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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州古港的港区变迁 曲连福罗世恒（一） 登州古港的原始地貌[=此处为插图(唐以前登州港湾示意图（图1）)=] 登州古港位于蓬莱县城西北约半里处。西北傍丹崖山（即蓬莱阁所在地）和田横山，东北系再生黄土堆积带，东南邻登州石岛村，西南邻紫荆山，新石器时代的古文化遗址座落在该山的南坡。正南1.5公里许邻庙山，该山西侧有黑水与密水两条河，穿过蓬莱城流入瑶池湾，再经古港注入黄海。东西地势比较低洼宽阔，中间则呈现为东北至西南走向的低洼开阔地，形成一个自然港湾（见图1）。从周围原始地貌调查，可以看出唐以前至新石器时代，古港的面积如图一所示，比现今水城要大三至四倍。同时古文化遗存还为我们研究古港提供了文物依据。若首先从紫荆山贝丘遗址灰坑里发现了大鱼骨、蚌壳的堆积和小海清淤出现的网坠来看，早在新石器时期，先民们便以渔捞为生，在这里傍海而居。其次从“瑶池”所处的位置看，它位于古港的南端，这种湖泊的形成是“泻湖”现象留下来的遗迹，是研究海水下降后古港边缘的可靠依据。
  再次从现在登州城内的石岛村来说，它在唐以前是一处孤立的高台地，四周有海水围绕，故名石岛。唐贞观年间修筑登州古城墙时，因取土垫墙将石岛挖成平地，但其名仍然被后人沿用至今。由于自然地貌的特点，决定了古代人对这处港口的选择、开发和利用。随着历史的发展、演进逐渐成为山东半岛的政治、经济和对外贸易中心。
   （二）登州古港港区的变化 [=此处为插图(宋代登州港湾示意图（图2）)=] 从地貌特点和几年来出土文物的调查，为了解登州古港港区变迁提供了实物依据。一是近年在紫荆山、蓬莱师范、石岛村等地打井或挖地基时，多次而又比较集中地发现了唐、宋、元等朝代的文物，而且所出土的同类器物的层位也不基本相同，证明这个范围是元代以前登州港的边沿地带。二是，这次修建登州古船博物馆展厅时，共打了62个钻孔，平均14m深，在9m深处均为海相沉积层，证明这里原来是一片水域。现在水城东部，从地表到5m深处则为填土层，而且呈由北向南填土越来越厚的趋势，并出土了唐、宋年间的瓦砾。填土情况证明，唐宋时期为了防御来自东北风浪的威胁，则以水城东北角的黄土丘岭地为基础，向南垫起一片空地，宋代便在此兴建了“刀鱼寨”，为后世水城的建筑奠定了基础。三是，一九八四年清淤时，通过不同的几个剖面观察，从清淤表面到0.7m深为一层，是黄褐色，多见民国和解放后的遗物；0．7m～1.5m为第二层，淤泥呈灰褐色，多见清初和明代遗物；1.5m～3m为第三层，淤泥是黑色，多见元代遗物；3米以下可见唐宋的遗物，如高足碗、残碗口筒炮、石弹、灰弹等遗物。在小海西南角第三层位中发现了三条元代残船。目前清理出一条，其余两条仍压在环海边岸和居民房基下。再从水城城墙外南段画河的同一地层中，发现了数目众多的宋、元间的文物。这些出土文物证实了宋、元年间水城根本无东西走向的城墙，向南则是一片水域，古船出土点应是登州古港的西北边缘，是元代停泊船只的集结地带（见图2）。四是，据史料记载：宋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登州郡守郭志高按朝廷指令，沿丹崖山修城寨，俗称“刀鱼寨”。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以刀鱼寨为基础，疏竣画河河口，建起码头，构筑起土墙，形成今日水城的雏形。
  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又进行一次大规模整修，把城墙改为砖石结构，增设炮台。这次清淤在水门口处发现两侧的砖垛口修筑于黄土上，关门口即水门处的内外基岩上有明显的人为凿开的痕迹，从黄土剖面加上下挖基岩高度计算来看，宋、元以前丹崖山与东部黄土丘岭地原来本为一体，海水根本无法进入小海。这是在明万历年间改建砖石城垣，增筑水门时，人工凿通的进出舰船的航道（见图3）。
  [=此处为插图(明代小海、水城示意图（图3）)=] 从古港变迁的四个依据和史料记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宋庆历二年以前，登州港则是一个不规正的港湾，唐宋年间以丹崖山为起点修筑沙城。宋庆历二年又以东部丘岭地为依托，沿小海向东筑堤，建立兵营，使“刀鱼寨”变成一个弧形贸易港和水军基地。当时海水还是从“刀鱼寨”的东侧和南侧向西流入港湾的。明洪武九年在宋“刀鱼寨”的基础上向西修筑土围子，开劈水门口，将海水直接注入小海。将画河水改为水城南侧和东侧的护城河。万历年间改为水城为砖石结构，尔后成为现存的规模。
  （三）登州水城的淤积和清理登州港的变迁除了5000年来发生的海退现象所致外，其淤积原因，首先是由流入登州港湾的黑水、密水两条河常年携大量泥沙直流港湾，加快了港湾的淤积；其次，港湾三面环山，由于风雨的作用，坡积物逐年流入港内，数千年积累形成沉淤；再是自唐代以后，历代在水城四周筑墙修坝，修建兵营，清代又有大批灾民移居水城，这些土建工程难免将大量废物填入港中，尤其晚清以后，进港停泊的商船、渔船和当地居民无休止地将垃圾倒入小海之中，造成人为淤积。
  在明清年间几经淤积，几经清淤。据民国志书记载，明清时代对清淤采取过一些强化措施，例如凡进港的船舶，除在港内必须遵守防淤规定外，出港时必须带一定数量的淤沙倒入外海。因此明代港湾始终保持一定的水位，有利于操练水兵，屯集战船。清咸丰年间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清淤，但潮水仍然就四周的坡势涨落，未能解决坡积物淤积。清末时，曾设置五名专职人员，于每日低潮时，清理水门口内外的淤积，直到解放前还有若干专职工人从事这项工作。1956年也进行过一次局部清淤，平均清除淤泥深度0. 7m，同时修筑了小海护坡，改建了天桥。但由于小海四壁建筑不尽合理，管理不善，造成56年到84年的28年间，小海平均重又回淤一米的结局，致使登州古港在历史上第一次变成死港。1984年蓬莱县政府调动20个乡镇，组织了上万名劳力，历时三个月，清除淤泥22万立方米，小海平均清淤深度为1.75m；疏浚主航道深达3m，重修小海护坡1380.90m，使小海得有今日之新貌。
  （原载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蓬莱古船与登州古港》） 戚继光籍贯辨郝子文周恩惠戚继光（1528～1588年），字元敬，号南塘，明抗倭名将，民族英雄，为明史重要人物之一。但因《明史·戚继光传》没有注明这个人物的籍贯，这就为后人考证戚继光留下了一个疑点。
  对于戚继光的籍贯，历代史学家多有异议。近代辞书对此也说法不一:1915年版的《辞源》记为“定远人”，1936年版的《辞海》记为“蓬莱人（一说定远人）”，1921年版的《中国人名大辞典》记为“定远人”，而1979年版的《辞源》和《辞海》改记为“蓬莱人”，1968年台湾版的《中文大辞典》则记为“蓬莱人（一说定远人）”。其说纷纭，莫衷一是。那么戚继光究竟是哪里人呢？经考证，我们认为：戚继光应是蓬莱人。其主要证据如下： 第一，遗迹。戚继光先祖自明洪武初到蓬莱定居，迄戚继光已历六世，近二百载。其主要存迹有四： l、宅第。自洪武至今六百余年，几经修缮的戚氏古宅至今仍座落在蓬莱城里武霖村。据戚继光四个儿子共同编校的《戚少保年谱耆编》（下简称《年谱》）记：“嘉靖十八年丁亥，家严（指戚继光，下同）十二岁”“大父孝廉府君（指戚景通）始辑（通葺）居第，居第垂二百年，久圮，不得已而营缮之”。这一戚氏古宅现仍为戚继光之后裔所居。
  2、祠堂。戚氏祖祠在戚氏古宅前面，为明代木结构庙堂建筑。这是戚氏供祭其历代祖先之祖祠（家庙），与设于官地的纪念性祠庙不同。现设“戚继光纪念堂”于此，莅临追缅者络绎不绝。
  3、牌坊。在戚氏古宅和祠堂南面的东西大街上，树有两座精工玲珑的高大石坊，一座刻“母子节孝”，一座刻“父子总督”，为横书，上有竖写刻石“圣旨”和“恩光”，是明廷为戚景通母子和戚继光父子在其家乡所树之旌表牌坊。
  4、祖墓。自戚继光前六世后十几世的历代坟墓，均在蓬莱城东南十里之芝山脚下。《年谱》记：“先陇素产芝，因名芝山。”“嘉靖二十年辛丑，家严十四岁……曾大母（继光祖母）阎太夫人卒，从祖兆（祖墓）合葬芝山之阳”。由此可见，戚继光祖母入葬芝山即称“祖兆”，其“兆”之“祖”不言可知。此墓地虽几经破坏，但遗迹尚存。
  第二，文记。从文献上查知戚继光为蓬莱人者，可谓比比，而《年谱》、《止止堂集》、《戚氏族谱》等书当是研究戚继光之源本，其中说戚继光为蓬莱人处不胜枚举，俯拾几例： 1、《年谱》一开头就说：“家严讳继光……世家东牟”。“东牟”系指蓬莱，这与当年戚继光在诗文中所说“光东牟竖子”的“东牟”当是一致的。
  2、《年谱》记：“嘉靖三十四年乙卯，家严二十八岁”“秋七月转浙江都司佥书司屯局事”“是月奉诏赴浙，郊别叔（光弟继美）日：‘吾世东牟，今七叶矣……’”。
  3、《年谱》记：“万历十三年乙酉，家严五十八岁”“冬十月始归蓬莱，还居故里，诸亲友迎于郊圻，喜相慰之。” 4、《止止堂集·祭大司马中丞思质王公》文中有“光东牟竖子，幸受一廛”句；《祭陈太恭人》文中也有“继光东海竖子也”句。
  5、《止止堂集》还有很多提到他的家乡为蓬莱之诗文，诸如：“东牟旧德有三槐”“蓬莱原有野人家”，“余故里山东蓬莱阁下”等。
  6、据《戚氏族谱》记：“戚氏之先代，江南定远人也。世袭登州卫指挥，遂家于登州，隶蓬莱籍”。
  据上述遗迹、文献确凿可证，戚氏自戚祥之后，祥子斌、斌子珪、珪子谏、谏子宣、宣继子景通以至景通子继光均籍居蓬莱，为蓬莱籍人，这是勿庸置疑的事实。
  戚继光既是蓬莱人，那为什么历史上长期会有定远之异说，且一直流传至今呢？我们认为，这恐怕与戚继光之六世祖戚祥于定远参加军伍“戮力三十年”“后征云南阵殁”“上念开国功授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有关。因戚祥虽当年是“从外氏避乱”“居定远”，但定远却成了戚氏之发祥地，因而戚氏后裔便格外怀念定远。据《族谱》记，戚继光有个侄子“少从少保戎，屡有战功，历官吴淞总兵，复归定远，为定远派”，戚继光晚年从广东罢职回登州，也曾到定远闲居一度。另外，明廷发迹于安徽，定远属明太祖的故乡凤阳府，功臣名将多出此地。戚继光为明开国功臣后裔，必然以此自诩。因此戚继光本人除如实地说他是“东牟”“蓬莱”人之外，而在某些场合也偶然说过或写过“定远戚继光”“凤阳戚继光”之类。这就给一些同代官吏造成了戚继光乃明太祖的老乡，是明廷发迹之凤阳府定远人的误解。如汪道昆、李贽等都曾称戚继光是定远人。但也有的同僚还是尊重实际的，如御史宋应昌在写《重修蓬莱阁记》中说就：“乡官戚总戎输资百余缗”，认定戚继光乡籍是蓬莱。
  有人说戚继光本人籍贯应是蓬莱，而其祖籍、原籍当是定远。我们说这实在难以成立，俗称“祖宗三代”，从古至今无论从法定还是从习惯上讲，都没有把一个人的祖籍定在高曾祖以上的，更何况“始祖祥”“从外氏避乱”“居定远”而已。难道只六世祖之居地可算祖籍，五世祖、七世祖之居地就不算祖籍了吗？ 又有人说蓬莱乃戚继光之官地或客居地，这更难成立。就戚继光来说，他在闽、浙、蓟之寓所可算官地，而定居二百多年的蓬莱又怎么能算作官地或客居地呢？ 至于还有说戚继光是莱芜人的，这可能与对“东牟”考证不确有关，此乃误解，不需论及。
  以上认识难免失当，有待专家们教正。
  （原载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戚继光研究论集》） 蓬莱党组织的发端李培汉聂广明 1928年下半年，蓬莱最早的共产党员赵鸿功创建了蓬莱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蓬莱支部。这个支部虽然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却把革命的火种播向了蓬莱大地，在蓬莱党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赵鸿功和第一批共产党员赵鸿功，又名赵镇东，1908年出生在蓬莱县小门家乡巨山沟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里。少年时代，他曾在蓬莱城里志成小学读书，1926年考入烟台先志中学（该校1927年与渤海中学合并，改名为东海中学）。当时，这个学校里已有党的活动，一些进步学生经常在一起议论形势、交流思想，办墙报，演话剧，进行反帝反封建、拯民救国的宣传。赵鸿功踏进校门不久，就对进步书刊和进步学生的活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积极参加了各项宣传活动。这年署假，他带着自己千方百计借到和买到的《马克思主义浅说》、《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概论》、《唯物辩证法》、《共产主义ABC》、《新青年》等大批书刊，回到蓬莱。他没有回家与父母团聚，而是寄宿在他的母校——志成小学，把自己在烟台先志中学的所见所闻，有声有色地讲给这里的教师和学生们听，并把带回的书刊分送给他们阅读。从此以后，赵鸿功每逢寒、暑假回家，不是去母校同教师和学生们谈时事、讲新闻，就是到本村长工们聚集的屋子里，同他们拉家常，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通过与贫苦农民的频繁接触，也使他的思想觉悟得到了很大提高。1928年11月，中共山东省委派周清溪到烟台指导工作。周到烟台以后，经过调查研究，并根据省委的意见，将中共烟台支部改为中共烟台特别支部，同时发展了一批党员，赵鸿功就是其中之一。
  赵鸿功入党后，受烟台特支的委派，回蓬莱开展农民运动，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开始，他在巨山沟村小学代课，后到蓬莱城里丛氏小学（后改名为良弼小学）任教，以教学职业为掩护，向学生及农民讲解穷人受苦受难的根源，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宣传“耕者有其田”，启发学生和贫苦农民的阶级觉悟。一次，他在给四年级学生上语文课时，选讲了一首描写渔妇受苦的诗歌，分析了渔妇的悲惨生活遭遇，然后提问一个佃农的儿子：“渔妇为什么那样苦？”这个学生答：“天旱水浅，打不上鱼。”“还有呢？”“渔霸欺侮她，剥削她。”赵鸿功接着又问“你家为什么受穷？”学生回答：“俺家没有地，租地主的地种，打的粮食差不多都交租了。”“交多少？”“收一石交四斗。”赵鸿功紧接着说：“对，这就是阶级剥削。渔妇受苦，你家受穷，都是阶级剥削造成的。”经他这样一指点，阶级剥削和社会的不平便清清楚楚地展现在学生们的面前，激发了学生对剥削阶级的憎恶。赵鸿功还把这首诗歌改编成歌剧，组织学生排练、演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一时期，赵鸿功还经常利用晚上和假日到农村开展工作。他到长工们聚集的屋子里，到贫苦农民的家里，用通俗的语言，宣传革命道理，团结进步力量，物色建党对象。通过教育与培养，先后发展了上王家村的李宗元，吕家沟村的邢汝海、吕永田，巨山沟村的徐士恩、赵鸿渭等5人为党员。1929年春，建立了蓬莱县第一个党小组——中共烟台特支蓬莱小组。赵鸿功任组长。
  蓬莱党小组建立以后，为了迅速把农民组织起来，便大力发展农民协会会员。每当夜幕降临，党员们走街串户，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培养积极分子，很快即发展农会会员十几人。为了扩大党的影响，1929年5月25日（农历四月十七日），党小组带领全体党员和部分农会会员，在小门家乡野王家村的树干上、墙壁上，贴上了“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取消苛捐杂税”、“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穷人种，没收地主的房子分给穷人住”、“拥护真正为穷人谋利益的共产党”、“工农兵革命万岁”等标语。在这之后，他们又多次把标语贴到离巨山沟村30多里的蓬莱城里，从而轰动了整个蓬莱县，给劳苦大众以极大鼓舞，给反动势力以很大威胁。
   第一届蓬莱支部和蓬莱特支 1929年秋，中共烟台特支根据蓬莱党小组的发展情况，决定建立中共蓬莱支部，由赵鸿功任支部书记，并决定由陈凤翥（烟台市太平街万国理发馆理发员）负责烟台特支与蓬莱支部之间的联络工作。蓬莱支部建立后，根据烟台特支要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发动农民反抗苛捐杂税、地租的指示作出决定，除继续采用走街串户的方式宣传革命思想，发展农会会员外，还要通过农会会员把贫苦农民组织起来，举行秘密集会，扩大教育覆盖面。此后，支部便经常在巨山沟村北名叫团顶的小山集会，学习党的知识，宣传红军反“围剿”后的伟大胜利，介绍南方各省在党的领导下实行土地革命的情况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农民的生活况状，发动农会会员和贫苦农民起来反对国民党的专制，反对地主的剥削，开展抗捐抗税和减租斗争。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工作，到秋收结束时，农会会员发展到50多人，同时还培养了两名雇农为建党对象。
  1930年4月，中共烟台市委成立。6月，烟台市委根据中共山东临时省委发出的“积极到外县群众中发展组织”、“准备成立烟台特委”以领导附近各县的指示精神，进一步加强了对蓬莱党组织的领导，将中共蓬莱支部改为中共蓬莱特支。10月份以后，烟台市委根据省委下达的“大胆发动斗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指示精神，号召所属各地党组织千方百计发动工农，发展组织，领导罢工罢课，举行游行示威和“飞行集会”，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在蓬莱，赵鸿功的活动引起了他小学时期的同学耿叔莹（又名耿瘦影）的怀疑。耿曾两次向其在军阀刘珍年部二十一师政训处任文艺股长的二哥耿永昌谈到赵鸿功可能是共产党员，加上这期间赵鸿功通过陈凤翥寄给烟台市委的密信又被二十一师政训处查获。1930年底，二十一师政训处长李伯良带人到蓬莱，先找到耿叔莹，问明赵鸿功的住址，然后指示国民党蓬莱县长刘英才，以视察学校为名，到丛氏小学找赵鸿功谈话。谈了一会儿，他们即以“天色已晚，言犹未尽”为由，请赵鸿功到县政府吃饭，继续叙谈。赵鸿功一进县政府，即被等在那里的李伯良逮捕。接着，李伯良派人搜查了赵鸿功的宿舍和其叔兄赵鸿富（住蓬莱城牌坊里，赵鸿功与烟台的通信多是通过他传递）的家及巨山沟赵鸿功的家，搜出党支部会议记录一本、一些文件和大量进步书刊。敌人还从会议记录中查到了邢汝海等5名党员。1931年1月14日晚，将邢汝海、吕永田、徐士恩、李宗元逮捕。赵鸿渭因在这之前去旅顺，得以幸免。
  由于赵鸿功等人的被捕，使蓬莱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1931年4月5日，赵鸿功在济南市纬八路刑场被敌人杀害。邢汝海于同年8月19日在济南市纬八路侯家大院英勇就义。李宗元、吕永田、徐士恩分别判处10年和8年有期徒刑。此后，蓬莱县党的活动暂时处于停顿状态。
  （原载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期刊《征集与研究》198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