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图书馆

据蓬莱地理志记载：古县城有四个关。东关村位于东门外，村内有条东西街道，取名东关街。1947年以东关街取名东关村；1954年成立初级社；1956年成立高级社；1958年建立东关大队；1967年改为卫东大队；1982年恢复原名东关大队；1984年改为东关村，有372户，727口人；2002年改为东关社区居委会。社区现有人口1万多。
  新中国成立前东关村有一个比较文雅的名字叫春生镇，这镇是由几个自然村组成。东关东西街，称为前关，街北面有一个小庄，称后关，村东北部称为朱家庄，朱家庄除两户外姓人，其余全部朱姓。最早来东关村居住的人家为朱、初、尹三姓，后来又有吕、左、潘、王、穆、付、张、刘、李、栾、高等姓陆续迁来。东关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有两个特点，一是全村姓氏比较杂，且不同的姓氏住在一个大院里，俗称大门里，其中有的一个大门里住有八姓人家，人称“八大家”。东关全村共有三个“八大家”。二是大多数村民没有土地，除潘姓一家为别人经营土地，朱姓一家自己有一点土地外，其余几户种庄稼的村民都是租种别人的土地。那么村民靠什么来养活自己呢？从事的职业可谓五花八门。有到乡下做长工或短工的，每到农忙时节到乡下做各种各样的农活，除了管吃管住还能挣回一些粮食或工钱；有推独轮车搞运输的，一个小车能推八百多斤，主要推运从船上卸下的粮包；有算命的，算命的方法很特别：算命先生擎着一只鸟，由鸟在一个盒子里啄出一张纸片，这张纸片上有字，能说明人的吉凶祸福，这虽是迷信，但确有人相信，凭一只小鸟也能养家糊口；有赶“籼子”的，籼子是一种运输工具，由两头骡子（也有用驴的）一前一后，架起两条木杆，木杆中间用绳子盘成一个网，上面用苇席和竹席圈成一个篷，里面可以坐人。坐朝子的都是比较有钱的人，要走长路，坐上去舒适，既不怕风吹，也不怕雨打，乘客多是带着大包小卷从东北回蓬莱乡下的商人。赶朝子的人是要有经验和技术的，他要使两头骡子走在一条线上，还要八条腿前后不能错步，否则籼子就要垮下来；还有为病人或丢失物品的人掐掐算算的，不用任何工具，只有大拇指在四个手指间掐来掐去，就指出病的轻重或失物的方向，这也是迷信，但也有人相信；有卖菜卖鱼的，一大早从菜市场或渔码头买下不同种类的菜和鱼，用担子挑着走街串巷，高声叫卖，不到中午就能卖完；有卖面食的，品种除馒头外，还有糖包、豆沙包，中午蒸好，趁热用篓子装着，沿街叫卖，两三个钟头也卖光了；还有卖馅饼的，一头是一个平锅和火炉，或赶庙会，或在来往人多的地方，放下担子，当场制作。馅饼的面是用油和的，薄皮大馅，酥软透明，可以看到里面的馅，很受人欢迎；还有卖凉粉的，也是用担子挑着，凉粉做得很精细，调料也很讲究，可称得上是精心制作；还有卖驴肉的，肉嫩、带冻，口感极佳，是蓬莱小吃的一绝。这些挎篮和肩挑的小贩，是很讲究质?，很讲究信誉的，决不偷工减料，更不粗制滥做，都有固定的吃家，所以不愁卖不出去。除了这些小贩外，还有在城里店铺当店员的，还有当“船拉子”的。船拉子就是为跑大连、安东的客轮拉乘客，吃票价的回扣，服务很周到，一直把乘客送到目的地，然后再拉回头客，跑一趟也是蛮辛苦的。这些个体劳动者因为在城里建房租房花费大，又要缴纳捐税，所以自然而然地聚集在城边村庄，他们自食其力，谁也不剥削谁。
  在后关的北面，高高的围墙圈起一大片土地，里面盖了四五座二层楼，楼舍系西式楼房，建筑整齐，这就是美国耶稣教长老会教士狄考文创办的教会学校——文会中学，老百姓俗成“鬼子楼”。该校于1876年开办女子中学，开始只设初中班，后来增设高中班。1930年，文会中学男、女两校合并，高中、初中、小学各两个班，共有学生278人。曾任齐鲁大学校长的刘世传（村里集温石汤人）就是该校毕业的。1934年5月18日，冯玉祥将军抵蓬莱，应文会中学的邀请，向师生发表题为“中国抗日则存，不抗日则亡”的演讲。1941年文会中学停办，该校舍于1947年被国民党军队拆毁。
  东关村周围的庙宇也比较多，倒坐观音庙，在原东门外附近，传说是当年姜太公封神，诸神俱都封齐，太公夫人却来迟了，看到面南而坐的神位都已封满，唯缺自己，不禁怒气填膺，赌气面北而坐。被封以后，倒坐着的“观音”也只好住在“倒座”的观音庙里了。
  三官庙在原印刷厂院内，庙内供奉天、地、水三官的彩色塑像。三官又称为“三元”，有所谓三元日，上元天官，中元地官，下元水官，各主掌人间的善恶，又称为“三元大帝”，所以三官庙又称“三元宫”。
  雷神庙在原东关果园附近现在的农业机械厂宿舍楼处，关于雷神庙有这样一段经历。1944年8月胶东军区派八路军五旅十四团参谋主任姚琪和政治处宣传股长郝斌到蓬莱与敌伪大队长郝铭传谈判，地点就选择在雷神庙。8月13日傍晚，姚琪和郝斌带领侦察排及警卫班的战士近三十人，来到雷神庙附近，姚琪同志布置带马枪的警卫班埋伏在城东关外的高冈上，带短枪的侦察班靠在雷神庙附近。姚琪和郝斌带着侦察排张仁贵副排长和四个侦察员向雷神庙走去，郝铭传派伪中队长楚某出来说：“天黑了，在庙里谈连个灯也没有，请到城门楼上去谈。”姚琪闻言，心中踌躇：进城与上级确定的地点不符；不进城又有负使命。谈判地点选择城外，是领导为了保证参加谈判者的安全。常言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想到这里，他用眼光征得郝斌同意后，从容答道：“好，走吧。”他们在城东门的炮楼里与郝铭传见了面，带去的人留在城根下。郝铭传见了郝斌（郝斌与郝铭传是同族兄弟）惊问：“你怎么来啦？”郝斌回答道：“弟等奉命来榷商未来。”郝铭传在与姚琪握手寒暄后，说：“这是咱们的一亩三分地，大小事咱们说了算。哥们瞧得起兄弟，就别见外，到我家坐坐，咱们关上门好好聊聊。”随后，姚琪同志把侦察副排长张仁贵叫进炮楼说：“你回去带领部队撤回去。”副排长问：“撤到哪里？”郝铭传抢着回答：“撤到塌地桥吧。”姚琪送副排长下炮楼时，小声告诉他：“按原计划办。”部队按原计划当晚撤到包家沟，事后派人侦知，第二天拂晓敌人包围了塌地桥，天亮后未见我军踪影才撤走。
  姚琪回到炮楼，郝铭传说：“走，回家吧。”姚琪、郝斌为争取其向善，遂不避危险，深入敌窟。谈判中，因姚琪、郝斌坚持我方提出的条件，郝铭传见无利可图，便背信弃义趁机下了姚琪、郝斌及四位侦察员的枪，并对其刑审，姚琪、郝斌坚贞不屈，后被押到北门里西边城根施行活埋。在刑场上，姚琪大骂郝铭传，被伪军用铁锨打掉门牙，砍裂头骨，壮烈牺牲。郝斌等同志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慷慨就义，表现了共产党人、革命战士的伟大气节。‘ 新中国成立前，东关村参加革命的较多，职位最高的是高扬文。高扬文1917年生于东关后关，早年投身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冶金部副部长、煤炭部部长等职。

注：籼(shan)，旧时的一种交通工具，有篷，篷上覆盖席子，由两头骡马一前一后驮运的一种轿子，亦称“骡马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