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京杭运河纵贯境内南北,商业比较发达。山、陕、浙等省较大商户在聊城、临清等沿运河城镇兴建山峡会馆、江西会馆、苏州会馆等商人活动场所。仅山陕商人在东昌府创办的商号就有五六十家。享有“小天津”之誉的临清,为江北5大商埠之一,商品通过航运北达京津,南抵苏杭,各种商店数十种上百家。境内主要行业有粮行、花(棉花)行、金银店、药店、瓷器店、锡器店、服装店、鞋帽店、布匹店、绸缎店、丝店、漆店、书店、笔店、铁货铺、杂货铺等。
鸦片战争后,境内商业日趋衰落。会通河(小运河)的淤塞,使商业市场日渐萧条。但粮行、杂货等行业仍较兴盛。民国初期,聊城从古楼到闸口长2公里的大街上,仍然店铺林立、生意兴隆。至30年代,境内商业按其行业大体可分为如下11种:百货主要包括绸缎、布匹、服装、鞋帽、线类、毯类、瓷器、染料、银器等。1931年,临清百货业有绸缎、布匹店16家,线货铺8家,铜、锡器店铺12家,银器店5家,鞋帽店20家,麻绳铺14家,洋货铺40家。1937年,聊城城内较大的百货店铺有“朱兴盛”、“吉庆祥”、“聚成山”、“致和永”、“陈玉太”、“同和太”、“纹福祥”、“华盛昌''、“鸿庆永”、“源恒文”、“恭兴长”等10多家。
五金主要包括金店、银楼、铜器铺、秤铺、炊具等几十个器种。清末民初,聊城县境内有洪炉作坊100余家、白铁铺数十家、秤铺10多家。五金“洋货”流入境内后,五金商店 (又名铁货铺)逐渐与手工作坊分离,成为专做买卖的商店,手工作坊的产品一般也较少直接出售。
文具清末,聊城“书业德''书店颇有名气,岀版图书数百种,远销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大中城市。1928年,“中华”、“世界”、“商务,,等全国知名的书局在聊城设立分店。1931年,临清有书店7家,其余各县城有以批发为主的文具店3~5家,集镇有书摊和兼营图书文具的杂货铺。另有一种名为“传书官”的文具图书小贩,肩担或车推“文房四宝”、流行图书等学生用品,到城乡学校销售。
饮食服务1935年《在平县志》记载,在平县城内饮食服务行业有饭铺16家,饭庄、旅馆各6家,照相馆2家,理发馆7家,澡塘1家。1937年“七七”事变前,境内有饮食服务业店铺800多家。每适集日、春会多有搭棚、摆摊者,经营包子、烧饼、油条、馒头、肉饼、丸子、面条等,冬季卖开汤丸子者居多,夏季卖凉粉者为最。1930年,临清高维岳于考棚街路南创“寄虹”照相馆;次年,胥殿甲在聊城古楼东开业照相。其他各县一般在30年代末或40年代初始有此业。
清代中期,聊城、临清始有浴池,主要供达官贵人和富商豪绅享用。30年代,聊城有古楼西王子良的“德合池”、东关王氏的“四海春”和刘氏的“雅观园”、东门外刘玉合的“裕德池”等4处。临清有火神庙街的马家塘子、竹竿巷汪家塘子、浮桥口北道西柏家塘子和二闸口、鸡市口、养济院的塘子等6处。此间,各县城和张秋、阿城等沿运河较大集镇也先后建有浴池,大都设备简陋,收费较低,装卸工、车夫等平民始可入浴。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日军侵占期间,各浴池相继停业。
理发业始于清初。清政府定都北京后,下令各地官府、县城和各集镇临街设理发棚。棚内挂理发留辫的“圣旨”,凡过往行人,男性留全发者,不管官吏、平民,一律强令入棚剃头交款,违者斩首。随着头顶留辫、周围剃光清代发型的普及,剃头师傅(当时称剃头匠)挑担赴城乡剃头者日多。民国初,新文化运动中的先进分子倡导并带头剪辫子。1918年,聊城李天震首先在古楼南街创办“理发馆”,开始新式理发。20年代末,国民党政府推行剪辫,理发业随之发展起来。30年代,聊城有理发店10户,各县城、集镇都有几家理发馆,为官府、地主、商绅等较富裕的人理发。乡村百姓则多是用剃头刀互相免费自理。
副食土产建国前,经营副食、土产的店铺叫杂货部。1931年,临清城内有杂货铺(店)28间,经营商品主要是干菜、糖果、香烛、纸张、茶叶、烟、酒、糕点、调料、酱菜、瓷器、土特产品等。
清末民初,聊城有烟丝店15家。1931年,临清有烟酒店29家。1937年,聊城有批发兼零售的花糖店4家,烟、酒、糖、茶店等20多家,兼营酱菜、杂货的糕点铺有“恒盛裕”、“永泰昌”、“凤记”、“恒茂成”等30多家。聊城糕点因品种多、质地优良而素有“东昌糕点香四方”的美誉。临清济美酱园生产的酱菜远近闻名。海味和干鲜果品,多为杂货店和摊贩、果农经营。
粮油境内大小城镇都有粮食市场和私营粮店。1931年,临清城内有粮店39家。粮店多为就地收购、出售,靠贱买贵卖或囤积居奇营利。卖粮者,多数为农民自产的余粮或为调剂品种到附近市场上出售;买粮者多为缺粮农民或卖出多余、买进所缺品种,或为省钱挪作他用。每个粮市有经市场管理部门批准的管理人员2〜3人或3〜5人。贩运粮食者,有“粮商”、“粮贩”两类,粮商为资金较多的富户,粮价低时大量收购囤积,价格高时大量出售;或从低价地区买进,到高价地区出售。此类粮商多在县城或较大集镇经营。粮贩则为小本生意,从低价地买进到高价地出售,业此者多为贫苦农民。贩卖食油者,多是肩挑、车推油筒从油房买出后,走街串巷向用户出售,或以成品换取原料。
棉花土布临清、高唐等棉花集中产区多设有棉花、土布专业市场,其余各县县城和较大集镇,则只有季节性(冬、春)的小型棉花、土布市场。30年代,临清县有棉商40家,高唐县有棉商20家。棉商将收购的产品转运济南、上海、天津等地销售。在市场上买棉者多是农民套棉衣或用做手工纺织原料,往外地转运的大户棉商多是坐栈(行)收购。“洋布”流入之前,大小集镇均有土布市场,卖者多为农村妇女,买者多是家无妇女劳力的农户,或女儿出嫁、老人殡葬等用布较多的农民。上市量一般每集数十份、一二百米至百余份、千余米,成交量在170〜340米左右。
药铺清末民初,境内农村和大部分城镇没有专门医院,仅有中医坐堂就诊的药铺。清光绪年间,仅聊城城内就有大小药铺(店)20多家,多是山陕商人开设。较为著名的是“东昌益寿堂药店”,流动资金白银500两,全店32人,前后楼房5栋,年经营额折银圆2万元左右。其它集镇和较大村庄,均有简易药铺。
食盐清末民初,由官府盐店专营。3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因战乱影响,敌人封锁,海盐运不进来,只有个别杂货店少量兼营,大部分农民食用当地含盐较多的碱土淋水熬 (晒)制成含有苦味的硝盐,自食剩余的部分,拿到市场上销售或换回粮食。果品蔬菜境内除枣树外,其他果树很少,只有宅旁村头零星栽植桃、杏、梨、柿子等少量果树,且多为自产自销,果熟时,多运到集市或乡村销售,也有少数小贩到果林贩买。少数杂货铺兼营红枣、核桃等易存干果,个别较大商户将大量收购的红枣、乌枣运到济南或外省大中城市出售。
蔬菜业的主要销售对象是城镇居民和较富裕的农民,做此生意的商贩,大多是挑担或车推到集镇上摆摊出售或走街串巷叫卖。到集镇摆地摊卖菜者,大多是自产自销。
石油1921年,石油商品始入聊城。1921~1925年,聊城先后出现了“义济公司”(1930年前后改为“天聚成”)、“保善堂”、“信昌”3家经营煤油的商号。1938年日军入侵聊城,次年3家商号均被日伪政权接管并组成“合作社''实施煤油“配给制”,平民百姓买不到煤油,恢复1921年前用碟子式生铁灯、棉捻燃植物油的办法照明。1945年日本投降,国民党接管后的聊城基本上没有石油交易。
1938年,境内各县城相继沦陷,敌人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城镇商业失去广大农村市场而商品滞销,加之日伪统治者的敲诈勒索,流氓恶棍乘机抢掠,店铺解体或被迫停业。1939年初,聊城城内只剩下几家小型店铺。1942年,临清城内商户与日军入侵前的1937年相比,杂货店铺减少20户,棉业店铺减少19户,弹花店铺减少100户。1944年,境内城镇商户仅有1427家,而且多是烟酒、小吃等纯消费商业。1943年,临清城内有酒店50余户,饭馆52户,面馍铺67户,牛羊肉铺33户,烟铺62户。各县城均有由日伪统治者扶持起来的鸦片馆和妓院。
日伪军统治各县县城和重要集镇期间,农村"洋货''基本绝迹,一般集镇上的百货商户也日趋减少,而以木轮车推运、毛驴驮运和肩挑贩运粮食、棉花、食盐等日用必需品的小商贩取而代之。1939-1945年,境内车推、驴驮、肩挑贩运的小商贩约有万人左右。
1940年,抗日人民政权建立后,陆续建立工商管理局(科),解放区的商业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得到较快的发展。据1945年《寿张城调查材料》记载,1944年冬寿张县城解放后,县人民政府落实中共中央关于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城内除过去停业的坐商154户、行商8户、摊贩26户复业外,又新增坐商21户、行商6户、摊贩16户。1946年9月23日《人民日报》载,“临清解放一整年,各种商号发展到45业2529家,较解放前的29业527家增加3倍”。1947年3月28日《冀鲁豫日报》载,“国民党占领区工商业家纷纷搬来临清,天津某茶庄用310万元在该市修房,开张营业;济南益华铁工厂移设临清。去春,临清大小船不过30余只,年底增至300余只,临清大商号一年内由659家增至1181家”。1948年,聊城城内仅4月15日至7月19日3个月内,工商户就由1067家增至1249家。济南等地工商户到聊城者每日达50多人。同年,临清工商业作坊、店铺猛增到2061户,其中纯商业行业38个,计911户,并自然形成了大宁寺、董家大院2个专业化商场。至1949年9月,境内私营商业达41136户,占总户数的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