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图书馆

丁钊（1920-)，原名丁尔偬。山东黄县（今龙口市）人。1934年升入黄县崇实中学。1935年，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全国抗日救亡浪潮日益高涨，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在学校积极参加支援察绥抗战的募捐活动。在进步教师杜深如教育帮助下，读过鲁迅、茅盾、巴金、邹韬奋等人的著作。经常看《新生周刊》《生活周刊》等进步杂志。1936年参加了杜深如在崇实中学组织的进步文化团体“磨励社”，积极参加社里组织的各项活动。
  1938年四、五月，鲁东抗日游击队第七、八支队东进胶东，中共胶东特委机关、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简称“第三军”）总部及部队西上蓬黄掖，先后到达黄县，当地掀起了抗日救亡活动高潮。丁钊于当年9月参加青年抗日救国会，并任崇实中学分会宣传委员。11月，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2月，脱离学校，背叛地主家庭参加中共黄县县委领导的县民众动员委员会。
  1939年1月，国民党张金铭部逼近黄县城，为掩护机关撤退和转入山区开展游击战争，黄县县委将县机关年轻同志编为部队，丁钊被编入黄县抗日民主政府特务排任战士。2月，特务排撤出黄县城，编入蓬黄战区指挥部特务大队。丁钊先后任班长、排政治指导员。4月，参加攻克蓬莱城战斗。6月，经特务大队政委辛冠吾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月，特务大队编为警卫第四营第三连，后改为独立第二营。先后任连副指导员、营宣传干事。9月任营党分支书记。
  1940年2月，在日伪军和国民党投降派统治的文登、荣成、威海、牟平地区，共产党领导数千农民举行东海地区第二次武装起义。独立二营奉命由蓬莱出发，穿过广大敌占区，前往支援刚组建的人民武装部队。独立二营在该地区进行了十个月的艰苦作战。8月，在荣成四道塔设伏，歼灭日军十余人，俘日军一人，缴获轻机枪一挺。9月，独立二营改番号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简称“第五支队”）三团一营。10月，在文登老母猪河东岸，配合兄弟部队，与来犯的国民党投降派数千人，进行两次会战，将敌击ift.12月，丁钊任营教导员。同时，一营奉命转移至平度、招远、莱阳、掖县边区，归支队部直接指挥。
  1941年3月，胶东五个月反投降战役开始。首先夺取敌伪盘踞的牙山。采取东西两面对攻战法。一营奉命歼灭在牙山东侧的观水之敌。全营长途奔袭，歼敌大部，占领观水，首战胜利，有力配合了牙山西侧作战。战后，一营拨归以许世友为司令员、林浩为政委的反投降战役指挥部直接指挥。4月，敌人调集数千人，并以鲁南国民党五十一军派来的一个装备精良的加强营为主力，向八路军榆山阵地大举进犯。激战中，该加强营攻占了八路军指挥部附近的一个山头，情况十分危急。许世友司令员当即下令全线反击，并向丁钊和营长陈子英很严厉地下了死命令：“要坚决把敌人打下去！”丁钊和营长以最大决心、最快速度向全营传达了许司令的命令，组织全营战士向敌人发起迅猛攻击，干部带头冲锋。全营战士端着刺刀，高喊杀声，在响亮的冲锋号声中，冒着大雨攻占了山头，以泰山压顶之势把敌人打得稀哩哗啦，并缴获三挺机枪。敌主力被打垮，全线崩溃。8月，反投降战役结束后，一营仍归支队部直接指挥，改番号为“第五支队”特务营。同年秋，特务营去东海地区，对敌开展反“蚕食”斗争，在回龙山战斗中，歼日、伪军一部，生俘日军一人，缴获“八八”式掷弹筒一门。
  1942年4月，为粉碎敌人“扫荡”，特务营奉命袭击在敌纵深内的海港城市石岛。沿海边绕道数十里从敌侧后攻入市内，极大地震慑了敌人，并缴获了大量物资。7月，成立胶东军区。丁钊所在营改番号为胶东军区特务营，由军区首长、机关直接领导指挥。10月，丁钊率第三连在距敌高疃伪军据点二里处，背河设伏，经十分钟战斗歼敌一个小队，缴获轻机枪一挺。八路军无一伤亡。11月，日、伪军两万余人对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合围大“扫荡”。上级命令丁钊率两个连，跟随军区首长和指挥机关行动。遇敌情复杂时，许世友司令员亲自划行军路线，他讲丁钊记，并由丁钊率前卫连执行，行程四五百里，克服种种困难，胜利地摆脱了敌人的合围，保证了首长和机关安全，并对全区部队进行了不间断指挥。反“扫荡”即将结束，许世友命丁钊率一个连夜袭欲返烟台、路经铁口的千余日军。丁钊率部队冒大雪深夜偷偷钻进村子里，敌人毫无戒备，正在酣睡。八路军突然开火，打得敌人晕头转向，给敌人很大杀伤和震慑后，迅即撤出战斗。
  1943年春，丁钊和营长林月樵率两个连护送胶东军区副司令员王彬、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旅（简称“第五旅”）原政委高锦纯去山东分局。从胶东海阳、莱阳边区出发至清河军区洋角沟附近，往返千余里，穿过数百里敌占区，胜利完成了护送任务。
  1944年春，胶东军区命令丁钊率两个连到福山、牟平、烟台边区开展对敌斗争。该区处于日、投、我三角斗争环境，为使对敌军事、政治斗争协同配合，中共胶东区委和胶东军区决定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和军事指挥部，统一领导边区的对敌斗争。任命丁钊为工委书记兼军事指挥，三县市均派一领导人参加，各抽一个连归指挥部指挥。经过几个月的斗争，沉重打击了投降派陈昱残部的抢劫活动，歼灭伪军一个小队，缴获轻机枪一挺。8月，丁钊和营长王子衡率部配合第十三团一部攻克日寇在招远、莱阳边区重要据点马连庄。11月，丁钊任胶东军区直属队党总支书记。当月，因军区特务营营长调离，丁钊又任该营营长兼教导员。
  1945年2月，丁钊率营参加了直捣大汉奸赵保原老巢的万第战役，完成了攻克万第东山三座碉堡的任务。5月，参加在昌邑地区讨伐王豫民的战役，完成了攻克明家郜据点任务。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胶东军区决定以军区特务营为基础组建胶东军区特务团。任命巫金锋为团长，丁钊为代理团政委兼政治处主任，由他俩负责组建。9月16日，在莱阳城小寺庙召开全团成立大会。
  建团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有计划地轮番使用营、连配合主力部队或单独执行战斗任务；开展“百日大练兵”，扎实地进行了军政训练；初步建成了一支比较好的干部队伍和骨干队伍。在政治、军事、组织上为团的建设初步奠定了基础。
  1945年秋，丁钊的两个胞弟（三弟丁尔侃，后改名丁刚，四弟丁尔偕）从家乡到莱阳城看望他。经帮助教育，两人于当年先后参加了革命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丁钊亲兄弟四人先后背叛地主家庭，献身革命，是难能可贵的。1946年6月，丁钊任特务团政委。9月，全团奉命担负保卫烟台任务，防止敌人登陆。
  1947年1月，特务团首战即墨普东，担任阻击青岛敌军援兵任务。团长因病住院，丁钊同副团长指挥作战。一天中，打退敌人三次进攻。最后一次，敌人两个团在八辆坦克掩护下向我军猛攻，全团英勇奋战，击毁了坦克，打退了敌人，保障了主攻部队全歼普东之敌。2月，胶东军区成立新六师，特务团编为第十六团，丁钊任团政委。当月，第六师奉命参加沙河战斗，截击敌第一六六师西撤。十六团任务是占领要点封锁公路，断敌退路。当时正、副团长均因病离团，只有政治处副主任韩琳协助丁钊指挥作战。敌人猛攻两天，均被击退，沿公路撤走的计划落空。第三天，敌倾巢突围，妄图从海边逃脱，十六团迅猛出击，配合兄弟部队将敌分割包围聚歼。缴获颇丰，全团换上了美械装备。4月，新六师改番号为第五师，第十六团改番号为第十三团，丁钊任团长兼政委。6月，刘邓大军强渡黄河，为配合全国战略反攻，第五师奉命对盘踞在潍县地区齐家埠国民党守敌发动进攻。第十三团、第十四团并肩攻击。十三团首次参加规模较大的攻坚战，思想重视，准备充分。战斗中，各级干部超前指挥，丁钊亲临突击营指挥所。部队打得英勇顽强，首先打开了突破口，全歼守敌。8月，胶东组建第十三纵队，归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指挥。第五师师长周志坚任纵队司令员，政委廖海光任纵队政委。第五师改番号为第三十七师，任命高锐为副师长代行师长职责。政委空缺，任命丁钊为师代理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主持全师政治工作。各团番号依次改为第一O九团、一一O团、一一一团。
  1947年9月至12月，第三十七师参加四个月胶东保卫战。开始，敌四个整编9币（军）自西向东平推进犯。华野东线兵团边打边撤。后东线兵团首长决定转移到外线作战。第十三纵队率两个师，利用暗夜隐蔽地分别从敌军两支部队的“夹缝”中向外突围。即将突围时，纵队首长临时命令丁钊指挥一个团掩护纵队和师的后勤部队，随后突出去。后勤辎重、骡马多，绝不能与敌遭遇。他决定不在当夜沿部队路线突围。采取绕道行动，边走边侦察，找到敌人合围的大间隙突了出去。全部人马安全回到纵队部。10月初，三十七师参加攻击掖县城战斗，一O九团、一一O团并肩突破。会同三十八师全歼守敌。12月12日，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政委谭震林亲自召见高锐代师长，令三十七师攻歼莱阳城内固守城隍庙核心据点之敌，因敌援兵已逼近，情况紧急，要当夜攻下。在许世友司令员直接指挥下，三十七师进行三次强攻，全歼守敌千余。
  1948年7月，三十七师参加5州战役，完成了从西瓮城门突破任务。这是该师首次攻击夺取大城市，为而后攻击济南市积累了经验0月，三十七师参加济南战役。第一O九团连续突破敌商埠外城两道防线。正要攻击内城最后坚固防线时，团长田世兴负伤。经丁钊请求，师长政委决定他去该团协助团政委张志勇指挥作战。临战受命去完成关系全局的重大任务，丁钊信心百倍，立即赶到团指挥所，进行紧张的战斗准备。部队英勇拼杀，浴血奋战，虽伤亡很大，但胜利地完成了从坤顺门突破的艰巨任务。战后，中央军委授予第一O九团“济南第二团”荣誉称号。在西线部队从一O九团突破口涌入内城时，师指挥所遭敌机轰炸，师长、政委生死不明。情况危急，副师长和丁钊当即接替了师的指挥。经数小时奋力抢救，才将人救出。政委徐海珊不幸牺牲，师长高锐负伤住院。1948年1.1月至次年1月，在淮海战役中，丁钊协助高锐师长率三十七师先后参加围歼黄伯韬兵团、黄维兵团和攻克灵壁城战斗，生俘敌主力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
  1949年2月，全军统一编制，第十三纵队改番号为第三十一军，编入第十兵团序列。第三十七师改番号为第九十一师。3月，张英勃任九十一师政委。4月参加渡江战役。5月，九十一师参加上海战役，在浦东地区作战。全师冒雨百里奔袭敌重要据点周浦镇，全歼守敌，首战胜利。最后，该师奉命强攻浦东地区支撑点高桥镇。集中“济南第二团”和配属的九十二师二七四团，两个主力团并肩攻击，一举突破。敌全线溃败，浦东地区作战很快结束。7月，九十一师随同第十兵团部队进军福建。8月，参加福州战役。九十一师完成了夺取闽江口，防止敌人从海上逃窜的任务。9月，丁钊被任命为九十一师副政委。10月，参加厦门战斗。九十一师奉命渡海强攻鼓浪屿岛，“济南第二团”担任主攻。由于缺乏渡海作战经验，加之当夜风大浪高，进攻部队船队被冲乱冲散，连排各自为战。反复攻击，英勇拼杀，因伤亡过大，团长王兴芳牺牲，登陆失利。此时，进攻厦门岛部队已成功登陆。九十一师使用二七三团一个营趁机从鼓浪屿西北部攻入岛内，俘敌千余人，占领了全岛。
  1949年11月，丁钊任九十一师党委书记。1950年5月，丁钊和张宜爱师长率九十一师完成解放东山岛作战任务。7月，丁钊调任空军陆战第一旅副政委。参加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空降兵部队。
  1952年5月，部队番号改为空军陆战第一师，丁钊任师政委、师党委书记。1955年丁钊被授予大校军衔，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1962年2月，任空降兵第十五军副政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65年9月，任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政委、党委副书记。1969年丁钊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82年6月，离职休养。1988年7月，荣获独立功勋荣誉章。
  刁仁忠刁仁忠（1924-1951)，山东海阳人。因家庭生活困难，仅断断续续读了两年书。抗日战争爆发后，刁仁忠被国民党海阳保安一团抓去当了勤务兵。1941年冬，海阳保安一团并入赵保原的十二师。同年冬，海阳县榆林村地下党员徐立智，秘密潜入赵部作策反工作。他认识了刁仁忠，经常向其讲一些革命道理，启发其阶级觉悟。1942年1月的一天夜间，刁仁忠偷偷地逃回到家里。刁仁忠回家不久，听说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旅十六团住在北斗山村，他便冒着风雪，跑去了北斗山村，要求参加八路军。军队首长见到这位潇洒英俊的小伙子报名参军，心里十分高兴，便亲切地说道：“春节来到了，你先回家和全家人过个团圆年，春节后再来吧！”团首长的话，像一股暖流，温暖着刁仁忠的身心，初次感到人民军队情深意切，不像旧军队那样冷酷无情。
  春节后十六团调防，海阳县大队又进驻了该村。刁仁忠赶去了北斗山，报名参加了县大队。县大队首长见刁仁忠浓眉虎眼、精明干练的样子，便安排他在县大队干侦察员。刁仁忠机智勇敢，每次都能出色地完成侦察任务。1942年春末夏初，他与班长张玉德腰藏短枪，装扮成赶集的农民，去了离日伪据点5华里的辛安村集上，活捉了伪军事务长王二虎。
  刁仁忠和侦察队其他成员，经常在夜间配合区中队、民兵，去行村日伪据点埋设地雷封锁敌人。敌人为防止八路军夜间偷袭，在碉堡上挂着灯笼。刁仁忠曾单枪匹马地去摘过敌人碉堡上的灯笼。有时他朝碉堡打几枪，扰乱得敌人日夜寝食不安。由于他多次出色地完成任务，受到了县大队领导的表彰，并于194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3年秋，刁仁忠调入东海军分区任侦察排副排长。1944年冬，刁仁忠带领一班不识水性的战士，大雪天乘坐一艘渔船，追截日军的运棉船。经过几天几夜的海上漂泊，先后截获日军的运盐帆船一艘，运煤汽船一艘，运棉船八艘，缴获了5万余斤棉花，可供当时严重缺棉的胶东部队一冬季的冬服用棉。
  1945年春，一艘日军运输船从南朝鲜开往青岛。这天，大雾弥漫，船行至乳山口，押船的日军误认为是青岛港，把船开进港内。此时混沌初开，敌人辨认出方位，知道进错港，正想开船出港，但潮水己退，再加西南风大作，船像扎了根一样，一动不动。东海军分区首长得知这一消息，即刻命令刁仁忠带侦察排16名战士，飞马奔驰，前往乳山口捕敌。到达目的地后，刁仁忠听取了当地民兵的情况报告，火速组织民兵，在乳山口两侧架上了土炮，封锁住出口。随后，自己亲率五名侦察员冲向敌船，五名押船的敌军被擒下船来。
  时隔不久，东海军分区侦察科接到石岛地下党组织发来的情报。日寇在石岛将掠夺的加吉鱼冰冻了800多箱，最近几天要用汽船运往青岛。押船的有一名日军和四名伪军，船工中有地下党员一名。军分区首长把截获日船的任务，交给了刁仁忠去完成。刁仁忠带领四名侦察队员，化装后混入了石岛内。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通过关系，将一大宗广泉白酒、烧鸡、糕点和钞票，送给了船上的四个伪军。侦察队员分别化装成去青岛治病、探亲、经商的，在敌船起航的头一天晚上，先后混上了敌船。刁仁忠上船后，给伪军们递烟点火，搞得格外亲热。当船开到文登县长会口子外时，刁仁忠向侦察员使了个眼色，发出了暗号，五支短枪立即对准了押船的日伪军。当敌人清醒过来时，已全部被擒。为此，东海军分区特地为他们开了庆功大会。会上刁仁忠受到军分区首长的表彰和奖励，被提升为侦察排长。
  1946年夏，刁仁忠带领侦察排插入高密一带，配合当地部队进行剿匪。一天，他率部队隐蔽在青纱帐内，消灭了准备逃往青岛市区盘踞在薛家岛上蔡晋康部的部分部队，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气焰。
  1947年2月，刁仁忠调任华野九纵二十六师任侦察队长。莱芜战役中，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率领六名侦察兵，插入到莱芜城西约四公里的一个40余户的小村里。晚上10点左右，他们化装成国民党的士兵出现在公路上。这时，六辆满载着军用物资的大卡车开过来，刁仁忠手执指挥旗，屹立在公路当中，霎时，敌卡车开到眼前，刁仁忠挥旗命令司机刹车。车上的敌副营长，被这急刹车的动作惊醒了，忙问：“出了什么事？”司机答道：“前边有人挥旗刹车！”副营长火气冲冲地从驾驶室里探出头来问：“你是哪一部分？是千什么的？”刁仁忠果断地回答：“奉司令部命令对所有过往车辆，都要进行检查。”就在刁仁忠回话的同时，分立在公路两侧的侦察员，端着冲锋枪分别冲向每辆卡车，命令车上人员全部下车检查。就这样，敌副营长、排长共12人全部被擒获。经过审讯，华东野战军获得了敌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在莱芜城的军事设施和军事机密情况。对莱芜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莱芜战役胜利结束后，在庆功会上，刁仁忠被授予“华东一级人民英雄”的光荣称号。
  1948年10月，华东野战军等发起了淮海战役。在这次战役中，刁仁忠带领侦察队，多次潜入敌人防线内，搞情报，捉“舌头”，为淮海战役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一天，在观察所里，刁仁忠发现敌人在飞机的掩护下，仓皇集结。他即刻抓起电话机，向师首长汇报了敌人的动态。稍时，敌人向刁仁忠的所在地冲杀过来，他带领战士，顽强地进行阻击，消灭敌人20多名。敌军刚被击退，又在其长官的督促下，集结了整连的兵力，再次冲了过来。刁仁忠端起冲锋枪，向敌人猛烈开火。就在这时，他的腹部中弹，肠子露出体外。他一手紧紧捂住伤口，一手抓起电话机，呼喊解放军向敌开炮。瞬时间，解放军炮弹向敌阵地倾泻而来，敌兵伤亡惨重，溃退下去。刁仁忠在医务人员的抢救下，转危为安。在这次战役中，刁仁忠荣立特等功一次。
  1949年5月，上海战役打响。刁仁忠伤势还未痊愈，他不听医生的劝阻，毅然来到前线指挥部，向首长请求参战任务。经首长的允许，他又回到了原部队。第二天，他就与林副队长，带领12名队员出发了。
  他们摸到英租界花园东北面的一条河边，刁仁忠要林副队长带两名队员，泅过河岸，两名队员迁回到敌堡后的出口处，林副队长摸到敌堡的枪眼口，趁敌未发觉之际，迅速地塞进了一颗手榴弹。敌堡内担负警戒的两名敌兵，看到冒着烟的手榴弹，猛地窜出敌堡，两名守在出口的队员，跃身扑上去，将敌捕获。敌堡内正在酣睡的士兵，随着响声，葬身堡内。周围敌堡听到响声，齐向这边开火。刁仁忠率领其他队员，向对岸敌堡开火，吸引住敌人的火力，掩护捕俘的侦察员，顺利撤回。从俘虏的口供中，了解到国民党部队在虹桥的设防和火力配备情况。刁仁忠为解放上海，作出了巨大贡献，受到了上级的通令嘉奖。
  1950年9月25日，全国第一次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刁仁忠光荣地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10月11日，刁仁忠所在部队满怀豪情壮志，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赴朝参战。刁仁忠不负党和人民的期待，在新的战场上，带领侦察部队，为抗美援朝，保卫祖国再立新功。1951年4月，在五次战役中，刁仁忠被提升为侦察科长。一天早晨，敌人密集的炮弹，呼啸着落在师指挥所的坑道外，刁仁忠不顾自己安危，跑出指挥所观察敌人火炮发射方位，一颗炮弹在其近前爆炸，弹片击中了刁仁忠的胸膛，刁仁忠不幸牺牲。
  于眉于眉（1914-1980)，原名于经海，1914年生于山东省蓬莱县（今蓬莱市）安香于家村。
  于眉少年时期就读于北京弘达中学，受大革命的影响，开始阅读《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等进步刊物。他痛恨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更无惧于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于1929年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年仅15岁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后来进入北京大学攻读教育系，并从事共青团组织的革命工作。九一八事变后，于眉组织同学参加平津学生爱国抗日运动，支持马占山抗日，声援十九路军淞沪抗日。在反对蒋介石屈膝投降政策的斗争中，因秘密活动暴露，经党组织决定，于眉回到家乡蓬莱乡间隐蔽。在这期间，他组织小学教师学习时事，宣传抗日救国，同时利用社会关系集资办小学，自兼教员，向学生讲述岳飞、戚继光等英雄奋勇抗敌的故事，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民族情感和爱国思想。1933年，于眉响应“左联”发表的《马克思逝世50周年纪念宣言》，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组织。同年8月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反对帝国主义在国际上策动战争，反对蒋介石的“文化围剿”和对革命青年大捕杀。
  1934年，于眉回到北京大学就读，在团组织的领导下，宣传共产党关于《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同时积极参加了北京大学的抗日救亡运动。同年暑假，于眉为平津学生救亡运动筹集经费，再次回到蓬莱，并积极发动蓬莱知识分子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他的努力下，由其二哥于仲椒以蓬莱尊三小学为依托，把全县教师队伍逐渐组织起来，成立了“小学教师抗战服务团”01935年冬，“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在平津乃至全国展开，于眉参与了这次抗日游行示威活动的领导。同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组织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并成为这个组织的领导成员。1936年于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了中共北京大学总支委员会委员和东斋支部书记，领导进步学生到北平郊区宣传抗日救国，在农村开展民先队的工作。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于眉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委派，于8月回到家乡，在中共山东省委和胶东特委的领导下，恢复了一批中共党员的组织关系，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建立了中共蓬莱县支部并任书记。以蓬莱“民先队”组织为骨干，建立公开的抗日救亡团体“蓬莱县抗日服务团”011月，第一届中共蓬莱县委成立，于眉担任了第一任县委书记。1938年2月3日，于眉成功地发动和领导了蓬莱人民抗日武装起义，创建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大队（后改为“第三军”第二路），于眉任政治特派员。“第三军”第二路很快发展到11个大队，两千五百多人，并创建了艾崮山区抗日根据地。3月，在于眉等人的带领下，“第三军”第二路攻克蓬莱县城，摧垮了伪蓬莱县临时政府，建立了蓬莱县抗日民主政府，他们认真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深得群众的拥护。同年9月，f第三军”第二路与其他部队合并，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于眉担任支队政治部主任。于眉在部队期间虚心学习，善于吸收兄弟部队的政治工作经验，有效加强了“第五支队”的政治工作。他同战士们一起在胶东地区打击日本侵略军，瓦解伪军，粉碎了日寇的多次“扫荡”，并抵制了国民党投降派部队对根据地的“蚕食”。
  1939年，于眉在胶东地区当选为山东省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之后他随同徐向前、张经武领导的山东代表团，并担任代表团的秘书，从山东辗转到延安。因中共七大尚在进行筹备工作，于眉即进入了马列学院学习理论，后又入中央党校，参加延安整风，1945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
  七大胜利闭幕后，于眉回到山东，任华东军区政治部秘书主任，开始从事部队的后勤补给和运输工作。1946年任华东军区兵站部政委，参加各地的军区兵站组织工作，发展生产，保ME供给，支援前线。1948年，于眉转业到地方，先后任华东运输公司副经理、山东公路运输总局局长。他创办了华东交通专科学校，自兼校长，培养出一大批交通运输骨干。他全力组织运输力量支援淮海战役，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赞扬。1949年春，于眉调任华东野战军南下二大队大队长，带领干部南下，参加接管上海工作。后任华东军区运输司令部党委常委、上海军管会财经接管委员会委员兼军管会航务处处长、上海招商局军代表、华东航务局局长、华东交通部副部长等职。他选派干部，依靠群众，自上而下有条不紊地接管了招商局等十多个企业；他带领干部群众用接管的江海运输船舶，迅速恢复了长江中下游运输和长江口以北到渤海湾的沿海运输，并组织武装护航，打通了闽浙沿海浅海小轮运输。
  1950年秋，于眉调任国家交通部航务总局副局长。此后，历任海运总局副局长、代局长、局长、海河总局局长。1956年任交通部部长助理，1958年任交通部副部长，分管江海运输和基本建设业务。20世纪50年代，他狠抓海港整顿，把分散流动的码头临时工改为固定工，建立按劳分配的工资制度，改进装卸工具，推广应用装卸机械；组织中国与波兰的中外合营海运公司，冲破了美蒋在公海上对中国的禁运。1958--196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支持下，他积极参与领导和组建了自营远洋船队’组织干部深入调查研究，加强国内海港的深水码头建设。“文化大革命”期间，于眉受到冲击，但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关怀下，他忍辱负重，坚守岗位，积极工作，依靠船员和装卸工人，保证重点物资运输。他大力开拓远洋运输公司业务，至1980年，全国拥有远洋船舶527艘963万载重吨，结束了向国外租船的局面‘他积极参与建港的指挥工作，狠抓沿海港口深水泊位建设。1973---1980年建成深水泊位50个，其中有首次兴建的5万吨和10万吨级深水油轮泊位。1980年8月，于眉调任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时已重病在身，但仍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关心海港深水泊位的建设。
  1980年9月2日，于眉病逝，终年66岁。
  于寄吾于寄吾（1915---1942)，原名于纪武，他参加革命后根据谐音也用过于己午、余己午等化名。山东省牟平县四区上庄镇上庄村（今属烟台市牟平区姜格庄街道）人。曾任西海地委书记并先后兼任西海指挥部、西海军分区政治委员。
  于寄吾出生于书香家庭，1930年，考入省立烟台八中。在班里，他的年龄最小，但他天资聪颖，学习又刻苦，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国民党当局在日本帝国主义进逼下卑躬屈膝、丧权辱国的现实，于寄吾年轻的心灵深深地受到震撼。暑假到了，几个同学结伴还乡，却找不到于寄吾。原来他已跑步回家了。同学们惊奇地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国难当头，我要强身救国。我跑步回家，就是为了加强身体锻炼，一旦有了机会，我就能以健康的身体为国家出力。” 1934年，于寄吾考入济南师范学校。济师在20世纪20年代就建立了共产党组织。于寄吾入学后，由牟平同乡、当时担任支部书记的刘清禄（安波）介绍，于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党组织的教育下，其思想觉悟提高很快。他精心阅读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进步书籍，并将读书的心得体会，写信告诉在威海太平庵小学任教的哥哥于一心。这一对同胞兄弟，志同道合，互相勉励，共同进步。
  1936年7月，于寄吾于济南师范学校毕业，到济宁韩复w举办的乡村建设研究院受训，一年后毕业，分配到黄县北马乡校任校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于寄吾和党组织派到胶东的林一山取得联系，积极策划举行武装起义。这时，韩复榘不战而逃，乡校解散。于寄吾回到故乡，在牟平城东关租赁了一处小屋，做发动、联系青年学生抗日的工作。
  1938年3月27日，于寄吾响应中共中央北方局“每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应该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到达敌后抗日根据地。初在胶东特委战委会工作。1939年夏任胶东区委秘书长，后又兼任政府工作部部长。
  于寄吾是知识分子，但没有书生气。1940年5月，他带巡视团到掖县检查工作。在二十多天里，他跋山涉水，深入到农村，认真检查党的政策贯彻落实情况。在与县委交换意见时，他用第一手翔实、丰富的资料，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对一些具体问题，能理论联系实际，提到原则的高度，开诚布公地提出批评。他的这种深入实际的作风和坦率的态度，给在县里工作的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于寄吾对开辟和建设西海大泽山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西海地委是1940年1月建立的，1941年初仍属草创时期。1941年3月，他任西海地委书记并先后兼任西海指挥部、西海军分区政治委员。在主力部队东去打牙山后，西海只有少量地方武装，日伪军和投降派互相勾结，频繁向根据地进攻，八路军回旋余地很小。于寄吾到西海后，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发现当时根据地之所以不能迅速打开局面，除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外，工作中的某些失误，主要是群众观念薄弱，是一个重要原因。针对这种情况，他组织广大干部深入到群众中，宣传党的政策。在此基础上，由地委、专署出面召开群众大会，专员常溪萍在大会上公开向群众做了检讨，郑重宣布以后绝对不准乱拉夫、乱摊派，并要尽量减轻群众负担。于寄吾也在大会上表了态。会后，将大会的主要精神，明文公布，请广大群众监督执行。这样，很快取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1941年秋，西海地方武装配合主力部队痛击了投降派高玉璞，连续打了几个胜仗，开辟了掖西根据地，和清河区连成一片，巩固和扩大了大泽山根据地，扭转了西海地区的被动局面。
  于寄吾作风朴素，平易近入，能和下级打成一片。1941年春，他从区委调往西海地委时，妇女千部李桂枝也同时调往西海。路上，他把自己的马让给李桂枝骑，自己步行。不论在区委还是在西海，每逢传统节日，他都和大家一起过，向同志们祝贺。
  于寄吾是个很乐观的人。在西海，由于敌人的频繁进攻，生活很不安定，有时一天要爬几次山头。有一次，管理伙食的同志费了好大劲搞了点牛肉馅儿，刚要动手包包子，敌人来了，只好收拾起来和敌人转山头，一转就是好几天。直到包子馅变酸了，还舍不得丢掉。于寄吾和大家一块吃酸馅包子，风趣地说：“真得谢谢敌人这次进攻，我们吃包子不用花钱买醋了。”在一阵阵笑声中，同志们忘掉了几天来的危险和劳累。
  于寄吾重视抓宣传工作。他到西海后，倡导出版了党报《西海导报》和党刊《团结》，并亲自为党报、党刊写了发刊词。报刊的重要稿件，他也亲自审阅。他还亲自给机关同志教唱革命歌曲，在他的指挥下，同志们放声高唱“毛泽东能文又能武，神机妙算赛孔明”。许多在西海工作过的老同志回忆说：于政委这一手可真抓得绝，通过歌声，不仅活跃了机关文娱生活，而且加深了对毛泽东同志的信赖感和亲切感。
  1942年冬，日军纠集了2万余人，由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指挥，并在投降派赵保原配合下，对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011月中旬，在东海地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马石山惨案”，紧接着，转移兵力，向西海根据地合击。当时西海党、政、军领导机关活动在大泽山附近，敌伪由东向西推进，国民党投降派王尚志部在平西配合敌人向我骚扰进犯。西海领导机关经与主力部队联系后，决定向东转移，向主力“‘第五旅”靠拢。12月21日夜，于寄吾率西海领导机关从满家（今属平度市）出发，经过一夜急行军，22日到达夏甸附近的柳连庄，与敌遭遇，回撤至萌山地区，被敌人四面包围。当即决定，由司令员赵一萍、政治委员于寄吾、参谋长于一心各带一个排，掩护机关突围。
  敌人像蝗虫一样，从四面八方围扑上来；空中敌机低飞盘旋，轮番轰炸。密集的枪炮声，震耳欲聋，大地在颤抖。突围已经不可能了。于寄吾带领机关干部和警卫部队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他们刚刚打退了前面的敌人，另一股敌人又从背后冲上来。于寄吾指挥队伍，奋起还击，打退了敌人一次次疯狂进攻。战斗持续了几个小时。最后，终因敌众我寡，于寄吾壮烈牺牲。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年轻的共产党员英勇地倒下了，西海地区人民怀念着英雄。于寄吾烈士用生命和鲜血谱写的不朽篇章，将与山河共存，与日月同辉！ 于寄吾的哥哥于一心，原名于纪民，1910年出生，自幼随父读书，1932年毕业于威海卫师范学校，任教于威海太平庵小学。1938年3月，日军侵占威海。他即返回牟平，参加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在胶东区委军事部任军事科长。1940年4月，调任东海指挥部参谋长。年底，任山东纵队第五支队二团参谋长。1942年秋，任北海军分区参谋长。不久，调任西海军分区参谋长。1942年12月，在日军冬季大“扫荡”中，掩护西海领导机关突围时，与胞弟于寄吾同时壮烈牺牲。
  于寄吾的侄子、于一心长子于善宝，又名于凤祥，生于1928年。1946年，他继承先烈遗志，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他带着满身征尘，跨过鸭绿江，走上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最前线。他作战勇敢，屡立战功。1952年血洒朝鲜战场。于家成为牟平著名的“一门三英烈”之家。
  于仲淑于仲淑(1903---1987),1903年生于山东省蓬莱县（今蓬莱市）安香于家村。蓬莱抗日武装起义发起人之一，蓬莱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
  于仲淑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大家庭。他排行老二，有兄弟五人，姊妹三人。他自小就勤奋好学，性格刚强，为人正直，嫉恶如仇。他早在北平求学时，就积极参加党领导的进步学生运动，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1926年前后，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中国大地，“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激励着众多热血青年投身革命。当时，于仲椒在家乡教小学，十分关心国家大事，时刻关注北伐的形势，其忧国忧民的思想影响着许多学生。1928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制造了“济南惨案”，打死中国军民六千多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日浪潮。消息传到蓬莱，人们义愤填膺，对时事政治比较敏感的知识分子，更是无比激愤。于仲淑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应以天下为己任，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1931年秋，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沦陷。于仲淑怀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忱，积极投入到抗日宣传活动中，并被推举为蓬莱县教育会和蓬莱县抗日救国会会长。当时，蓬莱县教育会和蓬莱县抗日救国会的主要活动为：支持办学，反对封建迷信；抗日救国，查封日货；排演宣传节目，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并且出版了《钟生旬刊》，宣传抗日救国。在于仲淑的组织领导下，广大热血青年开展了热火朝天的抗日活动。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逼迫蒋介石下令撤销华北各地的救国会，禁止查封日货，压制抗日活动。于仲淑对国民党的反动行为十分不满，公开抵制国民党的禁令，在国民党的逼迫下去了大连。
  1934年夏天，于仲淑回到蓬莱。此时，在东北经商的蓬莱人宋尊三先生回乡办学校，在马格庄附近买了18亩地，盖起一座二层楼房，请于仲椒当校长。于仲淑的四弟于寄愚、五弟于眉都在外地求学，积极参加学生运动，经常带回一些进步书刊，受他们的影响，于仲淑的革命思想逐步升华。
  1935年春，全国掀起了抗日高潮，在于眉的指导下，于仲w组织建立了蓬莱县小学教师抗战服务团，下设宣传队、歌咏队、救护队，他带领教师、学生到全县各地演出以宣传抗日救国为内容的话剧，教唱抗战歌曲，讲解战地救护知识。1936年，他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在蓬莱建立和发展民先队组织，传播革命思想。
  1937年8月底，于眉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委派，回到蓬莱领导蓬莱的抗日斗争，建立了中共蓬莱县委并任书记。同时以“民先队”组织为骨干力量，成立了公开的抗日救亡团体——蓬莱县抗战服务团。于仲淑根据党的指示，建立革命武装，团结和组织了一些坚决拥护共产党领导、忠实执行党的政策的进步青年、小学教师和学生，利用他在地方上的威望，深入做好统战工作，团结各种进步势力，动员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共同抗战。
  1937年，为贯彻中共胶东特委关于发动武装起义的指示精神，于仲淑在“民先队”部增设了军事组，一方面秘密收集枪支，一方面作了争取乡农学校的工作。当日军进犯烟台，国民党军西撤时，于仲淑不失时机地做好自卫大队和各区“乡校”的工作，促使一部分武装充实到抗日力量中。为了便于公开活动，于仲淑开展军事训练，传授游击战术，为组织发动抗日武装做好准备。
  1938年2月3日，中共蓬莱县委决定发动武装起义。各路起义部队向大辛店以南集结，在西宋家村正式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大队（简称“第三军”第三大队），于仲淑任大队长，于眉任政委。起初，汉奸张季端派郭丹枫在大辛店对起义部队进行监视。后来，起义部队在潮水、MF9寺店、马格庄以南集结，一时声势浩大，加上2月5日日军侵入蓬莱城，张季端无暇追阻，各路起义部队遂越过烟青公路向牙山进军。根据当时的布置意图，起义部队应向昆嵛山一带靠拢集结，以便于同胶东特委起义部队取得联系。8日到达牙山大杨家、香夼、车夼一带。2月12日，于仲w率领起义部队回师蓬莱。2月15日左右回到大辛店，对部队进行整顿后，筹集攻城之需，3月4日，直指蓬莱城。张季端见势不妙，开城门迎接起义部队入城。
  这是起义部队第一次旗开得胜，军威大振，部队得到进一步扩大。
  考虑到蓬莱城偏隅于海边，离烟潍路太近，不宜久驻，入城的第四天，起义部队便撤出蓬莱城，返回大辛店，并确定了两项任务：一是由于部队力量壮大，将“第三军”第三大队番号改为“第三军”第二路；二是组建抗日民主政府。于仲淑和于眉一起，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要求，在“第三军”第二路成立指挥部，于仲淑任副指挥。
  3月18日，“第三军”第二路第二次攻打蓬莱城，伪县长张季瑞被迫投降，伪军全部缴械投降。在成立抗日民主政府时，党组织考虑只有于仲淑才有可能争取全县群众的拥护，3月25日命于寄愚接任于仲w的副指挥职务。
  3月26日，蓬莱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经民主协商，于仲淑被推举为蓬莱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
  蓬莱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影响很大，各区“乡校”中队纷纷投奔“第三军”第二路，接受安排。在于仲椒的卓越工作下，抗日民主政府克服了重重困难，巩固了蓬莱抗日根据地，保证了人民武装部队的供给和发展，为迎来蓬莱、黄县、掖县抗日根据地的黄金时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8年9月18日，山东抗日队伍实行统一整编，“第三军”第二路被编入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于仲淑调任北海专署保安司令部副司令。
  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日寇“扫荡”频繁，并实行经济封锁，斗争相当残酷。抗日军需供给很困难，战士的被服用布难以供应。
  上级号召纺纱织布，生产自给。于仲淑被任命为北海专署纺织局长，专管纺纱织布，带领北海地区妇救会的工作人员，发动妇女，共同纺纱织布。当时，蓬莱人早已经穿了“洋布”，不纺棉花，织布的也很少，组织纺纱织布面临许多困难，原料、工具、技术等都有问题。
  面对这种情况，于仲淑带领工作人员一起研究，逐一解决问题，亲自到村里发动群众，开展试点工作，总结经验，再向面上推广，以点带面地逐步推开。因为有的老年人会纺棉花，可以教给青年人，技术问题解决了，再加上给纺纱织布的群众一定的报酬，纺纱织布工作很快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起来，解决了部队的被服供应问题，对打破敌人的封锁，解决军需民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45年，日寇无条件投降，烟台解放。于仲淑被任命为烟台市工商管理局局长。10月1日，美帝国主义派遣第七舰队进犯烟台，妄图强行登陆。于仲淑大学时学的是英语专业，在这紧急时刻，他不畏艰险，毅然担任翻译，陪同军、政领导登舰与美军中将罗克、少将赛特尔交涉，严正抗议，在烟台党政军民共同努力下，迫使美军撤退。
  青岛解放后，于仲淑调到了青岛工作。历任青岛市文工团团长、青岛市文联戏曲改进会主任、青岛水产实验所所长、青岛市保险公司经理、青岛市政协常务委员等职，任职期间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坚持原则，作风正派，努力工作，深得人心。1987年1月11日，于仲淑病逝于青岛市，终年84岁。
  于克恭从东海之滨，到昆嵛山下，至今仍流传着“胶东人民的好儿子”于克恭的革命事迹。于克恭少年时勤奋好学，立志救国。入党后，对革命事业更是忠心耿耿，一往无前，不畏牺牲。1940年4月20日，在林村反“扫荡”的战斗中壮烈牺牲。他的一生，是光辉战斗的一生，是鞠躬尽瘁为人民的一生。
  读书立志维护正义于克恭（1907-1940)，山东省牟平县地口村（今乳山市崖子镇南地口村）人。当时，中国正处在一个大动荡的时代。帝国主义列强疯狂侵华，各系军阀连年混战，官僚地主横征暴敛，平民百姓啼饥号寒。看到这种种社会弊端，于克恭满怀激愤，忧国忧民，十分向往一个“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的新社会。他跟祖父在乡间劳动时，耳闻目睹地主豪绅对农民的残酷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在云阳小学读书期间，又受到了当时学校进步思想的影响。从此，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为解救国家的危亡和民族的苦难而积极探索革命真理。
  地口村邻村有个地主叫王香蒲。此人残酷剥削农民，欺压百姓，是名副其实的“地头蛇”。群众对他恨之入骨，但敢怒不敢言。1931年，于海洲借了他50元大洋，立有4个月期的字据，保人是于克恭的叔父于学仁。到期后只因无钱未能偿还，王香蒲便率其弟及狗腿子，把于学仁的里外大门封了，不让进出。于克恭为维护正义，便到牟平县政府控告了王香蒲及其同伙的胡作非为，并要求将其拘留。
  于克恭这一状，告得王香蒲恼羞成怒，派人趁赶集时聚众用暗石打他，后来又企图用烟火熏死他，但都未得逞。王香蒲的卑劣手段，不但没有使他屈服，反而更加坚定了他“斗不过王香蒲誓不罢休”的决心。他一方面耐心劝说大家团结起来，打倒土豪王香蒲。一方面又先后写状告到烟台、济南法院。在法庭上，他义正辞严，跟王香蒲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官司打过数次，时间持续两年之久，终于得到胜利。于克恭的这一正义行动，灭了地主土豪的嚣张气焰，长了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志气。王香蒲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到处搜刮民财了。
  随着马列主义的传播和进步思想的影响，于克恭的阶级觉悟进一步提高，政治上逐渐成熟。1933年秋，由于芹生介绍，于克恭加入中国共产党。
  宣传群众组织抗日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不战而退，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全国人民无不义愤填膺。于克恭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广泛地发动和组织群众赶走外来侵略者，推翻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劳动人民才有出头之日。于是他挺身而出，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努力做好组织发动群众的工作。他亲自编写地方小调，教唱革命歌曲，并在春节期间组织秧歌队到各村镇进行抗日宣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他曾一夜间行程90多里，在沿公路两旁的墙壁和树上贴了数千张标语，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号召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进行抗日。
  在于克恭积极组织和发动下，当地的党组织迅速发展和壮大。他先后介绍本家兄弟和妻子等八人入党。其叔父于学仁后来成为我党精干的地下交通员。其妻也是在他的进步思想影响和教育下入了党，走上了抗日前线。她曾担任过村妇救会长，积极协助于克恭开展地下工作。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先后在本村发展了40多名党员。
  1934年，于克恭担任牟平县委书记后，工作更加繁忙。他经常到各地进行视察，有时深夜步行几十里去参加党的基层支部会和区委会。会上他总是积极热情地向大家讲述国际国内形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研究对敌斗争的策略，鼓舞大家积极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1934年前后因中共山东省委遭到破坏，各地党组织与省委失去联系。后来他受胶东特委的委派，去天津向北方局汇报请示工作。回来时将北方局机密文件裱糊在点心盒里，沿途冒风险、闯敌关，沉着冷静，镇定自若。终于把上级党的指示，安全及时地带回胶东特委。特委遵照上级指示精神，积极开展工作，迅速发展壮大了党的组织，为后来发动大规模的“一一·四”暴动，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身陷囹圄坚持斗争、 由于叛徒告密，于克恭于1934年10月16日被捕，被押到牟平县城。敌人软硬兼施，百般折磨，他始终没有吐露党的秘密。敌人怕留下于克恭闹出乱子，只得将他解往济南。审讯后，济南法院始终未查出什么把柄，最后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将其判刑两年半，后又转押到湖北省反省院。
  难友们来自各地，虽然素不相识，但却有着共同的语言和革命目标。严酷的现实需要共产党员坚定地团结起来，领导大家坚持斗争。于克恭积极发挥了骨千带头作用。为了团结难友，鼓动大家同敌看守所开展斗争，他时常利用放风的机会，与其他同志进行秘密联络。后来，由于看守监视严密，面对面的接触容易暴露，只得用别的方法联系。有时，他们要把传递的内容提前写在破报纸上，放风时放在预定的地点，其他同志取去后再依次传递。就这样，难友们加强了联系，增强了团结。为要求改善狱中生活，他同难友们一起绝食三天，反对克扣囚粮，要求自办伙食，取得了胜利。他常说：“我们不但要为今天而活着，更重要的是为明天而奋斗。” 转战胶东为国捐躯抗战全面爆发后，北平、天津、济南、青岛等地相继沦陷。在山东，由于韩复榘的不抵抗，国民党官吏相继逃跑，致使敌骑横行，国土沦丧，人民群众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时妥协投降与悲观失望的情绪顿趋浓厚。此刻，于克恭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参加游击队，拿起武器上前线”的指示，肩负着上级党组织交给他返回胶东的重任，带领随行人员动身东去。为了防止路上发生意外，他们夜行晓宿，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当走到栖霞、福山两县交界的地方时，被国民党陈R部挡住去路，于克恭等10多人被扣。陈部将他们押到招远，交给国民党蔡晋康部处置。中共胶东区委得知后，马上派人与蔡部交涉，蔡部害怕承担破坏联合抗战的责任，不得不将于克恭等全部放回。
  再次东去时，于克恭吸取了第一次的经验教训，将东去的同志化整为零，分为若干小组。将各组的行动时间和路线互相错开，约好集结地点，从掖县出发，冒着深冬的严寒，穿山越岭，闯过敌人无数条封锁线。有时，一天要与敌人激战数次，有时整天喝不上水，吃不上饭。于克恭和同志们同甘共苦，经受了艰苦的磨练。经过五个夜晚的跋涉，步行三四百里，终于顺利到达文登县林村。在这一带他坚决地执行了党关于开展各项工作的政策，在各县建立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少先队、自卫团等各种群众抗日组织。组织起将近30万的民众大军，并做了许多动员民众支援抗日参战的工作，如募捐、慰劳、担架、运输、侦察、警戒、除奸、参政及发动新战士参加抗日部队等，为以后顺利开展东海区的工作做了充分的准备。
  1939年1月，于克恭担任东海特委书记。他处处以自己的行动来带动和影响大家。他信任同志，团结同志，有事同大家商量；他身先士卒，吃苦在前，处处以身作则。一些重大事情，他总是亲自动手处理，工作起来常常废寝忘食。他平时很少待在机关里，经常下连队到基层和战士们在一起。遇到紧急情况，他总是不分昼夜及时处理。有一次，部队在夜间急行军时，他看到身体不好的秘书长，背着沉重的油印机在长途跋涉中行走吃力，便从秘书长肩上把油印机抢过来，背起来就走。在他的带动下，大家始终保持着高昂的革命热情。全地区基层的党组织相继建立起来，抗日活动蓬勃展开，先后为西线部队输送了1000多名新战士，东海指挥部也建立起一支150多人的战斗队伍。
  于克恭是一位既有革命胆魄，又善于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细心考虑和安排自己所辖地区工作的领导者和指挥员。1940年2月中旬，日寇对整个胶东地区发动了“梳发式”大“扫荡”，由西向东步步推进，妄图将抗日军民斩尽杀绝。当时，东海地区国民党投降派部队遍地都是，大小司令不下十几个。有的死心塌地投敌卖国，有的贪生怕死弃枪逃跑。
  于克恭根据当时形势需要，于2月18日在林村召开了地委紧急会议。会上于克恭指出：“根据当前形势的特点，我们要把日军“扫荡”造成的对我不利的形势变为打击敌人的有利时机，深入发动广大党员和群众迅速组织起来，掀起敌人弃枪逃跑、我们拣枪拉队伍的群众运动。”会后，地委干部连夜到各县传达指示，并帮助地方开展工作。各县根据区委指示积极工作，很快就使运动全面展开。当日军“扫荡”过后，国民党投降派部队还惊魂未定，共产党已在全区组织起一支拥有上千人、800多支枪的武装队伍转战东海各地了。
  4月18日，东海地委和军分区司令部接到情报，投降派王兴仁部一个营二百余人，在文登林村进行骚扰，杀害了东海地委军事部长宋干卿等人。于克恭和几位领导立即进行了研究，决定挥师西去，讨伐王兴仁部，巩固扩大林村一带的抗日根据地。
  19日，经过一天的急行军，傍晚，赶到文登姜格庄。晚上，召开了军事会议，研究讨伐王部的具体作战计划。会议决定：当天午夜后，对林村敌军发起进攻，拂晓结束战斗。20日清晨，林村方向不时传来稀疏的枪声。于克恭与参谋长亲临前沿阵地观察敌情，不幸在母猪河西岸与王兴仁部的援军相遇。激战中，于克恭腹部中弹，壮烈牺牲，年仅34t. 于得水于得水（1906--1967)，原名于作海，曾化名于海、高得胜、刘二伦、林得胜，山东省文登县二区（今葛家镇）洛格庄人。于得水从18岁开始拜师学艺，19岁参加了武术会。他白天种庄稼，早起晚睡练武术。几年之后，他学成了一身好武艺，刀枪棍棒样样精通，身体也练得结结实实的。他还曾随武师到林村打过擂台。
  1931年5月，经邹青言（又名邹恒禄）介绍，于得水参加了农民协会。1933年春，于得水经刘振民、于绍先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改名于海。在党组织的直接教育下，他和其他党员一起，通过武术会、农民协会等各种渠道宣传党的主张，启发教育群众，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的组织。他们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在牟平、文登、海阳一带广泛开展革命活动，积极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建立党的秘密联络站，并强借或夺取地主和反动军警的枪支，组织革命武装，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但也引起了敌人的仇视。
  于得水做了很多为民除害的事，他的名声越来越高，敌人的追捕也就越来越紧。文登县反动当局竟画像通缉，在这种情况下，党组织决定让于得水暂离胶东，转移到大连。
  1935年6月，于得水返回家乡文登。1935年11月29日（农历十一月初四），中共胶东特委发动了震撼全省的胶东农民暴动。于得水积极参加了暴动前的准备工作，被任命为东路三大队（特务大队）大队长。11月28日晚，他带领全体队员50余人去偷袭石岛守敌。不料，敌人有所觉察，破坏了特委在石岛的内线，并布置了警戒，故偷袭未成。于得水随机应变，和同志们研究决定，分兵两路，连夜西上，袭击人和集、鹊岛、黄山、宋村等镇公所、盐务局。然后，再按原计划与文登大队会合，去攻文登城。前后两天一夜，他们行程300余里，缴获长短枪80多支，刺刀50余把，土枪30多支，子弹2000多发，受到特委书记张连珠的表扬。
  12月2日，张连珠等率领的第一、二大队被展书堂的八十一师包围在底湾头村（今地文头）。于得水闻讯后立即率队增援。半路与国民党文登县大队遭遇。经激战拼搏，伤亡较大。于得水率队撤出战斗，跨过母猪河，进入昆嵛山。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有些革命者动摇、逃亡，甚至还有的自首叛变。然而，于得水和他的战友们却顶天立地，铮铮铁骨，坚持斗争。他们以昆嵛山为根据地，采取分散与集中、秘密与公开相结合的方式，了解暴动失败的情况，总结经验教训。同时，与各县党组织取得联系，多方寻找特委领导人，并教育群众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坚持斗争。于得水常常乔装外出，冒着生命危险，到村村户户慰问烈属，联络同志，营救战友。在海阳、牟平、文登、荣成的广大地区，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为了减轻党和人民的损失，于得水还指挥游击队员在山上放火，放石炮，引诱敌人“剿山”，用少数人牵着敌人的鼻子转，消耗敌军。敌人“剿山”，他就率领同志们下平原，进海汉，并于夜间袭扰敌军。当敌军回窜平原时，他们又转移上山，遇上小股敌军，就猛冲狠打，搞得敌人惶恐不安。
  于得水和同志们爬冰卧雪，含辛茹苦，几乎住遍了昆嵛山的大小石洞，吃遍了草根树皮。1936年2月8日，于得水和大家一起研究决定，在昆嵛山群峰隐蔽、地势险峻的老蜂窝举办党训班，参加学习的十几名同志，多是武装游击队员。他们学习从苏区转来的《俄罗斯革命经验》与《中国工农红军游击战术》等小册子，结合“一一·四”暴动的情况进行讨论，初步认识到这次暴动犯了左倾盲动的错误，也认识到革命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在思想上和战术上都提高了一大步。当时生活虽然艰苦，但大家的情绪却很饱满。休息时，于得水领着大家小声哼唱《中华民族危亡在眼前》《大雪飘在天空》，这些胶东特委自编的悲壮歌曲，鼓舞大家奋勇战斗！ 二 1936年4月，理琪经中共河南省委邓汝训介绍，从上海来到胶东，先在文登县恢复党组织。不久，成立了中共胶东临时特委，理琪任特委书记。这时，中共文登县委也正式成立，张修己任书记，于得水任军事委员。5月的一天，于得水和邹青言到沟于家张修己家中会见特委书记理琪。理琪认真地听取了汇报，同大家一起商讨问题。他对“一一·四”暴动失败的原因和经验教训进行了具体分析，对胶东党的工作做了全面的评价，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于得水心中的疑团解开了，内心里非常钦佩这位新来的特委书记。他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并安排好理琪到各地巡视的路线，才离开沟于家。随后，他装着走亲戚的样子，在牟、海一带到处活动，把上级党派来特委书记的喜讯和特委的指示告知各地同志，使大家都转忧为喜，受到鼓舞，决心在新特委的领导下开展新的斗争。
  于得水率领的这支游击队在昆嵛山区神出鬼没，敌人奈何不得，剿不尽，杀不绝，好像越剿越多，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共产党和游击队。敌人不甘心失败，就叫靠近昆嵛山的界石区队，千方百计地侦察游击队的活动，并在昆嵛山东、南、北各条要道上搞圈套，设埋伏，对游击队和老百姓都威胁很大。于得水等同志请求特委拔掉这个钉子，理琪同意了他们的计划。他们又认真地制定了奇袭敌界石区队的具体作战方案。6月12日黄昏，王亮利用熟人关系叫开界石区队的大门，同志们冲进去，缴获了敌人长短枪20余支，子弹2000多发。
  1937年春，于得水在牟、海交界的老鸦庄村约孙吉吾、丁玉田、柏永升、金牙三子等20余人，研究确定了打垒子盐务局的具体方案。第二天拂晓前，他们各自化装，分头出发，跑了五六十里路，中午赶到垒子，大家混在买盐的老百姓中。于得水左手拿着钱对着盐务局的门岗说：“老总，请你代我打张盐票吧！”门岗伸手去接钱，于得水扬起右手，朝他脸上猛击一拳，朝胯裆猛踢一脚，门岗扑通一声倒下了。游击队员们迅即冲进盐务局，正在吃饭的敌人，忽然听见“举起手来，不准动”的吼声，一个个都吓呆了，战战兢兢地举起了双手，游击队缴获长短枪20多支，子弹1100多发，大刀片、刺刀20余把，砸了三个保险柜，获得现款109元，自行车13辆。此外，还掩护老百姓抢了盐。这次行动，没费一枪一弹，没有任何伤亡，不仅缴获甚多，而且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
  几天后，于得水化装去烟台给胶东特委送钱。在上夼一带，得知理琪、石匠玉等九人于去年底被捕，特委遭破坏，同上级党的关系又中断了。
  三卢沟桥事变之后，1937年冬，于得水和胶东特委取得了联系，并按特委指示到各地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大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同年12月中旬，他与宋澄一起去沟于家会见理琪。他详细汇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动态和游击队内部的思想状况。理琪阐述了全国抗战的形势，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方针和各项政策，讲解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理琪说：省委指示，在胶东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特委研究确定，以昆嵛山游击队为基础，先编成第一大队，大队长由于得水担任，政委由宋澄担任。于得水和宋澄同志当即表示服从组织决定。接着，研究和确定了三个中队的千部以及进行武装宣传发动各阶层人士抗日救国的问题。
  1937年12月24日清早，天福山起义的号角冲破了黎明的沉寂。于得水率领的六七十名队员，带着30多支长短枪，雄赳赳，气昂昂，在天福山前排列起整齐的队伍。理琪庄严宣布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成立。参加起义的同志编为第一大队。理琪还向大家交代了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扩大武装，联合抗战的任务。根据特委的决定，起义队伍浩浩荡荡开进了沟于家，稍作停留，后经西子城、南驾山、李家肃、山马、院下、钓鱼石、滩上、界石、国头镇，长山等地向西挺进，于12月29日到达岭上村。不料，陷入了国民党文登县长李毓英和县大队长丛镜月等部五六百人的包围圈。为了避免冲突，保存抗日力量，政委宋澄同志带领干部战士29人前去谈判，竟遭这股反动武装逮捕。于得水指挥部队冲出重围后，接着和柏永升到各地联系，集合起57人带回天福山。被捕入狱的宋澄等同志也趁敌人慌乱之机，越狱逃跑回来。
  1938年1月15日，特委负责人理琪、吕志恒、林一山在威海发动武装起义成功。部队整编为第二大队，于得水调任第二大队副大队长。他奉命率队西上，到牟、海一带宣传抗日，发展武装，部队很快发展到200多人。后转向昆嵛山南麓崔家口，与胶东军政委员会机关（1938年2月初成立）和一大队汇合，于得水任第二大队大队长。胶东军政委员会在崔家口召开了干部会议，理琪分析了胶东的形势，确定由一大队去攻打牟平城，二大队留守崔家口，保卫特委机关。
  理琪在雷神庙战斗中牺牲后，部队稍经整顿，继续西上抗日。于得水带领二大队随军政委员会机关进驻马台山一带。群众热烈欢迎自己的抗日武装，踊跃参军，积极募捐，有枪的献枪，有粮的献粮，二大队很快发展到300多人。部队继续西上，从崖子进驻观水一带。于得水带领的二大队在这里迎击了大刀会和红枪会的进犯，随即又通过地方党组织去教育争取了大刀会和红枪会中受蒙蔽的群众。
  1938年3月19日，于得水和林乎加奉命带领二大队进袭福山县城。他们通过和内线联系，安排好里应外合的事宜，然后，在兄弟部队和内线同志的配合下，一举攻克福山县城。国民党县长陈昱反正，所属部队300余人接受了改编，并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原县保安队改编为“第三军”第一路福山抗日游击队。
  7月中旬，于得水按照胶东军政委员会的指示，和兄弟部队一起去粉碎蓬莱“第三军”第二路指挥周雍鹤的叛变阴谋。于得水和林乎加政委首先率部消灭了方里的敌人，又配合兄弟部队消灭了大辛店的敌军，活捉反动头子李耀美。接着，在高锦纯司令员的统一指挥下，去攻打蓬莱城东门。于得水指挥部队以强烈的火力网掩护突击组架起梯子，爬上城墙，和敌人拼杀。突击组立即打开城门，部队冲进城内，缴了叛军的械，并整编了二路部队。
  蓬莱战斗后，于得水又奉命率部西上，到黄县北马、龙口、黄山馆一带肃清残敌。他教育部队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因而经过短时期的积极行动，肃清残敌100多名，缴获长短枪50余支，进一步巩固了蓬黄掖抗日民主根据地。
  9月18日，“第三军”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
  于得水被任命为六十三团团长。部队开到黄（县）招（远）边界，主要任务是保护军火工厂和玲珑金矿，保障“第五支队”的军需物资和经费来源，保卫胶东中心根据地。
  国民党山东第九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蔡晋康，两次率部向玲珑金矿进攻。l于得水率六十三团迎头痛击，予敌人以重创。这两次战斗，毙伤敌人百余名，俘虏敌人50多名，缴获长短枪120多支、子弹数千发，粉碎了蔡晋康、秦毓堂部进袭八路军的计划，保卫了玲珑金矿的安全生产。
  10月16日，投降派赵保原、张步云部由平度北犯，企图消灭“第五支队”，侵占掖县根据地，与“第五支队”激战于平北之大青杨。于得水率六十三团参战，他指挥部队猛打猛拼，重创敌人，取得了大青杨战斗的胜利。
  胶东抗日武装力量空前壮大，蓬、黄、掖三县抗日民主政权和北海专署的建立与巩固，为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于得水为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39年秋，八路军胶东部队为了沟通与八路军山东纵队的联系，成立了交通营（即十二团三营），于得水任营长。他率部往返于胶东鲁南之间，曾护送过黎玉、吴克华等领导同志，参加过鲁南区孙祖、清河区高扬等战斗。他指挥机智果断，斗争英勇顽强，胜利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1940年6月，他又调任十四团团长。1941年8月，任胶东军区东海军分区副司令员兼东海专署专员，领导了同敌伪的殊死斗争，横扫东海十余个敌伪土司令，解放了昆嵛山区，巩固了东海根据地。
  四 1945年8月，于得水晋升为东海军分区司令员兼烟台、威海警备区司令员。在他的领导指挥下，以东海军分区部队为主的东线反攻部队向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发起攻击，于8月16日首战告捷，收复威海。18日，收复牟平县城。19日，福山县城、十里堡、宫家岛据点的日伪军连夜逃往烟台市区，福山县全境解放。与此同时，他还参与指挥了收复烟台的战斗。
  自10月1日开始，美军第七舰队侵入烟台港，要登陆接管烟台。
  于得水按上级指示，部署部队沿烟、威一线构筑工事，教育战士加强戒备，动员群众加紧备战，在剑拔弩张的时刻，于得水常常彻夜不眠。他坚定地说：“我是一个军人，只知爱国，只知打仗。”他常常亲临海港视察，并曾参与同美方代表的谈判。
  10月17日，原驻烟伪军张立业，打起国民党“山东保安三十七旅”的旗号，由天津驾驶20余只炮艇和武装船只，占领了dban岛，企图侵占烟台。29日，于得水奉命派东海特务二团，与兄弟部队配合，两次向d&l401岛敌军发起攻击，毙、伤、俘敌人200多名，其余敌人全部逃窜。
  1949年4月，于得水被批准渡江南下。他带领部分干部长途跋涉，步行四个月，到达浙江军区，任第六军分区司令员。由于正确地执行了“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剿匪方针。一年后，基本上肃清了大股土匪，稳定了社会秩序，建立和扩大了地方武装，使浙东地区的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
  1950年5月，于得水调任浙江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军区建筑委员会主任。从1950年到1955年间，于得水领导修建了冲锋寺疗养院、临安医院、杭州疗养院、西湖小学和江山一个师的营房等等，每处建筑都凝聚着他的心血和汗水。1955年，施工部队分散到舟山、江西、福建、南京等地工作，于得水的足迹也随之踏遍这些地区的山山水水。
  1961年8月4日，他到安徽省就任民政厅副厅长，主要分管优抚工作。他经常接待烈军属和残疾、复员军人，对这些有功的人，他态度热情诚恳：对他们合理的要求尽力帮助解决，能立即办的马上就办，一时办不到的，就说明道理；对不合理的要求，耐心说服解释。这样，大多数来访者都能愉快而归。
  在“文化大革命”的前期，于得水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于1967年2月26日惨死在狱中。1979年2月19日，于得水追悼会在合肥市举行。中共安徽省委决定：“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强加给于得水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部推倒，给予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追认为革命烈士。
  （详见本丛书《风云》之“战斗在昆嵛山区的中国工农红军胶东游击队”“‘一一·四’暴动”） 马杰马杰（1919-1975)，原名王臣ik，字辅庭。山东省掖县（今莱州市）双山乡前洪沟头村人。马杰八岁上私塾,11岁入东坊北初小，1932年春，考入掖城第一小学；高小毕业后，又考入掖县县立师范讲习所，上学半年便退学，后在教书庄、蒲家洼村任小学教师。1938年春，中共掖县县委领导掖县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举行玉皇顶起义，占领了县城，成立了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简称“第三支队”）。在这种环境下，马杰于当年7月，由杨积善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8月，他动员本乡五六十名青年参加抗日部队，编为双山区区中队，他任区中队长，与日伪军开展多次斗争。‘ 1940年11月，中共掖南县委成立，马杰任县委军事部政治干事。其间，他曾带18个人，以土炮、手榴弹，伏击日军汽车一辆，击毙日军士兵一人，伪军五人，缴获短枪五支，受到县委表扬。1941年5月，他升任县大队政委。这时，敌人在城南关设立伪警察所。马杰知道后，带两名干部、六名战士，化装成日军，机智巧妙地拿下这个警察所，俘伪警长以下八人。从此日伪军再不敢在城外设警察所了。1942年9月，县大队改为独立营，他任政委，曾和营长刘文卿一起带领部队活动于掖西地区。10月1日，独立营攻打海庙后日伪军据点，争取50多名伪军起义，活捉日军士兵七人，缴获重机枪两挺，物资、弹药一宗，受到胶东军区的通令嘉奖。同年冬，日伪军数万人对胶东实行“拉网扫荡”，南掖独立营在双山一带与日军展开了激烈搏斗，马杰在反“扫荡”中英勇负伤。1943年底，中共掖西工委成立，马杰任工委书记。掖西是胶东区通往渤海区的交通要道，是敌、投、我三角斗争激烈的地区之一。马杰带领机关及部队同日伪投坚持尖锐复杂的斗争，建立了掖西根据地。1944年6月，马杰任掖南县县长兼独立营营长。这期间，他加强了地方政府的建设，整个掖南县除敌人盘据的12个据点外，绝大部分区、乡、村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
  1945年8月，日军宣布投降。9月，马杰调任山东军区第六师十七团政治处副主任。10月，奉命从海上挺进东北。到达东北后，十七团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第二支队。11月，又改为四团，马杰任政治处主任兼代政委。1946年1月，四团在营口以北滚子炮战斗中，首战歼灭国民党第五十二军两个连，保证了主力部队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师。是年冬，国民党军向南满发动攻势，马杰率团参加了四保临江战役。是役，该团随师在敌后艰苦奋战三个月，牵制了大量敌人，受到辽东军区的通令嘉奖并给每个指战员记战功一次。1947年9月，四团改为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十一师三十一团，他任政委。翌年10月，辽沈战役发起，三十一团参加了攻克锦州和辽西歼灭廖耀湘兵团的战斗。1948年，东北野战军改为第四野战军，四纵改为第四十一军，原十一师改为一二二师，原三十一团改为三六四团。马杰改任一二二师政治部副主任。1949年1月，一二二师参加了平津战役。北平和平解放后，一二二师担任城市警卫任务四个月。同年5月，四十一军奉命南下。10月，参加了衡（阳）宝（庆）战役。后进军广西，解放了桂林。广西全境解放后，一二二师担任剿匪任务。
  1950年7月，马杰任一二二师政治部主任。1952年5月升为该师政委。1955年2月，他入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系学习。同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曾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1958年4月，他改任二十七军政治部主任。1961年5月，任副政委。1964年6月，升任二十七军政委。同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72年5月，调任北京军区副政委，兼河北省委书记。1975年2月7日，马杰在北京逝世。
  马少波马少波（1918---2009)，原名马志远，笔名苏扬、红石等，山东掖县（今莱州市）朱由村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胶东文化界救国协会会长、中华全国戏曲改革委员会秘书长、文化部党组成员、中国文联全国委员等职，是杰出的文学家、文艺理论家、中国戏曲改革早期开创者。
  少年时代的马少波深受民主、科学新思潮的启迪和鲁迅等进步作家及作品的影响，从那时起他就懂得长大后要做一个爱国者。九一八事变后，马少波参加了反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抗日救亡学生运动，1931年创办了文艺杂志《天外》半月刊，自任主编，传播爱国民主思想，在广大青年中起了激发爱国热情、扶正祛邪的作用。
  1938年3月，中共掖县县委领导玉皇顶抗日武装起义后，马少波参加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是年秋，“第三支队”创办了胶东第一份综合性刊物《海涛》，马少波作为编辑委员，积极参与其中，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政策。
  为了唤起民众共同抗日，胶东区的广大知识分子，利用办学校、办报刊、演戏剧等各种形式，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938年9月，中共胶东特委为加强对宣传组织的领导，成立胶东文化界救国协会（简称“胶东文协”），领导文化界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创办了一批刊物，建立了各种剧团，还把民间艺人组织起来，形成了一支抗日文化大军。
  马少波从抗战到解放，一手握枪，一手拿笔，一直战斗在文化最前线，先后担任“文协”的常委、会长，胜利剧团团长，以及《胶东大众》《胶东青年》等刊物的主编。
  在马少波的革命文学创作生涯中，第一个多幕话剧《指挥》名列胶东文艺评奖榜首。在战争年代，先后改编、创作了《吴蜀和》《木兰从军》《太平天国》等一大批剧作。其中，《闯王进京》是较早的正确表现农民革命题材的优秀作品之一，当年为部队演出时，台上台下此呼彼应，掌声雷动。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林浩看了演出，亲自接见马少波和胜利剧团全体同志。
  马少波回忆这段生活时说：“领导剧团需要排戏，需要有新剧本；编刊物需要思想活跃，力求内容丰富，文字既要通俗，又要讲究点文采，这些都迫使我在戎马倥偬中找书、读书并奋笔写作一些剧本、小说、报告文字、杂文和诗歌。” 马少波不仅坚持在战争的岁月里从事文学写作，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坚持严肃的创作态度。1939年秋，马少波在招远、掖县抗日根据地山后村创作小说《生还》。作为故事背景一部分的青岛，马少波那时没有到过，是缺乏感性知识的。为此，马少波在构思时，曾经多次同熟悉青岛的战友罗竹风交谈，做细致的调查研究。尽管马少波掌握了若干间接的知识，仍不肯写自己不深知的事物，写到青岛时，只是点染了一下外景而已。
  1949年6月，周恩来约请各解放区从事戏曲改革的部分党员干部到北平座谈，时年31岁的马少波奉命参加。会上，马少波建议中央成立戏曲改革领导机构和研究、实验机构，进而在全国范围开展戏曲改革运动，得到周恩来的赞赏。建国后，即成立了中华全国戏曲改革委员会筹备委员会，马少波任秘书长。此后，马少波长期从事戏曲理论研究、戏曲改革工作和文学艺术创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马少波并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仍然笔耕不辍，70岁时曾说：“入到七十，毕竟是人生的清秋，我愿生命在勤奋中延伸，为人民戏剧事业竭尽绵力。天假以年，决不虚度，一息尚存，永不停步。”阳翰笙在《马少波全集》序言中，中肯地评价说：“在党领导戏曲改革半个多世纪的征途中，既担负着组织领导的重任，又能继续抗日战争初期开始的戏曲创作生涯，不断有高水平的新作问世的，我认为唯有田汉和少波。”李瑞环曾为马少波题词：“呕心沥血弘扬民族文化，睿智大勇坚持继承创新。” 1998年，马少波将多年残存的著作、手稿及个人收藏的文化珍品万余件，无偿捐赠国家，由家乡烟台市博物馆保管陈列。马少波亲笔题诗：“傍海园林百戏楼，归档一叶乡情稠，行行字字丹心铸，敝帚自珍为国留”。
  2009年11月，马少波在北京病逝。
  王文 “共产党员、革命军人流血是可以的，但不可流泪。我们要以王文同志的斗争精神去工作、去战斗……”，这是许世友司令员在王文追悼会上的讲话，台下每一个与会者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悲痛的泪水。1943年11月16日，年仅32岁的胶东区行政主任公署主任王文同志，永远离开了胶东人民。他为胶东的解放事业鞠躬尽瘁，积劳成疾，工作到生命最后一息。
  王文（1911-1943)，陕西省绥德县耿家山村人，家境贫寒，学习非常勤奋，16岁便考入了绥德师范。王文在读书期间，受到五四运动革命浪潮的影响，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入绥德师范不久，就毅然参加了共产党在绥德师范发动的进步学生驱逐反动校长的学潮斗争。由于他旗帜鲜明，不畏强暴，在与学校反动当局的斗争中表现突出，很快被共青团组织接收为团员。同时，他的活动也引起了学校反动当局的注意。1927年7月，绥德师范被国民党查封，王文被开除学籍，武装押送回家。
  王文失学了，但他并未因此消沉下去，反而更增添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坚定了革命意志。他走东闯西，秘密打听，希望找到党的组织。1928年，他终于找到了中共地下党员李景林。在他的影响下，王文读了很多进步书籍，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
  1929年，王文和李景林在亲友们的资助下，办起了一所学校，李景林当校长，王文当教员。他们在课堂上，宣传革命道理，启发民众的觉悟，并在进步的学生中发展团员，建立共青团组织。学校办得很好，受到了当地群众的拥护。
  1930年，王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把全部心血用在了党的工作上。1933年，刘志丹领导陕北人民举行了武装起义，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王文在李景林的领导下，深入农村建立发展党的组织，发动和领导群众斗地主，分田地，搞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广泛组织、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从此，他离开家乡，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党的教育和革命事业的磨炼，使王文迅速成熟起来，变成了一位刚毅果断和勇往直前的革命者。
  1935年，王文24岁时，就担任了绥德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和县委书记的职务。1936年8月转任吴宝县县委书记，同年12月任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1937年10月，他又调任米脂中心县委书记。
  1937年，王文任米脂中心县委书记时，为了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只身冒险到国民党统治区跟国民党专员进行谈判。谈判中，对方提出了20多个问题来刁难王文，王文毫不惧怕，从容不迫地从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实行耕者有其田”，讲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罪恶目的，讲到合作抗日的伟大意义。对他们的无理质问一一作了解答，既使与会的各界人士心悦诚服，又有力地宣传了党的抗日方针和政策。会后，达成了共同抗日的协议，使米脂地区的抗日高潮迅速形成。
  二 1938年春，王文受党中央的委派来到山东，山东省委又派他到胶东担任特委书记。他跋山涉水昼夜兼程，一路上冲破了敌人的层层封锁线，于同年5月来到胶东。这时，胶东特委书记理琪刚刚在雷神庙战斗中牺牲，胶东特委领导的“第三军”正西上蓬（莱）黄（县）掖（县）与“第三支队”会师，部队迅速扩大，急待集训整编，实行统一的指挥；而国民党胶东的各级地方官员和地痞流氓，也趁机招兵买马，抢占地盘，各据一方。胶东的形势纷繁复杂，问题极多。王文来到胶东后，以他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果断扎实的工作作风立即与其他特委成员一道，开始有步骤地处理内部和外部的各种问题。
  1938年5月，胶东国民党张金铭部勾结焦盛卿、秦毓堂、刘东阳等纠集三千多人的兵力，向掖县根据地大举进攻，制造胶东第一次反共大磨擦。王文参与并领导了这次历时一个多月的激烈的军事斗争，挫败了张金铭的猖狂进攻，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随着各地抗日武装的蓬勃发展，统一胶东的武装力量成为急需解决的突出问题。8月，王文根据上级党的指示，亲赴掖县与“第三支队”领导人郑耀南等面商部队合编事宜。9月18日，“第三军”整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标志着胶东抗日武装力量的空前统一，也凝结着王文的辛勤汗水。
  1939年4月，王文亲自主持召开了胶东各县工委书记、县委书记会议，认真贯彻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总结了前段在组织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部署了胶东今后党组织的发展工作，使胶东地区党组织的建设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年9月，胶东成立山东省第三军区，统一领导除原五支队外的各地方武装，王文兼任政治委员。1940年，胶东原“第五支队”编为山东纵队第五旅（简称“第五旅”），王文领导的第三军区又先后组建了三个团，仍沿用五支队的番号成为胶东的第二支基千化部队，王文在担任新的五支队政委期间，对胶东地方武装的建设，又作出了新的重大贡献。
  对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王文尤为关怀和重视。1940年夏天，胶东区委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到平（度）招（远）莱（阳）掖（县）的大泽山开辟根据地，他亲赴大泽山区观察周围的地形，调查社会情况，认真听取地方党委的汇报。在此基础上，先后派出了200多人的工作团，来重点开辟这一地区，使胶东半岛的西部有了一块较稳固的抗日根据地。正是在以王文为首的胶东特委的关怀和指导下，胶东各县抗日民主政权相继建立，许多为建设政权、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法令得以制定，根据地不断扩大并得到长时期的坚持和巩固。这期间，他还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狠抓了根据地内的各项经济建设，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出版了多种抗日报纸和刊物，组成了各种形式的文艺团体，使胶东根据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局面。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日军加紧了与胶东各顽固派的勾结，疯狂“扫荡”胶东根据地。为粉碎敌人的“蚕食”、分割和“扫荡”，胶东区委根据上级指示实行精兵简政，于同年7月成立了胶东军区，同时成立了胶东区行政主任公署，王文任主任。他根据胶东区委的指示，提出并强调把依靠群众、坚持武装斗争放在第一位；用人民武装，保卫人民利益；要处理好军队与地方、干部与群众、上级与下级的关系。他在1942年亲手拟定的《一年来财政经济工作的检讨》提纲中，进一步强调：“我们的生产利益要与群众利益结合起来，要照顾自己，照顾人民，今天尤应强调的是照顾人民。”他的提议得到各级党委的支持，受到了胶东800万人民的一致拥护。在胶东区委和王文的领导下，胶东根据地内实行的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和减租减息等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保证了军粮民食，有力地配合主力部队彻底粉碎了敌人的春季和秋季两次大“扫荡”，保卫了胶东抗日根据地，闯过了抗战中最艰难的一年。
  三 1942年冬，早先患有胃病的王文，这时又染上了肺病。由于各种疾病的纠缠，他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时常吐血，身体渐渐地消瘦。但他坚强的党性和忘我的工作热情却丝毫没有减弱，工作更加积极认真。他的爱人和同志们不时地劝他休息，他总是笑着说：“我只有工作才能忘掉病痛啊！”从陕北一起来胶东跟随他5年之久的警卫员白光年深情地说：“王主任白天到各部队、机关去检查工作，连饭都顾不上吃，经常是边吃边谈。晚上回来看文件、写总结，有时通宵达旦不休息。煤油灯熬干了，把我叫起来到总务科去领，继续办公。他的身体是为革命累垮的啊！” 1943年春，区委书记林浩去山东分局党校学习，领导胶东党政军的重担，大都落在了王文的肩上。繁重的工作、艰苦的斗争和极差的生活条件，使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他经常大口大口地吐血，但仍然坚持党的工作。到8月间，他的病情日趋恶化，在组织的一再催促下，才住院疗养。即使在患病疗养期间，王文仍然关心着党的工作和人民的生活。
  他经常找有关干部到他病床前来谈工作，了解和处理各种问题。
  王文是一个视党的政策如生命的人。他常说，党的政策是党的生命，不管是生产打仗，还是发动群众，主要是靠党的政策。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早在1935年，王文在绥德领导反“AB”团斗争时，从蒋管区来了一个货郎，有的同志怀疑他是敌人派来的奸细，把他抓起来，没收了他的东西，还要杀头。此事为刘志丹同志得知，严肃指出，敌人封锁我们，好不容易来个货郎，把他的东西没收了，还要杀头，这不是自杀政策吗？但主张杀货郎的同志还是坚持要杀。临刑前，王文闻讯火速赶来，严厉地批评说：“这是犯政策性的错误，一定不能杀，马上送交上级处理！” 他身居要职，却从不要求额外照顾，不浪费一点公物。他亲自检查行署机关每月的伙食账目，不准为他多花一分钱。他身患重病，但心里总是牵挂着百姓和同志。在医院里每次去看望他的同志带点有营养的东西，他总是分送给住院的其他病员，或是拿到伙房里和大家一起吃。
  他急人民所急，帮人民所需。住院疗养期间，他盛情难却收下了行署机关同志为他募集的59元5角慰问金。他自己不但分文未花，反而又加上5角，凑足60元，捎给了灾区的灾民。从部队复员回家的老马同志，生活上遇到了困难，他得知后，便千方百计帮助解决。
  1943年11月的一天，王文把爱人叫到床前，勉励她：“为了我的病，你也耽误了不少工作和学习时间，将来我的病好了，让我们都好好为党和革命努力工作和学习。”在这深情的嘱托之后，不到20天他便与世长辞了。
  王其鹏在绿树掩映的济南英雄山烈士陵园中，长眠着成千上万名革命先烈，其中一名莱阳籍的烈士叫王其鹏。他为人民解放事业舍生忘死，奋勇杀敌，曾荣立特等功三次，一等功五次，荣获“常胜连连长”“一把菜刀英雄”“济南英雄”等光荣称号。
  王其鹏（1928-1951)，山东省莱阳县（今莱阳市）第二区星山乡中寨庄头村人。为了打垮日伪投反动派，争取早日翻身解放，还没有大枪高的王其鹏，16岁即参加了民兵，后来担任了青救会长。1945年2月，他率领民兵随莱东独立营一起参加了万第战役，配合胶东主力部队一举攻克了赵保原的万第据点。随后民兵配合主力，接连攻克了日伪投在莱阳东部设置的大小据点，迎来了抗战胜利。1945年秋，胶东区委适时号召人民“要提高警惕，克服刀枪入库、马歇南山”的松懈麻痹思想，加强人民武装力量建设，保卫胜利果实，王其鹏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踊跃参加了莱东子弟兵团。11月12日，莱东子弟兵团西去参战围困即墨城，在敌人溃逃中，王其鹏击中一敌人骑兵，获得战马一匹，马拐枪一支，得到上级的表扬。
  1946年春天，人们尚在欢欣鼓舞庆贺胜利之中，传来了蒋介石反动派发动内战的消息。胶东区委动员广大农民参军、支前，作好战斗准备。王其鹏带头报名参军，表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王其鹏；不打垮反动派，人民不会得安宁。在告别亲人临上前线时，面对父老乡亲立下了“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的奋斗誓言。
  东征西战 1948年春，山东战场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遵照中央军委的“继续坚持山东内线”作战方针，为配合全国各战场作战，于3月中旬发起了胶济路西线攻势战。王其鹏所在部队——华野九纵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参加了周张战役，在周村战斗中，我军以重兵将周村包围，敌人被迫从外围撤退，王其鹏率九连趁敌人慌乱之际，穿插深入中心，似一把利剑直刺敌人心脏，在城内与敌展开激烈战斗。但由于后续部队未及时跟上，他们被包围在里面，与外面大部队失去联系。敌人见势对其发起猛烈攻击，妄图吃掉我尖刀部队。王其鹏毫不畏怯，率部孤军奋战。他将“鸡腿匣子”往腰中一插，端起机枪向敌群猛烈扫射，打退了敌人无数次反扑，将红旗牢牢插在敌人堡垒中心。他们顽强地血战达4小时之久，一直坚持到下午，接应大部队打入城内，夺取战斗胜利。战后，该连队被总部命名为“常胜连”，王其鹏被授予“特等功臣”，从此“常胜连连长”闻名解放战场。
  西线攻势战连战皆捷，势如破竹，连克周村、张店、M川等14座城镇，华东野战军为扫清胶济铁路中段之敌，不失时机地发起了潍县战役。王其鹏所在部队奉命挥戈东进，4月2日兵临潍县城下，潍县城分西城东城两区，白浪河从中间穿过。城防工事非常复杂，经过日军和蒋介石集团十余年的修建，形成了以西城为核心，向外三道防线的半永备型防御体系，城墙高达13--16米，整个工事有点有面，既可独立固守，又可互相策应。国民党自诩为“鲁中堡垒”、“金城难破t，。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派约八个旅固守于此，他认为潍县工事坚固，兵力众多，可保无虑。
  华野九纵为有把握打胜这一仗，经过厉兵秣马，扫除外围等充分准备，4月23日正式发起攻城。黄昏时一阵炮火轰击后，二十五师等部队自北关村对西城进行爆破，经过一夜苦战，兄弟部队已有突破，但七十三团、七十五团因遇到敌地堡群猛烈火力，伤亡较大，至拂晓仍徘徊在城下。山东兵团及九纵首长为迅速攻占西城，令二十五师不惜一切代价，白天强行攻城。王其鹏率“常胜连”与七十三团全体指战员坚决执行首长命令，在炮群火力掩护下，冒着敌炮敌机轰炸，如猛虎般扑了上去，一排排加大的炸药包同时引爆，3分钟后炸开一个突破口，6分钟后借云梯登上了城头，与兄弟部队在城墙上协同作战，为后续大部队巩固住突破口。然后王其鹏率部冲入城内，与敌展开巷战，占领中山大街，沿中正大街向东突击，他占据有利地形，一人迫敌40余人缴械投降。当晚20时西城全部攻克。） 冲过白浪河，部队稍加整顿，26日继续攻击东城。经过一天激战，七十三团夜晚10时自南侧突入，投入纵深，27日沿东关大街席卷而下。“常胜连”接连扫除五个敌固守点，靠近了潍城东端的残敌孤堡三官阁。三官阁是敌人的城中之堡，阁上有山炮4门，阁下筑一群子母堡，，寸个整营顽敌固守。七十三团一鼓作气实施攻击。在侧面爆破火力掩护下，王其鹏与战友们开展政治攻势，经过武力与瓦解相结合，至正午守敌动摇，先后扔出武器，潍城全部解放。
  攻克潍城，切断了济南、青岛之敌的联系，使胶东和渤海、鲁中三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
  “济南英雄” 1948年是山东战场不平凡的一年，潍县被克后，济南陷入孤立，华东野战军开始作攻取济南的准备。9月初，华野前委颁发了．“攻济打援政治动员令”，王其鹏和战友们认真学习总部命令，进一步明确了解放济南的指导思想和重大意义，纷纷表示“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决心。
  济南市区呈商埠、外城、内城分布，敌人以此组成三线阵地，真是城外有城，多层防御。再加高城垣，深壕堑，明堡暗道，火力交叉，敌人苦心营造多年，王耀武自信万无一失。我军组成14万兵力的攻城兵团，王其鹏所在部队属攻城东集团。按总部命令，9月16日正式发起攻击，至20日扫清了敌外围据点，直逼外城，四面包围了市区。为使敌人不得喘息，22日晚即强攻外城。在强大炮火和四辆坦克配合下，九纵从永固门突击，王其鹏率部仍担任突击队任务，全体指战员骁勇善战，经过鏖战突击，他们逼近驻守在护城河内不远处的守敌保安第六旅旅部。
  敌指挥机关依靠古堡式的楼房负隅顽抗，我军以强大炮火猛攻。王其鹏借着硝烟迁回至楼下侦察突破位置，后带一突击组冲进敌楼，与守敌短兵相接，展开肉搏。猛回首，他发现一名战士被敌军副官摔倒在地，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他抽身举刀将敌人劈死，拉起战友左闪右躲一起冲入侧室，正遇一装扮成商人企图逃跑的敌人军官，王其鹏待其出现，用冲锋枪一指，大喝：“不准动，举起手来！”原来俘虏的恰是敌保安第六旅少将旅长徐振中，彻底摧垮了敌指挥中心。
  23日，华野占领外城，迫近内城。、内城是守敌的核心阵地，敌人为挽回败局，集中大炮、飞机对华野占领区进行“区域轰炸”，妄图以此阻止解放军攻打内城。华野首长为减少人民损失，保存下一个较完好的古老城市，当日晚即发起内城总攻。九纵向新东门至城东南角地段实施突击，七十三团承担艰巨任务，王其鹏带领战士在猛烈炮火掩护下，越过护城河，迅速靠近城池。他们组成人梯与敌人争夺城头，战士们有的攀到中间，有的将要触及城头，不幸接连被敌人击中，伤亡不断增加，战况异常激烈，攻至半夜未能奏效。总部重新调整部署，集中炮火和炸药于主要方向，更严密地组织了炮火、爆破、突击三者之间的协同，于24日凌晨2时再次发起猛攻。七十三团经过反复冲击，终于突破成功占领了城东南角。王其鹏冒着枪林弹雨，顽强地与两名战士首先攀上城头，迅速展开火力，一排手榴弹击退敌一个排的反扑，乘机拖下绳索，全体勇士鱼贯登上城头，巩固住突破口。此时城外仍未运上软梯，为了不失战机，他高喊“同志们，跳下城去！”随着喊声，他纵身自14米高的城头飞落地面，就地一滚，跃入敌人阵地，猛地一脚将敌人射手踢翻，夺过机枪向周围猛扫，迫使守敌投降。后面跳下的战友也跟了上来，正在大家汇合一处向纵深发展时，由于连续战斗，弹药已经打光，王其鹏就地拣起一把大菜刀，左杀右砍继续与敌人拼搏。他指挥战士们隐蔽好，挥舞着雪亮的大菜刀对敌发起政治攻势，大讲眼前战局，宣讲解放军政策。恰巧前面守敌有一人是在外围战斗中放回的俘虏，他一听又是王其鹏的声音，毅然带领全排守敌投诚起义。突击队借着义师的弹药武器，在起义部队的引导下，直指敌人某师部，再次捣毁敌一指挥机关。为此王其鹏荣获“一把菜刀英雄”的荣誉称号。
  王其鹏身上多处负伤，头上、臂上全包扎着绷带，但他一直勇往直前，带领战友杀开一条血道，为后续部队攻城扫除了障碍。24日，东、西集团大军突入城内，双方对进，直插纵深。守敌节节顽抗，步步败退。至黄昏全歼内城残敌，济南宣告解放。胜利后，中央军委授予九纵七十三团为“济南第一团”光荣称号。总部为王其鹏再记特等功，授予“济南英雄”光荣称号。其英雄事迹在军内传为佳话。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王其鹏随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赴朝参战，此时他已晋升为团侦察参谋。身份变了，但战斗作风依然如故，仍然保持勇猛顽强、机智勇敢的优良传统。在朝鲜历次战斗中，由于他认真准确地查清敌情，为团首长制定作战方案及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多次夺得战斗胜利。1951年9月初，在朝鲜金化郡“六八二”高地与敌人展开争夺战，战斗异常艰难。王其鹏要求到前沿去进行实地侦察，摸清敌人的火力分布。首长为了保存骨千，对其要求未予批准。后来他再三请求“只到上面看看”，结果他跃出工事后，适遇敌人实行炮击，他冒弹侦察，不幸被弹片击中头部，当场壮烈牺牲。
  王建明王建明（1907--1955)，原名顾云生，山东省莱阳县马连庄乡顾家村（今属莱西市）人。青年时期，积极寻求革命真理，投身于人民解放事业。1933年10月，他同本村进步青年刘坦、田家村田绰永等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建立了马连庄乡第一个中共党支部——顾家村党支部，并任支部书记。入党后，一直活动在平（度）、招（远）、莱（阳）、掖（县）边区，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和党的外围群众组织。
  1933年11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m将梁秉ig从滨县调到莱阳任县长。梁秉锟上任后，大造反共舆论，制造白色恐怖，大肆破坏共产党组织。1934至1935年间，由于叛徒出卖，莱阳党组织再次遭到严重破坏，白色恐怖笼罩莱阳大地。在敌人的血腥镇压下，有的同志牺牲了，有的同志被迫转移到外地，还有的叛变投敌。在严酷的斗争形势下，顾云生抱定革命必胜信念，以百折不挠的毅力，以经商、教学等为掩护，机智灵活地坚持边区斗争，使边区党的组织得以恢复和发展。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接受中共代表意见，释放了在押的政治犯，1935年被捕的中共党员刘坦得以返回故里，重新开展革命工作。1937年10月，刘坦在马连庄主持成立了中共平招莱掖边区临时委员会，富有斗争经验和工作经验的顾云生担任了组织委员。顾云生和妻子为了更好地投身于抗日救国斗争，毅然将刚出生的女儿送给本村农民刘文利抚养。
  边区临委会建立后，顾云生与书记田绰永、原莱阳边区委书记李树芬等开展了两项工作：一是恢复建立党组织。把隐蔽的党员重新组织起来，成立党组织，领导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二是在国共合作的氛围下，建立民先组织，以民先名义，组织发动民众抗日。12月底，中共莱阳县委在孙受小学重新建立，顾云生任县委委员。1938年10月，任县委组织部长。其时，于1938年6月南岚事件中被国民党莱阳当局关进大牢的县委书记刘坦已入狱三个多月。为营救刘坦，顾云生说服家人，卖掉了家里仅有的四棵大树，筹措活动经费。在国民党当局拒不放人的情况下，经过周密策划，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把身负重伤的刘坦从监狱里转移出来，又安全接回根据地，保全了革命的有生力量。对这样一件大事，顾云生从不炫耀，从不居功自傲。1940年秋，县委书记谢明钦调胶东区委统战部工作，顾云生接任县委书记。1941年1月顾云生调到南海地委任地委副书记，此时更名王建明。1943年7月改任组织部长，兼平南县委书记，1945年5月任中海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直到抗战结束。抗战八年，王建明一直在莱阳和南海地区工作。这一地区是整个胶东地区斗争形势最为尖锐复杂的一个地区，根据地被分割成多块，敌、投、我三角斗争激烈。王建明不畏艰险，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想方设法深入群众，不断开辟革命根据地，领导群众减租减息，发动雇工开展向地主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在严峻的斗争形势下站稳了脚跟，使南海地区成为共产党对敌斗争的前沿阵地，为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5年10月，王建明调任北海地委副书记。1946年5月后，正值老解放区贯彻中央“五四指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为使这项惠及千家万户的工作真正落到实处，王建明亲率工作组进驻黄县，进村试点，掌握第一手材料，用以指导面上工作的开展，使各县区的土改工作得以稳妥推进。、 王建明身为党的领导干部，从不搞特殊，总是以一名普通党员、普通战士的身份出现。按照规定，他外出办事可以骑马。但他一般不骑，担心给老乡带来麻烦，下乡常骑自行车，他说：“两腿一蹬，自力更生。”车坏了，自己修理。与他一同下乡的警卫员体弱，骑车带行李吃力，他就自己带行李，让警卫员骑空车。1948年深秋的一个雨夜，王建明冒雨乘车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半路上，吉普车陷进一个泥坑里，他不顾警卫员的劝阻，跳进没膝深的泥水坑里帮助推车。车推出坑后，雨下得更大了，路也更难走了，只好就近找一个村庄过夜。为不影响群众休息，王建明嘱咐随行同志：“乡亲们都睡觉了，千万不要惊动他们。”自己和其他同志一起来了个“就地卧倒”，在一个大门洞里睡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乡亲们看到首长睡在门洞里，都十分感动。这件事在当地传为佳话。王建明乘车外出，每遇到老乡推车上坡，总要停下车来，’”帮助推上坡顶才离去，时间长了，形成了习惯。他每次下基层，都要和群众促膝谈心，了解群众的疾苦，征求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当群众称他王书记、王部长时，他就笑着说：“还是称同志亲切。” 王建明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是关怀备至。下雨了，他把雨衣披在警卫战士身上；天冷了，把自己的皮袄送给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生病了，他亲自外出请医生诊治。下乡回来晚了，从不让炊事员做饭，而是吃点剩饭剩菜。当他得知工作人员为了一心一意照顾他，而不去报名参加学习班时，他就力劝工作人员一定要参加学习班：“不会学习就不会工作，只有学到更多的知识，才能更好地为党工作。”他要求别人努力学习，自己也是个刻苦学习的模范。每逢下乡，他总要带上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一有空就认真学习。、长时间坚持不懈地学习，使他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都比较高。他作的报告一般都是自己动手，从不用秘书代劳。
  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从华东区抽调大批干部南下，支援新区建设。华东局下达给胶东区抽调干部3650人，组成一套区委级、7套地委级、42套县区委级班子的任务。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作为区委组织部长的王建明，既要负责全面的组织工作，又要解决部分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每天都要忙到凌晨两点多，累得连饭都吃不进去。警卫战士为保证首长的健康，在他的门口贴了“首长不在”的纸条。王建明得知后，对警卫战士进行了严肃批评，一些有思想问题的干部，看到王建明那种忘我拼命的干劲，都主动打消了找他的念头，服从了组织调配。
  1952年12月，王建明从莱阳地委书记调任青岛市委第一副书记兼工业部长。这期间，他每天工作达15小时，节假日、星期天也不知苦、不知累地工作着。城市的建设和管理，对大多数干部来说，是一项全新的工作。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王建明狠抓两条：一是孜孜不倦地攻读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认真学习党的各项指示。他说，一个领导干部如果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怎么能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呢？如果连《共产党宣言》都未看过，又怎么能领导党的建设呢？二是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抓点带面。他亲自带领工作组深入工厂、车间，从点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进而把搞点的经验用来指导全面工作。正由于他工作认真扎实，措施得力，青岛的工业生产在历经多年战乱和破坏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从农村到城市，工作内容和生活环境改变了，但王建明身上那种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美德却一直没变。进城后，面对着洋车洋楼、灯红酒绿，人们流行着一种说法，就是不要“土包子气”，不要“游击习气”，要跟“形势”，要有城市“味儿”。对此，王建明不为所动，自觉抵制城市不良风气的侵袭，生活的各个方面依然十分简朴。他穿的衣服，总是补了又补，外面不能穿了，就套在里面穿。作为市委的主要领导人，出头露面的机会多，组织上决定给他做一身料子服。他谢绝说：“我有衣服穿，就不做了。”即使是一些重要的场合，他也身着进城时的那套灰色干部服。他吃的是大锅饭，从不挑剔伙食。下基层跑厂矿，不要专车接送，常常骑着自行车。
  严于律己，不谋私利，是王建明的一个鲜明特点。他常以“廉能清政”，“艰能励志”自勉。每次下去，总要反复向随行人员交待，不赴宴，不收礼，不廉价买东西。他经常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子女们，一定不要占人家的便宜，现在占小便宜将来要吃大亏。公家东西更是不能拿回来，拿了就是损公肥私。王建明从莱阳地委调来青岛工作时，警卫员未经他同意，把他平时骑的自行车也带到了青岛。他发现后，对警卫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让莱阳地委把自行车捎了回去。此事过后，他给警卫员和家人订了一条规矩：要公家的任何东西，必须经他同意。1954年春，他家属调济南时，保姆因盛饺子，把公家的两个盘子带上了。他发现后，对家属批评了多次，说家属对保姆教育不严，教育不够，光知道使用。他身居高位，免不了有人找他办事，但他坚持原则，不徇私情。有一次，一个熟人找他办事，给他带了一包礼物，他严词拒绝，迫使来人带着礼物回去了。
  王建明一贯坚持实事求是，不管是在农村、在战争环境中，还是进入城市，领导城市工作，都是如此。他经常在不同场合强调这一点：“我们了解情况，研究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如实反映问题，有一说一，有二是二，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王建明有一句老话，就是身上决不能装着“两个口袋”。他说：身上装着“两个口袋”，“左”、右货色俱全，看领导需要什么就掏什么！唯领导脸色行事，看风使舵，投机取巧，这不是共产党人的思想作风。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953年底，王建明调任中共山东分局组织部第一副部长。不久，山东分局召开扩大会议，揭发所谓向明参加“高饶反党联盟”。王建明因与向明共事过，被调查组逼迫交待向明的所谓反党事实。王建明坚持实事求是精神，坚决不说假话。不久，他被调离山东分局组织部，任省委工业部副部长，但仍然接受无理调查。在长达一年的批判和斗争中，他一直坚持不诬陷同志，调查组对他的逼迫日渐升级。终于，1955年11月18日，在申诉无门的情况下，背负巨大压力的王建明含冤自尽，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向党内错误作了悲壮的抗争，终年47岁。
  1984年4月19日，中共山东省委作出决定，为王建明平反昭雪，恢复名誉。6月4日，省委召开追悼大会，认定“王建明同志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忠诚战士，是我党的优秀党员”。
  王庭辉王庭辉（1930-1947)，又名王廷会，山东省莱阳县（今莱阳市）南山后村人。他13岁参加了村青救会，14岁又参加了民兵。1944年9月，在胶东军区攻打莱阳境内日伪据点和1945年2月消灭国民党暂编第十二师赵保原投降派的战役中，他抬担架、送给养、埋地雷、押俘虏，多次受到表W和嘉奖。1945年5月初，胶东军区十六团撤至穴坊地带休整，在支前战斗中，脚伤还未痊愈的王庭辉，找到驻在本村的二营教导员陶庸，非要当野战军不可。十六团首长决定，先送王庭辉到莱阳旌旗山胶东军区医院养好伤之后，再到野战部队。离家那天，陶庸把他原名王廷会，改为王庭辉。其本意是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由于当时他才15岁，所以到了医院大家都称他“红小鬼”。
  1947年5月16日，华东野战军在孟良FAI战役全歼敌整编第七十四师后，第九纵队七十九团（原胶东军区十六团）政委陶庸到沂蒙山区野战医院去探望伤员时，看到一个年轻的男护士，“咔嚓”一声剪断了伤员腰带，“哧”地一声撕开一个急救包，熟练地给一位伤员包扎好伤口。陶政委不禁赞赏地说：“好样的！谢谢你小同志！”语音刚落，年轻的男护士突然转过身来，随即紧紧抓着陶政委的手说：“首长，我到处打听你，今天可碰上你了！” “你是……”陶政委似乎很面熟地上下打量他一下。
  “我是王庭辉呀！两年前不就是你把我送到医院养伤的吗？”王庭辉乐不可支地又蹦又跳，接着说：“我到医院伤势刚好，医院就转移到平度县大泽山区，在一次战斗中，院领导看我抢救伤员机智勇敢，非留下我当护士不可。首长，我现在枪打得很准，又会救护伤员，你跟院领导讲讲情，把我带到野战部队去吧……” 王庭辉跟陶政委到团部里背包还没放下，就被二营五连连长硬要去当了连队卫生员兼理发员。
  1947年7月15日，华东野战军4个纵队将处境比较孤立的国民党整编第十一师，包围在南麻（沂源县城）。第九纵队的任务是：首先夺下战略要地钓鱼台，然后迅速攻占崮山、塔山，控制埠东和田庄地区，断敌退路，接着从三岔店经流水庄向南麻北部进攻。
  钓鱼台，位于南麻西北5公里，海拔430米（离现地公路高约100米），南北纵深长500米，东西横宽300米，地势虽不算高，但陡峭险要，虎踞龙盘，是南麻西呼鲁村守敌的分水岭，是北抵淄博的交通咽喉。敌人占距南麻后，除城内外设置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外，在钓鱼台也做了苦心经营：四周构筑双道深阔的交通壕，犬牙交错的子母堡，顶端核心阵地设置了交叉呼应的暗堡和火力点。除有一个加强营防守外，还配属一个迫击炮连，敌人依靠这个屏障，既可夹击华野攻城，也可接应援军靠拢，还可掩护主力溃败后北逃。
  17日黄昏，空中灰白的云底翻滚，细雨浙浙沥沥地落着。华野九纵首先集中炮火，对钓鱼台实施猛烈射击。敌人阵地顿时烟火滚滚，碎石乱飞。随着爆炸声，战壕里和崩裂的碉堡内敌官兵血肉四处飞溅，在守敌一片混乱之时，主攻钓鱼台的九纵二十七师七十九团，从钓鱼台北部越过壕沟迅速突破敌人第一道防线。担任突击任务的二营五连正要向敌人第二道防线发起攻击时，敌人暗堡机枪突然疯狂地喷射，副连长受重伤，尖刀排十几名战士壮烈牺牲。连长愤怒得眼睛出火，接着一挥手，厉声命令：“爆破手上！”但是，此时一阵闷雷，瓢泼似的大雨一个劲儿地下，炸药包被雨水淋透，几次爆破均未奏效。就在这个时候，王庭辉带领送饭的炊事班来到阵地，他将副连长包扎好背下火线后，返回阵地对连长说：“应在隐蔽所里用雨衣把炸药捆好，爆破就能成功。”连长感动地扫了王庭辉一眼说：“对！好样的！” 18日拂晓前，大雨仍然不停，战壕内的积水齐腰深。五连连长命令轻重机枪掩护，爆破组顶着大雨和敌人枪弹，炸毁敌人一个又一个暗堡，五连迅速占领钓鱼台北部高地，正当准备扩大战果时，敌人一个连的兵力反扑过来，于是双方展开激烈争夺。阵地上到处是血，到处是尸首。王庭辉跳弹坑，闯雷区，爬沟坎，沉着勇敢地为伤员止血包扎，迅速敏捷地往下背运伤员。激战一小时，敌人在我二营四连和六连的两侧夹击下，扔下30余具尸首，撤回核心阵地。
  19日凌晨，团长隋光荣命令一营和三营隐蔽进入二营左右两侧阵地，准备天亮前一举夺下敌核心阵地，正待全团发起攻击的时刻，敌人一发迫击炮弹飞过来，二营营长和3名战士被炸伤。王庭辉飞速扑向伤员，一个个扎好止血带，又一个个背下火线。上午8时许，全团终于将敌核心阵地夺下来了。但是，敌人在大半晌的时间内，连续发动3次反击，在这血与火的争夺中，哪里有伤员，哪里就有王庭辉抢救、包扎和背运伤员的身影。激战到中午，核心阵地仍然在解放军手里。
  20日9时，敌人为夺回这个战略要地，在飞机和大炮的配合下，又增调一个全部美式装备营，向核心阵地发起强攻。敌人凭借武器好的优势，对九纵造成极其严重威胁，在敌人涌上来的危急关头，五连连长奋不顾身，站起来用汤姆逊冲锋枪朝群敌横扫。突然，敌人一发子弹穿过他的右臂，冲锋枪掉在石头上，跟着他也跌倒下去。此时，王庭辉的太阳穴和脖颈上青筋突暴，他顺手抓起冲锋枪塞上一个弹夹，向左右窜上来的敌人“哒哒哒”地拼命扫射，子弹像火龙一样，将敌人压下去。王庭辉乘陶政委带领部队反击之机，背起连长就往救护所跑。
  为了赢得抢救时间，他一手拼命抱住连长的腰，一手护着连长的伤口，顺崖滚了下去。王庭辉头被碰破了，腿被摔伤了，他和连长都昏倒在交通壕的泥水里。瞬息，王庭辉被阵地上激战的枪炮声惊醒，他把连长送到救护所后，随后又赶回钓鱼台。
  是日12时30分，敌人把剩下的约两个连的兵力全部集中起来，在轻重火器掩护下，第九次争夺核心阵地。此时，七十九团能坚持战斗的已不足300人，排以上指挥员大部分伤亡。在这极端残酷的危急局势下，二营营部书记迟浩田，顶天立地，气冲霄汉，他指挥勇士们对敌进行殊死反击。子弹打光了，用手榴弹崩，手榴弹扔完了，他紧握钢枪率先跃出战壕，与敌展开白刃战。霎时，钓鱼台上到处是喊杀声，到处是刺刀对刺刀“吭嚓吭嚓”的拼搏声。敌人在我铮铮铁骨的勇士面前，个个胆战心惊。就在敌人步步后退的当口，战士刘启禄只身迁回到敌人左侧，他正要端枪朝敌指挥官射击时，敌一发炮弹将他炸伤。王庭辉不顾身上多处受伤，立即前去抢救，他刚爬到刘启禄身旁，敌人炮弹爆炸掀起的巨浪，又把他推进壕沟的泥水里。王庭辉咬着牙，使尽全身气力再将伤员背起来，敌人又一发炮弹在他附近爆炸，他头上、腿上多处受伤，鲜血不住地流淌。他右手扶着壕沟，左手攀着刘启禄的臀部，艰难地挪出壕沟后，坚强地站起来走了几步，又因流血过多跌倒在泥水里，英雄战士志坚如钢，他把刘启禄拉到自己背上往前爬，爬呀爬……身底下的鲜血像红色的彩带，被雨水一缕一缕地冲进壕沟里。当接应的战士从他身上背走刘启禄时，他已为抢救第58名伤员流尽最后一滴血，时年只有17岁。
  战后，王庭辉被部队追记一等功，被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追认为“救护模范”、“少年英雄”。1948年2月，被华东野战军追认为“华东一级人民英雄”。
  王彩春王彩春（1922---1945)，山东省海阳县（今海阳市）人。
  王彩春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11岁，王彩春就给地主放猪，受尽了苦。1935年4月，王彩春为寻找生活出路，经东河崖村于子元介绍，到马石店缫丝坊当童工。由于长得矮小，完不成任务，常常挨打，甚至不给饭吃。不久，他被老板解雇，回家当了六年长工。
  1941年春，在表舅张吉武的引导下，王彩春参加了农救会，散发传单，张贴标语，送信件，掐敌人的电话线。一天夜里，他和其他农会会员一起将村公所给投降派征的粮食夺了回来，送给了抗日民主政府。国民党鲁苏战区第六游击队司令秦毓堂是个杀人魔王。他勾结日军反共，犯下了滔天罪行。为拔掉这个钉子，王彩春接受了任务，化装成卖鱼小贩，混进城里密送信件。黄昏时分，他在接头人王梅村的公馆里找到梅村先生，把那封密信送上，然后拿着出入证大摇大摆地离开敌人据点。
  在农会组织的领导下，王彩春秘密开展革命活动，被秦毓堂部特工队逮捕入狱。
  王彩春身陷囹圄后，面对法官、法警的逼供和严刑拷打，坚贞不屈，对金钱利诱，嗤之以鼻。在一无口供、二无实据的情形下，加上王梅村先生从中周旋，迫使乡长出保，王彩春被释放。
  1942年，王彩春辞别父母，参加了八路军。参军后不久的一个夏日中午，骄阳似火，王彩春在树阴下练瞄准，练拼杀，汗水已把衣服浸透，他全然不顾，在练兵比武中，王彩春一气连刺1300枪，射击比赛，他连中十红，得到参谋长贾若瑜的表扬。
  1943年春，王彩春所在部队进驻榆山附近村庄，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发扬“南泥湾”精神，开荒种田。王彩春在开荒中争先恐后，不怕吃苦，每次出工经过三华里的崎岖山路，他总是上山一担粪，回来一担草。开荒时，他光着膀子，赤着脚，挥动着七斤重的大镢头，默默无闻，苦干在前。他还提出“深刨、细作、增加产量”的建议，得到首长和战士们的赞成。王彩春以“深、细、快”受到上级的表扬，一个“向王彩春学习”的活动在全团开展。
  王彩春还带病坚持劳动。有一次，王彩春患重感冒，发高烧，仍坚持劳动。连长赵毅让他休息，他说：“连长，叫我干吧，闲着难受，出出汗就好了。”连长很受感动，但为了战士的健康，他却严肃地说：“我命令你休息三天！”王彩春只好遵命。但在病假中，他还是偷偷在偏僻的山角开了八分荒地，整平四分熟地，种上了蔬菜，供战友们享用。
  王彩春样样重活抢着干，而且不知疲倦。休息时间，他不是帮炊事员挑水劈柴，就是编筐编篓，供各班战士用。不久，他被评为营里的劳动模范，担任了班长。在他的带动影响下，全排涌现出三个劳动模范。
  当了班长后，王彩春带领全班战士，一有工夫就帮助群众干活，挑水、扫地、积粪、包0地样样干，被群众誉为“爱民模范”。
  王彩春对战士关怀备至。战友的衣服、鞋子破了，他帮助缝补；战友病了，他热情地端水送饭’行军住宿，他烧水给战友洗脚；冬天寒冷的夜晚，他半夜起身劈柴生火，让战士们温暖入睡，他因此而荣获“爱兵模范”称号。
  王彩春每次战斗都冲锋在前，英勇杀敌，多次立功。1944年，羊郡战斗，王彩春班担任架桥任务。敌人据点外壕沟深丈余，宽两丈，沟内水深齐腰，直水底有梅花桩、铁蒺藜、玻璃剑等障碍物，徒步渡壕困难很大。战斗打响后，因敌人密集的火力封锁，几次架桥均未成功，八路军伤亡较重。突击队伏在壕沟外，焦急待命。王彩春挺身而出，毅然跳入水中，像一座铁墩，肩扛桥板，让突击队渡过桥去，冲入敌阵，全歼守敌。
  祁格庄战斗中，王彩春带领全班战士冒着猛烈的炮火，跳下壕沟，托起桥架，铺上桥板，部队顺利地渡过了护城壕。
  在史家疃战斗中，王彩春和全班战士被包围在一个高地上。他临危不俱，沉着应战，弹无虚发，毙敌6名，又趁敌人不备，一枪将敌营长打死，敌人恼羞成怒，以三倍的兵力从四面反扑上来。在这场短兵相接的白刃格斗中，他虽身已中弹，血透戎装，但锐气不减，拼命搏杀，冲出包围圈。王彩春班获“先锋班”光荣称号。
  小院战斗中，王彩春班担负第一梯队，‘任务是破除敌人据点外围障碍。在我军冲锋前的关键时刻，他挥刀砍断铁丝网，扫清了障碍，然后加入了突击队，同大家一起杀进据点，消灭了敌人。
  在前后16次战斗中，王彩春出色地完成了13次架桥任务，荣膺全营“架桥模范”、“战斗模范”称号。
  为了扩大1944年秋季攻势和冬季反“扫荡”的战果，解放被赵保原部长期统治的莱阳、海阳一带的人民，八路军胶东军区发起了讨伐赵保原的战役。赵保原部主力原为国民党苏鲁战区陆军暂编第十二师，于1944年下半年接受日军番号，被编为伪剿共第七路军，辖第一、二、三团和特务团共6000人，加上其他地方部队共1.3万人。主要盘踞在莱阳和平度一带，中心据点是万第。1945年2月，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亲自作战斗动员，胶东军区集中5个团、4个营和1个炮兵营的兵力，对赵保原部队发起了大规模的攻坚作战。22日晨，赵部在轻重火力的配合下，向八路军发起攻击，妄图夺取被称之为“万第南大门”的万第西南高地，控制万第据点。王彩春所在连奉命黎明前进入阵地，阻击敌人。他带领全班战士坚守在主阵地上，准备迎头痛击敌人。早晨7时，敌人开始进攻，炮火猛烈。王彩春沉着迎战，四枪打死3个敌人。连续打退敌人两次反扑后，战场上异常平静。这平静意味着更激烈、更残酷的拼杀即将来临。王彩春带领战士一面抢修掩体，户一面将拉出半截弦的手榴弹成束地摆在阵地前沿，并与战友们发誓：“人在阵地在。”上午10时，敌兵在敌军官的督战下开始进攻，来势凶猛。等敌人一步步接近，八路军一排排手榴弹投向敌群，接着跃出掩体，冲向敌人，就在这时，冲锋在前的王彩春中弹牺牲，是年23岁。
  王彩春牺牲后，胶东军区、海阳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其故乡召开追悼大会，追认王彩春烈士为“特等劳动模范”，并将其故乡改名为彩春泊。
  王鼎臣王7Fl臣（1910-1942)，名廷勋，字7TA臣，号德武，曾化名王鼎成。山东省掖县（今莱州市）张村人。1926年考入山东省立第九中学（今莱州一中），先后担任班长、学生自治会副主席等。在进步教师引导下，他积极参加并组织各种爱国活动，领导反读经会考、反对校长贪污等学生运动，在斗争中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于1928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掖县第一名共产党员。此后，他先后介绍郑耀南、鲍仙洲等人入党，在掖县点燃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星星之火。
  1930年6月，王鼎臣考入东昌（聊城）三师，后经美术教师王子正（曾在九中任教）介绍，进入济南爱美中学高中部学习。彼时，山东军阀韩复m在济南杀害了22名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激起济南工人大罢工、学生大罢课，王鼎臣积极参加运动并被学生推选为代表，组织领导了反对学校当局增加学杂费的斗争，声援了工人运动，并迫使当局取消了增加学杂费等无理决定。
  1930年10月，王鼎臣受中共山东省委指示回掖县发展党员、建立组织。返掖后，他与郑耀南等人取得联系，并介绍李勋臣、陈子尚等人入党。经过筹备，郑耀南、王鼎臣、李勋臣、陈子尚等人在郑耀南家的南屋成立了掖县第一个党组织——中国共产党掖县委员会，郑耀南任县委书记，王鼎臣任民运社保委员。县委成立后，王鼎臣又返回济南继续求学。
  九一八事变后，济南学生在团市委的组织发动下；纷纷报名参加赴南京请愿团，并成立了济南青年学生赴京请愿团指挥部。爱美中学100多名学生和齐鲁中学70多名学生合编为二十一大队，王鼎臣负责联络和指挥工作。出发前，山东军阀韩复榘下令封锁了火车站，禁止学生上车。王鼎臣遵照指挥部的命令，率领二十一大队的学生卧轨七天七夜，终于等来了火车，他带领卧轨学生冲上火车，硬逼着司机驱车直奔南京。到南京后，在全国赴京请愿团总指挥部安排下，王鼎臣等带领二十一大队的学生整队到南京中央政府请愿，并砸了中央日报社。在南京坚持斗争20多天后，他被蒋介石派军强行送回济南，济南当局又把学生遣送到老家。王鼎臣回到老家，于1932年初又介绍作阳小学的教师朱希文、彭金寿、彭云五入党。‘、 1932年6月，王鼎臣于济南爱美中学毕业返回掖县，以教学为掩护在驿道小学开展革命工作。为了壮大党的组织，控制掖县西南一带，1933年，他又到了掖县沙河镇县立第二小学任教。是年上半年山东省委遭破坏，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密令掖县县党部查处王鼎臣和郑耀南，两人一起转移到北京，经共产党员郭欣农帮助，他们和北京市委接上了关系，又通过北京地下党员陈义山的关系，参加了爱国将领冯玉祥组织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同盟军失败后，王7TA臣又回到了胶东。1933年冬，他先后在栖霞县观里、招远县毕郭一带从事革命活动，并先后介绍栖霞县的衣吉民、卢宗it、招远县的方再田入党。1934年3月，他又转移到莱阳县城西杨格庄，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并于1935年在莱阳县参加了胶东“一一·四”暴动。暴动失败后，王鼎臣又转移到即墨县城西关开展党的活动。卢沟桥事变后，他又返回掖县，仍以教学为掩护，秘密开展抗日斗争，准备武装起义。
  1938年3月，中共掖县县委领导玉皇顶抗日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推翻了伪政权，成立了“第三支队”和掖县抗日民主政府。为了继续作好党的地方工作，“第三支队”党委决定重新组建掖县县委。3月10日，新县委在平里店成立，王鼎臣任掖县县委书记，县委设在王鼎臣教学的梁郭马家小学。8月，“第三军”与“第三支队”合编，蓬（莱）、黄（县）、掖（县）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县委随即迁至掖县城，并以掖县民众抗日救国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民动会”）的名义开展工作，王鼎臣的公开职务是民动会主任。进城后，他主持召开了全县民动会扩大会议，胶东特委书记王文出席了会议。会议号召，全县要迅速地、大规模地开展民众运动。会后，全县的区、乡和部分村庄的党组织都以民动会的名义建立起来，工、青、妇、教、儿等群众团体也普遍成立！同时，全县县区乡村四级都成立了自卫团，团员发展到十万多人。掖县抗日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中共胶东特委和“第三军”机关随之迁到了掖城，掖县成了当时胶东抗日的指挥中心。
  1938年10月，王鼎臣调胶东特委政治保卫局任副局长，1940年政治保卫局改为社会部，王ITA臣继续任副部长。1942年秋，山东分局社会部调王鼎臣到湖西地区，担任晋冀鲁豫第六地委委员兼晋冀鲁豫边区第二十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公安督察处处长（到湖西更名为“王鼎成”）。湖西地区位于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是华东鲁南根据地与晋冀鲁豫和陕甘宁边区根据地进行联系的交通要道。它东靠津浦路，西接荷（泽）商（丘）公路，南濒陇海线，北临济（宁）荷（泽）公路，是微山湖以西的一块狭窄的三角地带，由于地理位置重要，敌我争夺激烈，斗争尖锐复杂。是年12月20日深夜，日军三十二师团师团长井出铁藏纠集一万余人对丰、单两县实行拉网大“扫荡”。21日，专署机关在转移中误入敌人的合围圈，被敌人包围在单县东北的马桥村。王鼎臣带领同志们奋勇突围，最后在小吴庄西南角壮烈牺牲，其遗体就地安葬。抗战胜利后，迁葬于单县城外东南琴台旧址——湖西抗日烈士陵园，碑名为“山东人王鼎成烈士之墓”。
  王鼎臣对革命忠贞不渝，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的革命功绩、斗争精神、高尚品格，将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冯官令冯官令（1906---1980)，山东招远县（今招远市）前花园村人。
  1939年2月28日，日军侵占了玲珑金矿，冯官令体会到当亡国奴的痛苦。1940年，冯官令秘密与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接上了联系，参加了抗日工作。1941年，冯官令参加了南招二区区中队（后改称北招十一区区中队）。
  由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根据地军需物资匮乏，尤其奇缺的是兵工厂修造机械所必须的优质钢材。上级党组织指示南招二区区中队，设法从玲珑矿取得，以保证兵工厂正常生产。领导将这一任务交给对金矿非常熟悉的冯官令去完成。每到夜深入静的时候，冯官令就带领战友进入敌人戒备森严的矿区，往外扛钢材。有一次，他们一夜就从金矿扛出3000多斤优质风钻钢，玲珑矿上的日军为此大伤脑筋。
  1942年3月下旬，日军开始对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春季“大扫荡”，环境急剧恶化。冯官令和他的战友们在艰苦险恶的环境中开展“麻雀战”，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坚持反“扫荡”斗争。
  1942年4月上旬，“第五旅”十三团转战到招远东北部山区，准备袭击日军重兵驻守的自诩“固若金汤”的玲珑矿，以配合反“扫荡”，鼓舞人民的抗日热情。经过侦察，决定由冯官令担任小股精锐部队的向导，并担负摸岗的战斗任务，直捣位于矿区中心的日军卫兵所。4月10日夜间，冯官令带领一支数十人的队伍，绕过敌人的据点，穿过封锁线，从矿区东北面的棘子间直插卫兵所。冯官令消灭日军哨兵后，和战士们一起将卫兵所团团围住，从窗口将300多颗土造的“瓦斯弹”连续扔进屋里，之后冒着浓烟进入卫兵所扛起子弹箱，完成任务后，迅速撤出玲珑矿。
  1942年是抗战最艰苦的一年。这一年，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冬天，冯官令成功策反了玲珑矿上的伪军班长徐海亮。徐海亮在伪军内部作了大量工作，将伪连副刘子欣等一批下层军官和许多伪军争取过来，并提供了大批弹药。徐海亮也参加了八路军，成为一名武工队员。
  1942年底，冯官令奉命调到招北县公安局便衣班工作。他和战友们日夜活动于敌占区，经常出其不意地歼灭小股敌特，或者深入敌巢，铲除铁杆汉奸，对敌人是很大的威胁和震慑。
  1943年春节前夕，招北县委指示冯官令和他的战友们除掉铁杆汉奸叛徒李华亭。冯官令和战友刺杀行动失败后，决定实施“借刀计”，他们以县公安局的名义写信给李华亭：“华亭同志，自你打入敌据点后，为革命作出了贡献，组织上已为你记功，请继续注意隐蔽，不要叫敌人生疑。最近，我们决定解决西良院据点，望速将敌兵力部署及武器装备情况告知我们，联络方式照旧。”冯官令将信投到西良院据点，信落到日军手里，日军信以为真，不问青红皂白，立即将李华亭抓起来枪毙了。
  敌人恨透了冯官令，自1942年春开始，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连续三次围捕冯官令，然而除了损兵折将，别无所获。1943年3月，冯官令和秦义亭等八名战友在付家集痛击小李庄据点前往“押集”的敌人。招城和金矿的日军再次悬赏捉拿冯官令，并扬言“死的活的都要”。他们不惜重金收买汉奸暗探，随时了解冯官令的行踪。
  1943年7月，玲珑矿的日军得到汉奸密报，冯官令回家了。40多个日伪军立即向前花园村扑去，企图将冯官令堵在家中。他们悄悄包围冯官令的家，封锁了街口要道，冯官令利用手榴弹先扰乱敌人，之后凭借敏捷的身躯穿过小胡同，钻进村外的青纱帐，再次化险为夷。此后，敌人又连续五次到前花园村抓冯官令，都无功而返，黔驴技穷的敌人火烧了冯官令的三间小草屋。
  1943年夏天，冯官令和另一名战士化装成打柴的老百姓，仅用一把柴刀，歼灭了大蒋家东山炮楼半个班的伪军，缴获四支步枪和一台电话机。
  1944年2月，冯官令和梁新志等六位同志在圈子村袭击了小李庄据点前来看戏的40余名日伪军，擒敌四名。4月7日夜间，冯官令和几个战友持枪闯入伪水口乡乡公所，“请”出了伪乡长兼寨子据点伪军小队长于洪义，命令他帮助八路军解放寨子据点，一举俘敌20余名，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和军用物品，拔除了玲珑日军运送黄金必经之路上的这颗钉子。1944年夏，冯官令和战友们在琵琶岭罗山庙设伏，歼灭护路伪军，缴枪十余支。这些振奋人心的喜讯，和冯官令的名字一起传遍招远大地。因他在玲珑矿当矿工，在井下打眼放炮时，炸伤了手，一双手变得花花点点，因此得名“花爪子”。随着他抗日杀敌名声越来越响，“花爪冯”在招远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鬼子更是谈“花”色变，可是越怕越爱谈，越谈越玄乎，谈来谈去冯官令被描绘成了飞檐走壁、来无影去无踪的剑侠英豪。
  1944年招北“秋季攻势”之后，冯官令被调到北海武工队工作。这时招黄路敌伪已被全部扫清，武工队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玲珑金矿。冯官令再次在他非常熟悉的玲珑矿一带大展身手。这期间，由于工作需要，冯官令有时仍然和北招公安局便衣班的战友们一起活动。1945年春节，冯官令和便衣班的秦义亭等同志枪毙了伪区长蒋其绪，为当地人民除了一大祸害。1945年8月22日，招远全境解放。
  从1941年到1945年，冯官令身经大小战斗百余次，战功卓著。胶东军区1945年5月授予他“一等战斗模范”光荣称号。1948年，冯官令复员回到家乡。
  新中国成立后，冯官令在村里负责民兵和治安工作，荣获“胶东民兵英雄”和县“一级治安模范”的光荣称号。1980年9月29日，冯官令因病去世，享年75岁。
  吕其恩吕其恩（1911-1979)，曾用名吕志恒、吕其臣、吕光军，乳名福弟。1911年10月26日他出生于奉天省（辽宁省）庄河厅’（今庄河市）王家岛（今属长海县王家岛镇）一个渔民家庭。1922年进入小学读书。1928---1931年，在庄河县初中读书期间，因暗中组织几个同学惩治作恶警察，受到学校降级（从初二降到初一）处理。九一八事变后，庄河初中停办，吕其恩失学回家。1932年底，他同弟弟吕明仁（吕其惠）渡海到烟台考入山东省立第八中学高中。吕其恩在烟台省立八中读书时，带头秘密组织进步学生建立读书会、文学研究会等学生组织，引导会员学习《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教程》，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和《大众生活》，杜重远主编的《新生》，章汉夫主编的《世界知识》，艾思奇编写的《大众哲学》，《资本论》第一卷的一、二部分和唯物辩证法等有关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著等。1934年，烟台省立八中学生到益都县参加军训期间，吕其恩经潍县广文中学的学生、共青团员罗家治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吕其恩和陈汝翼、柳运光、温建平等为核心的进步学生周围，团结了一大批青年学生，’使烟台中学生中的进步力量不断扩大。在以吕其恩和烟台志孚中学李丙令等进步青年学生的联合倡导和组织下，一场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在烟台兴起。
  1935年春，烟台公安局警士孔繁树制造了震惊烟台的“血溅梨花”惨案，无故将烟台真光女子中学女学生徐明娥枪杀。为伸张正义，吕其恩挺身而出，以八中学生会名义，联合志孚中学、益文中学、’：真光女子中学等校学生，举行游行示威，要求“严惩杀人犯”。当正义要求遭到反动当局拒绝后，吕其恩等代表学生自治联合会发动和组织全市3000余名学生冲破反动当局的重重阻拦，罢课集会。在烟台学生的强烈呼吁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烟台特区公安局被迫扣押了凶犯，交法院公开审判，并答应为死者举行隆重葬礼，承担殡葬费和抚恤被难家属。6月，吕其恩、柳运光、李丙令等7名学生领袖，因在徐明娥事件中领导烟台学生进行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斗争，被校方以莫须有的罪名开除学籍或勒令退学。吕其恩在困境中离开烟台去天津，后转抵北平等地寻找党组织。9月，吕其恩在北平沙滩公寓由中共党员李晓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改名为吕志恒。
  1936年1月，受党组织派遣，吕其恩和林铎等三人以学生身份打入河北军阀张荫梧在博野县举办的乡村建设工作人员训练班，担任博野军训班秘密党支部书记，在青年学生中秘密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抗日救国，发展党的组织。6月，吕其恩受中共北方局的派遣，到山东省烟台地区开辟党的工作。他以烟台省立八中为党的活动场所，即与烟台省立八中、志孚中学民先队组织的进步学生取得联系，在进步学生和教员中，先后发展柳运光、李丙令、孙德运、吕赛（吕其恕），、曲承华等人为中共党员；并与温建平（在奉天加入共产党，先于吕其恩到烟台开展党的活动）接上了组织关系。8月，经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批准，成立了中共烟台工作委员会（简称为中共烟台工委），吕其恩任书记，李丙令任组织委员、温建平任宣传委员。同月，以理琪为书记的中共胶东临时特委，从文登县沟于家村秘密迁到烟台市区，特委机关设在奇山所城里裕盛胡同20号。10月，在烟台八中，理琪与吕其恩相识，互相接通了党的关系，及时沟通了胶东临时特委与烟台工委的联系，而且还通过吕其恩的介绍，使胶东临时特委与中共中央北方局接上了关系。同年11月，吕其恩和胶东临时特委组织委员邹青言与中共中央北方局取得了联系，汇报了胶东临时特委的情况和工作。北方局根据胶东党组织的实际情况，同意在中共胶东临时特委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中共胶东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胶东临时工委），理琪任书记，吕其恩任副书记兼任中共烟台市委书记。12月29日晚7时，由于叛徒刘忠善告密和李厚生被捕后自首变节，胶东工委书记理琪和组织委员邹青言等6人当晚不幸被捕，并被押往济南监狱，中共胶东临时工委机关随之遭到破坏。理琪等人被捕的时候，临时工委副书记吕其恩正在文登昆嵛山检查我游击队的工作。他返回烟台时，立即处理和安排胶东临时工委机关被敌人破坏后的善后工作，并又途经威海北上天津，向北方局作了汇报和请示。
  1937年2月，经中共中央北方局研究决定，胶东临时工委机关由烟台撤至威海卫；！店时工委的机关人员除留下继续坚持工作的以外，其余均撤离烟台；对临时工委的领导成员作了调整，吕其恩接任中共胶东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不再兼任中共烟台市委员会书记。12月，理琪等人获释回到胶东，将临时工委改建为胶东特委，吕其恩任副书记。1937年12月24日，吕其恩参与发动天福山起义，组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并于翌年1月策动威海武装起义。
  1938年1月19日，胶东特委决定成立胶东军政委员会，作为领导胶东地区的军政最高权力机关。理琪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吕其恩任军政委员会副主席。2月12日，胶东特委决定攻打牟平县城，除由胶东特委副书记吕其恩率第二大队留守外，其余部队全部参加战斗。黄昏，理琪亲率第一大队及特务队由崔家口长途奔袭，克复了牟平县城，血战雷神庙，打响了胶东抗日第一枪。不幸的是，雷神庙战斗中理琪为人民壮烈牺牲。1938年12月，胶东特委撤销，选举产生了胶东区委，吕其恩任组织部部长。
  1939年9月，吕其恩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随山东代表团赴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延期召开），山东代表团于1940年10月到达延安。到延安后，他先后进入中央马列主义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担任中央党校审干工作。1943年3月，他任中央党校校务部副部长。一次，毛泽东主席到党校检查工作，勉励他说：“一定要把党校的生产搞好。生产搞得好，大家就会安心学习。这项工作是很有意义的。"1944年12月，他参加中央敌占区城市工作训练班学习。
  1945年4月，他以正式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为了迅速从海路进驻东北，中共胶东区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组建了八路军挺进东北先遣支队，吕其恩任司令员。9月5日晚，他和政委邹大鹏等人率领东北先遣支队80人，乘两艘机帆船巧妙摆脱了美国军舰的追踪。经过24个小时的紧张航行，于6日傍晚抵达家乡庄河县王家岛，迅速包围了当地的伪警察所，收缴了敌人的全部武器，并发动群众控诉伪警长毕庶敬的滔天罪行，将其判处了死刑，为王家岛人民报了仇。同时，派出侦察人员乘木船前往庄河城侦察。在掌握了庄河敌情后，他和邹大鹏率领部队迅速出击，于9月8日晚在庄河口岸打拉腰子登陆，控制了该地伪警察分驻所。通过这个伪警察分驻所给庄河伪县长报告“东北军五十一军渡海作战先遣支队前来接收庄河”，有效地蒙骗了敌伪县长，次日一举智取庄河城。9月12日，吕其恩主持召开庄河伪县公署人员会议。政委邹大鹏宣布解散“庄河治安维持会”，成立“庄河县民主联合政府”，吕其恩任县长。1945年11月，吕其恩奉命率部接收了安东市（今丹东市），成立了安东保安司令部，任司令员。不久，中共辽东省委、省政府和中共安东市委、市政府先后成立，吕其恩任安东市委书记、市长兼安东省政府副主席。
  1950年1月，吕其恩随中共中央组织部党的工作参观团到苏联参观学习，7月回国调任中共沈阳市委委员，后任中共沈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兼工业部部长。1951年，他随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任志愿军后勤部五分部部长兼党委书记，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勋章。1952年奉命回国，先后任哈尔滨市市长、市委书记处书记、市委第二书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委员会主席、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和市委副书记等职。曾当选为中共八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中共黑龙江省第二届、第四届委员会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吕其恩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身体受到严重的摧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吕其恩冤案得到平反。1979年7月18日，因病于哈尔滨逝世，终年68岁。吕其恩去世后，洪学智为其题写：“吕其恩同志对党忠心耿耿，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奋斗终生，我们永远怀念他。"1989年，中共黑龙江省委为纪念吕其恩，出版《回忆吕其恩同志》一书。
  仲曦东仲曦东（1915-1984)，原名仲崇兴，别名仲子凌，山东省黄县（今龙口市）东二甲村人。曾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四路军政治处主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政治部主任、胶东军区东海军分区政委、师政委、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政治处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三十二军副政委，华东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军事学院政治系主任、政治部副主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坦桑尼亚大使，外交部副部长。
  1935年，仲曦东考入济南高中读书。1936年夏，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日军大举进攻山东，济南危在旦夕，仲曦东随学校党组织赴泰安准备武装起义。到泰安不久，又去潍县，按照中共中央北方局“脱下长衫到农村去发动抗日游击队”的指示，奉命回到黄县发动抗日武装。
  仲曦东回到黄县后，到东江王村阎家小学任教，他经常与学校的进步教师丛鹤丹到黄县城开会，与城内外的地下党员、民先队队员和进步知识青年广泛联络接触，组织抗日活动，使王村阎家小学成了当时黄县抗日活动的秘密联系点之一。11月，日军入侵山东境内，黄县国民党地方官员纷纷逃跑。在国破家亡的紧急关头，11月底，仲曦东与范心然、丛鹤丹等十余人在黄县百盈村小学秘密举行会议，决定成立黄县抗日救亡团。救亡团成立后，他们经常深入各村教唱救亡歌曲，宣传八路军英勇事迹。当毛主席《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传到黄县后，大家立即将它印发传播，纷纷按文章精神，四处演讲，以唤起民众，奋起救亡。同时，救亡团还秘密筹集枪支弹药，酝酿武装起义。1938年1月，救亡团在东江黄格庄村举旗起义，成立了我党领导下的黄县第一支抗日武装——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大队（简称“第三军”第三大队），仲曦东任军政委员会主席。3月，为解决武器装备不足的问题，“第三军”第三大队在黄县圈杨家村创办了胶东第一个兵工厂——圈杨家兵工厂。仲曦东在黄县抗日武装建立的全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在发起组织、部署行动、’筹措供应等各个环节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充分显示了他的政治气度和军事才能。
  4月，为迎接鲁东游击七、八支队东进黄县城，仲曦东得知国民党投降派要半路截击的消息后，当即赴掖县沙河报告情况，随后又当机立断，破除国民党投降派的层层干扰，使七、八支队开进黄县城，收编了原龙口公安局和海关的武装，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黄县的抗日局面。5月，“第三军”第三大队与莱阳“第三军”第九大队合编为“第三军”第四路，仲曦东任政治处主任。7月，改任“第三军”教导大队政委。9月，教导大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军政干校，仲曦东继续担任政治处主任。
  1939年2月，仲曦东调任胶东《大众报》总编辑，不久调任中共胶东区委军事政治处主任。1940年9月，调任山东纵队第五支队政治部主任。1942年7月成立胶东军区，仲曦东调任胶东军区第一军分区（东海军分区）政治委员兼东海地委副书记。翌年秋，代理东海地委书记。1944年冬，去胶东区委党校学习，任第一支部书记。
  1945年8月，日军宣布投降后，仲曦东奉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命令，返东海军分区，组织指挥解放威海、烟台的战斗。威海解放后，任山东军区警备四旅政委。9月29日，5艘美国军舰侵入烟台海面。10月2日。美军打着“盟军”的旗号，提出要“查看”美侨在烟台的财产，并请求允许水兵到烟台港口外崆峒岛上游玩休息。中方予以应允，并诚恳接待。期间，美军多次硬闯“东炮台”军事要地，甚至企图强进我军军营。10月3日，烟台党政军民根据胶东区委的指示，成立了统一行动委员会，由仲曦东任书记。10月4日，美军第七舰队两栖特遣队司令官赛特尔少将和他的副官送来“通牒”，要求八路军撤离烟台，并向他们办理移交，仲曦东等烟台党政军领导当即严词拒绝。
  10月5日至10月9日，为阻止美军登陆，仲曦东和烟台代理市长于谷莺等多次与美军进行谈判。谈判时，美方要中方确定美军登陆的时间和地点。仲曦东没有理睬，他对美方执意要在没有日本一兵一卒的烟台登陆提出质疑。美方认为，中共接收烟台，没有得到中国战区最高军事首长蒋介石的允许，如果美军登陆烟台，可以延缓蒋介石派兵来此，缓和矛盾。仲曦东严肃指出：国共正在和谈，美方作为调停者的角色，应该不偏不倚，美军在此时登陆有干涉中国内政之嫌。美方称，他们奉命为中国和平采取措施，烟台市的行政机构包括治安警察均不撤离，只是驻军撤离，进行防务移交。仲曦东义正辞严地表示，如果美军要强行登陆，中共方面将视为公然侵犯，一切后果须由美军全部负责，中共方面保留向全世界公布真相的权利。、 为了防止意外状况发生，在和美方谈判期间，仲曦东一方面报告军区，请他们在部队里进行紧急的战备动员，做好应变准备。一方面指示码头警备部队加强戒备，对登陆来访的“客人”，必须保持严肃的保卫祖国领土的负责态度，只允许美军的司令官和少数随员上岸，上岸的人不准携带武器，美军代表登岸后，其所乘小艇必须驶离码头。同时，还和于谷莺一起组织召开五万人群众大会，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造成了强大的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内战的声势。
  10月6日，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发表声明，拒绝美军在烟台登陆。10月10日，美方在重庆发表公报说：“美军将不在中国共产党所占领的烟台登陆，因该港已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控制。”“目前，美军已没有任何军事理由在烟台登陆。”烟台谈判以中方的胜利结束。10月17日，美国军舰驶离烟台。
  反对美军在烟台登陆，是中国人民外交史上的伟大胜利，仲曦东在和美军的谈判中，展现了出色的外交才能，挫败了骄横不可一世的美军，粉粹了美蒋勾结抢占烟台的阴谋，为人民军队挺进东北，开辟东北解放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详见本丛书《风云》之“阻止美军登陆烟台”）户1945年11月，仲曦东调任山东军区第六师政委，他和师长刘涌率部参加海（阳）、莱（阳）战役，并于翌年在胶济线作战，先后攻克胶（州）、高（密）重镇。1947年3月，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成立，仲曦东任纵队政治部主任。后随军转战南北，先后参加了临胸、南麻、莱芜、孟良MEE、潍县、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1949年11月，调三十二军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50年1月，随部队进军福建剿匪。1951年1月，调任华东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
  1951年10月，仲曦东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系任副主任，兼政工教授会主任，后任政治系主任。1952年3月，赴朝鲜战场见习。1955年9月，仲曦东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57年10月，任军事学院政治部副主任。
  1961年1月，仲曦东奉调外交部，._7月，出任驻捷克大使。1969年6月，任驻坦桑尼亚大使。1972年3月，任外交部副部长。1978年9月以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身份同越南政府代表团举行关于越南华侨问题谈判。1979年4月，在北京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介绍中国政府代表团在中越副外长级谈判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处理中越两国关系问题的八项原则建议。仲曦东在外交部任职20余年，为贯彻我国社会主义的外交路线，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的友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84年6月，仲曦东病逝，终年69岁。根据其生前意愿，将遗体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t＼·「 任常伦在山东省栖霞市东部的英灵山顶上，昂然屹立着胶东抗日烈士纪念塔。纪念塔的西侧，是一尊八路军战士的高大的全身铜像。他持枪伫立，雄视前方，守卫着美丽的胶东半岛。他就是著名的战斗英雄任常伦。
  一、肩负国难，少年投身革命队伍 1921年，任常伦出生于黄县东南部山区的孙胡庄（今龙口市七甲镇常伦庄村）。任常伦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当时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全家忍受着剥削和压迫。6岁时，父亲因不堪重负，得病去世。10岁时，母亲去世，被叔父收养，14岁时辍学加入打工行列。父母的去世令年少的任常伦悲痛万分，被剥削、受压迫的非人生活加深了他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对邪恶势力的憎恨和对苦难同胞的同情，激发了他敢为劳苦大众作斗争的决心。
  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的烽火在胶东遍地燃烧起来。1938年5月，黄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同年七八月间，孙胡庄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17岁的任常伦目睹了日军的恶行和八路军的顽强，多次往村干部家跑，要求参加八路军，打鬼子。但由于他年龄小，个子矮，村干部一直没有同意。同年冬天，任常伦当上了村里第一批自卫团员，埋地雷、抓“舌头”、打伏击、掐电线、破坏道路，给了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
  二、英勇善战，时刻显露英雄本色 1940年8月，19岁的任常伦光荣地参加了八路军。开始时，在黄县抗日大队当战士，同年10月又到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旅十四团二营五连当战士。在战斗频繁、激烈的胶东抗战中，任常伦表现突出。
  从第一次参加战斗开始，任常伦就显露出了英雄本色。刚入伍时，由于武器缺乏，任常伦决心要从敌人手里夺一支枪。1941年1月，八路军与日军在掖县（今莱州市）城南展开激战。开始，任常伦负责往阵地送弹药，当他把最后一箱弹药运到阵地时，战友们子弹已经打光，同敌人展开白刃战。他看到一个战友已显体力不支，立刻放下弹药箱，从背后猛地将敌人抱住，对面战友趁势一个猛刺，刺中了敌人肩膀，他乘机夺下敌人的大盖枪，回手一刺，结果了敌人。战斗结束以后，营部把这支枪发给了任常伦。
  任常伦作战非常勇敢，他常说：“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该流血的时候就毫不顾惜地去流血！”1941年3月，胶东部队围攻发城，在八路军强大的攻势下，发城外围工事逐个被攻破，到7月下旬，只残存三座三层大碉堡了。7月26日晚，部队开始强攻，任常伦首先率领突破组，冒着炮火，挥舞铡刀砍开鹿砦，为部队扫清障碍。接着又在战友们的掩护下，点燃了碉堡下的柴草，火攻敌人，顺利地攻下碉堡的底层。但龟缩在上层的残敌仍不肯投降，居高顽抗。敌人摔石头、倒开水，先爬上梯子的战友倒了下来。任常伦怒火满腔，高喊一声“我上！”立即登上梯子，此时他肩部、腿部已经负伤，浑身鲜血淋漓。当他即将接近碉堡枪眼时，被碉堡里飞出的砖块击中头部，他忍痛抽出几束手榴弹，刚塞进枪眼，便一头栽下梯子。手榴弹在碉堡内开了花，战友们乘机冲进碉堡，全歼守敌一个排。此次战斗结束后，任常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党的教育和关怀，使任常伦明确了人生价值，坚定了为人民而战的决心。人伍四年多，任常伦先后参加战斗120余次，曾九次负伤，身上11处挂彩。每次负伤他都是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苦，一直坚持战斗到底，使敌人闻风丧胆。1941年冬，在攻打小栾家据点的战斗中，他冒着敌人的炮火救出了战友史德明；在福山县猴子沟伏击战中，他第一个跃上鬼子的汽车，与鬼子拼了刺刀，腿部两处负伤，仍坚持战斗；1943年10月，在攻打伪军在诸城近枝据点的战斗中，几名战友相继倒下，他临危不惧，冲过封锁线，迅速点燃炸药包，飞身跃上梯子将炸药包扔进碉堡。
  三、带伤请战．英雄捐躯长沙堡 1944年8月，任常伦出席了山东军区战斗英雄代表大会，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并获山东军区一级战斗英雄称号。会议期间，记者多次采访他，他总是谦虚地说：“比起别的英雄，我做得还不够，还是写写别人吧，我只觉得想起毛主席，想起党，想起穷人受的苦，就什么也能豁上了！” 此次大会刚结束，日伪军纠集一千余人，开始对牙山根据地进行“扫荡”。任常伦听到消息后，日夜兼程，长途跋涉七百余里赶回部队。此时他已负伤九次，肩部还嵌着敌人的弹片，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部队首长考虑到任常伦的身体状况，安排他休息几天，等战斗结束后给部队报告此次大会情况。但任常伦坚持要求上前线，他说：“不让我打仗，我受不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鬼子横行霸道！报告，可以一边打仗，一边准备。”他再三坚持，部队首长只好批准了他的请求。
  当耀武扬威的日军钻入胶东军区十四团在海阳县长沙堡布下的口袋阵后，连续遭到三营和一营猛烈炮火攻击。敌人垂死挣扎，在小钢炮、掷弹筒掩护下，疯狂地进行突围。几十个敌人抢占了制高点左侧的小高地，严重威胁着团指挥部和兄弟排阵地的安全。担任副排长的任常伦主动请战带领九班夺取了小高地，连续击退敌人五次反扑。战士们的子弹打光了，手榴弹也用完了，增援部队未赶到。任常伦坚定地对战友们说：“同志们，我们没有子弹，有刺刀，人在阵地在！”说着带领九班战士冲入敌群，开始了白刃战。在激烈的拼杀中，任常伦左刺右杀，先后有五个敌人死于他的刺刀下。日军乱成一团，丢下几十具尸体，狼狈逃窜。当天傍晚，敌人对小高地发起了最后一次反扑，任常伦不幸头部中弹，他吃力地对战友们说：“别管我，守住阵地要紧，守住阵地就是胜利！”战友们在任常伦精神的鼓励下，斗志更坚，终于打得日军在扔下258具尸体后，落败而逃。英勇的抗日战士任常伦，也献出了自己23岁的年轻生命。
  1945年2月，黄县县政府决定改英雄的家乡孙胡庄为“常伦庄”。
  同年，胶东人民在栖霞县英灵山为英雄修建了陵墓，塑造了全身戎装铜像。英雄生前所在的连队被命名为“常伦连”，英雄的牺牲日（11月17日）被定为建连纪念日。胶东国防剧团为英雄谱写了一曲颂歌《战斗英雄任常伦》。英雄生前亲自从敌人手里夺下的，而又用它创立卓越战功的三八大盖枪，建国后被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2009年9月，任常伦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向明向明（1909-1969)，原名巨同璞，字景山，又名巨任吾。山东临胸人。历任济南市委书记、山东省委组织部长，豫鄂边区委书记，新四军三师八旅政委，鲁中区委书记、鲁中军区政委，华东野战军八纵队政委，胶东区委书记、胶东军区政委，山东省政府副主席，山东军区副政委，中共山东分局第二书记、代理书记等重要领导职务。但在建国后较长时间里，接连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1981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为向明平反昭雪，推倒过去强加于他的一切不实之词，为他恢复名誉和党籍。
  1924年，向明高小毕业后考入青州省立第四师范，因为凑集学费逾期报到被校方拒绝而失学。1925年春节后，向明只身去青岛谋生。1929年春，向明参加青岛市招收小学教员的考试被录取，分配到青岛枣园小学当教师。在枣园小学，向明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他利用课余时间，组织“读书会”，辅导学生学习中国近代史，引导他们关注时事。1931年4月，经宋哥庄小学校长张静源的介绍，向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8月，他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
  入党后，向明先后担任过青岛市沧口区委宣传委员、济南市委书记、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等职务，多次领导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同反动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3年，由于叛徒出卖，他在济南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敌人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下，他临危不惧，坚贞不屈，保守了党的机密。在狱中，他团结同志，多次领导狱中的绝食斗争，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表现出共产党员崇高的革命气节。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向明被释放出狱。1938年4月，他被调往北方局工作。1939年3月，他调任豫鄂边区委书记。同年8月，作为豫东特委、中原局及豫鄂边区委的代表，赴西华县对地方武装胡晓初部开展工作。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成功地将胡晓初的部队拉到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编为新四军游击队第六支队第二总队。向明担任第二总队政委。1940年6月，向明担任豫皖苏区委民运部长、副书记。1941年1月，调往苏中抗日根据地，担任苏中区第四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后担任苏中区委委员。当时，苏中区是连接苏南、苏北、淮南、淮北各抗日根据地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日伪军进攻的重点地区，斗争十分残酷。年仅32岁的向明，面对艰苦复杂的斗争，毫不畏惧，勇挑重担。他认真领会中共中央、华中局的指示精神，紧密联系实际，带领苏中第四军分区广大军民，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清剿”和“清乡”，发展、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巩固了抗日根据地。1942年11月，向明调任苏北区委委员。1943年6月，任苏北盐阜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新四军三师八旅政委。当时，苏北周围有日伪军两万余人，敌据点80多处，敌人不断从涟水、淮阳、淮安等地出动，对盐阜区进行“扫荡”。向明根据中央指示，带领全区干部群众，一面与日、伪、顽军进行军事斗争，一面大力加强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巩固了盐阜抗日根据地。
  抗战结束后，向明调山东工作，于1945年11月担任鲁中区委书记兼鲁中军区政委。1946年6月，国民党集中四个整编师，向鲁中解放区大举进攻。向明带领部队，向敌人展开反击战。1947年1月，华东野战军成立，向明兼任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政委。他和王建安、傅秋涛、郭化若等奉命统一指挥鲁南战役，消灭敌人5万余人，挫败了敌人的进攻计划。2月，莱芜战役打响，向明等率八纵指战员在和庄地区与敌74师交战，首战告捷，随后与其他纵队配合全线出击，全歼敌73军和46军。4月，向明和王建安又率八纵，参加了泰蒙战役，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全歼泰安守敌两千余人，收复了泰安、肥城、宁阳等县城。之后又率部参加孟良崮战役，与其他纵队一起，全歼敌整编第74师3.2万余人，击毙其师长张灵甫。
  1948年5月，向明调任胶东区委书记兼胶东军区政委。他领导胶东区军民开展了生产救灾、“三查三整”等运动。他以丰富的阅历，审时度势，抓住主要问题，兼顾地方和军队工作，在巩固新区、土改、整党、生产救灾、支前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成绩。他患有严重的胃病，但一直坚持工作，并深入到莱阳、莱东、平东、平西等县，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向明任青岛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解放的当天，向明就率领军管会三百多名干部，迅速分赴各个地点，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对官僚资本及国民党的行政、司法等374个部门，1254个单位实行全面接管。当时，军管会面临生产需要恢复，旧职人员及其家属需要安置处理，国民党的散兵游勇需要遣散，大批的农民及无业、失业人员需要安置、救济，潜伏的国民党特务组织需要侦破等一系列问题。向明分别轻重，分别对象，权衡利害，先急后缓地开展工作，并注意保护民族工商业，慎重处理旧职员和工资问题。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正确政策，赢得了工人及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支持，使接管工作于9月底顺利完成，为青岛市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搞好接管工作的同时，向明带领军管会与青岛市委、市政府一起，全力以赴地恢复、发展生产。解放当天，向明就派干部到各企业慰问坚持护厂斗争和生产的职工。6月8日，又召开全市各行业职工代表会议，推动全市工人复工。随后，陆续将事先准备的粮食、原料和燃料投入到生产中去，迅速恢复各接管企业的生产。很快，青岛市大批企业陆续复工，大批失业工人满怀喜悦的心情走上了生产岗位。此外，向明非常关注弱势群体，在改善市民生活，救济失业工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6月16日，他主持召开紧急会议，研究a济问题，决定发放救灾粮50万斤，救济最困难的失业工人、贫苦市民和烈军属。接着，又投入以工代赈粮100万斤，组织失业工人与贫苦市民参加市政工程建设。这些措施，使群众顺利渡过了难关。解放后短短4个月时间，青岛这座百废待兴的城市就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景象。
  1949年10月，中共山东分局重新建立，向明担任分局第二副书记，后任代理书记，兼任山东省政府副主席、山东军区副政委。在主持山东分局工作期间，他坚决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领导全省广大人民群众开拓进取，奋勇争先，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为山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0年6月，山东分局、山东省政府为了贯彻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精神，领导全省人民先后开展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及“三反”、“五反”运动。为搞好土地改革，向明亲自带领工作队深入基层，采取典型试验、推动全面的方法，对土地改革进行分类指导。为了推进民主改革运动，他深入工厂、联系群众，教育工人和技术人员要加强团结，同心协力搞好生产。他还亲自抓机关自身建设，强调机关工作人员一定要经常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呼声，一定要实事求是，讲究工作效率。
  1953年2月4日，向明主持召开省级机关党员干部大会，指出机关工作中存在的“七多”、“四少”的问题，即各种委员会和办公室多，会议多，表格文件多，于部调训多，变动多，限期多，兼职多；调查研究少，具体指导少，深入检查工作少，总结经验教训少。向明在部署指导工作中，不仅交待任务，而且还教给下级抓好典型工作的工作方法。他说：“从具体检查总结工作中，要用好坏两种典型事例，即群众路线和命令主义两种不同方法所产生的不同结果，去教育千部。”同年4月，他轻车简从到诸城县，分别与县委的同志和昌城区的干部进行详细座谈，到实地进行考察，并派人到诸城县昌城区和胶县桃源区收集材料。之后，分别整理成报告，并亲自附信一件，同时报告山东分局。他在信中写到：“如不深入了解下情，虚心向群众学习，善于综合下面同志的经验，我们的领导工作是太空了。”不久，山东分局、中共中央、华东局先后分别转发了诸城县委和胶州地委的经验。
  在和平建设时期，向明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那种敢于负责、不怕困难、埋头苦干、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他常说：“干革命就应该有点忘我的精神。”他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废寝忘食。他患有严重的胃病，开会时经常胃病发作，痛得很厉害，但他从不离开会场，误了吃饭，就随便喝碗稀饭应付一下。只要没有外出任务，他总是在办公室埋头工作，经常忙到晚上12点之后，虽然离家不远，却很少回家。山东分局给中央、华东局的报告，大多都是由他亲自动笔和亲自改写。他很注意学习，尽管工作繁忙，也要抽出时间读书学习。他开会讲话，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十分生动，受到大家欢迎。
  1954年，正当向明以满腔的热忱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的时候，却被错误地认定“参加了高饶反党联盟”，行政上连降三级（6级降为9级），被调到河北省，却没有分配工作。不久，山东省委错误地认定“以向明为首的反党集团”，向明受到了长达八年之久的隔离审查。他实事求是地不断向组织写申述材料，检查工作中的缺点，但从没有违心地承认过所谓反党的罪行。他始终认为，是党把他这个穷苦的孩子救出来，没有党，就没有他的生命，他对党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始终坚定对党的忠诚，一生光明磊落，顾全大局，以党的利益为重。当自己受到误解，遭到不合理的待遇，处于逆境时，他还一再表示，任何时候都“服从党的一切利益，维护党的坚强团结，决不玷污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o1963年，山东省委撤销了“以向明为首的反党宗派集团”的结论，为向明甄别平反。
  向明被解除隔离后，多次向组织要求分配工作。1966年5月，向明被分配到河北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任副所长。这时，他已身患多种疾病，身体状况很差，但他十分珍惜重新获得的工作机会，工作十分认真，想尽多地为党和人民做些工作。此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他被戴上“反党分子”“走资派”“叛徒”等种种帽子，遭到残酷迫害，先后被揪斗、批判、关牛棚，甚至被殴打和假活埋，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尽管如此，他始终坚信党一定能还他历史的清白。在干校里，尽管天天受到批斗，忍受着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但他从不灰心丧气，不悲观失望，始终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超常的革命意志。劳动时，他不顾自己年迈体弱，和年轻人抢着干繁重的农活，还争着上脚手架盖房。他经常关心、帮助同志，看到同事家里经济困难，就主动捐钱，慷慨相助。他自己买了理发工具，为大家服务。干校里看不到报纸，他就自费买了半导体，供大家使用。他还自费买了一套木工工具，为大家打做桌椅板凳。
  尽管向明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残酷的迫害，但他仍能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公正负责地为许多受迫害的老同志的历史作证，澄清问题，使得他们能得以尽快地解放。这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强的党性和优秀品德，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实事求是，坚持原则，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
  庄国瑞庄国瑞（1904-1940)，原名庄有庆，曾用名庄扶吾，山东省莱阳县任家疃村（今属莱西市）人。他是莱阳早期的共产党员，莱阳抗日武装的创始人和领导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六十一团团长，南海特委军事部长，胶东抗日部队的优秀干部。
  1922年，庄国瑞考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该校是山东最早的共产党员王尽美、邓恩铭所在的学校，革命气氛浓厚。同学中经常传阅着《山东劳动周刊》《晨钟报》等进步报刊，庄国瑞积极阅读，从中学到了许多革命理论。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和北伐浪潮的兴起，山东军阀张宗昌已是日暮途穷，愈加倒行逆施，疯狂镇压群众的革命活动。庄国瑞和同学们顶着高压纷纷走上街头，加入到工人、农民、市民反帝反封建的行列，在斗争的实践中更增强了投身革命的愿望。
  1925年夏，他和几个同学认真学习孙中山关于国民党改组后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对“三民主义”新的解释后，一起加入了国民党。翌年初，为发动工农迎接北伐，他受省党部派遣返回莱阳，以县立第二高级小学为基地，与国民党员赵国栋、葛覃一起发展国民党员90余名，其中包括以宋海艇为首的共产党员十余名，建立了国民党莱阳县临时县党部。他在与共产党人的接触中，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1926年夏，庄国瑞又回到济南，并考入省立山东大学（今山东大学前身）社会科学系，一方面继续求学，一方面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失败，他便于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后退学回到了家乡。
  1932年春，庄国瑞被聘为李格庄高级小学校长后，经战44云、谢明钦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任校长期间，经常向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揭露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劳苦大众的罪恶，讲授革命道理。同时，与左友文、李天赐等共产党员，以教师身份在周围村开办农民夜校，在教识字、学文化的掩饰下，向农民讲解共产党的主张和革命道理，唤起民众觉醒，并从中物色对象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建立起党组织。1933年夏，他与梁辑卿、王军光同志组成西南部区委，有力地领导了莱阳西南部地区的革命活动。因此，受到国民党县当局的迫害和打击。是年冬，他和战倬云、左友文到莱阳城北苇夼一带活动，遭到国民党区队的包围，突围后转移到南墅一带，住在唐家庄国民党的区长刘英臣家里。经过几天在此隐藏，不仅躲过了难关，还动员刘英臣将两支匣子枪献出用于革命活动。1934年初，国民党县长梁秉Q命令七区区长刘东阳带入去逮捕庄国瑞，由于他事先得到了刘东阳送的消息，未遭逮捕。2月17日，中共莱阳县委军事委员贾丕钦被捕叛变，带领“捕共队”到处搜捕地下党员。23日，党组织通知庄国瑞敌人将去李格庄高小。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他首先通知共产党员王海山马上转移，而自己抓紧销毁了党的机密文件后才离开学校。
  莱阳一片白色恐怖，多数同志转移外地。庄国瑞于夏季带领妻儿来到青岛，经人介绍在四方小学任训育主任，以教学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随后，莱阳遭到通缉的共产党员不少亦相继潜来青岛，并多在他家落脚，他家便成了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站。同志们不仅吃住在此，有的连路费也是庄国瑞准备。1936年9月26日，庄国瑞外出活动，夜间回家途中被敌人跟踪逮捕。敌人把他作为要犯押解济南。他经受住了敌人的多次严刑拷打，未暴露半点消息。敌人无确凿证据，只好将其在济南监狱长期羁押。他虽身陷囹圄，但仍坚持斗争，直至抗战开始。
  二卢沟桥事变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山东的政治犯被释放，庄国瑞被释放后急速奔返家乡。莱阳的共产党员、进步师生、爱国人士等汇集成一支强大的抗日骨干力量，庄国瑞和同志们一起发动全县人民展开了如火如茶的抗日救国斗争。
  回到家乡后，庄国瑞和张咨明、张益民、李佐民、崔涛等民先队员到市集街头演讲、贴标语、撒传单，宣传民先的性质和任务，号召民众参加民先，团结起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莱阳西部村庄的民众在短时间内即被发动起来，形成了“家家有民先队员，村村有民先组织”的大好局面。’1937年12月，莱阳的党员、民先队员代表20余人在孙受小学开会，按省委指示，重新组建了莱阳县委，成立了民先莱阳县队部，庄国瑞被推举为县委军事部长。1938年2月，县委和民先队部在小院村召开扩大干部会议，决定正式建立抗日武装。不久，成立了庄国瑞负责的抗日游击队，对外称民先宣传队。
  按照上级指示，在胶东特委政治特派员宋竹庭的帮助下，莱阳县委以武装宣传队为基础，于1938年3月11日，在河崖村发动了莱阳抗日武装起义，建立了“第三军”第九大队，庄国瑞为大队长，张咨明任政委，宫兼三任副大队长，下设三个中队。在河崖村西古庙里举行的建军仪式上，庄国瑞激动地讲了话。他号召大家要讲团结守纪律，不怕流血牺牲，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奋勇杀敌灭寇，誓死保卫国土，决不辜负父老乡亲的期望。全体战士和在场围观的群众对他的讲话报以热烈掌声。队伍初拉起来时，刚拿起刀枪的农民难免自由散漫，纪律松弛，庄国瑞针对战士的表现，及时宣布了纪律，进行了整顿。接着，这支队伍开赴招（远）莱（阳）栖（霞）边区一带村庄，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走到哪里就宣传到哪里，鼓动民众拿起刀枪武装自卫。第九大队所到之处，大都住学校、庙宇、祠堂等处，和农民吃一样的粗粮糠菜，并帮助老百姓干活劳动。由于军风端正，与民共苦，深受爱戴，群众赞颂说：“自古常言‘兵匪一家’，现今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却是‘军民一家’，有这样的军队中国何愁没有希望！”第九大队的军风声望传遍四方，不仅一些农民、教师、学生纷纷参军，栖霞的一支地方武装和招远的“白旗会”也慕名加入到第九大队来。仅月余时间，起义军就发展到150余人，拥有长短枪60余支及其它武器，壮大成一支初具规模的抗日武装。4月中旬，第九大队接到胶东特委和“第三军”总部关于北上黄县接受统一整编的命令。临行前召开北上誓师动员大会，庄国瑞对全体战士进行动员说：“同志们，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和民众搞好关系，都要联合一切革命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战胜利！”会后队伍整装上路，他们高举军旗一路行军，一路宣传群众，并战胜了反动武装的封锁搔扰，于5月下旬胜利到达目的地。全体干部战士在石良集、文基姜家受到了胶东特委和“第三军”总部林一山、宋澄等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第九大队先是与黄县一支地方武装合编为二十四大队，庄国瑞任副大队长，后又在姜家店与黄县的“第三军”第三大队合编为第四路，简称“第三军”第四路。此间庄国瑞着重于军队建设，合编过来的其他部队虽然武器充足，但士兵政治素质较差，富家子弟较多，喜欢吃喝玩乐。庄国瑞在制定严格军事纪律的同时，坚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因而很快改变了军队面貌，受到了根据地人民的拥护爱戴。8月12日，“第三军”与“第三支队”合编，“第三军”第四路编入六十一团。9月18日在掖县沙河镇召开纪念九一八大会上，按上级指示，“第三军”改称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此间庄国瑞曾任过六十一团营长、团长，兼任掖县县委军事部长、县大队政委等职。他率领部队参加过掖县沙河镇、蓬莱花家夼等多次战斗，作战中果敢指挥，屡战获胜，充分显示出卓著的军事指挥才能。
  三 1939年，“第五支队”在与敌多次交战中大量减员，兵力不足。为此庄国瑞奉命由部队转到地方，以南海特委军事部长的身份，在南海各县继续拉队伍。到当年秋，他陆续向胶东部队输送百名战士，再次为胶东建军作出重大贡献。年末，胶东特委又派他与袁超、乔天华等同志到昌邑一带开辟工作，组成高（密）昌（邑）平（度）工委，庄国瑞任工委宣传部长等职。
  1940年春，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投降派赵保原最为猖狂之时，庄国瑞奉五支队总部命令，调回南海东部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建立游击队。4月初的一个傍晚，他早早吃过晚饭，车子上带了一个用红包袱裹着的席制盒子，内装其母亲的两双绣花尖鞋，乘夜出发，和另一同志装扮成走亲戚的样子，深入到莱阳东南乡敌占区执行任务。次日，在从姜疃继续向东南活动时，走到高格庄与羊郡之间同国民党四区队相遇，遭到盘查。幸好区队中有他的一个学生，从中极力掩护并暗示他迅速离去。后终被歹徒报告敌区署，区长王文峰遂派人在后面追赶。庄国瑞等行至莱阳东南边境的小滩村（今属海阳市），奔波一天一夜，口千腹饥，进入一饭馆吃饭，被敌人乘机围困逮捕。当莱阳县委得此不幸消息，再积极营救时，他们已被转到万第苍山监狱。
  庄国瑞在莱阳的声望，赵保原早有所闻，他如获至宝，亲自审讯劝降。他喝令左右为庄国瑞松绑，亲手侍坐献茶，装作一副假仁假义的模样，说道：“国瑞兄，你的胆识才略，我早已知道。我赵某是爱才之人，只要你归顺于我，旅长、处长凭你选择。”庄国瑞愤怒答道：“我庄国瑞自幼矢志报国，自加入共产党那天起就没想另走他路，岂能与你这民族败类同流合污！”赵保原被骂得恼羞成怒。他知道庄国瑞是铮铮铁汉，不能易其心志，立即凶相毕露，又将其投入监狱。在狱中，庄国瑞受尽种种酷刑，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他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赵保原见庄国瑞软硬不吃，无可奈何，决定将他杀害。
  1940年5月11日，赵保原驱赶周围村庄的百姓到万第东南的石庙村参加大会，并派其副师长张起陆临场监刑。刑场上并排着两口铡刀，令人毛骨悚然。几名共产党员被押赴刑场，庄国端走在最前面。只见他身着镣铐，步履蹒跚，但却昂首挺胸，浩然正气。临刑前他环顾左右，恋恋不舍地辞别乡亲，然后双手举过头顶，振臂高呼：“打倒投降派！”“中国共产党万岁”，从容就义，年仅37岁。
  刘汉刘汉（1916---2008)，原名刘慕蕃，字汉云，山东省文登县（今威海市文登区）河北村人。曾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长，少将军衔。
  1931年，刘汉考入文登初级中学，开始接受新思想。1934年到济南师范学校读书。“一二·九”运动后，他在该校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刘清禄（安波）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在校组织救国会，并参加了山东各界救国会活动。1936年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北平成立后，济南师范的救国会组织改称民先队，刘汉成为民先队的积极分子。刘汉在校内组织读书会，团结进步同学，还在济南《新亚日报》等报纸上创办副刊，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同年11月，他又参与发起援助绥远抗战，在街头开展宣传募捐活动。
  1937年，刘汉从济南师范毕业回到文登任小学教员，3个月后转任文登县立第五小学校长。同年秋，中共山东省委派林一山回胶东发动抗日斗争，联络刘汉等在各校任教员的原民先队员，利用国民党县长集训小学教员的机会，酝酿组建抗日武装。1937年12月胶东特委发动了天福山起义，组建“第三军”。翌年2月，刘汉参加了这支队伍。
  刘汉参军后，在“第三军”政治部负责宣传工作。他组织战地服务团，在部队和地方群众中进行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活动。1938年9月，“第三军”正式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刘汉任支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转为正式党员。12月调胶东军政干部学校任副校长（校长由林一山兼任）o1940年4月，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第一大队来到胶东，与胶东军政干校合并，成立了抗大胶东支校，刘汉任校长。学校开学不久，就遇上了日伪军在胶东发动的“六一大扫荡”。当时学校共有六七百名学员，武器装备很差，处境十分危险。刘汉与政委廖海光、副校长贾若瑜一起组织全校教员、学员，依靠山区与敌周旋，取得了反“扫荡”斗争的胜利。（详见本丛书《风云》之“胶东抗大”） 1940年8月，刘汉调回山东纵队第五旅（由原“第五支队”改编），继续担任宣传科科长。次年3月，刘汉经清河区转赴鲁中参加山东纵队召开的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期间，集体去115师参观，学习了老红军部队的政治工作经g°,1943年4月，刘汉任胶东军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1943年9月参加了胶东区委举办的整风学习班。1944年6月奉调鲁南，任山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教育科科长，曾先后到鲁南、鲁中和滨海军区的部队检查帮助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奉命去东北，1945年9月由胶东渡海到达安东，任辽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1946年参加了临江战役。1947年在辽东军区各部队中，宣传推广第三纵队的诉苦教育经验，组织宣传队到部队演出《白毛女》，密切配合诉苦运动的开展。还积极推动各部队开展立功创模运动，进行战评活动，提高部队的斗志，保证夏、秋、冬季攻势战斗任务的完成。
  1948年5月辽东军区撤销，改建为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刘汉被任命为兵团政治部秘书长。8月调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秘书处处长。9月辽沈战役发起，参加了攻克锦州和辽西会战。辽沈战役结束后，随军入关，参加了平津战役。1949年4月调任第四十二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参加解放河南安阳等战斗。四十二军入川后，在万县招收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组成四十二军干部学校，刘汉兼任该校政治委员，主持学生的训练工作。1950年1月随军返回东北。7月调任解放军总政治部秘书处处长。1955年任总政宣传部学校教育处处长。1956年7月任总政宣传部副部长，长期分管军队院校政治理论教育工作。1960年春至1963年春，参与组织编写山东军区抗日战争史。
  在“文化大革命”中，刘汉受到诬陷。1975年7月平反恢复工作，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长。1983年9月调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顾问。
  1955年9月，刘汉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曾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73年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85年2月离职休养。离休后，主持编写了《罗荣桓传》。2008年8月，在北京病逝。
  刘坦刘坦（1910---1979)，原名刘振庆，化名李文隆。山东省莱阳县顾家村（今属莱西市马连庄镇）人。
  刘坦幼时在田家村小学读书。该小学的教员因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思想比较进步，在授课时常给学生讲授一些新思想、新知识，刘坦受此影响，思想渐趋进步。在此带动下，1925年8月，刘坦与刘兰芳、田绰永等20余人在田家村小学成立“少年同志社”（后改名“乡村教育研究会”），从事乡村教育研究。因受《大众哲学》、《少年漂泊者》、《莫斯科印象记》等革命书刊的影响，“少年同志社”渐将宗旨改为以反对封建迷信，宣扬自由民主为内容的研讨与宣传。1927年，刘坦转学到县立崖后第七小学。英语教员庄国瑞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送给刘坦看，书上讲的“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对刘坦启发很大。这年冬天，刘坦在本村办起农民夜校，教农民识字，宣传“三民主义”，后来还组织起农民协会。1930年刘坦毕业，当了小学教员。他与“乡村教育研究会”的成员一起，对农民进行宣传发动。在他们的组织下，贫苦农民斗争了柏林庄镇叶家庄村的大地主陈东明。
  1933年6月，刘坦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中共莱阳中心县委成立。中心县委在莱阳建立了三个区委。其中西北部地区，由刘兰芳、刘坦、田绰永组成区委，活动中心在马连庄、军寨一带。在招莱边区党组织发展壮大的大好形势下，为加强边区党的领导，8月，中心县委派王之凤到招远道头小学，组建了中共招莱边区特别支部。李厚生任书记，刘坦、刘兰芳等6人为委员。特支下设莱阳边区委和招远边区委。其中，莱阳边区委书记由刘兰芳担任，刘坦任组织委员。该边区委辖顾家、田家、马连庄、河崖、洼子、军寨、崔格庄、邹家埠后、王屋庄等9个党支部，60余名党员。在扩大党的队伍的同时，边区委组织党员在周围村庄、集市、学校撒传单贴标语，揭露军阀政府和地主豪绅欺诈勒索、草菅人命等罪行，发动贫雇农起来同地主恶霸展开增加雇工工资和减租斗争。这些活动，使莱阳西北边区党的工作蓬勃发展，已成为党的边区根据地，当时有莱阳“小苏区”之称。
  莱阳中心县委建立后，在扩大党的队伍的同时，指示各区党组织创造条件，建立革命武装组织。1933年秋，莱阳西北边区委成立了以刘世忠任队长、刘兰芳任指导员的10人游击队。初创时期，枪支If乏。为筹集枪支，游击队经常外出活动，夺取敌人武器，扩大队伍。1934年1月，县委委员刘松山与刘兰芳谋划，打算夺取招远马家乡公所和大地主马维训的两挺“手提式”机枪。游击队员化装成招远县国民党政府官员，由刘坦作向导，于22日突然闯入马家乡公所，逼乡长交出“手提式”机枪和200块现大洋。接着，由乡长带路，智取了马维训的机枪和100块现大洋。后来，这两挺机枪在1935年胶东区“一一·四”暴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莱阳党组织的蓬勃发展，党的武装的不断壮大，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恐慌。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将这种情况归咎于县长杨酉桂对共产党镇压不力，于1933年11月，将梁秉w从滨县调到莱阳任县长。梁秉锟上任后，大造反共舆论，制造白色恐怖，疯狂捕杀共产党员。其中，莱阳西北部的招莱边区根据地是国民党反动派搜捕的重点地区。1934年2月，边区委书记刘兰芳被捕遇害。刘兰芳被捕后，招莱特支成员刘坦、李厚生、田绰永、王德庵于2月底在招远边界的高山洼村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已暴露身份的刘坦、李厚生、顾万言等转移到黄县、蓬莱开展工作；未暴露身份的留边区坚持斗争。会议决定派李厚生负责寻找胶东特委。6月，李厚生在文登与胶东特委接上关系。特委指示，由刘坦负责招莱特支，恢复整顿边区党组织。刘坦接到指示后，由蓬莱回到招莱边区，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中，秘密发展新党员，恢复整顿了一部分党组织。11月，团省工委调刘坦、李厚生到青岛受训。两人在青岛受训后，团省工委决定让刘坦负责恢复发展招远边区党组织。刘坦回县后，按团省工委指示，撤销招莱特支，成立招远特支，刘坦任书记；并决定莱阳边区党组织暂由李树芬负责，待机移交莱阳县委。
  1935年4月，团省工委遭破坏，团省委书记刘宜昭被捕叛变，以省委名义骗刘坦和李树芬去青岛汇报工作。刘坦二入一到青岛便被特务逮捕。面对审讯，刘坦矢口否认李树芬是中共党员，使李树芬获释，刘坦则被判刑五年入狱，辗转在李村第八监狱、青州监狱关押。在狱中，刘坦以绝食方式，继续同敌人坚持斗争。卢沟桥事变后，刘坦被送入济南反省院。在抗战热潮中，济南反省院的政治犯组织起来斗争，要求出狱抗战。1937年9月，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v接受中共代表意见，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答应释放政治犯。10月，刘坦获释出狱。
  刘坦回乡后，找到了在招莱边区以教学为掩护坚持工作的党员田绰永、李树芬、顾云生、臧商彝等。他们共同研究决定：一要立即恢复党组织。把隐蔽的党员组织起来，成立党组织，领导民众救亡运动；二要以民先名义组织发动民众抗日，以抗日大局为重，避免与国民党地方势力公开斗争。经过短时间的组织发动工作，成立了中共平（度）招（远）莱（阳）掖（县）边区临时委员会，通过民先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12月底，中共莱阳县委成立，广泛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鼓动工作。为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开创抗日救国运动新局面，1938年2月，莱阳县委成立了民先县队部驻莱阳城办事处，负责同国民党莱阳当局谈判。谈判的主要任务是争取让国民党当局发放武器给民先，组建抗日武装组织。刘坦担任办事处主任。从2月至3月，为争取国民党当局共同抗日，并拨发枪支武装民先队，刘坦等即与国民党莱阳当局进行谈判。刘坦等人提出两个议题：一是国共团结合作，建立统战关系；二是国民党政府拨发枪支武装民先，军民共同抗日。经过几轮谈判，双方达成共同抗日协议，国民党政府同意拨枪500支武装民先。可正式交接枪支时，国民党当局却又食言，不承认民先办事处，使谈判陷入僵局。3月中旬，在日军进犯莱阳前夕，刘坦紧急约见国民党当局负责人，要求其派兵出战，并发给枪支，武装农民游击队打击日军。双方虽达成了共同抗日协议，但枪支问题仍未解决。通过与国民党当局的这几次谈判，虽然在发枪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但借机向国民党当局表明了共产党的抗日方针和政策，使他们不得不服从抗日大局，组织县保安团和各乡校武装参加抗击日军的战斗。
  1938年4月，刘坦担任中共莱阳县委书记。抗战以来，中共莱阳县委对人民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发动和组织，人民的抗战运动如火如茶。可是，这一切却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积极贯彻国民党中央提出的单纯政府包办的片面抗战路线，采取“限共”、“反共”的反动政策，处心积虑地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8年6月，他们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岚事件”06月24日，国民党南岚乡校将共产党接管的马连庄小学查封，并逮捕了校长田绰永等人。刘坦立即发动师生和群众一千余人，于26日到南岚请愿，要求放人。刘坦向群众宣布：“我们是和平请愿，当前主要敌人是侵华日军，只要乡校放人，我们仍与乡校团结抗日……”当请愿群众到达南岚村北岭时，50多名乡校士兵和学员荷枪实弹，拦住去路。教官郭瑞八殴打请愿群众，激起公愤，请愿群众涌向士兵，士兵向空中鸣枪。刘坦看气氛紧张，向士兵高喊：“老乡们，不要开枪，我们都是乡邻……”话未说完，郭瑞八开枪把他打倒。刘坦左腿被打断。士兵们随即向群众开枪。两人被打死，另有四人重伤，六人轻伤。
  ，南岚乡校枪杀请愿群众事件发生后，刘坦等20多人被捕。莱阳县委在揭露国民党莱阳县政府枪杀请愿民众，破坏国共合作，无理捕人罪行的同时，积极营救被捕同志。经过斗争，刘坦得以保外就医，后借机返回。此后，刘坦离开莱阳，到胶东区委工作。历任胶东区委组织部组织科科长、代理组织部长兼牙前县委书记，胶东行署工商局监委书记，南海地委副书记，北海地委书记兼北海军分区政委，胶东区委常委、胶东行政公署主任、党组书记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刘坦历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上海市人委监委副主任，华东工业部副部长，国家一机部党组成员、基建司司长、电器局局长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刘坦遭到迫害。粉碎“四人帮”后，党组织恢复了他的工作。1979年3月，刘坦因病逝世，享年69岁。
  刘元宪刘元宪（1908-1968)，山东省牟平县（今烟台市牟平区）唐家夼村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带领民兵运用地雷战炸死炸伤大量敌人，被授予“民兵英雄”“爆炸大王”称号。
  刘元宪早年丧父。母亲和四个孩子，相依为命，艰苦谋生。1940年冬天，刘家ly乡的于长仁、水道镇的刘日泰，秘密来到唐家m(1980年改名唐村），宣传闹翻身搞革命的道理，成立了农会小组。会员有王玉山、刘元宪、孙乐温、徐栋、王纯、王纲、于信等，组长是王玉山。1941年春，王玉山因疏忽大意，弄丢了农会名单，名单又被坏人捡到，送给了住崖子（今属乳山市）的投降派苗占魁。二月二十二日，苗占魁率部到朱车企图消灭东海独立团未成，返回时在青虎山住下，要唐家夼群众挨门挨户列队点名送饭，当点到徐栋、孙乐温时，立即把徐、孙两个农会会员逮捕（因徐、孙二同志公开身份都是阊长），带到乳山崖子，两天后，在樗树崖（今属乳山市）将二人杀害。这次流血事件，教育了苦大仇深的刘元宪，他认为对待荷枪实弹的敌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枪对枪刀对刀才有出路”。
  1938年2月5日（正月初六），日军侵入牟平城。1940年，日伪先后在水道、象岛（养马岛）、高陵、解甲庄等地设立据点，以这些据点为巢穴，不时出动烧杀、抢掠、奸淫、抓捕。无辜百姓如坐针毡，时有家破人亡之忧。唐家夼有个土豪叫孙明轩，原在国民党政府干七区副区长，日军侵入牟平后，又在水道区千上了伪区长，兼任新民会的股长。孙明轩忠实地为敌人效劳，巧立名目摊派捐税，时常回村搜集情报，并以本村为基地，搜刮粮食，资助敌人。当时有的人把唐家夼叫做“汉奸夼”。中共地下组织在唐家夼针锋相对地发动群众进行抗捐、抗税、反资敌的斗争，并成立了八人抗日游击小组，刘元宪担任抗日游击小组组长，他带领游击小组经常出没于水道周围10几个村落之中，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反特锄奸，团结抗日，抗捐抗税。他们把资敌的粮食截下来，交给抗日政府，抗日政府根据上交的粮食，颁发缉私奖金，刘元宪就用这笔奖金买了两条“七九”步枪，又凑集了一些土枪，武装了自己。1942年刘元宪被选为民兵团团长，194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3年夏季，刘元宪到区武委会开会，区上的同志分析了敌人进行“清乡”和“夏季大扫荡”的形势，对驻水道日军的最近行动进行了具体分析。发了两个大地雷给刘元宪，抱回家后，民兵们见发了新式武器，乐得手舞足蹈。有了武器，如何使用？当时区上只做了简单说明，没有时间进行严格的训练。开始埋雷时，用绳子拉弦，绳子长了容易把线拉断；短了，容易暴露目标。刘元宪苦思冥想，不得要领。反“扫荡”迫在眉睫，延误了时机，就会给百姓造成严重灾难。经过几个日日夜夜的反复试验，终于创造了一个新的引爆方法——绊脚雷。具体方法是用一根既细又有韧性的白线，一端接在地雷上，一端拴于隐蔽处，地雷埋于敌人的必经之路。只要碰上引线，就会爆炸。他们依此法在东山顶“毛龙道”上埋上两个地雷和两颗手榴弹。五月的一天清晨，站岗的回来报告：“敌人出动了！一个小队，30多人，朝唐家1F方向走来！”为了诱敌上钩，民兵在东山顶上打了一枪，敌人听到枪声，直扑山顶，果然踏上了地雷，几声巨响，地动山摇，地雷、手榴弹相继爆炸。炸死的日军血肉横飞，活着的日军喊爹叫娘，向水道老巢抱头鼠窜。这次战斗，旗开得胜，炸死敌人九名，重伤四名，炸毁敌人机枪一挺，炸死狼狗一只。缴获子弹200余发，手榴弹10几个。地雷战从此大显威风，狠狠打击了鬼子夏季“扫荡”的反动气焰，百姓拍手称快，民兵士气大增。
  敌人遭到惨重打击，驻水道日军头目秋野气得火冒三丈，连续三次派人到唐家夼送信。要唐家夼派人到据点送财送物包赔损失，赔礼道歉，否则就要大兵压境，把唐家夼化为灰烬。在敌人的威胁下，群众惶惶不安。在这关键时刻，刘元宪无所畏惧，斩钉截铁地动员民兵，教育群众：“我们埋地雷打鬼子反扫荡是天经地义的事，向敌人赔礼道歉，就是投降，就是自取灭亡！只有坚持斗争，才是唯一的活路！敌人送上门来，正是消灭他们的好机会！”他首先组织群众坚壁清野，并安排民兵掩护群众，转移到南山安全地带。同时派人到区武会汇报，从区武会搬来了大量地雷、手榴弹，加强装备。然后发动指挥民兵在山坡、路口、街头、巷口、场园、院落，到处埋上地雷，布下了地雷阵。民兵们枕戈达旦，严阵以待。日军尝到了“铁西瓜”的苦头，第二天没敢出动，傍晚派汉奸孙明轩回村探听消息，这个投敌分子回村后，偷偷地在民兵干部的门上画了暗号，以便暗示鬼子纵火焚毁。民兵们跟踪了他的行动，发现了暗号，随手将暗号擦掉，并将计就计地把暗号画在孙明轩和他的几个为非作歹的亲属的门上，第三天大批日伪军奔向唐家夼。第一批鬼子进村，没踩上地雷，放火烧掉了孙明轩的哥哥孙家海的房子，接着又烧了学校。第二批鬼子刚进村，认为没有什么问题，正准备大肆烧杀抢掠，地雷山崩地裂般地爆炸了。一个敌人当场毙命，两个敌人受了重伤，进犯的日寇如惊弓之鸟，丢盔卸甲落荒而逃。秋野这次进犯唐家夼，像第一次一样，“赔了夫人折了兵”，什么便宜也没得到。至此以后，“汉奸夼”的臭名一扫而光，刘元宪带领的民兵队伍声威大振，群众的抗日情绪高涨，自动地捐款给民兵买雷买枪，扩大武装力量。
  1944年1月，胶东军区在栖霞县牙山召开“英模大会”，许世友司令员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表扬了反奸除霸杀敌立功的模范人物，授予刘元宪“民兵英雄”光荣称号，并奖给他一支步枪和一套衣服。在这次会议上，刘元宪向海阳县的民兵英雄赵守福学习了许多爆炸经验，并向赵守福提出了挑战。
  敌人进犯唐家夼连遭惨败以后，一提起刘元宪的民兵爆炸队就丧魂落魄，心惊胆寒。他们绞尽脑汁图谋报复，妄想把唐家夼的民兵斩尽杀绝。汉奸孙明轩也处心积虑地为主子出谋划策，他们终于想出了一条狠毒的计策。1944年农历3月27日，孙明轩指使汉奸孙家平（孙明轩的弟弟）、孙乐俊（孙明轩的侄儿），趁民兵连续取胜麻痹轻敌之机，把埋好的地雷弦全部剪断。28日拂晓，这帮汉奸领着日军包围了唐家/11O民兵们仓忙应敌，突围不及。民兵孙乐成当场牺牲，政府情报员张德恒被鬼子用刺刀捅死，民兵刘恒春和教员李仁夫身负重伤，民兵王纲被捉。但敌人让地雷吓破了胆，不敢在唐家夼长时间逗留，仓慌逃走。回至据点后，立即杀害了王纲，把头颅挂在水道大街上示众，然后又装在木箱里，捎回唐家夼。妄图以这种残酷手段慑服群众，镇压抗日。
  刘元宪接受了这次事件的惨痛教训，并向上级、向群众和民兵，深刻检查了自己的麻痹轻敌思想，决心百倍警惕，反特锄奸誓与日军血战到底，为中华民族和无数死难烈士报仇雪恨。通过几次战斗，民兵的“绊脚雷”方法也被敌人识破。鬼子每到一处，首先强迫伪军或者百姓查雷、起雷。为了“反起雷”，刘元宪和民兵一起，集思广义想出了应变措施，又创造了一种新的爆炸方法，就是“子母雷”。所谓“子母雷”，就是在一个地雷的下面又连上一个地雷，上面的母雷虽然能挖出来，连在下面的子雷却不肯“就范”，立即爆炸。同年初夏，民兵们侦得敌人的动向，在四顶子山上埋上了“子母雷”，并把敌人引到山顶的小路上。20多个鬼子登上了山顶，发现了埋雷地点，十多个敌人围成一圈，让一个有经验的鬼子小心翼翼地扒土起雷，地雷暴露出来了，那个鬼子高兴得抱着地雷往上一提，子雷怒吼了，声如闷雷，震耳欲聋。六个鬼子坐上“土飞机”粉身碎骨，两个敌人缺腿断臂身负重伤，余下的十几个鬼子两个人抬着一具尸体，犹嫌人手不足，勉强逃回了老窝。站在远处的民兵看到鬼子的狼狈相，无不欢呼雀跃。战后，刘元宪写信向赵守福介绍了“子母雷”的经验，赵守福立即把“子母雷”的方法运用到海阳的地雷战中。
  “一计不可二用”，敌人吃了“子母雷”的亏，以后不敢动手挖雷了。但他们既要抢、杀、焚、掠，就不能龟缩在据点里按兵不动，他们为排除地雷，伤透了脑筋。以后每次进犯，都派群众拖着竹耙在前面清路。为了对付敌人的竹耙清路，刘元宪又发明了“夹子雷”，也叫“翻子雷”。引爆装置类似于捕打老鼠的夹子，夹子埋在地下，竹耙在上面拖，无济于事，但只要用脚踩上夹子，夹子的反弹力就会引起地雷爆炸。他们还在安放夹子的地点制造一些假象，如坐上一个“腚窝”，踩上行路的“脚印”，磕上一堆“烟灰”，使敌人产生错觉，认为“安全无事”，可以大胆通行。他们利用“夹子雷”又在徐家寨东岭上炸死炸伤敌人六名。
  秋野每吃一次亏都气得小胡子直颤，大发雷霆，但他对地雷束手无策，拿刘元宪没有办法。秋野使出黔驴之技，到处贴告示，悬偿捉拿刘元宪，谁能捉到刘元宪，赏伪钞四千元。但刘元宪不但毫无怯意，“开展地雷战，消灭侵略军”的决心更加坚强了。他带领民兵神出鬼没，插入敌人的心腹地带，把地雷埋在敌人的门口，挂在据点的围墙上，同时开展麻雀战，搅得敌人坐卧不安，提心吊胆，寸步难行。
  1944年8月24日，刘元宪带领民兵积极配合主力部队，攻克了水道据点。
  水道解放后，刘元宪被调到牟平城南喁峡河、永安庄、高格庄、羊角埠、董格庄、阎家庄一带，担任爆炸队长，配合牟平独立营，先后用地雷炸死敌人三名。1945年8月18日，牟平城中的守敌弃城逃窜，我军进入牟平城。10月，刘元宪正式脱离生产，历任桂山、金山、蛟山等区武装部长。1947年国民党军队进攻胶东时，刘元宪又被调任牟平县爆炸队长，用暗雷炸死国民党军十多人。国民党军撤出牟平后，他又带领爆炸队活动在烟台外围孙家滩一带，继续坚持对敌斗争。
  刘元宪饱经忧患、长期斗争，积劳成疾。为了照顾他的身体，1948年5月，组织安排他回乡做基层工作。回乡后，曾担任唐家夼乡乡长，从1958年到1964年任唐家夼大队党支部书记。他十几年如一日，向后代传授革命斗争经验，发扬革命传统，不减当年英雄本色。
  刘元宪在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中，带领民兵共炸死敌人33名（其中日军23名，伪军10名），炸伤敌人十余名，多次出席胶东军区和省军区的英模大会，荣获“爆炸大王”光荣称号。刘元宪先后获得锦旗三面、奖章三枚、奖状十几张，还获得了枪支、锨镢、衣服等奖品。
  刘经三刘经三（1906--1937)，原名刘炳礼，字经三，山东省牟平县十区IhH岭乡黄39村（今属乳山市）人。1922年，少年刘经三在寺山学堂读书。1929年春，刘经三代父到牟平县出席乡长会议。国民党县长郭培武在会上大肆宣扬“部下杀人，本县照样赔偿死者500元”的“德政”。血气方刚的刘经三勃然大怒，站起来说：“县长大人，好贱的人命啊！假如你被打死，赔偿1000元，能算事吗？”惯于作威作福的郭培武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质问得瞠目结舌，狼狈不堪。
  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沦陷，国难当头，穷苦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刘经三“忿国家之危机，恨南京政府之恶劣”，深刻地认识到“欲改变国弱民穷的现状，非走革命的道路不可”。因而，1932年秋，他经宋竹庭、于俭斋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的思想得到升华，斗争觉悟迅速提高。刘经三利用社交广泛，熟人多等有利条件，宣传革命，发展组织，先后介绍宋绍九、李国屏、于建业等人入党。当时的牟平县东南乡，是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党组织在老鸦庄、刘伶庄、水道、午极、地口一带及文登边界地区得到广泛发展。尤其于建业、于克恭等入党以后，他们广泛地结交农民，使党组织深深地扎根于农民阶层，壮大了革命力量。
  1933年1月，刘经三任中共牟平县委书记。这期间他领导全县党员，宣传反帝、反封建以及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发动抗战，使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党组织遍及全县。1933年春，胶东各县共产党组织相继建立，但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莱阳县委书记张静源，受中共山东省委的派遣，到牟平等地筹建中共胶东特委。刘经三与张静源一见如故，首先安排他到刘伶庄小学工作，与宋绍九、于子聪取得了联系。之后，刘经三又奔走各县，与各地党组织联系。后来，胶东特委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指示刘经三着手建立霄龙寺联络站。
  霄龙寺是一座荒废日久的寺院，地处牟、海交界，山高林密，环境幽静，便于掩护。刘经三在这里以开设鸡鸭公司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他自任经理，中共党员侯岳西、于芹生为职员。联络站的主要任务是印刷、保存党的机密文件，隐藏武器、弹药，并在这里与各地党组织发生联系。张静源也时常到联络站研究工作，布署任务，使这里一度成为胶东特委联系各县党组织的中枢机关。
  刘经三为支持联络站的工作，不惜变卖家产，把家里养的十几箱蜜蜂，也送到鸡鸭公司，用以补充经费。但随着工作的全面开展，经费仍然严重不足，大家都为之犯愁。此时，刘经三想出一个变通的办法来：他知道父亲主持家务，手里攥着一笔积蓄，轻易不肯动用，以备生活急需。明要一定会遭到拒绝，必须暗中把款弄到手，方能解燃眉之急。但大家都知道他为筹建鸡鸭公司已做出不少牺牲，对此举纷纷表示反对。谁知刘经三执意要这样做，怎么也劝不了。
  刘经三先是到朋友家躲藏起来，然后差人送信给父亲：“带300元大洋，到某地赎身，否则，莫怪我们无情，三天之后就撕票了！”夜黑云低，正是强人出没的时候。刘岐峰先生收到这份“绿林帖”，不免惊慌。他爱子心切，没有来得及细想，就凑足300元大洋，照办不误。从而解决了胶东特委在困难时期经费不足的问题，使霄龙寺联络站能正常地坚持工作。
  后来，形势紧张，国民党牟平县党部从霄龙寺的来往信件中发现了刘经三的踪迹，并准备将其密捕。幸得“互济会”会员于镇西的电话通知，刘经三才幸免此难。但霄龙寺联络站却已经暴露，不久，便停止使用。
  同年10月，中共胶东特委书记张静源被害，致使胶东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中断联系。对此，刘经三忧心如焚。他不顾个人安危，照常奔走各县，寻找同志了解情况，鼓励大家坚持斗争。就是这种强烈的事业心和革命的责任感，使刘经三没有坐待上级党组织来联系，而是主动在文登乡师召开文、荣、牟、海、莱、招、栖七县党组织代表联席会议，统一了与会代表的思想。大家一致推举刘经三代表胶东党组织到北平寻找上级党组织。于是，就在秋末冬初，刘经三肩负着七县党组织的重托，千里迢迢，风餐露宿，辗转了一个多月，终于在北平通过王心一的关系，与中共中央北方代表接上了关系。他全面汇报了胶东党组织的工作情况，要求组织立即帮助解决胶东当前所面临的困难。北方代表根据刘经三的汇报和请求，派常子健偕刘经三返回胶东，着手恢复胶东特委的工作。并由常子健任特委书记，刘经三任组织委员，张连珠充实到特委任宣传委员，特委工作很快出现了新的生机。
  当时，牟平县委正遭破坏。刘经三为了贯彻北方代表关于要注意在党的力量尚弱的地方开展工作的指示，鉴于牟平县委连遭破坏的教训，他指示中共党员王福轩和一个代号“孙大头”的同志到牟平城区一带开辟工作，王福轩隐蔽在交通不便的养马岛，以教书为掩护，发展了辛冠吾、陈耀亭等人入党，以重建牟平县委。经过一段艰苦的工作，很快组建了牟福边委，直属胶东特委领导。牟福边委的建立，改变了牟平北部沿海地区党员空白的状况。
  1934年9月23日，刘经三同特委委员张连珠、李厚生去文登、荣成巡视工作中，不幸在文登县崮头集宿店时被捕，三人同被押到文登城，关进监牢。刘经三在铁窗里，夜雨孤灯，彻夜难眠。此时，他想得最多的是特委的工作和革命的前途。特委委员三人同时被捕，只剩下常子健，而且他人生地不熟，口音不通，必然无法开展工作，个人牺牲事小，影响革命事大，三人同归于尽，于革命无益。他下定决心，豁上自己，开脱张、李二人出狱，继续为革命工作。于是，他趁放风的机会，与张、李通了消息，暗示他们要顶住，不得暴露身份，争取出狱，掩护工作由他自己来承担。
  文登县反动县长刘崇武，见刘经三有人证物证，是个共产党要犯。但又见他谈吐不俗，颇有才华，不免有惜才之意。当堂审讯时，以参加“乱党”相讥。刘经三不卑不亢地说：“东北沦亡，大好山河奉与日人，使山河破碎，非‘乱党’所为！”刘崇武语塞。刘经三语惊四座，在场人无不敬佩共产党人才辈出。刘崇武知道这个年轻人不好对付，赶紧设法把他秘密解到济南，向上司交差。
  刘经三等人被捕的消息对胶东党组织震动很大，为营救他们，文登的地下党员酝酿劫狱，牟平的地下工作者准备在路上劫车，但终因当时党的武装力量薄弱，‘又无可靠内线关系而失败。
  刘经三被押到济南后，军阀韩复榘亲自审讯。在审讯中，由于刘经三深知韩复榘好大喜功，喜听奉承，以及叛冯附蒋并非出自真心，对于蒋介石“清除异党”的指示未必认真执行。因此他直言不讳地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并说，张连珠、李厚生不过同宿一店而被累，事前并不认识。同时，为了骗得韩复榘的信任，又供出了宋心一和张一民的名字，并在之前已写信通知他们离开胶东。
  对此，韩复榘果然信以为真，当场批复：刘经三因年轻无知，误入歧途，转到反省院关押，反省学习，以观后效’张、李立即取保释放。这样，使张连珠得以重返胶东，着手恢复特委和发动“一一·四”暴动等二］二作。
  1936年2月16日，刘经三在济南获释。他出狱以后，首先找到在济南的于云亭，了解了胶东党组织斗争的情况，而后匆匆地回到故乡，这时才知道由于自己的幼稚，犯了严重的错误，给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因为敌人并不像想象得那么天真，何况那时牟平已经通了电话，他发给宋心一等的信还没有收到，敌人就从济南打电话给国民党牟平县党部，结果宋心一和张一民没来得及转移就被逮捕，牟平县委遭到破坏。对此，刘经三感到痛心疾首。在一段时间里，上级组织没有与他联系，下边的人也没有来找过他，使他一度沉浸在痛苦之中。后来，他为了弄清问题，接受组织的审查，在没有向父母吐露真情，也没有向妻子告别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离家出走，绕道北平，于1937年2月4日辗转到了延安，并加入到抗大第一期第十队学习。
  刘经三在“抗大”学习期间，于1937年2月26日向组织写了报告书，又于3月3日填写了登记表，如实地向组织汇报了自己在山东被捕、获释的经过。对此，组织上曾批评他：即使为了营救同志，也不允许违犯原则。当时，他思想上很不通，后经组织帮助，才认识了错误，放下了包袱，情绪也逐渐好起来。组织上根据他本人对问题的认识，审查了他的报告书和登记表，并且作出了明确的结论：可以留在边区工作。以后，组织上又审查了他的历史，恰如其分地作出结论，并在他学习结业以后，分配了工作，使他愉快地回到党的工作中去。
  就在这年8月的一天，延河畔热浪滚滚，暑气逼人，青年们炎热难挡，纷纷结伴来到延河洗澡纳凉。当时天刚下过雨，河中水流湍急，混浊不清，刘经三来到延河边后，在水中活泼欢快的青年人的吸引下，也毫无顾及地纵身跳入急流之中。谁知，因他不识水性，不幸被卷入漩涡之中，无情的河水吞噬了他年轻的生命，时年31岁。
  刘奎基刘奎基（1927--)，山东省蓬莱县（今蓬莱市）刘家村人。曾任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全国战斗英雄。
  1944年3月，齐鲁大地春寒料峭，刚满17岁的刘奎基，满怀对日本侵略者的深仇大恨，从蓬莱县北沟区刘家村来到蓬莱独立营便衣连，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第一次战斗，他右臂负伤致残，上级动员他复员回了乡。
  1945年6月10日，蓬莱城伪大队长郝铭传和伪六区区长许子东纠集一百多名伪军，分乘4艘汽船，从水城出发由海上西进，企图到五区栾家口沿海村庄催捐抢粮。刘奎基瞒着右臂断臂的残情，带着五个青年重返前线，参加了保卫栾家口海防的战斗。刘奎基在这次战斗中因英勇顽强被评为五区战斗模范。
  1946年7月，在山东胶县芝兰庄战斗中，时任班长的刘奎基，听到发起攻击号令后，像猛虎般跃起，带领全班扑向敌人阵地，不幸头部负伤，昏倒在地。醒来后，他又抱起机枪向敌猛射，掩护爆破手将地堡炸毁，随后带领5名战士深入敌群，与数百名敌人顽强战斗一整夜。总攻发起后，他不顾多处负伤，只身冲进敌人据守的院内，一只脚刚跨进门槛，敌人两挺机枪和一支冲锋枪同时指向他。他大吼一声，猛扑过去，夺下一挺机枪。随后，他又扑到厢房门口，一把抓住敌人正在扫射的灼热枪管，顺势投进两枚手榴弹，消灭了厢房里的敌人。这一仗，刘奎基一人歼敌三十余名，生俘敌一名副团长，战后他被胶东军区授予“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1948年春，在攻取位于济南至潍县间的周村战斗中，时任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七连副连长的刘奎基在带领连队攻城时，头部中弹，倒在地上。他从昏厥中苏醒过来后，强忍创伤剧痛，重新组织突击。不一会儿，敌人的子弹又击中了他的左臂。关键时刻，刘奎基对大家说：“我们谁也不准下火线，现在马上炸开城门打开通路。”敌城门终于被炸开了一个豁口。“跟我冲！”刘奎基跃起身向城门冲去。敌人的又一颗子弹打中了他腿部，刘奎基躺在了地上。敌人进行反击，他就躺着指挥连队占领阵地，还将后续冲进来的九连和特务连战士组织起来，打垮了敌人一次次的反扑，为大部队夺占周村赢得了时间。战后，刘奎基被华东野战军授予“华东一级人民英雄”荣誉称号。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刘奎基参加战斗50余次，九次负伤。他作战勇敢，功劳卓著，先后荣获“师战斗英雄”“胶东军区战斗英雄”“华东一级人民英雄”“全国战斗英雄”等称号，并获得“华东军区一级人民英雄奖章”一枚。
  1949年作为中国青年代表之一的刘奎基出席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召开的世界民主青年第二次代表大会。
  1950年9月下旬，刘奎基光荣赴京出席全国首届战斗英雄代表会议。9月30日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之际，国务院在北京饭店举办盛大国庆宴会，刘奎基等英模应邀参加。宴会在热烈气氛中进行，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过来悄声对刘奎基说：“刘奎基，你代表部队英模去向毛主席、朱总司令敬酒！”刘奎基一听，喜出望外，看着毛主席那伟岸的身躯和慈祥的笑脸，竟激动得热泪盈眶，半天说不出话来。他举着酒杯，恭敬地站了好一会，才抑制住激动的心情，深情地说：“敬爱的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各位首长，请允许我代表军队的全体英模，感谢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的教育培养，为毛主席和中央各位首长身体健康干杯！”说完，高举酒杯，一饮而尽。宴会厅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主席也兴奋地举起酒杯，高声说道：“为我们英雄模范的身体健康干杯！”这次英模大会令刘奎基终生难忘，始终激励着他为保卫和建设人民共和国不懈奋斗。
  同年，刘奎基参加了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政治部副科长。1960年毕业于军事学院合成系。后任副团长、团长、师参谋长、师长、江苏省军区副参谋长、副司令员。曾获三级解放勋章。
  刘奎基先后干了5年团长，9年师长，8年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他以残疾的身躯，拄着木棍，始终和官兵奋战在一起。风风雨雨的20多年里，为了部队的建设，为了血染的红旗更红，他殚精竭虑，恪尽职守。战士们夸赞说：“我们的司令员真是英雄不减当年勇啊！” 1999年，刘奎基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国庆50周年庆典。9月31日晚，他在中央举行的盛大宴会上，幸福地和时任军委主席江泽民合影留念。10月1日，他身着缀满勋章的军服登上天安门城楼时，心潮澎湃，激动不已，尤其当他看到我军威武文明之师的勃发英姿时，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连声叫好。
  刘洪斌刘洪斌（1925--1950)，山东省牟平县普济乡草埠村（今烟台市牟平区高陵镇双山埠村）人。家境贫寒，他只读了三年书。父亲刘克勤是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村的各救会长。在父亲的影响教育下，刘洪斌姊妹三人都是“青抗先”和儿童团的积极分子。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但抗日的硝烟还未散尽，国民党反动政府便于1946年发动了全面内战。这时，刘洪斌已担任村的青救会长，他的大妹刘洪芝也担任了村的妇救会长。刘洪斌和他的父亲、妹妹在分区委、村党支部的领导下，组织发动群众成立担架队、运输队，积极为支援前线忘我工作。1947年初，华东野战军先后取得了鲁南战役、莱芜战役的重大胜利，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国民党反动派为挽救其失败的命运，又组织兵力向胶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大兵压境，胶东区委向全区发出号召：“全民总动员，支援前线，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拿起武器同敌人作战，反蒋保田，保家乡。”全区掀起了大参军热潮。已于1947年2月光荣入党的刘洪斌在分区委召开的诉苦大会上，率领本村十余名青年报名参军，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同志们都说：“俘虏是刘洪斌的影子。”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刘洪斌是个侦察兵。他参加的每次战斗，都与抓俘虏密切相关。他从第一次参加战斗起，每次执行任务都不空手，总是带回一串俘虏兵。
  刘洪斌参军后，编入华东野战军九纵八十一师侦察连担任通讯员。1947年10月，为粉碎敌人对胶东的进犯，华野东线兵团发动了胶河战役。在水沟头战斗中，刘洪斌主动请求下排当战士，到实战中去锻炼。领导批准了他的请求，让他担任三班副班长，并命令他执行捕俘任务。这是刘洪斌第一次参加战斗，他召集班里三名战士，开了个“诸葛亮”会，让大家出主意，想办法。经过反复讨论，制定了一个行动计划，即：了解老百姓，掌握敌人动向。敌人出动，就吃掉它；敌人不出动，就进去摸；与敌人相遇，就是硬打死拼也要逮住他们。当天晚上，刘洪斌带领侦察组插入水沟头南青埠东面一个小村庄。他们通过了解群众，得知敌人夜间常到这村牵羊捉鸡的情况后，就选择个有利地势隐蔽起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却不见敌人的踪影。难道今夜要落空？正当刘洪斌准备改变计划的时候，村头出现两个人影。可是，这两个人鬼鬼祟祟来回游荡，就是不进村。刘洪斌心想：“这两个人十有八九是敌人。”便当机立断说了一声：“立即行动！”随即端着冲锋枪向黑影冲去。敌人猝不及防，扭头要跑，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刘洪斌飞速跨过五尺宽的壕沟，追上去用枪指住了敌人。这时，三个战士也冲上来，一齐动手把两个俘虏捆绑起来。原来这两个家伙是敌人野炮连的正副连长，首战告捷，刘洪斌荣立三等功。
  1948年11月，刘洪斌随部队从济南出发，经过一天半的长途行军，到达新安镇以东地区。部队刚住下，上级就命令刘洪斌到新安附近监视敌人逃窜动向。他饭没来得及吃，水没来得及喝，立刻带领侦察组出发。听到公路旁一个小村里传出了枪声。“敌人不可能到这里来，那么谁在打枪呢？”他带领战士插入村内，原来是20几个“还乡团”正在村里逞凶。当刘洪斌和战士们出现在他们面前时，这些家伙头脑还没反应过来，就糊里糊涂地全都当了俘虏。刘洪斌派一名战士把俘虏押走，又回到公路监视敌人。正在这时，从对面来了30多个敌人，刘洪斌与战士迅速地隐蔽在公路旁边。敌人缓缓前进，越来越近了，刘洪斌仍不动声色。当与敌人相距只有50米的时候，敌人发现了目标，一排子弹打了过来。刘洪斌命令战士迅速反击，三个人的自动火器组成了交叉火力网，把敌人压倒在小沟的对岸，抬不起头来。小沟宽一丈，深五尺，沟内泥泞过膝。刘洪斌率先跳进沟内，瞠过泥泞，冲向敌群。一具具尸体倒在面前，他大喝一声：“缴枪不杀，优待俘虏！"19双手战抖着举了起来。当刘洪斌押着俘虏往回走的时候，才发现跳沟时自己的腿被扭伤。
  淮海战役打响后，刘洪斌因为腿伤，首长让他到后方休养。他多次请战，未得到批准，‘只好到伙房帮助做饭、送饭。兄弟部队攻克碾庄这天夜里，刘洪斌和文化干事刘亨诚到前面联络部队，以便送饭。他拖着带伤的腿，高一步、低一步地摸索前进。突然，对面出现了一股逃窜的敌人。他顿时忘记疼痛，端起冲锋枪朝敌人扫射过去。敌人一个个应声倒下。刘洪斌、刘亨诚踏着敌人的尸体冲入敌群，把敌人的队伍拦腰截断。他俩边打边喊：“缴枪不杀！”喊声、枪声交织在一起。这股残兵败将，本来就如惊弓之鸟，又遭到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更是蒙头转向，哪里还敢还手。就这样200多个敌人成了他俩的俘虏。然而，刘洪斌仍不肯罢休，让刘亨诚看管着俘虏，独自一人又冲向前去，追击逃敌。刘洪斌一把揪住一个穿小皮袄的家伙，大喝一声：“你是当官的，快命令你的部队放下武器！”这家伙原来是个营长，在刘洪斌的威慑下，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老老实实地按照命令行事。就这样，刘洪斌的俘虏队伍，又增加了200余人。
  一个病员，一个文化干事，两个非战斗人员，竟一次俘虏敌人400余名，不能说不是个奇迹。经查明，这批俘虏中，有校尉级军官八名。刘洪斌带病参加战斗，荣立二等功。
  经过一系列战斗，刘洪斌名气大了。同志们说，刘洪斌捕俘好比老鹰抓小鸡，手到擒拿。但是，他的本领不是天生的，而是勤学苦练的结果。
  淮海战役结束后，部队在宿县练兵尚未结束，上级指示侦察连提前出发，参加渡江战役的准备工作。1949年2月23日，侦察连到达芜湖西北面的长江北岸。这时，刘洪斌已被提升为二排副排长，此次是奉命到黑沙洲执行侦察捕俘任务。黑沙洲在长江南岸，过江捕俘，谈何容易！刘洪斌找到从对岸过来的老百姓，详细询问黑沙洲的地形、通路和敌人的工事构筑、兵力部署等情况；还多次来到江边，用望远镜反复仔细地观察分析敌人的动向，他对对岸敌人的情况大致做到了心中有数。同时，组织战士们熟悉水性，苦练划船本领。
  3月24日夜，刘洪斌奉命带领四班七名战士，执行渡江捕俘任务。船在急流中向南岸前进，只用了25分钟就渡过三华里宽的长江水面，顺利到达预定地点。登陆后，刘洪斌判断了一下地形地物，与原先掌握的情况完全相符。刘洪斌立即进行了战斗部署：两名战士担任掩护任务，两名战士摸向小草棚，他亲自率领三名战士直扑大草棚。在接近草棚时，被敌哨兵发觉。敌哨兵高喊“哪一个，干什么的？”他一边沉着地回答，“自己人，查班的”，一边朝前猛扑过去。敌哨兵见事不妙，打了一枪。扭头就跑。刘洪斌和另一个战士飞身上前把敌人按倒在地，紧接着他一跃而起，堵住了大棚的门口。并用手电筒往棚里一晃，大喊一声：“我们是解放军，来解放你们啦！”敌人从梦中惊醒，以为解放军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一个个吓昏了头脑，不知所措。有一个敌人伸手去摸枪，企图顽抗，刘洪斌眼疾手快，一个箭步上前，一把扭住敌人的手臂，四班长随即带入冲进棚内，将敌人一个个绑住，牵了出来。与此同时，摸向小草棚的两个战士也完成了任务。前后15分钟，毙敌一人，俘虏五人，干净利落地完成了战斗任务。
  刘洪斌押着敌人上了小船，由于船小人多，负重过量，船舵插到泥里搁浅了。刘洪斌和战士一起，跳进齐腰深的水里，奋力把船从泥泞中推出，但船舵已经坏了，操纵失灵。好不容易把船驶向江心，忽然刮起了大北风，水急浪高，船只失控，被风卷着向南岸靠近。这时，黑沙洲的敌人已经发觉，轻重机枪一齐向小船射击，密集的火力网将小船罩住，船夫吓坏了，一个踉跄跌入水中，顿时小船在江中团团打转，情况十分危急。刘洪斌处变不惊，他迅速把船夫拉上船来，一面令战士把一只木桨折断，固定在船舵上，他亲自撑舵，一面组织战士全力划船。回顾这次捕俘战斗，战士们说：“今天咱们是鬼门关前转三圈，能顺利回来，副排长立了大功。要不，咱们不是到阎王爷那里去报到，也得上龙王爷那里去签名。”刘洪斌出色地完成了渡江捕俘任务，再次荣立二等功。
  部队渡江以后，连续追击敌人七昼夜，到达浙江省吴兴地区。南京的敌人四散溃逃，沪宁杭战斗已近尾声。刘洪斌和二科李参谋带领一个排，到吴兴县和平镇一带执行任务。上级指示：遇到小股敌人就地歼灭，遇到大股敌人火速报告上级派部队歼灭。当夜12点钟他们出发了，天下着雨，同志们的衣服全部淋湿了。在拂晓时，发现一队敌军，匆匆从前面路过，李参谋令刘洪斌带副班长肖洪保和战士张洪道跟踪追察。前进了几里路，来到一个小村庄潘家村。刘洪斌分析：如果敌人在村里骚扰，会出现吵杂混乱的情况，即便是敌人离去了，也不会如此安静无声。他判断：很有可能敌人经过一夜逃窜，十分疲劳，已经在村宿营。他们便隐蔽地靠近村庄，果然村头有一个哨兵。刘洪斌机灵地绕到敌人哨兵背后，迅速地扑上去，下了他的枪，用枪顶住他的腰，喝问：“村里有多少人？住在什么地方？”敌哨兵战战兢兢回答：“有很多。”并用目光示意，就住在前面的大房子里。刘洪斌想，回去报告已来不及了。一个念头在他脑子里闪过：这是歼灭敌人的好时机，绝不能错过。他与副班长简单交换了意见，决定开展政治攻势捉活的。于是，立即分头向前面两座大房子扑去。刘洪斌站在房门口用冲锋枪指着屋里的敌人，放声高喊：“蒋军兄弟，我们是解放军，你们已被包围了，赶快放下武器……”大屋内共有45个敌人，他们摸不着头脑，只好缴枪投降。刘洪斌命令敌人取下枪栓，枪口朝下列队出屋。这时，另一座大屋的敌人，也在肖洪保的政治攻势下，放下了武器，还有几个去做饭的敌人，也加入了俘虏的行列。
  这一次，刘洪斌只带领两个战士，不费一枪一弹，俘敌75名，其中尉级以上军官11名。这是刘洪斌在解放战争中，最后一次执行任务，他再次荣立二等功，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在解放战争中，刘洪斌参战18次。共俘敌近500名，其中校尉级军官21名；共缴获轻重机枪7挺，冲锋枪7支，手枪10余支，步枪400余支。他先后11次荣立战功，其中三次为二等功。1950年5月8日，在担任八十一师侦察连副指导员（无正职）时，被华东军区授予“华东一级人民英雄”的光荣称号。同年10月，他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随着英雄的部队跨过鸭绿江赴朝作战。12月，在抗美援朝二次战役中光荣牺牲，年仅25岁。
  刘锡九刘锡九（1903---1969)，原名刘武年，河北南宫人。早年在家乡上学，后就读于北平朝阳大学政治经济系。192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创办清明中学，自任校长，在校内发展了彭雪枫、过家和、张恒生等一批学生党员。同年，转入黄埔军官学校第六期学习。1926年7月，北伐战争爆发，刘锡九被编入中路军，并很快由士兵升任排长、连长、营长等职。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刘锡九在中共湖北省委帮助下，到河南范中秀国民党部队学生教导队任少将大队长。是年冬，其部下有人酝酿暴动被发现，蒋介石密令范中秀逮捕刘锡九等人。根据党组织安排，刘锡九秘密回到北方，在天津找到了其胞兄，驻烟台的国民党二十一师师长刘珍年。当时，刘珍年政治上比较开明，对共产党敌意不深，加之当时的处境所迫，终于接受了刘锡九的意见，打着国民党的旗帜，走“联共”的道路。
  1929年夏，在刘锡九等地下党员影响下，刘珍年公开在司令部贴着“革命的进来，不革命的滚出去”的标语，默许一些共产党员在军中任职。之后，中共顺直省委根据中央指示，通过刘锡九、王冲天、王静涵等，广泛联系，积极“牵线”，先后分三批将大革命失败后辗转流落到上海和北平、武汉、天津的曾希圣、李楚离、高云升、李素若、刘依萍、许济航、张鲁泉、蒋一屏、师志真、彭雪枫、贾洞理、过家和、许彤云、张恒生等一批共产党员派到烟台，利用刘锡九和王冲天的有利地位，安排到刘军的政训处等单位工作。其中曾希圣、李素若、师志真、贾洞理、王子舟分别担任了政训处宣传科长、训练科长和师部秘书主任、政训处秘书主任、会计处主任等重要职务。这些共产党员在政训处秘密成立了由中共顺直省委军委直接领导的党支部，曾希圣任支部书记。党支部建立后，把刘珍年二十一师政训处作为党的重要活动场所。党支部还在刘部建立了共青团组织。在刘部工作的党员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利用举办短训班、召开专题报告会、编印宣传小册子等多种形式，积极宣传革命思想。
  刘珍年军中的地下党组织还积极配合地方党组织，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反对军阀的斗争。5月24日拂晓，中共烟台特支和刘军中的部分党员相互配合，借刘珍年在操场召开庆祝大会之机，在会场内外张贴了“反对刘珍年霸占民田”“劳工劳农神圣”“打倒军阀刘珍年”等大标语，各种传单撒满了大街小巷，在群众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鼓舞了人民群众反抗军阀统治的情绪。
  1929年夏，刘锡九应刘珍年派遣赴上海，请求中共中央派干部帮助他训练部队。刘锡九到上海后，几经努力与当时主持中央特科工作的陈赓取得了联系。陈赓根据他的组织关系和要求，要刘锡九代其兄向中央写了一份书面请求报告。同时，烟台刘军中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李楚离，也有报告送到中央，请求党中央派人到烟台，对军队和地方两方面的党组织，进行统一领导；中共中央军委还收到了柳直苟写来的《烟台情形报告》。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看了三份报告后，认为有必要加强对烟台党组织的领导，即决定派胡允恭为驻烟台中央军事特派员，率领一批党员骨千前往烟台，负责整顿和巩固烟台地方和在刘珍年部队中的党组织。
  1930年春，蒋介石“清共”后，刘珍年由“容共”走向反共，决定从其部队中驱赶全部共产党人。由于蒋介石下令通缉刘锡九，迫使刘锡九也离烟到上海从事文化运动，后被迫离开上海，回到天津、北京一带活动。1935年，重返上海寻找中共地下党组织，因上海地下联络点已遭敌人破坏，只好返回北京，自此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但是，他并没有停止革命活动，而是同他人创办了一家通俗读物社，编辑出版《大众月刊》《民众周报》等进步读物。卢沟桥事变后，因活动暴露，刘锡九再次遭国民党当局通缉，只好躲到天津。
  1948年，刘锡九开始从事商业活动，担任天津三星贸易公司经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河北省政府参事室参事。1961年，任河北省粮食厅副厅长。1969年病逝。
  刘儒英刘儒英（1907--1944)，原名刘宝臣，山东省招远县（今招远市）牟疃村人。土地革命时期就从事党的地下活动，是招远县早期的共产党员之一。
  刘儒英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因家中人口多，生活困难，12岁才入村塾读书。他天资聪颖，勤奋苦学。1930年，他于师范学校毕业，先在本县西城子、迟家两村教学，后又去黄县下丁家乡后吕村任教。第二年，即爆发了九一八事变，祖国的半壁河山，沦为日军之手。
  面对日军侵略我国的形势，刘儒英目睹灾难深重的胶东人民的悲惨生活，内心万分焦虑、愤慨。他利用讲台这块宣传阵地，在学生中大量地宣讲国民党政府将祖国的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寇的罪行，提高学生热爱祖国的思想觉悟。广大师生在他的教育带动下，个个义愤填膺，纷纷谴责国民党政府的卖国媚外政策。
  1934年，刘儒英在黄县后吕家村小学任教。一天他在阅读报纸时，从中看到了国民党在南方苏区进行围剿，连篇报导“剿匪胜利”的消息，结果是越剿共产党越多。他从这些现象中，渐渐地悟出一条真理：人民是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的，否则，为什么会越剿越多呢？刘儒英的这些想法，从日常谈话中流露出来，被教师中的共产党员李铭山知道了。于是李就将胡愈之写的《莫斯科印象记》和《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书刊送给他看。他阅读了这些书刊后，了解到苏联十月革命后的社会变化情况及苏联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期间，工农业的发展概况。从而使他进一步认识到，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劳动人民才过上了富裕平等的生活。中国劳动人民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翻身解放。
  通过学习，刘儒英心里逐渐地明朗起来，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正确的认识。是年春，他经李铭山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生。
  刘儒英入党后，青春似火，热血沸腾，为党的事业日夜奔波、操劳。凡是党组织分配给他的任务，总是努力地去完成。他在下丁家一带的学校里，通过各种办法和途径，向广大师生宣传马列主义，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
  1935年春，黄县文基姜家、下丁家、后吕家一带党的地下组织，因叛徒告密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不少共产党员被捕，还有一些外出避难。上级党组织为保存革命力量，调刘儒英返回家乡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刘儒英回到本村后，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回村不久，他就被牟疃村群众选为村长。任职后，他发现村里许多青年人，经常凑在一起赌博。不少人因输了钱搞得家庭不和，有的倾家荡产，妻离子散，还有个别青年，铤而走险，在社会上尽干坏事。这些现象，引起许多善良人们的担心。参与赌博者的父母、妻子反映尤为强烈。刘儒英以村长的名义在村里组织起“青年戒赌会”，制定了入会的规则和章程。村中的赌风由此大减，从此刘儒英受到了全村群众的欢迎和支持。继而他又利用“青年戒赌会”的组织形式，向青年们由浅入深地进行阶级教育，启发青年们的阶级觉悟，引导大家论赌博的危害，挖旧社会人们穷困的根源，联系个人的实际进行分析，使广大青年人受到了教育。他又从苦大仇深、作风正派、阶级觉悟程度高的青年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牟疃村党支部，这是招远县最早建立的党的组织。
  牟疃村地处招远边界，招远县城至毕郭镇的大道贯串南北，东临大沽河，隔岭是栖霞。村子每逢集日，人们熙来攘往，行动不易被敌人发现。鉴于上述优越的地理条件，上级党组织决定在牟疃村设立秘密交通站，并安排刘儒英任站长。刘儒英在村南头开了个饭店，以便于掩护和筹措活动经费。牟疃村地处交通要道，每五天还有一个大集，因而饭店的生意很兴隆。刘儒英的公开身份是饭店掌柜，暗地里开展秘密交通工作。小饭店既掩护了党的活动，又为党组织提供了活动经费，发挥了很大作用。
  1935年秋，上级党组织派李树芬（李觉）到招远任特支书记，刘儒英任特支委员。李树芬到牟疃村以开药铺行医为掩护，与刘儒英共同领导招远党的活动。当时，牟疃村成为招远县党组织活动中心。在李树芬、刘儒英等人的努力下，招远县党的力量迅速发展壮大。
  “一一·四”暴动失败后，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派捕共大队来招远县捕捉共产党人。1936年3月，董瑞生壮烈牺牲，减商彝被捕，刘儒英为避敌人搜捕而出走，招远党的工作再次陷入困境。同年5月，刘儒英又回到招远秘密召开了党员会议，传达了《胶东特委给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按照特委指示，从政治、组织、军事上总结党的工作，分析当时形势，提出今后任务。会后，刘儒英亲自到大曲庄、马家、留仙庄等地按特委指示，积极恢复整顿党的组织，先后又在阎家、东罗家、西罗家、万家、古山屯、杨家庄等村建起了党的支部。
  1937年1月，叛徒刘忠善带领国民党军警到处捕捉共产党员。这些匪徒在东城子捕去纪德庆等四名党员，捕去宣传委员于学尼和高山洼党员李秉志。一天，一支军警突然包围了牟疃村，进了刘儒英的小饭店内。刘儒英临变不惊，沉着机智地同敌人周旋。由于他是化名，群众不知，敌人也无法识别，便引导敌人去了阎家找刘儒英，而自己趁机逃脱，幸免遇难。在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情势下，未被敌人捕去的刘儒英在敌人嚣张的气焰下疏散、隐蔽，继续领导全县党员，坚持秘密斗争。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刘儒英同刚从国民党监狱释放出来的共产党员李厚生等人，共同组成了招远县党的新的领导机构，担负起领导全县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重任。一些在外地学习的青年学生，有些人参加了民先队组织，抗战开始后，他们纷纷返回家乡，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投入到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中去。
  1938年1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招远县队部建立，统一领导了全县的青年抗日工作。不久，全县有九个区相继建立了区队部。1938年4月，中共招远县特支恢复，刘儒英任书记。同时，成立了青年抗日救国会、望儿山抗日救国团、二十二大队等抗日武装队伍，后来统一改为胶东抗日游击第六大队。同年9月，该大队编为五支队后方司令部独立二营。8月，中共招远县委员会在栾家河九曲村成立，刘儒英任书记，当时中共招远县委对外称招远县抗日民众总动委员会（简称民动会），刘儒英兼民动会主任。
  抗战初期，刘儒英动员自己的两个哥哥、一个弟弟、胞妹及侄子参加了八路军，‘为带领人民抗日武装，起到了表率作用。招远县抗日政府为表扬其英雄事迹，特发了一块“一门五英雄”的木制金字匾，悬其门上。
  刘儒英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为革命忘我工作，从1940年起，身染肺病，加之抗日根据地缺医少药，他的病情日渐恶化，身体日渐衰弱。组织上虽批准他休养，但由于日寇“扫荡”频繁，根本没有安静的场所，只得跟随大家一起活动、转移。刘儒英同志重病在身，仍刻苦自勉，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从未向组织提出半点要求。同志们去探望他，见他那蜡黄的面色，消瘦的脸庞，深陷的眼睛，吐痰带着鲜血，仍然为党不倦地工作，都深深被他的这种高尚的精神所感动。
  1944年春，山东日军大量外调，敌人已没有能力再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刘儒英的病情更加恶化，须安心静养。党组织经过精心选择，把他安排在牟it村东北沟梨树岚子他自家的小屋里休养。2月27日，刘儒英病逝，年仅37岁。
  许端云许端云（1905---1931)，字祥五，山东省乳山县（今乳山市）招民庄人。幼时在原籍读私塾，后随经商的父亲到烟台读小学、中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24年考入烟台益文学校，受新文化、新思想影响，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现代评论》《语丝》等进步书刊，经常和进步同学评议时事、谈思想、办壁报、演节目宣传革命，揭露社会弊端，并组织反基督教学生同盟会，反对宗教统治。1925年上海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五卅运动，许端云与全国的进步青年一样，进一步燃起了希望之火。国家、民族的命运与他个人的理想和追求紧紧地融为一体。他与进步同学徐约之、陈恒荣等人经过一段酝酿之后，在学校里办起了壁报，用诗文、评论等形式，揭露当时的黑暗现象，宣传进步思想，提出必须唤起工农，才能推翻军阀统治，赶走帝国主义列强，拯救中华民族之危机。此外，他还带头在校园贴出了“打倒军阀”“推翻反动统治阶级”“劳工神圣”等标语，勇敢地向反动势力鸣枪开炮。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革命形势处于低潮。许端云不顾被杀头的危险，与在北京加入了共产党的同学徐约之秘密取得了联系。徐约之给许端云讲述了北京等地的革命形势和有关党的斗争方针，帮助他正确认识中国革命之命运，鼓励他坚信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共产主义真理，继续坚持斗争，在严峻的情况下接受党的考验，争取做一名党的先锋战士。从此，徐约之就成为许端云的直接联系人和领导人。当年下半年，许端云经徐约之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积极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经常深入工人、市民和学生中，以拉家常、谈生活等形式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秘密发展党员，并开始参与组建烟台党组织等工作。
  1928年5月，他参与成立了中共烟台支部，徐约之被选为支部书记，许端云负责支部宣传工作，每次收到省委转来的党刊《红旗报》和其它宣传材料，便通宵达旦复写、刻印，并尽快将宣传品散发到同志和青年学生中去。中共烟台支部建立后不久，因支部书记徐约之去北平学习，许端云肩负起支部的一些主要工作。11月，中共烟台支部改组为中共烟台特别支部。1929年4月，中共顺直省委特派员白之fl到烟台视察军运工作，中共烟台特支与顺直省委接上了关系，并使烟台特支与刘珍年部队中的地下党组织发生了联系。1929年春，刘珍年下令在烟台西郊芝罘屯占田拆民房，修建操场，准备召开“庆功大会”。在中共烟台特支和刘军中部分党员的领导协助下，许端云连夜发动学生、群众赶写标语、刻印传单。5月26日拂晓，反对刘珍年霸占民田的标语、传单遍布会场内外。夏季，徐约之回到烟台，陈恒荣、许端云等联络进步青年，先后成立了“崆峒社”和“野火社”，在学生中宣传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和民主，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8月，徐约之任中共烟台特支书记，许端云任委员。
  1929年秋，许端云代表烟台地方特支与军事特支秘密取得了联系，由他和军事特支中的赫连基等同志为主，共同创办了中共烟台地方组织最早的报纸——《胶东日报》，许端云负责日常工作，刘珍年军中地下党军事特支的赫联基任主编。为了筹集出版印刷经费，许端云到处奔波，求亲告友，筹集资金，其中大部分经费由其父亲资助，出版印刷也由其父帮助解决。该报日出4开4版，周六第四版还辟有《野火》文艺副刊，用以团结、教育广大青年学生。起初只发行600份，半月后增至6000份。由于及时报道苏区红军战斗胜利的消息，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国共合作的罪行，改变了烟台的沉闷气氛，产生了巨大影响，引起了烟台反动当局的恐慌。因此，该报创办三个月后，被迫停刊。
  1930年春，刘珍年由“容共”转向反共，烟台政治形势愈来愈险恶。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中央决定在烟台的外籍党员全部撤出。留下来的烟台地方党组织和刘珍年军队中的党组织合并成立了中共烟台市临时委员会，中央军事特派员胡允恭指定由许端云担任书记。他冒着白色恐怖，领导50余名党员开展地下斗争。后临时市委改组为市委，他又担任市委执行委员。不久，山东省委遭到破坏，市委与中央和省委的联系中断，形势更加严峻。许端云毫不退缩，沉着、机智、勇敢地继续活动于工人和青年学生中间。他受党组织委派，至烟台私立养正小学，以教学为掩护向学生宣传马列主义和救国救民的道理，发动学生开展反对学校当局对学生实行奴化教育的罢课斗争。
  许端云的革命活动被敌人发觉，1931年2月9日深夜，许端云在烟台三马路卿云里被捕，在烟台拘押不久，被解送济南山东第一监狱。1931年8月19日凌晨，许端云在济南纬八路侯家大院英勇就义。
  孙以安孙以安（1914-1981)，山东省福山县（今烟台市福山区）茂芝场村人。在解放战争中积极支援前线，立下功劳，获得“华东支前英雄”光荣称号。
  孙以安出身贫寒，自幼务农，七岁时父亲去世，一家七口人，生活异常困苦。因生活所迫，13岁便流落到烟台随人出海打鱼谋生。长期的海上生活，不仅使他锻炼出结实的身躯和刚强的性格，而且练就了一身高超的游水本领。有一次海上突然刮起大风，木质的渔船被浪头打翻，船上的渔民全部落水，孙以安凭着坚强的毅力和好水性游了一天一宿，终于爬上了岸。
  旧中国满目疮痍，中华民族苦难深重。孙以安受尽了地主、渔霸的压榨，受够了日本侵略者的欺凌，决心要为革命贡献力量。抗战初期，孙以安无意中与一位地下党员结识，打那时起，他经常利用出海打鱼和到外地卖鱼的机会，为共产党地下组织传递情报、护送伤员。共产党员来了假装买鱼，孙以安就偷偷接过情报，等着其他共产党员来取。通过这种形式，孙以安为解放烟台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解放战争打响之后，孙以安告别打鱼生活，返回村里。正值人民政府发出支援前线的号召，他积极响应，参加了担架队。1947年10月5日黄昏，解放军北海军分区独立二团在位于善疃的狮子山打阻击，孙以安冒着枪林弹雨，连续三次冲入前沿阵地，给部队送弹药，抢救伤员。敌军用迫击炮、山炮、榴弹炮猛轰，他的腿部被炸开一条大口子，他只是脱下破衣裳包扎了一下，毫不畏缩，继续前进，出色地完成这次支前任务。就在这场战斗中，孙以安一手拉扯大的外甥唐功敬牺牲在阵地上。
  胶东解放后，他又参加民工团，随军南下，转战省内外，跋涉几千里，最后直逼长江北岸，在安徽省和县一带江岸待命。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发布“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命令。民工团担负起运送第三野战军某部渡过长江的任务，孙以安当时分配在渡江先遣部队第一梯队，属于开路的，要抢先到达对岸侦察和发信号。4月21日凌晨前，孙以安和另一名民工架着一艘木船，运送十几名渡江先遣部队战士过江，孙以安向大家表示：“我在同志们在，我能过，同志们都能过。”说罢，架着船火速向南岸驶去。江面宽一千多米，到达江心的时候，遇上了敌人的巡逻艇。激战中，木船被击沉，十几名干部战士落水。在这危急时刻，孙以安奋不顾身，拿出事先准备的绳子，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奋力向落水战士游去，一个，两个，三个……落水战士被陆续救上岸，就在搭救第七名战士时，一颗子弹打中他的右肩，但孙以安忍着剧痛把落水的战士全部救到长江南岸。当得知有位师长随身带着的文件包还在水里，孙以安再度潜入水里，捞出了装有敌人设防图和解放军作战计划的文件包。由于体力耗费太大，一上岸就昏倒在江岸上。没多久，孙以安醒了过来，同战士们一起向反扑过来的敌人射击，并迅速冲到对岸，用树枝点起了三堆柴火作为信号，向部队报信。
  渡江战役结束后，华东支前司令部、政治部给孙以安记特等功一次。1949年6月，华东支前委员会在江苏召开庆功大会，授予孙以安“华东支前英雄”光荣称号，并颁发其“华东支前英雄”奖章一枚和锦旗一面。新中国成立后，孙以安先后担任过生产队长、护林员，多次被评为大队、公社、县的先进工作者。1981年2月，因病在福山去世。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孙端夫孙端夫（1911---1974)，原名孙正谊，山东省曹县人。1921年，孙正谊10岁的时候在北京培根小学读书，15岁考入北京平民中学，18岁转入大同中学，在读高二时就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预科班，第二年转为正式生。这时他把自己名字改为孙端夫。
  当时中国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内忧外患，形势很不平静。日本猖狂入侵继续向华北扩张，整个华北面临着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危险。在这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孙端夫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1935年被推举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学生代表，并参与组织指挥了“一二·九”运动示威游行。1936年初，北京学联组织南下演讲团宣传抗日，孙端夫是领队之一，并在斗争中加入了刚成立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群众性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济南，他们向山东省学联介绍北京学生运动抗日救亡的情况，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为核心，开展了募捐和宣传活动。
  1936年，孙端夫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毕业，获法学院学士学位后，经在山东省教育厅当督学的五叔介绍，到山东省福山县中学教书。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孙端夫任国民党威海卫行政区管理公署政训处少校总干事。后来，孙端夫与胶东特委书记理琪相识，逐渐成为至交，接受马列主义，立志革命。12月在威海工作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
  1938年1月15日，孙端夫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率领政训处的官兵参加了威海起义。之后，“第三军”整编时，任“第三军”第一大队大队长。
  1938年2月，胶东特委书记理琪和大队长孙端夫率领第一大队抢先攻入日伪占领下的牟平县城，活捉伪县长宋健吾，俘虏伪军100余人，缴获枪支近百支，并取得了战斗的初步胜利。攻城结束后，部队撤至牟平县城东南三里的雷神庙休息，“第三军”领导研究下一步的行动，不料被寻踪追赶的日军包围，从中午一直激战到夜晚，毙伤日军50余人，理琪同志在这场战斗中不幸壮烈牺牲。后在友军的声援下，被包围的指战员趁着夜色冲出了日军的包围圈，保存了部队的有生力量。雷神庙战斗打响了胶东抗战的第一枪。
  1938年8月，孙端夫任蓬莱县县长。1939年9月，担任胶东军区北海指挥部指挥。1940年春天，胶东特委命孙端夫前往文登、牟平、荣成一带，组织建立东海指挥部，由他任指挥兼东海区专署专员。1941年10月，任北海指挥部指挥兼北海区专署专员。
  1942年冬天，日军纠集万余人对胶东进行大“扫荡”。孙端夫在艰苦的环境中，带领部队坚持在原地进行游击战争，在上级党组织的指导下，进入铁路沿线和日伪“蚕食”地区，积极抗击日本侵略者，拔掉日军很多据点，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迫使日军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守备，粉碎了日伪军的大“扫荡”01944年11月，孙端夫进入中共胶东区委党校学习。1945年春天，抗战进入反攻阶段，孙端夫提前结业，在北海军区指挥作战。克龙口，下蓬莱、黄县，解放胶东重镇烟台，孙端夫兼任市长。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胶东军区部队分四线向日伪军发动攻击，孙端夫指挥北线部队为胶东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很大贡献。
  1945年9月，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但一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反动派，不顾人民对和平的渴望，悍然发动内战。1946年9月孙端夫任山东军区警备第三旅旅长，带领队伍转战胶济路沿线，先后攻克灵山、柞山等地，打击歼灭国民党反动军队。1947年5月，华东野战军在陈毅司令员和粟裕副司令员的指挥下，发起孟良崮战役，围歼国民党整编七十四师。当时孙端夫已经担任华野九纵二十七师师长。5月13日，孙端夫师长根据上级的作战命令，统一指挥该师两个团和二十五师一个团，在马山、蓝石山、大崮一线正面阻击敌人，激战两昼夜，拖住了七十四师，争取了时间，使兄弟部队按时穿插到指定地域，完成对整编七十四师的包围，为整个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然后，又和兄弟部队一起经过三天激战，全歼国民党整编七十四师，击毙悍将张灵甫。
  1948年4月，孙端夫师长率部攻打潍县。潍县是济南、青岛之间重要的交通枢纽，是军事重镇，城高池深，有重兵把守。二十七师七十九团是攻城的先锋，他们在西城门以东，以坑道爆破打开两个突破口，爆破刚结束，硝烟尚未散去，第一突击队八连和四连就冲了上去。这两个突击连如同两把利剑直向敌人纵深插去，抢先攻进城内，战后七十九团被中央军委授予“潍县团”的光荣称号。
  1948年9月16日，济南战役打响。九纵从东面担任助攻任务，为了鼓舞士气，传达命令时，时任九纵司令员聂凤智把“助攻”改为“主攻”。争当主攻，在解放军战史上屡见不鲜，但这样擅改确实少见。孙端夫师长坚决执行命令，带领二十七师前赴后继，协同兄弟部队猛攻七天七夜。这时，王耀武还不知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在什么地方，把作为预备队的两个旅东西两线来回调动，而就在他这一晃二晃之间，解放军已打到济南内城城下，济南战役到了最后的紧要关头。9月23日18时发起总攻，经过一夜激战，在24日拂晓攻进济南城，活捉了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济南战役为解放军开展城市攻坚战提供了很好的作战经验。J 1948年12月，在淮海战役中，九纵阻击孙元良十六兵团。九纵二十七师从二线到一线接防，侦察得知敌十六兵团见南攻无望，有逃窜的意图。孙端夫立即命令七十九团、八十团采取钳形攻势，夺回瓦房村阵地，随即向孤山集发起进攻，拂晓将部队撤至有利地形。当晚，孙端夫将三个团全部投入战斗，一举攻占孤山，和兄弟部队一起完成了截断杜聿明南下道路的战略任务。
  1949年1月，全军改编，华东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九纵二十七师改为二十七军八十一师，孙端夫任师长。4月，他率师参加渡江战役打过长江。在解放上海战役中，二十七军是主力，八十一师担任主攻任务，后接管上海的警备任务。
  1950年11月，孙端夫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十七军八十一师师长兼政委。在第二次战役中，孙端夫率八十一师主力占领位于赴战湖西侧的小汉岱、广大里地区，出奇兵割裂美军步兵第七师与美陆战第一师的联系。第九兵团司令员陶勇亲临新兴里，指挥八十师、八十一师主力和军属炮兵，从四面同时向新兴里之敌猛烈攻击。志愿军奋勇冲进美军的坦克防御圈内，与美军血肉相搏，并于次日拂晓，将敌人压缩至狭小地区。美第三十一团团长麦克劳恩上校见伤亡惨重，待援无望，便在四十余架飞机的掩护下，以19辆坦克为先导，沿公路向南突围逃窜。八十一师在有些连队只剩几十人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战斗，冒着敌机的轰炸奋勇追击，沿途围追堵截，又将敌人歼灭大半，团长麦克劳恩被击毙。塞满美军的一辆辆汽车在越过长津湖时，湖面坍塌，接任团长指挥的弗恩中校等一部分美军被淹死。剩下几百人刚跑到后浦里、泗水里地区，又一头撞在孙端夫师长率领八十一师所设的伏击网上，全部被歼。至此，美军步兵第七师第三十一团、第三十二团第一营和师属第五十七炮兵营共一个加强团的兵力4000余人，全部被27军歼灭。这是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歼灭的唯一一个美军陆军团级单位的建制部队。
  1951年5月，在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志愿军在照阳江，创造了穿插分割兜歼南韩军四个师的伟大胜利。5月15日，八十一师集结照阳江边，孙端夫命令二四二团以一部分兵力攻占该高地，这对保证按时完成穿插作战任务的作用很大。在16日白天孙端夫派侦察员在江边反复侦察道路，根据侦察结果决定：攻击前进，打开一条路，不绕道爬大山。16日下午，志愿军强大的炮火轰鸣起来，部队在孙端夫指定的道路上，迅速向水内里前进，敌人以猛烈的火力封锁志愿军的前进道路，干部和战士都为突破时间拖延的每一分钟而心焦。正在这时，孙端夫冒着炮火来到先头连指挥。不到40分钟，敌人的工事被摧毁了。志愿军穿插部队疾风暴雨般地从弹雨中冲过去，两侧的敌人见防线已被突破，不攻自溃。就这样途经大小战斗10余次，一夜穿插120里，提前40分钟到达指定地点，拦腰截断南韩伪军的退路，为战役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为此，全师受到志愿军司令部通电嘉奖，孙端夫本人受到九兵团司令部通令嘉奖，荣立二等功一次。后还获朝鲜二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1952年任志愿军二十七军副军长兼参谋长。
  1954年，孙端夫升任第二十七军军长。1955年，孙端夫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58年11月，孙端夫入高等军事学院学习，1960年毕业，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高射炮兵指挥部副司令员。并奉中央军委的命令，参加了军队的条例、条令和规章制度的编写工作。1969年9月，调任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
  孙端夫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一直带病坚持工作，把毕生精力献给他所深深热爱的革命事业，最终积劳成疾，于1974年6月8日在北京病逝，享年63岁。． 杨子荣杨子荣（1917--1947)，原名杨宗贵，后改名杨子荣。山东省牟平县（今烟台市牟平区）喁岬河村人。东北军区特级侦察英雄。
  杨子荣4岁时，父母曾带着一家老少去东北安东（今辽宁丹东）谋生。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安东地区，杨子荣的父亲杨世恩染病身亡，母亲宋学枝领着两个妹妹回山东老家，留他在安东继续谋生。他和老乡结伙到鸭绿江上当船工，顺水放排，逆水拉纤。1938年底，他被日军抓当劳工，流放深山采矿。他饱尝了人间的疾苦和亡国奴的滋味。在矿区干活不仅有生命危险，还要常常忍受日本监工的打骂。最让他不能忍受的是，看到日本监工毒打自己的工友。一次，他实在是看不下去，夺过监工的皮鞭，为自己的工友出了气，但他自己也无法在矿山待下去。在工友的帮助下，杨子荣逃离了矿山，回到老家牟平。这一年是1943年春，杨子荣26岁。
  从12岁离家算起，杨子荣在东北整整闯荡了14年。这14年，对杨子荣来说，可谓是尝遍了人间的酸甜苦辣，体会了生活的艰难辛劳。但也使他熟悉了东北的风土人情、山情地貌，结交了一大帮穷苦朋友，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这段经历，在他后来参加的剿匪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回家以后，秘密加入民兵组织，积极参加抗日斗争。1945年8月，他参加了八路军解放牟平城的战斗。同年秋，29岁的杨子荣报名参加八路军，编入胶东海军支队。10月下旬，胶东海军支队在龙口乘船挺进东北。1946年1月，在挺进途中，杨子荣加入中国共产党。部队于1946年春节前到达牡丹江地区，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建立北满根据地。在这里，胶东海军支队进行改编，杨子荣编在牡丹江军区二团三营七连一排一班。首长见他是个“年龄不轻，军龄不长”的老兵，便分配他到伙房当炊事员。他经常冒着敌人的炮火，把热饭送到前线，帮助抢救伤员，关键时刻还给排长、连长出主意、当参谋，博得了指战员的称赞和喜爱。
  看着战友们在前线与敌人拼杀，杨子荣急坏了，只要有机会，他就趁着往阵地送饭的机会，也拿起枪与战友们一起参加战斗。在一次战斗中，一班班长负了重伤，不能继续参加战斗。一班是连里的尖刀班，没有个好班长可不行。正当连长为班长的人选犯愁时，指导员一句“你看杨子荣怎么样”，把连长给提醒了。就这样，杨子荣众望所归，当上了一班班长，也遂了自己的心愿。担任一班班长的杨子荣，如鱼得水，在随后的剿匪战斗中，表现得异常机智勇敢。
  牡丹江地区匪患严重，杨子荣所在部队，担负着剿匪、保卫土改的重任。部队首长派杨子荣等30多人，化装成便衣，先行到达海林镇。杨子荣进入有百余人枪的地主武装孙江司令部，敦促其放下武器，其拒不投降，被就地缴械。1946年2月2日，海林镇解放，成为该地区巩固的根据地，剿匪的大后方。
  一次夜行军，拂晓前杨子荣等在密林中跟绰号“姜左撇子”的惯匪遭遇。“姜左撇子”因用左手打枪而得名。枪声一响，敌人四散溃逃，只抓到“姜左撇子”的一个亲信副官。杨子荣威逼这个副官喊话：“弟兄们，别跑！是自己人，打误会了！大部队在这里，快来集合！”他一连喊了几遍，匪兵们三三两两地从四面八方走出来。杨子荣率部隐蔽在树林中，智擒姜部百余人。
  1946年3月20日早晨，三营在杏树沟追击李开江部，李匪据险顽抗，杨子荣与营长交换了作战意见，部队正面佯攻，进行火力侦察。杨子荣带领一班人迁回到敌人阵地侧后，他示意副班长和战士隐蔽好，独自一人跃出掩体，巍然挺立在敌群中，威逼400余名敌人放下武器。接着又乘胜追击，迫使匪首李开江、张德振投降。杨子荣被评为团战斗模范。
  杏树底村是位于牡丹江北部的一个山村，这里集结了从各处逃窜来的土匪400多人。他们凭借村子的有利地形和村周围高大的土墙、坚固的工事，与剿匪部队对峙，企图负隅顽抗。1946年3月22日，攻打杏树底残匪的战斗打响，杨子荣带领尖刀班冲在最前面。但由于敌人火力太猛，组织了多次进攻，都没有成功。为了尽早结束战斗，减少部队伤亡，指挥部命令炮火支援。几炮打过去，敌方阵地和村子里立刻浓烟滚滚，也隐约听到村子里妇女小孩的哭喊。如果再打下去，虽然能把土匪消灭掉，但村里的老百姓也将遭受更大的损失。在炮击的间隙，杨子荣一个箭步从沟里钻出来，挥舞着白毛巾，直奔村里，去劝降土匪。
  在杨子荣的宣传鼓动下，许多土匪开始动摇，村里的群众也纷纷劝说土匪赶快投降，别让乡亲们也跟着遭殃。这时，几个土匪头目出来了。为首的分别是从青背村、北甸子逃来的残匪许大虎、王洪宾和家住本村的郭春富、康祥斌。许、王二人色厉内荏，叫嚣着谁投降就枪毙谁；郭、康二人因家在本村，不能不顾村里乡亲们的死活，经杨子荣和乡亲们的一番劝说，有了投降的意思。双方为此发生争执，互不相让。最终，还是郭、康人多势众，占了上风。杨子荣乘机做工作，土匪们纷纷把枪扔到杨子荣的身边。许、王眼看大势已去，也垂头丧气地把枪扔到了地上。就这样，一场血战被杨子荣的勇敢举动化解了。
  杨子荣一人劝降400个土匪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部队。部队首长决定让杨子荣到团里做侦察工作，并担任团侦察班班长，杨子荣又有了新的用武之地。此后，在每次的剿匪战斗中，都是先由杨子荣率领侦察员，乔装打扮，深入侦察，待摸清敌人的详细情况后，再由大部队进行围剿。随着剿匪斗争的节节胜利，剿匪部队不断发展壮大，杨子荣也由侦察班长升任侦察排长，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大股匪徒被歼灭后，小股残匪流窜于深山老林中。部队首长决定组建武装侦察小分队，消灭残匪。小分队负责人由既熟悉当地情况，又有独立指挥作战能力的杨子荣担任。小分队驰骋在林海雪原之中，侦打结合，像一把锋利的剪刀，插向敌人的心脏。
  小分队组建后，首先生擒了所谓许家四虎（许福、许禄、许祯、许祥），消灭了“九彪”李发林、马希山等惯匪。
  1947年1月下旬，所在部队得到外号“座山雕”的土匪在海林县境内活动的线索。“座山雕”有50多年的土匪生涯，历经清末、北洋军阀、伪满三个时期，老谋深算，诡计多端。团里决定，由杨子荣带领5名侦察员，组成一支剿匪小分队，扮成土匪模样，进山搜寻“座山雕”的匪窝，并待机剿灭。同时，派出部队跟踪配合。
  1947年1月26日，杨子荣一行六人接到命令后，立即出发，向海林北部的密林深处开拔。他们在深山老林里一连转了好几天，才在一个叫蛤蟆塘的地方，找到一座工棚。工棚里住着10几个人，看样子像是伐木工人。杨子荣先是用土匪手势和黑话试探，意思是自己遇了难，走投无路，想请人帮忙牵线，投奔个山头。开始没人搭理，后来，一个自称姓孟的工头搭了腔，答应领他们去一个地方。他先从屋里拿出一把锯、一把斧子、一把小铁锹和一个盛着半桶苞米面的小铁桶，交给杨子荣等人。然后，把他们带到了20里外的一个空木棚子，交待了几句后就走了。杨子荣他们在工棚里一连等了两三天，也不见孟工头的影儿，仅有的一点儿苞米面也吃完了，心里不免有些着急，担心情况是不是有什么变化。正在着急的时候，孟工头回来了，这回他把杨子荣一个人领到了附近的一个屯子，并在屯长家里见了两个人。两人先是一番土匪黑话试探，见杨子荣对答如流，才亮出了真实身份。一位自称姓刘，是“座山雕”的副官，另一位被称为连长，两人表示同意引荐杨子荣等人上山，并说要下山办些酒肉，准备在山上过元宵节，等禀报“三爷”后，再来接他们上山入伙。2月7日，两人如约来到杨子荣他们住的工棚。杨子荣让战士把两个土匪给绑了，并假意解释说：现在不知道是否是自己人，只好先委屈一下，到了山上再说。两个土匪觉得到了山上自会见分晓，也没太在意，就领着杨子荣他们直奔威虎山。
  “座山雕”狡猾阴险，一路上设了三道哨卡，如果派大部队清剿，不论惊动哪一道哨卡，土匪都能逃得无影无踪。杨子荣他们每过一道哨卡，都由两个土匪上前搭话，然后，把岗哨一块绑了，一同押上山。过了第三道哨卡不远，就到了“座山雕”的老巢——座被当地人称做“马架房子”的木棚。杨子荣命令三个战士在外面看好土匪，他带领另外两个战士冲进棚子，各自占据有利位置，枪口对准土匪。棚子里一共七个土匪，其中一个白头发、黑脸膛、长着一副鹰钩鼻子、留着一把山羊胡子的瘦小老头就是“座山雕”。“座山雕”看进来了生人，赶忙伸手摸枪，杨子荣一个箭步蹿上去，踩住他的手，缴了他的枪，其余六名土匪也都举起手来。这次剿匪没费一枪一弹，端了土匪的老窝，活捉了阴险狡猾的“座山雕”等13人。杨子荣活捉“座山雕”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海林镇，当地老百姓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1947年2月19日，《东北日报》以《战斗模范杨子荣活捉匪首“座山雕”》为题，进行了报道，称这次剿匪战斗“创造了以少胜多歼灭股匪的范例”。团里召开庆功大会，给杨子荣记三等功。东北军区司令部授予杨子荣“特级侦察英雄”称号。
  据梨树沟群众反映，附近山区还有零星残匪活动。从俘虏的口中也得到证实，有土匪藏在孟老三匪窝里养伤。二团接到情报后，由曲波副政委和杨子荣率领侦察排30多名战士组成小分队，前去侦察搜剿。1947年2月22日，小分队出发，夜宿夹皮沟。23日拂晓，哨兵发现可疑脚印，小分队在没膝深的大雪中行军，一直跟踪了十五六里路，在闹枝沟的山梁上发现了土匪窝藏的地点——座冒着炊烟的“马架房子”。为了不惊动土匪，在离窝棚三四百米的地方，杨子荣命令侦察员们匍匐前进，慢慢向窝棚靠近。在确定土匪没有发现后，杨子荣和几个侦察员一齐向房内猛扑过去，大喊一声：“不许动，举起手来！”慌乱中有土匪开始操枪，杨子荣立即扣动匣枪扳机，可是枪没有打响，其他战士也立即向屋内射击，也没有打响。这时，孟老三从屋里射出一颗子弹，正好打中杨子荣的胸膛，杨子荣晃了几晃，便倒了下去。孟老三趁机逃跑。听到枪声，随后赶到的小分队，在曲波的指挥下，立即向土匪的窝棚猛烈扫射。土匪在房内也拼命顽抗，向外射击。曲波命令战士爬上房顶，向屋内扔手榴弹，窝棚内还剩六个土匪，除马连德一人爬出来，其余五名全被炸死。
  杨子荣为了东北人民的解放，为了新中国的诞生，英勇地牺牲了，时年31岁。
  2009年，在由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开展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中，杨子荣被评选为“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李大光李大光（1898---1940)，原名李文芳，字墨园，山东省莱阳县（今莱阳市）小徐格庄村人。他于1919年在小徐格庄村废除了私塾，创办了学堂，当起了教书先生。学堂创办后，他用新法教学，采取“启发式”和“问答式”的方法，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他提倡新文化和白话文，要求学生写诗作文用通俗语言，并利用一切机会和公开场所对学生和家长宣传白话文的好处。
  新式学堂，受到乡亲们的称赞，入学的学生越来越多。他又聘请了同学董士林来任教，使学校办得红红火火。然而，本村地主李春蓝千方百计出来反对和捣乱，指使其亲信抢走学校的桌椅条凳及其它设备，企图另成立私塾。李大光对李春蓝这种蛮横的行动义愤填膺，立即组织乡亲们夺回被他们抢走的学校设备。地主李春蓝见此暴跳如雷，组织其亲属及喽哕们行凶动武，大打出手。但李大光毫不畏惧，凭借从小练就的一身好武功，一人能抵挡其几个人。无奈，李春蓝跑到县衙诬告大光聚众打入，抢走学校的东西。李大光面对李春蓝的胡言乱语，毫不示弱。自己写状子，在县衙出庭对审。在大堂上，大光以理据争，寸步不让。揭露李春蓝在村里横行霸道，欺压老百姓的罪行。理屈词穷的李春蓝在大堂上听到大光的慷慨陈词，瞠目结舌。官司打赢了，学堂得以继续办下去。乡亲们都非常钦佩李大光这种敢做敢为的革命精神，随即编了“李墨园吹箫弹弦子，李春蓝愁的割辫子”的顺口溜，以此来赞扬李大光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小徐格庄村的学堂不但能够办下去，而且越来越好。1928年莱阳县督学来校视察后，在《莱阳教育月报》上撰文称赞：“李墨园教学有方，声音洪亮，课堂讲解清楚，儿童精神贯注……”并赠“热心兴学”金字匾一面。在李大光教学的几年里，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许多学生后来成长为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如徐力田（抗战时任莱东县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山东省委秘书长）、李显堂（抗战时任莱阳县县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务院八办主任）、李维光（天津商业学院党委书记）、何田（“文化大革命”前任山东师范学院附中校长）…… 1925年11月，在济南山东农业专科学校读书的地下共产党员宋海艇，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回到家乡水口村后，在万第小学以教学为掩护，一面宣传救国救民的革命道理；一面物色党员发展对象。李大光闻讯后，立即跑到万第小学找到宋海艇，了解济南及全国的革命形势，切磋在家乡如何开展革命活动，并积极参加宋海艇组织的教员学习班，学习《共产党宣言》和《向导》等马克思著作和革命刊物，他成为这一时期的革命活动骨干。
  李大光按照事先与宋海艇商量的意见，一面以教学为掩护，一面积极宣传革命道理。时值冬闲，他便成立了农民夜校，组织贫苦农民识字学文化，传播革命思想，揭露军阀张宗昌横征暴敛和地主残酷剥削农民的罪行。在农民积极分子中发展农民协会会员，成立了小徐格庄村农民协会组织，这是莱阳县最早成立的农民协会组织之一。1925年冬，他亲自编写了《洪魁卖妻》剧本。自己既当导演又当演员。剧的内容是：一位贫苦的农民，由于家境贫寒，还不起地主的债，忍痛将妻子卖掉。周围村庄的群众前来观看演出后，个个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由于李大光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不久由宋海艇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李大光是莱阳早期的共产党员，是宋海艇在莱阳播下的革命火种之一。
  他入党后，白天在校园里教书育人，夜晚到农民夜校组织农民学文化，为唤起沉睡的民众起来同反动势力做斗争而日夜忙碌着。同时，他还与共产党员宋海秋、宋云程、官寅卿等日夜奔波在海莱边区村庄，宣传革命道理。通过亲朋、师生等关系发展农协会员和共产党员。到1927年春，党组织扩展到海阳县的夏泽、黄崖、桑梓口等村。海莱边大部分村庄留下了李大光的足迹。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与从黑龙江回来不久的爱国人士梁元善（莱阳梁家夼村人）商量，在莱海边区村庄发动群众成立了自卫团。通过自卫团向群众揭露土匪的罪行，在自卫团中秘密发展党员，组织群众抗粮抗税。李大光的革命行动，激怒了驻莱阳城的军阀施中诚。施中诚派兵到梁家夼等村烧杀抢掠，发布告通缉梁元善和李大光等人。
  李大光离开莱阳后，到了吉林省的虎林，与在此开荒种地的二叔一起种地经营小磨房。1929年卖掉小磨房，开了一A照相馆，以此为联络点，联系进步人士开展党的工作。1932年李大光卖掉照相馆，毅然参加了东北抗日义勇军。1934年党组织为继续培养他，派他去苏联海参崴国际师范大学深造。此时他改名李一。李大光在校学习期间，不仅认真学习革命理论和业务知识，而且熟练地掌握了俄语。1936年毕业后，党组织又派他返回故乡，继续开展革命斗争。
  李大光经地下党员介绍，结识了海阳县委书记刘仲益。两人交谈后，观点思想一致，志同道合，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两人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与刘仲益立即在海莱边积极开展民先活动。在群众中发展民先队队员，成立了民先队组织。在此基础上，两人又发动群众在海莱边区成立了抗日救国动员委员会，李大光任宣传队长。组织民先队员在海莱边村庄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张贴“全民族团结起来，将日寇赶出中国去”的标语口号。此外，李大光还与石龙沟村的宋桂生等人分头去做乡校的工作，说服乡校起来与他们共同抗日，并趁机在乡校发展乡丁李典云为民先队员。后来李典云经常将乡校的情况及时告知李大光。
  1938年6月，经海阳县委书记刘仲益介绍，李大光偕本村李维光一同去了黄县（今龙口市），参加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路。到黄县后，他向“第三军”第一路指挥高嵩汇报了莱阳的革命斗争形势。9月，胶东特委军事部分配他回原籍发展抗日武装。
  回到家乡后，李大光披星戴月地奔波于海莱边区各村庄，发动青年参加抗日游击队。为更有利于开展工作，他正式改名为李大光，意味着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即将来临，神州大地即将大放光芒。1938年底，胶东军区军事部调李大光去胶东抗日军政学校学习。
  1939年初，李大光军政学校结业后，先后被分配到胶东军区警卫营、教导营、特务团和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十五团分别任指导员、营长、团政委等职。
  在特务团，他的部队奉命护送大众报社由蓬莱搬迁到掖县（现莱州市）。受命后，面对既要突破敌人封锁，又要印刷书报的艰巨任务，他指挥果断，带领部队一路侦察、警戒、护卫，既帮助搬运印刷器械，又安排报社职工的食宿。在部队与报社的密切配合下，使搬迁任务顺利完成，安全到达目的地。
  在十五团，他奉命与战士们一起前往招远县，与招远县地方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反投降斗争，一举击溃了国民党别动纵队第四十四、四十八支队，捣毁了第四十四支队扶植起来的国民党招远县政府。十五团积极协助招远县委抓住有利时机，于1940年2月25日成立了招远县抗日民主政府。
  十五团在招远完成任务后，1940年3月又奉命调往蓬莱去攻打国民党投降派高炳旺部。此时，李大光重病在身，未能前去。由于敌人营垒坚固，参战部队几日强攻不下，战斗极不顺利。李大光闻讯后，心急如焚。16日，他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毅然骑马前去指挥。在他巧妙运用战术英勇果断的指挥下，战士们巧打猛攻，一举攻克了据点。
  据点攻克后，部队立即打扫战场，劝清点缴获的枪支弹药，之后进行休整。中午时分，增援的日伪军赶了过来，被击溃的敌人也从地道里钻出来，两股敌人同时向他们扑来。李大光面对来势凶猛的敌人，毫无惧色，沉着指挥，与敌人迎战。激战中，一颗罪恶的子弹飞来打穿了他的大腿，顿时鲜血直流。警卫员冯尚贤想立即背起他向西山撤离。此时他回头扫视了一眼，意识到已不可能摆脱敌人，于是果断地命令警卫员：“不要管我，赶快带着文件向西山撤退。”说完将最后一颗子弹射向敌人。这时，像恶狼一般的敌人迅速向他扑来，当敌人逼近时，他掏出仅有的一颗手榴弹，拧开弹盖，一声巨响，一代英豪，英勇捐躯，时年42岁。
  李文卿李文卿（1930-)，原名李云山由，山东牟平人。原国防大学政治委员，上将军衔。1945年7月参加革命工作，194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1月入伍。曾任秘书、军区司令员办公室副主任，陆军第一八一师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第六十军政治委员，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军区副政治委员，国防大学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等职。是第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委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94年晋升为上将军衔。曾获独立功勋荣誉章。
  李文卿早年上学读书，后因战乱和家庭生活困难辍学。1944年7月，经人介绍到牙前县崮山村联社工作。次年7月，调区抗日救国会任青救会干事、区政府助理员。194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7月转正。11月被山东省委抽调，随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到新解放的地区开辟工作。因部队开展“三整三查”暂时休整，李文卿随抽调的其他干部一起入伍，被编入第七纵队教导团新成立的四大队学习。毕业后，分配到第七纵队十九师五十五团政治处，任政工组员，后任排长，参加了兖州、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
  1949年后，在华东军区直属队任排长、副政治指导员、政治指导员。
  1954年调军区直属政治部干部科任干事。1956年主动要求赴朝，在后勤二分部干部部任助理员。1958年随志愿军回国，到南京军区直属政治部组织科任助理员。期间，因工作积极荣立三等功一次，并被选为出席军区先进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1960年调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任秘书。因工作学习表现突出，被评为先进和五好军官。1967年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秘书，1969年任军区办公室副主任兼许世友司令员秘书。
  “文化大革命”初期，特别是林彪、江青“揪军内一小撮”把矛头指向许世友时，李文卿因在许世友身边工作受牵连，家属被挂牌批斗，子女受到歧视。在许世友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期间，他能摆正位置，谦虚谨慎，注意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获得机关和领导的好评。1973年，任陆军第一八一师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在“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期间，被“四人帮”主要成员王洪文点名批评，后又到军区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八个月。这期间，他始终坚持斗争，顶住“四人帮”的压力，经受住了考验。
  粉碎“四人帮”后，李文卿精神振奋，工作干劲倍增。与全师广大指战员一起，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使全师原来的后进面貌得到明显改变，并培养出两名被南京军区命名的模范连长和模范指导员。1983年，李文卿升任陆军第六十军政治委员、党委书记，被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在1984年的整党工作中，由于该军正确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工作扎实，取得显著成效，李文卿个人也受到军区党委表扬，并到北京向中央军委汇报整党工作情况。1985年2月部队面临精简整编，陆军第六十师面临被撤销，干部思想波动很大。李文卿在军党委扩大会上提出“要稳定部队，先要稳定自己”的思想，得到军区领导的肯定。
  二 1985年6月，李文卿调任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在此期间，重视抓大事、抓中心，为基层服务、为部队服务的思想明确。他在抓机关和直属队建设中，敢于处理棘手问题，狠刹生产经营中的违纪问题和机关的歪风邪气，获得老干部和机关干部的好评。他经常带领机关人员深入部队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并发现和宣传了一些典型单位和个人。其中有的被中央军委命名，有的被军区党委命名。全区政治工作比较活跃，基层建设得到了加强。
  1988年8月，李文卿任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李文卿与军区副司令员率部队赴北京参加戒严。在执行戒严任务中，李文卿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执行命令坚决，政治工作开展得及时有力，使党的政策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执行，保证了部队戒严任务的顺利完成。
  三，1990年6月，李文卿调任国防大学副政治委员。1992年10月，任国防大学政治委员，并被选为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委员。1994年晋升上将军衔。在任政治委员期间，他协助校长发动教研人员抓教材改革，逐步形成了学科理论教材体系；抓教学方法的改革，特别是把电子计算机用于教学，先后开发了几套作战模拟系统，提高了教学效果；抓科研工作，取得了一批科研成果，有的获国家级奖励，有的获全军级奖励，有些成果填补了军事学科的空白。同时，他和党委“一班人”结合学校的特点，注重抓好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提出要忠诚于国防教育事业，熟悉办校规律；要熟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军委关于院校建设的指示；要熟悉学校主要学科、专业，具有较强的组织、领导、保障教学的能力和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在领导班子的调配上，科学安排了老、中、青比例，增强了班子活力。在教员队伍建设上，教育科研人员安心国防教育事业，发扬刘伯承元帅倡导的“三更灯火五更鸡”的精神。同时，创造条件安排教研人员出国访问，到地方大学进修，拓展知识面。在地方大学和部队选调了一批优秀人才充实教研队伍，改变教研队伍的知识结构；学校自己还办了几期师资班，补充教研队伍，使师资和科研队伍更加充满活力。对服务保障部门，提出一切为了教学科研，一切服从教学科研，所有部门都要保障教学科研的要求。
  1995年8月，李文卿到服役最高年龄被免职后，被总政治部史料丛书编委会聘为史料丛书《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卷》审稿组组长，被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聘为第三届理事会顾问。李文卿在参加部队和地方繁忙的各项重要活动外，还用了两三年的时间，撰写出了《近看许世友》一书，真实地再现了许世友上将1967年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至1985年去世前的一些主要经历，包括在动乱岁月同林彪、“四人帮”进行坚决斗争，致力于稳军安民护国的富于传奇色彩的动人事迹。
  李丙令李丙令（1917---2002)，山东平度人。1932年，李丙令考入烟台芝71中学（后改志孚中学）上初中，1934年留校读高中。他品学兼优，思想进步，是该校学生自治会和烟台学生自治联合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李丙令与同校进步学生孙德铮、孙德运等和烟台八中进步学生陈汝翼、吕其恩、柳运光、温建平、周庆荣等，在共产党员、教师刘宪曾和进步教师王耕今等启发鼓励和帮助指导下，团结进步学生，在两校分别组织了旭光读书会、新文学研究会和新文学评论会等团体，并以这些进步学生组织为核心，团结广大青年学生，使学生中的进步力量不断增强。在读书学习活动中，他们交流读书心得，举行时事讨论会和专题讲演会，开展马列主义理论研究和革命道路的探讨，宣传革命道理，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反动当局卖国、内战的反动政策。李丙令和读书会的会员经常深入郊区农村，利用在夜校帮助民众识字的机会，进行救亡宣传；还通过各种文艺形式，在学校和社会上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他们在当时的烟台《芝罘日报》《东海日报》《复兴日报》和《钟声日报》上创办了《原草》《鸣铎》《曙光》《我们》《齿轮》等文艺副刊，发表进步文章，刊登进步文艺作品，抒发对日寇铁蹄践踏东北河山的悲愤和对故乡的无比怀念之情，隐晦地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卖国的罪行。
  1935年4月18日，益文学校和真光女子中学联合到烟台上夼村南山上梨园、苹果园举行“逛梨花”活动。下午1时许，烟台特区专员兼公安局长张奎文当警察的小舅子孔繁树因调戏真光女中3名女学生遭反抗，枪杀了女学生徐明娥，这就是当时轰动整个烟台的“徐明娥事件”。这件恶性杀人案，国民党烟台当局意欲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而激起了烟台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极大愤慨。真光学校师范班学生姜明在该校进步教师徐益仁的支持下，代表本校学生自治会与益文、志孚、烟台中学等学生自治会联系，召开联席会议，于21日正式成立烟台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学联），选出志孚中学学生李丙令和烟台中学（原烟台八中）学生吕其恩等9人主席团。22日召开记者招待会，发表组建学联宗旨，表示誓为死者伸冤。学联向烟台当局提出严惩凶手、赔偿损失、赔礼道歉、树立纪念碑、举行殡葬仪式等5个条件，遭当局全面拒绝。烟台的党政军以及以林秋圃（商会常务理事、志孚中学董事、养正小学校长）为代表的商会统统向学联施加压力。学联顶住压力，派学联负责人志孚中学学生李丙令和烟台中学学生吕其恩分别到国民党烟台党部和韩复榘驻烟部队赵廷壁团部进行交涉，提出抗议。李丙令和吕其恩大气凛然，慷慨陈词，舌战群凶。官方理屈词穷，但以“学生此行为全系赤色分子所煽动，为首的就当赤色分子抓起来”加以威胁不予解决，更激起学生义愤。在“学联”领导人吕其恩、李丙令等的带领下，烟台各中等学校学生、部分青年教师3000余人于23日在益文南楼操场举行了追悼会，宣读了《烟台特区学生自治联合会关于徐明娥事件的宣言》，揭露了政府当局的狡诈手段，并在追悼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学生们沿途高呼口号，散发《宣言》，并将《宣言》发往南京政府教育部、山东省教育厅和北平全国学联总部。在烟台各界大力支持下，几经反复，斗争终于取得胜利。但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却被列入了黑名单。6月，李丙令、吕其恩、柳运光等七名进步学生因徐明娥事件中领导烟台学生进行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斗争，被校方以莫须有的罪名开除学籍或勒令退学。
  1935年秋季开学时，李丙令来到了烟台恤养院，担任第三班的班主任，那年他刚刚18岁。李丙令入院后，褚院长把他安排在一个较偏僻的后院，三间西厢房的单人宿舍，一住就是两年多，为李丙令继续为党工作提供了方便。
  1936年8月，李丙令经吕其恩（吕志恒）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月，经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批准，成立中共烟台工作委员会，李丙令任组织委员。10月，按照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中共烟台工作委员会改称为中共烟台市委员会（简称为中共烟台市委），吕其恩任书记，李丙令为组宣委员。11月，经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中共胶东临时特委改为中共胶东临时二I：委。12月，中共胶东临时工委机关遭到破坏。1937年2月，经中共中央北方局研究决定，胶东临时工委机关由烟台撤至威海卫，吕其恩接任中共胶东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不再兼任中共烟台市委书记。李丙令被指定为中共烟台组织总负责人。李丙令以烟台恤养院育德小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继续领导和组织党员开展抗日救亡宣传，进行革命活动。李丙令除了认真教授正课外，还经常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特别在卢沟桥事变后，他在讲课之余，详细介绍不抵抗主义“攘外必先安内”给国家带来的危害，对汪精卫的亲日罪行，以及他如何破坏抗战予以充分揭露。对于世界法西斯的独裁和侵略，更是恨之入骨，他常在黑板上奋笔疾书“打倒墨索里尼”、“打倒希特勒”，激发学生们的同仇敌忾情绪，给后来恤养院十多名学生投笔从戎、参加抗日队伍播下了爱国主义思想的种子。他还利用课外活动时间，带领学生们到野外模拟战斗形式，练习攻守。冬天拉着学生到山上打雪仗，培养学生们的勇敢作风。t＜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烟台党组织响应中共北方局关于“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由中共烟台党组织总负责人李丙令，率领所领导的党员和大批民先队队员及进步青年，走出城市，奔赴农村，组织抗日游击队参加由胶东特委领导的天福山起义。3月12日，李丙令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得到情报，市内日本驻烟台外事处主任、军国主义分子芝川彦次郎，近期毫无顾忌地常到日本洋行和烟台商会鬼混，有时整夜靠在那里。决定先袭击洋行，再宰老色鬼。傍晚，李丙令带领化装的游击队员潜入烟台市内，袭击了日本洋行，又赶到北马路，冲进伪商会西楼打死了芝川彦次郎。抗日游击队进城击毙军国主义分子芝川彦次郎的消息，不但让城里人为之一振，而且让市区的日伪军心惊肉跳，闻风丧胆。4月4日夜，“第三军”第一路二支队政委李丙令和支队长赵锡纯率领抗日武装，突入烟台市区。他们沿着毓璜顶进入毓秀街和法院街附近，制造声势，游击队员张贴、散发抗日宣传品，以密集的枪声和喊声震扰和迷惑敌人，声东击西，掩护另一支游击队进入西郊的西沙旺一带偷袭敌人。之后，李丙令先后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中队政治指导员、大队政委、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营政治委员，六十三团政委、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十九旅政治部主任、第五旅十五团政治委员，胶东军区十三团政治委员。参加了胶东地区历次反“扫荡”斗争和攻克牟平城、福山城、河源、两沟、马连庄、平度等战役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李丙令先后任山东军区六师政治委员，辽东人民自卫军四纵队政治部主任、十一师政委，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十师政治委员等职，率部参加了新开岭、“四保临江”、梅河口、安奉路、鞍海、桓仁、辽阳、鞍山等战役战斗和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中，他指挥所属部队参加了解放康庄、怀来、张家口，包围北平等战役战斗。随后，率部参加了湘南衡宝战役、广西战役和广东地区剿匪作战。1950年5月，李丙令调任四十一军政治部主任，后任军副政委、政委等职，参加了守备粤东海防，解放南澳岛、南鹏岛、南澎岛，保卫东山岛等战斗。
  1955年，李丙令被授予少将军衔。1958年1月，调任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60年10月后，先后任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部副主任、副教育长、教育长、政治部主任、训练部部长，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政治委员、军政大学副校长等职。1975年8月离休。2002年6月，在北京逝世。‘ 李伯颜李伯颜（1905---1928)，原名李树信。山东省莱阳县东双山村（今属莱西市）人。1920年，李伯颜与同在前保驾山村成长起来的好友孙耀臣，考取了姜山高等小学，同窗5年。这期间，他阅读了很多报刊杂志，进一步了解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认识到帝国主义与军阀相互勾结、长期混战，是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根源。
  1924年底，李伯颜高小毕业。为了继续深造和寻求革命真理，他决定去上海求学，于1925年初春考入暨南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与此同时，他的亲密同学孙耀臣考入了军阀张宗昌在济南创办的军官学校，就读炮兵学。两人虽然相隔千里之遥，却时有书信来往，交流思想，交流对人类社会的看法。他们对人生有着一致的观点和认识。李伯颜在暨南大学期间，一面认真学习专业知识，一面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向导》周刊和一些进步书籍，还受到了邓中夏、瞿秋白、蔡和森等著名共产党人的影响和教诲，开阔了政治视野，提高了革命觉悟，逐渐成长为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革命者。
  是年，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他响应党的号召，走出校门，积极参加上海工人、学生、商人在租界联合举行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他领导学生高呼口号，揭露日、英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并在码头、工厂、街巷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为五卅惨案中死难者呐喊抗争。在这次运动中，他受到了现实的教育和锻炼，认识上也有了新的飞跃。
  1926年春，李伯颜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更加自觉地从事党的工作。晚上和假日深入工人宿舍，宣传革命道理，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受到了工人的爱戴和拥护。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的血腥镇压，党的各级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全国革命形势转入低潮，党组织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后，中央临时政治局派出大批干部到各地传达八七会议决议，恢复整顿党的组织。李伯颜于11月受党组织的派遣回山东开展党的工作。12月13日到达济南，他找到同乡知己孙耀臣（济南军官学校学员，共产党员），与中共山东省委接上关系。李伯颜、孙耀臣接受省委关于返回莱阳创建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武装暴动的指示后，于12月18日回到家乡前保驾山村。回村后即进行党组织的创建工作。他们先组织起部分贫苦农民，对其进行革命启蒙教育，成立和发展农民协会组织，然后在农协会员中物色发展对象，进行党的教育。不久，即以“钢胆、热心、沉着、慧敏”为条件，发展孙文合、孙凯山等6人为共产党员。12月26日，在李伯颜、孙耀臣主持下，成立了中共前保驾山村支部委员会。小学教员孙文合任书记，孙凯山任组织委员，林世卿任宣传委员。这是胶东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李伯颜主持成立了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后，为落实省委关于扩大党的队伍、组建县委的指示，立即前往莱阳东部的农村开展工作。1928年1月在万第镇水口村，与早期共产党员宋海秋等人接上关系。经调查了解东部的党员分布情况后，他不怕天寒地冻，冒着风雪，奔走于万第周围各村，与地下党员取得联系。2月，省委发出《关于征求党员的通告》，要求全省6个月内必须发展610名党员。按《通告》要求，李伯颜加快工作步伐，发动党员以走亲访友名义，到各村物色对象，加紧教育培养，发展党员。2月末，派宋海秋到党员数量多、斗志旺的石龙沟村，成立了党支部，宋式纯任支部书记。党支部成立后，党员很快发展到20余名，建立了3个党小组。3月上旬，淳于、田家灌、王宋等村先后建立了党小组。这时，莱阳东部已发展党员100余人。经过几天的酝酿筹备，于3月中旬，在水口村召开各村党组织负责人会议，成立了中共莱阳县委，李伯颜任书记兼组织委员，孙耀臣任宣传委员。这是胶东第一个县委。
  县委成立后，李伯颜始终把扩大党组织、建立农民武装、发动武装暴动、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作为中心任务，不断把革命运动引向深入。
  首先着力发展党组织。县委把水口村作为党的活动中心，在蓝家庄、薛格庄、寨庄头、淳于村建立了4个地下联络点。使党组织很快发展到莱阳、海阳边区。为把党组织扩展到敌人内部，3月下旬，李伯颜与孙耀臣决定，派孙耀臣以军官学校学员身份打入地方军阀施中诚内部。由于孙耀臣的文韬武略超出施中诚的预料，入伍后很快取得施的信任，不久即被委任为参谋长。从此，孙耀臣以参谋长身份，以视察工作为名，广泛接触士兵，秘密发展党员。同时，李伯颜还派党员宋云程在县公署保卫团内发展分队长宋仁甲为党员，并由宋仁甲在县公署内部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到5月初，全县已发展党员300余名。
  从1928年2月开始，李伯颜一边发展党组织，扩大党的队伍，一边以贫雇农为主体，继续壮大农民协会队伍。艰苦的岁月，县委领导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徒步往返各地，活动经费更无出处。县委书记李伯颜的办公室就在群众中，办公桌就是自己身上的挎包，走到哪里就工作到哪里。为了避开敌人的视线，他经常躲在深山密林里，有时挎包里的干粮吃光了，就靠山中的野菜和泉水充饥解渴。为了使更多的农民提高革命觉悟，每当夜幕降临时，他便化装成教员或买卖人，冒着随时可能被捕的危险，披星戴月，跋山涉水，深入到联络点和村庄，向群众陈述国耻，痛斥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揭露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介绍彭湃领导海陆丰地区农民运动的情况，宣传救国救民的道理。李伯颜带领党员始终把立足点放在人民群众中，在短短的一个月里，莱阳东部和海阳西部地区的贫苦农民把他当作是农民运动的领袖、解除苦难的救星。通过他和广大党员夜以继日的工作，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般很快遍及莱海边区。
  到4月，在田家灌、五处渡、迎格庄周围村，发展农协会员300余人。下旬，他派党员于振海、于典军到海阳西部，协同海阳党员，在30多个村建立起农民协会组织。到5月建立农民协会的村遍及全县，西至水沟头、义谭店、姜山，南至大夼、姜疃，北至南务、山前店，东至海阳西部，农协会员达2000余人。
  1928年初，山东督军张宗昌滥发军用票，引起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农民反抗情绪日益高涨。李伯颜抓住时机，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决定成立胶东抗粮军，发展农民武装。指示各村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千方百计筹集枪支、大刀，发展武装。李伯颜亲自组织人员编印传单，揭露张宗昌及其莱阳爪牙横征暴敛、鱼肉人民的罪行，号召农民加入武装组织。并在小院村召开党组织负责人会议，进行组织发动。这次会议主要是统一思想，解决如何筹集武器、发展武装问题。会后各村党支部和农民协会积极行动，到5月初，抗粮军队伍扩大到700余人，有长短枪30余支。
  经过一段时间的组织发动，党组织和农民协会组织不断发展，抗粮军队伍逐步壮大。但农民武装力量与当地军阀势力相比，仍处于劣势。李伯颜决定联合农民武装田益三、徐子山等部采取联合行动，武装攻取莱阳城。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工作，党组织和农民协会队伍迅速扩大，抗粮军武装力量初具规模，武装暴动的条件日渐成熟。5月26日夜，县委在小院村西小河口夹河套，召开全县党组织和农民协会负责人会议。会上，李伯颜进行动员后，部署了攻城劫狱，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实施方案。以鸡毛传牌为信号，高粱秆点火把，统一行动。宣布田益三为胶东抗粮军副总指挥，率部主攻东门，打开监狱，夺取钟鼓楼’徐子山主攻北门，策应田益三；李伯颜率莱海地区抗粮军主攻南门，占领县公署；前保驾山村党支部率西部地区抗粮军主攻西门，策应李伯颜；城内地下党员宋仁甲做内应；孙耀臣稳住施中诚队伍，使其不派兵增援县公署，并对主攻四门的战术协同配合问题，作了具体要求。同时，对攻城战斗打响后，立即在城外点烟火、放鞭炮以及呐喊助威的人也做了详细安排。就在大家热烈拥护攻城方案的时候，小院村党支部负责人赵百原突然提出反对意见，他以攻城时机不成熟为由，起哄发难，使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疑惑不定。直到凌晨3点，反对派仍纠缠不休，搅得会议无法进行。李伯颜只好宣布休会，决定日后再议。
  会后，赵百原谎称本村党员干部留下开会，诱骗李伯颜参加会议。
  年轻的李伯颜身处险境而不知，对赵百原缺乏警惕和防范，被赵百原、赵洪恩、赵洪明、赵永思等人用腰带勒死，密埋于河套里。李伯颜被害时年仅23岁。
  在不知李伯颜被害的情况下，胶东抗粮军副总指挥田益三，按照李伯颜制定的攻城计划，于1928年6月11日，率部举行了武装暴动，占领莱阳城东门城楼，打开莱阳监狱，放出270名革命群众。国民政府莱阳县长王宝仁弃城逃跑。这次暴动在胶东开创了以革命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之先河。
  （详见本丛书《风云》之“胶东农村最早的革命活动”“中共胶东最早县委的创建”） 李耀文李耀文（1918---)，原名张锡绅，山东荣成人。原海军政治委员，海军上将军衔。早年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1月入伍。曾任团政治委员、旅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政治部主任，第二十六军政治部主任、军政治委员。山东军区、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济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70年4月后，历任外交部军代表、副部长，国防科委政治委员，海军政治委员。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海军上将军衔。曾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18年5月1日，李耀文出生于山东荣成县城一个小商业者家庭。高小毕业后，先后就业于荣成县教育局、图书馆、民众教育馆。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共地下党员曹漫之的影响下，利用在民众教育馆工作的便利条件，为党组织搜集提供情报。1937年8月，中共荣成临时县委成立，李耀文任宣传委员。
  按照中共胶东特委的指示，1938年1月，李耀文等人组织领导了埠柳乡农学校的武装起义，将起义队伍带到文登大水泊，编入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他先后历任“第三军”第一路政治委员，“第三军”政治部主任，掖县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政治委员，“第三军”六十二团政治委员，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第二十一旅政治委员，第五支队政治部副主任、组织科科长，“第五旅”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参加了胶东反投降战役及多次反“扫荡”战斗。
  1943年9月，李耀文任鲁中军区第四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iWa（县）沂（水）安（邱）地区工委书记，沂山地委副书记、代理书记。参与开辟和建立沂山抗日根据地。翌年6月，他率沂山地区部队参加了讨伐伪军厉文礼部第二、三阶段的作战，并策动和领导了该部独立第十团及特务团第三营共1800余人的起义反正，直接配合主力歼敌7000余人，解放了安丘城以南、临朐以东、景芝以西1700余平方公里地区。
  1945年8月，李耀文任鲁中军区警备第四旅政治委员，参加了山东军民大反攻。11月，任鲁中军区第九师政治委员。1947年1月，参加了消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的鲁南战役。同月，第九师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二十三师，他继续任师政治委员。相继参加了莱芜、孟良崮、沙土集战役。接着，又越过陇海路南下，转战豫皖苏边。12月，他任第八纵队政治部副主任，1948年7月任政治部主任。参加了开封、睢杞（豫东）战役和淮海战役。
  1949年2月，第八纵队改编为第二十六军，李耀文任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渡江和上海战役，后任第二十六军政治委员。1950年11月，他率部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志愿军第二十六军政治委员，参加了第二、第四、第五次战役。
  二 1954年8月，李耀文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根据全军统一部署，组织部队顺利实行了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和授予勋章、奖章等四项制度改革。
  1955年5月，山东军区改称为济南军区，李耀文任军区政治部主任。1958年初到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哲学班学习四个月。
  1958年秋，他和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等到某团六连当兵，与士兵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操作、同娱乐。他们的做法分别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主席的肯定和赞扬。他的《当兵日记》在解放军报上连载。
  1960年3月，李耀文组织政治部总结了《组织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报告》，指导军区部队广泛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总政治部转发了这个报告。在他的带领下，军区政治部机关学理论、学业务蔚然成风，机关的整体合力得到有效发挥。他带头深入“小、散、远”单位，把政治工作渗透到战备训练等各项工作中去，保证了部队各项任务的完成。工作中他善于发现、培养和运用典型，抓点带面，推动工作。1961---1966年，军区树立了一系列典型人物和单位，其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战士王杰、好司务长孙乐义在全军和全国都产生了重大影响。1962年，他入高等军事学院速成班学习一年。
  1965年10月，李耀文任济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错误的批判。在逆境中他排除阻力，采取积极措施，保持部队的稳定。
  三 1970年4月，李耀文奉命到外交部任军代表、副部长。部领导分工他负责清查工作。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报告周恩来总理同意，他及时查处“火烧英国代办处”等四起大案要案。在压力面前，他坚持原则，认真落实干部政策。周恩来称赞他“是一位很优秀的指挥员，很出色的政治工作者，很尊重实际的军代表，很负责任的领导干部，对外交部清查工作是一位很有力的决策人＂。！ 1971年9月13日，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他和中央办公厅有关负责人根据我驻蒙使馆送来的现场勘察资料和照片，考察了同型飞机，对坠机的具体情况和原因进行细致的分析研究，提出意见．，为中央判断九一三事件提供了可靠依据。
  1972年4月至1976年2月，李耀文任驻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大使，兼任驻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第一任大使，驻苏联大使（因故没到任）。
  1977年4月，李耀文任国防科委政治委员。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他和国防科委其他领导人一起，组织机关、部队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运动，积极落实政策，纠正冤假错案，为科技人员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他大力举办干部读书班，分期分批轮训干部，组织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端正领导干部思想路线，促进思想解放。
  1980年10月，李耀文任海军政治委员。海军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受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严重破坏。李耀文和司令员叶飞认真贯彻邓小平等军委首长指示，带领党委“一班人”，统一思想，拨乱反正，集中清理历史遗留问题，促进了海军的团结，加强了班子建设，为海军在新形势下开创改革发展的新局面奠定了良好基础。
  为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全面加强海军建设，在李耀文等主持下，海军党委和机关结合实际，做了大量建章立制的工作。他提议成立了海军政治工作研究委员会，充分发挥退居二线老同志的作用，加强对海军政治工作研究和指导。
  根据军委邓小平主席对海军建设的指示和中央军委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李耀文在1986年12月召开的海军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代表海军党委提出“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初步建成一支精干顶用的、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的人民海军”的奋斗目标，并提出通盘考虑“七五”、“八五”、“九五”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和经费，“三步并作一步走，15年向前跨一大步”的发展步骤，有力促进了海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1987年10月，李耀文出席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88年3月14日，某国海军舰船窜到我南沙海区，派武装人员强行登礁挑衅。奉中央军委的命令，他和海军司令员张连忠指挥部队进行自卫还击，捍卫了中国的南沙主权。战后，他根据参战部队的英勇事迹，概括提出了南沙精神，认真总结南沙斗争的经验，在全海军大力弘扬南沙精神。I 针对新形势下社会上出现的某些错误思潮及其对部队的影响，他组织海军部队开展了“三个坚定”（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坚定对党的信赖，坚定对改革的信心）教育。他要求各单位从治理建设自己的“小环境”入手，来积极影响大环境发展。这对统一海军各级党委和领导的思想，提高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0年4月，他率中国人民解放军友好参观团，对朝鲜进行了友好访问。回国后，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他把周恩来“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名句作为座右铭，规范自己的言行，继续在政治上、学习上和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1992年10月，他出席了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98年7月离职休养。1997年9月、2002年11月、2007年10月，他作为党内老同志，列席了党的第十五、十六次和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辛冠吾辛冠吾（1908-1946)，名可汉，字冠吾，山东省牟平县金村（今属烟台市莱山区）人。1934年春，经王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牟福边党委成立后，王甫任书记，辛冠吾担任宣传委员。
  1935年，辛冠吾受组织委派，以教学为掩护到福山珠玑村开展工作。他创办了刊物《新路》，宣传革命主张；他在教员中发展党员，成立支部，撒下了革命的种子。1936年，因组织暴露，辛冠吾被迫离开珠R村，到牟平上庄小学任教，负责党的交通联络工作，并继续办《新路》。
  1938年，日军侵占烟台。辛冠吾响应党的号召，毅然于1938年秋，冲破顽固派的重重封锁和阻挠，到达蓬黄掖抗日根据地。辛冠吾到蓬黄掖后，初任职于北海专署。1939年，转至蓬黄战区指挥部。历任班长、中队指导员、北海独立营教导员、特务大队政委、团宣传科长、支队敌工科长等职。1943年调东海军分区任敌工股长。
  敌工工作政策性、保密性很强，加之东海军分区敌工部门刚刚建立，既缺少干部，又没有经验，一切都要从头做起，困难极大。为了迅速打开敌工工作的局面，他倾注了全部心血。他作风严谨扎实，办事一丝不苟。对于本区一些敌伪骨干分子的姓名、籍贯、性格、爱好、主要罪行以及不同时期的心理状态，他都弄得清清楚楚，建立了详细的档案。各县来的敌工人员，互相不能会面，他就一一单独接见，分别进行指导。
  同志们都反映，遇到问题只要辛股长一指导，心里就亮堂了。在辛冠吾的领导下，东海敌工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
  辛冠吾胆识过人，智勇兼备。战时他总是亲临前线，除了喊话开展政治攻势外，还不顾个人安危，深入虎穴，对敌劝降，屡建奇功。
  1944年秋，胶东军区发动了强大的秋季攻势。8月24日，在攻克牟平重镇水道据点的战斗中，辛冠吾通过喊话，使驻水道西山据点伪军一个中队缴械投降。
  8月26日，东海军分区部队乘胜包围了牟（平）、水（道）之间的玉林店据点。为了瓦解敌军，减少伤亡，辛冠吾再一次亲临前沿阵地喊话。当时辛冠吾的名字已经广为传开，东海伪军差不多都知道有个很厉害的辛股长。玉林店的伪军听到喊话后，在碉堡里答话：“要我们投降得请辛股长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为了战斗的胜利和同志们的安全，辛冠吾只身深入虎穴，迫降敌人。
  1944年11月6日，东海军分区接到报告，威海刘公岛伪军600余人，在教官郑道济率领下反正，在双岛港登陆时，被我地方武装阻挡于双林前村，两军对峙，剑拔弩张，形势紧张。辛冠吾奉命兼程赶到双林前村，立即同郑道济举行会谈。见到郑道济的代表连城后，辛冠吾开门见山地说：“你们在刘公岛杀死日军、汉奸，我们深为钦佩，请问今后有何打算？”连城回答：“我们出来是为了抗日，欲向贵军借道。”辛冠吾微微一笑：“抗日这是件大好事。现在，胶东也和全国一样，真正抗日的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共产党领导下，胶东抗日根据地已连成一片，而所谓国民党领导的正统军队，有的早已溃不成军，有的已和敌伪同流合污。在这种情况下，‘道’我军可以借，只怕你们无处可走。如果真正要抗日，只有参加八路军这一条路。”辛冠吾态度诚恳，分析透彻，使知识分子出身的连城，深为折服。经过磋商，双方达成协议：这支部队保留原编制，开赴根据地整训。不久被编为胶东军区海防支队。就这样，辛冠吾依靠党的崇高声望和正确政策，引导这支举棋不定的队伍走上了抗日救国的光明大道。
  1944年底，辛冠吾调任胶东军区敌工部副部长。不久接受了一个更艰巨的任务，就是打入平度城伪军绥靖第八集团军王铁相部。平度城是胶东西部的门户，也是青岛、潍县、烟台的连结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里除了伪军外，还驻有日军一个中队，是日军“蚕食”、“扫荡”大泽山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据点。辛冠吾打入王铁相部的任务，一是摸清平度的工事构筑，兵力部署等重要军事情报；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伺机争取王铁相部投诚。深入敌人心脏策反、搜集情报，危险随时可能发生。但辛冠吾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毅然接受了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经过长时间的努力，辛冠吾取得了王铁相的信任，被任命为副秘书长。日本投降后，在王铁相感到大势已去，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辛冠吾趁机做他的工作，并透露了自己的身份。王铁相也有投降八路军的意向。但就在这关键时刻，蒋介石派人给王铁相送来一信，任命他为第九军中将军长，要他坚守平度，。迎接“盟军”和“国军”在青岛登陆。王铁相像捞了一根救命稻草，立即召开会议，宣布改变番号，并准备陷害辛冠吾。
  辛冠吾见劝降已无可能，机智地返回胶东军区。许世友司令员见到辛冠吾，非常高兴，他根据辛冠吾提供的情报，制订了作战计划，决定武力解决平度城。1945年9月8日，山东军区第五师第十三团、第六师一个营、警备第五旅等部队向平度城发起总攻，全歼守敌6000多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国民党悍然发动了内战。1945年8月，毛主席亲自飞往重庆和蒋介石进行会谈，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1946年1月17日，双方同时发布了停战令，并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指挥部，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代表成立“三人小组”。“军调部”二十一小组高密小组，负责调处胶东国共两党的矛盾，三方代表是国民党的黄靖（正）、李先良（副），共产党的武可久上校（正）、辛冠吾中校（副），美方的逖克（正）、摩尔（副）。从此，辛冠吾为国内和平事业，朝夕奔波在胶济线上。他唇枪舌剑，与美蒋代表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6年5月10日，三方首席代表飞往北平汇报，军调处事宜由三方副代表负责。在辛冠吾参加的第一轮会谈中，就遇到了美蒋方面代表的严重挑衅。会谈开始时，照例由美方代表从中介绍。摩尔介绍说：“这位是国民党代表李先良将军”，“这位是共产党代表辛冠吾中校”。当辛冠吾同志与李先良礼节性地握手后，摩尔又介绍说：“这位是国民党代表赵保原师长。”赵保原戎装笔挺，抢先一步向辛冠吾伸出了手，但他得到的却是辛冠吾的冷遇。
  赵保原是什么人？他是胶东最大的汉奸，欠下了胶东人民累累血债。1945年他的老巢被八路军一举捣毁，狼狈逃窜，如今又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暂编十二师的师长。美蒋双方竟然把这个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塞到谈判桌上，真是荒唐之极。
  辛冠吾不露声色，他对赵保原不屑一顾，转而严肃而又不失礼节地质问摩尔：“请问今天是谁跟谁谈判？”“当然是国共两党举行谈判。”“谈判的主题是什么？”“双方共谋和平。”“既然如此，这个大汉奸赵保原有什么资格参加？把这样的民族败类作为代表，国民党将自己置于何地？”辛冠吾穷追不舍，咄咄逼人。“这……这……”摩尔理屈词穷，无言可答。辛冠吾庄严声明：“如果美蒋双方节外生枝，就是破坏谈判，我马上告辞，一切后果由贵方负责。”他说话斩钉截铁，寸步不让。摩尔无可奈何，只好把赵保原“请”了出去。
  摩尔本以为辛冠吾只不过是一个书生，不会有什么政治斗争的经验，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岂知第一个回合就吃了败仗。在以后的谈判中，辛冠吾又以坚定的立场，锐利的谈锋，一次又一次地挫败了美蒋的阴谋，维护了我党的严正立场。但是，那个被驱逐出谈判会场的赵保原则对辛冠吾恨之入骨，阴谋对辛冠吾下毒手。
  1946年5月20日，天色阴晦，辛冠吾由高密乘火车返部述职，路经蔡家庄赵保原驻地时被卑鄙地绑架了，敌人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他英勇不屈，就义在敌人屠刀下。
  1946年9月10日，胶东军民万余人在莱阳隆重集会，沉痛悼念辛冠吾烈士。会场上悬挂着许世友司令员亲笔书写的悼词：“冠吾同志，你为了和平而死，你博得了广大人民的敬爱。接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命令残害你的赵保原已被人民斩首示众。冠吾同志，你安息吧！现在反动派又在大规模地进攻解放区。我们准备一切力量，给予敢于来犯者以迎头痛击，来保卫人民，来纪念你！” 宋澄宋澄（1910---1941)，原名宋夕奎，山东省文登县黄山村人（今属荣成市）。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文登县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是天福山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是胶东抗日武装的主要创建人之一。1941年病故于鲁南抗日根据地。
  貘一少年时代的宋澄，目睹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十分痛恨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1921年，他进入黄山高级小学读书。通过学习历史，了解到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软弱无能，丧权辱国，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史实，激起了他的爱国热情，决心投身革命，救国救民。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也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所以他怀着救国的强烈愿望，在校加入了国民党。
  1928年，国民党在文登公开后，他到农民协会任干事。此时，他积极组织农民协会，发动群众反对苛捐杂税。他在黄山村串联老同学宋淑三等，组织起农民协会，领导会员和群众开展了对“税狗子”和土豪劣绅的斗争，把设在黄山村征收牲畜税的包商机关人员赶跑。宋澄领导农民协会夺了公田的掌管权，将官荒公田无偿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但是，却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反对和镇压。他逐渐认识到，国民党的所谓“救国”“革命”“平均地权”“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统统是挂着羊头卖狗肉的骗人勾当。从此，他开始寻求革命真理，寻求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
  1930年，他毅然离开家乡，到烟台省立八中求学深造。在这里，他接触到中国共产党地下二I：作者，秘密学习了不少马列主义书籍，逐步树立起共产主义信念，不久，便被吸收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二二卜 1931年夏季，宋澄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家乡，以国民党员的公开身份，打入国民党文登县党部任青年干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这期间，他以“侦缉不法分子”为名，深入到农村、工厂、学校、由卜局等处，宣传党的主张，发展党的组织。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入敌手，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觊觎山东。当时，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多方限制人民的抗日爱国行动。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群情鼎沸，怒不可遏。宋澄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大力进行抗日救国宣传。10月底，他和文登中学进步教员钟平山等，在文登中学组织起三一读书会，利用这一合法组织，揭露蒋介石的卖国反共政策，宣传共产党救中国救穷人的正确主张。12月下旬，他发展了江先政、王本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建立了文登县第一个党小组，由他任组长。自此，文登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了领导核心。
  “党的安排就是我的理想，党的工作就是我的需要”，这是宋澄的格言。1932年春宋澄接受组织的派遣，到北京西城区门头沟煤矿开展工运工作，当时环境非常恶劣，党的经费没有保证，反动派又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宋澄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热情和机警沉着的工作作风。他常常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地为党工作。残酷的斗争，磨炼了他的革命意志，也增长了他的聪明才智。
  门头沟煤矿的矿主，对工人进行残酷的压榨和剥削，有许多工人被矿主活活地打死，工人生活无保障，生命受到威胁。宋澄在此经过艰苦的工作，周密地组织和领导了工人的罢工斗争，并取得了胜利，迫使矿主给工人增加了工资。工人高兴地说“矿主欺软怕硬，有宋澄在，就有工人的出路”。
  1933年3月，共青团山东省委遭到破坏，宋澄受中共北方局的委派，去济南担任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7月，由于叛徒告密，他不幸被捕，判刑7年，被监押在国民党第四监狱——青州监狱。由于突然被捕，宋澄没来得及销毁随身携带的小笔记本，而笔记本上记有团省委个别工作人员的姓名、住址，特务们靠这个线索逮捕了一个工作人员，并据此人口供又逮捕了数人。这件事给党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对此，宋澄痛心疾首，自责甚严，成为他终生的遗憾。
  身陷牢笼的宋澄坚信共产主义，在狱中也时刻不忘党的工作。他巧妙与敌人周旋，创造出敲墙壁互通情报的暗语信号，打通了“犯人”间不能接近的障碍。他与同时被捕的张恩堂、田海山等成立了狱中党支部，并主编了《难友》刊物，在狱中宣传党的政策，鼓动难友坚持斗争，迎接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
  在狱中，宋澄曾多次遭到敌人的酷刑折磨，但他始终坚贞不屈，顽强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革命气节。｝ 三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国民党政府迫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压力，不得不释放关押的“政治犯”，宋澄也获释出狱。出狱后，他直奔泰安与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取得了联系，接受了回胶东发动武装起义的任务。
  宋澄回到胶东后，立即参与了胶东特委的领导工作。他和理琪、林一山等同志一道，积极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经过充分准备，1937年12月24日，胶东特委在天福山举行了武装起义，创建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宋澄任“第三军”第一大队政委。天福山起义后，按特委的指示，宋澄和于得水等同志带领一大队西上进行抗日宣传，每到一处，宋澄亲自讲演，宣传革命真理，并组织同志们写标语，教唱抗日歌曲。经过广泛的宣传，人民群众的斗争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纷纷报名参军抗日，使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第三军”的发展壮大，鼓舞了人民的革命斗志，也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惊恐不安。他们窥测时机，企图消灭这支蓬勃发展的人民武装。12月30日，当宋澄、于得水带领“第三军”第一大队在文登县老三区的岭上村进行宣传时，被国民党文登县长李毓英的反动武装所包围。宋澄对敌人晓以大义，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口号。李毓英谎称要和“第三军”第一大队进行谈判。为了避免武装冲突，保存革命力量，宋澄临危不惧，挺身而出，带领29名代表前去谈判。但李毓英背信弃义，将“第三军”代表全部逮捕，宋澄再次入狱。事后不久，在蓬勃发展的抗日形势的压力下，敌人只好无条件地释放了宋澄等人。
  宋澄出狱后，马上回到“第三军”总部。1938年2月12日，宋澄与理琪、林一山等同志一起，率领“第三军”攻打牟平城，打响了胶东人民抗日战争的第一枪。攻克牟平城后，“第三军”第一大队撤往城东南三里路的雷神庙休整。当理琪、林一山、宋澄等领导同志正在开会研究下一步行动时，遭到驻烟台日寇的包围，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战斗中，宋澄多处受伤，右胸穿进了一颗子弹。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坚持与理琪、林一山等同志一起指挥战斗，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宋澄指挥队伍胜利突出重围，保存了革命力量。
  1938年4月，宋澄和其他特委领导一起，率领“第三军”西上蓬、黄、掖与兄弟部队会合。9月18日，“第三军”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宋澄任“第五支队”政委。此后，他和其他同志一道，率领这支部队，转战胶东大地，为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巩固，为民主政权的建立与壮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宋澄为党勤恳工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英勇奋战，终因积劳成疾，不幸于1941年病故于鲁南抗日根据地，终年31岁。宋澄过早的逝世，是山东党和军队的一大损失，人们无不为之悲痛。中共山东省委为他举行了追悼会，省委书记黎玉致了悼词，给他以高度的评价。胶东《大众报》还在头版发表了《学习青年革命职业家——宋澄同志》的悼念文章。
  宋海艇宋海艇（1892--1984)，名涛，字海艇，山东省莱阳县水口村人。他9岁上学，在私塾读书12年后，又先后在莱阳县立高级小学、莱阳中学、掖县省立九中读书五年。1917年在莱阳县淳于小学任教员。
  1918年夏，宋海艇辞去教职，考入山东省益都（青州）甲种农业学校。翌年，适逢五四运动爆发，革命洪流激发了他的反帝爱国热情。于是，他积极投身于这场运动之中，在斗争的浪潮里，经受革命风暴的洗礼，不断提高自身救国救民的思想觉悟。这年，他借暑假回乡之机，在万第小学组织师生宣传五四精神和开展查封日货等活动。秋季，他以山东学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上海法租界内由施洋同志为首召开的“全国各界联合会”。第一次聆听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口号。从此，他懂得了许多爱国爱民的道理，逐步成长为一名有学识有抱负的青年，决心把毕生精力奉献给革命事业。
  1921年夏，宋海艇经同学介绍到山东省教育厅举办的讲演所里做了一年的抄写文字工作。在工作中，他目睹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进一步激发了他投身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革命热情。他深深认识到，欲救国救民，必须继续求学寻求革命真理。
  1922年夏，宋海艇考入济南山东农业专科学校。在学校，他除刻苦攻读专业知识外，还积极学习时事政治，研究“三民主义”，并经常与忧国忧民者交往。1924年，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期间，他由同学吕宪斌介绍加入了国民党。从此，他积极参加该校进步团体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社”，学习社会科学知识。这年，他求学供给困难，面临失学的境遇。在危难之际，欣逢过去在青州甲种农业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吴晓初慷慨解囊，资助其学费，才得以继续攻读。吴晓初不仅是宋海艇的真挚朋友，而且也是他走向革命道路的启蒙先师。吴晓初经常启发他：“三民主义虽然进步，但不如共产主义革命彻底”，并介绍《向导》《新青年》等进步刊物让他学习。在吴晓初的熏陶下，从道义上奠定了他信仰和向往共产主义的思想基础，从而指导了他的革命行动。
  1925年春节，宋海艇利用探家的时机，对家乡的小学教员、贫苦农民积极宣传救国救民的革命道理，并在莱阳城城隍庙会上，向群众和绅士们进行演讲。这些活动对于唤起当地民众起来反帝反封建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标志着宋海艇走上了追求共产主义的道路。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宋海艇在济南各群众团体召开追悼孙中山的大会上，挺身而出，向群众广泛散发宣传材料，积极组织为青岛罢工工人募捐。在这次活动中，由于他表现勇敢坚定，会后，便由吴晓初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宋海艇是胶东农村的第一位共产党员，是中国共产党在胶东农村播下的第一颗革命火种。这年暑假，宋海艇接受了党组织交给他筹建济南面粉厂总工会的任务。党的信任和重托，给予他极大的鼓舞和力量。一个多月的时间，他跑遍了济南十多个面粉厂，利用自己编写的宣传提纲，边宣传，边落实工人代表。：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后，军阀张宗昌在济南大肆捕杀共产党人。11月，中共山东地委机关遭破坏。党组织指示宋海艇，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回原籍开展农民运动，秘密发展共产党员。于是，他立即把大褂当了15元钱做路费，回到家乡莱阳县万第镇水口村。
  宋海艇回乡后，在万第小学以教学为掩护，积极开展党的工作。他以五册惨案中，日本资本家枪杀上海日商纱厂工人顾正红的罪恶事实，向民众宣传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革命道理，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这期间，他一面宣传，一面物色发展党员对象，经常组织宋海秋、宋云程等进步教员学习《共产党宣言》《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向导》等革命文章和刊物，让他们尽快提高思想觉悟，并成为莱阳初期党组织活动的骨干力量。
  不久，宋海艇又经宫俊亭介绍到万第镇后瓦马村小学，继续以教师的身份，秘密开展党的工作。同年冬至翌年春，以“信仰共产主义”为要求，先后发展了万第村小学教员宋海秋、宋云程、梁逵卿（又名梁洪占）；水口村小学教员宋续唐（又名宋继先）；石龙沟村小学教员孙亭午；南石础村小学教员于冠三（又名于殿君）！小院村小学教员赵百原；陡山村小学教员官寅卿等八人为共产党员，这是他在胶东农村播下的第一批革命火种。
  随后，宋海艇以这些党员为骨千，在水口、石龙沟、护驾崖、鲍村、南石础、小院、陡山等村办起了农民夜校，组织贫苦青年识字学文化，传播共产主义思想，揭露张宗昌横征暴敛和地主残酷剥削农民的罪恶事实，号召穷苦人民团结起来同他们做坚决斗争。他和党员骨干一起，先后在万第周围30余个村庄发展农民协会会员200余人，发展党员20余名。自此，莱阳的革命火种已呈现出燎原趋势。
  宋海艇不失时机，以万第镇为中心，继续风餐露宿，四处奔波，积极开展农民运动，不断扩大党员队伍。到1927年春季，党的活动扩展到海阳的夏泽、黄崖底、桑梓口等村。夏季，凡是有共产党员的村都建立了农民夜校和农民协会组织。这些村的农民协会会员通过上夜校，学政治、学文化，很快提高了思想觉悟，逐步认识到共产党是穷人的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积极要求加入共产党；大部分青年积极参加夜校学习！广大贫苦农民都十分渴望新政权的诞生。这为后来的中共莱阳第一届县委的建立及“胶东抗粮军”的成立奠定了很好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正值莱阳党的活动顺利开展的时候，反动势力进行了猖狂的反扑。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全国普遍实行清党反共政策。夏季，莱阳籍的北大学生葛锦堂（又名葛覃）带着清党任务从北京回到水口村。他首先大肆美化国民党，贬低共产党，并扬言要成立国民党莱阳县党部。宋海艇与葛锦堂针锋相对，决定到义谭店小学联系以前的老同学赵国栋抢先成立由共产党控制的国民党县党部。然而，由于赵国栋胆小怕事不敢露面，加上候选人未得到多数人通过，结果没达到预期目的。这年秋季，正当宋海艇准备继续扩大党的队伍，健全党的组织之时，莱阳地区党的活动引起了反动派的警觉，张宗昌下令通缉宋海艇。他被迫将党的工作暂交给宋海秋负责，只身离开莱阳去外地躲避风险。
  1927年秋至1938年春，宋海艇离开故乡十余载，先后在栖霞、烟台、长岛、威海、肥城、泰安等地，做过教员、记账员、宣传员和经营果树苗圃以及当过林业工人。这期间，一直没有与党组织接上关系。
  为了继续投身革命事业，1938年3月，年近半百的他毅然参加了长清大丰山游击队。在部队，他先后担任过战士、特派员、锄奸股长等职。八年戎马生涯，他作战勇敢，不怕牺牲。1939年1月在在平杨庄战斗中，他英勇杀敌，身负重伤，被评为“贰等乙级”残疾。1945年2月，出席了冀鲁豫边区行署群英大会，荣获“二等工作模范”光荣称号，并授予奖章一枚。1946年春，由部队转到地方做农林工作。1956年6月退休（后改为离休）。
  1981年11月，经山东省委审定批准，恢复了宋海艇1927年秋至1938年7月中断之党龄，实现了他晚年最大的夙愿。
  1984年10月19日，宋海艇在泰安病逝，终年94岁。
  宋海艇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参加革命60多年，为党和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他作为胶东农村第一位共产党员，为胶东早期党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值得胶东人民永远怀念和敬仰。
  迟浩田迟浩田（1929-)，山东省招远市阜山镇迟家村人。1935年6月，迟浩田先后在迟家村小学、招莱联立师范读书。1944年6月，任胶东军区招远县齐山区中队文书，胶东军区招远县独立营通讯员、副班长。1945年9月入胶东军区教导二团学习，L期间参加解放平度战斗。
  1946年5月，迟浩田到胶东军区第五师第十三团三营八连任文书。先后参加了胶（县）高（密）即（墨）、大行、芝兰庄、粉子山等战役战斗。在解放胶县的战斗中，他连续俘虏五名国民党兵，被评为连战斗模范。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7年2月，迟浩田随部参加莱芜战役，带两名炊事员给部队送饭途中，俘获了一百多名国民党兵。5月，迟浩田任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三营书记，参加孟良崮战役。7月，参加南（麻）临（朐）战役，在三营伤亡严重的情况下，临危受命，组织营部勤杂人员向国民党军发起反击。激战中身负重伤，被送到后方医院治疗。11月，迟浩田伤未痊愈即要求出院，任第七十三团三营机枪连文化干事。此后参加了周村战斗和潍县战役。
  1948年9月，迟浩田随部参加济南战役，代理第七十三团三营七连指导员，指挥全连向内城进攻，攻克济南后，第七十三团被授予“济南第一团”荣誉称号，所在的第七连被授予“济南英雄连”称号。1948年10月参加淮海战役，先后参加碾庄、陈官庄围歼战，荣立二等功两次。
  1949年2月，迟浩田任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七军第七十九师第二三五团三营七连政治指导员。4月，他随部参加渡江战役，带全连冲上长江南岸后，和通信员生擒三十多名国民党兵，荣立二等功，所在的七连获集体一等功。5月；迟浩田随部参加上海战役，他带领两个人偷渡苏州河，闯入敌穴，捉获国民党军青年军第二O四师上校副师长，迫使其师部及三个营放下武器，被评为团甲级战斗模范，获“人民英雄”称号。
  1950年11月，迟浩田随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七军第七十九师第二三五团三营副政治教导员。在第二次战役中，他带领所属部队，创造了志愿军一个营歼灭美军一个加强连的范例。志愿军第九兵团《长江》报和第二十七军《胜利》报分别介绍了这一成功战例，迟浩田荣立二等功。
  1951年4月，在第五次战役中迟浩田带领三营先行渡过阳江，控制加路里、冠岱里、麟蹄西山一线，阻击数倍于己的美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守住了阵地，完成了掩护第七十九师主力渡江转移的任务。
  1951年6月，迟浩田任三营政治教导员。1952年7月，迟浩田被评为第二十七军优秀共产党员。8月，被评为一等功臣，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三级国旗勋章”。
  1952年10月，完成入朝作战任务后，迟浩田随部队回到祖国。先后任二十七军第七十九师第二三五团政治处副主任、主任。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1956年10月，作为建军事业中的先进分子受到南京军区通令奖励，并出席南京军区建军先进分子代表会议。
  1958年3月，迟浩田进入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后合并到军事学院）学习，期间被评为“五好标兵”，并当选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0年毕业于解放军军事学院合成系，获大专学历。
  1960年8月，．迟浩田任二十七军七十九师第二三五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1961年3月，任该团政治委员。1964年9月，当选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6年4月后，任第七十九师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第二十七军政治部副主任，第八十一师政治委员。1969年12月任北京军区内蒙古前线指挥所办公室主任。
  1971年3月，迟浩田被调到解放军报社工作，任报社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他对报社存在的极左思潮深恶痛绝，以各种方式进行抵制和斗争。林彪集团覆灭后，他在报社积极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解放和保护了一大批干部。
  1973年12月，迟浩田任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1976年7月，赴唐山参加抗震救灾工作，任指挥部副总指挥。10月，粉碎“四人帮”后，迟浩田受命接管人民日报社，任报社负责人，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副总编辑。按照中央部署，充分发动群众，领导开展“揭、批、查”工作，清除“四人帮”影响，稳定了报社局势。
  1977年10月，迟浩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参谋部政治部主任，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组织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和讨论，深入进行“查斗志、查纪律、查作风，整顿‘软、懒、散’，整顿官僚主义，整顿文风”活动，平反冤假错案，健全党的组织和生活，恢复政治机关的职能和威信。
  1985年6月，迟浩田任济南军区政治委员、中共济南军区委员会书记。他坚决落实邓小平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根据中央军委精简整编方案，组织济南军区精简整编工作，推进军区全面建没。
  1987年11月，迟浩田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翌年3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1988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
  迟浩田组织了对“八五”期间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的研究论证，拟定了精简调整总体方案，经中央军委审议通过后实施。这次调整精简，理顺了陆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原有的总参炮兵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防化兵部合并，组建了新的总参兵种部，这是我军兵种体制编制上的一场革命。迟浩田还领导了陆军航空兵、应急机动作战部队的组建和驻港、澳部队的筹建工作，并着眼现代战争特点，积极稳妥地推进军事变革，全面提高部队战斗力。
  1993年3月，迟浩田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1995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同年12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97年9月后，继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是中共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为营造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的外部环境，迟浩田根据国家总体外交方针，积极开展军事外交，先后出访一百余个国家，遏制台湾当局“弹性外交”，加强了对外军事合作，维护了国家安全利益。
  迟浩田兼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期间，建立了新时期国防动员领导体制，提出了“平战结合，军民结合，寓兵于民”的国防动员建设的基本方针，主持制定了国防动员发展“十五”规划，推动了人民武装动员、国民经济动员、军事交通建设、人民防空建设的调整、改革和发展。担任《国防法》起草委员会主任，领导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国防法》《国防教育法》和《人民防空法》的起草工作，为国防和军队建设走上法制化轨道做出了贡献。
  张万年张万年（1928--2015)，山东省黄县（今龙口市）人，上将军衔，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自幼家境贫寒，仅断断续续上过几年私塾，但非常懂事刻苦，12岁起，随父亲学做木匠活。十三四岁时，领弟弟四处讨饭，饱尝旧社会苦难。1939年日军侵占黄县城后，在全县修建了十余处据点，其中一处据点就设在欧头孙家村东头。亲眼目睹了侵略者的残酷暴行，张万年异常痛恨日伪军，发誓一定要赶走日本侵略者。1944年8月，在打听到专门打鬼子、救穷人的八路军后，年仅16岁的张万年跑出了欧头孙家，几经周折，到黄县南部山区参军，在黄县独立营二连当上了一名新战士。入伍后，张万年随连队多次出击烟青公路执行埋设地雷、破坏公路、割断电线的任务，对公路沿线的日伪据点不断进行破袭，使烟青公路陷于瘫痪。不久后，被编入北海独立团三营七连二排，随部队转战胶东。1945年2月，张万年主动请战，参加了攻打胶东地区最大投降派赵保原的万第战役。随后又参加了在黄城集以西伏击日军的战斗。由于机智勇敢、表现出色，1945年6月，张万年被挑选到营部当通信员。他抓紧学习各类军事知识，综合素质不断提高，深得部队领导和战友们的赏识。7月，在袭取水沟头战斗中，营长火线负伤，张万年冒着日军机枪扫射，将营长救了下来。
  1945年8月，17岁的张万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营部通信班班长。9月，张万年参加了被誉为“创造了胶东大反攻以来的模范战例”的攻打平度城战役。参加胶东抗战，是张万年军旅征尘的起点，在血与火的锤炼中，张万年从一个苦大仇深的穷孩子，迅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八路军战士。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6日，张万年随北海独立团在蓬莱栾家口集结，横渡渤海，挺进东北。1946年4月，参加本溪保卫战，先后两次冒死从战场上救下参谋长全兆瑞，在部队传为佳话。同年10月至11月，参加新开岭战役，这一战役开创了东北我军以8个团的兵力全歼敌人一个整师的先例，对张万年坚定敢打必胜信念、特别是不断加深对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思想的理解产生了重要影响。1946年12月至翌年4月，参加四保临江作战，度过了东北解放战争形势最为严峻的阶段。1947年10月，张万年担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十二师三十六团二营五连三排排长。在冬季攻势中，张万年一次率部执行爆破铁路、破坏敌人交通线的任务，在零下40多度的冰天雪地里冻伤了双脚，他仍顽强地跟随部队转战辽中、辽西，表现了坚定的信念和惊人的毅力。11月，担任五连副指导员，此后又先后参加了攻打辽阳、鞍山战斗。
  1948年10月，张万年参加了著名的塔山阻击战，时任司令部通信股长。为有效提高野战抗摧毁能力，他创造性地把16条电话线分成架空明线、敷设地面、深埋地下三种类型。在紧张激烈的战斗中，他综合运用有线、无线、骑兵、徒步和信号通信等手段，率领部属来回穿梭于炮火连天、反复争夺的阵地之间，随时接通被敌人炮火一再轰炸断的电话线，确保了指挥通畅。战后，张万年荣立大功，三十六团被授予“白台山英雄团”荣誉称号。塔山阻击战中探索创造的大规模野战防御指挥通信的保障方法，成为我军通信兵战史上的一个出色范例。
  .1948年11月，张万年参加了平津战役。1949年10月至11月，又相继参加了湘南衡宝战役和解放广西战役，先后荣立四次大功。1952年10月，参加解放南澎岛战斗，全歼南澎岛守敌，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的企图，巩固了粤东海防。1953年7月，参加福建东山岛战斗。战斗中，张万年奉命三进三出东山岛，出色完成了任务，受到了政委李丙令的高度称赞。1958年12月，被选送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59年10月1日，他和军事学院的学员们一起参加首都国庆十周年阅兵典礼，张万年走在受阅部队第一方队第一排，光荣地接受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1961年8月，张万年任四十一军一二三师三六七团（即“塔山英雄团”）副团长。次年11月任团长。在他的领导下，“塔山英雄团”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成为广州军区过硬的“拳头”部队。1967年任广州军区作战部副部长。其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张万年多次亲临地方武斗现场，制止流血事件的发生。同时，不顾个人安危，千方百计保护被“造反派”围攻、揪斗的军区首长和老干部。1968年5月，奉命赴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学习了解抗美战争经验。
  1968年6月，张万年任陆军第四十三军一二七师师长。他努力继承和发扬“铁军”优良传统，坚决贯彻执行上级的指示，埋头苦干，扎实工作，狠抓部队全面建设，锐意推进训练改革，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锻炼和摔打部队，部队建设始终走在武汉军区的前列。1975年11月，根据邓小平同志“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的重要指示和军委、总部的部署，张万年组织一二七师在豫西地区进行了“加强陆军师运动战实兵检验性演习”，总部首长和各大军区300多位高级干部观摩了演习。李达副总参谋长对演习给予了高度评价。12月，《解放军报》以《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统帅下南征北战》为题，向全军介绍了这次演习经验。
  1978年12月，张万年担任四十三军副军长兼一二七师师长，率部参加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他灵活运用穿插迁回、分割包围、逐点攻歼、兵力和火力突击紧密结合、依托工事近战歼敌等战术手段，在越南军事重镇谅山外围的支马、禄平地区四战四捷，圆满完成了作战任务。战后，《解放军报》以《新一代最可爱的人》为题，报道了四十三军官兵英勇作战的事迹，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1979年5月12日，《解放军报》刊登《杀鸡用牛刀——师长张万年谈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问题》的文章，突出介绍了集中兵力、超常用兵的经验和体会，受到了军委领导同志的关注和肯定。
  1981年3月，张万年任陆军第四十三军军长。9月，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1982年10月，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1985年6月，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87年11月，当选为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同月，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党委副书记。1988年7月被授予中将军衔。1990年4月，任济南军区司令员、党委副书记。在三个军区的十年间，张万年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和指示，狠抓军事斗争准备、军事训练改革、部队正规化建设，圆满完成了中越陆地边境、北部湾和南沙军事斗争等各项任务，为保持边海防稳定，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作出了重要贡献。
  1992年10月，张万年当选为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任中央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总参党委书记。1993年5月晋升为上将军衔。1995年9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1997年9月，当选为十五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中央军委十年间，张万年任总参谋长三年，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七年，其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五年。他与其他军委领导同志一道，直接参与筹划领导了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和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的实施。他顾全大局，坚持原则，殚精竭虑，务实开拓，雷厉风行。‘他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建设，全力推进新时期军事变革，扎实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坚持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加速发展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的治军带兵之道，组织指挥了反“台独”大演习，香港、澳门驻军，九八抗洪，国庆50周年阅兵等重大军事行动，为国防和军队全面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2002年11月，张万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全国代表大会。回顾军委十年的历程和感受后，张万年满怀深情地说：“作为一个老兵，可以说，近六十年的军队戎马生涯，今天就画上一个句号了。回首充满激情的岁月，我胸中仍然充满豪情。在此，我还要用四句老话自勉：‘上不愧党、下不愧兵，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退下来了，仍将终生努力践行。” 2015年1月，张万年在北京病逝。
  张连珠张连珠（1904--1935)，山东省牟平县九区南长岚村（今属威海市文登区铺集乡）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在任胶东特委书记期间，领导发动了震撼胶东的“一一·四”暴动。暴动失败后，他不幸被捕。在敌人的屠刀面前，张连珠威武不屈，大义凛然，英勇就义，时年32岁，他把短暂的一生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壮丽事业，为胶东人民的革命斗争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寻求真理百折不回张连珠的家乡南长岚村位于文登县西部，北依昆嵛山，东靠母猪河，山穷土薄。在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下，尽管父母终年辛勤劳动，但一家人还是过着贫寒的生活。张连珠八九岁时，已经体会到人间的冷暖。
  张连珠听说有了文化可以不被人欺压，可以给穷人出气。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要求读书的心情越来越迫切，他再三恳求父母，还让伯伯、叔叔帮忙。张家的人见他聪明伶俐，又求学心切，都希望他能读书识字将来仕途通达，为穷人争口气。因此，父母节衣缩食，亲朋热心资助，使14岁的张连珠进了私塾。张连珠入学后，刻苦读书，’成绩优异。但是，在他20岁时，父亲不幸得病，弟妹尚小，家境更加贫寒，不得不中途辍学。张连珠辍学后，挑起了生活的重担。
  1929年，张连珠25岁时，父亲病愈，弟妹长大。为了寻求真理，他说服了父母，在亲友的帮助下，考入冯家集的牟平县立小学。他是尝过失学滋味的人。因此，十分珍惜重新得到的学习机会。他爱书如命，常常通宵达旦，秉烛苦读。1931年，他高小毕业，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牟平中学附设的师范班。在那里，他不仅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而且还认真研读具有反帝、反封建思想的进步书刊，参加了“读书会”“反帝大同盟”等进步团体。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参加抗日活动，经常在校内外进行宣传演讲。他很会宣传，言词激昂，慷慨有力，常常是“讲者声泪俱下，听者掩面而泣”。他还经常撰写富有战斗性的文章，在校刊、壁报上发表。斗争实践，使张连珠才干大增，在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后来成为全校反帝反封建的领导者。然而，他的进步言行也引起学校当局的反对，不久，便被开除了学籍。
  张连珠回到家中后，开始种地，还开过小杂货铺。后来经人介绍当了小学教员。他先后在文登县小河北、宋格庄和牟平县观上冯家（今属乳山）等地教过学，还当过小学校长。在这期间，他积极向农民和学生宣传抗日救国道理，组织农民反对军阀官僚的欺凌和压榨。1933年前后，他曾在南黄组织过一次渔民抗税大示威，捣毁了反动政府的税收所。在段家村一带组织过规模较大的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
  在斗争实践中，张连珠不断探求真理，接触了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并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因而他积极寻找并向党组织靠拢。1932年5月，经刘经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他以小学教员的身份为掩护，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党的事业中去。
  救国救民武装暴动 1932年冬，中共牟平县委成立后，张连珠任九区区委委员。1933年春，他又任九区区委书记。在此期间，他奉上级的指示，到文登县开展工作。张连珠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忘我工作。在极其艰苦和险恶的环境中，他不畏严寒酷暑，长年奔波在昆嵛山东西岗峦起伏的山路上，活动在文登、牟平两县的山村和工厂中，扩大党的宣传，发展党的组织。每到一处，他都努力宣传党的政策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罪恶，发动群众，组织抗租抗税斗争，工作很有成绩。1935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他在文登县大夼村和曹云章、邹青言等一起进行党的宣传、组织工作。他用半个月的时间亲自起草了《告胶东工农群众书》，在五一节前散发了大半个胶东，书中痛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国民党反共反人民，反动军阀摧残抗日爱国力量、残酷镇压革命的罪行，号召有血气的中国人民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闹革命，决不做亡国奴，使文登党的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党的组织不断壮大加强，人民群众的觉悟不断提高。
  1934年2月，第二届胶东特委在文登成立后，张连珠任中共胶东特委委员。8月，胶东特委转归代行省委职权的共青团山东省工委领导，团省工委认为胶东武装暴动条件成熟，要求胶东特委立即发动武装暴动。9月，张连珠与刘经三、李厚生三人去荣成、威海一带巡视工作。行到文登县崮头集，在宿店时被敌人逮捕，押进国民党文登县监狱，后转押济南。在韩复榘审问时，三人假称宿店相遇，并不认识。为了保存力量，刘经三公开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使张连珠、李厚生得以具保释放。1935年1月，张连珠从济南获释后，返回胶东，继续组织和领导胶东地区党的工作。他们根据团省工委的指示，在文登重新组建了第三届胶东特委，张连珠担任书记。此时，他根据共青团山东省工委的指示精神，决定发动农民举行武装起义，驱逐国民党官僚，打倒地主豪绅，解除人民疾苦。
  1935年春，张连珠先到荣成寻山一带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租、抗债、抗高利贷工作，然后和其他特委委员一起在昆嵛山东麓积极开展活动。夏季，又在荣成石岛党的地下联络站——“新亚药房”开办军政训练班，为胶东各县党组织培养暴动骨干。
  为了准备武装暴动，8月至10月底，由张连珠同志亲自主持，先后在牟平县滩上村岳姑殿、文登县南水道毕建法的店铺和烟台上夼南山果园等地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研究暴动的有关问题。11月18日，张连珠又亲赴文登县沟于家村天寿宫（村东北角一座庙）主持召开了军政联席会议。会议对暴动的时间、组织分工和行动路线等作出部署。
  天寿宫会议后，张连珠和其他特委委员夜以继日地忙碌，后因准备工作不充分，张连珠又主持召开了紧急会议，把暴动时间推迟三天。农历十一月初四，按特委计划，武装暴动在文登、荣成、牟平、海阳、莱阳等县全面展开。暴动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给反动政府和地主豪绅以沉重的打击。各地暴动后，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立即命令驻潍县的八十一师师长展书堂为莱阳、海阳、牟平、文登、荣成五县的清乡司令，对暴动队伍进行残酷地清剿屠杀。
  农历十一月初十（12月5日）清晨，张连珠、张修己等率队到达文登县汪疃镇底湾头村（今地文头）。早饭后便召集贫苦农民开会，宣传我党反对苛捐杂税，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并领导农民斗地主恶霸，开仓济贫。广大农民热烈拥护，积极参加，斗争搞得轰轰烈烈，群众情绪空前高涨。11时许，展书堂八十一师的部队和文登地方反动武装两千余人包围了底湾头村。张连珠一面组织群众转移，一面指挥队伍英勇抗击。一次，两次，一连数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一时半，在掩护群众转移后，张连珠命令队伍突围。在掩护同志们突围后，张连珠终因寡不敌众，加上气管炎病发作，没能脱离险境，不幸落到了敌人的手里。
  坚贞不屈英勇献身敌人逮捕了张连珠以后，在底湾头村好一顿折腾。当天晚上，张连珠又被带到汪疃镇，先是押在国民党区长杨玉州的区队部里。杨玉州知道张连珠是胶东共产党的首脑，为了邀功请赏，便连夜把他押送到文登县城，带上手铐脚镣，关进了监狱。
  张连珠在敌人的眼中是有分量的，自然不会轻易放过。因此，敌人频繁审问，想从他的口里得到胶东共产党的底细。敌人先是甜言蜜语收买利诱，对张连珠说：“你年纪轻轻的，很有前途，只要你说出胶东共产党的情况，保你平安无事，全家荣华富贵。”张连珠斜视敌人一眼，冷笑着说：“你们想知道胶东共产党的底细，很容易。整个胶东到处都是共产党的人，你们抓吧！”敌人不死心，厚着脸皮对张连珠说：“你们应该想想自已的前途，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张连珠坚定地说：“我早就想好了，消灭了你们这些狗杂种，国家才有希望，人民才得安宁，我们才有前途！”敌人恼羞成怒，大声吼叫：“难道你不想活了，脑袋搬家也不怕吗？”张连珠慷慨地说：“我很想活下去，因为活着就可以同你们这些家伙作斗争。但是，背叛共产党而活着却是可耻的。”敌人见利诱威胁不行，就毒刑逼供，把竹签一根根插进张连珠的指心。十指连心，痛彻肝肠，汗珠从额上滚滚而下，但他却一声不哼。继而，敌人又施以其它酷刑，使张连珠昏死过去多次。然而，每次苏醒过来之后，他都大骂敌人的卑鄙无耻，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滔天罪行。他的正义言词、坚贞不屈的英雄气节，使敌人束手无策。
  敌人煞费心机，用尽计谋始终未能使张连珠屈服。国民党县长刘崇武便放烟幕说：“如果有人敢保，我就放了张连珠。”但是张连珠知道，敌人是决不会轻易放过他的。他对正在想办法保释他的同志说：“不要难过，我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你的情况敌人不一定清楚，如果你能出狱，请你向组织汇报狱中情况，让同志们接受这次失败的经验教训，振作精神继续干下去……” 张连珠看穿了敌人的阴谋，因而，在狱中加强了活动。他给狱中的难友讲革命道理，揭露敌人的罪行。他告诫难友要站稳立场，决不动摇，斗争到底！ 不出张连珠所料，入狱不到半个月，军阀韩复榘便从济南发来电报，命令就地处决张连珠。
  农历十一月二十三，乌云密布，北风哀号，监狱的大门突然增加了岗哨，空气顿时紧张起来。接着，一群刽子手闯进监狱，敌人要下毒手了。狱中的同志和其他难友悲愤不已，？目如泉涌。张连珠却镇定自若，他从容不迫地整理了衣服，以坚定的目光与同志们告别。
  敌人把张连珠押到文登城西关门外一块草地上，国民党县长刘崇武问：“张连珠，你还有话讲吗？”“有！”张连珠面对敌人，斩钉截铁地说：“你们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不抵抗，对中国共产党人和劳动人民镇压屠杀，真是卑鄙无耻，罪恶滔天。你们这些汉奸、走狗、卖国贼再嚣张、再猖狂，也抓不完、杀不绝共产党人！”他冷冷地扫视了敌人一眼，继而转身望着周围的乡亲，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喊道：“乡亲们！不要怕汉奸、卖国贼，不管他们多么凶残，早晚也逃脱不了灭亡的下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一定会成功，劳动人民受剥削和压迫的日子很快就要过去了……” 敌人慌了手脚，监斩官气急败坏地命令刽子手赶快下手。张连珠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昂首挺胸，从容就义。
  （详见本丛书《风云》之“一一·四”暴动） 张静源张静源（1901--1933)，原名张守安，化名舒实夫，绰号舒大牙。山东省博兴县阎坊乡高渡村人。
  张静源7岁入私塾，后入博兴县高等小学。16岁到19岁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专修科读书。这期间，适逢五四运动爆发，他积极参加济南学生罢课、游行活动。他同广大师生一道冲破警察的包围，走向街头，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呼唤民众团结起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从此，他萌生了强烈的民主意识，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接近进步人士，探寻革命的真理。
  1921年，张静源毕业后返回原籍，在史口村小学教书。由于成绩突出，1923年被博兴县教育局聘为督学。后经人介绍到崂山县九水、李家庄、青岛礼贤中学附小教学。
  1927年张静源被聘为青岛市沧口区宋哥庄小学校长，他免费吸收贫苦农民子女上学，使适龄儿童入学率激增。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学生由百人增到400余人。1928年张静源脱离国民党，经张子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宋哥庄小学党支部书记，按照中共青岛市委的指示，领导大枣园、仙家寨、南渠、赵哥庄、李村等地下党组织的工作。他热情地宣传马列主义，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扩大组织。仅在宋哥庄小学，就发展了十余名党员。他还利用回家探亲之机，于1930年发展了小学教师李天佑、青年学生张仿（即张福生）、青年农民李旭林等人入党，培养了博兴县的第一批共产党员，组建了博兴县第一个党支部。这批共产党员中，有的成为1932年8月“博兴农民暴动”的骨干分子。
  张静源在宋哥庄小学时，想方设法筹措资金，扩大校舍，购买进步书籍和报刊，创办“平民夜校”，吸收工农出身的男女青年入学，还组织群众，与破坏妇女上学的恶霸村长刘作澍作斗争。诬张静源亲自到夜校讲政治课，揭露地主、资本家剥削的秘密，向工人、农民灌输革命思想，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夜校的学员大都分别在富士、钟渊、宝来等纱厂做工，他们响应中共青岛市委的号召，积极参加罢工斗争。
  张静源为党的事业奔波操劳、积劳成疾，有时胃病复发，呕血不止，仍夜以继日地坚持工作。1931年春，中共青岛市委被破坏，全市党的工作几乎全部停顿，唯有张静源领导的宋哥庄党支部保存了下来。省委派去恢复整顿党组织的新任青岛市委书记李春亭，就是通过宋哥庄党支部与沧口区各大工厂联系，领导了各纱厂工人的斗争，取得了显著成绩。由于日本特务探悉到领导青岛纱厂工人罢工的成员中有张静源，青岛市警察当局决定逮捕他。为此，青岛市委转报山东省委批准，同意张静源转移到莱阳工作。
  张静源早在任宋哥庄党支部书记时，就对莱阳党组织表示关切，曾派莱阳籍党员宋继先同志回乡联系。莱阳的谢明钦也曾派周仿前往青岛去接洽，双方来往密切。张静源对莱阳党组织的状况还是比较了解的。自从1928年莱阳县委第一任书记李伯颜被叛徒杀害后，莱阳党组织就与上级党组织失掉了联系，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亟待整顿。
  1932年5月22日，张静源来到莱阳。不久，他便在褚家it发展了谢明钦、孙爽平、战立山、徐元义等人为共产党员；在莱阳乡师介绍了学生刘松山、王之凤等人入党。后来，他以教学为掩护，先后在万第、水口、灵湖小学、莱阳县立初级中学及莱海边区农村，建立和恢复党组织，发展党员100余人，迅速扩大了党员队伍。
  7月底，根据省委指示，在海阳县新庄头村刘松山家重新建立了中共莱阳县委，张静源任书记。刘松山、宋化鹏、宋云甲、宋玉桂、李仲林、谢明钦任委员。张静源根据上级党的指示，提出了今后要以“发展组织，建立武装，推翻国民党政府、军阀及大地主的统治”为主要任务。
  县委重新成立后，接着组建了第一区、第五区两个区委。又在莱阳乡师发展了王志贵、黄日宾等人为共产党员，加之原有共产党员姜宗泰等人，莱阳乡师共有党员20余名，同年秋，按县委指示成立了中共莱阳乡师支部委员会，姜宗泰任书记，刘松山、王之凤任委员。
  1932年8月底，为了开辟莱海边区党的工作，县委书记张静源以顽强的意志，忍受着疾病的折磨，来到海阳县石马滩头村的香山小学任教。张静源以教学为掩护，积极开辟海阳党的工作，香山小学一度成为党在海阳开展活动的中心。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他同刘松山、王之凤等人，在海阳香山小学周围村庄先后发展了于侃之、刘仲益等80多人为共产党员。建立了中共夏泽村支部委员会，中共桃林村支部委员会，中共下虎龙头村支部委员会，中共槐家泊村支部委员会等四个党支部。同年11月，在大黄家村建立了海（阳）莱（阳）特支，张静源任书记，统一领导海莱地区党组织的活动。这样，海莱地区的党组织连成一片，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
  不到半年时间，莱阳新一届县委领导下的党组织已扩大到莱阳县全境、海阳西半部和招远县、掖县的南部边区。在新县委的领导下，瘫痪了4年之久的莱阳党组织重新活跃了起来。
  1933年2月，按山东省委指示，张静源偕同爱人李淑德（字润吾）到牟平县刘伶庄（今属乳山市冯家镇）以教学为掩护，开展工作。是年春，成立了中共胶东特委，张静源任书记，这是第一届胶东特委。从此，胶东地区有了共产党的统一领导机构。
  张静源东去文登、荣成、威海，西去海阳、莱阳、招远等地，检查部署党的工作，使胶东党的组织恢复发展得十分迅速，工作起色很大。1933年春，中共山东省委遭到严重破坏，胶东党的组织同上级再次失去联系。6月，张静源几经周折到天津与中央北方代表接上关系。按照中央北方代表的指示，在莱阳县万第镇水口村成立了莱阳中心县委，张静源任书记。莱阳中心县委领导莱阳、海阳、文登、牟平、荣成、福山、蓬莱、招远等县党的工作。在中心县委的领导下，仅莱海地区党员就发展到900余人，成立了100多个党支部。中心县委先后举办了3期党员训练班，为各地培训了60余名党员干部。这期间，中心县委在莱阳建立了三个区委，莱阳成为当时胶东各县党的工作最出色的县。
  张静源千方百计筹建党的武装。1933年7月，选拔40多名身强力壮、机智勇敢的共产党员，组成以宫兼三、左武堂为领导的地下游击队，又名“打狗队”。这支武装活动在海（阳）、莱（阳）、栖（霞）、招（远）一带，昼伏夜出，时聚时散，在党的领导下与当地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他们反对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反对旧官府的苛捐杂税，及时铲除叛徒内奸，保证了党组织的不断发展。他们先后奇袭羊郡盐务局、智取海阳泊子、夜袭金口（今属即墨）盐务局，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充实了武器装备，壮大了党的武装力量。
  张静源选定牟平、海阳交界的霄龙寺作为中共胶东特委和莱阳中心县委的秘密机关，以开办鸡鸭公司为掩护，在那里密藏枪支弹药、油印机和党的文件，保证了中共胶东特委和莱阳中心县委及其所属组织、成员的安全。
  1933年夏，张静源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和实际斗争需要，克服重重困难，带着爱人李淑德和刚刚满月的孩子到烟台筹设联络站。这时，中共青岛工委派李林到胶东巡视，发现徐元义擅自成立的莱阳县委与张静源领导下的莱阳县委相对抗，分别找两个县委的负责人谈话，并决定合并两个县委，由张静源兼任书记。野心膨胀而又狡黠阴险的徐元义，预感到不能独揽大权为所欲为，又忌恨张静源对他真挚的忠告和善意的批评。在交接过程中，伙同徐元章、李文芝、徐凤瑞等歹徒，于1933年10月12日在莱阳小徐格庄村东南看牛岗，杀害了优秀的共产党员、胶东党组织建设的奠基人张静源。张静源被害时，年仅32岁。
  （详见本丛书《风云》之“中共胶东特委的创立”） 张寰旭张寰旭（1912-1942)，字寅东，曾用名张银东。山东省莱阳县（今莱阳市）大泊子村人。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著名的天福山武装起义，曾任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第一大队教导员，蓬黄战区指挥部副指挥、指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新五支）一团（后改为十六团）政治委员。1942年11月21日，在马石山反抗日伪顽组织的大“扫荡”中壮烈牺牲。
  张寰旭青年时代就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29年，就读莱阳中学师范班，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他与姜宗泰等同学发动进步师生，组织了驱逐反动校长的罢课斗争。九一八事变后，沈阳大学生到莱阳宣传抗日，他带头参加活动，并多次组织带领同学下乡演说，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在校期间，他爱好文史哲，对中外历史颇有兴趣，曾以抱负远大而闻名全校。1931年底，到莱阳灵湖高级小学任历史教员。学校校长宋景周是李大钊的挚友，思想进步，张寰旭教学中进行革命宣传，也得到校长的支持。他不但向学生讲述文天祥、史可法、戚继光、祖逖、孙中山、康有为等英雄人物故事，还编写了乡土教材《左懋第》《曲诗文》等，启迪学生，培养学生的革命精神。
  1932年5月，张静源受中共山东省委委派来莱阳组建县委并任书记，其夫人李m德在灵湖小学任教，张静源因此经常来该校活动。11月，张静源发展张寰旭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张寰旭在张静源的直接领导下，成为教师中的革命骨干和党组织的联络员。
  1933年10月，莱阳县委书记张静源被暗害，随后徐元沛、贾丕钦相继叛变。国民党反动当局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员，莱阳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35年，张寰旭为了躲避敌人凶残的捕杀，来到济南会计学校就读。在学校里，他利用同乡会的关系，组织进步学生宣传五四运动和《共产党宣言》，并利用探监的机会，给被捕后押送到济南监狱的共产党员宋云程等人送衣送物和传递消息，积极支持和鼓励监狱中共产党员的革命斗争。1936年2月，张寰旭从北京同学的来信中得知北京的学生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便投入到济南学生的抗日救国宣传行列，并利用同乡会的关系，积极参加和发展民先组织。
  1937年1月，从北京传来日军将要全面进攻中国的消息，他毅然放弃学业，返回故乡开展救亡斗争。他回到莱阳后，转移在外的党员还没几个人回来，莱阳党组织也没有恢复。张寰旭以在本村教学为掩护，在莱阳南乡组织民先和发展地下党组织。先后在大泊子、龙湾泊、湾头等村发展多人为民先队员，并介绍张国芳、姜笃信、宫静宜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12月，张寰旭参加了中共胶东特委书记理琪领导的天福山武装起义。起义后，加入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被编入第一大队，西去进行抗日宣传。1938年2月，参加了理琪指挥的奔袭牟平县城的战斗。3月，张寰旭调到胶东抗日军政学校学习。
  1938年6月，特委为加强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的领导，派张寰旭、林月樵等政工干部来到“第三支队”。张寰旭任“第三支队”第一大队政治教导员，改编后任“第五支队”六十二团一营政治教导员。在任“第三支队”第一大队教导员时，参与领导了粉碎赵森堂等人叛乱的行动，清除了“第三支队”的隐患，巩固了掖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年10月16日，张寰旭率领一营参加了大青杨反击战，这次战斗杀死杀伤敌人200余名，惩罚了张金铭、张步云、赵保原等卖国求荣之辈，保卫了平掖抗日根据地。在这次战斗中，张寰旭的右手被子弹击穿。此后，张寰旭又率领一营参加了沙河镇、蓬莱城保卫战等战斗，充分展现了他机智勇敢的政治军事才能，受到上级和同事的好评。
  1938年秋，“第五支队”主力调离蓬莱、黄县，以艾崮山区为中心的根据地顿时空虚起来。日伪军和投降派乘机向根据地中心区蚕食进攻。在非常严峻的形势下，特委决定成立蓬（莱）黄（县）战区指挥部，张寰旭先任副指挥，后任指挥。他根据党中央和山东省委的指示，带领干部深入农村，放手发动群众，大力发展地方武装。不到一年时间，先后在各县区建立了区中队、县大队和指挥部直接领导的两个警卫营，不但使连接蓬黄栖三县的艾崮山区根据地转危为安，而且使艾崮山区成为胶东对敌斗争的重要支撑点。
  1940年9月18日，胶东部队进行整编，原“第五支队”改为山东纵队第五旅，原第三军区改称“第五支队”，他奉命到新组建的“第五支队”一团（后改为十六团）任政委。同年秋，在平度良蒙山对敌作战中，虽然张寰旭腿部负伤，但由于他指挥正确，英勇善战，战斗取得了全面胜利，并俘日军两名。根据优待俘虏的政策，他们对战俘进行教育，使两名日军战俘都参加了反战同盟。
  1941年3月，国民党投降派赵保原纠集秦毓堂；郑维屏等部，在乳山县午极村重整抗八联军，赵保原任总指挥，洪彪、秦毓堂任副总指挥，率部一万两千余人分三路向东海抗日根据地进犯。为粉碎敌人的反共活动，3月15日，“第五旅”、“第五支队”进行了胶东抗战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反投降战役。张寰旭率领一团由昆嵛山出发西进，迅速将洪彪指挥的“抗八联军”左路击溃，又顺势直下牟平观水，一举歼灭了盘踞多年的陈昱部。接着又南下，在崖子消灭了苗占魁部，生擒苗占魁及其副司令孙海滨。又击溃了安廷赓部、郑维屏部、秦毓堂部，最后在牙山和“第五旅”胜利会师。张寰旭在海莱边区，指挥了围攻吉格庄战斗，消灭了突围之敌。在胶东著名的榆山会战中，胜利地坚守了榆山阵地，打退了投降派的强攻，为榆山会战的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0月，为了缩小敌占区，扩大胶东东海根据地，“第五支队”发动了东海区秋季攻势。张寰旭是这次对敌作战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之一，他率领十六团连续攻克了张蒙、竹村、于家、回龙山、石岛等敌伪据点，扫除了东西交通的障碍，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粉碎了敌人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解放了被敌人占领的广大地区，扩大了东海抗日根据地。
  1942年，日伪军进行大规模“扫荡”，投降派赵保原紧密配合。八路军进行反“扫荡”的同时，对投降派进行不间断的打击。1月23日，张寰旭率部队奔袭30里，向行村之敌采用军事和政治攻势，迫使敌人全部缴械投降，毙伤俘敌320余人，缴长短枪200余支，毁碉堡十余座。3月25日，在青山战斗中又毙敌100余人，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5月15日，张寰旭率十六团在赵保原心脏地区一举攻克了大1F及周围据点10余处，歼敌1000余人，缴获敌兵工厂、被服厂、印刷厂的大批物资和数万担粮食。8月13日，他又组织指挥了海阳留格庄战斗，歼敌800余人，给了盘踞在海阳的投降派秦毓堂部以歼灭性的打击。接着挥师东进，与其他部队一起攻克了腾甲庄，消灭丁4亭部，歼敌2000余人，缴获枪1000余支，使海阳大部地区得到解放。
  1942年10月，日伪军与国民党投降派勾结，日军华北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亲自部署，纠集日伪军2万余人，在胶东发动了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冬季大“扫荡”。1942年11月24日，在日伪军组织的冬季“大扫荡”中事张寰旭在马石山南部组织部队掩护群众突围。他与团长周光等领导同志，分头率领部队掩护群众突围，不顾部队伤亡严重，一次又一次把群众从敌人的包围圈内带出来，他身上多处受伤，仍然指挥部队掩护群众突围。当他由于伤势严重，流血过多，再也站不起来时，通讯员要背他突围，他一把推开并命令通讯员：“带上文件包，快……”话没有说完，就停止了呼吸。张寰旭的牺牲，令许世友司令员痛心不已，大发雷霆。几天后，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亲自主持为张寰旭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副司令员王彬、政委林浩、政治部主任彭嘉庆、参谋长贾若瑜、张寰旭的妻子宫静宜和十六团连以上千部以及在那次战斗中幸存下来的战士等参加了追悼会。许世友在悼词中高度评价了张寰旭的丰功伟绩和高尚品德，赞扬他是党的好干部，是人民的好儿子，是战士们的好父母。
  陈文其陈文其（1895---1988)，山东省黄县（今龙口市）打线徐家村人，读过四年私塾o1909年秋，14岁的陈文其随祖父到青岛当学徒、做店员，先在谦益兴等商店当学徒，满师后又到晋兴泰作店员。经过十几年的磨练，头脑灵光的陈文其逐渐适应了青岛的商业生活，并于1924年进入日商三菱洋行当雇员，后转为职员。在这期间，辛亥革命、世界大战、十月革命、五四运动相继爆发，常年工作在商界的陈文其没有被金钱腐蚀，而是对国内外政局十分关注，他拥护孙中山，反对袁世凯，洪宪称帝时，他甚至有亡国之痛。特别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和罢工周年纪念等社会事件，对他触动很大。陈文其在忧国忧民的同时，也自觉接受进步思想熏陶，阅读了不少革命报刊书籍，思想政治觉悟不断提高。
  一次偶然的机会，陈文其在朋友处结识了中共创始人之一邓恩铭。邓恩铭十分关注富于正义感的陈文其，时常给予其教育帮助。1924年，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组织上决定先由延伯真同志介绍陈文其加入国民党。在此期间，陈文其担任区分部和区党部委员，并出色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各项任务。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与考验，邓恩铭找到陈文其谈话，告知要发展他为中共党员，并亲自担任他的入党介绍人。1925年1月，在青岛大桥铁路工人宿舍，组织正式宣布了陈文其被批准入党的决定。
  人党后，陈文其利用在商界工作的便利，负责中转党的活动经费，接待、掩护领导同志，传达党组织的通知和指示。1924年底，党的创始人之一王尽美，以孙中山先生特派员的身份来青岛办事，借机在青岛召开了两次组织会议。陈文其都参与其中，并负责协调掩护。1925年4月底，王尽美因病情恶化住院治疗，陈文其经常去看望他。王尽美多次鼓励其要好好为党工作，陈文其将王尽美的教诲牢牢记在心上。
  当时，青岛工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高潮迭起，陈文其跟随邓恩铭慷慨热情地东奔西走，或参加游行、登台演讲，或运送经费、传递信息，鼓舞广大市民支持工人的罢工斗争。
  1926年冬，青岛党组织成立支部联络理事会，陈文其作为理事会成员之一，积极参加支联的工作。在他的影响下，其三弟陈文豪、族弟陈迈千及表妹李星峰也相继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陈文其一度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其仍坚信共产主义，坚持为党工作，并积极寻找组织。1931年9月，在段亦民的帮助下，陈文其通过山东省委到青岛开展巡视工作的张鸿礼的谈话考察，又回到了党的队伍。、 1932年1月，中央派李春亭到青开展工作，重建青岛市委。陈文其积极协助，并将自己开设的新生养蜂场作为市委机关驻地，市委秘书王常怡就以养蜂工人的名义住在养蜂场里，并在此编辑市委机关刊物《大众》，指导工人运动。
  1932年6月，内奸高俊卿出卖党组织，养蜂场暴露，陈文其被捕入狱。在狱中，陈文其虽遭严刑拷打、百般利诱，但未吐露半点党的秘密，最终敌人以“活动分子”的罪名判处陈文其无期徒刑。此后，陈文其利用在狱中的悠长岁月，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科学文化，提高日语水平，认真钻研了日译的《资本论》，为日后从事财政金融工作奠定了基础。
  1936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同意国共合作。1937年11月，陈文其被党组织营救出狱，他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满腔怒火，从青岛回到了黄县老家。
  1938年1月30日，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大队在黄县城南黄格庄宣布武装起义。受仲曦东、丛鹤丹、范心然等人的邀请，陈文其参加了第三大队的领导工作，任组织股长。5月15日至17日，黄县城乡各界代表50余人，在城郊的菜园泊举行会议，成立了黄县人民抗日政府，仿效苏联，实行委员制，王纬仲任行政委员会主席，陈文其等六人被选为行政委员。同时，陈文其被任命为民运委员，并兼民众动员委员会（民动会）主任。6月，改称黄县抗日民主政府，实行县长制，王纬仲任县长，各部改为科，陈文其任建设科长。8月15日，在蓬莱、黄县、‘掖县三县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础上，成立了胶东北海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陈文其任财政科长，同时仍兼任黄县抗日民主政府建设科长。
  1938年12月1日，筹备了8个月的北海银行开业，总行设在掖县，蓬莱、黄县各设办事处。！日银行家张玉田为总行经理，陈文其为总行副经理兼黄县办事处主任。从此，陈文其将毕生精力献给了北海银行，在党的财政战线上工作直到退休。
  1939年初，日伪武装大举进攻掖县，张玉田率北海银行职员仓促转移至黄县，黄县失陷后又向蓬莱转移。期间，张玉田携带北海银行的资金、票版、账册等在蓬莱北沟投靠了国民党投降派赵保原部，早期的北海银行暂时停业。5月，胶东区委决定恢复北海银行，派陈文其到赵保原部进行交涉。陈文其不顾个人安危亲赴赵部，追回了张玉田带走的北海银行账册和票版。8月，以陈文其为副行长（不久改任行长）的北海银行在莱阳张格庄重建，继续发行北海币，保证了我党军政费用和根据地工农业建设。在陈文其任副行长、行长期间，山东省党政机关经费主要靠北海银行供应，北海银行也曾直接、间接地向陕甘宁边区和其它根据地输送黄金，仅1940年秘密送往延安的黄金就有2万多两。与此同时，北海银行通过大量发放低利贷款，有力地支援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不久，山东分局决定以北海币为山东解放区的通用货币，并于1941年夏成立了北海银行总行，胶东方面改为分行，陈文其任分行行长。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陈文其当机立断，做出了记账以北海币为本位币的决策，从此确立了北海币本位币的地位，奠定了战争年代货币战的胜利基础。经过一年的斗争，法币与伪币从根据地市场上完全绝迹，北海币甚至开始在敌占区流通。
  1948年3月，陈文其被任命为北海银行山东总行行长。1948年12月，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在石家庄成立中国人民银行，但因工作需要，北海银行继续营业。1950年11月，北海银行改称为中国人民银行山东分行，陈文其任分行行长。1953年，任山东财委副主任。1954年，改任省计委副主任，后又相继兼任山东经济学会主席、山东省工商联筹委会副主任、民主建国会济南分会委员等社会职务。1958年，又出任山东财经学院第一任院长，为培养新一代财经干部，献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1988年6月，陈文其在济南病逝。
  （详见本丛书《风云》之“北海银行的创建与发展”） 林浩林浩（1916---1996)，原名尹圭璋，别名尹浩林、骆忍。山东省牟平县（今烟台市牟平区）崖地村人。1933年10月经赵健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济南高中党支部书记，济南工委委员，济南市委书记，山东省委宣传部长，山东省委副书记，胶东区委书记，胶东军政委员会书记，胶东军区政委，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政委，华东局政策研究室研究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第二书记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6年在北京病逝，享年80岁。
  追求真理，救国救民，是林浩青少年时代立下的志向，为此他终生苦苦探求，矢志不渝。林浩出生于一个富农家庭，1929年考入牟平中学，1933年考入济南高中。他青少年时代就阅读了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著作，学习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树立远大理想，寻求革命真理。他在上初中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进入高中后，于1933年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高举共产主义旗帜，勇往直前，百折不回，为了民族的解放和祖国的独立富强，奋斗不息。
  在蒋介石“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的血腥镇压下，中共山东省委机关惨遭敌人两次大破坏，处境十分险恶，基层组织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面对白色恐怖，面对反动派带血的屠刀，山东的党员没有被吓倒，血气方刚的林浩同志毫不畏惧，奋不顾身地投入殊死的战斗中去。
  他和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积极寻找上级党组织。同时利用“读书会”“同乡会”，广交朋友，宣传进步思想，在经过了解和考验的基础上秘密发展党员。先后发展了安波、杨涤生等人加入党组织，为党积蓄力量。他积极组织工人、学生进行抗日救亡运动，为山东革命的发展和党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5年林浩参加组织了济南高中、乡村师范、育英中学、第一中学和第一师范等学校的罢课活动，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强烈要求抗日，以实际行动声援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1936年9月，他临危受命，只身来到费县师范讲习所，以语文兼数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开展党的工作。他冲破国民党特务的盯梢和监视，积极在学生中开展工作，通过谈话、讲演会、办刊物等形式，宣传进步思想和党的抗日救国方针，秘密发展十多名党员，并成立了费县工委，很快恢复了党在鲁南一带的组织联系。1937年，他与其他同志一起，领导济南市各级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抗敌后援委员会，开展募捐活动，发动抵制、焚毁日货活动，支援国民党爱国将领傅作义在绥远抗战，把济南的抗日救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威武不屈，宠辱不惊，是林浩同志的可贵品质。在投身革命的漫长征途中，很多时候他是处在逆境和困境之中，可谓坎坷不平的一生。且不说硝烟滚滚的战场，枪林弹雨，出生入死；也不说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工作，如临深渊，险象环生。即使是在党内，他也是几起几落。林浩历史上曾受到三次错误的批判。第一次1947年底，内线作战刚结束，他奉命参加华东局土地改革会议。会议在饶漱石、康生的主持下，错误地批判黎玉、林浩所谓土改的“富农路线”，免去了他胶东军区党委书记、胶东军区政委和华野第九纵队政委等职务，于1948年6月调华东局政策研究室任研究员。直到1986年，经党中央批准，山东省委终于对此问题彻底平反。第二次是1964年底，军队院校整风工作组以“反教条主义”为名，大会小会批斗几个月。不仅林浩遭到错误打击，一些与他只是正常工作关系的同志也受到株连，损害了党的事业。第三次是十年动乱之中，他又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免职14年的他才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党委第二书记。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他先后几次无辜地被批判，受到长达数十年的不公正对待，然而他面对磨难，忍辱负重，始终对党忠贞不渝，处处顾全大局。复职以后，他不计个人恩怨，事事以党的利益为重，注意维护党的团结，把全部身心投入工作，表现出一位久经考验的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他一生坚持真理，勤奋学习，这是有口皆碑的，酷爱读书是他从小养成的良好习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并没有因为指挥千军万马而放松看书学习。有一个小书箱，行军打仗他都随身带着，走到哪里学到哪里。后来，他虽然受到饶漱石和康生的错误处理，但他勤奋好学、【追求真理的心仍然是火热的。1948年，他从高级领导岗位上被免职，到中央马列学院学习，一直到1951年。在学院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马列原著和毛泽东著作，写下了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使他在理论上和思想上又有了新的飞跃，为以后他在南京军事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担任领导工作和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在身处逆境或工作受到挫折时，总是联系实际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自己的思想紧跟时代的步伐。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使林浩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邓小平采纳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的举荐，经中共中央决定，重新起用林浩。免职14年的他出任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他在该院大会上的第一次讲话，就博得广大中高级干部的热烈掌声。他要求中高级千部要认真看书学习，“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既是他对干部学习的要求，也是他个人的读书体会。他被免职休息的14年，实际上是刻苦学习的14年。戊 1983年6月，中央军委决定年近七旬的林浩同志退居二线。他在全院大会上发表的卸任讲话，仍然强调大家要加强学习。他说：“我虽然退下来了，但我的身体还好，我要向在座的同志们发出挑战，我们来个学习竟赛好不好？”台下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二不畏强敌、多谋善断、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是他在战争年代的一个显著特点。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山东党组织要迅速动员组织人民，积极准备开展游击战争，把坚持抗战的责任独立自主地担当起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了“每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林浩与山东省委书记黎玉等领导同志一道，贯彻党中央、北方局的指示，直接领导了包括泰安、莱芜、m水、’宁阳、沂水及泰西大峰山地区的徂徕山起义。1938年1月1日，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他是这次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并先后兼任支队政治部主任、政委。武装抗日大旗一举，素有精忠爱国、抗击外侮光荣传统的齐鲁人民八方呼应，起义部队迅速扩大。他们奋勇杀敌，连续取得了寺岭和四槐树两次伏击战的胜利，并相继开辟了以莱芜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有力地打击了山东日伪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增强了山东军民的抗战信心。
  1939年夏，林浩任山东一区（即大鲁南区，含津浦路以东，胶济路以南，陇海路以北地区）党委书记、一军区（也称山东纵队后方司令部）政委，卓有成效地领导了泰安、沂蒙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工作。
  1940年秋，他任胶东区委书记兼胶东军政委员会书记。1941年初，国民党悍然制造皖南事变，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在胶东，多次对根据地进行军事进攻的国民党军赵保原、蔡晋康等投降派，与日寇狼狈为奸，抢占牙山根据地，截断胶东东西两区的联系，并联合向东海地区大举进攻，企图消灭东海区部队。遵循党中央“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根据山东分局、山东纵队指示精神，八路军被迫于1941年3月15日发起反投降战役。以许世友任指挥，林浩兼任政委，吴克华任副指挥的反投降临时指挥部，指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旅、第五支队和清河军区第三旅独立团等6个团的兵力，首先东西对进，一举收复牙山地区。接着，挥师南下海阳，直逼投降派头子赵保原据守的郭城、发城地区，展开了围困战，迫敌退回其万第老巢。此役，共歼灭国民党投降派军队1.5万余人，把大小十几支敌军部队逐出胶东腹地，打通了我东、西两区的联系。经过近五个月的反投降作战，进一步扩大了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扭转了我与投降派斗争不利的局面。这次战役，获山东分局、山东纵队数次通电嘉奖。
  从1942年7月1日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林浩一直担任胶东区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等重要领导职务，同许世友、吴克华等一起，组织指挥了一次又一次较大规模的作战，粉碎了日伪军对胶东抗日根据地发动的三次万余兵力的野蛮、残酷的“扫荡”。日军“扫荡”之处，实行残酷的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数不尽的房屋、家具被烧毁，牲畜、粮食被抢光，成千上万的群众被屠杀或抓走，到处残垣断壁、尸横遍野、血迹斑斑，仅马石山一地，日军就杀害抗日军民500余人。但胶东军民在区委的领导下，广泛开展游击战，运用袭击战、伏击战、地雷战和“麻雀战”等战法，与敌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保存了力量，保卫了根据地，闯过了抗战时期最艰苦的关头。
  1944年8月，为改善胶东境内东海、北海、西海、南海四个根据地的联系，胶东军区对敌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秋季攻势。到9月下旬，在40多天里，歼日伪军五千余人，攻克、迫敌放弃据点130余处，四个根据地完全联成了一片。1945年，为给胶东军区抗战反攻创造有利条件，胶东军区决定：于2月11日发起讨伐赵保原战役。政委林浩与副司令员吴克华等军区负责人，组织指挥了这场重要战役。经过9天连续作战，共歼灭赵保原主力部队万余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解放人口70多万。这次战役，清除了山东投降派的一个重要堡垒，剪掉了日军在胶东的重要羽翼，扫除了胶东对敌大反攻的重大障碍。此后，政委林浩和参谋长袁仲贤又指挥胶东所属部队，发起了对与日伪勾结屡屡向西海、南海分区侵袭的顽军阎珂卿、王豫民等部的讨伐，歼敌5000余人，击溃其大部。从此，胶河两岸全为八路军控制，’为抗战大反攻进一步创造了条件。抗战大反攻到来之际，林浩和司令员许世友指挥胶东军区部队，直逼青岛外围、胶济路东段及沿海城镇，展开凌厉攻势，日伪土崩瓦解。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横扫数百里，攻克据点100多处，歼灭日伪军1.2万余人，收复烟台、龙口、石岛、平度等重要城镇十多座，胶东半岛除青岛、胶县、高密和即墨外，全部获得解放。抗战反攻阶段，胶东军民万众一心，连战皆捷，威震敌胆，在抗日史册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同时，也是林浩戎马生涯中精彩辉煌的一笔。
  抗日战争期间，林浩与胶东地区抗日武装和根据地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通过实行广泛的统一战线和“三三制”政策，组织工、农、青、妇各界救国会等群众抗日团体，使抗日政权建设得到了加强；随着军事斗争、生产运动和减租减息等工作的开展，根据地不断巩固壮大；党领导的财经和军工生产得到很大发展，抗战开始不久，就能生产手榴弹、地雷，到1943年已经能生产出机枪、迫击炮、步兵炮；根据地经济繁荣，北海银行发行的北海币，信誉高过日伪的票子！招远等县金矿所生产的黄金，经山东分局一直运到陕北党中央，多达十余万两，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战；根据地的文化艺术工作比较活跃，先后组织了“国防”、“前线”孩子剧团和京剧团等文艺团体，出版发行了《大众报》等不少报刊，创作了一些有影响的作品，锻炼出一批颇有名气的作家和作者。这一切，都为胶东抗战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林浩作为胶东区委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功不可没。
  抗日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去，又投入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他继续担任胶东区委书记兼胶东军区政委，先后抽调10个团的兵力和大批干部，完成了党中央、毛主席赋予的抢占东北的战略任务。后来，胶东军区部队奉命编为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林浩兼任纵队政委、党委书记，参加指挥了胶济路东段自卫战役和粉碎国民党军队10余万兵力重点对胶东的疯狂进攻。他正确执行党中央关于土改工作的《五四指示》，积极推进胶东地区土改工作，组织数十万农民参军支前，得到中共山东分局和党中央的充分肯定。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胶东地区各级党组织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村、乡、区、县层层建立健全农抗会、妇救会和民兵等群众组织，军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与敌人展开浴血奋战。据不完全统计，胶东地区先后有近50万人参军，20余万民兵协同部队作战，上百万民工支援前线。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这片只有800万人口的根据地，竟组建了四个野战军，有的民兵整连、整营地加入正规军行列。胶东人民组成的一个又一个担架营、小车队等随军参战，车轮滚滚，随军南下，跨淮河、渡长江，参加解放大上海。
  三林浩不仅是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将领，而且是文武双全、治校育才的军事教育家。新中国成立后，他于1951年到南京解放军军事学院工作，先后担任政治部教育部长、宣教部长、政治部副主任、、’院党委常委等职，在刘伯承元帅的直接领导下，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特别是军队院校的教育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他常年坚持亲自授课，先后讲授过哲学、中共党史和军队政治工作等课程，被南京军事学院授予授课工作甲等奖。’南京军事学院建院五周年时，又被授予教育工作二等奖。
  1957年8月22日，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在北京成立，他又调高等军事学院工作，历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委兼主任、院党委常委。
  在此期间，他和学院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坚持以教学为中心，改革政治教学，开门办学，邀请专家学者来院讲学。林浩还和大家一起，动手编写了《抗登陆政治工作》《阵地战政治工作》《运动战政治工作》和《防空战政治工作》等一系列教材，继承和发扬了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
  60年代初，为提高全党高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毛泽东主席指示高级干部要读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典著作，以适应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办高干读书班，指示由高等军事学院具体组织实施教学，采取轮训的方式，每期三个月，每次学二三本书。学院党委决定抽调最好的教员组成“教学组”。在组织试教时，林浩总是亲自参加，言传身教。高干读书班共办了4期，学员是来自各大军区和总部的高级干部。多年以后，不少领导干部回忆说：学院办的高干读书班，颇具特色，令人难忘。
  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底，林浩重新恢复工作，担任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他坚持拨乱反正，为推动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了大量工作，为军队院校建设做出了新的贡献。受总政治部的委托，在政治学院举办正军职以上领导干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培训班，得到邓小平的赞扬。
  1996年林浩走完了他人生的80个春秋，共产党失去了一位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奋斗的老战士，人民军队失去了一位优秀政治工作领导者和军事教育家。他的崇高精神和优秀品德，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详见本丛书《风云》之“胶东反投降斗争”“运兵东北”“胶东保卫战”） 林一山林一山（1911-2007)，山东省文登县（今威海市文登区）林村人。青年时代就参加革命，193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后，任学校中共中心支部书记。期间，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卢沟桥事变后，为了加强胶东党组织的领导力量，中共山东省委紧急会议后，中共北方局和山东省委派遣林一山、张加洛等一批共产党员到胶东。林一山等人到胶东后，积极活动，东到文登、威海卫、荣成，西去蓬莱、黄县，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进行武装起义的发动工作。自11月起，胶东特委派林一山到威海开展统战工作。经同学孙明光的介绍，林一山同国民党第三路军威海卫政训处总干事孙端夫，威海卫中学教师袁时若、赵冶民，国民党驻威海海军第三舰队教导队中队长郝道逵等“民先队”队员取得了联系。当林一山得知国民党的军用物资和器材仍放在刘公岛上时，便决定将物资器材立即从岛上搬到陆地，以免资敌。海军教导队采纳了其建议，将一批军用物资转移到柳林、草庙子一带。林一山经孙明光的引荐与专员孙玺凤进行了几次谈判，他向孙玺凤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分析了抗战形势，指出只有抗战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代表胶东特委向孙玺凤提出了发动威海起义，共同抗日的主张。
  1937年12月15日，中共胶东临时工委在沟于家村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决定重建中共胶东特委，理琪任书记，吕志恒任副书记，林一山等任中共胶东特委委员，并做出了发动天福山武装起义和组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决定。12月24日天福山起义时，林一山专门就做好武装工作讲了话。1938年威海起义后，中共胶东特委决定成立胶东军政委员会，同时成立“第三军”司令部、政治部，林一山任胶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第三军”政治部主任。1938年2月13日，林一山与理琪、宋澄等率领“第三军”一部攻打牟平城，取得胜利。雷神庙战斗，理琪牺牲，吕志恒、曹漫之、林一山等率部西上抗日。1938年4月起，先后担任胶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第三军”总指挥，胶东区委委员兼宣传部长和统战部长，临时参议会参议长、胶东行署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林一山先后担任青岛市委书记兼市长、安东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辽南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
  1949年夏，林一山任第四野战军南下干部团秘书长，协助团长谭政率领一万四千人的南下干部，奔赴中南地区。南下干部团到达汉口时，中央电令林一山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部长。任职部长后，他潜心钻研专业知识，很快就完成了从外行到内行的转变。后在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下，负责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设计，20世纪50年代初，他主持制订了长江流域规划，确立了防洪为主，综合利用的规划方针。明确流域规划以三峡为主体，由防洪、发电、灌溉、排涝、航运和向相邻流域调水等计划组成。作为新中国领导三峡工程研究的第一人，林一山不拘泥世界权威专家所选的南津关坝址，重新选定三斗坪为最优坝址；把三峡工程摆在治理和开发长江的主体地位，并将各项水利技术研究工作纳入兴建三峡工程轨道；提出用修“母子坝”，即修建三峡和葛洲坝两个工程的办法，解决三峡大坝以下河段航运问题并回收水头；写出无限延长三峡水库寿命的论文《水库长期使用问题》；研究“围堰发电”“分期开发”方案，以缩短三峡工程；还总结用“移民工程”取代“移民安置”的方针。1958年，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1972年，任长江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主任。1979年，任水利部顾问。全国人大第五、六届常委会委员。《葛洲坝工程与河流辩证法》一文，1983年被中国辩证法研究会评为优秀论文。“葛洲坝二、三期工程及其水电机组”项目，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林一山是中国著名的水利专家，他学识渊博，注重学习和调查研究，在水利事业上，特别是在治理长江的水利工程上，作出了突出贡献，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毛泽东主席曾称赞他是“红色专家”“长江王”。1986年，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话说长江》专题节目，林一山任总顾问。晚年双目失明，仍关心长江水利事业。
  2007年12月，林一山在北京病逝。
  郑耀南郑耀南（1908---1946)，名盛A，字德卿，号耀南，山东省掖县西障区郑家村（今莱州市平里店镇西障郑家村）人。
  郑耀南早年受大革命的影响，逐渐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够彻底担负起革命的重担。1928年6月，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郑耀南毅然决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教学为掩护，积极发展党员，从事党的地下活动。
  1930年秋，中共掖县县委在郑家南屋秘密成立，他当选为掖县县委第一任书记。为了扩大党的影响，传播革命理论，郑耀南主持创办了掖县最早的党刊《红星》，他亲自负责编稿。由于条件简陋，他自己用针尖刻写蜡纸，油印传单，经常彻夜不眠。当时，国民党掖县党部筹备成立全县农民协会，郑耀南敏锐地认识到，这是共产党把农民组织起来、利用合法形式进行革命斗争的有利时机，因而带头成立郑家村农民协会，并动员共产党员积极参与农民协会的组织创建工作。1931年3月，掖县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五名县农民协会领导人，其中共产党员占三名，从而使中共掖县县委掌握了县农民协会的领导权。为保卫掖县党组织，镇压敌对分子，解决活动经费，1932年4月，掖县县委决定秘密成立特务队，郑耀南任特务队队长。郑耀南在《红星》上发表文章，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积极搞枪做一名党的特务队员。郑耀南带头动员养母卖掉家里仅有的两亩好地买了一支手枪。在郑耀南的领导下，特务队很快发展到二三十人枪。
  1933年7月，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部长宋鸣时叛变。郑耀南等遭国民党省党部通辑，被迫离开掖县，转移到北平，投奔弘达中学的共产党员郭欣农，并成立了党小组，在生活艰难的情况下，坚持开展革命活动。后经郭欣农介绍，郑耀南与北平地下党员陈义山取得联系。时值冯玉祥、吉鸿昌等组织抗日同盟军，郑耀南前往察哈尔参加。察北起义失败后，郑耀南转移到龙口，趁年底潜回掖县。交接完工作后，又转移到东北，于1934年夏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在吉林延吉县开展革命工作。同年秋，根据党组织的指示，郑耀南到吉林省拉法山区，争取“三江好”土匪部队抗日。1935年，郑耀南在奉天被日军逮捕，被有力商号保释，后又以党的特派员身份，到抚顺煤矿组织发动工人进行劳资斗争，最终迫使资本家给矿工增加了工资，期间曾被押七天。1936年秋，回到烟台担任胶东临时工委教育宣传委员，负责党刊《战斗》的编辑工作。12月，胶东临时工委遭破坏，郑耀南化装转移到青岛继续坚持地下斗争。在外颠沛流离的岁月里，郑耀南先后辗转北平、察哈尔、山东、吉林、黑龙江、奉天等多个省份、十几个城市，虽历尽磨难，但一直与掖县县委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以教学、算命、行医等为掩护，坚持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卢沟桥事变后，全民族抗战兴起。1937年秋，郑耀南由青岛返回掖县。在与上级组织还未取得直接联系、没有得到上级党组织直接指导的情况下，以郑耀南为核心的掖县县委，不犹豫、不等待，也不依靠任何外援，积极筹备建立抗日武装。10月，郑耀南主持召开沟东、诸冯会议，自觉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抗战方针和政策，作出了依靠党、发展党、积极发展抗日武装组织的决定。会后，县委恢复党刊，定期出版《民声》，加强抗日宣传，郑耀南亲自担任主编，并负责刻印工作。经过短短一个多月的努力，在掖县建立起六支由共产党人领导的抗日武装，其中郑耀南等人在平里店一带组建了“人民抗日义勇队”。
  在掖县县委发动组织抗日武装的同时，掖县国民党人也在筹建掖县民众抗敌前进队（简称民抗）。郑耀南认为，能否团结掖县的国民党员一起抗战，是能否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为此，县委特意安排县委委员王仁斋参与民抗筹建，并成为领导成员。1937年12月，在济南失守的前夕，韩复榘军队撤走，国民党掖县县长刘国斌仓皇出逃，国民党掖县政权垮台。郑耀南为核心的掖县县委审时度势，当机立断，于12月底，召开县委会议，决定由共产党公开出面，以共产党领导的武装为主，吸收民抗，组建掖县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简称民动），担负起领导全县人民进行抗日的任务。会后，经过与民抗的谈判，成立了由五人组成的民动领导机构，其中共产党人占四人，县委掌握了对民动的领导权，掖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938年2月1日，日军侵占掖县城并建立伪政权，刚上台的伪县长刘子容，下令取缔抗日组织。针对形势的变化，掖县县委作出举行武装起义，消灭伪政权，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决定。起义前，郑耀南为核心的县委作出了起义胜利与失败的两种准备：安排了两套班子，郑耀南等领导起义；张加洛等潜伏下来，准备秘密开展工作。
  3月8日，郑耀南指挥起义军，包围整个县城，切断伪政权外援。在不放弃军事进攻的同时，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起义军一枪未发，开进了掖县城。随后，以民动为主体成立了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郑耀南任支队长，并向全县发布了反映人民群众意愿的《胶东游击第三支队抗日除奸宣传大纲》。为加强共产党对“第三支队”的领导，4月成立“第三支队”特支，郑耀南任书记，并在“第三支队”基层设立党支部，分设政治委员、政治指导员。在短短的两三个月时间里，“第三支队”就发展到3700多人枪，成为抗战初期胶东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最大的一支抗日武装。
  与此同时，建立起山东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掖县抗日民主政府。时值日伪军发行的各种货币充斥掖县市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为巩固新生政权，保证军政供应，改善人民生活，郑耀南聘请社会贤达人士孙康厚任“第三支队”财经委员会主任，出台了一整套经济制度和政策，恢复和发展了生产。“第三支队”军需处办起了兵工厂、被服厂，保障了“第三支队”的军需。4月，八路军鲁东第七、第八支队东上黄县路经掖县，“第三支队”赠送给其2000多套崭新的军装及部分款项和通过掖境时路上所需的粮秣。郑耀南又聘请原青岛中鲁银行经理张玉田筹建了北海银行，稳定了金融秩序。郑耀南还团结安排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兴办了文化教育事业。
  以郑耀南为核心的掖县党组织，坚持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正确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善于团结、识别、运用党外抗日人士，与他们实行广泛合作；对破坏统一战线的言行，坚决进行斗争。正当“第三支队”大发展的时候，盘踞平度的国民党张金铭部派人给郑耀南下委任状，郑耀南当场拒绝。事后，郑耀南对李佐长说：“我们是党的武装，只接受党的领导和党的任命。他们有什么资格下委任状，真是岂有此理！”张金铭阴谋未成，便勾结招远的焦盛卿、栖霞的秦毓堂、莱阳的刘东阳，于1938年5月，分四路对掖县抗日根据地发动军事进攻。郑耀南亲临一线，沉着指挥作战，在“第三军”、“第八支队”的援助下，持续一个多月，“第三支队”击败了他们的进攻，保卫了掖县抗日根据地。在“第三支队”内部，以参谋处参谋长赵森堂为首的一小撮国民党右派分子，阴谋在七七抗战一周年纪念日发动反革命暴乱，企图纂夺“第三支队”和县政府的领导权。以郑耀南为核心的掖县党组织，从一开始就对赵森堂等保持警醒，得知赵森堂欲策划叛乱的准确消息后，郑耀南召集特支领导成员紧急磋商，火速报胶东特委，并果断采取措施将其铲除，纯洁和巩固了革命队伍。
  1938年8月，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与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在掖县城合编，“第三支队”编为“第三军”六十二团及五十五团的两个营，郑耀南任六十二团团长。郑耀南不居功，不自傲，服从党组织安排。但合编在“第三支队”内部引起强烈反响：“我们三支队有三千多人枪，三军还不足两千”，“我们有银行、兵工厂、被服厂、报社，月收入不下三十万，三军有什么”，“在三军机关的领导成员中，掖县人一个也不安排，也太不公平了”。对这些反响，“第三支队”特支特别是郑耀南顾全大局，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他说，掖县的党，掖县的部队所以有今天，都是党领导的结果。过去，我们时刻盼着上级党的领导，到处寻找党的关系。今天我们把部队交给上级党来领导，这不正是我们长期以来的希望吗？党的武装，就应该交给党来统一领导，现在就是时候了。正是在“第三支队”特支和郑耀南的教育和努力下，顺利地完成了合编。胶东特委书记王文感慨地说；“老郑真是一个好同志！” 1939年3月，郑耀南奉中央电令及直属首长批准赴中央报告工作，从沂水王庄出发，越高山，涉大水，越垣曲，过黄河，穿越数道封锁线，行程六七千里，10月到达延安。1940年1月，进入中央马列学院学习。由于长期艰苦转战和长途跋涉，郑耀南脊椎出现疾病，同志们多次劝他住院治疗，他总是说：“学习机会难得，革命需要知识，我可以坚持。”1941年4月，郑耀南的病情更加严重，不得不入院治疗，在疗养期间，他热情为病员服务，被评为模范休养员。在中央工作期间，郑耀南负责的工作量相当艰巨繁重，常常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钟’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郑耀南还带病坚持参加生产劳动。1943年冬，郑耀南脊椎出现异常，经确诊为腰椎结核，再也不能坚持工作。1946年2月，病逝于延安。是年清明节，中共掖县县委、县政府在平里店召开郑耀南追悼大会，胶东、西海区和掖县党、政、军代表和群众两万多人参加。会后，在郑耀南的家乡西障郑家村为其树立纪念碑。郑耀南烈士逝世50周年，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为其题词，“峥嵘岁月渤海湾，忠魂千秋留延安”。
  （详见本丛书《风云》之“玉皇顶起义”“沙河镇整编”） 赵鸿功赵鸿功（1908-1931)，又名赵镇东，山东蓬莱县（今蓬莱市）巨山沟村人，蓬莱县第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
  赵鸿功兄弟四人，他是最小的一个。赵鸿功出生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清朝政府灭亡了。但蓬莱县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相互勾结，巧立名目，征税派捐，加倍压榨和剥削民众。赵鸿功一家人辛勤劳作，生活却并不宽裕。尽管这样，父母为把他培养成一个知书达礼的人，从小就把他送入本村小学读书，初小毕业后，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了蓬莱城里的志成小学。
  1926年，赵鸿功考入烟台先志中学。当时，正是军阀混战时期，贪官污吏趁火打劫，强征暴敛，人民生活极端困苦。与此同时，烟台共产党组织在学生、工人、士兵中积极开展工作，赵鸿功就读的学校也有党的活动，许多进步教师经常凑在一起，议论形势，交流思想，组织读书会，办墙报，进行反帝反封建、拯民救国的宣传活动。赵鸿功在中共地下党团组织及进步师生的影响下，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新青年》《向导》《共产主义ABC》等进步书刊，接受了革命思想，积极参加了进步师生的各种活动，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1928年，山东省委派周清溪到烟台指导工作。周清溪经过调查研究，根据省委意见将烟台支部改为中共烟台特别支部，同时发展了一批党员，同年11月赵鸿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革命生涯。
  赵鸿功入党后，以满腔的热忱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去，他积极参加学校和社会上的反帝反封建活动，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唤起民众、打倒军阀统治而不懈的工作着。赵鸿功的革命行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一天，赵鸿功刚完成毕业考试，突然得到警察局要逮捕他的消息，他乘船去大连兄长赵鸿文家躲避。在大连，同样遭到警方的追捕，被兄长藏匿在躺柜里才幸免于难。
  1929年春，赵鸿功受中共烟台特支委派，回到家乡，以在本村小学代课为掩护，秘密开展党的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常出现在贫苦农民家里，用通俗的语言宣传革命道理，团结进步力量，物色党员发展对象。赵鸿功先是发展吕家沟的邢汝海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又发展了上王家村的李宗元、吕家沟村的吕永田、巨山沟村的徐士恩和赵鸿渭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春，在蓬莱县巨山沟村成立了中共蓬莱小组，赵鸿功任党小组长。同年秋，蓬莱党支部成立，赵鸿功任书记，受烟台地方特支领导。党支部建立以后，党员们常在巨山沟村北的山上秘密集会，交流工作开展情况，研究部署下阶段任务。在情况许可时，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党员们走家串户，宣传革命思想，揭露军阀、地主老财的罪行，启迪民智。他们学习党的知识，介绍南方各省在党的领导下实行土地革命的情况。革命的火种，在蓬莱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广泛传播起来。
  蓬莱党小组成立后，一面从事农民运动，一面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了迅速把农民组织起来，便大力发展农民协会，每当夜幕降临，党员们便走家串户，向贫苦农民宣传革命思想，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农会会员。他们先后发展农会会员50多人，建立了蓬莱县的农会组织，并安排李宗元、吕永田具体负责农会工作。中共蓬莱县小组还积极引导“无极会”组织，帮助这支农民暴动力量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使他们能够从维护广大穷苦人的利益出发与官僚地主进行斗争，推动了“无极会”的发展。党小组根据情况，适时发动农会会员和贫苦农民起来反对国民党的专制，反对封建剥削。
  1930年春，为更好的开展党的工作，扩大党的影响，赵鸿功经小学时期的同学介绍，到蓬莱城里的丛氏小学（后改名良弼小学）任教，更名为赵镇东。从此，蓬莱县党的活动便以蓬莱城为中心开展起来。
  1930年秋，赵鸿功寄给中共烟台地下党组织交通员陈凤In的信被刘珍年二十一师政训处秘密拆检查获。不久，刘珍年二十一师政训处长李伯良带入来到了蓬莱县，在国民党县政府的配合下，突然将赵鸿功抓捕，并押到了蓬莱县国民党看守所。
  敌人搜查了赵鸿功在丛氏小学的宿舍，又派人搜查了住在蓬莱城里赵鸿功的叔兄赵鸿富的家。接着，到巨山沟村赵鸿功的家中搜查，搜出农会会议记录一本，带走了一些文件和书籍。国民党县政府根据搜查到的农会会议的记录，于1931年1月14日晚上，派军警到巨山沟村一带，以查夜为名，将邢汝海、吕永田、徐士恩、李宗元四名共产党员逮捕。共产党员赵鸿渭因去旅顺办事，才幸免于难。1931年3月4日，邢汝海等四名中共党员与关押在烟台的赵鸿功以及在烟台被捕的共产党员许端云、王章、周恩庆、陈凤翥等，同车押往济南。
  在济南国民党监狱里，赵鸿功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同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为了掩护同志，他除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外，一口咬定邢汝海等同志仅参加了农会，并无其他活动。国民党山东省临时军法会审委员会，见从他身上得不到所需要的东西，便以“加入红匪，图谋不轨”为罪名，判处赵鸿功死刑。
  1931年4月5日，赵鸿功与邓恩铭、刘谦初等22名山东省党的重要干部一起惨遭敌人杀害。在押往刑场途中，赵鸿功不断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23岁。
  胡允恭胡允恭（1900-1991)，原名胡亮枝，曾用名胡萍舟、胡克波、胡邦宪，安徽长丰县人。少时勤奋好学，因家穷无钱读书，由其大哥教些《三字经》等。14岁进私塾读书一年，因其父病逝便辍学种田。18岁考入宣城省立蚕桑讲习所。19岁考入在芜湖的安徽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在iv代英的帮助下，接受了一些革命道理，开始寻求救国救民之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胡允恭作为学生会成员和芜湖学生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组织学生上街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北洋军阀！”“打倒北洋政府！”等口号。由此，他被学校勒令停学。
  .1923年，胡允恭考入上海大学，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冬，由徐达文、吴晓天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暑假，上海大学党组织派他与皖籍同学吴云等返回家乡宣传革命，在小甸集附近，曹小郢以办“淮上中学补习班”为掩护，秘密进行党团组织发展工作。1925年6月，胡允恭在上海大学提前毕业，随张太雷等十余人到达广州，进入黄埔军校学习。9月，胡允恭接受了周恩来交给的任务，担任《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周刊》的主编。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胡允恭参加了周恩来任班主任的“国民政府高级训练班”第三大队受训。次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三十五团政治指导员，后改任第三十五军代理政治部主任。参加从广州至武汉的禄田、汀泗桥、贺胜桥、武昌等重大战役。在攻打武昌时，他左足中弹受伤。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在武汉的共产党员全部退出国民革命军。身体较好的同志随周恩来赴江西参加南昌起义，胡允恭因左足有伤，被再次派回家乡，在杨庙西的董庄小学，以教书为掩护，建立党支部，发展董树东等三名党员。1929年9月，周恩来调他去上海。后被中央军委派往山东烟台任军事特派员。临行前，周恩来对胡允恭说：“这次中央派你到烟台去工作的主要任务有三条：第一，在烟台地下党领导下，帮助地下党开展工作；第二，要力争刘珍年对我们的工作予以方便，以便开展多方面的工作，积蓄革命力量；第三，烟台可设三个特支：即军事特支、地方特支、警察特支。你到烟台后的公开身份是烟台私立益文商专副教授，名字改为胡克波。” 胡允恭率领由段寄桥、刘满西、陈恒乔等人组成的工作组到达烟台后，很快与中共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经过商量后，成立了军事、警察、地方3个特别支部，任总负责人。为了争取刘珍年反蒋，胡允恭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3次单独会晤刘珍年，向刘提出“烟台北临渤海，是背水阵势，易遭攻击，但胶东山地多回旋余地大，渔业资源丰富，税收多，驻军财力有保障”“要抓住民心，对农民要施行减租减息”“士兵要汰弱留强，可效仿桂系，编练三到四万民军用以协防”等诸多建议。正当胡允恭的工作局面顺利打开时，形势发生了逆转，本来政治上就摇摆不定的刘珍年开始对胡允恭、彭雪枫等人的活动产生严重怀疑，担心共产党要控制他的军队。同时，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胡允恭等人都深感刘珍年只不过是口头革命者，既不扩军，又不搞军事训练，只是召集一部分革命同志去为他撑腰，粉饰门面。1929年冬，大多数同志要求全部撤出烟台。胡允恭认真听取了同志们的意见，接受了他们的要求。会后，胡允恭立即向中央军委写了书面报告，等候中央军委批准。
  1930年春节，胡允恭等预作了撤退的准备。春节过后，关向应到达烟台，胡允恭向他作了工作汇报。关向应传达了中央同意撤退的意见，胡允恭等人先后撤离。
  胡允恭回到上海后，立即把烟台的情况详细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对胡允恭等人的工作表示满意，安排胡允恭任江苏省委军委会秘书。
  后因中央调秋阳书店（国际通讯机构）董事长王步文任安徽省委书记，故决定胡允恭任秋阳书店董事长。1931年3月，胡允恭被中央再次派往山东，先后担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山东省委宣传部长、山东省委书记等职。在此期间，他深入民众调查研究，曾向中央写了六篇共两万多字的汇报。
  1932年春，胡允恭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迫害，被排挤出党。其时衣食无着，幸亏在山东工作时的好友刘顺元冒着受牵连的风险予以接济，使他渡过难关。1933年，胡允恭经其老师朱蕴山介绍，随李济深、陈铭枢领导的十九路军至福建反蒋。次年1月，福建事变失败后，胡允恭由李济深、陈铭枢等资助到日本。1935年，胡允恭从日本回到香港后，受李济深、陈铭枢之托，到上海组建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上海分部。同年，为转递陈铭枢给鲁迅的信件，在上海内山书店第三次与鲁迅长谈，准备离沪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
  1936年10月底，通过当时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的关系，胡允恭交保获释。1937年1月，胡允恭去福建。1937年下半年到1945年9月，胡允恭依靠进步人士陈仪、程星龄等人的关系，先后在安徽的怀宁、福建的泰宁、明溪、同安、福安等五县任伪县长等职。他凭借伪职，支持革命活动，掩护革命同志，打击地方恶霸势力，为民除害，为党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同安县不畏强暴拘捕了有权势、民愤大的恶霸地主苏友梅，查处了前同安县长、军统特务李品芳的重大贪污案，智截闽东特务头子章吴泽的走私船等，曾轰动一时。人民群众称他为“胡青天”“胡包公”“老虎县长”。在人民群众中，至今还流传着胡允恭为民除害的故事。
  1946年，经过十几年的考验，中共福建省委批准恢复了胡允恭的党籍，并派他到台湾工作。台湾二二八起义发生后，他撤回上海，接受策反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陈仪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后，胡允恭任福建师范学院院长。1951年整党时，胡允恭被错误地认为党籍手续不清而被再次停止党籍。他多次申诉，未能受理，于1952年被调往南京大学任历史系教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对胡允恭的党籍问题十分重视，在中央领导批示的有关文件中指出：“胡允恭同志在白色恐怖下不顾个人安危，出生入死为党做了许多工作。解放后被劝退党（实为停止党籍），应予复查解决。”南京大学党委用了两年的时间去北京、上海、浙江、福建、湖南、安徽、江西、山东、湖北和江苏10个省市，调查近百人，终于查清胡允恭全部革命历史。经江苏省委转报中央书记处批准，于1983年1月，恢复胡允恭1923年以来的全部党籍。
  1983年，胡允恭任全国第六届政协委员。1985年，中央组织部批文同意胡允恭享受副部级待遇。他撰写的《明末农民起义》和《金陵丛谈》等著作已由人民出版社等出版。
  1991年6月13日，胡允恭因病在南京逝世，享年91岁。
  宫维桢宫维桢(1912-2002)，山东省莱阳县（今莱阳市）团旺区西中荆村人。曾任东海地委书记兼东海军分区政委。
  9岁时，宫维桢到村塾上学，先习《三字经》《百家姓》，后学四书五经，读完七年私塾后，宫维桢又转到莱阳县立夏格庄小学读书。1930年春节后，宫维m考进了设在掖县的山东省立第九中学读书。在这个新环境里，宫维桢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经常和同学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
  1933年冬，宫维MI从掖县九中毕业后，有幸得到了花园头小学校长王葆忱的帮助。1934年春节过后，宫维桢来到花园头小学当了一名语文教师。他除了教高年级语文外，还兼教历史、地理等课程。虽然课程很满、很辛苦，但他一想到校长对自己的赏识，就浑身是劲儿。即使学校因经费困难，经常发不出工资，也丝毫没有影响宫维桢的工作热情。
  1936年夏，宫维m考进了北平弘达学院高中，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民先队里，宫维祯阅读了许多革命书籍，很快成为一名骨干分子。经过革命实践的考验，1937年5月，宫维M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抗战爆发，宫维m回到家乡。回乡不久，宫维m即以民先队的名义，在家乡发展组织。并与在家乡坚持斗争的共产党员吴青光等联合起来，在莱阳县的南部、东南部和西部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12月，中共莱阳县委重建，同时建立莱阳县民先队总队部，使全县抗日救亡活动蓬勃发展。宫维桢担任莱阳县民先队总队部的区队长。他和其他骨干一道，首先以村庄为基础，建立“民先”小组和支部；接着以行政区为范围，建立民先队区队部。1938年1月，中共莱阳县委在小院村召开由县委成员和民先队县大队成员参加的扩大干部会，推选产生了莱阳县民先队大队委员会，李芸生为大队长，吴青光为组织干事，宫维桢为宣传干事，统一领导全县的民先队工作。会议决定组建民先队武装宣传队，发展全县的抗日武装。1938年2月底，中共莱阳县委以莱阳县民先队武装宣传队为基础，举行武装起义，在河崖村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九大队。3月17日，日军东犯至小沽河岸和花园头村，第九大队一部和当地民先队队员及乡校武装英勇阻击日军，取得了毙伤日军60余人的胜利。
  由于宫维m在民先队武装宣传队的出色表现，1938年5月，组织上选调他到胶东民先队总队部工作。这时的胶东民先队总队部和胶东区委都在黄县城南的姜家店。宫维桢在民先队总队部向负责人林乎加报到，并向他汇报了匆匆离开北平后的经历。经组织审查，恢复了他的党组织关系。7月，中共黄县特支成立。宫维桢由胶东民先队总队部调任黄县特支书记。这时，黄县的共产党员大都抽调到了部队，地方上只有13名党员。9月，全县10个区也相继建立了区委，党员达到100余名。11月，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共胶东特委决定建立中共黄县县委，宫维桢任黄县县委书记。
  1938年秋，“第三军”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的仪式在掖县沙河镇举行，宫维桢代表黄县出席。活动结束后，宫维桢又根据胶东区委的部署，组织并率领一个代表团，到胶东各友军中去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方针和政策。经过两个多月的宣传，加强了胶东八路军与国民党友军之间的联系。
  1939年2月，宫维M回到黄县。3月，黄县县城沦陷。日伪军向蓬莱、黄县、掖县三县县城进攻，县委机关、部队立即奉命撤出县城，到达蓬黄边界艾崮山区建立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到了艾崮山区后，以蓬、黄两县为基础建立了北海特委，宫维桢任宣传部长。并以两县政府为基础，建立了北海专员公署，曹漫之为专员。以蓬、黄两县武装为基础建立了蓬黄战区指挥部，蓬莱县长孙端夫任指挥，曹漫之为政委，宫维桢兼任政治部主任。
  1940年6月，宫维M调任胶东区委民运部副部长。1947年2月，胶东区委决定，宫维桢调任中共东海地委副书记；7月后，任地委书记兼东海专署粮食局长、军分区政委等职。
  宫维桢到东海地区后，首先开展减租减息运动。通过减租减息，确立了劳苦群众在农村的政治优势，改造了地主阶级把持的基层政权，减轻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使人民群众改善了物质生活，提高了思想觉悟，激发了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
  1947年，根据华东局和山东省委的部署，东海地委组织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为确保土改运动的顺利进行，宫维桢整天在农村走访调查。他针对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作出指示，并采取一系列针对性措施。首先是进行时事教育。其次是反复宣讲土改政策，解决中农因恐慌纷纷献田让地的问题。三是准确掌握土改政策，处理好果实分配和团结中农的问题。四是通过推广试点村的经验，按步骤加速完成土改任务。五是以土地改革为中心，做好整顿民兵组织、加强防匪反特、发展扩大党组织和其它群众组织等各项工作。经过半年的土地改革运动，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得了土地和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在东海地区，土改较彻底的村庄，基本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
  为组织、引导广大农民支援自卫战争，在宫维桢的领导下，东海地委根据华东局的指示，及时召开扩军工作会议，要求各县迅速掀起参军运动的高潮。在土改中分得土地的翻身农民，深知战争的胜败与自己全家性命、利益休戚相关，因此响亮地喊出“反蒋保田”“胜利人人有份，参军人人有责”的口号。广大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在东海地区，迅速掀起了参军支前的高潮。
  为加强地方与军队的协同，及时调拨民力、物力，保障部队的各项供应，根据华东局和山东省政府的要求，东海地委做了大量支前工作：将18---45岁青壮年登记造册，组建常备民工担架队、运输队，将民工编为中队、分队、小队，由村干部担任正副队长、指导员，积极分子担任小队长，以身作则，带头完成任务；对常备民工进行阶级和时事形势教育，打消思想顾虑，使其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制订支前、出工、代耕等劳役负担政策，合理解决支前民工报酬、代耕及家属生活问题；开展评功活动，切实贯彻有功必奖方针，对圆满完成任务并做出成绩，爱护伤员、物资、工具，严格遵守纪律、做好群众工作并能影响带动别人的民工（干部）个人和集体，给予记功奖励。通过开展评功活动，使广大民工学有榜样，赶有方向，形成“人人立功、事事立功”的比学赶帮局面。
  1949年4月，宫维桢出任苏州地委书记。1950年6月调任无锡市委书记。1952年3月至8月，宫维m带领思想改造工作队在苏州东吴大学领导开展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2年8月，宫维桢调任中共苏南区委工业部副部长，1953年1月，任江苏省工业厅厅长、党组书记。1954年2月，任江苏省委统战部部长。1956年3月，增补为中共江苏省委常委，8月增补为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副省长。1965年11月，调任吉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1970年12月，任吉林大学党委副书记兼校革委会副主任。1973年5月，任吉林大学革委会主任。1974年12月，任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1975年10月，调任南京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1977年9月，任江苏省教育卫生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12月，当选为江苏省政协副主席。1979年2月，增补为中共江苏省委常委。12月，任省政府常务副省长。1982年7月，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任省政府顾问。
  2002年5月17日，宫维M因病在南京去世。
  姚仲明姚仲明（1914---1999)，山东东阿人。出身农民家庭，1930年考入济南的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在校参加读书会，接受进步思想。1931年9月在济南民教馆做宣传工作，参加组织宣传抗日救国运动，发动组织学生南下请愿。193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负责团支部工作，创办进步刊物《柔锋》，负责济南反帝大同盟的宣传工作。1933年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1934年毕业后回家乡开展二］：：作，发展党员，建立东阿县第一个党支部，促进山东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1936年7月被捕入狱。
  1937年10月，姚仲明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当年10月底，受中共山东省委派遣，赴长山县开展抗日武装起义工作。同年12月，与廖容标、赵明新、马耀南等人成功领导了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他任政委，率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38年6月，率第五军一部改编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任政委。1939年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联络部部长，参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
  1939年，被选为中共七大候补代表。1940年到达延安，进马列学院学习。后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并任党校一部文教主任、四部文教主任。1944年初，他在延安执笔创作了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后陈波儿参与了剧本的修改和定稿。《同志，你走错了路》在延安公演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各机关学校和部队把它作为整风学习的辅导内容，要求干部、学员都去观看。一连几个月，演出几十场，场场爆满。大家一致认为它紧密配合抗日战争后期的形势，是一部思想内容严肃深刻、艺术水准较高的好戏。周扬在为剧本写的序言中，称它是“惊心动魄”的好作品，具有民族化、大众化的特点。“七大”代表回去时，剧本还被带到了华东、华北和东北各解放区去公演。因为创作了《同志，你走错了路》，姚仲明和陈波儿在延安获得“劳动模范”的称号，出席了中直系统和边区的英模大会并受到奖励。1945年4月至6月作为山东代表团成员参加中共七大。
  1946年2月至1948年，姚仲明任华东解放区驻联合国救济总署鲁青分署代表、军调部中共驻青岛小组首席代表。
  1946年10月，中共胶东区委任命姚仲明为中共烟台市委副书记。是月14日，山东省政府任命姚仲明为烟台市市长兼外事特派员。1947年4月29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烟办事处的美籍职员巴尔格(CLANDE·BARLOW）及卢布利克（MR·C·LUBLIEK)，驾一笨重的大型拖拉机停在烟台二中南邻一德籍侨民住处，粗暴地对围观学生党湖忠、王树盈和二中工友李振喜进行殴打。5月1日，市长姚仲明亲自受理，向“联总”提出抗议，并与“联总”驻烟台办事处美籍负责人、山东区农业主任汤浮德在烟台山下外事办公厅举行外交谈判。汤浮德由于理屈，不得不在烟台二中操场举行的2000余人的大会上，向全市学生和东山区工人郑重道歉，并感谢市长姚仲明调处适当。为此《烟台电讯》以题为《维护民族尊严不容殴打中国学生》对此事件作了专门报道，5月6日胶东《大众报》作了刊载。烟台市政府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既维护了烟台人民的人权，又保持了与“联总”的友谊。
  1947年5月23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烟台办事处美籍职员阿力克·史鲁域琪驾驶一辆5020号中型吉普车，横冲直撞，将人力车夫杨禄奎连车带入一起撞翻在地，杨禄奎后脑被轧破裂，脑浆溢出，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姚仲明市长三次召见“联总”代表李普尔，申明了市政府对处理这一事件的严正立场，严肃驳斥了李普尔的辩解。李普尔在事实面前，理屈词穷，无言以对，最后接受了全市人民的正义要求，公开审判阿力克·史鲁域琪，同意按中国习俗参加死者的葬仪并当众道歉致哀。（详见本丛书《风云》之“杨禄奎事件”） 1948年姚仲明离开烟台，先后任潍坊特别市政府市长、市委书记，济南市人民政府市长、中共济南市委第一副书记等职。1950年3月，调外交部工作，先后担任中国驻缅甸、印尼大使，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在任驻缅甸大使期间，曾担任中缅边境问题谈判的首席代表，促成中缅联合勘界警卫作战，清剿了中缅边境的国民党残余部队。
  1972年至1978年底，姚仲明任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筹备组组长。“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有人为了反对周恩来，硬逼他交出1944年12月19日周总理写给他和陈波儿的信。他面对批斗、叫骂、恫吓甚至拳打脚踢，坚决不从。后来他裱糊珍藏了50多年的这封信被收入《周恩来书信选集》。
  1978年7月至1981年2月任文化部副部长、党组成员。1981年3月至1982年5月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为加强中国与国外的文化交流，繁荣发展中国的文化艺术事业作出了贡献。1984年受党中央委派，担任整党联络组负责人，指导江苏、安徽等地整党工作。1999年12月，因病在北京逝世。
  贾世贵贾世贵（1912---1947)，山东莱阳县（今莱阳市）贾家庄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出生入死，英勇奋战，参加大小战斗100余次，亲手击毙敌官兵380余人，带领狙击队共缴获敌机枪三挺，小炮四门，长短枪200余支。先后立特等功、一等功各一次，通令嘉奖多次，并被胶东军区授予“胶东射击英雄”光荣称号。
  20世纪30年代，贾世贵的父母为躲避战乱，举家前往黑龙江谋生。1941年，贾世贵携带母亲和妻子逃回原籍莱阳。1942年夏，贾世贵被闯进家里的赵保原士兵抓了壮丁。从此，贾世贵被迫在海阳县正合乡队当兵。伪乡队长的勤务兵王洪贵是胶东军区南海军分区敌工科的同志，专门派到敌军中搞策反工作。他了解到贾世贵苦难的身世和满腔的仇恨，便主动接近他。不久，贾世贵就答应在敌军中作好瓦解工作，随时听从召唤携枪参加八路军。
  由于枪法好，贾世贵被提升为班长。1944年春，南海军分区根据王洪贵和贾世贵的报告，认为条件已经成熟，决定由王洪贵和贾世贵负责把起义队伍拉出来。4月6日清晨，伪乡队长辛岩明要到万第开会，王洪贵和贾世贵利用这个时机，以执行紧急任务为名，把队伍拉到距赵保原老巢万第10里之外的龙虎山口举行了起义。
  贾世贵参加八路军后，被编入胶东军区南海军分区独立一团一营三连当战士。他参军后第一仗，是1944年5月的憩格庄战斗。憩格庄据点是赵保原楔在海（阳）莱（阳）边区的一颗钉子。由于枪法好，连里决定贾世贵任狙击小组组长。5月19日21时30分，贾世贵带领狙击组，来到大碉堡下壕沟外，隐蔽待命。战斗打响了，大碉堡上轻机枪的猛烈火力，直扑突击队，形势对八路军极为不利。“贾世贵，快一一”就在连长下命令的同时，贾世贵举起步枪，“砰”的一声，敌机枪手被击中。稍过片刻，敌机枪又“哒哒哒”地叫起来。“砰”！贾世贵又是一枪，敌射手又被射中。深夜，主力部队炸开了围墙，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伪莱阳四区区长兼区队长孙松周带着几百名伪军，依靠大碉堡和附近的建筑物进行抵抗。此刻，大碉堡上的两挺轻机枪居高临下扫射八路军攻击部队，贾世贵来到距碉堡五六十米处一座屋顶上埋伏好，一眼就捕捉到敌人两挺机枪的射孔，“砰砰！”两枪，敌射手被击毙。第一次参战，贾世贵即取得毙敌十余名的战绩。
  1944年7月1日，贾世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5年春，贾世贵由班长升任副排长。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贾世贵被任命为新建南海狙击队队长，任务是配合主力在青岛外围打击敌人。他奉命带狙击队到崂山北麓的书院一带丛山中设伏，阻击增援王哥庄的伪军。这天上午10时许，嘹望哨报告：敌人的一个骑兵连已来到山谷间蜿蜒的公路上。贾世贵满有把握地命令战士：“同志们，我们在丛山密林中，敌人在明处，今天一定要把敌骑兵埋葬在山沟里。”战斗打响了，贾世贵带领战士一阵猛打，十多个敌人中弹落马。受了惊的敌人策马往前冲。贾世贵依靠大树连续射击，20多个逼近的敌人被击中，敌骑兵不敢贸然前进了。敌人在山下架起迫击炮准备反击。敌人的炮手刚把炮弹装入膛，“砰”的一声枪响，炮手立刻见了阎王。贾世贵凭借精准的枪法，先后干掉了五名敌炮手，吓得敌军无人敢上前使用迫击炮。“哒哒哒！”敌人又集中四挺机枪向山上猛扫，子弹像雨点般从贾世贵头上飞过。贾世贵预料到敌人要借着机枪掩护向前冲，便命令道：“同志们，准备打骑兵！”狡猾的敌人果然采取单马跃进战术，妄图冲过封锁线。贾世贵命令战士向目标前一米左右瞄准射击，敌骑兵接连不断地冲上公路，战士们没有击中的目标，他便负责补射。敌人遭到狙击队重创后，不敢恋战，中午时分便后队变前队回窜青岛了。
  1947年4月初，贾世贵带领的狙击队驻扎在即墨县前坡村。国民党警三旅七团偷袭南海军分区扑了空，就穷凶极恶地顺路抢粮捉人，大约一个营的敌人，来到了前坡村。接到敌情报告，贾世贵果断地命令道：“各排进入阵地，坚决阻击敌人！”随即，战士们就在村外和敌人接上了火，机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敌人遭到突然袭击，拔腿就向后跑，狙击队机枪猛烈射击，逃跑之敌沿途被撂倒一大片。
  中午时分，敌团长派出两个营的兵力，在迫击炮和重机枪的掩护下，分三面对前坡村实施围攻。贾世贵胆大心细，并不惧怕来犯之敌，命令道：“按计划隐蔽，我们来个关门打狗。”随着命令的下达，我阵地的枪声突然停了下来。敌人进入村子后，却不见解放军踪影，正在狐疑之际，突然冰雹似的手榴弹由屋顶飞下来，顿时敌群被炸得人仰马翻；架在屋顶的机枪猛吐火舌，所向披靡；贾世贵居高临下，不失时机地向敌人射击，百发百中；隐蔽在屋内的战士们，也乘机出击。再次交战又消灭了敌人约两个连，活捉了40余名俘虏。
  敌团长眼见数次进攻均遭惨败，并得知今天的对手是大名鼎鼎的贾世贵，便气急败坏地喊道：“参谋长，再组织一个营攻击，你带队，我督战，一定要消灭贾世贵，消灭狙击队。”在一阵炮击之后，敌人又冲了过来。我方的步机枪和手榴弹同时开火，沉着应对，火力猛烈。敌人的阵势被打乱了，死的死，跑的跑，趴的趴，官兵们都保命要紧，畏缩不前。敌团长不得已命令督战队开枪，维持军纪，敌方士兵被驱赶着再次发起冲锋。贾世贵见状，命令隐蔽在屋顶上的射手专打敌军官和督战队。不一会，敌营参谋长及20多个士兵被消灭，手持驳壳枪的督战队损失过半，剩下的士兵乱成一团，抱头鼠窜。黄昏时分，惨败的敌团长只得下令撤退，我狙击队成功地向既定目的地转移。在一天的激战中，狙击队消灭了敌警三旅七团一个多营的兵力，贾世贵亲手击毙敌人109个，这是他一次杀敌的最高记录，也是狙击队成立后取得的最辉煌的一次战果。
  1947年秋天，蒋介石集结了6个整编师20个旅的兵力，在海军、空军的配合下，大举进攻胶东解放区。其先头部队行进至招远灵山，遭到华东野战军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的顽强抗击。贾世贵带着狙击队，守卫在灵山东麓的山岭上。
  一天清晨，敌飞机开始轰炸，灵山被裹挟在烟火之中。贾世贵透过烟雾看见山下的敌人像蚂蚁一样爬上来。山坡上，提前埋设的地雷接连开了花。当敌人进入射程以内时，贾世贵喊了一声“打”，冰雹似的手榴弹便投向敌群，纷纷爆炸，在阵地前筑起一道火墙，敌人败退下去了。
  由华野主力部队守卫的灵山主蜂，敌人久攻不下。敌人便妄图在灵山东麓咬断一节“绳索”，冲开华野防线。激烈的战斗在进行着，华野守卫部队伤亡过半。狙击队的阵地上，除了两挺机枪不停的射击外，战士们都不打枪了，有的握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式；有的把一大堆手榴弹摆在面前，贾世贵身上也挂满了手榴弹，严阵以待，准备消灭来犯之敌。
  黄昏时分，敌人发起了又一次冲锋，约一个连的兵力从阵地左侧山沟迁回过来。贾世贵连续消灭了几个敌人之后，喊了声“跟我来！”便大步冲上前。敌人见解放军战士们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冲来，吓得扭头就跑，贾世贵便端起机枪时而点射，时而连发，以猛烈的火力消灭逃跑之敌。
  “轰”的一声巨响，一枚炮弹在贾世贵身边爆炸了，他的左臂负伤！半边身体被血染红了。“队长，你负伤了，我背你下去！”三排长急得泪流满面。贾世贵斩钉截铁地说：“受伤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听我的命令，准备反击！”敌人又攻上来了，贾世贵已无法打枪了，只能用右手向敌人投手榴弹。突然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腹部，他又一次跌倒了。贾世贵卧倒在一个大土包上，一伙敌人嚎叫着冲过来。他拼尽最后力量投出三颗手榴弹，炸倒了几个敌人，又有敌人冲上来。贾世贵面对凶恶的敌人，拉响了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三颗信号弹升上了天空，主力部队完成了阻击任务，胜利转移了。贾世贵虽然牺牲了，但他的英名将与屹立在蓝天白云中的灵山共存！ 夏侯苏民夏侯苏民（1919-1946)，原名张培礼，山东省蓬莱县（今蓬莱市）第七区兴村人，胶东战斗英雄。
  夏侯苏民八岁入本村小学读书，后入崮寺区高小。15岁时，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山东省立烟台第八中学，受爱国主义思想的影p向，积极参加校内的各种抗日活动。1935年4月，夏侯苏民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反对国民党烟台特区公安局警士打死女学生徐明娥的示威游行。同年秋，参加了驱逐该校训育主任的学潮。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学校被迫停办，夏侯苏民回到家乡，在本村小学教书。不久，他又和八中的同学一起，组织了抗日救亡服务团，利用歌咏、话剧等形式，到各处进行抗日救国宣传。1938年春，夏侯苏民到地下党在艾崮山区举办的抗日联中去学习，受训两个月被派至中共胶东特委领导的“第三军”第二路担任中队长，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夏侯苏民调到“第五支队”第五十五团三连少年排，任排长。
  1939年，夏侯苏民被调到“第五支队”十五团三营二连任连长，有一次他带领部队在蓬莱县二甲村同投降派高炳旺部展开激战，他赤着脚，光着膀子，趴在敌人住的房子上指挥战斗，把敌人打得溃不成军。部队后撤时，从他家的房子后面路过，他担心家人和乡亲们受敌军的折磨，就没进家门，他父亲追赶部队想看看他，他便把帽檐拉了又拉，和战士们一起匆匆而去。
  1940年春，十五团攻打黄县黄城集，夏侯苏民接到副营长拿下敌中心碉堡的命令后，毫不迟疑，指挥全连五分钟就完成了攻坚任务，取得了歼灭战的胜利。同年，在“六一”反“扫荡”中，夏侯苏民的连队担任团的前卫，在行军途中与敌遭遇，他指挥全连抗击了数倍于我的敌人，掩护了全团安全转移。是年冬天，夏侯苏民被提升为五支队第十四团三营营长。在攻打昆嵛山战斗中，他主动策应友邻部队，击退敌人的反冲锋，保证了友邻部队的安全。随之，他率领全营向黄龙坝的敌人发起猛攻，深夜两点攻进村中，展开巷战，指挥战士打通墙壁，接近敌堡，用竹竿子将手榴弹送进敌堡，炸翻守敌，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1941年，十四团团部和一营、三营在南招县篮和庄驻防，突然遭到莱阳城日伪军1000余人的袭击，情况十分危急。三营营长夏侯苏民冷静沉着，指挥全营机动灵活地守住阵地，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同年，夏侯苏民在平度、莱阳之间的南黄g设伏，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50多名伪军全被击溃，十几名日军当场毙命，五名日军被生擒，缴获歪把机枪一挺，掷弹筒一具，还有十几支步枪。同年6月，三营奉命攻打平度县（今平度市）水磨涧。夏侯苏民接到命令后，急匆匆赶到阵地，立即投入战斗。七、九连一个冲锋就打进村子，但是埋伏的敌人很快从四面包围村庄，连续对七、九连展开冲击。七、九连伤亡很大，情势十分危急。夏侯苏民面对险境，镇定自若，他亲率八连，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经过5次反复冲杀，终将日军击溃，与七、九连胜利会合。
  1941年12月，夏侯苏民晋升为十五团副团长。1942年1月，他升任十五团团长。4月，他在五龙河畔指挥了河马崖战斗。当时，赵保原趁十五团驻五龙河畔立足未稳之际，向其团部突袭过来。而十五团只有两个营，如何以少胜多，夏侯苏民命令一营从正面摆出迎敌架势，牵制敌人，他亲率三营迅速迁回到敌人背后，前后夹击，打了敌人一个猝不及防，大败而逃。十五团紧追不舍，一直追到晚上，生俘600多敌人，大获全胜。
  1942年9月，赵保原率领5000余人，奔袭驻平度县淖泥沟的十五团，战斗进行了一整天。危急之时，夏侯苏民突出奇兵，从敌侧后包抄，两面夹击，展开近战，杀得敌人丢枪弃械，溃散逃遁。最后，俘虏400多敌人，击毙其一团团长李学奎。11月，十五团驻防平度县西南的石家东庄，突遭日军四面包围。夏侯苏民亲临前沿观察敌情，确定拒敌之策，将突破口选择在西北角，并向有篝火的地方突击。夜幕降临，夏侯苏民率三营头前突围，当扑向熊熊燃烧的篝火堆时，明处只有极少数敌人，等暗处隐伏的敌人察觉时，夏侯苏民已带领部队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1943年3月，胶东军区部队整编，十五团与南海军分区合并，夏侯苏民改任南海军分区参谋处长。7月，他奉命率领一支小分队，开辟崂山根据地。当时，崂山处于八路军和日、投三角斗争地带，八路军力量很薄弱，敌人天天尾追“清剿”，甚至组成汽车队、骑兵队包抄。虽然崂山远离领导，处境困难，但夏侯苏民时刻牢记党和人民赋予的重任，紧紧团结依靠全体指战员，利用有利地形，率部机智巧妙地坚持斗争，不断打击日伪军，搞得青岛市和即墨县（今即墨市）城的日伪军胆颤心惊，寝食不安。夏侯苏民率部在崂山坚持斗争达15个月，为开辟崂山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1944年秋，夏侯苏民奉调进入胶东区委党校学习。1945年7月结业，调任五师十三团副团长，不久升任团长。十三团是胶东的一支劲旅，夏侯苏民深感责任重大。为尽快在战术指挥上完成从游击战到攻坚战的准备和过渡，他一边潜心学习军事理论，一边虚心向干部战士学习，讨论攻坚战的一系列问题。
  1945年8月，日军宣布投降，胶东军民开始全面大反攻。威海、烟台和莱阳、蓬莱、福山、招远等县城相继解放，至9月上旬，只有平度尚未解放。平度城为胶东西部门户，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日伪军的屯兵场和“扫荡”的据点，驻有伪绥靖军王铁相的三个团、伪自卫军四个团和日军，共六千六百余人。城墙上建有高大碉堡30余座，另有东、西、南3道外关，处处设防，工事坚固。总攻前，日军逃离南关，为八路军全歼伪军提供了有利时机。9月7日，夏侯苏民率十三团三营向平度西关发起攻击，激战6个小时，歼敌一部，余敌退至城内。兄弟部队攻占东、南两关，城外之敌被扫清。9月9日晚，八路军向平度城发起攻击，十三团主攻西门。团长夏侯苏民带领部队爆破成功。王铁相见势不妙亲自督战向十三团反扑，一营营长王景昆、三营营长牛凤山先后负伤。紧急关头，夏侯苏民亲自率领二营冲进城，展开激烈的巷战。时至黎明，唯有王铁相的司令部和城墙上的大阁楼还在顽抗。夏侯苏民又指挥二营进行强攻，很快占领了司令部，并活捉了王铁相。此战全歼守敌6000多人，解放了平度城，八路军大获全胜。
  1945年11月中旬，李弥率国民党第八军从青岛登陆，杀向解放区，其先头部队进占胶济路北蓝村一带。夏侯苏民奉命进攻蓝村，他根据侦察性进攻的经验，采取了避敌长处，击其弱点的战术，大败敌军，除敌营长率残敌50人逃跑外，全被歼灭。
  1946年4月19日晚，夏侯苏民带领十三团一个营和胶高支队二、三连共500余人，向被国民党收编的伪军张竹溪据守的张家村据点逼近。张竹溪是盘踞在高密的一霸，配合日本侵略军，勾结顽敌赵保原，不断袭击抗日武装，把整个高密东部扰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晚上9点钟，夏侯苏民带领团部向敌据点发起进攻。随着炮弹的巨响，战士们闪电般地突进第一道围墙。早已打入敌人内部的共产党员和民兵，一听到枪炮p向，吹着牛角号和葫芦号，冲向东西两门，迎接战友。八路军一鼓作气，又冲进了第二道围墙，扑向核心据点伪团部。张竹溪在突围时，被我战士击中胳膊，后被从伪团部院内的一棵大树上抓下来。这次战斗，毙敌多人，俘虏80余名，缴获各种武器100余件，汽车、摩托车各一辆，车马40匹，银元物资一宗。从此长期盘踞在高密东乡的张竹溪被彻底打垮。
  1946年初夏，夏侯苏民参加了胶（县）高（密）即（墨）战役。6月8日，夏侯苏民率领十三团解放了胶县城，击毙了大汉奸赵保原。6月12日，夏侯苏民指挥十三团向高密城发起强攻。十三团在夏侯苏民的带领下，攻势迅猛，一夜之间，摧毁了敌人的火力点，肃清了火车站的敌人及东关和城外东南角的守敌。13日，十三团各营冲到了护城河外。参加战斗的十四团、十五团也逼近内城。夏侯苏民亲临前沿阵地观察，采取“惑兵之计”，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南门遂被攻破。在十三团的策应下，十四团突破城西南门、十五团突破城西门，向北、东两个方向攻击。近中午时分，战斗胜利结束。6月15日，夏侯苏民再次挥戈即墨城。守敌慑于十三团的神威，当日下午弃城逃遁。十三团尾随追击，在城南一带将大部分逃敌歼灭。胶高即战役历时八个昼夜，战绩显著，夏侯苏民和他的十三团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1946年9月，国民党第八军和五十四军向胶东一带大举进攻，高密成为国民党进攻的重点区域之一。10月7日，国民党五十四军第一九八师两个团占领了高密城。10月10日凌晨，十三团奉命袭击高密城守敌。团长夏侯苏民和政委孙同盛率两个营攻到城东门外，遭到敌人的猛烈反击，十三团攻城部队被迫撤退。当撤到东岭娘娘庙村南时，夏侯苏民不幸被敌人的炮弹击中胸部，光荣牺牲，年仅27岁。
  山东军区第五师在师部驻地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沉痛悼念被誉为“智勇双全的虎将”的十三团团长夏侯苏民。1947年2月，胶东军区追授夏侯苏民为“胶东军区战斗英雄”“模范干部”。同年，蓬莱县人民政府作出决定，把夏侯苏民的诞生地兴村，易名为“夏侯村”。
  1996年，为纪念夏侯苏民牺牲5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为他的老团长夏侯苏民的纪念碑题词“气壮山河，流芳千古”。
  郭寿生郭寿生（1901-1967)，福建省闽侯县人，是烟台市第一位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胶东最早的共产党员。1916年被录取到烟台海军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郭寿生和同学们一起投入到反帝爱国运动中。1920年，他与进步学生李之龙秘密组织读书会，传阅进步书刊《新青年》、《资本论》等。不久以通信方式参加李大钊、邓中夏组织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与该会负责人邓中夏、罗章龙等时有书信来往，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1年秋，刚成立不久的中共临时中央局派邓中夏、王荷波先后来到烟台海校，同郭寿生交谈了解海军情况，并介绍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指定他负责开展海校团的工作，继续在海校内秘密开展活动，发展团的组织。郭寿生按中共中央规定的地址、代号，直接与中央联系。
  1922年，郭寿生在烟台海校修业期满，被派到南京鱼雷枪炮学校学习，继续从事团的活动。他趁学习期间，频繁往返于上海、南京两地，与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王荷波等人经常接触，交谈海军方面的情况。在津浦铁路工人运动领导人王荷波等的指导下，郭寿生与东南大学学生谢远定、彭振纲等积极参加津浦铁路工人运动，并担任了南京市团委书记。为发动群众，他时常夜间过江，到浦口镇的工棚里和工人们谈心、开会，发动组织工人起来和反动政府进行斗争。通过亲身参加实际的革命斗争锻炼，郭寿生的政治思想逐渐成熟起来。1923年上半年，经王荷波、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烟台乃至胶东地区第一位共产党员。1923年下半年，郭寿生在南京学习结业后，返回烟台海军学校继续学习，进修舰艇课。他根据中央的指示，一面学习进修舰艇课，一面继续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秘密进行党团组织的筹建工作。以烟台海军学校为基地，先后发展曾万里、梁序昭、韩廷杰、陈训莹、叶守M、林祥光等10名同学入团，并在周围的中学开展团的工作。在此基础上，在海校内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烟台支部，郭寿生任支部负责人。烟台团的支部建立后，郭寿生等人开始在烟台全埠建立青年团组织。由于郭寿生等人的积极努力工作，烟台青年团的工作很快发展到烟台先志、烟台益文、烟台水产等学校，并从中吸收进步青年入团，使烟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得到逐步扩大。在发展党团组织工作期间，郭寿生、叶守桢先后多次以“在云”“名正肃”“后知学生”等代号，用隐语“钟英”“郑容”“中兄”“容表兄”等为代号（均为中共中央局代号）向党中央写信汇报请示工作。
  同时，郭寿生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在烟台海军学校开始从事海军革新的新海军运动。他针对烟台海军学校当局不准学生外出活动的情况，确定利用文字宜传，开展海军革新运动，引导青年学生和海军士兵。他发起并与同学一起，在海校创办了《新海军》月刊，郭寿生任主编。《新海军》月刊稿件编好后，寄送党中央，由中央早期开办的“上海书店”出版印刷，并负责向全国代售。《新海军》月刊，登载进步学生的文章，反映海校学员和海军士兵的要求，宣传爱国反帝思想，深受青年海军士兵的欢迎。《新海军》月刊发行之后，在烟台海军学校、马尾海军学校、飞潜学校、烟台海军练营、南京海军鱼雷营及其他海军部队均产生了影响，许多进步的海军学生和士兵，讨论海军兴革问题。不久《新海军》月刊引起北京海军部和烟台海校当局的疑忌，后因批判旧海军封建腐败教育等问题，遭到北洋军阀政府和烟台海校当局查禁，此刊出了四期后，被迫停办。
  《新海军》月刊因查禁被迫停刊后，为继续推进新海军运动，郭寿生在海校内与进步学生曾万里等人商量，改变工作方针，由秘密宣传进而从事组织工作，秘密发起创立了“新海军社”。该社以开展新海军运动为宗旨，团结吸引青年学生和海军士兵，并将它作为党团的外围组织。此后，“新海军社”组织不断扩大，以烟台海军学校为总社，郭寿生为总负责人，先后在上海、南京、广州、福建省马尾等地的海军学校、舰艇部队和造船所，发展“新海军社”社员，先后建立了支社和分社，并制定了《新海军社章程》，以加强组织上的统一和团结。“新海军运动”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中央局分工专人王一飞、刘重民在上海通过驻沪海军与郭寿生加强联系，实施领导，并让刚从苏联回国的共产党员王介山参加了“新海军社”的组织工作。“新海军社”一时声威大振，当时在海军中是一个颇有影响的组织，特别是在福建、上海、南京等海校影响很大，很快影响和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地海军学校和海军舰艇部队，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性的海军群众组织。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新海军社”为海军的革新与发展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团结教育青年海军军人的活动，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争取海军的参与奠定了基础。
  1924年，郭寿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组织团员对烟台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民情等进行全面调查，于2月9日向中央局递交万余字的《最近烟台报告》。中央认为“极有价值”，于当年5月在中央机关报《向导》上以《烟台调查》为题，分五期全文连载。同年，郭寿生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要帮助国民党整顿组织的指示，协助烟台当地的老同盟会员崔唯吾（先志中学教务主任）、戚纪卿（医师）等秘密组建国民党烟台市党部。郭寿生等以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的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担任烟台国民党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在各中学师生中开展革命宣传教育和组织发展活动。期间，他介绍曾万里、叶守桢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中共烟台组。烟台海军学校成为中国共产党在烟台最早开展活动的策源地，对烟台乃至胶东后来的革命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1925年初，郭寿生在烟台修完舰课，与曾万里、韩廷杰等离校去上海舰队服役。是年，在党中央的指导下，“新海军社”总社决定在上海发行《灯塔》月刊，仍由郭寿生担任主编，继续开展以前《新海军》月刊的宣传工作。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郭寿生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在国民党海军从事新闻编译和杂务工作，曾任上海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新闻处上校专员。1948年秋与中共组织取得联系，并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策动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起义，为渡江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上海解放前夕，他又参加领导海军江南造船厂护厂斗争，使国民党的迁台毁厂阴谋失败，被授予三级解放勋章。1949年9月，郭寿生应邀赴京列席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参加开国大典。新中国建立后，担任华东海军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和海军司令部研究委员会副主任。1967年在福)+M病逝。
  （详见本丛书《风云》之“中共胶东最早党组织的诞生”） 唐和恩唐和恩（1911---1993)，山东省莱阳县（莱阳市）西陡山村人，194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淮海战役打响前，上级号召组织民工支援前线，他怀着一颗爱国赤子之心，带头报名参加了支前小车运输队，编入了当时陶漳区运输队，并任副指导员、党支部组织委员兼第四小队队长。他带领小车队，从莱东县陶漳区西城阳村出发，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跋山涉水，随军转战山东、河南、江苏、安徽4省共27个县70多个村镇，行程四千多里，先后支援了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
  在支前过程中，唐和恩带领本小队的队员们，制定了粮草节省计划和解决吃饭问题的办法。一是做饭的标准是吃多少做多少，绝不能做多少吃多少。当时的粮食供给标准是每人一天一斤四两，但是做饭的时候，按每人一天一斤二两下锅，每个人每天就能省出二两粮食。在不行军的时候，一天就吃两顿饭，每人五两的稀饭。这样，又能节省出来二两的粮食。二是每个人的饭量不同，唐和恩就用“以少补大”的原则来控制。这么算下来，每人每月能节约出六斤的粮食，既能吃得饱饭，又不浪费。三是他和队员们吃“三红”（红高粱、红萝卜、红辣椒），省下小米、白面给子弟兵吃。四是随时征集。运输队运送的粮食，都是路过的村镇当地农民节省出来的口粮，以及部队内自己分配的粮草。唐和恩他们就走一段，征集一部分，随时支援战场，保证了前线战士的口粮。唐和恩小队总结出来的节粮办法，很快就被推行到支前大运输队中，直到支前运输工作结束。五个月的时间里，一共节约了将近570斤粮食，没有出现过一次浪费的情况，同志们的干劲也非常充足。运输途中，每人都能多推几十斤，每次都能超额完成任务。
  他和队员们为完成部队粮食、弹药等物资的运送任务，战胜种种艰难险阻，风餐露宿，昼夜兼程。遇上阴雨天气，就把自己的蓑衣、棉衣脱下来，盖在车上，宁愿自己受淋挨冻，也不让军需物资受半点损失。在鲁皖交界的黄口一带，运输队刚把粮食装上推车，天忽然就下起了雨，虽然雨不是很大，可是这次运输的路程太长，绵绵细雨一直没有停的意思。这样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地运到前方部队，粮食肯定会被雨水打湿发霉。唐和恩对同行的同志说道：“宁可人受冻，也不能把粮食淋湿，人推车出力，淋点雨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大家忍一忍。”唐和恩说完，就把自己披的雨布，解下来盖在粮车上。大家一看，也都忙活了起来。有脱夹袄的，有用雨衣的，有找破毡的，都想方设法把粮食盖好，然后冒雨前进。到达目的地后，粮食没有受到一点损失，顺利交接了任务。
  为躲避敌机空袭，唐和恩组织队员想方设法隐蔽粮车，带头绕道下河破冰涉水，按时把粮食、弹药送到战士身边。在牌庄地区，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当时正值冬季，任务十分紧迫。如果绕路，要多走十几公里，费时费力。考虑到前方部队用粮紧急，运输队开了个紧急小会，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决定克服困难，涉水渡河。当时，正值隆冬季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唐和恩以身作则，脱下棉衣，和一位同志抬着粮车首先下河。冰冷的河水像针扎一样侵入身体，唐和恩快步渡河，谁知道，刚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经过上空。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一公里，离开了危险地带，才穿上衣服。唐和恩在自己的口述笔录中，这样说道：“停下来的时候，我才看见大家都冻得浑身青紫，可是没有一个人发牢骚，反而情绪特别高涨。同志们都兴奋地说‘敌人的飞机也挡不住我们运粮队！’” 一次和往常一样的运粮任务，被分配到唐和恩的运输队上。天刚蒙蒙亮，运输队刚走了没有多远，敌人的飞机就飞到了附近，频繁地对着地面扫射。随后，又来了两架轰炸机，在村落附近狂轰滥炸，连续投射炮弹，持续到日落才停止。在猛烈的轰炸之下，许多无辜村民被炸得家破人亡。看到这样的情景，运输队员们的心中十分难过，更增加了对敌人的仇恨，以及完成任务的决心。大家在前进的同时，随时寻找可以隐蔽粮草的地方。遇到危机的情况，首先把粮车藏好。一直到夜幕降临，运输队看敌人的飞机已经飞远，连夜加快步伐前进。走了一半，发现道路已经被敌人的飞机炸得面目全非，厚厚的雪花铺在地上，在漆黑的夜色之中，更加难以分辨路况。同志们在这样的环境下，一面保护着粮车不翻车，一面摸索着前进。寒冷冬季，同志们却因为心情紧张，一个个汗流浃背。慢慢积雪融化，大家的推车纷纷陷入了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唐和恩看到这样的情形，着急得开始使蛮力，想把粮车拽出来。谁知道，用力太猛，肩上的麻绳被拉断了，人还来不及反应，便一头栽进了泥湾里。同志们看见队长摔倒了，跑过来将他扶了起来。唐和恩全身的衣服都已经被雪水和泥水打湿，同志们看其嘴角流血，赶忙让他张嘴，查看到底是磕破了哪里。这时才发现，竟然摔掉了唐和恩的一颗牙齿。大家劝唐和恩坐下休息一会儿，他却说：“掉颗牙没关系，以后回家能镶一个。运粮可是大事，一分钟都不能耽误，前线的战士们还等着咱们呢！”大家看拗不过唐和恩，也就纷纷拉起粮车，继续赶往前线。直到目的地，唐和恩也都没再提这颗牙的事情。
  唐和恩从家乡启程时，随身携带了一根三尺多长的小竹竿，以备路上休息支车和夜间行走使用。后来他利用中途休息间隙，把走过的城镇乡村地名，用小刀密密麻麻地都刻到小竹竿上，以作纪念。唐和恩支前竹竿刻记的行程路线为（以下为竹竿上的内容，标点系编者所加）： "1948年8月初十日，路线（山东）莱阳县、水集、院上、李家庄、马岚、平度县、门度、大营、桃古庄、昌邑县、寒亭、潍县、住留店、肖格庄、昌乐县、团家坊子、益都县、三教堂、！高淄、金岑镇、三组岳店。8月15日，崔郡、桓台县、（运服装）张店、淄川县、孙家大庄。（节约粮）18日，博山市、南庙山。20日，莱芜县、颜庄。25日，新泰县、站里、洛阳县、东宋福、蒙阴县、青阳镇。9月9日，界牌、孟良崮、沂水县。10月初1日，青驼寺、Irrb-沂县。10月初六，郑庄、朱陈、苍山县、于家庄、赵北、张家桥。10月15日，小中村、石埠、蔺陵县（江苏）、7四湖、小岗子、渡水桥。10月20日，牌庄、9县、岔河、（飞机轰炸）桥头、沙窝、夹口、泽县、吴家庄、芦塘、铁佛寺、官湖、运粮河、土山战城、睢宁县、沟北（河南）、线集（送弹药）、洪集、铜山县。10月25日，武家村、徐州市、卧牛山、毛庄、肖县、里潮、瓦子口、桃园、红庙、陈士楼、黄口车站、（护军粮）大吴集、安徽、新围子（冬至）。11月20日，岱家围子、宿县、店集（磕掉牙）。阳历年、戈庄、is溪口、（飞机炸）丰楼、大吴于、泮家楼、丁庵、太山营、徐州、薛城。12月17日，汉城（孟子庙）邹县、滕县。12月20日，兖州、阎家评功发奖。正月初一复员、孔子庙曲阜县、马庄重回兖州坐车。初3日，济南、昌潍下车。初7日，莱阳县。初八日，陶漳区。” 淮海战役胜利后，唐和恩被评为特等功臣，被授予“华东支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也人人立功，被评为“华东支前模范队”，同时荣获“华东支前先锋”锦旗一面。建国后，唐和恩随身携带的那根小竹竿陈列在淮海战役纪念馆里。电影《车轮滚滚》主角耿东山，就是以唐和恩为原型拍摄的。汽 1951年至1973年，唐和恩任本村生产大队长、党支部书记。唐和恩经常到部队、机关、学校等单位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并赋诗三首抒发豪迈情怀：“太阳出来东方红，伟大领袖毛泽东。淮海战役打胜仗，消灭蒋匪百万兵”“千里迢迢去支前，不怕艰苦不怕难。决心消灭蒋匪贼，留下竹竿作纪念”“一根竹竿走万程，省县村镇刻分明。胜利回家留纪念，传给后代好革命”。
  1993年1月13日，唐和恩病逝。
  2009年，唐和恩被评为“烟台市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理琪理琪（1908-1938)，原名游建铎。河南省太康县游庄村人。1924年，理琪离开了太康县，到开封一所中学去读书。在这里，他不仅刻苦读书，而且关心国家大事。每到课余时间，他就到图书室去翻阅各种报纸杂志。因此，对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势了解得越来越多，愈发痛恨封建军阀的祸国殃民。他渴望着能摆脱旧制度的桎桔，见到那阳光四射公平光洁的新世界。为了寻求真理，他开始如饥似渴地研读各种宣传新思潮的书刊。
  1925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便离开学校，回到家乡开展革命斗争。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方针，他参加了太康县国民党部的筹建工作，积极发动和领导广大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1926年下半年，理琪离开太康县，到开封加入了冯玉祥部队任电务员。他利用这个职务，在士兵中宣传革命道理，发动士兵支持革命。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理琪没有被吓倒，他遵照党的以武装斗争来反抗蒋介石反动派屠杀的方针，积极开展党的工作，秘密筹划发动武装暴动。但由于敌强我弱，条件不成熟，没有成功。根据党的安排，他仍留在国民党部队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29年以后，理琪随国民党部队进驻江西。在那里，他一面做瓦解敌军、策动国民党士兵哗变的兵运工作；一面搜集敌人的军事情报，用无线电密码提供给红军，为帮助根据地军民粉碎反动派的军事“围剿”作出了重要贡献。后被敌人发觉，理琪才离开国民党军队，到了瑞金中央苏区。在瑞金，他把自己所掌握的无线电技术，直接贡献给了人民，为我党、我军和根据地通讯事业的建设，作出了新的贡献。
  1934年，正当国民党统治极为猖a的时候，理琪同志肩负着党的重任，被派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由于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和工作机关多次遭到敌人的破坏，1935年下半年，理琪和组织失掉了联系。1936年春，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组织，由中共河南省委介绍，辗转到了胶东地区，担任党的领导工作。
  为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胶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1935年农历十一月初四举行了大规模的武装暴动。但因条件不成熟，敌我力量悬殊，暴动很快失败了。“一一·四”暴动失败后，胶东呈现一片白色恐怖。暴动队伍被打散了，包括中共胶东特委书记张连珠在内的许多革命同志被捕、被杀。党的组织几乎全遭破坏，同上级党组织也失掉了联系，原有的武装力量，也只剩下20几人。为了坚持胶东地区的革命，剩下的部分党员干部组成了中共文登县临时县委，继续坚持斗争。
  理琪就是在这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情况下来到胶东的。理琪来到胶东后，住在文登县沟于家村张修己的家里。他在听取了中共文登临时县委的情况介绍后，放下长衫，穿上农民的服装，与临时县委的同志一起深入群众，了解情况，着手恢复党的各级组织，重新聚集革命力量。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正在胶东强化保甲制度，采取联村保、联户保等统治手段，并调集了大批军警、团丁集中对文登县各区进行大清乡，这使理琪这样的外乡人很难隐蔽下去。为了理琪的安全，临时县委曾暂时把他转移到威海，住在一家旅馆中。敌人的清乡高潮过去后，党组织便派人去接他，但由于发生了意外情况，理琪与组织失掉了联系，他只得当卖了衣物回到济南。川理琪到济南后，用密信同张修己联系，得到回信后，很快又回到胶东，仍住在张修己的家里。理琪回到胶东后，立即着手整顿党的组织，成立了新的胶东特委，他被选为特委书记。他与特委的其他同志认真分析了当时胶东的斗争形势，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并针对实际情况采取了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一系列措施，很快把各县、区的党组织又重新恢复起来。
  为了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整顿党，清除党内存在的急躁和悲观失望的情绪，使党组织能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担负起领导责任，理琪亲自起草了《胶东特委给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理琪正确分析了中国及胶东地区的政治形势，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倾向，并指出了纠正的方法，提出了胶东党组织今后的任务。
  在以理琪为首的特委领导下，党内外的革命同志，迅速掀起了一个学习的热潮。通过学习和整顿，党员的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了，党组织更加纯洁坚强了，“一一。四”暴动后出现的悲观情绪为之一扫，广大革命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又焕发出了新的更高的革命热情。
  理琪来到胶东后，工作是极为紧张的。他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坚强的毅力，克服了人地生疏等重重困难，深入扎实地开展工作。他经常在漆黑的深夜爬山越岭，从这个村到那个村，发动和组织群众。他还经常到各地召集积极分子会议亲自帮助大家学习理论。他把带来的《社会发展史》和《唯物辩证法》两本书，用通俗的语言讲解给大家听。为了帮助农民识字学文化，他还组织了新文字训练班，并亲自编写了适合农民学习的课本，自己刻印，自己装订成册，发给大家学习。
  1936年秋，又有一部分同志被捕。为了特委的安全，同时考虑到兼顾城乡两方面的工作，经研究决定让理琪和特委机关一起迁移到烟台市内。理琪到达烟台后，以学习为名，隐蔽在毓璜顶山东省立第八中学开展党的工作。他一面利用各种形式作抗日宣传，组织青年学生开展革命活动；一面指导胶东城乡各地的工作。在这里，理琪和中共北方局派来胶东工作的吕志恒相识，使胶东党组织同中共北方局接上了关系。此后，在上级党组织的指导下，胶东的革命斗争有了更明确的方向。
  1936年12月间，由于叛徒的出卖，特委机关遭到破坏，理琪也不幸被捕。在残酷的监狱生活中，理琪备受摧残、折磨，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在狱中他和其他在押的党员取得了联系。经过酝酿，监狱里的19名党员组成了狱中支部，由赵健民任支部书记，姚仲明任宣传委员，理琪任组织委员。狱中党支部成立后，一面组织狱中党员过组织生活，学习时事和马列主义理论；一面领导大家同反动派进行斗争。狱中党支部组织的学习，主要是阅读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每周讨论一至两次。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了。随着日本侵略军的持续进攻和国民党军队的败退，到10月，日军已到达黄河北岸，济南危在旦夕。国民党省政府宣布南迁，其大小官员争相逃跑。这时，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正式形成。经中共代表张经武与国民党山东当局多次交涉，迫使其不得不以“停止羁押”的名义，让政治犯保释出狱。这样，1937年11月理琪也被党组织派人保释出狱。
  理琪出狱后，立即找到了山东省委，他带着党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很快又回到了胶东。他根据党中央关于“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的指示和省委关于“在山东发动组织人民抗战”的指示，积极投入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起义的工作。这时的胶东，形势也十分紧张。在日寇铁蹄即将踏进之时，国民党官员忙于搜刮钱财，准备逃跑。他们有的表面上赞成抗日，实际上继续坚持反动政策，反共气焰仍很嚣张；有的则随时准备投降日寇。理琪回到胶东后，马上召集了特委扩大会议。会上他传达了省委的指示，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经过认真的讨论，特委决定以“一一·四”暴动后保存下来的武装游击队为基本力量，建立一支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的胶东人民抗日武装。并决定在文登县的天福山举行抗日武装起义。
  天福山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山东领导的一次影响较大的抗日武装起义。它的成功，为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而理琪则对这次起义作出了重要贡献。天福山起义后，理琪又肩负着新的重任，同特委的其他几名主要负责人到了威海市，发动和组织了威海武装起义。
  1938年1月上旬，在理琪的直接领导下，以原国民党二区政训处的一部分力量为基础，加上威海市郊的农民，在原有武装力量的配合下，举行了威海起义。起义人员打开了威海专员公署的军械库，取出了许多枪械和大批辎重弹药，逮捕了勾结日寇的伪商会会长兼商团团长乔仁廷。
  起义部队占领威海后，在专员公署召开了群众大会，举行了升旗典礼，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大旗飘扬在威海的上空。接着，全副武装的起义队伍高喊着“团结抗战”、“中国人民应该枪口一致对外”、“打倒汉奸卖国贼”等口号，在市区举行了游行示威。还把国民党专员孙玺凤护送上船，安全离开威海。然后，起义队伍满载着胜利品撤离了威海。
  威海起义，不但扩大了共产党和“第三军”的影响，而且壮大了武装力量。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特委将“第三军”整编为三个大队，健全了司令部，并成立了军政委员会，理琪被推任为司令员和军政委员会主席。此后，“第三军”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积极开展抗日斗争，为开创胶东抗日根据地和敌后游击战争莫定了基础。
  1938年2月，日军3000多人自青岛沿青烟公路侵占了烟台等地。为了打击日军的侵略气焰，理琪率“第三军”到达文登、牟平两县交界的崔家口一带活动，待机与敌作战。几天后，部队获悉驻烟的日军在牟平城建立了伪政权。军政委员会在理琪的主持下，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首先攻打牟平城，理琪亲率一大队和特务队去执行这一任务。
  2月13日，理琪率领攻城部队占领了牟平城，俘伪县长、伪公安局长、伪商会会长、维持会长等70多人，缴枪百余支。根据群众要求，除把宋健武等几名主要汉奸押回“第三军”驻地惩处外，其余俘虏大都教育释放。攻城部队随后撤出牟平县城，进入城南山区，指挥部及理琪等来到离城东南三里的雷神庙开会。中午时分，遭到日军袭击。战斗中，理琪腹部连中三弹倒在院子里，伤势很重，肠子都流了出来，但仍然忍着剧痛，鼓励大家要树立必胜信心，节省子弹，坚持到黄昏突围。天已大黑，在国民党张建勋部的策应下，同志们背着理琪脱离了险境。但理琪已不幸牺牲。
  雷神庙战斗给了侵略胶东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雷神庙抗击日军的英雄事迹，很快传遍了胶东各地，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胶东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决心和信心。理琪虽然牺牲了，但是胶东军民踏着烈士开创的道路在继续前进着。
  （详见本丛书《风云》之“天福山起义”“奔袭牟平城血战雷神庙”） 梁辑卿梁辑卿（1912---1977)，原名梁世瑞，山东省莱阳县上疃村（今属莱西市）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主要从事武装斗争、地方党务和政权建设等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以后，一直从事人民军队的建设工作。他参加革命工作四十五年如一日，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他质朴心洁，作风正派；他勇于拼搏，豁达大度。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他在县立高级小学读书期间，正是北伐胜利进军的时刻，当地革命运动高涨，农民协会的活动轰轰烈烈。“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等标语时常在村头出现，该校校长也带领学生参加农民协会的游行示威。这一切使梁辑卿深受鼓舞，萌发了革命思想，他开始立志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积极参加当时农民协会的活动，组织同学张贴标语、传单，演出打倒土豪劣绅的活报剧，积极筹划请愿罢课等活动，一时成为学生活动的中坚分子。
  1931年，梁辑卿升入掖县山东省立第九中学读书。他同王军光、王文林等以“同乡会”为骨干在学生中进行宣传活动，并领导九中学生多次到国民党掖县县政府请愿，迫使县长罢免了乱派苛捐杂税的商会会长。同年下半年，他又组织学生开展罢课，把反动教员赶出了学校。
  九一八事变后，梁辑卿参加了当地反帝大同盟活动。为响应京、津学生赴南京请愿的革命行动，他带领九中部分学生组成抗日救国宣传队沿烟潍公路进行演讲宣传，成为当时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在斗争的实践中，梁辑卿把个人的前途、家庭的境遇和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积极勇敢地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1933年夏，经吴青光介绍，梁辑卿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党的教育下，他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政治上也逐渐成熟起来，成了一位刚毅果断，勇往直前的革命者。
  入党以后，梁辑卿接受任务，负责开展九中的工作，半年内发展了王文林、王炳辉、王军光等入党。这年冬，经党组织批准成立了九中党支部，梁辑卿任支部书记，到1935年底共发展党员23人，争取同情革命的教师三人，团结了广大进步学生，使当时九中的领导权基本掌握在我党手中。
  1935年，梁辑卿于山东省立第九中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开展党的地下活动，任莱阳东南乡区委书记。第二年，莱阳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县委主要领导人被逮捕，剩下的同志大部分被迫疏散到外地隐蔽。梁辑卿去济南找到王炳辉，与济南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被派到德州做党的交通工作。1936年，他又经王炳辉托友人介绍到博平县民众馆任馆员，与王怀远、谢心合等人组织读书会，开展地下工作。在这段时间，尽管斗争非常艰苦，生活颠沛流离，但他终始不忘自己是个共产党员，以无私无畏的革命气概，走到哪里就把革命火种播向哪里，并以各种方式开展党的工作，扩大党的影响，在白色恐怖下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迫近济南，胶东各县国民党军政人员纷纷逃亡。广大群众抗日热情高涨，纷纷要求组织起来，抗日救国，保卫家乡。在这种形势下，梁辑卿于1937年10月返回胶东。莱阳县委决定成立民先队县队部，梁辑卿任大队长。从此，梁辑卿开始从事革命武装斗争，参加了胶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
  在抗日热潮的推动下，莱阳县党的组织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梁辑卿依靠党组织的力量，组织和团结广大青年，乘机争取其他武装，很快将民先队组织发展到3000多人，使一大批知识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38年春，胶东特委决定组建民先总队部，梁辑卿调任总队的组织部长，负责整顿民先组织和发展党的工作。1938年秋，根据胶东特委决定，梁辑卿率东进工作团进入牙山地区，开辟新根据地，帮助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打击削弱国民党顽固派蔡晋康等部势力。1938年冬，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胶东特委派梁辑卿组建昌（邑）、潍（县）中心县委，并担任县委书记兼昌潍武装指挥部政委。这期间，梁辑卿坚持把扩大武装力量和建立根据地结合起来，率领昌潍武装独立团穿插敌后。不久，因蓬（莱）、黄（县）、掖（县）根据地失守，昌潍独立团调走，梁辑卿留原地坚持对敌斗争。面对当时敌强我弱的严酷形势，他带领县委同志不畏艰险，昼夜不停地转战山野与敌周旋，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又重新组建了一支革命武装力量，坚持了敌区斗争。
  1940年初，梁辑卿调任胶东南海地委书记兼五大队政委，不久，调任东海地委书记兼东海军分区政委。他带领一批军队干部来到东海，在胶东区委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工作，很快打开了工作的新局面。首先是健全了东海根据地党、政、军的各级领导机构，各地普遍建立了农民自卫团、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积极开展反“蚕食”、反“围剿”的斗争，扩大了抗日武装力量，打垮了反动势力。1941年“反投降”战役胜利后，东海根据地已基本上连成一片，革命政权巩固，人民生活安定，抗日热情高涨，成为当时胶东地区较好的一块革命根据地。
  除此，梁辑卿还抓了基层党组织的恢复、整顿和发展工作。1943年至1944年，胶东党组织开展整风。在此期间，梁辑卿认真执行和掌握党的方针、政策，既积极严肃地在党内进行普遍审查、清理，又坚持实事求是，慎重稳妥，及时纠正了整风中出现的教条主义、逼供信等错误倾向，使东海地区党内整风运动得以健康发展。
  梁辑卿还充分发动农民群众，较早地实行了减租减息，大力组织群众特别是青年积极发展生产，增加财政收入。不仅搞农业，而且还重视发展工业、纺纱织布、做军装等。由于生产发展，生活富足，东海根据地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很高，踊跃参军支前，组织担架队随军南下、渡江，从人力和物力上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为全国的解放做出了贡献。
  梁辑卿在东海地区工作期间，十分重视统战工作。他既掌握党的方针、政策，又胸怀宽广，不仅能够很好地团结东海根据地党政军的一班人齐心协力开展工作，还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注意团结地方各界上层的士绅名流，亲自找他们谈话，宣传党的政策，扩大了党的影响，对东海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起了重要作用。
  抗战胜利后，梁辑卿和刘涌、仲曦东、于得水等一起，率东海三个主力团攻克烟台、威海卫二市，并担任警备任务，保卫胶东与大连、旅顺的海上运输。
  1947年，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发动了重点进攻。为适应大规模运动战的需要，梁辑卿所在部队被整编为胶东军区新编第七师，后又整编为华野十三纵队第三十九师，他任师政委。当时为配合胶济线大反攻，三十九师担负了阻击青岛之敌的任务，接着又转移到泰安一线，连续两个多月，机动行军作战七百多公里。在东征西战，极度疲劳的情况下，梁辑卿利用作战间隙，进行政治动员，从而鼓舞了士气，严格了纪律，保证了作战任务的胜利完成。在1948年的Rte'.州战役中，三十九师被评为执行政策的模范，受到了上级的表扬和广大群众的称赞。” 济南解放后，梁辑卿担任济南警备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在兼职较多、担子较重的情况下，仍然较好地完成了党所交给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梁辑卿于1951年春调任华东军区直属政治部主任。在军区首长直接领导下，他注意学习领会上级的决定和文件精神，重大问题善于商量研究，慎重决策，但一旦形成决议，就坚决执行，一抓到底。1954年至1960年，梁辑卿任华东军区工程兵部队政委。部队分布在华东的广大地区，他经常带领机关千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抓点带面，推广新技术，为华东工程兵的成长壮大，作出了贡献。
  1958年秋，他响应中央军委的号召，坚持带病下连当兵，身体力行，模范带头，先后当过炊事员、战斗员。1959年秋，他胃溃疡病复发，正在医院治疗。当时二十七军缺政委，军区首长决定派他去，但又担心他身体吃不消，后征求本人意见，梁辑卿当即表示：“个人身体算不了什么，只要工作需要，再重的担子也要挑。"1961年8月晋升为少将军衔。1962年蒋介石扬言反攻大陆，梁辑卿拖着病体，带领部队按时到达浙江前线指定位置，直到东南沿海形势缓和，才奉命率部队撤回，后又被送进了医院。
  1964年梁辑卿调任江苏省军区副政委、政委等职。1970年又调任安徽省军区政委、安徽省委书记等职。文革初期，梁辑卿也受到了冲击，肋骨被打断两根，但他仍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实事求是，不随声附和，也不投入所好。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尽可能地保护了一些老同志。1967年周总理为了解决江苏问题，准备让一批老干部出来工作，梁辑卿坚决执行总理指示，夜以继日地进行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和组织筹备工作，为老干部出来工作创造了条件。
  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梁辑卿感到由衷高兴。他虽然身患重病，仍在病床上坚持学习，渴望着身体状况能够早日好转，继续为党工作，可是病魔却夺走了他的生命，梁辑卿于1977年逝世。
  慕湘慕湘（1916-1988)，原名慕显松。又名渤霖、白琳、白松，山东蓬莱人。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八一电影制片厂政委、党委书记，少将军衔。
  1923年，他入县立小学读书。三年级转入志成小学。志成小学创办人姜金和是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来的，愤于当局腐败，热心于教育救国。这段学习使慕湘在文笔上打下了稳实的基础，在思想上深受影响。1929年，他转入县立职业补习学校，开始接触新文学。读了鲁迅、胡适、冰心等人的作品。1930年夏季考入莱阳山东省立第二乡村师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慕湘积极参加街头募捐，下乡宣传。1932年9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他被指定为学校党的负责人。暑假前因出去接头被告发，后被开除。下半年转入济南正谊中学。因撒传单又被学校开除。党组织调他回蓬莱家乡开辟工作。回乡后，于1934年成立尘烟文艺社，团结一部分进步青年，在《蓬莱日报》编辑《尘烟》周刊。不久，又以教学为掩护，积极开展党的工作。1935年胶东“一一·四”暴动失败后，被迫出走天津。1936年夏，慕湘在天津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学联举办的义务教学团，任南郊王兰庄义校校长，并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秘密农民救国会。12月间调太原，参加山西牺牲救国会同盟会下属的民训团，任民先队副总队长兼第二分队长。卢沟桥事变后任太原县“牺盟会”特派员，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太原失守时，组织一支抗日游击队，被编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太原支队，任政治主任。不久，改编为战总会第二支队，仍任政治主任。1938年，战总会被取字肖，部队缩编为山西第二保安司令部第一支队第二营，改任教导员。不久，部队又改编为暂编山西新军第一师第三十六团第二营，仍任教导员。1940年秋，慕湘赴延安，入军政学院学习。1942年毕业回晋西北，任八分区对敌斗争委员会秘书。
  1945年9月，他调晋绥日报社任编辑。11月，调绥蒙区委，参加城工部工作。不久调绥蒙军区陶（林）集（宁）骑兵支队任政委。张家口失守后，骑兵支队与其他地方武装合编为陶集大队，他改任政治处主任。1947年，调骑兵旅政治部任组织科长。1948年，调绥蒙军区第十一旅第四十四团任政委。1949年，调绥远军区第二十三师任治部副主任。同年冬，调绥远起义部队第三十六军第一O七师任政治部主任代理政委。
  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十六军第一O七师副政委，代理政委。1952年归国后，调华北军区政治部任青年部副部长。后调任组织部副部长、部长。1955年9月，他被授予大校军衔。曾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1957年，调北京军区装甲兵任政治部主任、确副政委。1964年，晋升为少将。“文化大革命”前夕被任命为政委（未到职）01975年冬，调总政八一电影制片厂任政委、党委书记。一年余即离职，专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新波旧澜》之一《晋阳秋》、之二《满山红》、之三《汾水寒》、之四《自由花》。1979年，校点了清末民初太原刘大鹏所著《晋祠志》《柳子峪志》《明仙峪记》，约110万余字。1985年2月，按副兵团职离休。1988年5月在北京病逝。
  慕湘临终前留下遗嘱，将其收藏的36800多册图书（其中有古籍善本16936册）全部无偿捐献给家乡人民。中共蓬莱市委、蓬莱市人民政府在蓬莱阁下修建了占地3000平方米、建筑面积848平方米的慕湘藏书楼，珍藏和利用这批宝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