菏泽市图书馆

第一章宗教
  第一节天主教
  1885年在鲁南成立“代牧区”，德国神甫安治太首任主教。安治太在单县薛楼传教期间，结识了荷泽沙土集南张陈庄人陈福真。陈带安到张陈庄传教，并于当年买了地基，盖了教堂。后安治太到荷泽城,住在李家官店，得到店主许诺，李家官店把地基房产卖给了安治太。于是在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建起了菏泽第一座规模较大的教堂,安治太为第一任总堂司铎。自菏泽设立总铎神甫以后，天主教在荷泽发展迅速，先后有沙土集、阮庄、张陈庄、大傅庄、大李庄、国庄、李峨、王楼、大屯等40多个村庄部分群众信教，建教堂30多处，教友发展到2000多人。1924年万滨来（德籍）神甫就任第五任总铎。不久教会相继设立了医院、仁慈堂、小修道院、修女院和体仁完小、体仁中学等。到1930年，荷泽总堂所辖县教堂9个、大集镇教堂21个。1934年菏泽从兖州教区分出来，成立了“曹州代牧区”。第一任主教为何方济（荷兰人）,高天达（德国人）为主教兼菏泽本堂神甫。教徒发展到3・8万多人。
  教区的建立菏泽原属兖州教区，1934年经罗马教皇批准，成立了荷泽教区。荷泽教区下属9个县（荷、定、曹、成、巨、郛、邺、东、单）。信教教友每年定期到司铎住地堂口瞻仰四大“瞻礼”，即圣诞节、复活节、降临节及圣母升天“瞻礼”。
  “圣神会”的瞠立圣神会原名圣神婢女传教会。创始人为德籍神甫杨森。1905年首次在华成立。1929年从兖州分出一部分修女，在荷泽成立了分院。首任院长安修女（德籍），后有白、奚、云、文、王、吉6位德籍修女和王、程2位中国修女任院长。圣神会设有诊所、孤儿院、麻疯病院等 “慈善”事业。
  圣家会的建立圣家会原为圣家修女会。会的宗旨是“辅助传教事业,第二十一编宗教风俗
  服务社会”。创始人是德籍神甫杨森。1901年经兖州教区批准成立。1917年兖州教区圣家会分出一部分修女在曹县建立分会，1937年由荷泽教区主教何方济决定，圣家修女会迁到菏泽,刘宽佑修女为院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修女有的回家劳动，有的出会，有的参加工作。自此，荷泽再无修女。
  天主堂“小修道院”的建立荷泽小修道院建于1931年，首任院长德籍司铎娄伦之。修道生是小学低、中年级，后有高年级，人数二、三十人。至1933年修道生发展到七、八十人。1945年修道生达百余人。1946年小修道院解体。
  体仁初级中学的建立体仁初中建于1940年9月，分男女2部。校长于汉卿，副校长孙振之。有初一班学生58人，初二班学生28人，共86人。学校占地面积24亩，校舍9幢，校产价值1.7万元。1944年校长由张宝斋担任，学生发展到176人，教员达21人。
  天主堂医院的建立1914年天主堂在广亮门街开设诊所，1928年迁至广亮门西街路北。1936年扩建，占地10亩。当年完成大楼16间、门诊室和传达室8间、东屋病房6间，共有病床48张。设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共有医生、护士、司药等15人，院长为德籍人。1935年德籍人回国，院长由中国人刘宽佑担任。1960年该院同菏泽县医院合并。
  菏泽教区爱国会的建立1957年四川神甫提出中国的天主教要实行自治、自传、自养的“三自”方针，全国天主教徒纷纷响应。山东主教董文龙召集全省神职人员和教友代表会,成立了山东省天主教爱国会。1957年10月荷泽教区宋登文神甫召集全区神甫、修女和教友代表会，传达了省爱国会精神，成立了菏泽天主教爱国会，选举宋登文为主任，李明月、杨一武为副主任。爱国会成立后，就与罗马教廷断绝了关系。1958年罗马教廷又委派李炳耀为菏泽教区代理主教。菏泽教区全体神职人员和教友坚决不同意再受罗马教廷支配，不承认李炳耀的任职。全体神职人员和教友投票选举了李明月神甫为菏泽教区主教，并邀请济南主教、河北主教、辽宁主教举行了“祝圣”大礼。1966年李明月回阳谷县老家，教堂全部建筑被拆除，天主教活动停止。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了宗教政策，天主教又恢复了正常活动。
  第二节基督教
  菏泽基督教，于1902年由波兰人包治理创建。包治理来菏泽后，住在西门里一座旅店内，在大隅首东路南九间楼下（现红旗影院）传教。不久包治理在大隅首南路西购地建造礼拜堂，成立了 “福音会”。
  1904年美国人邵诚德、邵玫瑰夫妇在孝子庙街买了一处桑家花园，建立了礼拜堂。1906年包治理去曹县传教，菏泽基督教改由邵诚德负责。邵诚德在菏泽办了3期男女“圣经班”，培养出来的学生分别到城南金堤集，城东辛集，城东北贾敬屯、产张庄，城北小留、什集，城西北高庄等地传教。1936年，基督教会分为两区。一为中华基督教会，一为美籍福音会。1938年菏泽基督教由韩克礼（本城人）牧师主办。韩克礼接管后，组织了董事会，韩任会督，辖菏、定、城、单、曹及河南省考城、民权、宁陵、禹城9县。1944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把教堂封闭，美国传教士被遣送回国，院内居住的教民被撵走。1945年8月，日军投降，教会恢复了正常礼拜。建国后，政府号召发展工业，基督教董事会沈玉亭、李俭斋等联合荷泽资本家马子杰、张树樟、刘传卿、胡贵轩组成股分，建立火柴厂；教会以房子作股分。韩克礼、时迪生又组成牛羊奶互助组，后发展为十五养厂。1954年7月北京召开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议之后，荷泽也正式成立了荷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韩克礼当选为主任，时迪生、沈玉亭为副主任。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菏泽基督教堂被拆毁，物资房产全部被没收，牧师韩克礼监毙。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又恢复了宗教信仰自由。1983年10月24日，政府命令将房产归还教会，1985年9月29日恢复建立了荷泽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选举委员7人，主任时迪生，副主任张镇、李树堂。
  第三节佛教
  佛教自东汉时由印度传入中国。经两晋、五代而大盛于唐。唐宋时期，荷泽著名寺院颇多。如城内城郊的开元寺、海棠寺、因果寺、普照寺等，都是规模很大的禅院。有住寺僧众数人或数十人，但都不是丛林制度，均是徒弟小庙，世代相传，视同私产。如城隍庙、普照寺等是临济派；因果寺则是贾菩萨派等。城外四乡的著名寺庙有通古集附近的青邱寺，吕陵镇的吕陵寺，刘寨的隆兴寺，小留镇的兴禅寺、因通寺、金堤乡的香山寺、普陀寺，赵楼的观音寺，杜寺的宝真寺,皇镇的万乾寺，大屯的兴隆寺等等。住寺僧人，俗称“和尚”，寺庙中的当家人称“主持”或“方丈”。生活来源,一是靠庙地，一是依靠当地官宦士绅、财主的“布施”，不得已才到四乡“化缘”。延至清末，玄风衰落，每年很少举行佛事。民国以后，有本地居士同可观法师及空观、仁质等共同组织佛教会,募捐复兴扈通院于城隍庙东，建筑禅院一所。后来，由于兵事频仍，禅院成为废墟。
  解放后，政协菏泽县委员会曾召集老僧重建佛教团体，但因他们都已还俗，此事只好作罢。
  第四节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大约在7世纪中叶传入中国，明洪武十年传到菏泽境内。在菏泽市境内的回族人民多信仰此教，又称穆斯林。分布较集中的有东马垓、西马垓、城西门里、梁李庄、辘湾、后沙海及城东秦海等。以上几处均建有各自的清真寺（礼拜的场所），其中以西马垓、城西门里的清真寺为最早，约建造于明永乐年间。每个清真寺都有阿匍（一教之长）和乡老（行管人员）。各寺现任阿匍、乡老见下表：
  菏泽市现有穆斯林1万多人，大多从事农业，小部分从事商业或其他行业。习俗：①服饰。穆斯林平时穿着一般同汉民一样。唯遇礼拜或节日，男的多戴白帽，女的部分戴黑白色盖头。②饮食。穆斯林很注意饮食卫生。一般食4腿动物中能反刍的，两爪飞禽中有膆的，水中有拨翅的；禁食除上述以外的及非阿匍宰杀的死物，另外还禁食动物血液及禁烟、禁酒等。③婚姻及丧葬。穆斯林的婚丧大事均请阿匍主持，按伊斯兰教义规定举行。一般教民女子禁嫁他族男子，他族男子可入赘为教民。婚后必须奉行教民一切教规和生活习惯。
  重要节日有：
  开斋节该教规定，穆斯林在希吉来历9月斋戒一月。最后一天需看到新月（月牙），见月的次日即行开斋,为开斋节,并举行会礼和庆祝活动。是日，男穆斯林着装沐浴向清真寺纳“开斋捐”，而后做礼拜，家家还要吃油香（油炸的果子宰牲节亦称“古尔邦节”。希吉来历12月10日举行。每逢此日，穆斯林需沐浴聚装，去寺内举行会礼，互相拜会，宰杀牛、羊、鸡等。
  妈妈节会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儿法图买的逝世日（回历六月）。是日，穆期林妇女互相结合，请阿匍开经为其祈祷。
  第五节道教
  菏泽市境内，信道教的很少。当地对道士俗称“道人”，尊称“道长”。道士居住的庙宇称观、宫或堂。他们的生活来源，一是庙地，一是依靠当地官宦、乡绅、财主“布施”，不得已时沿村“化缘”。到了清末，道教衰微，建国前夕该教在菏泽已消失。
  第二章风俗
  第一节生活习俗
  一、衣着习惯
  旧时富户人家的衣着与贫苦百姓的衣着是有明显差别的。有钱人家的男子一般着偏大襟长袍，身长与脚脖齐；外罩大褂，大褂式样与长袍相似，多为黑色；最外边穿对襟马褂，长二尺余，多为丝绸等优质面料。裤子长与脚脖齐，裤腿用扎腿带扎起。其式样官与民相同，但布质有优劣之分。
  平民的男服，冬季为长袍、马褂、大袄（偏襟）、小袄（对襟），棉裤为宽裆大腰，扎腿；夏季穿汗衫、单褂（对襟布扣）、单裤（宽裆大腰）；春秋穿夹袄、夹裤，多为土布料，间或有洋布。男帽，冬季是毡帽头、火车头式皮帽（棉帽）、风帽（老年人用），春秋多戴帽店（缎和皂布料）。
  男鞋，冬季多穿自做棉鞋（两块瓦式）或苇缨编织的草鞋，稍富裕者穿毡鞋。春夏秋穿夹鞋。有产鞋、一道脸、二道脸等式样。
  女子的裙子有多种色彩，颇具针工，绣以龙凤、牡丹等图案，有定数飘带、彩穗、银铃，长至脚面，多为富贵妇女着用。普通人家的女子冬季多穿棉袄（偏襟）、棉裤（宽裆肥腰），夏季穿偏襟布衫，春秋穿夹袄、夹裤，多为自织棉布。无论穿单、夹、棉裤，妇女均需用带子扎腿（扎在脚脖处）。女服颜色，老人多为老蓝色，中年多浅蓝色或月白色，青年则着自染红、绿色的衣服。除新妇嫁期系赁裙外，一般人家妇女平时不着裙。女帽，冬季老人戴绒帽、风帽，青壮年妇女戴缎帽或“头勒子”。
  女鞋，青年妇女冬季尽是绣花棉鞋，春夏秋三季则穿绣花夹鞋。老、中年妇女冬季多穿套鞋（软底）、靴子（木底、穿在套鞋外），其他时间穿前头尖式的黑色夹鞋。
  至民国时期，富户、乡绅等多穿大衫，戴礼帽；青年男知识界穿制服，即当时的中山服；女学生及富绅家的妇女多穿旗袍，袜筒高至膝部。至于农村青年妇女冬季多穿带色彩的花棉袄、棉裤。这式样一直延袭至建国前夕。
  建国后，旧式衣帽渐被淘汰，以带遮檐和“耳巴”的黑色棉帽及带檐的干部帽最为普遍；穿制服者也日益增多。到70年代人们的穿戴就出现了大的更新局面。进入80年代后，男服以中山、国防式为主；西装亦开始流行，并有日趋盛行的势头。男青年西装革履，衣式新颖；女青年冬着翻毛皮衣，夏穿连衣裙，脚蹬高跟皮鞋，人们的衣着穿戴正日益接近世界潮流。
  二、饮食起居
  群众的饮食习惯是一日三餐（极少数一日两餐）。早晨吃馍、喝粥（亦称“糊涂”）、吃小菜；午饭吃馍，有熟菜；晚饭，亦称“喝汤”，一般吃面条、面旗、米汤、疙瘩汤等。
  主食品种繁多。本市主要是小麦和杂粮。清末至建国初期，多以大豆、高粱、玉米为主食；逢年过节、款待亲朋或红白喜事时，佐食小麦。从1958年至1978年间，以地瓜干为主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民生活提高，始以小麦为主食，彻底改变了以往以粗粮为主再加瓜、菜带的局面。
  本市住房以北屋（人称堂屋）为主房,若东西有配房的称“簸箕叉”院,若东西南北房均有的称“四合院”。住房分配的俗规是：父母长辈住堂屋，儿和儿媳、晚辈住配房，而建房规格是堂屋要高、宽于配房。
  旧时贫户住土棚子屋（土顶、土墙、无砖瓦的屋），富户住砖瓦房。那时，凡有“功名”的人家，其门楼和堂屋脊上均装有兽禽形的陶制物和钢叉、云燕等饰品，取“镇宅避邪”之意；有的屋脊上饰以花纹的砖瓦，称之为“透花脊”；有的于房檐处饰以带花纹的“勾头滴水”，以壮观瞻。在沿黄地段多用木撑架建房，以防汛期涨水冲塌房屋。
  从60年代起，人们对住房要求渐高,砖瓦房逐日增多。进入80年代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乡间新房剧增，城市更是楼房林立。现在建房均以砖瓦、木石、水泥为主，房式宽敞岀厦，多饰以彩色水刷石和多彩多姿的山水、人物、鸟兽、花卉形状的磁块。有的富裕户还建楼房式“明三暗五”的厅房，全部钢筋窗棂，玻璃窗口，彻底改变了以往蓝砖小瓦、土棚暗窄的局面。公房则以楼台高耸，大型西式建筑为主。随着生产的发展，农村有的地方已集体规划建房式样，即所谓“排房化”，形式整齐划一，初步显示了城乡差别的缩小。
  三、生辰寿诞
  一般老人的生日称作“寿诞”或 “诞辰”；儿童少年叫“生辰”或“生日”。庆祝生辰寿诞是荷泽人民的传统习惯，但方式各异，规模不一。
  给老年人过生日，谓之“祝寿”或“庆寿”。一般从66岁开始，有的地方从60岁开始（富人也有从50岁开始的）。一般上有老人的，不做大的“祝寿”活动。建国前，富人过生日，亲友相邀，赠送寿嶂、寿联、寿屏、寿盾（一般是银质心、木框架），上写“寿比南山，福如东海”等祝词。也有送寿画的，多画老寿星、松柏、仙鹤、寿桃等，以示吉祥。还有送点心、糖寿桃、肉类、钱币的。有的大户人家祝寿时还要演“堂戏”。“大庆”时，有的还请戏班，搭台演唱数日，轰动乡里。有的地方，晚辈和亲友则向老人顶礼膜拜，以表孝心。一般人家只吃面条和煮鸡蛋，取“运转寿长”之意,或饭菜略优于平时，以示祝贺。至于穷苦人家，则无法祝寿了。若临生日时，只有存心自知而已。菏泽地方，老人到80岁时，称“庆八十”，这次是最隆重的；到90岁时，也有“庆九十”的，叫做“大庆”。
  少年儿童到生日时，一般吃煮鸡蛋、喝面条，借取“滚运”和长寿之意，且形式简单。此举不尽普遍，但重视程度各不相同。唯独儿童到“三生”（三周岁）时较为重视，名为“过三生”。一般人家是：至亲挚友，给孩童买衣、帽、鞋袜、玩具等物，富者置物较多。
  建国后，庆贺生辰寿诞仍很盛行。方式规模渐趋于一致，这是由于广大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之故。一般主家盛摆酒宴，食品花样日益增加、更新，至亲好友也多携带寿桃、高级点心、酒、烟、肉等前来祝贺。
  四、嫁娶习俗
  旧社会都是凭媒订婚。那时男女婚姻必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不能自主。一般的男子十五六岁，有的十二三岁，即由父母求媒, 找“门当户对”的人家求亲，叫做“说媒”。女子大于男子二三岁，甚至五六岁者，即谓“年龄相当”。如女方向男方求亲，叫“倒提亲”，亲上加亲叫“爱好结亲”。有的双方父母在孩子没生下来就为他们订婚叫“指腹为媒”。一般女方要求男方条件高些。俗称“女攀高门”。媒人将男女双方的情况互相介绍后，双方就暗地打听，再找先生“査八字”，“合星相”，如没有“冲克”即可订亲。双方满意，星信、八字又合，协议后，第一步进行“谢恳”。为了遵重女方，羞男不羞女，先请男方表示同意，然后媒人带红毡到女方表示恳求，这算双方口头表示同意，以后不许再有异议。有的要“换小帖”，即将双方年庚互相交换，这是初步肯定。这项手续简单，只侯烟茶而已，而后再择定吉日进行“传柬”,也叫换“大帖”或“传启”，俗称“恳媒”。大帖的格式非常严格郑重，双方的主婚人均需具名。平辈的男方称“忝眷弟”，女方称“姻眷弟”；若男方为晚辈称“忝媒晚”，女方为晚辈称“姻眷晚”，即所谓“男忝”、“女姻”。大帖上男对女方写“恳”，女方对男方写“允”，即所谓“男恳”、“女允”。男方对女方要写“求聘”，女方对男方要写“许字”。大帖对媒宾称“冰人”，需要四至六人，男女各半，所用的帖称“执柯”。换帖的日期，由男方择定，帖请媒宾必须设丰盛的筵席款待；若女方也要设筵，吉日要让于女方，次日再赴男方之席。传柬后，儿女的终身大事就算定了，即所谓“乾坤定了”。由于男女婚前不见面，媒人往往从中弄虚作假，因而造成不少婚姻悲剧。
  订婚后，一般男女到十七、八岁才进行婚娶。婚娶之前，男方家长先到女家“请庚”，俗称“要好”。一般第一、二次女方不答应，到第三次才表示同意，把女子出生的年、月、日、时和属相开出来，男方根据男女的 “星相”择定月、日、时辰，谓之“看好”。之后，男方向女方“送好”，并附送衣料、首饰等物。女方要为男方回敬扇子、腰巾等。另外再附一包麸子，一包食盐，取意为“夫妇有缘”。到了婚期，根据家庭情况，富家用花轿或轿车，一般人家用牛马车，上扎“扑楞”，盖上秫秸箔、花席或兰单子，前口挂红毡，后挂花单子，车中坐着娶女婆（有丈夫、儿女俱全、又不在三忌的“全换人”），还带一只公鸡，跟一个童男，称“抱打鸣鸡的"；女家回礼要配一只母鸡，也派一童男称“挂门帘的“。双方家长互赠钱与童男，往往男家赠钱髙于女家。
  新娘上轿（车）之前，先“上头”、“开脸”、谓之“成人”。新娘头戴凤冠，顶蒙红布，身穿石榴大红袄,腰系八幅罗裙，肩披披肩，并陪送许多嫁妆。娶回的路上若遇井、石、庙宇，要在车边用红毡遮避，点放爆竹, 以防凶邪。
  到了新郎院门首，出来两位大姑娘，手端托盘，上放酒和用红纸封的进门礼（钱）相迎。随着出来一位“全换”妇女，手拿火把，围着新娘的车（轿）正、倒各转三圈，然后把火把插入阴沟里。新娘下车时，面向何方是有规定的，下车时足不着地，坐在椅子上，由人抬到天井院内，站在红毡上与新郎同拜天地，名为“拜堂”，后行“合卺礼”。俗称“坐帐”,即新娘新郎同坐在一条凳子上，男的坐住女的衣襟，并喝“交心酒”。新夫妇要交杯换盏，然后新娘从红毡上步入洞房，于房内床前或墙角处默坐，任凭人取闹打趣。一般取闹的是先量新娘的脚大小，以小为美，大者为丑，俗说：“脚大三分丑”。入夜后新郎入洞房，予先预备一壶酒几个菜，新婚夫妇喝酒谈心，谓之“圆房街邻青年人在窗外窃听，叫“听房”或“闹房”。
  婚后第三天早上，新娘早起走出洞房,公婆在院中预先放一把扫帚，并故意放倒一只油瓶在地上，如果新娘能打扫院子，并把油瓶扶起来，就认为她将来能操持家务。接着就有一位“全换”妇女“送汤”（汤用白面、大枣、小麦和栗子做成。枣与“早”谐音，栗与“立”谐音，意即“早立子”之意），先让新娘喝，后让新郎喝,剩下的全泼在床底下，并且嘴里念叨着“东一泼、西一泼，小子闺女一大窝；东一淋，西一淋，闺女小子一大群”，以祝愿多生儿女之意。早饭后,新娘先拜公婆，后拜亲族，再到外祖父家。凡受拜者，都须赠给“磕头礼”，多少不等，但得双数，并用红纸包好，这是新娘的积蓄。
  三天或六天，至迟十二天，新郎新娘同去新娘家，俗称“回门”或“认门”，古称“归宁父母”，后来简称“归宁”。新婿回门时，要有一人带领,叫“帮客”。他的任务是一则免新郎失礼，二则恐闹婿过分。那天，女，方家需设厚席相待，并请乔兄弟和表兄弟相陪，称为“暖婿”。要让新婿坐首位,独占一方。新婿到岳丈家后，要先到家谱前叩拜，后拜岳父母，然后入席。新婿要双座、双盅、双筷。酒茶之后,继而饭菜，并送油饼四张和葱一把，用红线缠着,“帮客”撕其中一张之一角，让新婿吃，其余带回家去。在吃喜面条时，一人手托托盘，上放用红纸包的钱，在客屋门前一照，俗叫“缴面礼”。新婿回门所带礼物，一般女方不折留，如收一部分，必须有更好的东西回敬。新娘回门之后，就可以参加家庭日常劳动了。
  新中国建立后，喜事新办逐渐代替了封建礼仪。迎接新娘时，自行车代替了花轿、轿车和牛马车。在城区,婚期多选在“元旦”、“五一”、“国庆”等节日；农村多在“春节”左右。至期，举行简单的婚礼仪式、亲朋送礼祝贺，男方家长采用“喜酒喜糖办喜事，一杯水酒谢宾朋”，大家热闹一天，就算结束了婚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人民生活的逐步提高，衣食住行都讲究起来，形成“吃饭讲营养，穿衣讲漂亮，住房讲宽敞,用具讲高档”的消费观念。喜事新办的观念也随着变化。新婚夫妇把新房装饰的井然有序，大衣橱、高低橱、书橱、写字台、新式双人床、圆桌、沙发等新式家具应有尽有；有的还有电视机、录音机、洗衣机等高档生活用品。在城区，一般人家则租借小汽车迎娶新娘，有的则采用旅游结婚，新婚夫妇一块到外地旅游一趟，就算结束了婚礼。
  80年代初，在城区有些单位则举行集体婚礼。一个单位或几个单位联合举行，有若干对新婚夫妇参加，领导人主持，有关单位赠送镜匾。集体婚礼文明、热闹、经济，是婚嫁改革的一种好形式。
  五、丧葬今昔
  菏泽的旧殡葬方法是土葬。人死之日，在死者口内放一银鱼或铜钱，名日“噙口钱”，然后穿上“送老衣”，当天成殓，棺椁都要十分讲究。三日之内，后辈男女都要糊白穿孝，门口挂孝、门上贴白纸；死者子女都要穿重孝，其次必须卧薪枕坯于棺旁，谓之“守灵”。停灵时间不尽相同，一般穷苦人家1〜3天，富者则在7天以上。三天内要向亲朋口头报丧，出丧之日确定后，还要书面报丧，谓之“报丧帖”。这些都是出丧的准备。
  出殡是整个丧葬中最隆重的一节。富贵人家要雇人用各色彩纸绸缎扎成大花座罩、轿车、牛、马、楼人、金幡、进楼、摇钱树、金箔、元宝、丫环仆女等“舍火”，搬到街上，另请吹鼓手数人，吹吹打打，并敬请“礼相”（礼相多是当时的秀才）“喝礼”,和尚念经，以此显示威风和大方，葬埋时将“舍火”一火焚之，名曰“随人而去”。入葬后，大摆筵席，款待吊客，有的可摆几十席或更多，一事下来，耗费极大。由于前来吊唁的客人中不少是借此机会互相拉拢或搞政治交易的，他们送的财物常常超过了办丧事的费用，所以有钱有势人家办丧事，不但没有损失，还总是有利可图的，所以群众讽刺他们说：“家里死个老奶奶，强似在外做买卖。“
  中等人家的情景就完全两样了。他们受前者影响，不得不仿效，人死后也要制孝衣、做棺材、扎“舍火”,以表孝心。他们学做富人的样子也要办上十几或几十桌酒席，否则便要受到那些“知礼懂节”人的冷嘲热讽，因此,他们不惜破产或借贷来操办丧事。因这些人家来的吊客尽是送礼不多的，所以办丧事不仅发不了财，还往往由此而负债累累，造成生活困窘，或多年偿债不清，给其后代留下难以医治的创伤。
  在旧式丧葬中，受害最大的还是穷苦人家。这些人家平时就衣食无着，一旦家里死了人，他们既扎不起“舍火”，又请不起吹鼓手，就是买口不象样的棺材也要变卖自己仅有的家产或借高利贷，然后找几个穷人悄悄抬去埋葬；有的连薄棺材也买不起的，只好“软埋”，俗称“土砸脸”。尽管这样，事后有的也无法生活，只好携儿带女背井离乡，到处流浪，其凄景惨状，目不忍睹。
  新中国成立后，提倡丧葬改革，丧事从简。1968年，于城西北3公里处建成了火化厂，1979年10月菏泽县发出“彻底废除土葬，实行火化”的指示，多数大队或村庄建立了骨灰堂, 清理了大批旧葬用品，旧的丧葬习俗，逐步废除。
  第二节岁时节令
  春节春节，荷泽市俗称“过年”或“年下”，是个最古老最隆重的传统节日。每入腊月，家家户户都积极操办“年货”，进行年终大扫除，俗称“扫屋”；有条件的要粉刷或用白纸糊墙，以示清洁；同时洗刷家具、器皿，购置新碗筷，赶做新衣服，以辞旧迎新。
  腊月十五日以后，家家蒸馒头、花糕、菜馍、枣花、棋饼等。馒头有“豆馅实团”两种。实团馍纯用白面揉成，豆馅馍即先用红豆、绿豆或豇豆等再加大枣煮熟捣成烂泥为馅，外面用白面包成。花糕，先用白面做成一公分多厚，约一市尺直径的园饼,再用面盘成各式各样的图案，上面再嵌上大红枣，放在园饼上蒸熟。枣花,先用白面做成长形面条，再盘成各式各样的形状，嵌上大红枣即成。菜馍,有肉馅和素馅两种，均由白面撮捏封口而成。棋饼，多用印模，先把白面揉合成饼，包上红糖或枣泥，揉成团后，按入模内，再磕出来点上红点，即美其味又壮其观。枣花、棋饼多作回敬礼品。
  腊月二十日以后，各家把买到的猪、羊、鱼、鸭等肉类加以烹饪炮制，称为“煮肉炸菜”，旧社会多为富人享用，至于贫苦人家就很简单了，只不过蒸两锅馍馍，够除夕和新年初一食用罢了。
  除夕早饭后就忙着安天爷、灶神、祖宗牌位，掏香炉，门旁挂柏枝、贴春联和门神。中午先到天爷、灶神和祖宗牌位前焚香、浇点，然后全家吃团圆饺子，有的地方吃杂烩油炸菜。晚饭吃饺子。午后再次扫庭院，准备烧纸燃蜡烛、焚香等；妇女们则准备包五更时吃的饺子。晚饭后，家长要分散给孩子们一些钱，俗称“带岁钱”或“压岁钱”。除夕之夜，点烛焚香、灯火通明。晚间，全家要喝辞岁酒；街坊邻居、同行同业也互相邀饮，表示辞旧迎新。睡前，在大门内和房门外放拦门棍，院内撒芝麻杆，以防“邪魔鬼祟”。
  旧社会富人过年，穷人过关。富人到门逼租、逼债，穷人只好出外躲债，俗称“藏年”，直到大年初一才敢回家。
  午夜子时后，人们纷纷起床，起晚了则认为不祥。然后点上蜡烛，院内和大门前悬挂灯笼；室内外灯火辉煌，香烟缭绕，鞭炮齐鸣，祭天地敬祖宗。这时不得往院内泼水、倒垃圾和大小便;下饺子烧锅时不得折柴,不拉风箱，以保持午夜的宁静，取意吉利。晚辈给长辈叩头拜年已毕，全家吃饺子，通称“团圆饭”。
  初一早饭后，人们着新衣，成群结队地先到本族长辈家，后到异姓邻居家拜年祝福，互问“新年好”或“恭喜发财”等祝贺语，主人以糖果、花生、瓜子等例行招待。初一这一天不扫地，不挑水，不借钱，不讨债，称为吉祥之日。
  正月初二开始，携带礼物走亲拜友，不过，初二这天只走重要亲戚，如男“认门”，女“回门”以及陪“新客”、暖婿等。旧有“初三老娘初四姑, 初五、六里看丈母”之俗。过了十五之后，一般不再拜年叩头了。解放后，干部、职工就不论此俗了，友好、同事之间也互相邀请，祝贺春节，以示加强团结，彼此互勉之意。
  元宵节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一般称“元霄节”，菏泽人也叫“灯节”。这一天，春节的一切形式都要结束了。夜晚，家家户户都要挂灯笼、点蜡烛，门墩上、阴沟嘴、粪堆上都要点上用黏面或白面疙瘩制成的灯盏。如无风雪，全村各处灯火通明,称“收灯了”，象征“五谷丰登”之意。各家要在天地、祖宗牌位前点燃焰火,俗称“放花”。入晚，城乡到处是鞭炮声，空中地面火光乱舞，五彩缤纷。此刻，小孩子们汇集街头，挑灯欢唱及燃放烟花。在城市，各商店铺户，更是张灯结彩，大放焰火，以示生意兴隆;有的还组织盛大的灯会招揽来人,像此扩大商店声誉。解放前城内平正街从南至北，高搭灯棚，满挂丰富多彩、各式各样的彩灯，十四、十五、十六连续三夜，通霄不熄，观灯者如流,四乡来城观灯者也络绎不绝。
  解放后，人们仍重视元霄节。近年来，菏泽市政府很重视灯会这项群众艺术的复兴和发展，尤其自1984年以来，每逢正月十五日就在东方红大街举办大规模灯会、放焰火，人山人海，盛况空前。
  跑百病正月十六日这天，人们黎明即起，洗刷后先“跑百病”（即到郊外漫步蹓跶，认为这样可免除百病），有的地方叫做“走百龄”。居城者沿城垣,居乡者沿村路或野地蹓跶，摘集各家大门两旁挂的柏枝，在街口或路口烤火，取“燎掉百病”之意。凡有牲口的均牵岀来蹓跶，用以解除牲口的百病，以求“槽头兴旺”。这天人们不做活，到处游看文艺节目、串亲戚等。
  二月二民谚云，“二月二，龙抬头”，意为百虫复苏，春雨将临，适宜耕种。这天，菏泽的风俗是家家户户做绿豆面煎饼，吃过年剩余的花糕，有的地方还炒焦豆（有甜的有咸的），称“咬蝎子肚”或“蝎子爪”，意是把蝎子除掉。该日，多数人家还用黍子面加糖，拍成圆饼，加油炸成粘糕，味道香甜，人人爱吃。
  二月初一下午，家家户户在院内或麦场用青灰围成大小三个圆圈，当中埋少许杂粮，俗称“围仓”，取粮谷满仓预祝丰收之意。
  三月三古历三月初三，菏泽风俗为盖房奠基日。传说这天“三煞”和“太岁”二恶星不出游，这天兴工盖房碰不着他们，可百顺无逆。另外青年妇女婚后三年内必须于是日回婆家, 因有“在娘家过了三月三，死了丈夫塌了天”之说。这虽是迷信传说，但农村妇女至今仍沿用此习；而嫁女回婆家却有夫妻和睦团结，春耕生产开始之意。
  清明节“清明”是传统的节日。原为纪念春秋时期晋国人介子推，因他被烧死在绵山柳下，故人们届时有栽柳的习俗。清代时，此节为收鬼的日子。这天抬着城隍爷的塑像出游，人们一早就上坟烧纸。民国后，此俗逐渐废除。
  解放后，政府机关、部队、学校和群众团体在这一天有组织地向烈士陵园及墓地敬献花圈，以表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借以对后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农村坟墓虽已逐渐平掉，但仍有在这一天祭祖之习，旧俗烧纸，至今仍未绝迹。
  谷雨节“谷雨”，本是二十四节气之一，人们对此节无大活动和忌俗,但在菏泽有“谷雨三朝看牡丹”之举。近年来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贯彻执行和人民生活的提高，谷雨节越来越被人们所注意。届时，本地和远方人，甚至不少外国朋友均云集荷泽牡丹园, 游玩赏花，盛况空前。
  端阳节农历五月初五为“端阳节”，原为纪念屈原的日子。又称“端午”或“端五”。也是个历史传统节日0届时家家户户用黍米和大枣煮成粽子饭或用苇叶包粽子吃，另外还要吃油条、面泡、糖糕等。还有门旁插艾条, 小孩们戴艾和香布袋的习俗，有“爱子保健”之意。
  六月初一每年的古历六月初一，菏泽人叫做“小年下”。古传统也要烧香拜神（现已绝），也蒸花糕、吃饺子，意为祝贺下半年开始，余无其他活动。
  七月七每年的七月初七日，传说是织女、牛郎鹊桥相会之日。夫妻久别重逢，伤感落泪，所以人们相传该日为下雨日。过节时，菏泽的风俗是七个女孩组织一班，兑相等的白面和钱,买些水果和做些好吃的东西。这天夜间，他们相聚同宿，谓之“过七月七”。有的地方七个女孩兑等数的白面同包饺子，并有意用一绣花针包在一个饺子里，临夜聚餐时，谁咬住针尖意为“巧女”，若咬住针鼻意为“拙女”，谓之“乞巧”。
  仲秋节农历八月十五日为“仲秋节”，也叫“中秋节”。本市同全国各地一样颇为重视。节前亲朋之间互赠月饼、烧鸡、水果、烟酒之类的礼品。晚上皓月当空，各家对月专设供桌，摆上月饼、瓜果，称为“圆月”。供毕，全家人分食供品以庆团圆。如果这天家人不全，有在外未归者，即不做“圆月”之举；否则，为不祥。
  重阳节古历九月九日为“重阳节”。此节菏泽市商界最重视，诸如酒店、油坊、染坊等。临节时各自供奉自己的传统神主牌位，照俗活动。旧时文人也多有酿酒避瘟之说。是日文友联约集会，欣赏菊花，和诗吟咏，寄托情思。解放后此俗渐废。
  十月一古历十月初一，旧社会传说为鬼节。清明节为“收鬼节”，十月一日为“放鬼节”。因冬季来临为农闲季节，可使其自由活动。因此，这天一般人家多上坟烧纸以示哀悼。此俗至今仍存。
  腊八每年农历十二月初八日，俗称“腊八”，原是佛教节日。初，他们取香谷和果实等造粥供佛，名叫“腊八粥”,后来演变为一种民间习俗。该日，荷泽人用小米和红枣或红薯做米饭，称“腊八米饭”，用玉米穆和红薯块做粥，称为“腊八粥”。此俗至今仍在部分地区流行。
  祭灶每年古历腊月二十三日，传说是灶君爷上天回禀的日子，世人要烧香祭典，俗称“祭灶”，也叫“辞灶”。这天家家户户用秫秸扎成小马, 用谷草和麦麸做饲料，放在鳌子后面,喂“灶君”骑的马，晚上供奉灶君，进行祭灶，并祷告着：“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二十三日去，初一五更来，多带五谷粮，不带灾和殃”，然后焚香烧纸、点爆竹，同时把扎的小马、谷草和麦麸一并烧掉。之后，把祭灶用的糖分而食之。如全家人不齐不举行此仪式。有的村庄和族户由于祖传的特殊原因和禁忌，不在二十三日祭灶，有的提前一天或推后一天以求吉利。
  第三节封建陋俗
  占卜相命旧时城乡群众在生活中若遇到疑难不决的事，往往赶赴街市问卜相命。此俗一直流行至解放初期。当时有六爻卦、抽书签、鸟雀叨卦、盲人算命、相士看相等。他们有的在街市设摊，有的走街串巷边敲木板边打铜锣，高喊“抽签算卦”，以招徕顾客。这伙人善于对顾客察言观色,望风扑影,用模棱两可的话蒙骗群众,瞎诌阴阳之说以定人吉凶祸福，并煞有介事地为来人“排忧解难”，使问卜者贴服就范，借以骗取财物。
  看“风水”
  旧社会菏泽人定坟地、宅基、建房等均需请看“阴阳宅”的“地理先生”“择福地”看“风水”。这时“地理先生”手持罗盘（择地工具）指东划西，自编术语，念念有词，装腔作势。户主甘心听其指挥,受其摆布；特别是富绰人家，为保其家业“久昌不衰，世代人旺”，对此俗尤为重视，不惜重金请“地理先生”为其看风水。“地理先生”则惯乘有的人家遭天灾人祸之际，危言耸听，说什么“撞地脉”、“犯风水”、“碰五鬼”、“压太岁”、“撞三煞”等等，迫使受灾者向其请求禳解之法。他们便以“解危除灾”为饵，让该户改门、拆墙、拔林换向、造水、筑山、加高、削矮等等。结果户主灾上加灾，劳民伤财。
  驱“鬼”治病由于旧社会科学落后，因而巫医神汉往往借此行骗，驱“鬼”治病之风在荷泽颇为盛行，其流毒至今仍未彻底肃清。有的人患病不求医，专听巫医的摆布，结果人财两空。有的致残终生，有的轻病误时铸重，大病因拖延而丧命。当时因靠迷信治病而家败人亡者屡见不鲜。尤其精神病患者，几乎全靠驱“鬼”法医治，叫做“捉妖拿邪”。巫医们如碰到病人死亡，则以“治病不能治命”和“有命不害无命的病”来开脱罪责。他们通过病家神前“许愿”和“叫魂”等名堂骗取大量财物。据《荷泽市报》1983年5月5日载：安兴镇船郭庄村郭良计之妻李秀兰患病，请自称是耶苏基督教徒的野医骗子王丙奎念经治病，一连五天,李秀兰突然于4月6日晚死去。这时王丙奎说什么“上帝保平安,死去能阳还”。郭良计等了一天，可死妻岂能“阳还”？事后王丙奎被扭送公安机关，而李氏却死于非命。现信此者虽属不多，但并未绝迹，实堪警惕。
  结阴亲旧时有的人子女夭折后，其父母便托媒人寻找已亡的年岁相当的未婚男女定亲，以便到“阴间”结婚，所以叫“结阴亲”。“结婚”时间多择定在清明节、农历七月十五或农历十月一日，由女方扎纸嫁妆，男方协同女方亲家到“新娘”墓地发掘女尸，按照俗礼再行装殓，继而抬至“新郎”茔地进行合葬，即算结了 “阴亲”。有的还为死者张罗立嗣和财产继承权等事宜。此俗一直延至解放初期，现已革除。
  拴娃娃解放前由于没有妇女保健设施，医疗技术水平又低，女子结婚后二、三年内不生育者，就心情急躁，她们只有求助于神，到庙内“拴娃娃”，以求承继祖宗“香烟”。荷泽有些地方多选定春夏季奶奶庙、观音堂、菩萨寺等庙宇古会期间，筹备香纸前去跪经。届时，庙里道士或尼姑击钵念经，而拴娃娃的人给庙方一定的香纸钱，然后将选中的泥娃娃用红绒线拴住脖子，并暗中抠点泥娃娃身上的干土，用布裹藏怀中，口中不住叨念着：“有福的小孩跟娘来，没福的小孩坐庙台，婶子大娘家都不去，跟着亲娘回家来。”和“儿啦儿跟娘走,饿了给你买碗饭，渴了给你买碗粥，别向别处去，跟娘回家走。”至家后，把泥娃娃土用水冲服，认为这样即可怀孕生子。有的妇女不孕时即在自己卧室内暗中虔敬“送子奶奶”或“送子观音”等牌位，定期烧香摆供；更有甚者，少数老太婆为早抱孙子，就选定阳春三月竟长途跋涉奔泰山“奶奶庙”里去拴娃娃。她们事先要“许愿”，偶而巧中生了男孩，女方必须亲去“还愿”，答谢神灵。这时自当耗资措办物品，而庙方则照例全部收留。不少地方地痞、流氓乘机到庙内调戏妇女，伤风败俗。现此俗巳渐绝迹。
  祭神旧时祭神之俗颇为盛行, 各地种类繁多，兴废不一。每当祭祀之日，有的兴师动众，轰动乡里，有的局限于行业，有的只限男性或女性, 侧重也不一。届时，“善男信女”香客云集，鼓乐鞭炮，煞有介事的热闹一番,而庙主及经办人则借此聚敛民财,中饱私囊，而美其名曰“祭神”。现择民间广泛盛行者概述之。
  祭火神:每年古历正月初七日，相传为“送火神”日，如不“送”，人们要遭火灾。届时各村男童（不准女童参加）自动结合成组，或三五人，或五六人，多则十几人，于事前在村内逐户收香火钱，至七日下午，各村儿童不约而同的点燃火把和鞭炮，并在村南道旁堆集小土堆，烧燃成束的香火“送火神”。每当是日傍晚，各村的南面香烟缭绕，火把通明，形若火龙蜿蜒，直至暮降始散。
  官办“大祭”：所谓官办“大祭”,清朝、民国、日伪时期盛行一时。一般定于春秋季节二、八月间举行。春祭文圣孔子，秋祭武圣关羽（一说岳飞），此举皆在城市进行。届时高搭大棚，鸣锣响鼓，鞭炮轰鸣，牲醴猪、羊、牛、鸡、鱼等陈烈满案，香烟酒气上冲云汉，而“知事”、“县长”乘轿骑马，礼服盛装，莅临现场顶礼膜拜，行三六九叩之大礼；耆宿名流亦混迹其间，经费则尽出于民间商贩。每年大祭之时，参与者吃喝肥己，而劳苦大众则叫苦不迭，实属劳民伤财之举。解放后此例已绝。
  民祭：民祭即民间祭祖，或称祭坟，多选在清明节进行。一般是因死葬时家境不裕，尔后或升官发财，或经商营利，于是再补行“当大事”之礼。届时，耗资措办一切，如“扎舍火”——用纸和高粱桔扎成的楼台殿阁、鸟兽花卉、新型车马等应有尽有; 祭祀时，遴请名手啖呐吹奏行礼，“礼相”、“大宾”（地方名流，穿靴戴顶）么喝助祭。至时广邀四方至亲好友，丰宴款待，并由和尚道士诵经，“超度”死者。此举所费浩繁，费时旷日。“土改”后此俗已不存。
  祈雨：每当暮春仲夏之际，遇大旱之年，群众便求助神灵。旧时城乡祈雨形式不一。城市则设在城隍庙内,祷告神祗。这时县官也扮成关心民疾的样子，亲临现场拜祭一番。在乡村则由乡绅名人举办，纠集众人，踩着高跷，抬着“关帝”泥像，浩浩荡荡,到预定地方（一般是有“潭”水的地方）取水；回时将水遍洒道途，取行云布雨之意。有的地方祈请孙大圣（即孙悟空）降雨，有地方又请“龙王”降雨。祈雨时，由“纠首”（地方名人）集资买香、设坛，请来一惯以“下神”为业的人（俗称“马子”），待“神”“附体”后燃香鸣乐，众人齐跪，叩头哀求。并“许愿”祈祷，一般许以猪羊祭和唱大戏来“仰答上苍”。如遇巧下雨，经办人再大肆攫敛钱财，唱戏摆供，美其名曰“酬神”。此习已绝迹。
  老妈妈祭：老妈妈祭，菏泽又叫“婆婆社”。此种祭典纯为老妪们倡办。事先由少数所谓“热心婆”走家串户募集粮食或钱款，交给庙祝经办。祭祀时间有的在上半年的二月二、三月三、四月八、六月六、有的在下半年的七月七、九月九、十月一。祭典对象或奶奶庙、或菩萨寺、或土地庙、或玉皇殿、或观音祠。届时由庙祝请来吹鼓手和招来些帮忙人，并通告有关老妪们按时到达降香。是日，神前香烟缭绕，鞭炮阵阵。在祭祀时，老妪们成群结队，由啖呐轮流迎送，午间共进午餐一顿（人们叫做“赶社”）。该餐费只占募捐粮款的三分之一，余款统归庙祝私有。此俗早已不存。
  禁忌旧社会清规戒律，陈规陋习比比皆是，现就民间广泛流行的禁忌习俗记述如下。
  （1）建房者忌“三煞”、“太岁”;碰着则不利，故必须事先査定这两 “神”的居向后再避开兴工。
  （2）墓地后边忌有小路。传说它是一条绳，主墓家主人有上吊的，说什么“不怕“林”（祖先的坟茔）前千条路，只怕“林”后一条绳。”
  （3）建大门忌正对小胡同。说是“箭道正对门，必定要死人”。大门若对小胡同时，必须在门脊上置一块砖对准胡同，上刻“泰山石敢当"，方能解除一切不利。
  （4）东西屋房檐忌对堂屋（北屋）窗子，这叫做“滴泪”，主“小口”（小孩子）不利。
  （5）建大门忌正对堂屋门。说这是庙宇式，不宜民居，必须按“八卦”定方位为宜，否则属阴阳相克，大为不吉。
  （6）忌门前植桑树（“桑”与“丧”谐音），宅后植柳树（“柳”与“溜”谐音），院中植杨树。农村有“前不栽桑，后不栽柳，院内不栽“鬼拍手”（指杨树）”的歌谣。
  （7）墓地忌无“风水”，否则人、财不旺。“林”前微凹为“水”、“林” 后略高为“山若无“山水”必须制造“山水”方为适宜。
  （8）生了小孩三日后再起名，因有“早起名，孩不成”之忌。
  （9）吊丧时忌串门：串门带灾殃，主不吉。
  （10）下午忌看病人。传说午后属阴，对病人不利。
  （11）活人盛饭的碗，忌斜插筷子, 因死人灵前的碗才斜插筷子。
  （12）熬的药渣不能倒粪坑里，否则对病人不利，忌为“填不满的坑。”
  （13）人们出远门或由远处回家, 均有忌日。即“若要走，三、六、九;要回家，二、五、八”。这些日子是传说中的吉利日子。
  （14）对吊丧客人忌食面条子，防 “连绵不断”之意。
  （15）做生意早上出门时，忌开玩笑——开头。传说打头主生意不利。
  （16）做生意的人忌来人坐在门槛上。传说这将使生财不旺。（17）妇女忌正月初五、十三、十四做活，因这是“五芒日”、“杨公忌”、“月忌日”，做活主不利。
  （18）新婚女子忌正月十五夜在婆家看灯火。是日黄昏前必须赶回娘家, 因有“看了婆家灯，死去老公公”之说。
  （19）产妇忌串门，因有不洁感, 怕脏他人。
  （20）新丧“重孝”人忌到新婚人家“闹喜”，说是“红白”不合。
  （21）属相“犯克”者忌到新婚人家“忙喜”。
  （22）住家建房忌配房（东、西、南屋）高于主房（堂屋），否则即有 “宾压主”之弊。
  （23）熬中药忌换人熬和药水见天，否则即认为改变了药性。
  （24）宴媒人的席，吃时忌把鲤鱼的刺戳断，否则主婚事不到头。
  （25）院内粪坑忌对大门。若对大门意味着变为药锅。
  （26）早上太阳不出忌说梦事，否则，主本人不“旺相”。
  （27）母鸡“打鸣”认为不祥，对主家不利，必须杀掉。
  （28）每月古历初一、十五忌串亲戚，否则对主家不吉利。
  赌博赌博即赌钱,计有当纸牌、掷骰子、押宝、推牌九、打麻将等形式。解放前，每年农历正月间极为盛行，城乡成风，参与甚多。斯时有 “官不禁赌”之说，而一般家长也放纵孩子玩赌几天，所以正月初一至十五日，半个月内到处可闻么喝赌钱之声。
  当时城乡集市都有专业赌局，夜间尤甚。好此者，一般是官吏、兵痞、豪贵子孙及不务正业的流荡人物；乡间大集镇上有专门“撑宝篷”的团伙，轮流赶古会，有的还辗转各县。凡染上此恶习的人，轻则造成家庭不睦、延误生产、嗜懒成性，重则倾家荡产妻离子散。解放后，对此早已明令禁止, 公安部门也采取了有力措施，但仍有极少数人在暗处偷干，尚待进一步根除。
  吸毒吸毒是指吸食鸦片（也叫大烟）、海洛因（也叫老海、白面）、吗啡等。旧社会城乡皆有。大凡染此嗜好者，多是官吏、地主、兵痞、巨贾、纨绮子弟，有此恶习的人脸色苍白、蓬发垢面，形容憔悴，骨瘦如柴，意态颓丧，人们呼为“大烟鬼”。因毒品价格昂贵，故因吸毒而家败人亡、妻离子散、沦为盗贼乞丐者比比皆是。尤其日伪时期，各地均设有官办土膏店、鸦片馆、吗啡专卖处，因之害人更甚。凡嗜此者亲朋无不嗤之以鼻。杜庄乡杜文桂嗜毒如命，家产净光后，又将妻子儿女卖掉，以至沦为乞丐沿街乞讨，终于饿死在村外的破庙里，至今其儿女提及仍切齿痛恨。解放后，政府对毒品严令禁止，现已根绝。
  守寡封建礼教提倡女子“从一而终”，即所谓“好马不配双鞍鞯，好女不嫁二夫男”，迫使妇女接受“马配双鞍难行路，女嫁二夫落不贤”的谬论。女子婚后，一旦死去丈夫，为羸得“贞节”的美名，就得屈辱守寡，甘受寂寞的煞煎，只能痛恨自己的“八字”不好，“命该如此”。如果改嫁，就要受到封建礼教和社会舆论的谴责。解放后，由于新中国《婚姻法》的贯彻执行，守寡之俗已彻底废除。
  纳妾旧社会官、绅、富豪人家,如果妻不生育或不生男孩或男方喜新厌旧便行再娶，俗称“纳妾”、娶“二房”或“娶小婆”。被娶作妾的多是穷家之女，多数是岀卖（立卖身契）或贪图厚礼而为之。过门后，生活地位低下，尽受“大婆”和丈夫的虐待。有侍婢转妾的称丈夫为“叔”，称大婆为“婶子”。自己的亲生子女不能喊自己“娘”，改称“婶”。为妾的人，有的不堪屈辱虐待，自杀者有之，潜逃者有之。解放后，此俗已严令禁绝。
  休妻休妻制是封建制度对妇女的摧残，是男尊女卑的具体体现。旧时女子结婚后，如犯“七出”（不育或无子、淫妇、不孝翁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之条，就等于身陷深渊,走向绝路。这时丈夫有权将妻子驱出家门或赶回娘家，即所谓“休妻”。这种残害妇女的恶习一直延袭到解放前夕。当时有些为富不仁之户，婚后如看不中女方，便向女方吹毛求疵，借故寻衅，给妻子诬加种种罪名，然后“休”之。妇女被“休”回娘家后，多遭亲人的“白眼”，邻舍的冷淡和“休老婆无好货”的恶意嘲讽，因而不是羞愤自杀就是逃匿外方或嫁给不称心的人家抱恨终身。解放后此俗已为人们所唾弃，为政府所禁绝。
  童养媳童养媳，菏泽亦名“团圆媳妇”。旧时民不聊生，有的人家因贫困潦倒或遭天灾人祸，多女之户无力抚养，只有央媒撮合，将幼女忍痛提前交由婆家养抚，俟长大后再行“成人”（即另举行结婚仪式）。童养媳多受婆家的苛待，又因男女双方年龄悬殊过大，即使婚后也多感情不合而造成悲剧。解放后此俗已绝。
  买卖婚姻旧时买卖婚姻之俗即以交易的方式来定婚事。既然是买卖性质的，其间必有包办的成分，所以也称“买办婚姻。”当贫苦人家的男孩说亲难时，必须由中间人说合，交足女方要求的“彩礼”后方能成亲，形成男买女卖的恶习。由于女方索资奇多而男方拿不起钱而造成终生鳏居者亦大有人在。此俗不仅使男方债台高筑，而且由于强迫撮合，双方没有感情基础，婚后夫妻不睦者更是比比皆是。久而久之，重则轻生，酿成悲剧，轻则私自逃逸，家庭离散，人财两空。建国后，政府贯彻《婚姻法》，严禁买卖和包办婚姻，但此俗尚未根除。
  嫖妓国民党统治时期和日伪盘踞荷泽时城里的偏僻街巷内亦有娼妓人家。一般乡村大集镇上亦有少数娼妓。当时明暗都有，暗娼居多。男青年若迷恋于此，或倾家荡产，或则染患“花柳病”抱残终生。解放后，政府严令取缔，对妓女们安排就业或劝其从良。从此，结束了她们的痛苦生涯。
  冲喜从前，若遇未婚夫沉疴绵延，久病不愈者，便强制女方让其结婚，妄图借“喜气” 一冲，病人痊愈，名曰“冲喜”。有的男方行将弥留，也要和女方同室同居，造成女方不是寡居忧伤致死，就是愤而自杀酿成悲剧。现此俗已除。
  缠足缠足亦名“裹脚”。据考,南北朝时期就提倡女子的脚形式样,什么“金莲”、“金钩”、“莲瓣”等繁多的名目。这本是封建时代官僚们玩弄女性的伎俩，传之民间后，久之成习。当时有“脚小能遮三分丑”之说。在菏泽，一般人家女孩到七、八岁就要缠足，即用白布条将脚裹紧，使足背突起，足趾折断形若椎状。初时站立不稳，夜不成寐，痛苦难言。既使她们失去劳动能力，又造成终身残废。自辛亥革命后，曾多次严令放足，但由于人们旧意识根深蒂固，此恶习未能获得彻底废除。解放后，由于社会和生产力的发展，兼之人民觉悟程度的提高，缠足之俗已自动废除。
  蓄辫男子蓄发留辫始于清朝。辛亥革命后曾明令剪剃。当时青年男子一召即应，惟男性老人曾保留相当一段时间，后日趋减少。
  转亲换亲此俗起自50年代。所谓“转亲换亲”就是两家或数家各有一男一女，因生活所迫均不易找到媳妇而互易其女以为儿媳。至1980年, 全市换亲者已达数百起,因此而投井、服毒、潜逃、自缢者屡见不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群众生活水平大有提高，转亲换亲者已渐减少。
  重男轻女旧中国重男轻女，男尊女卑，在人们头脑中已成为“理所当然”的信念，本市亦不例外。其突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妇女在
  经济上没有自主权。一个家庭只有男子当家，妇女只能受支配做家务。男子有财产继承权，而妇女则不能；二是妇女根本没有政治地位，不能参与社会事务，只能安分守家，不岀“三门四户”；三是妇女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只准男孩上学，不准女儿就读；四是喜男厌女,认为生儿能传宗接代，养女嫁走落空。更有甚者，有的人家生了女孩竟绝情溺死或忍痛遗弃。解放后，广大妇女彻底解放，和男子享有同等权力和地位，但由于旧思想的遗毒，现在某些人特别是老年人的头脑中重男轻女的思想尚存。
  第四节社会新风
  建国后，社会主义新风尚发扬光大，菏泽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蔚然成风。从1978年至1984年，全市计有新长征突击手8.325万人、“三八”红旗手7406名（内有“三八”红旗集体1807个）、文明单位190个（包括文明村85个）、“五好”家庭3.36万个、好媳妇9382名、好妯娌8278对。
  一、男女平等，妇女走向社会
  50年代起，妇女走向社会的人数日益增多。据荷泽市机关、团体、工厂等单位的统计，妇女占40%左右,而纺织工业中女工已占80%以上。他们与男子同工同酬。妇女在各级领导岗位上也占有相当比重。全市国家妇女干部1540人，其中正副县级3人、城乡企业中女厂长580人、女经理160名，出现了“半边天”参政的新局面。进入八十后代后，又出现了许多女能人、女强人、女改革家、女企业家。全市出现的“两户”（重点户、专业户）中，以妇女为主的就有2001户，占全市“两户”的45%。如回族乡西马垓村回族妇女马元环心灵手巧，有胆有识。她创办的皮毛工艺厂生产的兽头皮毛手套、多种皮毛动物、狐狸围巾、儿童皮毛玩具都别具一格，栩栩如生，产品远销欧亚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她曾应邀参加“广交会”，中外客商争相订货，产品供不应求，每年获纯利五六万元，为国家换取了大量外汇。
  二、“五好”家庭
  “五好家庭”必须具备有关条件，现将市规定的《五好家庭条件》附录如下：
  1.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遵法守法好；
  2・努力学习，勤奋工作，劳动致富好；
  3.家庭和睦，尊老爱幼，邻里团结互助好；
  4.生活情趣高尚，讲卫生、讲科学好；
  5.移风易俗、计划生育教育子女好。
  （家庭中有四十岁以下女文盲和少年文盲者，不能评为“五好”家庭）。现仅举二例：
  （一）祖孙20口，和睦一家人荷泽市南城办事处双井居民委员
  会双井街桑桂兰老人，家中4子4媳, 还有6个孙子、5个孙女，全家20口人，16个姓氏。三代同堂，算得上一个大家庭了。可他们老人爱护小孩，晚辈敬重长辈、和睦相处，满门欢乐，幸福愉快地在一个锅里耍勺子。二十多年来，婆媳、妯娌、兄弟之间从没红过脸、斗过嘴，多次被评为市“五好家庭”。1983年先后被评为市、地、省三级“五好家庭”、“光荣之家”，并岀席了省“五好家庭”代表大会。
  桑大娘年事虽高，但身体健康，治家有道。大儿媳黄桂梅过门25年来,一直象她的亲闺女。1972年，桑大娘的老伴伤了眼，桂梅一天三次把饭送到面前，洗手、洗脚、端屎倒尿，她一个人全包了，整整侍奉了三年。不料老人又得了瘫痪病，儿子们日夜轮流侍候，媳妇们争着煎汤熬药，还做了十几条小褥子更换使用。公公死后,媳妇们又把孝心全放在婆婆身上。老人有气管炎病，媳妇们每天早晨给她炸姜丝、爆鸡蛋，晚上用蜂蜜炖鸡蛋，还经常买些可口的食品。白天家里人少，孩子们怕老人心情郁闷，又买了电视机、收音机，尽量让老人心情舒畅地度过晚年。
  老人自觉生活习惯跟不上，怕孩子们嫌弃，也曾提出过析居另炊的主张，可几个媳妇急得流着泪劝止了老人。
  现在老人照顾家，儿子、媳妇在外工作，全家人个个满意。桑大娘的孙辈有的已参加工作，有的在校学习，媳妇们没有后顾之忧，都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
  （二）理家模范，工作标兵
  菏泽市都司乡西马垓大队妇联主任、共产党员、回族妇女李庆荣，19年来，在家庭中任劳任怨，孝敬公婆,教育子女；在工作中忠于职守，曾多次出席地、市妇女代表会议。1981年被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光荣称号,1982年后她家多次被评为“五好家庭”。
  李庆荣一家六口人，公婆年事已高，爱人工作在外，两个孩子上学。十几年来，全家人幼尊老，老爱幼，互相体贴谅解，充满了欢乐。1982年春, 婆婆患病，她一边安慰老人，一边求医抓药，日夜吃睡护理在婆婆身边，端屎倒尿，洗脸洗脚，帮助翻身起卧。在李庆荣的精心护理下，老人的病日趋好转。每天一早她就把婆婆背到事先铺好的躺椅上晒太阳、理头发，在婆婆感到寂寞时，她就给婆婆讲故事、讲连环画册或放戏曲、音乐录音。老人逢人就说：“我大难不死，逢凶化吉，真是多亏了我的好儿媳啊！她真比亲闺女都亲哩!”
  平素，公婆出于疼爱儿媳，总是背着庆荣尽量想多分担些家务活,可庆荣却想，二老前半辈子都没得到好日子过，现今生活好了，说啥得叫老人家过个舒心晚年。因此，宁愿自己多吃苦也不愿拖累老人，凡事总是抢在前头干。小姑春燕结婚时，一切妆奁均由庆荣一手操办，没让老人操一分心。春燕心满意足，就连平时不爱说话的公公也到处夸奖说:“俺庆荣会操心，会办事，真是一个贤孝人！”
  她经常教育孩子孝老人、敬师长、友同学、尊邻居，所以她的孩子在校听话，在家遇到好吃的，总争着先给爷爷奶奶送去。
  李庆荣的事迹，在全大队引起强烈反响，推动了全大队各村户争做“五好家庭”和“三八”红旗手活动的开展。1982年全大队有15户挂上了“五好家庭”光荣牌，10人被评为大队 “三八”红旗标兵。裘皮厂、工艺美术厂（大队副业）有三个车间被命名为 “三八”红旗车间。
  李庆荣不仅是理家能手，在工作上也是大队标兵。她带领计划生育小分队全体人员在全大队深入细致地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她们深入到户，广泛宣传，使各村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可喜成果。自1982年，全大队人口出生率即下降到千分之七。
  三、舍己救人，助人为乐
  1983年5月的一天，荷泽市妇幼保健站里一位产妇因失血过多而休克，生命垂危。一时又找不到同型血。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该站护士、共青团员王雪芹，为了抢救这位素不相识的姐妹，决意把自己的155毫升血液（与病者同血型），抽岀来献给病危患者。鲜血输进产妇的血管，病人复苏得救了。她含泪向王雪芹致谢，而王雪芹虽头晕目眩，却乐呵呵地说：“这算不了什么!”
  1984年8月14日下午，一个12岁的小孩与同伴在菏泽二中后面坑边玩水，不慎滑进坑里，岸上儿童惊慌喊叫。这时一位40多岁的男同志闻声赶到。立即跳入水中，奋力抢救。他一连三次潜入水底都未能找到小孩。这时他精疲力尽，鼻子被呛得鲜血直流。但为了抢救孩子，他又一次冒险入水，终于把孩子抱上岸来。可孩子已停止呼吸，面色苍青，他又急忙将孩子提起、倒立，控出污水，接着又作了人工呼吸，才把孩子救过来。孩子的母亲闻讯赶到后，而见义勇为者已俏然离去。事后，孩子家长经多方査寻，才得知孩子的救命恩人是菏泽火柴厂生产科长、回族兄弟李振铎。
  四、拾金不昧
  菏泽市城关第五学校一年级一班少先队员马翔，在1982年5月20日上学的路上拾到票夹一个，内有人民币60多元，存款支票100多元，还有其他发货票多张。他等失主不到，马上到校交给了老师，受到全校师生的赞扬，人人夸他是“七岁儿童心灵美”。
  1984年春，市百货楼绸缎组营业员赵子莉、李维芳、显素华三人，在柜台外拣到一个钱包，内有存款折7张，总计3300元，自行车票5张，以及其他物品。当时三人不约而同的主张是尽快找线索，使物归原主。后长久不见人来找，她们便把款折等物交给领导，后经査找终于交还了失主。
  1984年7月20日上午，李村镇岔河头村农民张路成在他的小卖部里拾到一个钱夹，内有2000元的支票、300元现金和与本镇郝寨村果园签订的合同一份。他发现后考虑到失主一
  定心急如焚，当即骑上自行车直奔郝寨。张路成热汗淋淋地找到了失主 ——湖北来的一位业务员。业务员抓住张的手，双眼含泪，感激不已。
  1984年9月28日上午，地区肉联厂共青团员王霞在办公室前拾到一张金额是1060元的活期存款折。她在原地等了好久，未见失主来找，后根据印章上的地址，给城关储蓄所打了电话。第二天，当失主接到存折时，再三握手言谢。
  1984年11月3日下午1时，市21中初一班女学生张建华拾到190元存款折一张，她便左右询问，査找失主，但未能找到。她只好托老师把存款折交到西关派出所，才找到了失主——菏泽师范的穆继荣。
  1986年2月2日下午，菏泽市政府招待所职工杨凤江在本所服务部柜台下拾到一个文件包，内有43000元的活期存款折一个、现金200多元，还有发票、粮票若干。杨凤江立即把文件包交给了所领导。经查找，巨款和票证如数交给马村乡会计马同恩的手里。
  五、敬老扶幼
  为使孤寡老人“老有所终”，晚年舒适幸福。建国后，自50年代就开始创办敬老院等社会福利事业，不过有的是分散赡养，有的是集中赡养，但由于各地条件不一，形式不尽一致，其共同特点是：“生养死葬”。进入80年代后,他们的生活费用进一步提髙。一般是冬棉夏单，逐年更新，一年到头细米白面，荤素兼有。每遇病残老人即派专人护理和经营有关事务。诸老人虽无子孙，却享受着超过一般人的生活待遇。如吴店乡、胡集乡、沙土乡、东城办事处等地均有条件较好的敬老院。胡集乡的敬老院从50年代建院一直到现在，越办越好。该院不但收养老年人,而且还收养孤儿孤女。有叫李良、张守光的两个孤儿，收养后,供其求学，抚养长大，现都已走向社会，自力更生了。安兴镇长屯的独女李玉兰被收养后，先供其求学，后又给她找了婆家。现在她已参加工作还定期来该大队走“娘家”，成了好“亲戚”。
  解放后，托幼工作即开始兴办。至1985年，计有农村幼儿园83处888个班，城镇幼儿园41处71个班，个体户办幼儿园7处。城市幼儿基本上都能入园接受学前教育。菏泽棉纺厂托幼工作非常出色，设备好，师资素质高，省、地、市报纸、电台、电视台都报导过他们的事迹。
  六、好媳妇
  高庄镇高庄村媳妇杨龙菊，生产理家井井有条，孝敬婆母胜过亲娘。
  杨龙菊的爱人常年不在家，子女教养、田间劳动、禽畜饲养，全由她一人承担；她还担负着村里卫生室工作。可她宁愿忙个死，不愿误工作。婆婆常年有病,生活基本上不能自理，尤其一到冬天便卧床不起。病轻时龙菊就用地排车拉婆母到当地医院诊治，病重时就带她去市里医院治疗。熬药、打针、做饭，忙里忙外；为给老人增加营养，水果、奶粉、糕点、肉、糖从不间断。当地买不到的就想法到外地购买。老人需用胎盘治病，但龙菊胃口浅，都是忍着呕吐给老人煮好送去。这样年复一年，为婆婆看病不知花了多少钱，而龙菊只有一个念头 ——花钱再多不心疼，只要老人能治好病。老人经过龙菊的长期护理，病情逐渐有了好转。为了使老人心情愉快，每逢附近唱戏或演电影，龙菊都是用地排车送去迎回。一次老人想去赵楼看牡丹，她就用地排车带着婆母去。龙菊平素是这样想的：老人20多岁熬寡，连个闺女也没有，到晚年只能叫她快乐，不能叫她伤心。我不疼她还有谁呢？所以邻居都说：“这样的媳妇真少有!”
  菏泽制药厂工人马琳，婚后多年如一日孝敬婆母、团结妯娌、尊重丈夫、教育子女，人们无不夸赞。
  马琳虽然工作忙，还是抽空及时给婆母洗补衣服，适时购买鞋袜、衣料等物。逢年过节总要给老人送些可口食品。每当老人有病时，她就殷勤侍奉，送水送药，忙里忙外，俨如一个护士。有一年夏季，她婆家外祖母患病月余，这本来是她婆母责无旁贷的事,而马琳为了给婆婆分担忧愁，她几乎每天一趟，送奶粉、送罐头和外婆想吃的东西。一次婆母有病在家休养，这时正值马琳产假期满，孩子无人照看，婆母要求照看一段时间，可她为了使婆婆安心养病，及早康复，说什么也不肯这样做，宁愿自己多忙些。她对妯娌亲如姐妹。她大嫂是位“民师”，大哥在外地工作。1982年5月间，大嫂分娩，奶水不足，而马琳比嫂子还着急，四处托人求医，买来发奶药、鲜鱼及时送去。几年来，她从没因家务事闹过意见。为让其丈夫学好功课，她独挑了家务重担。每逢电大考试，她唯恐孩子闹，影响丈夫学习，便把孩子带回娘家去住。由于她的模范行动，她大嫂和三弟媳也都明理知事。所以她婆婆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我的儿媳胜女儿!”
  七、好婆婆
  李庄集乡东李庄妇联主任汲守田，上有婆母下有儿媳。她从当婆婆的第一天起就善于体贴儿媳的难处，经常和儿媳开诚布公地交心谈心，不断使家庭矛盾大化小，小化了，使一个多儿多媳的家庭团结和睦。她的具体做法有三：
  ①以身作则，遇事率先而行。儿媳在绣花厂做工，守田主动把家务和地里的活担起来，不影响媳妇工作，对待上边二老，使他们吃满意，穿称心，侍奉周详,她婆母经常给孙媳夸奖她，媳妇也就学着婆婆的榜样侍奉自己的婆婆和奶奶。
  ②家事不外扬。家里有时有点小风波，出自媳妇一面的，守田坚决不外说。有时媳妇有点不乐，守田就主动找她谈心，“温水化冰”。后来媳妇有错就承认，矛盾不打结，家庭和和睦睦，老少如意。
  ③体贴媳妇困难。儿媳妇刚结婚时，人地生疏，有孤独感。对此，守田在家时就和儿媳“找话说”、“啦家常”；她不在家时就给媳妇找邻居家
  妇、姑一块做活、欢畅谈笑，儿媳就“乐不思蜀”了。媳妇怀孕期设法叫她吃可口的东西，不干重活；分娩期她守在媳妇身边，百依百从，安排照顾好产妇生活，孩子一切由她代劳，让儿媳好好休息。满月后，儿媳主动要求承担家务重担,里外活计抢着干。媳妇越好，婆婆干劲越足，也越设法从各方面关心她、体贴她，婆媳的感情简直是水乳交融。
  城关镇张楼村王素贞，年逾半百,家有两个儿子、三个闺女。她待儿媳妇同闺女一样亲。儿媳丁巧芝在患病时，先后动了三次手术。出院后身体虚弱，王素贞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在儿媳养病期间，素贞不嫌脏、不知累，日夜不离，端屎倒尿，煎药喂饭，缝洗浆补，从不厌烦。每天把孙女哄睡后，再帮儿媳按摩翻身，每逢过年过节，客人来往，凡是可口好吃的东西,她总尽量留给儿媳妇吃。素贞又把平时糊纸盒、打草苫收入的500元积蓄全部用在给儿媳治病上。她说：“花钱再多我不心疼，只要孩子早好病。”对此，儿媳丁巧芝激动的说：“要不是婆婆精心照料，我早就离开人世了！”
  八、好妯娌
  李庄集大队妇女主任郑孝英，妯娌4个，她行居老大，是个多口之家。全家21口人，二老已年迈。在孝英的带领下，妯娌团结，老少和睦，四个媳妇通情达理，互敬互让，互帮互学，家庭安和，誉满乡里。
  这个家庭成员，男的多数工作在外，除老人小孩外，持家生产全靠妯娌4个。家里地里全由四个“女将”来管。他们是析居过日子、互助干活计。分的责任田，到忙时妯娌4个结合着干。劳动中，郑孝英以身作则，事事带头，遇到三个弟弟家有事时，她就带领孩子倾力相助，而三个弟媳也均知足明理，接受大嫂的意见，听从大嫂的指挥。四个性格不同，姓氏不一的人，团结得如一个人一样。老三一个人在农村，生活差于她们三家，孝英和二、四弟媳就不大扯老三家的力量。因二老没闺女，孝英对几个弟媳说：“咱既是媳妇，也当闺女，免得老人身边寂寞。”每当二老有病时，四妯娌都争着拉车往医院送老人，争着侍奉，抢着付药钱。有的捞不到事做，就到外边买些病人合口味的食品。老人回家养病时，孝英她们几个都是跑前跑后，忙里忙外，你烧汤，我熬药，争着熬夜侍候。若逢老人生日，孝英就事先协同几个弟媳商定各自应办的食物，让老人愉快地度过生日。老人建房时,孝英领着孩子和弟媳一齐协助，有钱的岀钱，有力的出力。在孝英的带动下，一个多口之家，日子过得火热，老人终日喜笑眉开。他们弟兄四个都非常满意。
  安兴集有一个18口人之家，老少三辈。这家的郭翠英、任瑞莲、孙桂玲是妯娌三。她们亲如手足，互助互敬，因孩子因家务，妯娌三个从没发生过口角。大嫂子郭翠英见到两个弟媳农活繁忙时，就甘愿放下自己的家事，率领孩子们赶来帮助。三弟媳孙桂玲会缝纫活，她白天劳动再累，也往往连夜为侄儿们赶做衣裳，一家人的生活红火而和谐。
  九、女娶男
  1983年元月19日，安兴镇李庄村李继云娶来皇镇乡潘庙男青年陈家利到家落户；25日上午，王浩屯区程寨村程巧书和她的上门女婿李遂景举行了婚礼；1985年4月15日，马村乡耿庄村女青年王雪玲迎娶佳婿到门。新郎到家时，各村男女老少，敲锣打鼓，放鞭鸣炮，夹道欢迎。各驻地有关领导、妇联、团委、大队支部有的当主婚人，有的至家祝贺，各家庭院,笑语欢声，热情洋溢。李继云的父亲李公禹老汉乐得直流热泪，情不自禁地说：“我没有儿子，是新社会给我送来了儿子，今后再也不用担心老年身边无人照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