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图书馆

从东海之滨，到昆嵛山下，至今仍流传着“胶东人民的好儿子”于克恭的革命事迹。于克恭少年时勤奋好学，立志救国。入党后，对革命事业更是忠心耿耿，一往无前，不畏牺牲。1940年4月20日，在林村反“扫荡”的战斗中壮烈牺牲。他的一生，是光辉战斗的一生，是鞠躬尽瘁为人民的一生。 读书立志维护正义于克恭（1907-1940)，山东省牟平县地口村（今乳山市崖子镇南地口村）人。当时，中国正处在一个大动荡的时代。帝国主义列强疯狂侵华，各系军阀连年混战，官僚地主横征暴敛，平民百姓啼饥号寒。看到这种种社会弊端，于克恭满怀激愤，忧国忧民，十分向往一个“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的新社会。他跟祖父在乡间劳动时，耳闻目睹地主豪绅对农民的残酷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在云阳小学读书期间，又受到了当时学校进步思想的影响。从此，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为解救国家的危亡和民族的苦难而积极探索革命真理。 地口村邻村有个地主叫王香蒲。此人残酷剥削农民，欺压百姓，是名副其实的“地头蛇”。群众对他恨之入骨，但敢怒不敢言。1931年，于海洲借了他50元大洋，立有4个月期的字据，保人是于克恭的叔父于学仁。到期后只因无钱未能偿还，王香蒲便率其弟及狗腿子，把于学仁的里外大门封了，不让进出。于克恭为维护正义，便到牟平县政府控告了王香蒲及其同伙的胡作非为，并要求将其拘留。 于克恭这一状，告得王香蒲恼羞成怒，派人趁赶集时聚众用暗石打他，后来又企图用烟火熏死他，但都未得逞。王香蒲的卑劣手段，不但没有使他屈服，反而更加坚定了他“斗不过王香蒲誓不罢休”的决心。他一方面耐心劝说大家团结起来，打倒土豪王香蒲。一方面又先后写状告到烟台、济南法院。在法庭上，他义正辞严，跟王香蒲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官司打过数次，时间持续两年之久，终于得到胜利。于克恭的这一正义行动，灭了地主土豪的嚣张气焰，长了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志气。王香蒲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到处搜刮民财了。 随着马列主义的传播和进步思想的影响，于克恭的阶级觉悟进一步提高，政治上逐渐成熟。1933年秋，由于芹生介绍，于克恭加入中国共产党。 宣传群众组织抗日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不战而退，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全国人民无不义愤填膺。于克恭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广泛地发动和组织群众赶走外来侵略者，推翻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劳动人民才有出头之日。于是他挺身而出，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努力做好组织发动群众的工作。他亲自编写地方小调，教唱革命歌曲，并在春节期间组织秧歌队到各村镇进行抗日宣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他曾一夜间行程90多里，在沿公路两旁的墙壁和树上贴了数千张标语，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号召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进行抗日。 在于克恭积极组织和发动下，当地的党组织迅速发展和壮大。他先后介绍本家兄弟和妻子等八人入党。其叔父于学仁后来成为我党精干的地下交通员。其妻也是在他的进步思想影响和教育下入了党，走上了抗日前线。她曾担任过村妇救会长，积极协助于克恭开展地下工作。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先后在本村发展了40多名党员。 1934年，于克恭担任牟平县委书记后，工作更加繁忙。他经常到各地进行视察，有时深夜步行几十里去参加党的基层支部会和区委会。会上他总是积极热情地向大家讲述国际国内形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研究对敌斗争的策略，鼓舞大家积极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1934年前后因中共山东省委遭到破坏，各地党组织与省委失去联系。后来他受胶东特委的委派，去天津向北方局汇报请示工作。回来时将北方局机密文件裱糊在点心盒里，沿途冒风险、闯敌关，沉着冷静，镇定自若。终于把上级党的指示，安全及时地带回胶东特委。特委遵照上级指示精神，积极开展工作，迅速发展壮大了党的组织，为后来发动大规模的“一一·四”暴动，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身陷囹圄坚持斗争、 由于叛徒告密，于克恭于1934年10月16日被捕，被押到牟平县城。敌人软硬兼施，百般折磨，他始终没有吐露党的秘密。敌人怕留下于克恭闹出乱子，只得将他解往济南。审讯后，济南法院始终未查出什么把柄，最后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将其判刑两年半，后又转押到湖北省反省院。 难友们来自各地，虽然素不相识，但却有着共同的语言和革命目标。严酷的现实需要共产党员坚定地团结起来，领导大家坚持斗争。于克恭积极发挥了骨千带头作用。为了团结难友，鼓动大家同敌看守所开展斗争，他时常利用放风的机会，与其他同志进行秘密联络。后来，由于看守监视严密，面对面的接触容易暴露，只得用别的方法联系。有时，他们要把传递的内容提前写在破报纸上，放风时放在预定的地点，其他同志取去后再依次传递。就这样，难友们加强了联系，增强了团结。为要求改善狱中生活，他同难友们一起绝食三天，反对克扣囚粮，要求自办伙食，取得了胜利。他常说：“我们不但要为今天而活着，更重要的是为明天而奋斗。” 转战胶东为国捐躯抗战全面爆发后，北平、天津、济南、青岛等地相继沦陷。在山东，由于韩复榘的不抵抗，国民党官吏相继逃跑，致使敌骑横行，国土沦丧，人民群众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时妥协投降与悲观失望的情绪顿趋浓厚。此刻，于克恭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参加游击队，拿起武器上前线”的指示，肩负着上级党组织交给他返回胶东的重任，带领随行人员动身东去。为了防止路上发生意外，他们夜行晓宿，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当走到栖霞、福山两县交界的地方时，被国民党陈R部挡住去路，于克恭等10多人被扣。陈部将他们押到招远，交给国民党蔡晋康部处置。中共胶东区委得知后，马上派人与蔡部交涉，蔡部害怕承担破坏联合抗战的责任，不得不将于克恭等全部放回。 再次东去时，于克恭吸取了第一次的经验教训，将东去的同志化整为零，分为若干小组。将各组的行动时间和路线互相错开，约好集结地点，从掖县出发，冒着深冬的严寒，穿山越岭，闯过敌人无数条封锁线。有时，一天要与敌人激战数次，有时整天喝不上水，吃不上饭。于克恭和同志们同甘共苦，经受了艰苦的磨练。经过五个夜晚的跋涉，步行三四百里，终于顺利到达文登县林村。在这一带他坚决地执行了党关于开展各项工作的政策，在各县建立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少先队、自卫团等各种群众抗日组织。组织起将近30万的民众大军，并做了许多动员民众支援抗日参战的工作，如募捐、慰劳、担架、运输、侦察、警戒、除奸、参政及发动新战士参加抗日部队等，为以后顺利开展东海区的工作做了充分的准备。 1939年1月，于克恭担任东海特委书记。他处处以自己的行动来带动和影响大家。他信任同志，团结同志，有事同大家商量；他身先士卒，吃苦在前，处处以身作则。一些重大事情，他总是亲自动手处理，工作起来常常废寝忘食。他平时很少待在机关里，经常下连队到基层和战士们在一起。遇到紧急情况，他总是不分昼夜及时处理。有一次，部队在夜间急行军时，他看到身体不好的秘书长，背着沉重的油印机在长途跋涉中行走吃力，便从秘书长肩上把油印机抢过来，背起来就走。在他的带动下，大家始终保持着高昂的革命热情。全地区基层的党组织相继建立起来，抗日活动蓬勃展开，先后为西线部队输送了1000多名新战士，东海指挥部也建立起一支150多人的战斗队伍。 于克恭是一位既有革命胆魄，又善于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细心考虑和安排自己所辖地区工作的领导者和指挥员。1940年2月中旬，日寇对整个胶东地区发动了“梳发式”大“扫荡”，由西向东步步推进，妄图将抗日军民斩尽杀绝。当时，东海地区国民党投降派部队遍地都是，大小司令不下十几个。有的死心塌地投敌卖国，有的贪生怕死弃枪逃跑。于克恭根据当时形势需要，于2月18日在林村召开了地委紧急会议。会上于克恭指出：“根据当前形势的特点，我们要把日军“扫荡”造成的对我不利的形势变为打击敌人的有利时机，深入发动广大党员和群众迅速组织起来，掀起敌人弃枪逃跑、我们拣枪拉队伍的群众运动。”会后，地委干部连夜到各县传达指示，并帮助地方开展工作。各县根据区委指示积极工作，很快就使运动全面展开。当日军“扫荡”过后，国民党投降派部队还惊魂未定，共产党已在全区组织起一支拥有上千人、800多支枪的武装队伍转战东海各地了。 4月18日，东海地委和军分区司令部接到情报，投降派王兴仁部一个营二百余人，在文登林村进行骚扰，杀害了东海地委军事部长宋干卿等人。于克恭和几位领导立即进行了研究，决定挥师西去，讨伐王兴仁部，巩固扩大林村一带的抗日根据地。 19日，经过一天的急行军，傍晚，赶到文登姜格庄。晚上，召开了军事会议，研究讨伐王部的具体作战计划。会议决定：当天午夜后，对林村敌军发起进攻，拂晓结束战斗。20日清晨，林村方向不时传来稀疏的枪声。于克恭与参谋长亲临前沿阵地观察敌情，不幸在母猪河西岸与王兴仁部的援军相遇。激战中，于克恭腹部中弹，壮烈牺牲，年仅34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