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图书馆

昆嵛山是胶东半岛东部制高点，三面环海，是战略要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植根昆嵛山。1928年4月成立于莱阳的胶东抗粮军，到当年6月11日就解体。1931年成立于掖县的地下特务队，到1933年被镇压。昆嵛山革命队伍尽管成立的稍晚些，但薪火相传，延续至今，昆嵛山成为胶东革命武装主要发祥地，堪称“胶东的井冈山”。
  1.早期革命武装 20世纪30年代初，农民协会在昆嵛山区成立，部分骨干会员还组成武术会，为建立革命武装奠定了基础。
  昆嵛山革命武装的建立，与传奇人物于得水密切相关。于得水，原名手作海，1906年5月22日出生于昆嵛山前怀洛格庄（属威海市文登区）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于得水家有一辆大车（马车），他经常赶着大车，往来文登、威海拉货。在文、威交界的一个大车店中，听说有一个反动军官经常在这里侮辱妇女，群众非常愤恨。于得水摸清了反动军官的活动规律，乘机缴了军官和警卫的枪，然后赶着大车扬长而去。于得水把缴获的两支手枪交给了党组织。
  于得水与于绍先、邹恒禄、丁树杰等几个地下党员秘密汇聚一起，议论筹建武装事宜。他们议定：由于得水领头，以武术会和农民协会中苦大仇深、武术功底好的青年人为骨干，组建一支精干的农民武装——特务队，也称“打狗队”，打击乡间日益猖獗的反动势力。他们的武器来源主要是用镰刀、斧头、土枪、大刀片、红缨枪和木头做的枪来夺取敌人的武器。
  胶东特委成立伊始，就认识到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决心逐步发展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特委书记张静源动员有条件的党员买枪、募枪，收集散留民间的枪支。特委规定党的领导人配备短枪，学习军事常识，指定特委委员刘经三兼管军事工作，并派人到外地学习游击战争经验。
  第二届中共胶东特委成立后，刘经三先任中共胶东特委宣传委员，后改任组织委员，并兼任特委领导的地下武装组织政治指导员。
  1934年春，中共文登县委成立不久，于得水就出任文登县武装小组组长，并化名林得胜。
  于得水率领的武装小组由在活动中暴露身份、离开家庭的同志组成，并与一年前成立的特务队合二为一。为有效打击苛捐杂税，于得水带领6名武装小组成员打掉乘夹河村收税处，缴了枪，烧了税票，扩大了党的影响。
  2.“一一·四”暴动 1935年1月，胶东特委根据团山东省工委的指示，决定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并在昆嵛山东麓积极进行武装暴动的筹备工作。但几次尝试，都因计划不周而归于失败。1935年春，韩复渠强征民力，强占土地，修筑青（岛）威（海）公路。由于工程量大，直到夏季尚未完工，耽误了春耕春种的良机，引起群众的极大愤慨。此时，胶东特委又想趁机发动武装暴动，派人到各县宣传发动，进行暴动的准备工作。但由于领导机构内部意见不一致、力量过于分散、各县发展不平衡等原因，再加上团山东省工委的反对，这次反筑路斗争未能发动起来。此后，以张连珠为书记的胶东特委在昆嵛山东麓积极开展活动。他们一方面宣传发动群众，一方面学习研究战略战术问题，组织农民协会和武术会等，不断扩大党的武装力量。
  9月至11月初，胶东特委相继在牟平县滩上村、文登县水道村和烟台市郊上夼村召开了三次扩大会议，明确了胶东特委发动暴动的想法，基本上统一了思想，一个发动大规模农民武装暴动的计划初步形成。
  1935年11月18日，中共胶东特委正式决定，11月26日胶东各县同时举行武装暴动。后因准备工作不充分，改为11月29日（阴历十一月初四，史称“一一·四”暴动）。但此时有的地方没有接到通知，仍按原计划行动，暴露了整个暴动计划，使敌人有了警觉和准备。国民党地方官府急报国民党省政府，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一面急报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一面即令驻潍县的国民党八十一师师长展书堂立即东进展开“清剿”。而暴动指挥部没有及时得到这方面的情报，依然按计划进行。
  11月29日，中共胶东特委委员曹云章和中共牟平县委书记张贤和集合午极、育黎、冯家一带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50余人，于午极村举事，当日挺进通海，夺取区公所，翌日回师白石村，把以上3村地主的粮食浮财分给贫苦农民。暴动队伍因人数和武器装备都与敌人相差悬殊，又缺乏战斗经验，至下午4时许被击散，张贤和、柳芳斋、蔡英卓等10余名同志在战斗中牺牲，程伦、曹云章等同志被俘，西路暴动遂告失败。东路暴动也在第六天（12月5日）被国民党军队、地主武装和盐警2000余人包围在底湾头村，终因武器低劣、寡不敌众而失败，张连珠等同志被捕。
  “一一·四”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暴动在文登、荣成、牟平、海阳等县全面展开，暴动队伍召集贫苦农民开会，宣传党的反苛捐杂税、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并领导农民斗地主恶霸，开仓济贫。广大农民热烈拥护，积极参加。暴动表达了多年蕴藏在胶东人民心中的不甘忍受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强烈呼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胶东人民为摆脱阶级压迫和剥削，争取自身解放的一次伟大尝试。暴动震撼了国民党反动派在胶东的统治，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使人民群众看到了翻身得解放的希望和曙光，打击了敌人，教育了群众，考验和锻炼了党的组织，在胶东大地上播下了革命火种。特别是暴动保留下来的昆嵛山红军游击队，在后来的武装斗争中，成为胶东抗日武装的一支骨干力量。“一一·四”暴动的经验教训是用鲜血写成的，为胶东党组织指导以后革命斗争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
  3.昆嵛山红军游击队 1935年底，中共胶东特委在昆嵛山领导了“一一·四”武装暴动，暴动队伍番号定为“中国工农红军胶东游击队”。“一一·四”暴动失败后，于得水、王亮、邹恒禄、刘振民等领导暴动幸存人员转战昆嵛山，坚持斗争，为胶东革命保存了一支宝贵的火种。这支经过血与火考验的队伍是“中国工农红军胶东游击队”的延续，习称“昆嵛山红军游击队”。昆嵛山红军游击队在保存力量、牵制打击敌人、培养革命骨干等方面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游击队由于得水担任队长，负责总指挥和山前的活动，王亮负责山后的活动。游击队还分成昆嵛山红军“黑、白、明、亮”四个战斗组，暗喻革命一定会冲破黑暗，奔向光明。孙保山因外号“黑脖子”而出任黑组组长，柏希斌为白组组长，李启明为明组组长，王亮兼任亮组负责人。
  敌人对“一一·四”暴动进行反革命武装镇压后，又采取种种手段，妄图将革命力量斩尽杀绝。根据这些情况，昆嵛山红军游击队决定化整为零，让负伤和有病的人员下山，没有暴露的人回家，尽一切力量开展工作，按规定的信号进行联系。其余的人坚守在昆嵛山，采取分散与集中、秘密与公开相结合的办法，开展游击战。晚上，游击队员化装出击，到敌人驻地袭击和扰乱；白天，尽可能显眼地往山里拉队伍，造成大队人马日夜挺进昆嵛山的局面，吸引敌人前来剿山。同时，游击队员还在山上“放石炮”，声音惊天动地，声传一二十里之外；晚上，则在山林点火，火焰冲天，几十里外都可望见。山外的老百姓则到处宣传：“暴动的大部分人马在山里练兵，有几千人，近日将杀下山来……”“游击队的大炮有碗口那么粗，一炮能炸死百多号人。”游击队还在敌人经常出没的地方，在农家墙上书写标语。虚实并举，文扰武攻，搞得敌人晕头转向。气急败坏的敌人，终于上了圈套，从四面八方调集兵力，围剿昆嵛山的游击队。敌人的机枪、大炮直打得山山岭岭乱石横飞，他们遇村就抄，见洞便搜，就连山庵、寺庙也不放过。然而抄来抄去，连游击队的影子也没见到。
  昆嵛山东的界石村，是山前与山后的交通要道，当年这里驻守着文登县国民党反动地方武装“联庄会”的50多个乡丁。平日，他们横行乡里，祸害百姓，残杀革命志士。“一一·四”暴动失败后，这伙乡丁更是肆无忌惮，伙同展书堂的八十一师“清剿”。界石“联庄会”成为昆嵛山区党组织和游击队活动的一大障碍。游击队决定拔除这颗钉子。经请示胶东特委书记理琪同意，1936年6月2日夜，于得水、王亮等率领部分游击队员，用计引出门岗哨兵，冲进大门，奇袭获胜。共缴长、短枪50余支，子弹2000余发，扩大了党的影响。
  垒子盐务局，是国民党地方政府通过盐警征盐税，残酷剥削压榨人民群众的机构。这帮“盐狗子”平日无恶不作。当时，中共胶东临时特委经费十分困难，于得水提议攻打垒子盐务局，一则可以解决部分经费和夺取武器，二则可以扩大党的影响。他的意见得到了理琪的支持。1937年春，于得水带领20多名游击队员化装成农民，混在买盐的群众当中，趁盐警吃午饭的时机，打倒门岗，冲进屋内，全俘敌人。此次奇袭，缴获长、短枪20余支，子弹1100多发，现款109元，大刀和刺刀各10多把。
  在白色恐怖笼罩胶东大地的艰难日子里，昆嵛山红军游击队表现出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和顽强不屈的斗争意志，依靠昆嵛山区得天独厚的地利、人和，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在牵制敌人“清剿”兵力，攻打敌人据点，震慑敌人，振奋民心，扩大党的影响，巩固和扩大昆嵛山革命根据地等方面，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昆嵛山红军游击队，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江北保留下来的屈指可数的红军队伍之一，也成为后来党在胶东领导的抗日武装的一支重要力量。
  4.天福山起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9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每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应该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口号。10月，山东省委召开会议制订了分区发动武装起义的计划，并派遣大批干部到各地做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林一山、张加洛、理琪、宋澄等相继赶赴胶东发动起义。
  1937年12月24日拂晓前，胶东特委领导干部理琪、吕其恩、林一山、张修己、宋澄、张修竹、王台、于娘、刘中华、丛桂滋等便来到天福山玉皇庙。天刚拂晓，于得水带领的昆嵛山红军游击队也赶来了。
  在天福山玉皇庙内，胶东特委召开了干部会议，理琪详细传达了特委根据省委指示所做的关于发动这次抗日武装起义的有关决定，民主推荐产生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领导成员及三个中队干部名单，由于得水任大队长，宋澄任政委。大队下辖三个中队，柏永升、张玉华、王洪、王政安、邢京昌、刘中华分别任三个中队的中队长和指导员。特委干部会议后即召开大队领导会议，研究商定全大队人员武器编配和三个中队所属小队队长名单。当时，各方凑集的枪支共40余支，人员主要是昆嵛山红军游击队队员和部分爱国热情较高的教员、学生，还有部分是刚从国民党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同志。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后，理琪向全体指战员做了关于“当前抗战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讲话，宣布“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正式成立，并将第一支抗日大旗授予大队长于得水。大队长于得水和大队政委宋澄分别做了讲话。从此，胶东党直接领导创建的第一支抗日武装便正式诞生了，拉开了胶东人民武装抗日的序幕。
  宣布起义后，“三军”一大队对外采用武装宣传队的名称，开展宣传。同时，吸取“一一·四”暴动失败的教训，胶东特委主要领导人都未参加武装宣传队，以防武装宣传队万一遭到破坏，党组织仍能继续领导斗争。12月31日，武装宣传队西上到达岭上村时，遭到国民党文登县长李毓英率领的地方反动武装四五百人的包围。“三军”一大队政委宋澄向对方晓以民族大义，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亲自带领27人与李毓英交涉，但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合作抗日”的假面具，将我方代表全部逮捕。我方代表英勇斗争，红军战士金牙三子、王洪等不幸牺牲，其余人员在于得水带领下突围脱险。为此，胶东特委向国民党文登县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与此同时，胶东特委采取果断措施，一面继续补充人枪扩大队伍，一面积极组织威海起义。
  抗战开始后，胶东特委抓紧有利条件，通过理琪、林一山、孙端夫和孙光明等同志的耐心工作，政训处的大部分人愿意参加抗日；海军教导队表示维持中立；国民党威海卫管理公署专员孙玺凤则与我方达成协议，我方保护其安全离开威海，他把武器装备移交我军。1938年1月14日，理琪派人去沟于家村调“三军”一大队到威海。由于于得水带领一大队在昆嵛山区活动，路途远，时间紧，通知已来不及。于是，于娘、张修己等便临时召集附近村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数十人奔赴威海。15日凌晨，各路参加起义的人员100多人相继到达专员公署，同政训处的部分力量会合。下午3时，打开专员公署的军械库，取出了百余支枪械和大批军用物资。这时，国民党海军教导队采取了中立的态度，伪公安局长郑维屏也未敢妄动。16日晨，起义队伍聚集在专员公署召开了群众大会。下午，我军护送孙玺凤安全离开威海。晚饭后，起义队伍离开威海。
  威海起义壮大了天福山起义队伍，“三军”开始公开活动，国民党文登县政府慑于“三军”的声威，不得不释放了岭上事件中被捕的我方人员。国民党王兴仁、丛镜月部见我军威势大，也与“三军”联系，形成一时的联合局面。
  在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的影响下，胶东各地相继举行抗日武装起义，起义队伍纷纷编入“三军”。“三军”队伍不断扩大，军威大振，极大地扩大了党在胶东的影响，激发了胶东人民的抗战热情。
  1938年2月3日，日军占领烟台。胶东国民党政府官员和军队不战而逃。2月5日，日军占领了烟台以东30公里的牟平城。并以“胶东善后委员会”的名义委任宋健吾为伪县长，建立起伪政权和伪军——商团武装。
  2月14日，“三军”攻克牟平城，在城南雷神庙激战七八个小时，以少数缺乏战斗经验的指战员和劣势装备，抗拒数倍于我的优势敌人，打退数次进攻，取得毙伤日军50余人、烧毁敌汽车数辆、打下一架飞机的重大胜利。雷神庙战斗，打响了胶东武装抗日第一枪，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地鼓舞了胶东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在根据地崔家口，“三军”将士召开了追悼大会，沉痛掩埋了理琪等烈士的遗体，经过短期整训，在吕志恒、林一山率领下继续西进，奔赴抗日战场。这期间，蓬莱、黄县、掖县、莱阳等县党组织相继发动起义成功，不久，“三军”开赴蓬莱、黄县、掖县，与蓬莱的“三军”二路、黄县的“三军”四路和掖县的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会师。这时，胶东起义部队已发展到7000余人。1938年9月18日，“三军”奉命在掖县沙河镇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正式纳入八路军的战斗序列，成为胶东抗日的主力军。
  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南征北战的枪林弹雨中，“三军”队伍由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中国抗日战场和解放战场上的一支劲旅，诞生了27、31、32、41军等能征善战的胶东雄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