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图书馆

王建明（1907--1955)，原名顾云生，山东省莱阳县马连庄乡顾家村（今属莱西市）人。青年时期，积极寻求革命真理，投身于人民解放事业。1933年10月，他同本村进步青年刘坦、田家村田绰永等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建立了马连庄乡第一个中共党支部——顾家村党支部，并任支部书记。入党后，一直活动在平（度）、招（远）、莱（阳）、掖（县）边区，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和党的外围群众组织。 1933年11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m将梁秉ig从滨县调到莱阳任县长。梁秉锟上任后，大造反共舆论，制造白色恐怖，大肆破坏共产党组织。1934至1935年间，由于叛徒出卖，莱阳党组织再次遭到严重破坏，白色恐怖笼罩莱阳大地。在敌人的血腥镇压下，有的同志牺牲了，有的同志被迫转移到外地，还有的叛变投敌。在严酷的斗争形势下，顾云生抱定革命必胜信念，以百折不挠的毅力，以经商、教学等为掩护，机智灵活地坚持边区斗争，使边区党的组织得以恢复和发展。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接受中共代表意见，释放了在押的政治犯，1935年被捕的中共党员刘坦得以返回故里，重新开展革命工作。1937年10月，刘坦在马连庄主持成立了中共平招莱掖边区临时委员会，富有斗争经验和工作经验的顾云生担任了组织委员。顾云生和妻子为了更好地投身于抗日救国斗争，毅然将刚出生的女儿送给本村农民刘文利抚养。 边区临委会建立后，顾云生与书记田绰永、原莱阳边区委书记李树芬等开展了两项工作：一是恢复建立党组织。把隐蔽的党员重新组织起来，成立党组织，领导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二是在国共合作的氛围下，建立民先组织，以民先名义，组织发动民众抗日。12月底，中共莱阳县委在孙受小学重新建立，顾云生任县委委员。1938年10月，任县委组织部长。其时，于1938年6月南岚事件中被国民党莱阳当局关进大牢的县委书记刘坦已入狱三个多月。为营救刘坦，顾云生说服家人，卖掉了家里仅有的四棵大树，筹措活动经费。在国民党当局拒不放人的情况下，经过周密策划，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把身负重伤的刘坦从监狱里转移出来，又安全接回根据地，保全了革命的有生力量。对这样一件大事，顾云生从不炫耀，从不居功自傲。1940年秋，县委书记谢明钦调胶东区委统战部工作，顾云生接任县委书记。1941年1月顾云生调到南海地委任地委副书记，此时更名王建明。1943年7月改任组织部长，兼平南县委书记，1945年5月任中海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直到抗战结束。抗战八年，王建明一直在莱阳和南海地区工作。这一地区是整个胶东地区斗争形势最为尖锐复杂的一个地区，根据地被分割成多块，敌、投、我三角斗争激烈。王建明不畏艰险，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想方设法深入群众，不断开辟革命根据地，领导群众减租减息，发动雇工开展向地主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在严峻的斗争形势下站稳了脚跟，使南海地区成为共产党对敌斗争的前沿阵地，为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5年10月，王建明调任北海地委副书记。1946年5月后，正值老解放区贯彻中央“五四指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为使这项惠及千家万户的工作真正落到实处，王建明亲率工作组进驻黄县，进村试点，掌握第一手材料，用以指导面上工作的开展，使各县区的土改工作得以稳妥推进。、 王建明身为党的领导干部，从不搞特殊，总是以一名普通党员、普通战士的身份出现。按照规定，他外出办事可以骑马。但他一般不骑，担心给老乡带来麻烦，下乡常骑自行车，他说：“两腿一蹬，自力更生。”车坏了，自己修理。与他一同下乡的警卫员体弱，骑车带行李吃力，他就自己带行李，让警卫员骑空车。1948年深秋的一个雨夜，王建明冒雨乘车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半路上，吉普车陷进一个泥坑里，他不顾警卫员的劝阻，跳进没膝深的泥水坑里帮助推车。车推出坑后，雨下得更大了，路也更难走了，只好就近找一个村庄过夜。为不影响群众休息，王建明嘱咐随行同志：“乡亲们都睡觉了，千万不要惊动他们。”自己和其他同志一起来了个“就地卧倒”，在一个大门洞里睡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乡亲们看到首长睡在门洞里，都十分感动。这件事在当地传为佳话。王建明乘车外出，每遇到老乡推车上坡，总要停下车来，’”帮助推上坡顶才离去，时间长了，形成了习惯。他每次下基层，都要和群众促膝谈心，了解群众的疾苦，征求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当群众称他王书记、王部长时，他就笑着说：“还是称同志亲切。” 王建明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是关怀备至。下雨了，他把雨衣披在警卫战士身上；天冷了，把自己的皮袄送给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生病了，他亲自外出请医生诊治。下乡回来晚了，从不让炊事员做饭，而是吃点剩饭剩菜。当他得知工作人员为了一心一意照顾他，而不去报名参加学习班时，他就力劝工作人员一定要参加学习班：“不会学习就不会工作，只有学到更多的知识，才能更好地为党工作。”他要求别人努力学习，自己也是个刻苦学习的模范。每逢下乡，他总要带上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一有空就认真学习。、长时间坚持不懈地学习，使他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都比较高。他作的报告一般都是自己动手，从不用秘书代劳。 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从华东区抽调大批干部南下，支援新区建设。华东局下达给胶东区抽调干部3650人，组成一套区委级、7套地委级、42套县区委级班子的任务。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作为区委组织部长的王建明，既要负责全面的组织工作，又要解决部分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每天都要忙到凌晨两点多，累得连饭都吃不进去。警卫战士为保证首长的健康，在他的门口贴了“首长不在”的纸条。王建明得知后，对警卫战士进行了严肃批评，一些有思想问题的干部，看到王建明那种忘我拼命的干劲，都主动打消了找他的念头，服从了组织调配。 1952年12月，王建明从莱阳地委书记调任青岛市委第一副书记兼工业部长。这期间，他每天工作达15小时，节假日、星期天也不知苦、不知累地工作着。城市的建设和管理，对大多数干部来说，是一项全新的工作。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王建明狠抓两条：一是孜孜不倦地攻读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认真学习党的各项指示。他说，一个领导干部如果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怎么能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呢？如果连《共产党宣言》都未看过，又怎么能领导党的建设呢？二是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抓点带面。他亲自带领工作组深入工厂、车间，从点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进而把搞点的经验用来指导全面工作。正由于他工作认真扎实，措施得力，青岛的工业生产在历经多年战乱和破坏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从农村到城市，工作内容和生活环境改变了，但王建明身上那种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美德却一直没变。进城后，面对着洋车洋楼、灯红酒绿，人们流行着一种说法，就是不要“土包子气”，不要“游击习气”，要跟“形势”，要有城市“味儿”。对此，王建明不为所动，自觉抵制城市不良风气的侵袭，生活的各个方面依然十分简朴。他穿的衣服，总是补了又补，外面不能穿了，就套在里面穿。作为市委的主要领导人，出头露面的机会多，组织上决定给他做一身料子服。他谢绝说：“我有衣服穿，就不做了。”即使是一些重要的场合，他也身着进城时的那套灰色干部服。他吃的是大锅饭，从不挑剔伙食。下基层跑厂矿，不要专车接送，常常骑着自行车。 严于律己，不谋私利，是王建明的一个鲜明特点。他常以“廉能清政”，“艰能励志”自勉。每次下去，总要反复向随行人员交待，不赴宴，不收礼，不廉价买东西。他经常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子女们，一定不要占人家的便宜，现在占小便宜将来要吃大亏。公家东西更是不能拿回来，拿了就是损公肥私。王建明从莱阳地委调来青岛工作时，警卫员未经他同意，把他平时骑的自行车也带到了青岛。他发现后，对警卫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让莱阳地委把自行车捎了回去。此事过后，他给警卫员和家人订了一条规矩：要公家的任何东西，必须经他同意。1954年春，他家属调济南时，保姆因盛饺子，把公家的两个盘子带上了。他发现后，对家属批评了多次，说家属对保姆教育不严，教育不够，光知道使用。他身居高位，免不了有人找他办事，但他坚持原则，不徇私情。有一次，一个熟人找他办事，给他带了一包礼物，他严词拒绝，迫使来人带着礼物回去了。 王建明一贯坚持实事求是，不管是在农村、在战争环境中，还是进入城市，领导城市工作，都是如此。他经常在不同场合强调这一点：“我们了解情况，研究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如实反映问题，有一说一，有二是二，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王建明有一句老话，就是身上决不能装着“两个口袋”。他说：身上装着“两个口袋”，“左”、右货色俱全，看领导需要什么就掏什么！唯领导脸色行事，看风使舵，投机取巧，这不是共产党人的思想作风。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953年底，王建明调任中共山东分局组织部第一副部长。不久，山东分局召开扩大会议，揭发所谓向明参加“高饶反党联盟”。王建明因与向明共事过，被调查组逼迫交待向明的所谓反党事实。王建明坚持实事求是精神，坚决不说假话。不久，他被调离山东分局组织部，任省委工业部副部长，但仍然接受无理调查。在长达一年的批判和斗争中，他一直坚持不诬陷同志，调查组对他的逼迫日渐升级。终于，1955年11月18日，在申诉无门的情况下，背负巨大压力的王建明含冤自尽，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向党内错误作了悲壮的抗争，终年47岁。 1984年4月19日，中共山东省委作出决定，为王建明平反昭雪，恢复名誉。6月4日，省委召开追悼大会，认定“王建明同志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忠诚战士，是我党的优秀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