菏泽市图书馆

汉代墓葬竹简中就有牡丹药用的记载，可见牡丹交流销售史已达两千余年。相传隋朝菏泽牡丹由齐鲁恒嫁接后移植西苑（洛阳）。当时隋炀帝还下令从各地引植牡丹。唐朝时期就传入日本种植。唐宋时牡丹销售很红火，且价格较贵，有的一棵值“数十千钱”。明朝初年，菏泽牡丹已批量向外输出。据明薛凤翔在《亳州牡丹史》中记载：“状元红，…弘治间得之曹县，又名曹县状元红。”在此书中明确指出了八个品种来自曹州或曹县，它们是状元红、金玉交辉、平实红、梅州红、花红平头、倚新妆、乔家西瓜瓤、太真晚妆。明万历间菏泽牡丹“万里之中，香气迎鼻”，大小牡丹园林立，输出牡丹可想而知。清朝，菏泽牡丹商品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据《山东通志》载：“牡丹，曹州最盛，居民有以此为业分运各省者。”据《菏泽县乡土志》记载，当时每年运往各地的牡丹，多则三万株，少也不下两万株。
  《赵楼牡丹花谱》载：“推销最多的一年，仅广州一地就运销八万多株。”1809年浙江嘉兴计楠编撰的江南水乡《牡丹谱》中就有曹州牡丹品种19个。清末民国时期，据菏泽城北毛胡同毛同苌编撰的《毛氏牡丹谱》云：“牡丹之出途，北至燕冀，南至闽粤，东则沿海一带，普遍苏杭等处，南洋群岛，贩运几遍中国。”当时北京的故宫、北海、景山公园以及颐和园等名胜区和一些花商都大批从菏泽购买牡丹，一部分栽植，一部分冬季催花销售。北海公园引进的菏泽牡丹“姚黄”至今犹在，已达两米多高。那时“下广”催花更是一大“热门”。以赵楼为中心，东至孔楼，南至岳楼，北至黄罡，方圆十几里，每年秋后，通过黄河、渤海、东海、南海至广州。广州人称牡丹为“富贵花”，每年自腊月25日开始至30日晚，短短五六天的时间，近十万株的菏泽催花牡丹被抢购一空。发了财的农民第二天便喜气洋洋，满载而归。时至今日，赵楼一带还留传着“高圆外晒元宝”的佳话故事。
  建国后，菏泽一直是中国牡丹的主要生产输出基地，主要输出丹皮、种苗和催花。丹皮已成为群众致富的好门路。因曹州丹皮久存不霉，故“曹丹”成了市场上的抢手货，高产时年产值达5千万元。在种苗销售上，洛阳、北京、亳州等牡丹种植区和国内大中城市均从菏泽引种牡丹。解放初期，洛阳牡丹几乎绝迹，它们的复兴，其种苗基本上全是从菏泽购进的。据赵楼赵孝知、赵孝庆讲，洛阳花师王二道兄弟从1957年开始，直到1997年，年年来荷泽买牡丹，数量都在十万甚至二十几万株。1957年就买去十万株，用十几辆马车运输。2002年洛阳购去30余万株，其中的一个隋唐牡丹园（1300亩）就购买12万棵。解放后的北京，每年都从菏泽移植大批牡丹，如今北京的各大公园都栽有荷泽牡丹。从号称“牡丹王”的菏泽人王文德被聘到北海公园、景山公园一事，菏泽牡丹引植北京的情况就可想而知。王文德从1951年至1981年受聘到两公园当技术员（一块去的还有王孔山、王孔明、王学增等），三十年来，他多次回荷泽挑选优良品种，景山公园东门里的牡丹就是1953年从王梨庄移去的，共40多个品种（现在已发展到200多个品种）。“牡丹王”的称号是因为某年六月份他在钓鱼台国宾馆门前栽活了两棵一米多高的牡丹而得名。他曾在北京收徒5人，现都是高级牡丹技术员。北京植物园1980年兴建香山卧佛寺牡丹园时，从荷泽一次就买去260个品种2000多棵。国务院、中南海和一些国家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故居都栽植了菏泽牡丹。近年，北京仍大批量从菏泽购植牡丹，仅2001年就输去20万株种苗。亳州也多次引种菏泽牡丹。1980年亳州汤陵园公园、薛阁塔公园一次就从菏泽购去牡丹一万多棵，并请菏泽花师许传进帮助建园。甘肃榆中和平牡丹园、上海植物园牡丹园、江苏盐城枯枝牡丹园、山西太原双塔牡丹园和迎泽公园等全国各地牡丹园、公园、名胜区都大量引植菏泽牡丹。
  同时，菏泽花农还走出去或独资或联营在北京、上海、云南、石家庄、青岛、西北坡等地建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牡丹园或牡丹生产基地。初步统计，最近几年，每年菏泽牡丹种苗向全国输出近百万株，可以说全国各地新栽牡丹种苗有80%的出自菏泽。建国后牡丹催花发展为“下广”自然催花和北京温室催花。随着菏泽牡丹面积和市场所需不断扩大，菏泽催花牡丹数量年年增多，由80年代的几万株到90年代的十几万株甚至几十万株，近几年来都在50万株左右。建国以来，菏泽牡丹不断出口世界各国，不仅创下了大量外汇，而且还传播了友谊。六七十年代向阿尔巴尼亚、前苏联的出口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当时的国家友谊。八九十年代日本从菏泽引植牡丹，并在日本岛根县建成“中国牡丹园”，还有美国、荷兰、泰国、法国、德国等国家都陆续引植菏泽牡丹。据初步统计，从1963年以来，菏泽牡丹出口近30个国家，数量达一百六十余万株，品种六百余个。
  另外，牡丹深加工产品，如牡丹茶、牡丹酒、牡丹化妆品等都已批量销售，切花牡丹也已试销成功。以上各项累计，近年来每年牡丹的综合经济效益达一亿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