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图书馆

理琪（1908-1938)，原名游建铎。河南省太康县游庄村人。1924年，理琪离开了太康县，到开封一所中学去读书。在这里，他不仅刻苦读书，而且关心国家大事。每到课余时间，他就到图书室去翻阅各种报纸杂志。因此，对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势了解得越来越多，愈发痛恨封建军阀的祸国殃民。他渴望着能摆脱旧制度的桎桔，见到那阳光四射公平光洁的新世界。为了寻求真理，他开始如饥似渴地研读各种宣传新思潮的书刊。 1925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便离开学校，回到家乡开展革命斗争。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方针，他参加了太康县国民党部的筹建工作，积极发动和领导广大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1926年下半年，理琪离开太康县，到开封加入了冯玉祥部队任电务员。他利用这个职务，在士兵中宣传革命道理，发动士兵支持革命。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理琪没有被吓倒，他遵照党的以武装斗争来反抗蒋介石反动派屠杀的方针，积极开展党的工作，秘密筹划发动武装暴动。但由于敌强我弱，条件不成熟，没有成功。根据党的安排，他仍留在国民党部队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29年以后，理琪随国民党部队进驻江西。在那里，他一面做瓦解敌军、策动国民党士兵哗变的兵运工作；一面搜集敌人的军事情报，用无线电密码提供给红军，为帮助根据地军民粉碎反动派的军事“围剿”作出了重要贡献。后被敌人发觉，理琪才离开国民党军队，到了瑞金中央苏区。在瑞金，他把自己所掌握的无线电技术，直接贡献给了人民，为我党、我军和根据地通讯事业的建设，作出了新的贡献。 1934年，正当国民党统治极为猖a的时候，理琪同志肩负着党的重任，被派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由于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和工作机关多次遭到敌人的破坏，1935年下半年，理琪和组织失掉了联系。1936年春，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组织，由中共河南省委介绍，辗转到了胶东地区，担任党的领导工作。 为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胶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1935年农历十一月初四举行了大规模的武装暴动。但因条件不成熟，敌我力量悬殊，暴动很快失败了。“一一·四”暴动失败后，胶东呈现一片白色恐怖。暴动队伍被打散了，包括中共胶东特委书记张连珠在内的许多革命同志被捕、被杀。党的组织几乎全遭破坏，同上级党组织也失掉了联系，原有的武装力量，也只剩下20几人。为了坚持胶东地区的革命，剩下的部分党员干部组成了中共文登县临时县委，继续坚持斗争。 理琪就是在这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情况下来到胶东的。理琪来到胶东后，住在文登县沟于家村张修己的家里。他在听取了中共文登临时县委的情况介绍后，放下长衫，穿上农民的服装，与临时县委的同志一起深入群众，了解情况，着手恢复党的各级组织，重新聚集革命力量。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正在胶东强化保甲制度，采取联村保、联户保等统治手段，并调集了大批军警、团丁集中对文登县各区进行大清乡，这使理琪这样的外乡人很难隐蔽下去。为了理琪的安全，临时县委曾暂时把他转移到威海，住在一家旅馆中。敌人的清乡高潮过去后，党组织便派人去接他，但由于发生了意外情况，理琪与组织失掉了联系，他只得当卖了衣物回到济南。川理琪到济南后，用密信同张修己联系，得到回信后，很快又回到胶东，仍住在张修己的家里。理琪回到胶东后，立即着手整顿党的组织，成立了新的胶东特委，他被选为特委书记。他与特委的其他同志认真分析了当时胶东的斗争形势，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并针对实际情况采取了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一系列措施，很快把各县、区的党组织又重新恢复起来。 为了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整顿党，清除党内存在的急躁和悲观失望的情绪，使党组织能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担负起领导责任，理琪亲自起草了《胶东特委给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理琪正确分析了中国及胶东地区的政治形势，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倾向，并指出了纠正的方法，提出了胶东党组织今后的任务。 在以理琪为首的特委领导下，党内外的革命同志，迅速掀起了一个学习的热潮。通过学习和整顿，党员的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了，党组织更加纯洁坚强了，“一一。四”暴动后出现的悲观情绪为之一扫，广大革命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又焕发出了新的更高的革命热情。 理琪来到胶东后，工作是极为紧张的。他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坚强的毅力，克服了人地生疏等重重困难，深入扎实地开展工作。他经常在漆黑的深夜爬山越岭，从这个村到那个村，发动和组织群众。他还经常到各地召集积极分子会议亲自帮助大家学习理论。他把带来的《社会发展史》和《唯物辩证法》两本书，用通俗的语言讲解给大家听。为了帮助农民识字学文化，他还组织了新文字训练班，并亲自编写了适合农民学习的课本，自己刻印，自己装订成册，发给大家学习。 1936年秋，又有一部分同志被捕。为了特委的安全，同时考虑到兼顾城乡两方面的工作，经研究决定让理琪和特委机关一起迁移到烟台市内。理琪到达烟台后，以学习为名，隐蔽在毓璜顶山东省立第八中学开展党的工作。他一面利用各种形式作抗日宣传，组织青年学生开展革命活动；一面指导胶东城乡各地的工作。在这里，理琪和中共北方局派来胶东工作的吕志恒相识，使胶东党组织同中共北方局接上了关系。此后，在上级党组织的指导下，胶东的革命斗争有了更明确的方向。 1936年12月间，由于叛徒的出卖，特委机关遭到破坏，理琪也不幸被捕。在残酷的监狱生活中，理琪备受摧残、折磨，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在狱中他和其他在押的党员取得了联系。经过酝酿，监狱里的19名党员组成了狱中支部，由赵健民任支部书记，姚仲明任宣传委员，理琪任组织委员。狱中党支部成立后，一面组织狱中党员过组织生活，学习时事和马列主义理论；一面领导大家同反动派进行斗争。狱中党支部组织的学习，主要是阅读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每周讨论一至两次。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了。随着日本侵略军的持续进攻和国民党军队的败退，到10月，日军已到达黄河北岸，济南危在旦夕。国民党省政府宣布南迁，其大小官员争相逃跑。这时，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正式形成。经中共代表张经武与国民党山东当局多次交涉，迫使其不得不以“停止羁押”的名义，让政治犯保释出狱。这样，1937年11月理琪也被党组织派人保释出狱。 理琪出狱后，立即找到了山东省委，他带着党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很快又回到了胶东。他根据党中央关于“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的指示和省委关于“在山东发动组织人民抗战”的指示，积极投入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起义的工作。这时的胶东，形势也十分紧张。在日寇铁蹄即将踏进之时，国民党官员忙于搜刮钱财，准备逃跑。他们有的表面上赞成抗日，实际上继续坚持反动政策，反共气焰仍很嚣张；有的则随时准备投降日寇。理琪回到胶东后，马上召集了特委扩大会议。会上他传达了省委的指示，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经过认真的讨论，特委决定以“一一·四”暴动后保存下来的武装游击队为基本力量，建立一支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的胶东人民抗日武装。并决定在文登县的天福山举行抗日武装起义。 天福山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山东领导的一次影响较大的抗日武装起义。它的成功，为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而理琪则对这次起义作出了重要贡献。天福山起义后，理琪又肩负着新的重任，同特委的其他几名主要负责人到了威海市，发动和组织了威海武装起义。 1938年1月上旬，在理琪的直接领导下，以原国民党二区政训处的一部分力量为基础，加上威海市郊的农民，在原有武装力量的配合下，举行了威海起义。起义人员打开了威海专员公署的军械库，取出了许多枪械和大批辎重弹药，逮捕了勾结日寇的伪商会会长兼商团团长乔仁廷。 起义部队占领威海后，在专员公署召开了群众大会，举行了升旗典礼，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大旗飘扬在威海的上空。接着，全副武装的起义队伍高喊着“团结抗战”、“中国人民应该枪口一致对外”、“打倒汉奸卖国贼”等口号，在市区举行了游行示威。还把国民党专员孙玺凤护送上船，安全离开威海。然后，起义队伍满载着胜利品撤离了威海。 威海起义，不但扩大了共产党和“第三军”的影响，而且壮大了武装力量。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特委将“第三军”整编为三个大队，健全了司令部，并成立了军政委员会，理琪被推任为司令员和军政委员会主席。此后，“第三军”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积极开展抗日斗争，为开创胶东抗日根据地和敌后游击战争莫定了基础。 1938年2月，日军3000多人自青岛沿青烟公路侵占了烟台等地。为了打击日军的侵略气焰，理琪率“第三军”到达文登、牟平两县交界的崔家口一带活动，待机与敌作战。几天后，部队获悉驻烟的日军在牟平城建立了伪政权。军政委员会在理琪的主持下，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首先攻打牟平城，理琪亲率一大队和特务队去执行这一任务。 2月13日，理琪率领攻城部队占领了牟平城，俘伪县长、伪公安局长、伪商会会长、维持会长等70多人，缴枪百余支。根据群众要求，除把宋健武等几名主要汉奸押回“第三军”驻地惩处外，其余俘虏大都教育释放。攻城部队随后撤出牟平县城，进入城南山区，指挥部及理琪等来到离城东南三里的雷神庙开会。中午时分，遭到日军袭击。战斗中，理琪腹部连中三弹倒在院子里，伤势很重，肠子都流了出来，但仍然忍着剧痛，鼓励大家要树立必胜信心，节省子弹，坚持到黄昏突围。天已大黑，在国民党张建勋部的策应下，同志们背着理琪脱离了险境。但理琪已不幸牺牲。 雷神庙战斗给了侵略胶东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雷神庙抗击日军的英雄事迹，很快传遍了胶东各地，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胶东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决心和信心。理琪虽然牺牲了，但是胶东军民踏着烈士开创的道路在继续前进着。 （详见本丛书《风云》之“天福山起义”“奔袭牟平城血战雷神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