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图书馆

刘儒英（1907--1944)，原名刘宝臣，山东省招远县（今招远市）牟疃村人。土地革命时期就从事党的地下活动，是招远县早期的共产党员之一。 刘儒英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因家中人口多，生活困难，12岁才入村塾读书。他天资聪颖，勤奋苦学。1930年，他于师范学校毕业，先在本县西城子、迟家两村教学，后又去黄县下丁家乡后吕村任教。第二年，即爆发了九一八事变，祖国的半壁河山，沦为日军之手。 面对日军侵略我国的形势，刘儒英目睹灾难深重的胶东人民的悲惨生活，内心万分焦虑、愤慨。他利用讲台这块宣传阵地，在学生中大量地宣讲国民党政府将祖国的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寇的罪行，提高学生热爱祖国的思想觉悟。广大师生在他的教育带动下，个个义愤填膺，纷纷谴责国民党政府的卖国媚外政策。 1934年，刘儒英在黄县后吕家村小学任教。一天他在阅读报纸时，从中看到了国民党在南方苏区进行围剿，连篇报导“剿匪胜利”的消息，结果是越剿共产党越多。他从这些现象中，渐渐地悟出一条真理：人民是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的，否则，为什么会越剿越多呢？刘儒英的这些想法，从日常谈话中流露出来，被教师中的共产党员李铭山知道了。于是李就将胡愈之写的《莫斯科印象记》和《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书刊送给他看。他阅读了这些书刊后，了解到苏联十月革命后的社会变化情况及苏联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期间，工农业的发展概况。从而使他进一步认识到，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劳动人民才过上了富裕平等的生活。中国劳动人民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翻身解放。 通过学习，刘儒英心里逐渐地明朗起来，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正确的认识。是年春，他经李铭山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生。 刘儒英入党后，青春似火，热血沸腾，为党的事业日夜奔波、操劳。凡是党组织分配给他的任务，总是努力地去完成。他在下丁家一带的学校里，通过各种办法和途径，向广大师生宣传马列主义，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 1935年春，黄县文基姜家、下丁家、后吕家一带党的地下组织，因叛徒告密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不少共产党员被捕，还有一些外出避难。上级党组织为保存革命力量，调刘儒英返回家乡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刘儒英回到本村后，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回村不久，他就被牟疃村群众选为村长。任职后，他发现村里许多青年人，经常凑在一起赌博。不少人因输了钱搞得家庭不和，有的倾家荡产，妻离子散，还有个别青年，铤而走险，在社会上尽干坏事。这些现象，引起许多善良人们的担心。参与赌博者的父母、妻子反映尤为强烈。刘儒英以村长的名义在村里组织起“青年戒赌会”，制定了入会的规则和章程。村中的赌风由此大减，从此刘儒英受到了全村群众的欢迎和支持。继而他又利用“青年戒赌会”的组织形式，向青年们由浅入深地进行阶级教育，启发青年们的阶级觉悟，引导大家论赌博的危害，挖旧社会人们穷困的根源，联系个人的实际进行分析，使广大青年人受到了教育。他又从苦大仇深、作风正派、阶级觉悟程度高的青年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牟疃村党支部，这是招远县最早建立的党的组织。 牟疃村地处招远边界，招远县城至毕郭镇的大道贯串南北，东临大沽河，隔岭是栖霞。村子每逢集日，人们熙来攘往，行动不易被敌人发现。鉴于上述优越的地理条件，上级党组织决定在牟疃村设立秘密交通站，并安排刘儒英任站长。刘儒英在村南头开了个饭店，以便于掩护和筹措活动经费。牟疃村地处交通要道，每五天还有一个大集，因而饭店的生意很兴隆。刘儒英的公开身份是饭店掌柜，暗地里开展秘密交通工作。小饭店既掩护了党的活动，又为党组织提供了活动经费，发挥了很大作用。 1935年秋，上级党组织派李树芬（李觉）到招远任特支书记，刘儒英任特支委员。李树芬到牟疃村以开药铺行医为掩护，与刘儒英共同领导招远党的活动。当时，牟疃村成为招远县党组织活动中心。在李树芬、刘儒英等人的努力下，招远县党的力量迅速发展壮大。 “一一·四”暴动失败后，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派捕共大队来招远县捕捉共产党人。1936年3月，董瑞生壮烈牺牲，减商彝被捕，刘儒英为避敌人搜捕而出走，招远党的工作再次陷入困境。同年5月，刘儒英又回到招远秘密召开了党员会议，传达了《胶东特委给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按照特委指示，从政治、组织、军事上总结党的工作，分析当时形势，提出今后任务。会后，刘儒英亲自到大曲庄、马家、留仙庄等地按特委指示，积极恢复整顿党的组织，先后又在阎家、东罗家、西罗家、万家、古山屯、杨家庄等村建起了党的支部。 1937年1月，叛徒刘忠善带领国民党军警到处捕捉共产党员。这些匪徒在东城子捕去纪德庆等四名党员，捕去宣传委员于学尼和高山洼党员李秉志。一天，一支军警突然包围了牟疃村，进了刘儒英的小饭店内。刘儒英临变不惊，沉着机智地同敌人周旋。由于他是化名，群众不知，敌人也无法识别，便引导敌人去了阎家找刘儒英，而自己趁机逃脱，幸免遇难。在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情势下，未被敌人捕去的刘儒英在敌人嚣张的气焰下疏散、隐蔽，继续领导全县党员，坚持秘密斗争。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刘儒英同刚从国民党监狱释放出来的共产党员李厚生等人，共同组成了招远县党的新的领导机构，担负起领导全县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重任。一些在外地学习的青年学生，有些人参加了民先队组织，抗战开始后，他们纷纷返回家乡，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投入到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中去。 1938年1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招远县队部建立，统一领导了全县的青年抗日工作。不久，全县有九个区相继建立了区队部。1938年4月，中共招远县特支恢复，刘儒英任书记。同时，成立了青年抗日救国会、望儿山抗日救国团、二十二大队等抗日武装队伍，后来统一改为胶东抗日游击第六大队。同年9月，该大队编为五支队后方司令部独立二营。8月，中共招远县委员会在栾家河九曲村成立，刘儒英任书记，当时中共招远县委对外称招远县抗日民众总动委员会（简称民动会），刘儒英兼民动会主任。 抗战初期，刘儒英动员自己的两个哥哥、一个弟弟、胞妹及侄子参加了八路军，‘为带领人民抗日武装，起到了表率作用。招远县抗日政府为表扬其英雄事迹，特发了一块“一门五英雄”的木制金字匾，悬其门上。 刘儒英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为革命忘我工作，从1940年起，身染肺病，加之抗日根据地缺医少药，他的病情日渐恶化，身体日渐衰弱。组织上虽批准他休养，但由于日寇“扫荡”频繁，根本没有安静的场所，只得跟随大家一起活动、转移。刘儒英同志重病在身，仍刻苦自勉，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从未向组织提出半点要求。同志们去探望他，见他那蜡黄的面色，消瘦的脸庞，深陷的眼睛，吐痰带着鲜血，仍然为党不倦地工作，都深深被他的这种高尚的精神所感动。 1944年春，山东日军大量外调，敌人已没有能力再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刘儒英的病情更加恶化，须安心静养。党组织经过精心选择，把他安排在牟it村东北沟梨树岚子他自家的小屋里休养。2月27日，刘儒英病逝，年仅3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