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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真教义，总体上仍是承钟离权、吕洞宾内丹思想，但又有独特之处，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在《王重阳立教十五论》（见本编第一章第四节）中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全真教的特点。主要特点有三。
第一节 道、释、儒三教合一
这一特点，是全真教最为鲜明突出之点。从王重阳昆嵛山创教之日起至明清，一直都很重视。
日本学者漥德忠指出：“佛教传来以后的中国宗教史，是儒、道、佛三教的交涉史。”（见刘浚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七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492页），全真教产生之前，儒道释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及隋唐五代时期两次大融合。前者是在三角鼎立的背景下，倡导三教同派，三教一致，实际上是各家均以己教为本、它教为末，来会同三教，故只是形式上的提倡“三教合一”，并无理论上的融合；后者则是在以儒学为主的前提下会同三教，实现了三教在理论上的融合。宋代在思想文化方面所表现的最突出的成就，便是儒释道三教在理论上的相互融合并催生了程朱理学。所以王重阳立“三教合一”为全真教之大则，是有社会思想基础的。
王重阳《金关玉锁诀》称，本宗“以太上为祖，释迦为宗，夫子为科牌”，“三教者不离真道也，喻曰：似一根树生三枝花也”。《重阳全真集·示学道人》诗曰：“心中端正莫生邪，三教收来做一家，义理显时何有异？妙玄通后更无加。”又《孙公问三教》诗说：“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家风。”《答战公问三教》诗说：“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主张儒释道三教核心都是“道”，无差别。其弟子也高唱三教同源，丘长春《磻溪集》卷一说：“儒释道源三教祖，由来千圣古今同。”刘长生《仙乐集》卷三云：“三教归一，弗论道禅。”谭长真《水云集》卷上云：“三教由来总一家，道禅清净不相差。”尹志平《葆光集》卷中谓：“道显清虚妙，释明智慧深，仲尼仁义通古今，三圣一般心。”
金代全真教义三教归一论主要是一种宣传口号，虽已注意从三教的核心义理上来融通三教，但尚未展开深入发掘，而且，全真道对儒释的吸收偏重于释，特别是佛教禅宗，这从上面的引语可以看出。对儒家的吸收多在“孝”。
全真教三教合一，有个重要内容是力倡平等平待。王重阳《金关玉锁诀》谓：“三教者如鼎三足”，缺一不可。《长春真人规榜》说：“夫住庵者，清虚冷淡，潇洒寂寥，见性为体，养命为用。柔弱为常，谦和为德，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欲见三教门人，须当平待，不得怠慢。”马丹阳徒弟王丹桂《草堂集·咏三教》说：“三教同一体，谁高谁下？谁后谁先？若扶持邦国，普化人天，浑似沧溟大海，分异派流泛诸川然。如是周游去处，终久竟归源。”
全真道的“三教合一”性质，清人纂修的《四库全书》也有揭示。《四库全书总目》卷147在评全真道典籍、元道士李道谦撰《甘水仙源录》时说：重阳子“大定中，聚徒宁海州，立三教平等会，以《孝经》《心经》《老子》教人讽诵，而自名其教曰全真”。继而认为：“厥后三教归一之说，浸淫而及于儒者，明代讲学之家矜为秘密，实则嘉之续余耳。”也就是说，对明代“理学”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全真道的文献里，保存了中国儒、释、道各家的传统文化，是千百年来，中国儒释道三家互相激荡、融合、学习的必然结果。虽然，早在宋初陈抟那里，就提出儒释道归一的思想，但作为新的道教的核心教义，并持之以恒的实践，不仅是全真道的一大创造，也是全真道对中华传统文化一大贡献，影响深远。这也是全真道至今仍在港、台及东南亚盛行的根基所在。
第二节以“全精、全气、全神”
为成仙证真的最高境界
生死问题一直是人类最关切的问题之一。全真道士追求长生成仙，也像佛教那样鄙弃肉体。王重阳说：“今之人欲永不死而离凡世者，大愚不达道理也。”（见《立教十五论》）又说：“超离凡世，非身不死，而在心离凡世。”
丘长春说：“吾宗不言长生者，非不长，超之也。次无上大道。非区区延年小术也。”（《长春祖师语录》）肉体在全真道士眼中不过是“一团脓”，认为“白玉肌，红粉脸，尽是浮华粒点”（《金关玉锁诀》）。皮肉总归是要腐烂，血液总是要干竭的。全真道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对长期以来道教成仙说教的一种总结，反映了旧道教传统“仙术”、服丹长生实践的失败。
全真教认为，肉体不可能永恒不灭，唯有身中的“性”不生不灭、超出生死。全真教称之为心之性，也叫元神、本真、真性、本来真性等。王重阳《授丹阳二十四诀》说：“是这真性不乱，万缘不挂，无去无来，此是长生不死也。”“唯一灵是真，肉身四大是假。”王利用撰《马丹阳道行碑》记丹阳东归过济南，对韩淘清甫开发道：“夫道以无心为体，忘言为用，柔弱为本，清净为基。节饮食，绝思虑，静坐以调息，安寝以养气，心不驰则性定，形不劳则精全，神不扰则丹结，然后灭情于虚，宁神于极，不出户庭，而妙道得矣。”刘长生《至真语录》说：“万形至其百年则身死，其性不死也……阴阳之外，则其神不死也。”《长春祖师语录》说：“生灭者形也，无生灭者性也，神也。有形皆坏，天地亦属幻躯，元会尽而示终，只有一点阳光，超乎功数之外，在身中为性海，即元神也。”《晋真人语录》谓：“长生不死者，一灵真性也。”
从这种真性超出生死的观点出发，全真教在修炼上确定唯重修心见性以期成仙证真修炼原则，通过对心性的修炼以达到“全精、全气、全神”，．谓之“全真”的超出生死的最高境界，即通过对性的修炼达到命的永恒。总之，全真教的修炼之道，是以降服心意、明心见性为道要，是内炼成丹的前提，又以炼化精、气、神以结丹成仙，可谓明心见性与传统内丹修炼的结合、融合。
第三节 苦己利人的实践原则
《甘水仙源录·陕州灵虚观记》载：“今所谓全真氏，虽为近出，大能备该黄帝、老聃之蕴，涉世制行，殊有可喜者，其逊让似儒，其勤苦似墨，其慈爱似佛，至于块守质朴，淡无营为，则又类夫修混沌者。”全真教要求道徒把物质生活需求降低至最小程度，屏绝一切物质欲望。《丹阳真人语录》说：“不得穿好衣，不得吃好饭，唱歌打令……饥则餐一钵粥，睡则铺一束草，褴褴褛褛，以度朝夕，正是道人活计。”《北游语录》卷一说丹阳“以去奢存俭，与世相反为大常，凡世所为者，举皆不为”。丹阳东归，到莱州见师弟刘长生“盛服迎之”，当面“责其侈”。《洞玄金玉集》有《满庭芳》词：《退姜四翁所惠团袄》（词见本编第三章第二节），他硬是“还团袄，潇潇洒洒，褴褛显其修”。在他看来，耐得住苦寒，正是显示真修的诚敬。这是丹阳辞世前一年的事。
利人而“无德色”，不图报，更是难能可贵。王玉阳苦修于槎山云光洞，整日赤脚独立于巨岩之上，人称“铁脚仙人”。《云光集·卷四》有满庭芳词《示门人，令往文登设贫会》：“彭李刘哥，三人一志，能和满县知交。宁心效力，相助各坚牢。今日文山去也，设贫会、无论卑高。严冬苦，迎风冒雪，认取莫辞劳。搬柴并运水，依时救济，粒米休抛。禀和堂高意，宠辱含包。灭火须凭法忍，除阴鬼、全仗禅刀。真阳动，烹金炼玉，永永列仙曹。”文登的道友组织“设（舍）贫会”，救济穷苦人，“搬柴运水，依时救济”，在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出于信仰真诚，自动救济穷人，实在是难以想象的。最典型的是清初全真道士李常明，成山卫人，他独自一人，“天成人善”，以数年之功，修通今昆嵛东麓界石镇的楚岘口，原有碑；然后以数年之功，修通牟平区龙泉镇西的福岘口，所修的西口一段180米路，至今幸存，悬崖上留下清晰的凿痕，后人有摩崖刻碑记其事（见本志第八编第三章第二节）。
试想靠乞讨化缘果腹，又只身抡锤持凿，一点一滴辟石开路，修桥，严冬盛夏，年复一年，耗尽平生以利人行，这确是有常人难以理解的坚定信仰和卓厉苦行。
重阳得意弟子（称为儿子）丘长春，是全真教第五代掌门人，葬师守墓三年后，入磻溪穴居，日乞一食，行则一蓑，人谓之“蓑衣先生”，昼夜不寐者六年；既而隐修于陇州龙门山七载，如在磻溪时。他东归后看到多年战乱不断，人民遭涂炭，饿殍遍野，尸骨成山，心急如焚。看到蒙古军力强大，有统一中国的实力，便抓住成吉思派侍臣来传旨招请之机，不顾古稀之龄，毅然带18弟子西行，过沙漠，爬雪山，不远万里，到阿富汗大雪山之阳会成吉思。途中作《复寄燕京道友》诗，以诗言志：“十年兵火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去岁幸逢慈诏下，今春须合冒寒游。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他应对成吉思之问，进卫生之经，论仁孝之义，“天道好生而恶杀。止杀保民，乃合天心。顺天者，天必眷祜，降福我家。况民无常怀，惟德是怀；民无常归，惟仁是归。若为子孙计者，无如布德推恩，依仁由义，自然六合之大业可成，亿兆之洪基可保（李道谦《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内传》）。”长春的进言，颇得成吉思之心，称长春为“神仙”，令左右记下神仙之言，传子孙恪守。清乾隆帝有“一言止杀，可知济世有奇功”的赞语。
可见从七真到一般教徒，全真教虽修的是成仙之道，但仍关心人间疾苦，为利民生，为拯救苍生于水火，不惜此身。
第一节 道、释、儒三教合一
这一特点，是全真教最为鲜明突出之点。从王重阳昆嵛山创教之日起至明清，一直都很重视。
日本学者漥德忠指出：“佛教传来以后的中国宗教史，是儒、道、佛三教的交涉史。”（见刘浚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七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492页），全真教产生之前，儒道释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及隋唐五代时期两次大融合。前者是在三角鼎立的背景下，倡导三教同派，三教一致，实际上是各家均以己教为本、它教为末，来会同三教，故只是形式上的提倡“三教合一”，并无理论上的融合；后者则是在以儒学为主的前提下会同三教，实现了三教在理论上的融合。宋代在思想文化方面所表现的最突出的成就，便是儒释道三教在理论上的相互融合并催生了程朱理学。所以王重阳立“三教合一”为全真教之大则，是有社会思想基础的。
王重阳《金关玉锁诀》称，本宗“以太上为祖，释迦为宗，夫子为科牌”，“三教者不离真道也，喻曰：似一根树生三枝花也”。《重阳全真集·示学道人》诗曰：“心中端正莫生邪，三教收来做一家，义理显时何有异？妙玄通后更无加。”又《孙公问三教》诗说：“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家风。”《答战公问三教》诗说：“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主张儒释道三教核心都是“道”，无差别。其弟子也高唱三教同源，丘长春《磻溪集》卷一说：“儒释道源三教祖，由来千圣古今同。”刘长生《仙乐集》卷三云：“三教归一，弗论道禅。”谭长真《水云集》卷上云：“三教由来总一家，道禅清净不相差。”尹志平《葆光集》卷中谓：“道显清虚妙，释明智慧深，仲尼仁义通古今，三圣一般心。”
金代全真教义三教归一论主要是一种宣传口号，虽已注意从三教的核心义理上来融通三教，但尚未展开深入发掘，而且，全真道对儒释的吸收偏重于释，特别是佛教禅宗，这从上面的引语可以看出。对儒家的吸收多在“孝”。
全真教三教合一，有个重要内容是力倡平等平待。王重阳《金关玉锁诀》谓：“三教者如鼎三足”，缺一不可。《长春真人规榜》说：“夫住庵者，清虚冷淡，潇洒寂寥，见性为体，养命为用。柔弱为常，谦和为德，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欲见三教门人，须当平待，不得怠慢。”马丹阳徒弟王丹桂《草堂集·咏三教》说：“三教同一体，谁高谁下？谁后谁先？若扶持邦国，普化人天，浑似沧溟大海，分异派流泛诸川然。如是周游去处，终久竟归源。”
全真道的“三教合一”性质，清人纂修的《四库全书》也有揭示。《四库全书总目》卷147在评全真道典籍、元道士李道谦撰《甘水仙源录》时说：重阳子“大定中，聚徒宁海州，立三教平等会，以《孝经》《心经》《老子》教人讽诵，而自名其教曰全真”。继而认为：“厥后三教归一之说，浸淫而及于儒者，明代讲学之家矜为秘密，实则嘉之续余耳。”也就是说，对明代“理学”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全真道的文献里，保存了中国儒、释、道各家的传统文化，是千百年来，中国儒释道三家互相激荡、融合、学习的必然结果。虽然，早在宋初陈抟那里，就提出儒释道归一的思想，但作为新的道教的核心教义，并持之以恒的实践，不仅是全真道的一大创造，也是全真道对中华传统文化一大贡献，影响深远。这也是全真道至今仍在港、台及东南亚盛行的根基所在。
第二节以“全精、全气、全神”
为成仙证真的最高境界
生死问题一直是人类最关切的问题之一。全真道士追求长生成仙，也像佛教那样鄙弃肉体。王重阳说：“今之人欲永不死而离凡世者，大愚不达道理也。”（见《立教十五论》）又说：“超离凡世，非身不死，而在心离凡世。”
丘长春说：“吾宗不言长生者，非不长，超之也。次无上大道。非区区延年小术也。”（《长春祖师语录》）肉体在全真道士眼中不过是“一团脓”，认为“白玉肌，红粉脸，尽是浮华粒点”（《金关玉锁诀》）。皮肉总归是要腐烂，血液总是要干竭的。全真道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对长期以来道教成仙说教的一种总结，反映了旧道教传统“仙术”、服丹长生实践的失败。
全真教认为，肉体不可能永恒不灭，唯有身中的“性”不生不灭、超出生死。全真教称之为心之性，也叫元神、本真、真性、本来真性等。王重阳《授丹阳二十四诀》说：“是这真性不乱，万缘不挂，无去无来，此是长生不死也。”“唯一灵是真，肉身四大是假。”王利用撰《马丹阳道行碑》记丹阳东归过济南，对韩淘清甫开发道：“夫道以无心为体，忘言为用，柔弱为本，清净为基。节饮食，绝思虑，静坐以调息，安寝以养气，心不驰则性定，形不劳则精全，神不扰则丹结，然后灭情于虚，宁神于极，不出户庭，而妙道得矣。”刘长生《至真语录》说：“万形至其百年则身死，其性不死也……阴阳之外，则其神不死也。”《长春祖师语录》说：“生灭者形也，无生灭者性也，神也。有形皆坏，天地亦属幻躯，元会尽而示终，只有一点阳光，超乎功数之外，在身中为性海，即元神也。”《晋真人语录》谓：“长生不死者，一灵真性也。”
从这种真性超出生死的观点出发，全真教在修炼上确定唯重修心见性以期成仙证真修炼原则，通过对心性的修炼以达到“全精、全气、全神”，．谓之“全真”的超出生死的最高境界，即通过对性的修炼达到命的永恒。总之，全真教的修炼之道，是以降服心意、明心见性为道要，是内炼成丹的前提，又以炼化精、气、神以结丹成仙，可谓明心见性与传统内丹修炼的结合、融合。
第三节 苦己利人的实践原则
《甘水仙源录·陕州灵虚观记》载：“今所谓全真氏，虽为近出，大能备该黄帝、老聃之蕴，涉世制行，殊有可喜者，其逊让似儒，其勤苦似墨，其慈爱似佛，至于块守质朴，淡无营为，则又类夫修混沌者。”全真教要求道徒把物质生活需求降低至最小程度，屏绝一切物质欲望。《丹阳真人语录》说：“不得穿好衣，不得吃好饭，唱歌打令……饥则餐一钵粥，睡则铺一束草，褴褴褛褛，以度朝夕，正是道人活计。”《北游语录》卷一说丹阳“以去奢存俭，与世相反为大常，凡世所为者，举皆不为”。丹阳东归，到莱州见师弟刘长生“盛服迎之”，当面“责其侈”。《洞玄金玉集》有《满庭芳》词：《退姜四翁所惠团袄》（词见本编第三章第二节），他硬是“还团袄，潇潇洒洒，褴褛显其修”。在他看来，耐得住苦寒，正是显示真修的诚敬。这是丹阳辞世前一年的事。
利人而“无德色”，不图报，更是难能可贵。王玉阳苦修于槎山云光洞，整日赤脚独立于巨岩之上，人称“铁脚仙人”。《云光集·卷四》有满庭芳词《示门人，令往文登设贫会》：“彭李刘哥，三人一志，能和满县知交。宁心效力，相助各坚牢。今日文山去也，设贫会、无论卑高。严冬苦，迎风冒雪，认取莫辞劳。搬柴并运水，依时救济，粒米休抛。禀和堂高意，宠辱含包。灭火须凭法忍，除阴鬼、全仗禅刀。真阳动，烹金炼玉，永永列仙曹。”文登的道友组织“设（舍）贫会”，救济穷苦人，“搬柴运水，依时救济”，在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出于信仰真诚，自动救济穷人，实在是难以想象的。最典型的是清初全真道士李常明，成山卫人，他独自一人，“天成人善”，以数年之功，修通今昆嵛东麓界石镇的楚岘口，原有碑；然后以数年之功，修通牟平区龙泉镇西的福岘口，所修的西口一段180米路，至今幸存，悬崖上留下清晰的凿痕，后人有摩崖刻碑记其事（见本志第八编第三章第二节）。
试想靠乞讨化缘果腹，又只身抡锤持凿，一点一滴辟石开路，修桥，严冬盛夏，年复一年，耗尽平生以利人行，这确是有常人难以理解的坚定信仰和卓厉苦行。
重阳得意弟子（称为儿子）丘长春，是全真教第五代掌门人，葬师守墓三年后，入磻溪穴居，日乞一食，行则一蓑，人谓之“蓑衣先生”，昼夜不寐者六年；既而隐修于陇州龙门山七载，如在磻溪时。他东归后看到多年战乱不断，人民遭涂炭，饿殍遍野，尸骨成山，心急如焚。看到蒙古军力强大，有统一中国的实力，便抓住成吉思派侍臣来传旨招请之机，不顾古稀之龄，毅然带18弟子西行，过沙漠，爬雪山，不远万里，到阿富汗大雪山之阳会成吉思。途中作《复寄燕京道友》诗，以诗言志：“十年兵火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去岁幸逢慈诏下，今春须合冒寒游。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他应对成吉思之问，进卫生之经，论仁孝之义，“天道好生而恶杀。止杀保民，乃合天心。顺天者，天必眷祜，降福我家。况民无常怀，惟德是怀；民无常归，惟仁是归。若为子孙计者，无如布德推恩，依仁由义，自然六合之大业可成，亿兆之洪基可保（李道谦《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内传》）。”长春的进言，颇得成吉思之心，称长春为“神仙”，令左右记下神仙之言，传子孙恪守。清乾隆帝有“一言止杀，可知济世有奇功”的赞语。
可见从七真到一般教徒，全真教虽修的是成仙之道，但仍关心人间疾苦，为利民生，为拯救苍生于水火，不惜此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