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图书馆

清末和民国时期，县内粮油购销主要由私商经营。农民将生产的粮食、油料拿到集市出售，粮商粮贩通过集市买进卖出。粮食短缺时，私商即从东北等地购进（俗称“海粮”），于当地出售。30年代，县内较大的粮食交易集市有栾家口、刘家沟、平畅河入海口、大辛店、徐家集、潮水等10余处，较大的粮商（坐商）百余家，其中县城10余家，乡村90余家。1933年，县内粮商从东北等地购进玉米、高粱、小米等15万吨，除在县内销售外，还销往附近各县。1938年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鼓励私商到外地购进粮食，不仅保障其运输便利，而且免收一切捐税。1945年8月县城解放后，城内居民粮食紧张，县政府调集大批粮油进城，通过公营商店，出售给城内居民，最多日售食油444公斤、各种粮食2103公斤。
  建国初期，农民可将粮食、油料卖给国家，也可到集市出售。县人民政府加强对粮油市场管理，打击不法粮商粮贩，全县建立16处由莱阳专署掌握的重点粮油市场。县粮食部门不仅单独设立粮油购销点，还委托合作社代购代销，采取大买大卖、吞吐结合方针，粮食上市多时大量收购，上市少时大量出售，以平抑粮价，稳定市场。1953年小麦登市旺季，粮食部门大量收购；7月7日，潮水集登市小麦2万公斤，粮食部门收购1.9万公斤，占登市小麦总量的95%。是年，粮食部门共收购小麦404万公斤。
  1953年11月，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对农村余粮实行计划收购，对非农业人口和农村缺粮户实行计划销售；粮油市场由国家严格控制，粮油征购期间，关闭粮油市场。农民完成统购任务后，允许在指定粮油市场交易，调节余缺，严禁私商经营粮油。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粮油市场关闭。1978年后，重新开放。
  1953年冬，县内采取自报与群众评议相结合的办法，确定余粮户应卖余粮数额。1954年，实行以农业税税率计征的办法征购余粮；对农村缺粮户实行发证供应，全县发购粮证的农业人口74880人，占农业人口总数的22.98%；并对行业用粮油开始实行计划供应。1955年9月，对非农业人口口粮实行按人定量，凭证供应；秋季，对农村实行定产、定购、定销。是年，全县粮食定产8346万公斤，定购1104.5万公斤，定销385.5万公斤；油料（花生）扣除食用油料、种子，剩余部分按95%统购。1956年，农村实现合作化，定购粮油由农业社统一交售；对完成定购任务后仍有余粮的农业社，适当超购，超购部分不超过余粮总量的40%，且适当加价；对低于基本口粮（按年人均360斤计算）标准的农业社，缺少部分由国家统销。
  1958年，受“共产风”、“浮夸风”影响，粮油征购放弃“三定”政策，出现高估产、高征购错误，购买了“过头粮”。1959年虽进行纠正，但不彻底，致使农村缺粮人口增多，国家不得不于征购之后立即转入供应（返销）。1960年，全县有征购任务的大队496个，征购之后转入供应的359个，占有征购任务大队总数的72.4%。
  1961年，恢复“三定”政策。1963年开始对完成征购任务后的剩余部分实行议购议销；粮油市场开放期间，粮食部门以略低于市场的价格购进落市粮油；市场粮油价格上涨时，再以低于市场的价格抛出，平抑粮价，稳定市场。1965年，粮食实行包购，任务“一定三年不变”，继续实行超购加价政策。是年，全县粮食包购任务定为1596万公斤，油料包购任务定为1364万公斤。1971年，包购任务改为“一定五年不变”。是年，粮食包购任务定为2185万公斤，油料包购任务定为2383.5万公斤。1980年，油料包购任务调为2170万公斤。1981年粮油包购改为“一定三年不变”，任务分别定为1006万公斤和1857.5万公斤。1983年，粮油包购任务按责任田分配到户。
  1985年，粮油征购改为合同定购，当年全县粮食定购1156.5万公斤，油料（花生米）定购3088.5万公斤。1991年，粮食定购2090.7万公斤，油料定购726.9万公斤。
  在粮油征购中，除实行超购加价外，还实行奖售政策。1966年，每超购100元粮食，奖励布票13尺；每交售50公斤红小豆、绿豆，分别奖售化肥25公斤或粮食75公斤；交售50公斤花生米，奖售化肥3.25公斤，奖励布票2.5尺；交售50公斤花生油，奖售化肥9公斤，或奖励布票7尺；交售50公斤芝麻，奖售化肥4公斤，奖励布票3尺。此后，奖售标准做过多次调整。1991年，每超购100元小麦、玉米、大豆，分别奖售化肥11公斤、10公斤、15公斤；每交售50公斤粮食、花生米，分别奖售柴油1.5公斤、20公斤。
  1953年，实行粮油计划供应以后，为方便流动人口外出就餐和购买粮油制品，开始实行粮票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