菏泽市图书馆

明代，是曹州牡丹的大发展时期。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安徽亳州人薛凤翔在《亳州牡丹史》中记载：“状元红，成树，宜阳。……弘治间得之曹县，又名曹县状元红。”此书明确指出有八个品种来自曹州或曹县。它们是：状元红、金玉交辉、平实红、梅州红、花红平头、绮新妆、乔家西瓜瓤、太真晩妆。薛氏所记明朝弘治年间曹州牡丹交流到亳州这一情况，是目前为止曹州牡丹栽培见于文字的最早记载。明人谢在杭曾任东平府（山东省东平）太守，他在回忆路过曹州看牡丹的情景时说：“余过濮州、曹南一路，百里之中香风送鼻，盖家家畦园之中俱植之，若蔬菜然”（《五杂俎》）。谢又在一秀才家赏牡丹，“园可五十亩，花遍其中，亭榭之外，几无尺寸隙地，一望云锦，五彩夺目”（《五杂俎》）。明人于慎行编修的《兖州府志•风土志》（1596年刻印）记载：“古济阴（曹州）之地，……物产无异他邑，惟土人好种花树，牡丹、芍药之属，以数十百种。”这一时期，曹州牡丹集中在城东、城北一带，连阡接陌，万紫千红，花园鳞次栉比。较著名者有何园、张花园、巢云园、万花村、郝花园、毛花园、赵花园、桑篱园、铁藜寨花园等。明代，曹州已成为全国牡丹栽培中心，享有“曹州牡丹甲于海内”的美誉。
  清代，曹州牡丹更盛。成书于清康熙七年（1668年）的《曹南牡丹谱》，记述了当时牡丹的盛况：“虽屡遭兵燹，花木凋残，不及往时之繁，然而新花异种，竞秀争芳，不止于姚黄、魏紫而已也。多至一二千株，少至数百株，即古之长安、洛阳恐未过也……。”谱中还列出曹州牡丹77种。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曾赞美“曹州牡丹甲齐鲁”，并为曹州牡丹中的两种绝品一一葛巾紫和玉版白写了一则爱情神话故事《葛巾》，遂使曹州牡丹声誉远扬。乾隆一朝，是曹州牡丹栽培史上的重要时期，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品种急遽增加。清乾隆二十一年本《曹州府志•食货志》载：“牡丹、芍药之属数十百种，士族资以游赏，贫人赖以养殖。”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怀宁余鹏年继苏毓眉之后又撰《曹州牡丹谱》，将曹州牡丹分为黄、青、红、白、黑、粉、紫、绿八色，并56个品种作了简要描述。其附记写道：“曹州园户种花，如种黍粟，动以顷计。东部二十里，盖连畦接畛也。看花之局，在三月杪，车马歌声相属。”安奎文为该书作序道：“曹州牡丹之盛，著于谈资久矣，而著述未有专书。怀宁余伯扶孝廉，博学工诗，主讲席于此。”可见，当吋一些文人墨客已开始对曹州牡丹进行研究著述。
  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赵楼村赵玉田继承祖业，在村北建花园，专养牡丹、芍药，集本村之精品。园之周围树桑为篱，名曰“桑篱园”。《桑篱园牡丹谱》记其151种，并称“山左十郡二州语牡丹者，则曹州独也；曹州十邑一州语牡丹者，则菏泽独也”。其后，有《绮园牡丹谱》，核其名贵花者一百四十多种。书中又载：“谷雨后，余尝两至其地，见姹紫嫣红，含蕊皆放，交错如锦，夺目如霞，灼灼似群玉之竞集，煌煌若五色之相宣。”清朝后期，曹州牡丹的栽培面积已达五百多亩，牡丹园十多处，年输出十余万株。
  清末民初，曹州牡丹盛极一时，以赵楼为中心，东西20里均有栽培，品种也由乾隆末年的56种增加到202种（1911年赵世学撰《新增桑篱园牡丹谱》）。然而，随着当时政府的日趋腐败和民族灾难的加深，曹州牡丹的栽培和发展受到重大影响。赵楼村南有一株树龄二百多年的红牡一脂红，株高丈二，阔丈八余，主干有碗口般粗，人称“牡丹王”。盛开时，红光耀眼，异香凌人，方圆几十里的人都来观赏。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称帝，曹州镇守使陆建章强行“买”下“牡丹王”，亲自送到京城，献给袁世凯，以讨袁的欢心。随后，“牡丹王”被运至彰德府（今河南安阳），栽在袁世凯的公馆里。陆建章因此官升三级，而赵楼几代花农辛勤培育了二百多年的“牡丹王”不久便枯死了。
  有人写诗一首感叹道：“窃国大盗用小人，国遭大难花不存。花农心血二百载，毁于一旦痛煞人。”30—40年代，由于黄河决口，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横征暴敛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践踏，花无销路，花农大都迫于生计，忍痛将牡丹改种五谷，残存牡丹不过几十亩。后虽有恢复，但由于天灾人祸，到1948年荷泽解放前夕，牡丹栽培面积也不过百亩，花色品种也只剩下一百二十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