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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财政体制
  清初，实行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式的财政管理体制。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呈现岀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并存的局面。光绪末年,清廷鉴于财政管理混乱,实行清理整顿，由此财权分散状况有所改变，但直至清灭亡前，仍实行中央集权式的财政管理体制。民国初年,为统一税制，整理财政,北京政府首次明确划分国家与地方财政,实行分税制。1918年始,地方财政经管各项附捐。1925〜1929年，张宗昌督鲁，政失常规，财政无章无法。1930年，地方财政开始实行预算，经省批准遵照执行。除地丁税、杂税外，其他各税，均单设税局征收，税款直解上级局。
  1940年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开始自筹自支。后逐步实行按合理负担征收公粮，开支实行供给制。1949〜1950年，人民政府实行统收统支,高度集中的财政体制，一切收支项目、方法、范围和标准均由中央统一规定。地方财政收入全部上交中央，各级政府支出由中央统一审核、逐级拨付;各项财政收支均纳入国家预算，年终结余上交中央，不足由中央拨补，实行收支两条线。1951〜1952年，财政实行“统收统支、分级管理”的办法，把国家财政分为中央、大行政区和省（市）3级，地、县级财政收支都列入省级预算内，收支两条线改为收支挂钩，地方有了本身的收支范围，地方财政可以从本地区的收入中留用一部分抵充本身的支出。
  1953~1957年，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好转,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国家财政体系作了相应调整，撤销大行政区一级财政，改为中央、省（市）、县3级财政，实行“划分收支、分级管理、侧重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地方收多于支的部分上交，收少于支的部分由上级给于差额补助，超计划收入和支出结余一般归地方使用。1954年，中央对财政管理体制进一步调整，将财政收入划分为固定收入、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和调剂收入3类。县级财政固定收入主要有地方税收和地方国营企业利润。固定比例分成收入有农业税和工商营业税，区内各县农业税分成比例为：中央65%、省10%、县25%；工商营业税分成比例为：中央60%、县级40%。调剂收入,县级财政不参与分成。财政支出，按照企业、事业和行政单位的隶属关系进行划分。
  1958年，执行“固定分成、以收定支”的财政管理体制。同年8月，根据山东省政府决定，建立专区一级财政，负责管理所属行政、企业、事业单位的财务收支，审查安排所辖县市年度财政收支预算。
  1959-1967年，实行“收支下放、计划包干、地区调剂、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财政管理体制。1961年6月，山东省对地方财政管理体制又作了具体规定，主要内容是适当调整各市、地（专区）财政收支范围和管理权限。规定各地企、事业收入和工商税、农业税等,均列入各地区的收入预算内；各地区财政支出按隶属关系进行管理，基建、救灾投资由省专案拨款，正常支岀由收入分成中解决。
  1968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区内政治经济形势混乱，财政收不抵支，恢复实行“统收统支、收支两条线”的财政管理体制。
  1969〜1970年，又改为“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财政管理体制。
  1971—1973年，中央改革财政管理体制，实行“定收定支、收支包干、保证上交、差额补贴、结余留用、一年一定”的财政管理体制，简称“财政收支包干”。省对聊城地区的包干政策是：年度财政收支预算，由省核定下达，超收部分实行二、八分成；支出指标除企业流动资金、自然灾害救济和城市人口下乡安置经费外，其余各项支出地区可以统筹安排。地区对各县亦实行“财政收支包干”的办法。
  1974~1975年，全区财政管理体制改为收入按固定比例留成、超收另定分成比例、支出“按指标包干”的办法。聊城地区固定留成比例为2.8%。
  1976-1977年，实行“定收定支、收支挂钩、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财政管理体制，短收要相应减少支出，超收按比例分成,进一步扩大了地方的收支范围和管理权限。
  1978〜1979年，改为“增收分成、收支挂钩”的办法。山东省确定聊城地区的增收分成比例1978年为60%、1979年为40%。
  1980~1984年，国务院对财政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即“分灶吃饭”的体制。1980年7月，山东省为执行新的财政体制划定地、县财政收支范围，规定聊城地区的年度收支包干基数为：收入基数2230万元，支出基数8569万元，省定额补助6339万元。1981年，财政收入改按“总额分成”的办法，但“分级包干”的原则未变。山东省对聊城地区的收支基数和定额补助又重新作了核定：总收入留成比例为50%,收入基数为7817万元，支出基数为8960万元，省定额补助基数为5522万元。
  1985年国家财政管理体制再次进行重大改革，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由于聊城地区收不敷出，山东省确定对聊城地区的包干办法是:“收入全留，不足支出部分定额补助；收入比上年增长5%以上的部分，在保证上交中央分成后，全留地区”。1985年，省补助聊城地区160万元。
  1986年，省对聊城地区财政体制及包干基数进行调整，实行“收入全留、不足支岀部分定额补助、逐年递增”的办法。1986~1990年，省每年补助1466万元。
  1990年，地委、行署决定，将1985年下放到县市的21个地直国营企业收归地区管理。为适应这一新情况，地区按照“税利统算、基数比例上划、收入比例分成、增收共享、减收共担”的原则,对高唐、临清、聊城3个县市的财政体制作了调整。
  1991〜1993年，继续执行原规定的财政体制。
  1994年，国家对财政管理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实行“分税制”，并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两大体系。
  至1996年,省对聊城地区的补贴仍按原规定执行，补贴额不予递减;地区对各县市，原规定定额上交的县市,仍按定额上交，原规定定额补贴的县市，继续给予补贴。
  第二节财政收支
  清末,财政收入主要有地丁、漕粮、租课、盐税、厘金及部分杂税,地方财政支岀主要是各种政务费及军务费开支。民国时期,财政收入主要有田赋、盐税、货物税、营业税及其他杂税，地方财政支出因战争不断，以政务费及军务费支出为大宗。
  建国后，国家财政性质发生根本变化,财政收入除上交中央财政支援国家建设外，地方财政支出主要用于经济建设及发展文教科学卫生事业。1949年,全区财政收入1536万元，财政支岀508万元。
  1950〜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聊城专区积极增收节支,积累经济建设资金。1952年,全区财政收入2751万元，比1950年增长50.5%。其中工商税收入1235万元，占总收入的44.89%;农业税收入1499万元，占总收入的54.49%;其他收入17万元，占总收入的0.62%。同年,全区财政支岀865.8万元，比1950年增长50.6%。其中经济建设费支岀占总支岀的11.99%,文教科学卫生费支出占46.78%,行政管理费支出占38.58%,抚恤救济费支岀占2.31%,其他支出占0.34%。
  1953~1957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全区政治稳定，生产建设迅速发展，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1957年,全区财政收入达4451万元，比1952年增长61.8%,平均每年增长10.1%。其中,工商税收入占总收入的52.73%,农业税收入占44.22%,国营企业收入占0.2%,其他收入占2.85%。1957年,全区财政支岀2272.4万元，比1952年增长162.5%,平均每年增长21.3%。其中,经济建设费支出占总支出的19.64%,文教科学卫生费支岀占47.13%, 行政管理费支岀占31.38%,抚恤救济费支出占1.32%,其他支出占0.53%。
  1958—1960年，由于“浮夸风”和“共产风”的影响，各级上报数字严重失实,财政收入出现大幅度上升。由于经济工作指导上的失误，加之农业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导致1961年后农业税征收任务下调，企业亏损增加。1961〜1963年仅完成财政收入9744万元，比前3年减少收入12672万元，下降56.5%。由于大办钢铁、粮食和水利，全区财政支岀连年大幅度上升。1958年，支岀4583.2万元，比1957年增长101.7%。1960年，支出7259万元，比1957年增长219.4%,其中经济建设支岀增长8.88倍。
  1964~1965年，贯彻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财政收支状况逐步好转。1965年，全区财政收入3291.2万元，支岀3978.4万元。
  “文化大革命”前期，工厂停工、停产，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干扰，全区财政收入连年下降。1966年，全区财政收入2882.6万元, 比1965年下降12.4%。1967〜1969年全区财政收入一直徘徊在2900万元左右。“文化大革命”后期，在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下，工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发展，财政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1970〜1976年，全区财政累计收入44121.1万元，年平均收入6303万元，比“文化大革命”前期年平均收入增长1.17倍。“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区财政累计支出65280.5万元，年平均支出5934.6万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全区财政状况逐步好转。1981〜1990年,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财政收入提前实现第一个翻番。1990年，财政收入为24438.7万元，比1980年增长1.6倍，年平均增长速度10%。其中，工商税收入20688.9万元，占年度总收入的84.66%；农业税收入1853.2万元，占年度总收入的7.58%;国营企业亏损758.6万元，占年度总收入的3.1%;其他收入2655.2万元，占年度总收入的10.87%。同年，财政支出为41169.7万元，比1980年增长2.54倍，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3.5%。其中经济建设费支岀5044.1万元，占年度总支岀的12.25%；文教科学卫生费支出14211.9万元，占年度总支岀的34.52%;行政管理费支出7674.3万元，占年度总支出的18.64%；抚恤和社会救济费支出1787万元，占年度总支岀的4.3%;其他支出12452.4万元，占年度总支出的30.25%。
  1981〜1990年的10年间，全区财政累计收入141404.5万元，占建国后前31年(1950〜1980年)财政总收入的92.5%；全区财政累计支出234862.8万元，比建国后前31年财政总支出多71768.1万元。1991-1996年，全区工农业生产及第三产业迅速发展，财政累计收入达到254317万元，是前10年(1981〜1990年)财政总收入的1.8倍；财政累计支岀468481万元，比前10年财政总支出增长99.47%。财政收支的迅速增长，促进了全区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较好地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和各项事业的发展。
  1949—1996年聊城地区财政收入（续表）
  1949〜1996年聊城地区各项财政支出（续表）
  由于财政支出大于收入，因此全区财政连年出现赤字。1983年前，全区财政每年净结余300万元以上，结余县市6〜7个，赤字县市1〜2个。1985年后，全区财政净结余连年为负数，赤字县市6〜7个。1988年，赤字达到1819万元。1990年,全区赤字降为1432万元。1996年，全区财政净结余74万元，其中地区级净结余14万元，县市净结余60万元。
  1981-1996年聊城地区各县市财政收支平衡状况第三节财政管理
  清末”赋税实行“一条鞭法”，丰歉不顾,收支定额，固定不变。民国时期，时局动荡，财政收支无度。抗日民主政府实行供给制，按规定发放供应，收入上交，支岀由上级财政拨款。聊城专署财政科按月编制支出预算，专管核销，财政管理严格。建国后，人民财政管理制度逐步建立健全，实行预、决算制度，财政局每年编报预算安排意见和年终决算，报请行署审查平衡，提请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财政部门遵照实施。
  行政财务管理1949〜1979年,对行政单位的预算管理采取“统收统支”的管理形式,即行政单位所需支岀全部由国家拨款，所得收入全部上交财政。其间，全区行政管理费累计支出25468万元，年均支出821.5万元。1980~1996年，对行政单位实行“全额经费包干'’的管理形式，即按照单位的基数和定额，核定单位年度预算，由单位包干使用。其间，全区行政管理费累计支出119615万元,年均7036万元，累计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16.73%,比前31年(1949〜1979年)年均支岀增长756.48%。
  事业财务管理事业单位类型众多、情况复杂，在财务管理上则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管理形式。建国初期，对文化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采取“统收统支”的办法。1954年后，对艺术表演团体实行企业化管理，1960年起改按差额预算管理，1982年后,部分剧团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管理办法。对文物事业单位采取全额预算管理的办法。对教育事业单位,实行全额预算管理的形式，即学校所需各项经费由国家预算拨款，对学校的一些收入实行预算外资金管理，按指定用途开支。对卫生、体育事业单位，则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全额预算和差额预算管理。其中，对医院在建国初期实行统收统支的办法，1953年后实行以收抵支、差额补助的办法，1960年起改按“全额管理、定项补助、预算包干”的办法，1979年后实行“全额管理、定额补助、结余留用、增收节支给予奖励”的办法。对卫生防疫、妇幼保健及中等专业学校等采取“全额预算管理”的办法，即经费由国家预算拨款。1949〜1990年，文教、科学、卫生、体育事业累计支岀1371198.6万元，年平均增长10.1%,占财政总支岀的34.4%。1991-1996年，文教、科学、卫生、体育事业累计支出157316万元，年平均增长18.12%,占财政总支岀的33.58%。其中，1996年支出39420万元，占当年财政支岀29.84%。
  企业财务管理财政对企业的财务管理，则以利润管理为重点。1950〜1952年，国营企业利润全额上交财政。1953〜1957年，实行奖励基金制度，即企业在完成和超额完成利润的情况下，扣除一定比例的利润作为企业奖励基金，其余全部上交国家财政。1958-1961年，实行利润留成制度，即企业利润由财政部门按一定比例留归企业，并且规定地方国营工业利润留成为10%、交通企业为8%、商业企业为4.1%。1962〜1966年，恢复企业奖励基金制度，商业企业仍实行利润留成的办法。1967〜1977年，国营企业再次实行利润全额上交制度。1978年，实行企业基金制度，即工商企业在完成定额后，按工资总额提取5%的企业基金，利润上交财政。1979年，商业企业实行利润留成办法。1980年，在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的工业企业中试行利润留成制度。1981年，在地方国营工业企业中实行利润留成和盈亏包干制度。1983年6月，实行第一步利改税，大、中型企业按55%税率征收所得税，税后利润扣除企业合理留利后，以调节税形式上交财政;小型企业按八级超额累进税率征收，少数税后利润较多的征收承包费。1984年10月，实行第二步利改税，大、中型企业所得税税率不变，以1983年的留利作基数确定调节税率，基数内按调节税税率征收，超基数减征70%；国营小型企业按实现利润多少，照新八级超额累进税率征收所得税。1989〜1993年，全区国有企业实行承包责任制，其办法为“包死基数，超收三七分成”，即上交国家30%,留给企业70%。1994年1月，按照全国统一部署，改革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关系，将地方国有企业所得税率统一到33%,但作为过渡，对企业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增设27%和18%两档照顾税率;对国有企业免征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逐步建立国有资产投资收益按股分红、按资分利或税后利润上交的分配制度。1949〜1996年，全区国有企业共上交财政29290万元，占财政总收入的5.34%。其中，1996年上交财政13624万元,占当年财政收入的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