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市海源阁图书馆 内容
书院
境内书院教育始于元代，嗣后屡有发展。至清光绪废科举兴新学之前，境内时有书院28处，其中有年代可考者22处，建于元代1处，明代8处，清代13处。
书院大都属于考课式，即以习八股文应科举为主。清末，境内许多中、小地主和富商子弟图谋通过科举步入仕途。当时的府、州、县儒学生员各有定额，具有肄业时日之限，他们不能久居其中以习科举应试之业。考课式的书院则弥补了儒学之不足，使大量的富家子弟、童试落第或在儒学坐学期满（儒学生员坐学期限以下届生员入读为满期）又没有资格参加乡试者，得以入书院继续习业,以待来岁参加岁科考试或童试。因此,清末的书院, 实质上也是为科举制度服务的，是与儒学相辅相成的封建教育的主要形式之一。
境内书院多为官力、，也不乏以私人名义创办者。书院设山长1人，除讲学之外，总理书院一切事务。较大的书院，尚有副山长、书讲等职，协助山长办理书院事宜。书院还设有院董会，它由有功名的乡贤文人组成,重大事项由其议决实施。山长分别由府、州、县的地方长官延请本籍或外籍著名人物充任，也有府、州、县地方长官直接充任。其教习（也称书讲,即任课教师）由山长岀面延请学业有素的举人、进士充任。
境内书院多附属于当地官署，其规模都不很大，所容纳的学生，多则一二十人，少则三五人。其教学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研习书艺经艺，习作八股文，间或议论时政，研讨学术问题。其教育方法，多采用个别钻研、相互问答、集众讲解相结合的方法。
境内的书院是伴随着封建科举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至清末，由于科举取士之途已不敷用，书院所培养的人才也只是“足以得经生，而不足以得通才”。随着科举制度的废止，至光绪末年,境内书院除少数几处改为中、小学堂外,其他书院作为历史陈迹逐渐消亡。
清代,东昌府所属书院以阳平书院、启文书院颇有名气。
阳平书院1719年（清康熙五十八年）知府杨乾所建，地址在府学东。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知府吴承勋以其地建万寿宫，别购宅1处建为书院，址在司马街，清末已废。
启文书院址在孙家胡同。1774年（清乾隆三十九年），知府胡德林购买郡人孙启淑旧宅改建。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知府张官五筹款重修，内有照厅3间，门房2间，讲堂3间，前立卧碑1方，东西尻各3间，正房5间，新建西厢3间，文昌阁5间，东西对楼各3间，后有平房5间，西院有南北书斋各3间，旁列回廊，后院有书室6间，从房6间，周墙复壁，榱桷焕然。1884年（光绪十年），知府程绳武重修。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改为东昌府中学堂,今为聊城市实验小学的一部分。私塾
清末，境内所辖官立学堂尚未普遍建立前,私塾遍及城乡，且成为初等教育的主要形式。据《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记载，虽经清末改良、民国初禁止，至1917年境内尚有私塾1193处。
私塾,在境内较为流行的有以下几种:一是村塾，又叫学馆，是由一村或数村的贫寒之家，为让其子弟识些字，以谋求某种低等职业为主要目的而兴办的，这种私塾有广泛的学生来源，因之建立也较为普遍;二是家塾，又叫东馆、家馆、家学，是由富贵或缙绅之家为使其子弟能参加科举考试自己设馆、延师而办的;三是门馆,塾师自己设馆招收乡邻好友的子弟来塾师家就读，其学生来源多为小康人家之子弟，门馆的办学目的或为谋生，或为参加科举步入仕途。上述3类私塾其经费包括塾师的薪水全部由学生负担。
塾师任用，除门馆外均采用聘用制，一般由学董或学东荐举聘用。农历年前把聘书送到被聘塾师家中（称“下关书”），聘用期一般为1年。塾师的薪水（亦称“束修”、“学贽”）一般在聘请时讲定。全年薪水在端午节、中秋节、农历年前分3次付清。所任塾师,有的是“一方之秀”、“饱学先生”或在某一方面有较深造诣，有的是借教书以糊口的穷秀才，多数是家境清贫而又不愿从事其他职业的知识分子。
私塾的教材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启蒙性质的，如《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日用杂字》、《山西杂字》等，这些教材也是村塾的主要教.材;一类是为科举考试作准备的，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和《诗经》、《书经》、《易经》、《春秋》、《左传》、《礼记》等“四书”“五经”，这些是私塾的主要教材。另外，还有《弟子规》、《女儿经》、《孝经》、《幼学琼林》、《千家诗》、《古文观止》、《龙文鞭影》、《唐诗合解》等辅助教材。
私塾在教学上既无学制年限，又无教学计划和具体要求，多采取单个面授的教学方法。一般规定早上背书，上午授新课，中午写字,下午温习诵读，晩上继续背诵。
在未兴学堂之前,境内私塾尚属发达;兴学堂后，日趋衰落。但是，由于封建教育形式根深蒂固，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这种封建的教育形式才彻底消失。
义学
1859年（清咸丰九年），堂邑县西北武庄（今属冠县）有名武七者，以其目不识丁，扛活受人欺骗，愤而弃佣行乞，立志兴修义学，让穷苦子弟入学读书。他从21岁开始，行乞30年，积钱4263吊874文，买地230亩;并有放贷本息现钱2800吊，悉托绅民杨树坊代为经营，作为创办义学资金。1888年（光绪十四年），他用其积资于柳林东门外创办崇贤义塾1处,乡民为之大震，官府嘉其行，奖以“好善乐施”匾额。人们尊敬和效法他，为之更名武训。1889（光绪十五年），用行乞所积之资与了证和尚合作，又创办杨二庄义学1处。至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武训行乞所积资金又达3000余吊，在临清御史巷再创义学1处。
崇贤义塾设于原堂邑县柳林镇（今属冠县）东门外，有瓦房20间，“一”字排开，分别为书房（教室）、饭堂、学生斋舍和塾师住室。另有大门、二门各1座。四周筑以垣墙，院内植以白杨、国槐、垂柳。占地面积3.87亩（系柳林镇民郭芬、穆云2人所捐），共支用建筑费京钱4378吊，除柳林及邻近村民捐助1500余吊外，其余均系武训行乞所积之资，有其所捐学田230余亩。武训过世后，因来塾人众，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后，陆续增建东、西瓦房6间，武训祠堂1座（6间），碑楼3座。至此，义塾更显整肃、壮观，成为学童读书谋求上进的大好场所。
崇贤义塾始建于1887年（光绪十三年）秋，至次年春建成，遂正式招收生童，开班课读，时有生童50余人，分经、蒙两班督课。蒙班30余人，多为义塾所在地柳林及其附近村庄的贫家子弟;经班20余人，除少数食宿在塾内，其余为外课生,亦称附读生。学生每月由塾师出题,学生在家习作，按时送交塾师批阅指导。经、蒙两班学生均是免费入学，其课程设置，蒙班主要有《百家姓》、《三字经》、《弟子规》、《大学》、《中庸》、《孟子》、《论语》，经班主要有“四书”、“五经”。此外,还根据学生的不同程度选读一些其他书目，如《孝经》、《女儿经》、《千字文》、《龙文鞭影》、《千家诗》、《纲鉴》、《古文观止》、《唐诗合解》、《昭明文选》等。蒙班程度高的和经班学生均开设制艺（习作八股文）、对课等课目，以培养学生的赋诗作文能力。在武训办学精神的感召下，塾师勤于执教，生童发愤攻读，严守学规，风纪良好，培养了众多弟子。
民国初年，该塾开办初、高两等班级。抗日战争初期，曾一度变为日伪进行奴化教育的场所。1942年柳林解放后，抗日民主政府以其校址改为抗日高小,兼办过初中班，但因灾荒严重而停办。1945年10月，冀南行署第一专署在其旧址创办武训师范学校，下设师范附小。1951年,武训遭到批判，师范和附小分别改名为平原省堂邑师范和堂邑师范附属小学。1956年，堂邑县撤销，柳林划归冠县，学校遂改称冠县师范和冠县师范附小。1962年，师范被裁撤，附小改为柳林完小。随着武训名誉的恢复，1984年，“武训小学”的校牌又在崇贤义塾的旧址悬挂起来。
杨二庄义塾设于馆陶县杨二庄（今属临清市）北街西头路南，占地4余亩。靠街有大门1座，院内有东、西、南瓦房各3间，是为学生课读之室。另有北屋2间,作塾师和学生厨房之用。迎门墙左右各植苍劲挺拔的翠柏两株。
该义塾建于1889年（光绪十五年），原馆陶县庄科村千佛寺主持僧了证，利用修盖庙宇之余资，放债生息，积京钱500余吊，典买土地80余亩，愿捐办杨二庄义学。诸事具备，只欠开办经费，武训闻讯往谒,便将行乞所蓄之300千文捐岀，与了证合资共建杨二庄义塾。嗣后，武训又捐赠土地40余亩以为该塾学田。是为武训创办的第二所义学。
该义塾纯为蒙学，远近乡里生童，凡愿就读者,不论家庭贫富、地位高低，一律接纳，概不收费，附近村庄的贫寒家子弟纷纷入读。
义塾所用教材有《百家姓》、《三字经》、“四书”、“五经”等。其学规与崇贤义塾基本相同。义塾有了证和武训先后损赠的学田140亩，所收租金，用于常年开办经费有余。
1910年（宣统二年），该义塾改为武训初等小学堂，民国初改为武训小学校。1926年，该校迁往距杨二庄仅1.5公里路的艾寨张氏祠堂，并改为武训完全小学。
临清御史巷义塾始建于1894年（光绪二十年），次年竣工。1896年,招收生童开班课读，是武训亲自创办的第三所义塾。因其址在御史巷内，故命为“临清御史巷义塾”。
义塾建成之初，有校舍3座19间，其中3间作为教室之用，其余则分别为生童、塾师和工役的住室、饭堂。另有大门、二门、三门各1座，连同购买宅基修建房舍共用京钱500余吊。
义塾为蒙学。建立之初，收受生童14个班三四十人。以《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等为主要教材。程度稍高者，可授以“四书”、“五经”。无论哪种程度的生童，皆有习字之课目。教学方法基本上仍为私塾先生那一套。
清廷诏令“停科举、兴学堂”后，御史巷义塾曾改称武训蒙学堂、武训初级小学堂。民国时期，曾改称私立武训小学校。1945年临清解放,改为公办武训小学。1951年，改称临清镇第一小学。该义塾校址虽曾迁移而后复始，规模却不断扩大。至1945年，学校已达14个教学班，在校学生达600余名，先后毕业学生0.1万余人。原校址今为临清市实验小学。
境内书院教育始于元代，嗣后屡有发展。至清光绪废科举兴新学之前，境内时有书院28处，其中有年代可考者22处，建于元代1处，明代8处，清代13处。
书院大都属于考课式，即以习八股文应科举为主。清末，境内许多中、小地主和富商子弟图谋通过科举步入仕途。当时的府、州、县儒学生员各有定额，具有肄业时日之限，他们不能久居其中以习科举应试之业。考课式的书院则弥补了儒学之不足，使大量的富家子弟、童试落第或在儒学坐学期满（儒学生员坐学期限以下届生员入读为满期）又没有资格参加乡试者，得以入书院继续习业,以待来岁参加岁科考试或童试。因此,清末的书院, 实质上也是为科举制度服务的，是与儒学相辅相成的封建教育的主要形式之一。
境内书院多为官力、，也不乏以私人名义创办者。书院设山长1人，除讲学之外，总理书院一切事务。较大的书院，尚有副山长、书讲等职，协助山长办理书院事宜。书院还设有院董会，它由有功名的乡贤文人组成,重大事项由其议决实施。山长分别由府、州、县的地方长官延请本籍或外籍著名人物充任，也有府、州、县地方长官直接充任。其教习（也称书讲,即任课教师）由山长岀面延请学业有素的举人、进士充任。
境内书院多附属于当地官署，其规模都不很大，所容纳的学生，多则一二十人，少则三五人。其教学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研习书艺经艺，习作八股文，间或议论时政，研讨学术问题。其教育方法，多采用个别钻研、相互问答、集众讲解相结合的方法。
境内的书院是伴随着封建科举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至清末，由于科举取士之途已不敷用，书院所培养的人才也只是“足以得经生，而不足以得通才”。随着科举制度的废止，至光绪末年,境内书院除少数几处改为中、小学堂外,其他书院作为历史陈迹逐渐消亡。
清代,东昌府所属书院以阳平书院、启文书院颇有名气。
阳平书院1719年（清康熙五十八年）知府杨乾所建，地址在府学东。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知府吴承勋以其地建万寿宫，别购宅1处建为书院，址在司马街，清末已废。
启文书院址在孙家胡同。1774年（清乾隆三十九年），知府胡德林购买郡人孙启淑旧宅改建。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知府张官五筹款重修，内有照厅3间，门房2间，讲堂3间，前立卧碑1方，东西尻各3间，正房5间，新建西厢3间，文昌阁5间，东西对楼各3间，后有平房5间，西院有南北书斋各3间，旁列回廊，后院有书室6间，从房6间，周墙复壁，榱桷焕然。1884年（光绪十年），知府程绳武重修。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改为东昌府中学堂,今为聊城市实验小学的一部分。私塾
清末，境内所辖官立学堂尚未普遍建立前,私塾遍及城乡，且成为初等教育的主要形式。据《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记载，虽经清末改良、民国初禁止，至1917年境内尚有私塾1193处。
私塾,在境内较为流行的有以下几种:一是村塾，又叫学馆，是由一村或数村的贫寒之家，为让其子弟识些字，以谋求某种低等职业为主要目的而兴办的，这种私塾有广泛的学生来源，因之建立也较为普遍;二是家塾，又叫东馆、家馆、家学，是由富贵或缙绅之家为使其子弟能参加科举考试自己设馆、延师而办的;三是门馆,塾师自己设馆招收乡邻好友的子弟来塾师家就读，其学生来源多为小康人家之子弟，门馆的办学目的或为谋生，或为参加科举步入仕途。上述3类私塾其经费包括塾师的薪水全部由学生负担。
塾师任用，除门馆外均采用聘用制，一般由学董或学东荐举聘用。农历年前把聘书送到被聘塾师家中（称“下关书”），聘用期一般为1年。塾师的薪水（亦称“束修”、“学贽”）一般在聘请时讲定。全年薪水在端午节、中秋节、农历年前分3次付清。所任塾师,有的是“一方之秀”、“饱学先生”或在某一方面有较深造诣，有的是借教书以糊口的穷秀才，多数是家境清贫而又不愿从事其他职业的知识分子。
私塾的教材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启蒙性质的，如《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日用杂字》、《山西杂字》等，这些教材也是村塾的主要教.材;一类是为科举考试作准备的，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和《诗经》、《书经》、《易经》、《春秋》、《左传》、《礼记》等“四书”“五经”，这些是私塾的主要教材。另外，还有《弟子规》、《女儿经》、《孝经》、《幼学琼林》、《千家诗》、《古文观止》、《龙文鞭影》、《唐诗合解》等辅助教材。
私塾在教学上既无学制年限，又无教学计划和具体要求，多采取单个面授的教学方法。一般规定早上背书，上午授新课，中午写字,下午温习诵读，晩上继续背诵。
在未兴学堂之前,境内私塾尚属发达;兴学堂后，日趋衰落。但是，由于封建教育形式根深蒂固，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这种封建的教育形式才彻底消失。
义学
1859年（清咸丰九年），堂邑县西北武庄（今属冠县）有名武七者，以其目不识丁，扛活受人欺骗，愤而弃佣行乞，立志兴修义学，让穷苦子弟入学读书。他从21岁开始，行乞30年，积钱4263吊874文，买地230亩;并有放贷本息现钱2800吊，悉托绅民杨树坊代为经营，作为创办义学资金。1888年（光绪十四年），他用其积资于柳林东门外创办崇贤义塾1处,乡民为之大震，官府嘉其行，奖以“好善乐施”匾额。人们尊敬和效法他，为之更名武训。1889（光绪十五年），用行乞所积之资与了证和尚合作，又创办杨二庄义学1处。至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武训行乞所积资金又达3000余吊，在临清御史巷再创义学1处。
崇贤义塾设于原堂邑县柳林镇（今属冠县）东门外，有瓦房20间，“一”字排开，分别为书房（教室）、饭堂、学生斋舍和塾师住室。另有大门、二门各1座。四周筑以垣墙，院内植以白杨、国槐、垂柳。占地面积3.87亩（系柳林镇民郭芬、穆云2人所捐），共支用建筑费京钱4378吊，除柳林及邻近村民捐助1500余吊外，其余均系武训行乞所积之资，有其所捐学田230余亩。武训过世后，因来塾人众，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后，陆续增建东、西瓦房6间，武训祠堂1座（6间），碑楼3座。至此，义塾更显整肃、壮观，成为学童读书谋求上进的大好场所。
崇贤义塾始建于1887年（光绪十三年）秋，至次年春建成，遂正式招收生童，开班课读，时有生童50余人，分经、蒙两班督课。蒙班30余人，多为义塾所在地柳林及其附近村庄的贫家子弟;经班20余人，除少数食宿在塾内，其余为外课生,亦称附读生。学生每月由塾师出题,学生在家习作，按时送交塾师批阅指导。经、蒙两班学生均是免费入学，其课程设置，蒙班主要有《百家姓》、《三字经》、《弟子规》、《大学》、《中庸》、《孟子》、《论语》，经班主要有“四书”、“五经”。此外,还根据学生的不同程度选读一些其他书目，如《孝经》、《女儿经》、《千字文》、《龙文鞭影》、《千家诗》、《纲鉴》、《古文观止》、《唐诗合解》、《昭明文选》等。蒙班程度高的和经班学生均开设制艺（习作八股文）、对课等课目，以培养学生的赋诗作文能力。在武训办学精神的感召下，塾师勤于执教，生童发愤攻读，严守学规，风纪良好，培养了众多弟子。
民国初年，该塾开办初、高两等班级。抗日战争初期，曾一度变为日伪进行奴化教育的场所。1942年柳林解放后，抗日民主政府以其校址改为抗日高小,兼办过初中班，但因灾荒严重而停办。1945年10月，冀南行署第一专署在其旧址创办武训师范学校，下设师范附小。1951年,武训遭到批判，师范和附小分别改名为平原省堂邑师范和堂邑师范附属小学。1956年，堂邑县撤销，柳林划归冠县，学校遂改称冠县师范和冠县师范附小。1962年，师范被裁撤，附小改为柳林完小。随着武训名誉的恢复，1984年，“武训小学”的校牌又在崇贤义塾的旧址悬挂起来。
杨二庄义塾设于馆陶县杨二庄（今属临清市）北街西头路南，占地4余亩。靠街有大门1座，院内有东、西、南瓦房各3间，是为学生课读之室。另有北屋2间,作塾师和学生厨房之用。迎门墙左右各植苍劲挺拔的翠柏两株。
该义塾建于1889年（光绪十五年），原馆陶县庄科村千佛寺主持僧了证，利用修盖庙宇之余资，放债生息，积京钱500余吊，典买土地80余亩，愿捐办杨二庄义学。诸事具备，只欠开办经费，武训闻讯往谒,便将行乞所蓄之300千文捐岀，与了证合资共建杨二庄义塾。嗣后，武训又捐赠土地40余亩以为该塾学田。是为武训创办的第二所义学。
该义塾纯为蒙学，远近乡里生童，凡愿就读者,不论家庭贫富、地位高低，一律接纳，概不收费，附近村庄的贫寒家子弟纷纷入读。
义塾所用教材有《百家姓》、《三字经》、“四书”、“五经”等。其学规与崇贤义塾基本相同。义塾有了证和武训先后损赠的学田140亩，所收租金，用于常年开办经费有余。
1910年（宣统二年），该义塾改为武训初等小学堂，民国初改为武训小学校。1926年，该校迁往距杨二庄仅1.5公里路的艾寨张氏祠堂，并改为武训完全小学。
临清御史巷义塾始建于1894年（光绪二十年），次年竣工。1896年,招收生童开班课读，是武训亲自创办的第三所义塾。因其址在御史巷内，故命为“临清御史巷义塾”。
义塾建成之初，有校舍3座19间，其中3间作为教室之用，其余则分别为生童、塾师和工役的住室、饭堂。另有大门、二门、三门各1座，连同购买宅基修建房舍共用京钱500余吊。
义塾为蒙学。建立之初，收受生童14个班三四十人。以《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等为主要教材。程度稍高者，可授以“四书”、“五经”。无论哪种程度的生童，皆有习字之课目。教学方法基本上仍为私塾先生那一套。
清廷诏令“停科举、兴学堂”后，御史巷义塾曾改称武训蒙学堂、武训初级小学堂。民国时期，曾改称私立武训小学校。1945年临清解放,改为公办武训小学。1951年，改称临清镇第一小学。该义塾校址虽曾迁移而后复始，规模却不断扩大。至1945年，学校已达14个教学班，在校学生达600余名，先后毕业学生0.1万余人。原校址今为临清市实验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