5%的速度递增，1990年，全市乡镇工业企业74109家，从业人员34.21万人，总收入26.45亿元，纯利润17230万元，上交国家税金10757万元。
五是经济效益明显提高。1990年，全市全民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利税总额7.39亿元，10年间年递增率为4.17%，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济效益最好时期之一。酃县建成电气化县，获省政府锦旗。醴陵陶瓷累计外销87个国家和地区。
经过40年建设，株洲市工业已形成以机械制造、有色冶金、化工、建材工业为支柱的，拥有煤炭采选、电力电器、电子仪表、棉麻纺织、塑料、皮革、针织服装、橡胶制品、陶瓷、搪瓷、造纸、印刷、包装、食品饮料、烟花鞭炮、文教用品等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形成以大中型骨干企业为主，以原材料及加工工业为主，以市、县属中小型地方企业及新兴的乡镇（区、街）企业为辅的工业格局，株洲市成为湖南省仅次于长沙市的工业基地。
1990年，全市独立核算工业企业1350个。其中：大型企业21个，中型企业35个；全民所有制企业238个，集体所有制企业1112个；国家一级企业2个（南方航空动力机械公司、株洲硬质合金厂），国家二级企业21个。工业固定资产原值50.43亿元，职工总数29.93万人。1979～1990年，有641种产品被评为国家级、部级和省级优质产品。其中：国家金质奖13个，银质奖37个，部优114个，省优477个。金、银质奖占全省获奖总数的30%多，名列全省第1位。1990年，全市优质产品产值率42.53%，在全国72个主要工业城市中名列第7位。
1990年，完成工业总产值51.10亿元，居全省各地州市第2位。全市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产品销售收入64.15亿元，利税总额7.39亿元。
总述四
株洲赖铁路交通优势而兴工业，赖工业优势而建城市，工业和城市振兴又反过来促进交通邮电事业发展。
50年代初，集中力量医治战争创伤，对铁路干线加固路基，更换失效枕木和带伤钢轨，确保安全畅通。1953年修建株易公路，解决与长沙、湘潭通道，结束株洲市与外地不通汽车的历史。境内各县公路相继修复通车。1954年，铁道部提出株洲枢纽工程总体设计方案，主体工程于1958年6月动工。其时，正值“大跃进”高潮，“全民大办交通”，公路建设进入大发展时期，株洲市至醴陵、浏阳、渌口和酃县至江西宁冈等干线相继修成通车。70年代后，在提高公路等级同时，先后沟通与四邻各县通道，形成以2条国道、7条省道为骨干，连接55条市、县道和纵横交错的乡道，构成四通八达公路网。水路经过开发整治，湘江通航能力由过去枯水期15～20吨木帆船需提驳过滩，到上至衡阳可通100吨级，下通500吨级轮驳船。渌水实现梯级渠化，通50吨级轮驳船。洣水、攸水通航条件均有很大改善。株洲港前后耗资400余万元，开辟永利、铜塘湾和白石港港区，建设各类码头20座，泊位能力由100吨提高到200吨，年吞吐能力由50年代末30万吨提高到200余万吨，成为湖南省8大港口之一。株洲枢纽主体工程进展顺利，1973年7月，一个具有到达、编组、出发3个车场、64.5股道，单向纵列式3级3场的编组站建成投产，缓解运力不足矛盾，成为全国重要路网性编组站，为疏通京广、浙赣、湘黔3线和华东、华南、西南和北至武汉四向车流起巨大作用。与此同时，京广、浙赣、湘黔3线经过更新改造，通车能力大为提高。浏醴、醴茶2条支线也建成通车，各重点厂矿企业修筑铁路专用线，形成纵横交错市区铁路网。铁路机车、车辆亦由进口型逐步向国产化、大功率方向发展。通过“全民大办邮电”，邮电网络基本形成，70年代末，市内电话交换机和各单位内部使用的交换机达到1万多门。
80年代，公路建设以整修既有公路为主，提高公路等级。公路运输事业，打破交通部门独家垄断局面，全民、集体、个体一起上，许多厂矿企业车辆也加入对外承揽业务的运输行列，长期以来运力不足，群众反映“乘车难”、“运货难”等问题逐渐得到解决，并且逐步变为运力过剩。1990年，全市货运汽车总数10509辆，大小客车4090辆，摩托车9657辆，还有1.5万余台拖拉机当作运输工具活跃在全市城乡。全年完成客运量2755万人次，8.02亿人公里；完成货运量3087万吨、9.65亿吨公里。湘江航道经过继续开发，枯水期上至衡阳通300吨级，下通1000吨级轮驳船。株洲港装备了8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的C型15吨级悬臂龙门吊，泊位能力提高至500吨级。洣水、渌水等小河水系运输，因电站建设堵塞航道等多种原因，而让位于铁路、公路运输。
铁路系统，京广、浙赣线普遍换装60公里/米重型钢轨和钢筋混凝土轨枕，机车实现高功率内燃机化，牵引定数提高到3500吨，行车允许速度高达100公里/小时。株洲车站在原址新建，技术等级提高。电脑、电气、红外线、无线传真等技术，在铁路通讯、信号、行车指挥、线路养护、车辆跟踪检测等各个领域广泛应用，生产效率和安全系数大幅度提高。湖南省3个特级站，株洲市占2个，株洲北站成为全国第1个实现中等现代化编组站，日均办理货车13086辆，最高达14693辆，每昼夜接发列车392列，平均每3.7分钟有1列列车到发。编解效率跃居全国同类型编组站之首。1990年，全市完成铁路货运量1454万吨，完成客运量1146万人次。
但是，铁路严重超负荷运行，公路等级普遍偏低，水运潜力有待开发。1986年起，铁道部、交通部、湖南省的主要领导先后考察株洲枢纽、湘江航道和320国道，并作出将株洲北站建成双向3级7场大型编组站，开发岳阳至衡阳1000吨级航道和与之配套的株洲港千吨级泊位，320国道株洲境内按一级公路和二级汽车专用公路标准进行扩建的决策。3大工程完成之后，株洲枢纽编解能力将近提高1倍，成为中国3大编组站之一；千吨级船泊由株洲港受载，远航长江各埠为铁路分流；公路通车能力将成倍增长。
这段时期，邮电通信事业获得长足发展。铁路通信大楼、市邮政大楼、市电业微波大楼、市电信大楼相继建成投产，成为全市通信中心和通往国内外通信枢纽。长途通信传输系统有铁路的300路同轴地下电缆，邮电和电业480路微波，电业以高压电力线为网路的载波通信，明线载波传输由只能开通12路载波机到增开高12路、超高12路、超高24路载波机，构成以有线载波和微波相结合的传输网路；邮电电报传递进入全国自动网，城区和醴陵市的邮电长途电话进入全国自动网，铁路和电业长途电话进入各自系统内长途自动网，电报通信由单一数码传递发展到图、文传真，并可发至国外；国营农村电话由人工向自动发展，全市55个交换点有12个甩掉“摇把子”。1990年，全市市内电话交换机容量和各单位内部使用的交换机容量达到3.05万门，市内电话机总数达到22651部，市邮电局还开办了市内寻呼通信。
总述五
境内农业，种植以粮食为主，养殖以生猪为主。醴陵县在宋初开始种双季稻，是湖南省种植双季稻发源地和中心。醴、攸、茶、酃所产“东湖木”曾大量伐运王室作皇宫建筑栋梁之材。醴陵县、攸县是湖南省生猪主要产地之一。醴陵县黑山羊、攸县麻鸭和辣椒、酃县白鹅、茶陵县“三宝”（白芷、生姜、大蒜）遐迩闻名，内外畅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漫长岁月，农村经济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落后闭塞，发展缓慢，加上战争、自然灾害等影响，农民生活困苦，常感饥寒交迫。一些统治者虽然提出过减轻赋税，奖励农耕政策，使农民休养生息，生产获得短暂发展，但不能解决农民根本问题，农民靠天吃饭，一遇天灾或战争洗劫，则或食树皮草根观音土，或沦为乞丐流落他乡。尤其是清末民国时期，战火连绵，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境内各县均为革命老区，继民国初期南北战争之后，国民政府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多次“围剿”，碉堡林立，步步为营，打家劫舍，放火烧山，闹得民不聊生，农业生产遭到重大损失。其后不久，又受日本侵略军蹂躏，铁蹄所至，屋宇成灰，耕牛被食，妇女遭辱耕夫死，田园荒废无人耕，农村经济遭到全面摧残。
5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农民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生产。随后实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解放农村生产力，开展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推广先进农业科学技术，改良土壤，改进生产工具，推广农业机械，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国家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给予资金、技术、化肥、生产工具上的支持，农村经济全面发展。1957年，全市农业总产值达到2.88亿元，比1949年增长78.7%，年均增长9.8%；粮食总产量61.54万吨，增长1.02倍，年均增长14.6%，增长幅度居全省前列。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增加。1949～1957年间，累计造林面积88.87万亩。1957年生猪饲养量64.8万头，其中出栏23.4万头，分别比1949年增长140%、98.8%，年均增长17.5%、12.4%，发展速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副业产值2006万元，比1949年增加84.2%，年均增长10.5%。农民生活改善。农业社分配社员人均口粮277.60公斤，现金28.70元，家庭副业收入增多，人均口粮比1954年增加30公斤左右。
在“大跃进”中，实行“全党全民办水利”，进行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至50年代末，境内新增蓄、引、提水量7.01亿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和旱涝保收面积分别增加26.49万亩和43.97万亩，初步形成新型灌溉体系。“大跃进”中，实行“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农村主要劳动力多被抽出建土炉、炼钢铁，快要到手的劳动果实无人收获，烂在地里，年景虽好收入不丰。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的“左”倾错误，加上连续3年严重自然灾害，致使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农民生活陷入困境。1961年，全市农业总产值2.33亿元，比1957年下降19.3%；粮食总产量45.46万吨，比1957年减产25.9%；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减少，产量降低；生猪饲养量19.9万头，其中出栏生猪5.05万头，比1957年分别下降69.3%、78.5%，比1949年分别下降27.6%、57.2%。同年，解散公共食堂，重新给社员分配自留地，允许社员经营家庭副业，农民很快度过难关，恢复元气。
在1962～1965年调整时期，调整农业生产关系，人民公社由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改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多方面扩大生产队自主权，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农村经济逐渐复苏。1965年，农业总产值3.18亿元，比1961年增长36.4%；粮食总产量62.86万吨，略高于1957年，比1961年增长38.28%；经济作物恢复到1957年水平；生猪饲养量78.4万头，其中出栏34.2万头，比1961年分别增长2.9倍、5.78倍。
“文化大革命”中，农业生产受到冲击，农村经济没有达到应有发展速度。由于农村经济政策稳定，加之生产力水平提高，主要经济指标增长较快。1978年，全市农业总产值达到6.23亿元，比1965年增长96.12%，年均递增5.31%；粮食生产1973年突破100万吨大关，1978年达到127.16万吨，比1965年增长1.02倍，年递增5.56%；生猪饲养量1978年达196.16万头，其中出栏84.87万头，比1965年分别增长1.61倍、1.54倍，年均增长10.6%、9.5%。累计人工造林394.88万亩。株洲县大办社队林场，营造人工林，形成人工林海，森林覆盖率由1965年14.8%上升到1983年43.2%，朱亭林区被联合国定为人工林观察点。社队企业获得较大发展，1978年完成总产值2.12亿元。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11.90元，口粮355公斤，年消耗猪肉多数达到10.25公斤。部分地区出现建房热，居住条件开始改善。单车、手表、缝纫机这些过去可望而不可及的工业品成为农民追求的“三大件”，结婚则还要加上收音机，号称“三转一响”。
80年代，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农副产品派购制度，调整产业结构，生产力得到又一次解放，广大农民劳动致富积极性高涨，粮食连续几年增产，1984年，全市出现粮食部门“收不下，储不了”的农民“卖粮难”。夏粮收购期，基层粮食收购点每天都有上百农民排队送粮，有的肩挑车推，有的用手扶拖拉机或由村组集中用汽车送交，甚至出现“走后门”要求粮食部门收粮和采取强硬手段逼迫粮食部门收粮等现象，几千年来没能解决的吃饭问题至此冰消雪化。畜禽蛋鱼也高速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经济出现空前活跃。1990年，全市农业总产值10.34亿元，比1978年增长66.90%，年均增长5.20%；粮食产量达到169.01万吨，亩产415公斤，其中醴陵市成建制实现水稻亩产过吨粮，成为全省第1个吨粮县（市），也是长江流域第1个吨粮县（市）；经济作物播种面积41.38万亩，占总面积7.1%，所占比重为历史最高年份；林业方面，1981～1990年间，造林面积300.12万亩，掀起消灭宜林荒山“灭荒”达标高潮；生猪饲养量324.32万头，比1978年增长65.3%，年均增长5%；乡镇企业总产值26.10亿元，比1978年增长11，6倍。产业结构得到较大调整。由于取消集体林区木材统购，开放木竹市场，建立林业生产责任制；大力扶持畜禽生产，取消生猪、鲜鱼、家禽、禽蛋派购，放开价格，允许自由流通；鼓励和支持农户发展庭院经济，开展多种经营，提倡市场导向，讲求经济效益。1990年，全市种植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由1978年69.5%下降到59.2%，林、牧、副、渔业比重分别为5%、24.9%、8.2%、2.7%，合计比重为40.8%，比1978年上升10.3个百分点。同时，带来工、商、运、建、服5业的全面发展。1990年，全市完成农村社会总产值43.09亿元，其中农业社会总产值21.34亿元，占49.5%；工、商、运、建、服5业合计产值21.75亿元，占50.5%，从而改变农业经济结构单一格局。经济效益提高。1990年，全市完成农业净产值14.72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69%，比1978年增长0.2%。每个农业人口平均创造农业产值373元，生产粮食609.5公斤，生猪1.17头，年均增长3.88%、1.44%、3.1%。每亩耕地提供农业产值425.1元，种植业产值251.2元，年均增长5.5%、1.33%。乡镇企业完成总收入26.45亿元，获纯利润118175元，比1978年分别增长11.24倍、6.75倍，利润率9.06%。生产发展使农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改善。1990年，人均纯占有粮食457.1公斤，人均纯收入656元。收入增加，农民的食物消费结构、居住条件、衣着、日用品消费发生较大变化，彩电、冰箱、电风扇、洗衣机、摩托车、收录机等高档消费品进入部分百姓家。通过经商办企业，出现一批富裕户，但一部分偏僻山区的农民仍然比较贫困，政府组织的扶贫工作正在抓紧进行。
总述六
株洲是通闽、粤、吴、楚的要津，四方客商往来云集之地，故而一直是湘潭县的商业重镇。南宋，朝廷在此设酒场官，可见市面繁华。清顺治七年（1650），江西商人在此修建商业码头，商业进一步发展，木材、茶叶、稻米、肉、禽、蛋、瓷器、鞭炮、夏布、土纸等贸易居湘潭县城以外各镇之首，粮食贸易仅次于湖南4大米市之一的易俗河。道光年间，辟有建宁、白石港、霞湾3大码头，逆湘江而南，商船直达郴州，转道骑田岭经北江船运至广州，湘东南各县煤炭、矿砂、木材、楠竹、茶叶、稻米、茶油、枯饼、石灰、瓷器、鞭炮、生猪、禽蛋、土纸、干辣椒等多经株洲集散。鸦片战争后，清廷被迫开放五口通商，外国商品通过广州流入境内城乡，境内土特产品开始输出国外。
随着铁路兴修和现代工业兴起，株洲商业随之进一步发展，以木材经营规模最大。后遭日本侵略军洗劫，店铺化为灰烬，商人逃命四方。抗战胜利不久，又受国民党南窜败军蹂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仍是一派凋零败破景象。1949年8月，株洲镇有私商351户，1134人，经营规模都不大，以农产品为主，有粮食、竹木、南货、百货、胪陈、中西药材、钟表照相、饮食服务、旅店等业。
50年代，人民政府先后创建国营贸易，百货、粮食、煤炭、石油等商业公司。其时，株洲市现代工业象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中共株洲市委制定“商业以支援工业基本建设为中心，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为消费者服务”的方针，工业基本建设到哪里，商业服务就跟到哪里，商品就供应到哪里，商业得以迅速发展，市场繁荣，物价稳定。1957年全市商品零售额3747万元，比1952年增长285%。但商业网点不足，群众购买不便。对外经济贸易工作进入空前活跃时期。1950年出口收购额占全市工农业总产值的2.30%，占全省出口收购总额的31.80%。与此同时，掀起了第1次引起外资、技术高潮。50年代，借用外国贷款1694万卢布，兴建5个工业项目。1960年出口收购额2908.58万元，占境内农业总产值的3.04%，占全省外贸出口收购总额11.62%。
60年代初，由于自然灾害影响，加上大跃进失误所造成的后果，农副产品收购量减少，对城市人口的主副食品粮、油、肉、蛋、鱼、蔬菜等的供应量随之减少，供应不足，物价上涨，居民生活困难。经过3年调整，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对粮、油、蔬菜、棉布等18种生活必需品实行平价定量供应，保证居民的基本生活，促进经济复苏。“文化大革命”中，出现否定商品经济，抑制商业发展的浪潮。再次出现群众“买东西难、住房难、吃饭难、理发难”现象。但商业职工坚守岗位，努力保障市场供应，1975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1965年增长107%，商品价格和市场供应基本稳定。1971～1978年，外贸收购额连续8年增长，1978年达到1.07亿元（其中农副产品只占22.38%），占工农业总产值4.33%，占全省外贸收购总额15.20%。外贸收购商品90余种，其中100万元以上的18种，大米、烟花、鞭炮、陶瓷、电锌5大产品出口收购额超过1000万元。
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对商业结构调整，恢复和发展集体、个体商业和经营网点，开办贸易中心和批发市场，调整部分计划商品供应方式，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多条流通渠道和少环节的流通体制逐步形成，先后建成供销大厦、庆云大厦、工业品批发大楼、烟草大楼、株洲大酒家、钟鼓岭农贸市场、芦淞路服装市场，扩建了株洲市百货大楼，这些市场的新建和改扩建，使株洲市商业辐射力大为增强。1990年，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6.67亿元，其中株洲市区11.10亿元。比1979年增长3.69倍，平均年递增14.6%。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营占40.8%，集体占34%，个体占25.2%，市场商品丰富，购销活跃，网点增多，群众称便。
与此同时，对外经济贸易发生重大变化。改革开放政策使中断了几十年的外资利用、技术引进得到恢复，并逐渐形成建市后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第2次高潮。1986～1990年，全市批准利用外资2710万美元，引进技术设备总用汇1248万美元，获得世界银行、亚洲银行和外国政府贷款2141万美元。向国外承包工程、劳务输出、援助和受援等工作相应展开。出口货源扩大，出口商品品种发生新的变化。1984年1月，株洲市被列为全国33个出口商品生产综合基地之一，市人民政府制定综合基地规划，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成立出口商品基地建设支公司，专抓基地建设，鼓励提供出口货源。1985年，全市重点确定和建立起130多家出口商品生产基地，1987年有27家出口商品生产单位被湖南省人民政府列为第1批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出口基地提供的货源占全市总出口收购额的比重由1983年20%提高到80%。出口商品结构由以农副土特产品为主向以工业品为主转化，由以原料性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制成品和精加工产品转化，大宗骨干商品增多，高亏、值小、缺乏竞争力、国际市场滞销商品逐渐淘汰。在择优汰劣的同时，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开发适销对路、成本低、创汇高的商品出口。市成立对外经济贸易公司，享有直接进出口贸易权，株洲硬质合金厂等一批企业被批准自营出口。1990年，各出口商品生产企业累计提供出口货源3.77亿元，占全市工农业总产值5.33%。年底，全市拥有出口供货额过1000万元的出口基地企业10家，过500万元的13家。收购出口的商品150多种，供货额在100万元以上的近50种。工业产品出口收购额（供货额）3.48亿元，占全部出口收购额92.5%。出口商品远销亚、欧、非、拉美、澳5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
总述七
自唐至清1000多年间，境内一直是教育昌明之地。北宋时，各州县均设县学。南宋，湖湘学派传播各地，书院勃然兴起。宋代，湖南建有书院64所，境内8所，占全省八分之一；湖南进士及第936人，境内89人，约占全省十分之一。元、明两代，官学盛行，书院兴废无常。清代，书院、学宫、私塾大量兴办，新式学堂和职业教育开始普及到各县，幼儿教育、小学教育、普通中学教育均开始兴办。民国时期，战事频繁，境内教育历经几度兴衰，由于社会团体、宗族纷纷出资办学，教育事业仍有较大发展。1949年，境内共有中学18所，师范学校2所，职业学校3所，小学1872所，中、小学在校学生95211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近50%。
教育的发展促进了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各项事业发展。清光绪年间（1875～1908），醴陵县烧出国内前所未有的釉下五彩瓷。本世纪30～40年代，引进先进工业科学技术及设备。现代农业技术开始起步，化学肥料开始试用。革命的文化工作活跃。卫生事业兴起亦早。明洪武年间，醴陵县出现官办惠民药局。清中叶，西医传入境内。民国时期，官办卫生院有所增加。体育有武术、气功等民间自发的体育活动。民国9年始，境内各县纷纷办报，抗战时期，发展到数十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教、科、文、卫、体事业随着经济建设发展而相应发展，大体经历了4个阶段：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57年为恢复、初建、发展阶段。接管、改造原有学校，教育事业有较大发展。科技有了良好开端。试制成功中国第1台航空发动机、第1台航模发动机、第1台摩托车发动机、第1辆微型汽车，国内第1条硬质合金生产线试车投产。文化工作开始普及。一批文化馆、电影院、剧院、新华书店相继建立；市、县成立专业剧团或文工团；广播事业起步；《株洲日报》创刊。卫生工作发展较为迅速。市、县卫生管理机构相继建立，爱国卫生运动展开，各县办起卫生学校，各公社都建立卫生院。株洲市立医院（后改名为株洲市立一医院）、株洲市中医院先后建成。体育工作开始起步，体育活动由自发状态步入有组织有领导轨道，“劳卫制”达标锻炼形成热潮，职工体育运动兴起。
1957～1966年为曲折前进阶段。1958年，掀起“教育大跃进”，至1960年，境内全日制学校增至3177所，在校学生增至364957人，教职工增至13149人，一批不能胜任教育工作的人被吸收到教师队伍中。教育超越国民经济承受能力，师资、经费、校舍、设备奇缺，加上片面强调教师和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大量占用文化教育课时，以致教育质量下降。经调整，才进入正常发展轨道。1965年，全日制学校在校学生393933人，平均每万人中有在校学生1818人。期内，科学技术事业蓬勃发展，科技管理机构先后建立，建起一批科研所和学会。国产第1台电力机车合作研制成功；集中作业高强度采矿法试验成功；流态化（沸腾）净化除铜装置试验成功；在世界上首创人造金红石，并建成国内第1条人造金红石生产线。文化事业进一步发展，文化设施迅速增多，专业剧团演出质量不断提高，城乡群众文化活动日趋活跃，一批文艺作品问世。体育事业大发展，职工体育在省内较有名气，农民体育在全国颇有影响。市体育代表队参加湖南省第一、二届运动会获团体总分第2名。有的运动员在国内外重大比赛中，取得较好的成绩。
“文化大革命”使教科文卫体事业元气大伤，是遭受挫折的阶段。首当其冲的是教育。教师队伍受到摧残。学校实行“停课闹革命”，复课后又实行“开门办学”，让“贫下中农占领讲台”，不要课本，讲阶级斗争，讲种田经验，造成一代人知识贫乏。运动后期，又盲目推行普及教育，教育再次冒进，致使学校急剧增加，办学条件缺乏，教学质量普遍降低。科技管理机构瘫痪，科技人员下放劳动，但科技工作者为国分忧，顽强拼搏，取得一批重大成果。如：国内首创离子氮化工艺及其设备；研制成功全液压凿岩台车；研制成功035型钳夹式货车，填补国内新型长大货车空白：研制成功双梁开合式架桥机，使国内桥梁施工技术获得重大突破；研制成功国内第1台工业燃气轮机和国内第1台最大军用运输飞机动力——涡桨6；研制成功国内最大的电容式储能焊机。农业开始大面积推广杂交晚稻，使水稻生产出现新的突破。76项科研成果获全国科学大会奖。文化工作进入死胡同。群众文化被“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取代，市、县剧团改为文工团或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反来复去演8个“样板戏”，唱“语录歌”，文艺创作中断。医疗卫生事业贯彻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组织人员下乡，充实农村卫生技术力量，在农村大办合作医疗，使农村缺医少药情况得到改观，深受社员群众欢迎。城区医院医疗技术水平和医疗质量提高，医疗作风改进，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得到发扬。体育则以军事体育最为盛行，传统武术、气功被禁锢。1974年，酃县建成黑白电视差转台，电视开始起步。
1977年后为改革振兴阶段。教育领域全面拨乱反正，恢复和健全正常教学秩序及各项合理规章制度，全面实施普及初等教育和9年制义务教育，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努力发展高等教育、特殊教育、成人教育。1990年，全市普及初等教育全部验收合格；株洲市城区实现普及9年义务教育，跨入全省先进行列。全市有各级各类学校2920所，在校学生576919人，教职工34567人（不含幼教及成教师资）。形成一个包括基础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在内的全日制学校教育体系和一个遍及城乡的成人教育网。80年代，是科学技术事业大发展时期。科技工作更趋活跃，组建起科学技术顾问团、科普活动网、科技情报网、外文科技资料查阅网、大型精密仪器协作网、计量器皿检修网。通过科技体制改革，加强组织建设与队伍建设，科学技术发展出现新飞跃。微电脑、激光、生物工程等新技术的引进与推广，系统工程，交叉科学、信息处理等科学在生产和科技管理中的运用，使现代科学技术达到一个新水平。国内第1条面包生产自动线、第1条弹条自动生产线和第1条中密度纤维板生产线等的研制成功，标志着株洲市的科学技术新水平。文化工作异彩纷呈。株洲人民广播电台重建；株洲电视台建成，加上电视转播台57座，卫星电视地面站70座，企业有线广播电视台5座，有线电视168家，形成全市城乡电视网，电视覆盖率90%以上；报业空前繁荣，数量多，门类齐全；电影院座位数19104个，另有大批工矿企业俱乐部遍布各地，大批流动放映队活跃城乡，全市电影放映网基本形成；炎帝陵修复工程主体部分竣工，为海内外炎黄子孙谒祖祭奠提供理想场所，前来认祖者络绎不绝，株洲市知名度由此得到提高；空灵岸、灵龟寺等一批名胜和宗教胜地先后整修向游人和朝拜者开放；群众文化活动空前活跃，歌舞升平，反映出宽松、和乐气氛；文艺创作取得一批成果。医疗卫生事业登上新台阶，株洲市成为全国卫生达标市；甲类传染病绝迹；1990年，全市有卫生机构736个，病床9246张，卫生技术人员11651人。但农村合作医疗这一深受群众欢迎的制度基本中断。体育工作转向全民健身；传统武术获得新生；气功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成为祛病强身法宝之一；职工体育跨入全国先进行列。桥牌、伤残人运动员跨出国门，走向世界。但80年代后期，竞技体育水平下降。
总述八
八境内地灵人杰。晋蜀郡成都人杜轸任建宁县令，为政清廉。南朝陈吴兴人章华任建宁县令，正直敢言，因上疏力谏陈叔宝而被诛。醴陵籍南宋名臣吴猎、杨大异、皮龙荣、丁应奎直言陈谏，铮铮铁骨；茶陵籍明清2代4个大学士刘三吾、李东阳、张治、彭维新政绩显赫。特别是李东阳，在中国文学史上创立“茶陵诗派”，饮誉文坛。与此同时，社会各界涌现一批著名专家、学者。
境内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重要组成部分和毗邻地区，各县均被国家认定为革命老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抛头颅，洒热血，与国内反动派和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被认定为革命烈士者11234人。在革命斗争中，一方面，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脱颖而出。另一方面，锻炼了几代人，培育出人民政权的一批重要领导骨干和人民军队的一批优秀指挥员。有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第一批党员何孟雄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李立三，军事家左权、蔡升熙，党和国家领导人谭震林、耿飚、杨得志，有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宋时轮等。1964年以前，有41人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军衔，其中上将3人，中将10人，少将28人。程潜、陈明仁等国民党军政要人，在历史发展关键时刻，识时达务，高举义旗，为人民少受战争苦难作出了贡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更是英模辈出，名人成群。人以地名，地以人名，故园桑梓养育出名人，名人为故园桑梓增色，鼓励后来者奋发向上。
千百年来，历经沧桑。人们在这一方土地上，繁衍生息，开拓耕耘，用汗水，用智慧，用热血，推动历史前进，涌现出几多叱咤风云的风流俊杰，产生过几多惊天壮举。尤其是在现代，株洲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推翻旧制度，建立新政权，进行艰苦奋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株洲市人民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努力建设新生活，把株洲市建设成为一个在省内举足轻重，在国内有一定影响的中等工业城市，并在一些方面已经走向世界，成绩巨大。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涌现一些政绩显赫的领导者和许许多多对株洲市作出卓越贡献的普通劳动者，他们的精神将和他们的名字一样，永存于株洲市历史的辉煌篇章之中。
株洲市位于湖南省东部、湘江下游、罗霄山脉西麓、南岭山脉至江汉平原的倾斜地段上。东邻江西省的萍乡市、莲花县、永新县、宁冈县、遂川县、井冈山市；南连郴州地区所辖的桂东县、永兴县、资兴市；西接郴州地区所辖的安仁县、衡阳市所辖的衡东县和湘潭市及所辖的湘潭县；北依长沙市所辖的长沙县、浏阳市。株洲市区距省会长沙市仅50公里。地理坐标是：东经112°57′30″～114°07 15″，北纬26°03′05″～28°01′27″。东西最宽处88.75公里，南北最长处219.25公里。1990年总面积11278.77平方公里，占湖南省总面积5.32%。其中，株洲市区面积427平方公里，城区面积41.47平方公里。总人口3495714人。
地貌结构以山地为主，占总面积的41.96%。总的地势特征是东南高，西北低。北、中部谷岭相间，盆地呈带状展布，盆地中岗丘镶嵌，小平原穿插于山丘之中，平原、岗地、丘陵、山地呈阶梯式排列。山高，坡陡，谷深，脉络明显，河、溪落差大，峡谷多，瀑布、跌水较为发育，水能资源丰富，为农村小水电建设提供了天然条件。境内属中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气候温暖，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无霜期长。年平均气温17℃～18℃。年降水量平均在1348～1490毫米之间，受季风影响，雨季和旱季明显，旱涝频率较高，平均每7年有4年出现洪涝，除酃县外，大多10年有8年出现干旱，插花性干旱几乎每年均有发生。境内有长度5公里以上的河流341条，其中30公里以上的19条，100公里以上的7条，均属湘江水系。全市总计拥有水资源644.97亿立方米，人均占有地表迳流量2956.4立方米，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1.14倍，比全省人均占有量低2.7%。
境内地形复杂，地层发育比较齐全，岩浆岩主要为花岗岩侵入体，地质构造具“多”字型特征。主要的土类为红壤，占全市土壤资源面积的47.2%。1990年，全市有耕地243.29万亩，种植业是湖南省稳产高产地区之一。
株洲市是湖南省重要林区之一。林地面积1086.18万亩，占全市总面积64.21%。其中有林地面积637.61万亩。树种106科、269属、884种。有稀有珍贵树种70多种。全市森林覆盖率为41.97%，居湖南省第5位。境内有野生动物141种，其中兽类40种，鸟类61种，爬行类31种，两栖类9种。野生动物中，属国家1类保护的有华南虎等7种，属国家2类保护的有猕猴等15种，属国家3类保护的有数十种。境内矿产资源丰富，已初步查明的有39种，其中煤炭储量1亿多吨，铁矿石1.5亿多吨，高岭土2000多万吨。
境内交通发达。京广、浙赣、湘黔3大铁路干线在城区交汇，株洲枢纽南北东西绵延数十公里，是中国南方最大的铁路枢纽。醴茶铁路贯通南北。市内67条铁路专用线与厂矿企业、铁路系统内部单位相连。1990年，境内铁路线路总延长812.3公里；有营业站（所）31个，其中株洲车站和株洲北站为特级站；株洲枢纽范围内日均接发列车483列，平均每3分钟接发1趟列车；每天途经株洲市的旅客列车148列，平均每10分钟就有1列旅客列车通过。公路有320、106两条国道及三南公路、7条省道以及四通八达的县乡公路编织成公路网，1990年有公路里程3249公里，公路密度每100平方公里为28.5公里，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7倍；乡镇全部通客车，2333个村庄中有2163个通公路。水路交通以湘江航道为主干。湘江水路以株洲市城区客运码头为起点，上距衡阳182公里，枯水期可通300吨级轮驳船；下距湘潭市37公里，距长沙市84公里，枯水期可通1000吨级轮驳船，至濠河口入洞庭湖，连通长江。加上渌水和洣水2大支流，境内通航里程全长285公里。
总述二
远古时期，境内就有先民繁衍生息。考古工作者在株洲县漂沙井黄霞垅磨山，发现6000年前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大溪文化遗址，以及叠压其上的4000多年前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遗址。
三国吴太平二年（257）已有建宁县，县城始设今株洲市区，后迁今株洲县淦田镇。此后，废兴相继，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将建宁县并入湘潭县。
境内地当交通孔道，山灵水秀，历史上诸多名人在此留下足迹。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南征，途经渌口（今株洲县渌口镇）等地。南朝齐司空张岜，挂冠请休，到攸县凉江乡结庐修炼。南朝梁著名药物学家陶宏景在古大桥（今株洲市郊区地）附近隐居。唐名将李靖、尉迟敬德、诗人杜苟鹤，宋宰相张浚、诗人范成大到过醴陵县地。唐诗人刘长卿、诗圣杜甫途经湘江株洲段（今株洲县地），留下不朽诗篇。唐黄巢军驻军朱亭（今株洲县朱亭镇）、淦田（今株洲县淦田镇）。五代后晋起，历代朝廷派大臣祭祀炎陵，其中明代15次，清代38次。五代后晋春官尚书欧阳启林、元顺天通判霍卷嵩奉命祭祀炎陵后，分别定居酃县钭濑、炎陵山下。唐诗人骆宾王登临酃县十都婆婆仙，留有诗作。宋理学家朱熹、张栻在朱亭结亭讲学，途经株洲，夜宿资福寺（今株洲市南区地）。宋名将岳飞屯兵茶陵，建鄂王城。宋太尉刘锜游览资福寺。宋名将文天祥常住株洲，历时半年。明地理学家徐宏祖游览考察茶陵云阳山等地。
境内亦是兵家必争之地。元末明初，是朱元璋、陈友谅厮杀的重要战场。明末清初，株洲及其周围一带，连年战争，许多战役拉锯其间。明崇祯十六年（1643），张献忠率部攻下长沙，分兵取醴陵县，次年，与明将左良玉战于渌口一带。南明永历二年（1648），明镇将卢鼎、黄朝宣举兵相攻，战于朱亭。同年，明将马进忠与堵胤锡战于湘潭县、株洲，喋血500里，焚掠3月。康熙十三年（1674），吴三桂等“三藩”反清，屯兵仓沙埠（今株洲县地），与清兵战于白关（今株洲县地）、株洲。至“三藩之乱”平定后，市镇十室九空，农村土地荒芜，人民或死于战乱，或逃散者，不计其数，战后幸存下来的农民圈占土地，插草以为标记。吴三桂在衡阳称帝后，清兵从江西萍乡等地进攻湖南，与吴三桂战于白关，吴退守株洲，设伏于黄土岭，大败清军，因名其地为大胜岭（今株洲市南区地）。清咸丰三年至六年（1852～1856），太平天国转战境内各县。民国7年4、5月间，北军湖南督军张敬尧部与南军刘建藩部辗转战于醴陵县、攸县之间的朱亭、渌口、株洲、白关、姚家坝（今株洲县地）一带，大多是南军先掠而过，北军且劫且杀且淫而前。《湘灾纪略》载：“湘省75县，尤以醴陵、株洲最惨”，“株洲繁盛街市，烧毁悉尽。”渌口市场“商务零落，物景萧条。”是役，醴陵县平民被杀2543人，伤1917人，房屋被烧5000余栋。
大革命时期，境内一批在外地求学的进步青年，在“五四”运动影响下，接受马克思主义，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11年7月，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派安源支部书记李立三来株洲考察工人队伍状况，随后又派共产党员朱少连来株洲开展工人运动，发展党员。此后，相继成立株萍路矿工人俱乐部株洲分部、中共安源第七支部、中共八叠乡（今株洲市郊区曲尺乡）支部以及境内各县中共组织。民国15年，北伐军进入境内，工农运动蓬勃展开，在开展政治斗争的同时，还进行禁烟、禁赌、剪发、放脚等革除旧俗以及修路、筑塘坝、开荒等农村建设工作。“马日事变”后，境内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但幸存者仍顽强坚持斗争，恢复党的组织，组织革命武装，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民国16年8月30日，毛泽东到株洲部署株洲暴动。9月11日爆发醴陵暴动、株洲暴动。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开展武装割据，创建包括酃县、茶陵县在内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茶陵县建立井冈山地区第1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在酃县中村开展“插牌分田”，进行土地革命试点；在醴陵县南四区、北二区等5个区35个乡成立苏维埃政府。民国17年初，醴陵县发动2次年关暴动，攸县发动攸南暴动，酃县发动三月暴动，茶陵县组织游击队上山开展游击斗争。4月，中共湖南省委在残梅召开特别会议之后，由朱少连率领一支参加秋收起义的工农武装骨干上井冈山，途经醴陵县时，遭到反动军队拦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失守前后，中共基层组织几经破坏。共产党人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先后建立湘东特委及各县县委，组建上千人的游击队、赤卫队、暴动队，形成小块分散的红色区域。民国19年9月13日毛泽东在株洲召开总前委会议，总结攻打长沙的经验教训。9月14日，在醴陵县召开重建的湘东特委会议，帮助组建湘东独立师，湘东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茶陵县等4县苏维埃政府，帮助4个县的游击队、赤卫队扩充为独立营或独立团，还将攸、茶、酃3县分散的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形成10万人口的湘东苏区。在巩固苏区、支援反“围剿”战争中，境内先后有5000多人参加红军，数千人流血牺牲。
30年代中后期，粤汉铁路和湘黔铁路株洲至娄底段相继建成通车，铁路运输枢纽开始形成。优越的交通运输条件吸引了大批政府要员、有识之士和实业家。民国25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开始规划以建设钢铁、汽车、化工、兵工、机车工厂为主体的株洲工业区。当年，交通部在田心车站北（今株洲市东区地）征地建设株洲机厂（该厂曾使用过株洲机厂、株洲铁路工厂、株洲机车车辆工厂、田心机车车辆工厂、田心机厂、株洲电力机车工厂等名。）；军政部在董家塅（今株洲市南区地）征地兴建第十一兵工厂（该厂曾使用过第十一兵工厂、株洲兵工厂、中南军政委员会株洲兵工厂、中南兵工局七一兵工厂、中央兵工总局中南兵工厂株洲二八二厂、国营三三一厂、国营湘江机器厂、国营红湘江机器厂、国营湘江机器制造公司、国营南方航空动力机械公司等名称。）；中国汽车制造公司选定报亭子（今株洲市北区地）为厂址建设中国汽车总厂，设想建成“株洲汽车城”。民国26年初，由中国汽车制造公司与株洲机厂合作，在操坪（今株洲市南区地）建发电厂，并已开始发电。民国27年，永利久大化学工业公司在贺家土（今株洲市北区地）征地，筹建水泥、玻璃、硫酸铔和炼焦厂，设想建设“株洲化工城”。由于铁路通车，多家工厂建设工作同时开工，各地营造厂商及建筑队伍数万人汇集株洲镇。围绕株洲机厂、第十一兵工厂2家工厂施工，出现了田心、卫门口2个新的集镇，形成以株洲南站为中心，以粤汉铁路为纽带，长达14公里的带状工业区，在建区（已征购土地开始施工的部分）面积约10平方公里。这是株洲继1000多年前作为建宁县县城后进入的又一个兴盛的时期。
但是，好景不长。“芦沟桥事变”后，日军不断南侵，株洲镇刚刚起步的工厂，有的外迁，有的停建。日军侵华战争期间，株洲镇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株洲镇被日机轰炸近千次，市面（其时株洲是湘潭县的一个镇，但历史上一直有把株洲称为市的习惯，系指株洲市场，与现在作为城市的“市”有别。）房屋炸毁12983间，占市面房屋70%，仅存的5565间亦残破不堪。据初步统计，日军陷境期间，醴陵县、攸县、茶陵县、酃县4县因战争死亡33586人，伤57618人，直接经济损失5436亿元（法币）。为阻止日军深入，铁路设施被迫全部拆毁。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境内人民奋起反抗侵略，保家卫国，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铁道运输司令部与铁道部在株洲镇联合设立江南调度总所，株洲镇成为抗战初期江南铁路运输的指挥中心。日军犯境，有识之士并未放弃工业株洲的理想。民国27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聘请外国专家到株洲镇考察，声称要将株洲镇建成“东方的鲁尔区”。民国28年，国民政府又派员作过工业株洲的规划。抗日战争胜利后，株洲镇各行各业破败凋零，一蹶不振，少数几家工厂虽力图复兴，但起步维艰，国民政府规划的工业株洲蓝图终成泡影，湖南省政府技术小组于民国36年拟定的株洲工业区建设计划也无法实施。民国37年1月12日《中央日报》在“再论工业区的湖南”的社论中慨叹：“株洲工业区的倡始，虽远在十年以前，而由于战乱的影响，使田园仍在荒芜，计划仍在纸上。” 1949年8月3日，株洲乡宣告解放。其时除田心机厂、株洲兵工厂2个工厂区外，株洲集镇建成区仅1.5平方公里，约7000人口。只有2条麻石街和1条由董家塅至湘江边的砂石马路，13个私营工场和245户手工业户，从业人员465人。街道两边房屋门面墙壁多是木框加竹篾皮上糊泥巴，风雨飘摇。街头巷尾，晴灰雨泥，浊水横流，满目疮痍，一片荒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株洲开始新生，进入历史上的第3个兴盛时期。中共和国家十分重视株洲市的建设和发展，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华国锋，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李先念、杨尚昆，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叶剑英、彭真、万里、乔石，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等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频频来株洲市及境内各县视察。
1950年6月，湘潭县下设株洲镇。1951年7月，株洲镇从湘潭县划出成立专辖市，1953年被列为全国工业重点建设城市之一，安排兴建一批部属、省属工业企业。国民政府未能实现的工业株洲的蓝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起步。湖南省成立潭株工业建设规划委员会，株洲市成立城市建设委员会，着手对株洲市城市建设进行规划。1954年，由国家城建、重工业、化工、建材、铁道、水电等8个部的有关专家组成中央联合工作组和苏联专家组一起汇集株洲市，选定城市规划方案。1955年，经国家建委审定批准实施。规划既定，已经兴起的建设大规模进行，北京、沈阳、鞍山、武汉、长沙、衡阳、湘潭等地的建设大军陆续汇集株洲市，实力雄厚的湖南省第五建筑公司、湖南省工业设备安装公司、湖南省火电安装公司、中国有色冶金三建二公司等都在株洲市建立基地，市建筑工程公司也相继组建，形成一支数万人的建设大军，夜以继日，奋战在工地。1955年底，城市楼群和各家厂房突兀而起，道路、防洪、排渍、供水、排水、园林、绿化、供电、医疗、商业、服务、教育、文化等基础设施、配套设施、公共设施，本着为工业建设创造条件、为工业建设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的宗旨，先后被提上日程，相应进行建设。
境内农村在土地改革后，逐步发展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实行集体化。1956年全部完成对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实现了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
1956年，株洲市升格为地级市，直属湖南省领导。由于大工业项目的增加和地方工业的大批兴建，城市规模迅速扩大。1959年，全市面积扩大到2026平方公里，人口达到61.40万人。1960年，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27.98平方公里。道路、自来水、公共交通等城市公用事业迅速发展。1965年4月，析株洲市郊区部分土地置株洲县，直属株洲市领导。“文化大革命”减缓各项建设事业进程。人们以各种形式抵制干扰和破坏，各项事业仍缓慢前进。农业生产连年稳产高产，农村围绕农业办工业，大批为农业服务的“五小”工业乘城市大工业“停产闹革命”而起。城市大办中小企业，到1977年，中小企业发展到385个，地方工业产值比1959年增长6.5倍。国营大中型企业取得一批重要成果。1983年，实行市管县体制，划入醴陵县、攸县、茶陵县、酃县，辖区面积扩到11278.77平方公里，人口308.12万人。1988年，株洲大桥建成通车，将河东城区与河西农村连成一片，城市建设向河西延伸。
进入80年代后，实行改革开放，工业长足发展，农业全面、迅速发展。为把交通优势和工业优势转化为流通优势，中共株洲市委、市人民政府花大气力，进一步发展城市公用事业，煤气工程建成投产，供水、公共交通、城市道路、园林绿化突飞猛进。同时采取多种措施发展商业服务业，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亦得到同步发展。1990年，株洲市辖株洲县、醴陵市、攸县、茶陵县、酃县和东、南、北、郊4个区，总人口3495714人。其中株洲市区人口57.32万人。株洲市城区有主次干道27条，总长89.94公里。株洲市城区人均住房面积7.96平方米，比全省城镇人均居住面积高0.96平方米，比全国高0.86平方米。3个自来水厂日供水能力115万立方米，占湖南省6个省辖市自来水公司供水总量的一半，居全国大中城市第7位。全市工业总产值居全省各地州市第2位。株洲市成为中等工业城市，被誉为中国江南的一颗明珠。
总述三
历史上，境内工业小有名气。东汉初，醴陵县就有规模较大的陶器作坊。醴陵县瓷器之名仅次于中国瓷都江西景德镇，早在民国初期即获武汉劝业会、南洋劝业会、意大利都朗博览会和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一等奖、最优奖和金牌奖，享誉世界。唐代，醴陵县开始生产爆竹，清光绪年间开始出口，民国15～17年，年产量10万箱，与中国鞭炮之乡浏阳县并驾齐驱。宋末元初，茶陵县成为全省3大印刷中心之一。清咸丰、光绪年间，茶陵县、攸县铁矿石开采和炼铁业比较发达，攸县铁产量居全省产铁县之首。
民国25年，国民政府规划建设株洲工业区，多家工厂在株洲镇征地施工。因饱受战争摧残，已建者或停或徙，胎动者更无法付诸实行，至1949年，仅存株洲机厂、株洲兵工厂、中国汽车制造总厂、永利久大化学工业公司的部分厂房和设施。此外还有一些手工作坊，工业固定资产原值2000万元左右（1980年不变价，下同）。
1950～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通过“以工代赈”等办法把手工业工人从饥饿中拯救出来，恢复生产。
1953年起，国家实行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把株洲市列为全国8个重点建设城市之一，国家安排的重点建设项目，株洲市有5项。全国694个限额以上项目安排在株洲市的有7项。大工业建设促进了地方工业的发展。中共株洲市委、市人民委员会制定“以支援大工业基本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抓住有利时机，大办建筑材料工业。至1957年，5年内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54亿元，新增固定资产1.2亿元。在固定资产投资中，重工业投资占95.5%。全市工业职工人数激增至5.3万人，有5个限额以上项目和一批地方小型企业相继投产，当年完成工业总产值1.1亿元，比1952年增长3.9倍。列入国家计划考核的地方工业产品品种由7种增加到17种。三三一厂在边扩建边维修的同时，研制成功中国第1台航空发动机，结束中国不能制造飞机的历史，中共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在给该厂的贺信中评价为“建立我国的飞机制造和增强国防力量上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一五”计划提前完成，为“二五”计划时期株洲市工业大发展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二五”计划时期是工业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一批部、省属骨干企业新建扩建工程相继竣工投产。株洲机车车辆修理厂于1958年成功制造出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能够生产的中国第1台电力机车，为开创中国电力机车新兴工业史谱写光辉一页。围绕部、省属大企业，积极兴办地方中、小工业企业，建材、钢铁、机械、轻纺工业迅速发展，100多个地方骨干企业相继诞生。1960年，全市工业企业发展到768个，当年完成工业总产值7.27亿元，比1957年增长5.6倍，其中重工业占85%。境内各县亦掀起“全民炼钢铁”、“全民办工业”热潮，一时间，土炉林立，各类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酃县小水电建设也开始起步。
由于“大跃进”急于求成，工业速度发展过快，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工业原材料、能源供应不足。一批一哄而起的地方工业企业，资金不足，技术缺乏，产品质量低劣，销路不畅，严重亏损。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给重点建设项目造成困难。国家连续3年遭遇严重自然灾害，农业欠收，生活物资供应紧张，城市居民生活困难，急需加强农业第一线。于是境内在“大跃进”中兴办的企业部分下马，一批工人离厂归田，称之为“精简下放”。1962年，工业总产值下跌至2.38亿元，比1960年下降67%。
三年调整时期（1963～1965），贯彻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消除“大跃进”消极影响，纠正片面追求发展速度的倾向，工业转向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的轨道，生产回升。
至此，株洲市的工业布局逐步形成，在地域上，形成7个工业区，占地约40平方公里。在工业门类上，形成机械、冶金、化工、建材、煤炭、电力、纺织、轻工、制药等行业。在产品结构上，全市工业产品4000余种，主要有；航空发动机、铁路机车、铁路货车、硬质合金、电解铜、电解铅、氮肥、硫酸、盐酸、烧碱、苎麻织品等，其中航空发动机、电力机车、硬质合金填补国内空白。
“文化大革命”对工业生产产生严重冲击与干扰，减缓工业发展步伐，10年没有上一个新的大项目，许多老企业停滞不前，不少工人“停产闹革命”，生产秩序混乱，国家计划无法完成，工业经济损失5亿元以上。绝大多数工人和革命干部一起，坚持“工业学大庆”，职工学“铁人”，坚守岗位，努力生产，与“停产闹革命”的逆流相对抗，工业生产在动乱中缓慢发展。第一、地方工业上了新台阶。1966～1975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5亿元，兴办塑料、电子、化纤、仪表等一批地方工业。第二、合成氨、尿素大批量投产。硅整流元件和装置、可控硅元件、雷达天线反射体、305炮瞄雷达整机、大功率短波天线单端交换开关问世，电子工业在株洲市已成为有影响的后起新军。收音机、电风扇相继投产。电锌、棉纱、搪瓷等新品生产初具规模。第三、境内各县工业获得波浪式发展。一批“五小”（小钢铁、小煤窑、小化肥、小水电、小五金）工业乘机勃起，奠定乡镇企业发展基础。醴陵县瓷业经过3年下跌后基本平稳发展，烟花鞭炮业在发展中，出口量随国内政治形势变化而起伏。1976年，日用瓷和烟花鞭炮出口量分别为6643万件和9.69万箱，分别为1965年的157%和7.2倍。酃县形成县、社、队多层次办小水电格局。各县社队工业初步建立起采掘、建材、烟花鞭炮、陶瓷、机械、食品、化工、造纸及纸制品、竹木加工、冶金、金属制品等名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醴陵县社队工业，发展速度快于其他各县，在省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文化大革命”10年中，工业生产升降交替。1966年完成工业总产值7.17亿元，1968年降到5.47亿元，1970年上升到11.26亿元，1973年上升到15.68亿元，1976年又降至11.95亿元。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工人阶级以极大热情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抢回来，1978年工业总产值达到18.6亿元，比历史上最高的1973年净增2.9亿元，提高18.5%。
此后，在改革、开放、搞活的总方针指引下，解放思想，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推行厂长负责制，实行劳动、人事、工资3项制度改革，不断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抓紧技术改造，推动工业经济发展。
1978～1990年是株洲市工业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主要有以下5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通过技术改造，增强经济实力。1979～1990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9亿元，主要用于技术改造、产品升级换代、发展优势产品和开发新产品。株洲电力机车厂、株洲车辆厂、株洲冶炼厂、株洲化工厂、株洲硬质合金厂、株洲轮胎厂、株洲电焊条厂、株洲塑料厂、醴陵国光瓷厂等一大批老企业经过技术改造，生产能力和产品质量大幅度提高。电力机车在全国独一无二，硬质合金、有色金属、金鸡牌电池、醴陵陶瓷和烟花鞭炮在世界享有盛誉，硫酸、塑料制品等在国内占有重要地位。五三机械厂、中南无线电厂、湘华机械厂、乳胶研究所等部属“三线”企业迁入，进一步增强株洲市工业实力。
二是轻纺工业在调整中获得发展，轻工业比重明显上升。中共株洲市委、市人民政府认真贯彻中共中央调整方针，制订发展轻工业7条优惠政策，改变重重轻轻局面，给轻工业注入活力，新建、扩建、改造株洲市麻棉纺织厂、株洲苎麻纺织印染厂、株洲市肉类联合加工厂、株洲市床单厂、株洲市抽绣总厂等一批轻纺工业企业，株洲市电扇总厂、株洲市啤酒厂、株洲市制革厂、株洲市布鞋厂等企业都在这一时期开创新局面。1988年，全市轻纺工业总产值达到16.7亿元，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32%，轻纺工业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比1979年上升8个百分点，轻纺工业本身总产值在这段时间增加2.34倍。由于企业素质、竞争实力、国内国际市场等多方面原因，1988年后，轻纺工业连年下降，1990年总产值下降到13.3亿元，在全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亦下降到26%。少数企业由于引进失误，造成被动局面。
三是产品结构得到合理调整，质量提高，出口产品增多。工业部门围绕国内外市场需要，淘汰一批工艺落后、花色陈旧、档次低、效益差的老产品，开发出适销对路的新产品和更新换代产品。苎麻布、麻沙线、日用瓷、烟花鞭炮、塑料制品、搪瓷制品、卫生纸、玻璃纸、电池、灯泡、药品、饮料等新花色新品种大量涌现，产量产值迅速增加。航空航模发动机、电力机车、全钢铁路货车、硬质合金、铜、铅、锌，火花塞，电焊条、轴承、轴瓦、汽车配件、平板玻璃、压花玻璃、玻璃纤维、夹丝石棉瓦、化工设备、钛白粉、化肥、农药、二氧化硫、草酸、硫酸、烧碱等产品，质量稳定提高，品种增多，形成“拳头”产品，摩托车、自行车、电视机、电子计算机等，也相继开始生产。工业品出口额大幅度增长，占全部出口额80%以上。陶瓷、花炮、硬质合金、锌、铜、铅、草酸、苎麻织品、皮革制品、抽绣制品、布鞋等，在国际市场走俏，轻纺工业产品出口量大增，1988年全市出口产品产值1.18亿元中，轻纺工业品占40%以上。
四是乡镇工业大发展。1978年，中共株洲市委号召开展“百厂运动”，省财政拨50万元无息贷款扶植社队企业，再度掀起大办社队企业高潮。株洲市城区厂矿企业积极向社队企业扩散产品，帮助社队办厂，把一些适合农村办的小厂下放给社队，把一些在外地加工的产品收回安排到市里社队企业生产，腾出多余的设备和压库原材料支援社队企业。1979年后，社队企业进入上档次、上规模、提高科技含量时期，社队企业获得全面发展。1984年，在改革开放形势推动下，乡镇企业出现乡（镇）办、村办、组办、联办、户办“五个轮子”一齐转新局面。1986～1990年乡镇工业总产值，以年均18.5%的速度递增，1990年，全市乡镇工业企业74109家，从业人员34.21万人，总收入26.45亿元，纯利润17230万元，上交国家税金10757万元。
五是经济效益明显提高。1990年，全市全民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利税总额7.39亿元，10年间年递增率为4.17%，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济效益最好时期之一。酃县建成电气化县，获省政府锦旗。醴陵陶瓷累计外销87个国家和地区。
经过40年建设，株洲市工业已形成以机械制造、有色冶金、化工、建材工业为支柱的，拥有煤炭采选、电力电器、电子仪表、棉麻纺织、塑料、皮革、针织服装、橡胶制品、陶瓷、搪瓷、造纸、印刷、包装、食品饮料、烟花鞭炮、文教用品等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形成以大中型骨干企业为主，以原材料及加工工业为主，以市、县属中小型地方企业及新兴的乡镇（区、街）企业为辅的工业格局，株洲市成为湖南省仅次于长沙市的工业基地。
1990年，全市独立核算工业企业1350个。其中：大型企业21个，中型企业35个；全民所有制企业238个，集体所有制企业1112个；国家一级企业2个（南方航空动力机械公司、株洲硬质合金厂），国家二级企业21个。工业固定资产原值50.43亿元，职工总数29.93万人。1979～1990年，有641种产品被评为国家级、部级和省级优质产品。其中：国家金质奖13个，银质奖37个，部优114个，省优477个。金、银质奖占全省获奖总数的30%多，名列全省第1位。1990年，全市优质产品产值率42.53%，在全国72个主要工业城市中名列第7位。
1990年，完成工业总产值51.10亿元，居全省各地州市第2位。全市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产品销售收入64.15亿元，利税总额7.39亿元。
总述四
株洲赖铁路交通优势而兴工业，赖工业优势而建城市，工业和城市振兴又反过来促进交通邮电事业发展。
50年代初，集中力量医治战争创伤，对铁路干线加固路基，更换失效枕木和带伤钢轨，确保安全畅通。1953年修建株易公路，解决与长沙、湘潭通道，结束株洲市与外地不通汽车的历史。境内各县公路相继修复通车。1954年，铁道部提出株洲枢纽工程总体设计方案，主体工程于1958年6月动工。其时，正值“大跃进”高潮，“全民大办交通”，公路建设进入大发展时期，株洲市至醴陵、浏阳、渌口和酃县至江西宁冈等干线相继修成通车。70年代后，在提高公路等级同时，先后沟通与四邻各县通道，形成以2条国道、7条省道为骨干，连接55条市、县道和纵横交错的乡道，构成四通八达公路网。水路经过开发整治，湘江通航能力由过去枯水期15～20吨木帆船需提驳过滩，到上至衡阳可通100吨级，下通500吨级轮驳船。渌水实现梯级渠化，通50吨级轮驳船。洣水、攸水通航条件均有很大改善。株洲港前后耗资400余万元，开辟永利、铜塘湾和白石港港区，建设各类码头20座，泊位能力由100吨提高到200吨，年吞吐能力由50年代末30万吨提高到200余万吨，成为湖南省8大港口之一。株洲枢纽主体工程进展顺利，1973年7月，一个具有到达、编组、出发3个车场、64.5股道，单向纵列式3级3场的编组站建成投产，缓解运力不足矛盾，成为全国重要路网性编组站，为疏通京广、浙赣、湘黔3线和华东、华南、西南和北至武汉四向车流起巨大作用。与此同时，京广、浙赣、湘黔3线经过更新改造，通车能力大为提高。浏醴、醴茶2条支线也建成通车，各重点厂矿企业修筑铁路专用线，形成纵横交错市区铁路网。铁路机车、车辆亦由进口型逐步向国产化、大功率方向发展。通过“全民大办邮电”，邮电网络基本形成，70年代末，市内电话交换机和各单位内部使用的交换机达到1万多门。
80年代，公路建设以整修既有公路为主，提高公路等级。公路运输事业，打破交通部门独家垄断局面，全民、集体、个体一起上，许多厂矿企业车辆也加入对外承揽业务的运输行列，长期以来运力不足，群众反映“乘车难”、“运货难”等问题逐渐得到解决，并且逐步变为运力过剩。1990年，全市货运汽车总数10509辆，大小客车4090辆，摩托车9657辆，还有1.5万余台拖拉机当作运输工具活跃在全市城乡。全年完成客运量2755万人次，8.02亿人公里；完成货运量3087万吨、9.65亿吨公里。湘江航道经过继续开发，枯水期上至衡阳通300吨级，下通1000吨级轮驳船。株洲港装备了8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的C型15吨级悬臂龙门吊，泊位能力提高至500吨级。洣水、渌水等小河水系运输，因电站建设堵塞航道等多种原因，而让位于铁路、公路运输。
铁路系统，京广、浙赣线普遍换装60公里/米重型钢轨和钢筋混凝土轨枕，机车实现高功率内燃机化，牵引定数提高到3500吨，行车允许速度高达100公里/小时。株洲车站在原址新建，技术等级提高。电脑、电气、红外线、无线传真等技术，在铁路通讯、信号、行车指挥、线路养护、车辆跟踪检测等各个领域广泛应用，生产效率和安全系数大幅度提高。湖南省3个特级站，株洲市占2个，株洲北站成为全国第1个实现中等现代化编组站，日均办理货车13086辆，最高达14693辆，每昼夜接发列车392列，平均每3.7分钟有1列列车到发。编解效率跃居全国同类型编组站之首。1990年，全市完成铁路货运量1454万吨，完成客运量1146万人次。
但是，铁路严重超负荷运行，公路等级普遍偏低，水运潜力有待开发。1986年起，铁道部、交通部、湖南省的主要领导先后考察株洲枢纽、湘江航道和320国道，并作出将株洲北站建成双向3级7场大型编组站，开发岳阳至衡阳1000吨级航道和与之配套的株洲港千吨级泊位，320国道株洲境内按一级公路和二级汽车专用公路标准进行扩建的决策。3大工程完成之后，株洲枢纽编解能力将近提高1倍，成为中国3大编组站之一；千吨级船泊由株洲港受载，远航长江各埠为铁路分流；公路通车能力将成倍增长。
这段时期，邮电通信事业获得长足发展。铁路通信大楼、市邮政大楼、市电业微波大楼、市电信大楼相继建成投产，成为全市通信中心和通往国内外通信枢纽。长途通信传输系统有铁路的300路同轴地下电缆，邮电和电业480路微波，电业以高压电力线为网路的载波通信，明线载波传输由只能开通12路载波机到增开高12路、超高12路、超高24路载波机，构成以有线载波和微波相结合的传输网路；邮电电报传递进入全国自动网，城区和醴陵市的邮电长途电话进入全国自动网，铁路和电业长途电话进入各自系统内长途自动网，电报通信由单一数码传递发展到图、文传真，并可发至国外；国营农村电话由人工向自动发展，全市55个交换点有12个甩掉“摇把子”。1990年，全市市内电话交换机容量和各单位内部使用的交换机容量达到3.05万门，市内电话机总数达到22651部，市邮电局还开办了市内寻呼通信。
总述五
境内农业，种植以粮食为主，养殖以生猪为主。醴陵县在宋初开始种双季稻，是湖南省种植双季稻发源地和中心。醴、攸、茶、酃所产“东湖木”曾大量伐运王室作皇宫建筑栋梁之材。醴陵县、攸县是湖南省生猪主要产地之一。醴陵县黑山羊、攸县麻鸭和辣椒、酃县白鹅、茶陵县“三宝”（白芷、生姜、大蒜）遐迩闻名，内外畅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漫长岁月，农村经济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落后闭塞，发展缓慢，加上战争、自然灾害等影响，农民生活困苦，常感饥寒交迫。一些统治者虽然提出过减轻赋税，奖励农耕政策，使农民休养生息，生产获得短暂发展，但不能解决农民根本问题，农民靠天吃饭，一遇天灾或战争洗劫，则或食树皮草根观音土，或沦为乞丐流落他乡。尤其是清末民国时期，战火连绵，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境内各县均为革命老区，继民国初期南北战争之后，国民政府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多次“围剿”，碉堡林立，步步为营，打家劫舍，放火烧山，闹得民不聊生，农业生产遭到重大损失。其后不久，又受日本侵略军蹂躏，铁蹄所至，屋宇成灰，耕牛被食，妇女遭辱耕夫死，田园荒废无人耕，农村经济遭到全面摧残。
5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农民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生产。随后实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解放农村生产力，开展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推广先进农业科学技术，改良土壤，改进生产工具，推广农业机械，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国家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给予资金、技术、化肥、生产工具上的支持，农村经济全面发展。1957年，全市农业总产值达到2.88亿元，比1949年增长78.7%，年均增长9.8%；粮食总产量61.54万吨，增长1.02倍，年均增长14.6%，增长幅度居全省前列。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增加。1949～1957年间，累计造林面积88.87万亩。1957年生猪饲养量64.8万头，其中出栏23.4万头，分别比1949年增长140%、98.8%，年均增长17.5%、12.4%，发展速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副业产值2006万元，比1949年增加84.2%，年均增长10.5%。农民生活改善。农业社分配社员人均口粮277.60公斤，现金28.70元，家庭副业收入增多，人均口粮比1954年增加30公斤左右。
在“大跃进”中，实行“全党全民办水利”，进行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至50年代末，境内新增蓄、引、提水量7.01亿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和旱涝保收面积分别增加26.49万亩和43.97万亩，初步形成新型灌溉体系。“大跃进”中，实行“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农村主要劳动力多被抽出建土炉、炼钢铁，快要到手的劳动果实无人收获，烂在地里，年景虽好收入不丰。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的“左”倾错误，加上连续3年严重自然灾害，致使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农民生活陷入困境。1961年，全市农业总产值2.33亿元，比1957年下降19.3%；粮食总产量45.46万吨，比1957年减产25.9%；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减少，产量降低；生猪饲养量19.9万头，其中出栏生猪5.05万头，比1957年分别下降69.3%、78.5%，比1949年分别下降27.6%、57.2%。同年，解散公共食堂，重新给社员分配自留地，允许社员经营家庭副业，农民很快度过难关，恢复元气。
在1962～1965年调整时期，调整农业生产关系，人民公社由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改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多方面扩大生产队自主权，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农村经济逐渐复苏。1965年，农业总产值3.18亿元，比1961年增长36.4%；粮食总产量62.86万吨，略高于1957年，比1961年增长38.28%；经济作物恢复到1957年水平；生猪饲养量78.4万头，其中出栏34.2万头，比1961年分别增长2.9倍、5.78倍。
“文化大革命”中，农业生产受到冲击，农村经济没有达到应有发展速度。由于农村经济政策稳定，加之生产力水平提高，主要经济指标增长较快。1978年，全市农业总产值达到6.23亿元，比1965年增长96.12%，年均递增5.31%；粮食生产1973年突破100万吨大关，1978年达到127.16万吨，比1965年增长1.02倍，年递增5.56%；生猪饲养量1978年达196.16万头，其中出栏84.87万头，比1965年分别增长1.61倍、1.54倍，年均增长10.6%、9.5%。累计人工造林394.88万亩。株洲县大办社队林场，营造人工林，形成人工林海，森林覆盖率由1965年14.8%上升到1983年43.2%，朱亭林区被联合国定为人工林观察点。社队企业获得较大发展，1978年完成总产值2.12亿元。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11.90元，口粮355公斤，年消耗猪肉多数达到10.25公斤。部分地区出现建房热，居住条件开始改善。单车、手表、缝纫机这些过去可望而不可及的工业品成为农民追求的“三大件”，结婚则还要加上收音机，号称“三转一响”。
80年代，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农副产品派购制度，调整产业结构，生产力得到又一次解放，广大农民劳动致富积极性高涨，粮食连续几年增产，1984年，全市出现粮食部门“收不下，储不了”的农民“卖粮难”。夏粮收购期，基层粮食收购点每天都有上百农民排队送粮，有的肩挑车推，有的用手扶拖拉机或由村组集中用汽车送交，甚至出现“走后门”要求粮食部门收粮和采取强硬手段逼迫粮食部门收粮等现象，几千年来没能解决的吃饭问题至此冰消雪化。畜禽蛋鱼也高速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经济出现空前活跃。1990年，全市农业总产值10.34亿元，比1978年增长66.90%，年均增长5.20%；粮食产量达到169.01万吨，亩产415公斤，其中醴陵市成建制实现水稻亩产过吨粮，成为全省第1个吨粮县（市），也是长江流域第1个吨粮县（市）；经济作物播种面积41.38万亩，占总面积7.1%，所占比重为历史最高年份；林业方面，1981～1990年间，造林面积300.12万亩，掀起消灭宜林荒山“灭荒”达标高潮；生猪饲养量324.32万头，比1978年增长65.3%，年均增长5%；乡镇企业总产值26.10亿元，比1978年增长11，6倍。产业结构得到较大调整。由于取消集体林区木材统购，开放木竹市场，建立林业生产责任制；大力扶持畜禽生产，取消生猪、鲜鱼、家禽、禽蛋派购，放开价格，允许自由流通；鼓励和支持农户发展庭院经济，开展多种经营，提倡市场导向，讲求经济效益。1990年，全市种植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由1978年69.5%下降到59.2%，林、牧、副、渔业比重分别为5%、24.9%、8.2%、2.7%，合计比重为40.8%，比1978年上升10.3个百分点。同时，带来工、商、运、建、服5业的全面发展。1990年，全市完成农村社会总产值43.09亿元，其中农业社会总产值21.34亿元，占49.5%；工、商、运、建、服5业合计产值21.75亿元，占50.5%，从而改变农业经济结构单一格局。经济效益提高。1990年，全市完成农业净产值14.72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69%，比1978年增长0.2%。每个农业人口平均创造农业产值373元，生产粮食609.5公斤，生猪1.17头，年均增长3.88%、1.44%、3.1%。每亩耕地提供农业产值425.1元，种植业产值251.2元，年均增长5.5%、1.33%。乡镇企业完成总收入26.45亿元，获纯利润118175元，比1978年分别增长11.24倍、6.75倍，利润率9.06%。生产发展使农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改善。1990年，人均纯占有粮食457.1公斤，人均纯收入656元。收入增加，农民的食物消费结构、居住条件、衣着、日用品消费发生较大变化，彩电、冰箱、电风扇、洗衣机、摩托车、收录机等高档消费品进入部分百姓家。通过经商办企业，出现一批富裕户，但一部分偏僻山区的农民仍然比较贫困，政府组织的扶贫工作正在抓紧进行。
总述六
株洲是通闽、粤、吴、楚的要津，四方客商往来云集之地，故而一直是湘潭县的商业重镇。南宋，朝廷在此设酒场官，可见市面繁华。清顺治七年（1650），江西商人在此修建商业码头，商业进一步发展，木材、茶叶、稻米、肉、禽、蛋、瓷器、鞭炮、夏布、土纸等贸易居湘潭县城以外各镇之首，粮食贸易仅次于湖南4大米市之一的易俗河。道光年间，辟有建宁、白石港、霞湾3大码头，逆湘江而南，商船直达郴州，转道骑田岭经北江船运至广州，湘东南各县煤炭、矿砂、木材、楠竹、茶叶、稻米、茶油、枯饼、石灰、瓷器、鞭炮、生猪、禽蛋、土纸、干辣椒等多经株洲集散。鸦片战争后，清廷被迫开放五口通商，外国商品通过广州流入境内城乡，境内土特产品开始输出国外。
随着铁路兴修和现代工业兴起，株洲商业随之进一步发展，以木材经营规模最大。后遭日本侵略军洗劫，店铺化为灰烬，商人逃命四方。抗战胜利不久，又受国民党南窜败军蹂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仍是一派凋零败破景象。1949年8月，株洲镇有私商351户，1134人，经营规模都不大，以农产品为主，有粮食、竹木、南货、百货、胪陈、中西药材、钟表照相、饮食服务、旅店等业。
50年代，人民政府先后创建国营贸易，百货、粮食、煤炭、石油等商业公司。其时，株洲市现代工业象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中共株洲市委制定“商业以支援工业基本建设为中心，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为消费者服务”的方针，工业基本建设到哪里，商业服务就跟到哪里，商品就供应到哪里，商业得以迅速发展，市场繁荣，物价稳定。1957年全市商品零售额3747万元，比1952年增长285%。但商业网点不足，群众购买不便。对外经济贸易工作进入空前活跃时期。1950年出口收购额占全市工农业总产值的2.30%，占全省出口收购总额的31.80%。与此同时，掀起了第1次引起外资、技术高潮。50年代，借用外国贷款1694万卢布，兴建5个工业项目。1960年出口收购额2908.58万元，占境内农业总产值的3.04%，占全省外贸出口收购总额11.62%。
60年代初，由于自然灾害影响，加上大跃进失误所造成的后果，农副产品收购量减少，对城市人口的主副食品粮、油、肉、蛋、鱼、蔬菜等的供应量随之减少，供应不足，物价上涨，居民生活困难。经过3年调整，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对粮、油、蔬菜、棉布等18种生活必需品实行平价定量供应，保证居民的基本生活，促进经济复苏。“文化大革命”中，出现否定商品经济，抑制商业发展的浪潮。再次出现群众“买东西难、住房难、吃饭难、理发难”现象。但商业职工坚守岗位，努力保障市场供应，1975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1965年增长107%，商品价格和市场供应基本稳定。1971～1978年，外贸收购额连续8年增长，1978年达到1.07亿元（其中农副产品只占22.38%），占工农业总产值4.33%，占全省外贸收购总额15.20%。外贸收购商品90余种，其中100万元以上的18种，大米、烟花、鞭炮、陶瓷、电锌5大产品出口收购额超过1000万元。
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对商业结构调整，恢复和发展集体、个体商业和经营网点，开办贸易中心和批发市场，调整部分计划商品供应方式，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多条流通渠道和少环节的流通体制逐步形成，先后建成供销大厦、庆云大厦、工业品批发大楼、烟草大楼、株洲大酒家、钟鼓岭农贸市场、芦淞路服装市场，扩建了株洲市百货大楼，这些市场的新建和改扩建，使株洲市商业辐射力大为增强。1990年，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6.67亿元，其中株洲市区11.10亿元。比1979年增长3.69倍，平均年递增14.6%。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营占40.8%，集体占34%，个体占25.2%，市场商品丰富，购销活跃，网点增多，群众称便。
与此同时，对外经济贸易发生重大变化。改革开放政策使中断了几十年的外资利用、技术引进得到恢复，并逐渐形成建市后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第2次高潮。1986～1990年，全市批准利用外资2710万美元，引进技术设备总用汇1248万美元，获得世界银行、亚洲银行和外国政府贷款2141万美元。向国外承包工程、劳务输出、援助和受援等工作相应展开。出口货源扩大，出口商品品种发生新的变化。1984年1月，株洲市被列为全国33个出口商品生产综合基地之一，市人民政府制定综合基地规划，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成立出口商品基地建设支公司，专抓基地建设，鼓励提供出口货源。1985年，全市重点确定和建立起130多家出口商品生产基地，1987年有27家出口商品生产单位被湖南省人民政府列为第1批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出口基地提供的货源占全市总出口收购额的比重由1983年20%提高到80%。出口商品结构由以农副土特产品为主向以工业品为主转化，由以原料性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制成品和精加工产品转化，大宗骨干商品增多，高亏、值小、缺乏竞争力、国际市场滞销商品逐渐淘汰。在择优汰劣的同时，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开发适销对路、成本低、创汇高的商品出口。市成立对外经济贸易公司，享有直接进出口贸易权，株洲硬质合金厂等一批企业被批准自营出口。1990年，各出口商品生产企业累计提供出口货源3.77亿元，占全市工农业总产值5.33%。年底，全市拥有出口供货额过1000万元的出口基地企业10家，过500万元的13家。收购出口的商品150多种，供货额在100万元以上的近50种。工业产品出口收购额（供货额）3.48亿元，占全部出口收购额92.5%。出口商品远销亚、欧、非、拉美、澳5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
总述七
自唐至清1000多年间，境内一直是教育昌明之地。北宋时，各州县均设县学。南宋，湖湘学派传播各地，书院勃然兴起。宋代，湖南建有书院64所，境内8所，占全省八分之一；湖南进士及第936人，境内89人，约占全省十分之一。元、明两代，官学盛行，书院兴废无常。清代，书院、学宫、私塾大量兴办，新式学堂和职业教育开始普及到各县，幼儿教育、小学教育、普通中学教育均开始兴办。民国时期，战事频繁，境内教育历经几度兴衰，由于社会团体、宗族纷纷出资办学，教育事业仍有较大发展。1949年，境内共有中学18所，师范学校2所，职业学校3所，小学1872所，中、小学在校学生95211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近50%。
教育的发展促进了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各项事业发展。清光绪年间（1875～1908），醴陵县烧出国内前所未有的釉下五彩瓷。本世纪30～40年代，引进先进工业科学技术及设备。现代农业技术开始起步，化学肥料开始试用。革命的文化工作活跃。卫生事业兴起亦早。明洪武年间，醴陵县出现官办惠民药局。清中叶，西医传入境内。民国时期，官办卫生院有所增加。体育有武术、气功等民间自发的体育活动。民国9年始，境内各县纷纷办报，抗战时期，发展到数十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教、科、文、卫、体事业随着经济建设发展而相应发展，大体经历了4个阶段：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57年为恢复、初建、发展阶段。接管、改造原有学校，教育事业有较大发展。科技有了良好开端。试制成功中国第1台航空发动机、第1台航模发动机、第1台摩托车发动机、第1辆微型汽车，国内第1条硬质合金生产线试车投产。文化工作开始普及。一批文化馆、电影院、剧院、新华书店相继建立；市、县成立专业剧团或文工团；广播事业起步；《株洲日报》创刊。卫生工作发展较为迅速。市、县卫生管理机构相继建立，爱国卫生运动展开，各县办起卫生学校，各公社都建立卫生院。株洲市立医院（后改名为株洲市立一医院）、株洲市中医院先后建成。体育工作开始起步，体育活动由自发状态步入有组织有领导轨道，“劳卫制”达标锻炼形成热潮，职工体育运动兴起。
1957～1966年为曲折前进阶段。1958年，掀起“教育大跃进”，至1960年，境内全日制学校增至3177所，在校学生增至364957人，教职工增至13149人，一批不能胜任教育工作的人被吸收到教师队伍中。教育超越国民经济承受能力，师资、经费、校舍、设备奇缺，加上片面强调教师和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大量占用文化教育课时，以致教育质量下降。经调整，才进入正常发展轨道。1965年，全日制学校在校学生393933人，平均每万人中有在校学生1818人。期内，科学技术事业蓬勃发展，科技管理机构先后建立，建起一批科研所和学会。国产第1台电力机车合作研制成功；集中作业高强度采矿法试验成功；流态化（沸腾）净化除铜装置试验成功；在世界上首创人造金红石，并建成国内第1条人造金红石生产线。文化事业进一步发展，文化设施迅速增多，专业剧团演出质量不断提高，城乡群众文化活动日趋活跃，一批文艺作品问世。体育事业大发展，职工体育在省内较有名气，农民体育在全国颇有影响。市体育代表队参加湖南省第一、二届运动会获团体总分第2名。有的运动员在国内外重大比赛中，取得较好的成绩。
“文化大革命”使教科文卫体事业元气大伤，是遭受挫折的阶段。首当其冲的是教育。教师队伍受到摧残。学校实行“停课闹革命”，复课后又实行“开门办学”，让“贫下中农占领讲台”，不要课本，讲阶级斗争，讲种田经验，造成一代人知识贫乏。运动后期，又盲目推行普及教育，教育再次冒进，致使学校急剧增加，办学条件缺乏，教学质量普遍降低。科技管理机构瘫痪，科技人员下放劳动，但科技工作者为国分忧，顽强拼搏，取得一批重大成果。如：国内首创离子氮化工艺及其设备；研制成功全液压凿岩台车；研制成功035型钳夹式货车，填补国内新型长大货车空白：研制成功双梁开合式架桥机，使国内桥梁施工技术获得重大突破；研制成功国内第1台工业燃气轮机和国内第1台最大军用运输飞机动力——涡桨6；研制成功国内最大的电容式储能焊机。农业开始大面积推广杂交晚稻，使水稻生产出现新的突破。76项科研成果获全国科学大会奖。文化工作进入死胡同。群众文化被“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取代，市、县剧团改为文工团或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反来复去演8个“样板戏”，唱“语录歌”，文艺创作中断。医疗卫生事业贯彻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组织人员下乡，充实农村卫生技术力量，在农村大办合作医疗，使农村缺医少药情况得到改观，深受社员群众欢迎。城区医院医疗技术水平和医疗质量提高，医疗作风改进，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得到发扬。体育则以军事体育最为盛行，传统武术、气功被禁锢。1974年，酃县建成黑白电视差转台，电视开始起步。
1977年后为改革振兴阶段。教育领域全面拨乱反正，恢复和健全正常教学秩序及各项合理规章制度，全面实施普及初等教育和9年制义务教育，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努力发展高等教育、特殊教育、成人教育。1990年，全市普及初等教育全部验收合格；株洲市城区实现普及9年义务教育，跨入全省先进行列。全市有各级各类学校2920所，在校学生576919人，教职工34567人（不含幼教及成教师资）。形成一个包括基础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在内的全日制学校教育体系和一个遍及城乡的成人教育网。80年代，是科学技术事业大发展时期。科技工作更趋活跃，组建起科学技术顾问团、科普活动网、科技情报网、外文科技资料查阅网、大型精密仪器协作网、计量器皿检修网。通过科技体制改革，加强组织建设与队伍建设，科学技术发展出现新飞跃。微电脑、激光、生物工程等新技术的引进与推广，系统工程，交叉科学、信息处理等科学在生产和科技管理中的运用，使现代科学技术达到一个新水平。国内第1条面包生产自动线、第1条弹条自动生产线和第1条中密度纤维板生产线等的研制成功，标志着株洲市的科学技术新水平。文化工作异彩纷呈。株洲人民广播电台重建；株洲电视台建成，加上电视转播台57座，卫星电视地面站70座，企业有线广播电视台5座，有线电视168家，形成全市城乡电视网，电视覆盖率90%以上；报业空前繁荣，数量多，门类齐全；电影院座位数19104个，另有大批工矿企业俱乐部遍布各地，大批流动放映队活跃城乡，全市电影放映网基本形成；炎帝陵修复工程主体部分竣工，为海内外炎黄子孙谒祖祭奠提供理想场所，前来认祖者络绎不绝，株洲市知名度由此得到提高；空灵岸、灵龟寺等一批名胜和宗教胜地先后整修向游人和朝拜者开放；群众文化活动空前活跃，歌舞升平，反映出宽松、和乐气氛；文艺创作取得一批成果。医疗卫生事业登上新台阶，株洲市成为全国卫生达标市；甲类传染病绝迹；1990年，全市有卫生机构736个，病床9246张，卫生技术人员11651人。但农村合作医疗这一深受群众欢迎的制度基本中断。体育工作转向全民健身；传统武术获得新生；气功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成为祛病强身法宝之一；职工体育跨入全国先进行列。桥牌、伤残人运动员跨出国门，走向世界。但80年代后期，竞技体育水平下降。
总述八
八境内地灵人杰。晋蜀郡成都人杜轸任建宁县令，为政清廉。南朝陈吴兴人章华任建宁县令，正直敢言，因上疏力谏陈叔宝而被诛。醴陵籍南宋名臣吴猎、杨大异、皮龙荣、丁应奎直言陈谏，铮铮铁骨；茶陵籍明清2代4个大学士刘三吾、李东阳、张治、彭维新政绩显赫。特别是李东阳，在中国文学史上创立“茶陵诗派”，饮誉文坛。与此同时，社会各界涌现一批著名专家、学者。
境内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重要组成部分和毗邻地区，各县均被国家认定为革命老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抛头颅，洒热血，与国内反动派和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被认定为革命烈士者11234人。在革命斗争中，一方面，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脱颖而出。另一方面，锻炼了几代人，培育出人民政权的一批重要领导骨干和人民军队的一批优秀指挥员。有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第一批党员何孟雄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李立三，军事家左权、蔡升熙，党和国家领导人谭震林、耿飚、杨得志，有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宋时轮等。1964年以前，有41人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军衔，其中上将3人，中将10人，少将28人。程潜、陈明仁等国民党军政要人，在历史发展关键时刻，识时达务，高举义旗，为人民少受战争苦难作出了贡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更是英模辈出，名人成群。人以地名，地以人名，故园桑梓养育出名人，名人为故园桑梓增色，鼓励后来者奋发向上。
千百年来，历经沧桑。人们在这一方土地上，繁衍生息，开拓耕耘，用汗水，用智慧，用热血，推动历史前进，涌现出几多叱咤风云的风流俊杰，产生过几多惊天壮举。尤其是在现代，株洲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推翻旧制度，建立新政权，进行艰苦奋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株洲市人民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努力建设新生活，把株洲市建设成为一个在省内举足轻重，在国内有一定影响的中等工业城市，并在一些方面已经走向世界，成绩巨大。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涌现一些政绩显赫的领导者和许许多多对株洲市作出卓越贡献的普通劳动者，他们的精神将和他们的名字一样，永存于株洲市历史的辉煌篇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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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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