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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门家镇梁家庄距小门家镇政府驻地20多里，村中梁姓为主，现有160多户、520多人，耕地近700亩，果园面积700亩，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果树专业村。以前曾和张家庄是一个行政村，名叫“张梁庄”。村中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张家庄村前有一条小河，和村南不到一里的黄水河相通，村后还有一条河，每年雨季，河水泛滥，人们深受水害之苦。于是便找风水先生给出了一个主意：就是要找一梁姓人家来村居住，取“梁”与“两”的谐音，以形成两张（梁张）之势，就能免除洪水的侵害。清道光年间，张姓邀请本县梁家疃梁姓来同居一村，取名张梁庄。1962年分为两个村，分别称为“张家庄”和“梁家庄”。
  提起梁家庄，在当地名声倒不大。可是一提起村中的王郎，在抗战时期，那可是家喻户晓，威震胶东，连日寇都闻名丧胆的抗日英雄。
  王郎原名王世松，原徐家集镇高里夼村人。1908年7月15日出生，从小就是村里的孩子王。19岁下学后，先在家里务农，后外出当店员，回乡后当教师，最后支起花边庄养家糊口。四年多的花边生意，他走遍了四乡大小村庄，结识了地下党区委干部宋天文、依竹林等人。1938年10月，在徐家集镇大丁家村，经宋天文、依竹林二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化名王郎，走上了革命道路。
  当时我党领导的抗日队伍，装备十分落后，王郎对艰苦的生活并不计较，就是手中拿着土枪很不满意。一次赶黄城集，一个伪军头目挎着二八匣子在集上逛荡。王郎发现后，瞅瞅四周没有敌人，他买了一瓶酒，边喝边走，装成醉汉随着小头目来到鱼市，趁小头目蹲下挑鱼时，王郎举起酒瓶向他头上砸去，一下把小头目打倒在地，他从身上拔出刀子割断小头目的枪带，掏出枪朝天上放了两枪。集炸了，他混在慌乱的人群中，怀揣缴获的匣子枪，跑出了黄城集。
  有了匣子枪，王郎的胆子更大了。渤海军分区后勤部姓赵的给养员携款投敌，在诸由观据点里当了一个小头目，王郎受命铲除这个叛徒。他化装后到诸由观集上转悠，待机除奸。一天，他身穿破棉袄，头戴破毡帽遮着半个脸，来到水果市上，与叛徒打了个照面。他认出了叛徒，装着买水果在寻找机会，叛徒也靠了过来，突然用手枪顶住了王郎的后背，“不许动！你是不是王郎？”王郎故作害怕的样子，战战兢兢地直起腰来说：“不，不是。”话音没落，趁着叛徒一愣神的工夫，猛然转过身来，一拳打得叛徒鼻口流血，眼冒金星，昏沉沉地倒退了两步，王郎上前缴了他的枪，架着他出了集。集一炸，惊动了据点里的敌人，王郎一看追兵出来了，知道要把叛徒带走是不行了，就在山根的河滩上把他处决了，随即钻进树林，安然撤离。
  夏初的一天，王郎带着战士牟桂兰、邢金宝、巩学兵，到栾家口执行任务。天不亮从村里集出发，走到徐家集已经过午，四人便走进饭馆，要了饭菜，刚端起饭碗没吃上几口，几十个伪军冲了进来，牟桂兰冲上去接了火，被敌击伤捉住，后在诸由观被杀。王郎趁着群众慌乱时，带着两个战士来到饭馆后院，让战士踏着自己的肩膀翻墙撤离，自己提着枪返了回去，50多名群众被堵住，挨个搜身后才放行。王郎一看这架势，也随着群众拥到门口，前面是一位老大爷背着一捆老菠菜，王郎随即把匣子枪捅到老人的菠菜捆里，敌人把老人身上搜了一下就放行了。轮到王郎，虽然搜查仔细，但一无所获，也只好放行。他出门后，追上背菜的老大爷，装着和他说闲话的时候，把匣子枪取回。
  栾家口伪警察所里的警察，多是些地痞流氓。有一个警察天天到酒馆里喝酒不给钱，还借酒生事，百姓恨之人骨。王郎决定从这个坏蛋人手，杀鸡儆猴。一天，王郎化装到酒馆，要了菜买了酒，自饮起来。傍午时分，这个家伙挎着枪，晃里晃荡走了进来，便坐到桌子对面，看着王郎吃喝。王郎客气地邀请说：“一块喝两盅？”那家伙等的就是这句话，大吃大喝起来，不大一会就喝得醉醺醺的。王郎借给他倒酒的机会，举起酒瓶向他的头上砸去，却未将他打昏，这家伙拔腿就跑，刚到门口，王郎挥手一枪，将他击毙。王郎缴了枪，迅速撤离。晚上，在地方干部的配合下，到警察所外面喊话：“谁再胡作非为，白天拾掇的那个，就是他的下场！”从此以后，伪警察所的气焰大为收敛。
  有一次外出执行任务，路过黄县古磨张家村，见一老汉挑着担子送饭，前面是一桶猪肉炖粉条，后边篓子里装着馒头、烙饼。“大爷，你给谁送这么多饭？”老头气哼哼地说：“给下乡的二鬼子！”王郎一听说是得口店据点里下来的九个二鬼子，立即来了精神，忙对老大爷说：“我是八路的便衣，我帮你去送。”说着接过担子，老头提着装饭碗的篓子带路，一同来到村南场园，只见一个班的伪军毫无戒备，散乱地靠在麦根子垛旁打吨。一见饭来了，都爬起来抢着吃，枪扔得满地都是。王郎见敌人像苍蝇一样围着饭桶，便拔出匣子枪，大声喊道：“不许动！举起手来，我王郎不杀交枪的俘虏！”敌人一听是王郎，个个吓得浑身发抖，乖乖地把手举了起来。王郎命令他们站成一排，把裤腰带解下扔到地上。王郎叫老大爷回村找了一些绳子，让一个短瘦的小个子把每两个绑一块，每人绑一只胳膊，另一只手提着裤子。最后，王郎把小个子也捆好，将缴获的步枪枪栓都卸下来捆成一捆，挂在一个俘虏的脖子上，又把没有枪栓的枪，挂在每个人的肩上。收拾停当后，王郎用枪点着俘虏，向根据地进发。俘虏们不时地望着东面不足三里的炮楼，感叹万分。走在最后边那个俘虏说：“今天遇到你我是服了，你真行，一枪没放，就把我们九个给收拾了。” 1940年春，为总结反扫荡的经验，胶东区党委在牙山召集各县的游击队长开会。蓬莱的王郎，招远的花爪冯（冯观令），掖县的乔八爷（即曲波长篇小说《乔隆飚》中的主要人物），三名威震胶东的虎胆英雄初次相会，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这次“群英会”上演了一出出惊心动魄的故事。
  一天，三人凑在一起，乔八爷说：“听说杜家集馆子里有几样拿手好菜，哪天咱们去喝一盅怎么样？”王郎、花爪冯异口同声说：“行，明天不开会，咱们就去。”第二天吃了早饭，三人就步行来到杜家集，远远望见鬼子的炮楼，三位英雄毫不惧怕，大摇大摆地进了饭馆，在敌人的眼皮底下，酒菜要了一桌，海阔天空地边喝边谈。坐在旁边吃饭的敌人便衣听了出来，马上跑回炮楼报告，带了十多个伪军来抓他们。敌人气势汹汹地堵住门口喊道：“土八路你们被包围了，快快缴枪投降吧！”三入一听，拔出匣子枪，靠在临街的窗户两旁。乔八爷故意大声喊：“花爪冯，这是你的地盘，你说怎么收拾这帮二鬼子？”老冯也大声说：“数你岁数大，你说了算，怎么收拾都行。”话音刚落，王郎的枪响，敌人一死一伤，乔八爷回手一枪，一个敌人的帽子被打得飞上了天。二鬼子一看，吓得心惊胆战，顾不上死伤的弟兄，赶快找墙角趴了起来，只露出枪口乱放。三人趁机冲出饭馆，指东打西，互相配合，边打边撤，密集的枪弹压得敌人始终未敢抬头。三人顺利地出了村，钻进了密林。后来敌人又派出一个排来支援，两股敌人合到一块，虚张声势追了上来。刚过河，又被三人撂倒两个，敌人怕中埋伏，趴在河边乱放了一通枪，抬着两具尸体返了回去。后来听说，那个告密的便衣挨了两个耳光，说情况不实，放走了三条大鱼。
  1940年秋，王郎到南王四区区公所办完事，傍晚往回赶路，走到平山周家一个拐弯处，迎面走来三四十个敌人，王郎一看，回头就走，很快钻进高粱地里。敌人也认出了王郎，立即包抄上来，小头目狂妄地喊道：“不准开枪，捉活的有赏！”有个高个腿长的家伙追了上来，王郎回头打了几枪也没打中，那家伙揪住王郎的衣领一扯，一下把袄扯破了，晃得敌人一个趔趄，王郎回手一枪，要了敌人的狗命。王郎边打边往山上跑，袄扯破了挡害（胶东话，即碍事），他一甩手脱下扔掉，光着膀子跑，裤腰带上五六梭子子弹全打完了，裤腰带一松，裤子也跑掉了。敌人丫见他赤身露体，都哈哈笑了起来。
  天黑以后，敌人没指望捉住王郎，只好收兵罢战。他也累得不轻，钻进高粱秸垛里睡着了。第二天天刚亮，他见山下有一人在耕地，就拔些艾蒿将身子遮住，走下来蹲在地头上。老汉耕回来一看，大吃一惊，呆在那里。王郎说：“不要怕，我是八路便衣，请你把衣服借我用一用。”老汉脱下袄给他穿上，又回村弄了套衣服给他，王郎问清了老汉的姓名住址，转身消失在晨雾中。
  1940年冬，王郎去赶黄城集，被邀请到索得本家喝喜酒。他由于高兴，一下就喝得烂醉如泥。这个让敌人闻名丧胆的英雄，稀里糊涂地被坏人告了密，酒醉中竟被敌人不费吹灰之力地逮住了，敌人用绳子把他从肩到脚密密匝匝地捆成一个绳团，连夜用牲口驮着送到蓬莱郝铭传公馆。
  王郎被捆成绳团没法审问，要想松绑谁也不敢靠前。他们用麻袋将王郎上身套住，一顿拳打脚踢，抛起又摔下，直到他昏了过去，伪军才把他上身五花大绑，下身绑的绳团解下，脚上换上沉重的脚镣。郝铭传的把兄弟郝老三带班看押，每天一次审问，王郎一问三不知，气得伪军连连动刑，也没问出一个字。郝铭传一面拷打逼问，同时拿抓住王郎这件事，向黄县日本宪兵邀功献媚。日本宪兵为了炫耀自己的威风，下令提解王郎亲自审问。
  王郎带着手铐脚镣被押送黄县，据日本宪兵队三条队长掌握的材料，王郎是渤海地区的警察局局长，共产党员。他先是大谈侵略谬论，规劝王郎投降，并许以高官厚禄，看没有用。接着施重刑，皮鞭打，垫老虎凳，灌辣椒水，什么刑都用上了，可是王郎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就连王郎的名字也不承认，每次都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王郎在狱中受审的时候，我党营救他的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胶东行署主任曹漫之同志亲自指示渤海专员、地委和黄县县委进行营救。党组织很快与狱中的王郎同志取得了联系。王郎利用秘密传进来的半截铅笔写了个纸条，在狱中关押的十多名蓬莱籍的干部群众中传阅，告诉他们在鬼子审讯时，不要承认认识王郎，并放出风来说，王郎会功夫，能飞檐走壁，从不醉酒，真的抓不着，弄个假的来充数。日本鬼子将信将疑，几次派人到黄城集打听，三条队长亲自打电话问郝铭传，郝铭传一口咬定是真王郎，这样就更加大三条的疑心。三条认为中国人靠不住，郝铭传是用假王郎来欺骗皇军。日伪间的猜疑，给我党营救工作赢得了时间。
  蓬莱县委根据上级的指示，制订了详细的营救计划，通过送礼请客，重金贿赂敌伪的有关人员，结识了日本宪兵队翻译官房信泰、看守所长张兆臣、便衣特务柳斌等。据他们讲，放人是不行的，一是郝铭传盯得太紧，二是此案已经日本人审理。不过日本人对在押犯一般不处死，都发往东北下煤矿当劳工。王郎在黄县保证没有性命之忧，只有在往东北押解途中逃跑这条路了。
  1940年12月22日，正是农历冬至这一天，王郎及抓来的劳工从龙口上船发往东北。船在海上航行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后半夜已经看见了大连的灯火。根据组织上的安排，王郎开始秘密串联，告诉大家，下煤矿没有活路，只有下船后逃跑，说不定还能活命。
  24日凌晨，船靠上了码头。80多名劳工，在两名日本人和10多个伪军的押解下出了大连港，每人手中提着两棵山东大白菜，走不多远，王郎喊了声“快跑！”劳工队伍立即乱了套，扔下白菜东跑西窜，由于对地形不熟悉，晕头转向不知往哪跑，愣了一会儿神，都跟着王郎跑，后因跑进死胡同，又被抓了回来，押送到离码头很近的裕长客栈。
  逃跑失败后，王郎总结了经验，酝酿着第二次暴动。他发现客栈的后便门只钉了几根木条，只有一个伪军站岗，而厕所就在便门的旁边。早晨五点多钟，城市刚刚醒来，王郎借上厕所的机会，用砖头将伪军砸昏，撬开便门上的木条，开始了第二次逃跑。等日本鬼子惊醒时，劳工大部分都跑掉了。
  王郎跑出客栈，只转了一个弯，敲门走进了一市民家。这是个四合院，东面住着大迟家迟和业，西面住的是村里集石门口的陈俊卿。两位老乡一听说是老家人逃出来的劳工，马上把家里的躺柜倒了出来，把王郎藏了起来。事态平静后，他在大连表兄家住了三四天，后步行出了大连，摆脱掉了敌人的搜索，在乡间一个小车站乘上北去的火车，到了沈阳外甥杨昆启的岳父家，即蓬莱山西韩家韩日香家躲藏。
  王郎在沈阳北沙门外四外甥杨昆启岳父家躲避时，发现一名伪警察，每天晚上九点钟带枪外出。王郎摸清情况后，就到破烂摊上买了根尺多长的铁条，藏在衣袖里，当天晚上下着小雪，王郎提前来到早就看好的地方等着。不大一会儿，伪警察又从这儿路过，王郎靠上去两人一错肩，他回头照着伪警察头上一铁棍，把他打倒在地，搜出身上的手枪，迅速离开现场。虽然后来手枪未派上用场，但是他有了枪，心里就壮了胆。直到他离开沈阳的时候，才把手枪扔到城边的井里。
  1941年7月初，同乡王克成要回山东老家姜家沟探亲，杨昆启的哥哥杨昆宝给王郎办了个“通行证”与王克成同行。中旬的一天从龙口下船，下船后王郎什么东西也没顾得拿，赶紧向卡子门走去，刚走出不远，卡子门就戒严了。原来敌人的情报部门得知王郎从龙口下船，开始了大搜捕。王郎机智果断行事，才躲过了这一劫。
  王郎回乡后，立即赶到村里集花夼一带的县委驻地，如实地向组织汇报了自己被捕及大连暴动的全部经过。组织对他审查了半年，才恢复了他的党籍，重新安排了工作。
  有一次他带领部队驻扎在山西韩家村，一天在街上行走，看见一个中年妇女领着一个男孩在街上要饭。母子二人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他上前一打听，才知道二人是巨山东面一个村庄的，只因丈夫病故，欠下一身的外债，卖掉了几亩薄地还债，在家无以为生，只好沿街乞讨度日。再看那男孩，虽然面黄肌瘦，个子却长得不矮，就对妇女说：“你领着孩子要饭会有什么出息？让孩子跟着我打鬼子，也为咱穷人争口气。”那妇女一听，见他面慈心善，一脸英气，不像歹人，旁边的随从告诉她，“这是八路的王队长，让孩子跟着我们干，你就放心吧。”妇女当即拉着孩子跪在长街，千恩万谢他的救命之恩，并告诉孩子名叫刘长生。母子分别后，小长生就跟着部队，参加了革命。1956年，刘长生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已经成为一名威武英俊的团长了。
  1942年6月1日，黄县县委社会部部长王兴一，在黄县北马酒店喝酒被敌人抓获，后叛变投敌，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及群众积极分子500多人被捕，给党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上级决定除掉王兴一，指示黄县县委社会部立即挑选精兵强将来完成这一任务，并邀王郎前去协助。
  组织上利用内线情报得知，敌人要在7月30号晚上出来活动。太阳刚落山，王郎和身大力猛的李虎就守候在事先侦察好的高粱地里。敌人的队伍出现了，前面是一个班开路，中间是日本少佐三条和朝鲜翻译官，后面就是叛徒王兴一，再后面50多米处还有20名伪军尾随。敌人做梦也没想到身边埋伏着杀机，只管大摇大摆地走着。当王兴一走到埋伏的跟前时，王郎冲出高粱地，一枪撂倒了一个敌人，李虎同时上前架着王兴一拖进了高粱地。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场景惊呆了。当他们从惊愕中头脑清醒的时候，王郎一面掩护李虎撤退，一面朝敌人还击，瞬间就跑得无影无踪了。他们一口气跑了2里多，终于跑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与守候的部队会师，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当地群众传说，王郎在地里脱光衣服捉虱子，敌人看见了都不敢靠近他。其实是他一个人走路，途中到高粱地里解手，不巧被一队鬼子兵发现了，把那块地团团包围起来。他沉着冷静，心中正思考着如何脱身，就在这时，听见鬼子大声喊叫：“不准开枪，捉住活王郎，回去好领赏！”王朗一听鬼子要活的，心中暗喜，这样我就可以放开胆子冲了。他心想，水里的鱼为什么不容易逮住，就是因为它身上滑溜，你想拿王郎，我就干脆来个一丝不挂，叫你们抓一把滴溜滑，扯没处扯，拿没处拿，不就得了嘛。于是，他脱光了衣服，挥着匣子枪猛地冲了出去。鬼子们想开枪吧，怕把他打死；上前捉拿吧，一看他身上精光，一时倒惊呆了，个个怕做枪下之鬼，纷纷后退，这倒给王郎开了方便之门，等鬼子缓过神来，王朗已经穿过青纱帐，无影无踪，顺顺当当地脱险了，这次可是真正的赤膊上阵。
  有一次，王郎在黄县。据可靠情报，第二天上午八点，龙口伪警察所的警长要带着四个警察，骑自行车到黄县城开会。领导要他带入去截击，王郎嫌人太多行动不方便，便说一个人去就行了。早饭后，便到达了敌人必经的公路上守候，但因几夜没睡好觉，不大一会就发困了。这时太阳升高了，天气暖洋洋的，他一看时间还早，便拔出匣子枪枕在头下，心想先睡上一小觉再说。谁知当他醒来时天已正午，显然那帮伪军已从他身边过去了。事后才知道，那五个警察确实看见他正枕着匣子枪在睡觉，其中有一个警察认得他，憋着气惊呼了一声“王郎”，警察们一听“王郎”二字，头也不敢回，赶紧蹬了几下自行车，从他身边飞奔过去。其实鬼子怕王郎是在装睡，钓他们上钩，只要他们一靠近，就会死在他的枪下，不如“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溜之乎也…… 王郎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与枪结下了不解之缘，每时每刻，人不离枪，枪不离人，即使睡觉，枪也放在枕下，外界传说王郎的枪法多么神奇，可以打香头，掐电线，百发百中，敌人听见“王郎”两字，就吓得胆战心惊，两腿发麻，这话说得有点玄乎。不过王郎用过的手枪没有准星，这却是实实在在的事。上级每次发下新枪，他先用锉把准星锉掉，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很坦率地说：“我是个特工人员，经常单枪闯入敌窟捉‘舌头’，或者惩罚那些罪大恶极的坏人，我用枪的时候，全在二人对面尺八之间，哪里还需要瞄准呢？都是‘说时迟那时快’，冷不丁地把枪顶到敌人的胸口上，在这节骨眼，一眨眼的迟疑，也会误了大事。那时我穿便衣，外罩底下腰里扎一条皮带，枪总是上顶火插在皮带上，遇事一摸肚子，枪便亮了出来。如果枪口有准星，一家伙叫皮带挂住，枪拿迟了，岂不坏了大事。” 解放战争中，当时驻胶东的九纵司令员许世友同志，准备调王郎去九纵警卫连当连长，但王郎当时因身体状况不佳，婉言谢绝了。后来有人提起此事，他总是笑笑说：“咱在地方呆久了，到正规部队去怕适应不了那里的生活。” 八年抗战中，王郎参加战斗120多次，亲手击毙击伤、俘虏敌人80多名，两次负伤，多次立功。他以机智勇敢、孤胆歼敌著称，被誉为胶东的抗日英雄，山东省志上有他的事迹记载，蓬莱文史资料多次登载他的英雄事迹。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郎担任过蓬莱县公安局长，为保卫土地改革、支援解放战争，继续为党做了不少工作。曾制止过土改中平山河杀人惨案，保护过一些知名人士和老中医。后因旧病复发，身体状况一直不好，经多次申请，1949年初解甲归田，在梁家庄村落了户。组织上考虑他的安全，允许他携带两支手枪回家，用以自卫，后来他把枪又都送给了南下的战友。胶东行署奖励他一挂三头骡马的胶轮大车，用以发展生产。家中办起了运输业，几辆大车进进出出，西跑龙口，东至烟台。在当地群众眼中，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岂不知这是党设立的联络站，为建国前后党的情报部门，做了大量的信息传递工作。
  1952年，王世松担任党的基层领导，带领群众发展生产。1962年后，连续3年，粮食产量每年递增200斤，出席过山东省劳动模范代表大会，被选为县委委员，县人大代表。建国后，每届县委主要领导上任后，都到王世松家来拜访，征求意见，请求支持。这是党和政府对他的尊敬和器重，没有忘记这位为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的普通百姓。
  1980年2月19日，王世松因患脑溢血住进了医院，县委组织部长贾承宽（王世松过去的警卫员）亲率县医院的医生赶到现场救治，终因病情太重而病故。公社党委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县委送了花圈，公社机关，各大队书记，亲朋好友，梁家大队的父老乡亲，共7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他和千百万革命先烈一样，长眠在生他养他并为之奋斗的土地上，虽然他的茔墓已被荒草覆盖，但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却如鲜花盛开，蒸蒸日上，蓬勃发展，人民生活幸福。如果先烈们地下有知，今天，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欣欣向荣，也会含笑九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