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图书馆 内容
明清时昆嵛山道观统计据嘉靖《宁海州志》宁海州有寺庙道观61处，其中含文登县7处（未记全）。61处中，道观16处，占26%。寺观大多数是不合法的“淫祠”。在昆嵛山区的道观主要有：岳姑庙、龙祥观、玄都观、先天观、神清观、显异观、玉虚观、东华宫、崮头观，共九座。
据牟平、文登旧有《县志》与残碑，清末昆嵛山区尚存道观37座，失修坍塌的4座（见表7-1）。著名的三宫——东华宫、玉虚宫、三皇宫及神清观、岳姑殿、九龙庙、显异观，还有明末兴建的太平观，都还香火旺盛。以民国《牟平县志》统计表为例，民国8年(1919)，牟平县共有道观44座，其中龙门派12座（有一座为龙表7-1门分支金山派），华山派13座，嵛山金辉派2座，不明确宗派17座，共有住观道士83人。因为牟平区半数境域不记在昆嵛山区，但包含清末文登县昆嵛山区宫观，昆嵛山区共有宫观45处，略多于牟平县全县宫观数，二者可以参考。
明清统治者对全真道的政策明代统治者重视正一道，排斥全真道。一因全真道起源于北方，曾受到元统治者的大力推崇，作为灭元建明朝的朱元璋，自然对全真道有抵触；二因朱元璋等利用正一道神化自己，笼络民心，得心应手，而“禅与全真务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不适合他的政治需要；三因全真道上层“贵盛”，腐化堕落。朱氏王朝多次下达圣旨，既申明“三教并用”，又严格控制僧道会众的数量和活动范围。洪武十五年(1382)四月，下令在京师设道录司，省设道纪司，州设道正司，县设道会司，全面管理道教。
洪武六年(1373)十二月，令民家女子年不过40以上者，不得出家为尼姑、女道士。洪武二十年(1387)八月，诏男子年20以上者，不许出家为僧、道。洪武二十七年(1394)正月，禁收民家14岁以下出家者为僧、道，并禁止军人、工匠及犯罪黥刺者作僧人、道士，定下由国家颁发给僧道身份凭证——度牒。洪武六年(1373)指出：“若请给度牒，必考试，精通经典者方许。”洪武二十四年(1391)六月重申：“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县寺观虽多，但存其宽大可容众者一所，并而居之，毋杂处于外，与民相混，违者治以重罪。”同年七月，诏天下僧道，“有创立庵、堂、寺、观非旧额者，悉皆毁之。”甚至规定：“其一、二人于崇山深谷修禅及学全真者听，三、四人勿许。毋得私创庵堂。若游方问道，必自各路费，毋索取于民。”“道士设醮，不许拜奏青词。各遵颁降科仪。”还令僧道录司造“周知册”，将在京和各府州县的僧人道士列成名册，颁行天下寺观。凡遇僧道，即与其度牒对册，如有不同，即为伪冒，许送有司治罪。二十七年(1394)强调，必随师习经三年后，“赴京考试，通经典者始给度牒；不通者，杖为民”。永乐十六年(1418)十月，规定全国僧道人数，府不过40人，州不过30人，县不过20人，全国总计僧道各3.6万人。给牒考试由3年一次改为5年一次。这些控制政策主要是政治需要，防范民众借宗教秘密结社，形成反政府势力。事实上，明中期以后，宗教控制政策得不到贯彻，皇帝崇正一道的行动，往往打破禁忌。
清代宗教政策基本延袭明代。
明清昆嵛山区的全真道明清昆嵛山道人没有多少道教著述传下来，然而昆嵛山道教的影响却是深入而持久的。许多正一派有道之士都深受全真教理影响，秉承全真北宗之传，道教在修丹哲理上进一步融汇儒、释，和会理学，在修炼方法上进一步具体化、通俗化，表现出世俗化特征。
明中叶以后，正一道在上层的地位日衰，不受统治者重视的全真道却又逐渐崭露头角，在社会上影响日益增大，所持内丹学不仅在道教内部，就是社会上对此有兴趣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也得益于内丹学走向民间（参见1994年卿希泰、唐万潮《道教史》第六章）。特别是明万历三十九年(1661)四月，皇帝颁诏（见本志第八编）向昆嵛山神清宫、玉虚观敕颁《道大藏经》。诏文碑至今尚存神清观中。这是对昆嵛山全真道道士的巨大鼓舞。
清代统治者基本延续明代的道教政策，但正一道的影响和恩宠渐衰，全真道经受长期寂寞，以丘长春门下的龙门派为主体出现了一批高道，如王常月、陶靖庵、周明阳、范青云、高东篱、沈轻云等，呈复苏之势，著述颇丰，如王常月《初真戒律》1卷、《钵鉴》5卷、《龙门心法》52卷；闵懒云的《金盖心灯》8卷；范青云撰《钵鉴续》9卷；刘一明撰《修真辩难》、《修真九要》、《悟真阐幽》、《周易阐真》，辑为《道书十二种》等。
从清顺治帝起，认可了全真道龙门派的公开传戒制度。顺治十三年(1656)，王常月“奉旨主讲白云观，赐紫衣凡三次，登坛说戒，度弟子千余人（《白云观志》）”。一时南北道派（包括昆嵛山的道士）纷纷来京求戒。王常月于康熙十九年(1680)卒，康熙帝追赠其为“抱一高士”，命在其墓上建享堂、塑像，每年忌日还遣官致祭。雍正帝敕封全真南宗祖师张伯端为“大慈圆通禅仙紫阳真人”。乾隆帝敕命拨内帑修葺全真祖庭白云观，并为白云观书楹联赞丘长春“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乾隆年间收入《四库全书》的明代刘昌编辑的《中州名贤文表》收录了《大元奉元明道宫修建碑铭并序》，内载：“惟太祖圣武皇帝奉天威、君六合，天寤宸聪，使车驰召长春丘仙翁昆嵛之山，历数年，逾万里，觐遐朔．，推道馀，沃渊哀，拯生灵，仁万有，其功大矣……我皇明华有馀彩。昔我太祖雷厉八紘，昆嵛赴召，轩辕广成，坐进元宫，天心沃君，宇宙在手，天慈救卫，有赫世皇，光绳祖武，乾隆龙飞，万物斯覩，溥浃寰海，如天之仁，知风之自，道系有真。”这说明元代全真的辉煌，丘处机的奇勋，不论在乾隆皇帝那里，还是在民间，包括昆嵛山，都还有广泛的影响。道光九年(1829)加封全真教五祖之一的吕洞宾。光绪年间，白云观的第二十代住持高仁峒，颇得慈禧太后宠信。这一切虽没能使全真教得到朝廷的特别宠遇、扶持，但多少改善了全真教的大环境，全真教逐步深入民间，在昆嵛山区发展仍然可观。
一方面明清两代朝廷怕信众闹事，对道教都加以种种限制，另一方面，历任皇帝大都又热衷崇奉道教，特别是正一道。如永乐十年(1412)朝廷大兴武当山宫观，每日役使30万军民工匠，6年建成八宫、二观、三十六庵堂。历次禁教圣旨，并不能贯彻始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昆嵛山区的信众往往借用“旧有宫观额”为名，建修新观。嘉靖《宁海州志》记载寺观61处，纂志者焦希程大为不解，认为有违政令，多是宜拆毁的“淫祠”。为什么道观、寺庙仍林立？主要是广大民众信奉，众多地方士绅、财主，舍钱舍地建庙，作功德，禁而不止，屡禁屡建，地方官只能睁只眼闭只眼，认真不得。在这期间，昆嵛山北、南区的著名全真道观，在明清两代都有重修，甚至有新建的；只有极少数规模较小的道观烟火不旺、年久失修而塌。
据牟平、文登旧有《县志》与残碑，清末昆嵛山区尚存道观37座，失修坍塌的4座（见表7-1）。著名的三宫——东华宫、玉虚宫、三皇宫及神清观、岳姑殿、九龙庙、显异观，还有明末兴建的太平观，都还香火旺盛。以民国《牟平县志》统计表为例，民国8年(1919)，牟平县共有道观44座，其中龙门派12座（有一座为龙表7-1门分支金山派），华山派13座，嵛山金辉派2座，不明确宗派17座，共有住观道士83人。因为牟平区半数境域不记在昆嵛山区，但包含清末文登县昆嵛山区宫观，昆嵛山区共有宫观45处，略多于牟平县全县宫观数，二者可以参考。
明清统治者对全真道的政策明代统治者重视正一道，排斥全真道。一因全真道起源于北方，曾受到元统治者的大力推崇，作为灭元建明朝的朱元璋，自然对全真道有抵触；二因朱元璋等利用正一道神化自己，笼络民心，得心应手，而“禅与全真务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不适合他的政治需要；三因全真道上层“贵盛”，腐化堕落。朱氏王朝多次下达圣旨，既申明“三教并用”，又严格控制僧道会众的数量和活动范围。洪武十五年(1382)四月，下令在京师设道录司，省设道纪司，州设道正司，县设道会司，全面管理道教。
洪武六年(1373)十二月，令民家女子年不过40以上者，不得出家为尼姑、女道士。洪武二十年(1387)八月，诏男子年20以上者，不许出家为僧、道。洪武二十七年(1394)正月，禁收民家14岁以下出家者为僧、道，并禁止军人、工匠及犯罪黥刺者作僧人、道士，定下由国家颁发给僧道身份凭证——度牒。洪武六年(1373)指出：“若请给度牒，必考试，精通经典者方许。”洪武二十四年(1391)六月重申：“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县寺观虽多，但存其宽大可容众者一所，并而居之，毋杂处于外，与民相混，违者治以重罪。”同年七月，诏天下僧道，“有创立庵、堂、寺、观非旧额者，悉皆毁之。”甚至规定：“其一、二人于崇山深谷修禅及学全真者听，三、四人勿许。毋得私创庵堂。若游方问道，必自各路费，毋索取于民。”“道士设醮，不许拜奏青词。各遵颁降科仪。”还令僧道录司造“周知册”，将在京和各府州县的僧人道士列成名册，颁行天下寺观。凡遇僧道，即与其度牒对册，如有不同，即为伪冒，许送有司治罪。二十七年(1394)强调，必随师习经三年后，“赴京考试，通经典者始给度牒；不通者，杖为民”。永乐十六年(1418)十月，规定全国僧道人数，府不过40人，州不过30人，县不过20人，全国总计僧道各3.6万人。给牒考试由3年一次改为5年一次。这些控制政策主要是政治需要，防范民众借宗教秘密结社，形成反政府势力。事实上，明中期以后，宗教控制政策得不到贯彻，皇帝崇正一道的行动，往往打破禁忌。
清代宗教政策基本延袭明代。
明清昆嵛山区的全真道明清昆嵛山道人没有多少道教著述传下来，然而昆嵛山道教的影响却是深入而持久的。许多正一派有道之士都深受全真教理影响，秉承全真北宗之传，道教在修丹哲理上进一步融汇儒、释，和会理学，在修炼方法上进一步具体化、通俗化，表现出世俗化特征。
明中叶以后，正一道在上层的地位日衰，不受统治者重视的全真道却又逐渐崭露头角，在社会上影响日益增大，所持内丹学不仅在道教内部，就是社会上对此有兴趣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也得益于内丹学走向民间（参见1994年卿希泰、唐万潮《道教史》第六章）。特别是明万历三十九年(1661)四月，皇帝颁诏（见本志第八编）向昆嵛山神清宫、玉虚观敕颁《道大藏经》。诏文碑至今尚存神清观中。这是对昆嵛山全真道道士的巨大鼓舞。
清代统治者基本延续明代的道教政策，但正一道的影响和恩宠渐衰，全真道经受长期寂寞，以丘长春门下的龙门派为主体出现了一批高道，如王常月、陶靖庵、周明阳、范青云、高东篱、沈轻云等，呈复苏之势，著述颇丰，如王常月《初真戒律》1卷、《钵鉴》5卷、《龙门心法》52卷；闵懒云的《金盖心灯》8卷；范青云撰《钵鉴续》9卷；刘一明撰《修真辩难》、《修真九要》、《悟真阐幽》、《周易阐真》，辑为《道书十二种》等。
从清顺治帝起，认可了全真道龙门派的公开传戒制度。顺治十三年(1656)，王常月“奉旨主讲白云观，赐紫衣凡三次，登坛说戒，度弟子千余人（《白云观志》）”。一时南北道派（包括昆嵛山的道士）纷纷来京求戒。王常月于康熙十九年(1680)卒，康熙帝追赠其为“抱一高士”，命在其墓上建享堂、塑像，每年忌日还遣官致祭。雍正帝敕封全真南宗祖师张伯端为“大慈圆通禅仙紫阳真人”。乾隆帝敕命拨内帑修葺全真祖庭白云观，并为白云观书楹联赞丘长春“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乾隆年间收入《四库全书》的明代刘昌编辑的《中州名贤文表》收录了《大元奉元明道宫修建碑铭并序》，内载：“惟太祖圣武皇帝奉天威、君六合，天寤宸聪，使车驰召长春丘仙翁昆嵛之山，历数年，逾万里，觐遐朔．，推道馀，沃渊哀，拯生灵，仁万有，其功大矣……我皇明华有馀彩。昔我太祖雷厉八紘，昆嵛赴召，轩辕广成，坐进元宫，天心沃君，宇宙在手，天慈救卫，有赫世皇，光绳祖武，乾隆龙飞，万物斯覩，溥浃寰海，如天之仁，知风之自，道系有真。”这说明元代全真的辉煌，丘处机的奇勋，不论在乾隆皇帝那里，还是在民间，包括昆嵛山，都还有广泛的影响。道光九年(1829)加封全真教五祖之一的吕洞宾。光绪年间，白云观的第二十代住持高仁峒，颇得慈禧太后宠信。这一切虽没能使全真教得到朝廷的特别宠遇、扶持，但多少改善了全真教的大环境，全真教逐步深入民间，在昆嵛山区发展仍然可观。
一方面明清两代朝廷怕信众闹事，对道教都加以种种限制，另一方面，历任皇帝大都又热衷崇奉道教，特别是正一道。如永乐十年(1412)朝廷大兴武当山宫观，每日役使30万军民工匠，6年建成八宫、二观、三十六庵堂。历次禁教圣旨，并不能贯彻始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昆嵛山区的信众往往借用“旧有宫观额”为名，建修新观。嘉靖《宁海州志》记载寺观61处，纂志者焦希程大为不解，认为有违政令，多是宜拆毁的“淫祠”。为什么道观、寺庙仍林立？主要是广大民众信奉，众多地方士绅、财主，舍钱舍地建庙，作功德，禁而不止，屡禁屡建，地方官只能睁只眼闭只眼，认真不得。在这期间，昆嵛山北、南区的著名全真道观，在明清两代都有重修，甚至有新建的；只有极少数规模较小的道观烟火不旺、年久失修而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