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图书馆

伤时二首
  唐·孟云卿
  徘徊宋郊上，不睹平生亲。
  独立正伤心，悲风来孟津。
  大方载群物，生死有常伦。
  虎豹不相食，哀哉人食人。
  岂伊逢世运，天道亮云云。
  太空流素月，三五何明明。
  光耀侵白日，贤愚迷至精。
  四时更变化，天道有亏盈。
  常恐今夜没，须臾还复生。
  过商河闻雁
  明·提学副使 王廷相
  惊风荡沙瀛，朔鸿递飘音。
  乍迫响始急，渐远影终沉。
  旦举阴霞低，宵浮明河临。
  嗈嗈思南洲，奕奕度杨林。
  适志洞庭浦，刷羽衡阳岑。
  返往岂不嫌，霜塞谅难任。
  崔子厌元菟，梁王匿山阴。
  避地古有然，达变智所钦。
  倾听入寥天，因之动遐心。
  难悲词
  明·廪生 张自慎
  金井梧桐飘叶，又是新秋节。羁怀转叹嗟！身在天涯，情牵亲舍。风急雁行斜，江冷芙蓉卸。近新来，不惯离别。怕得是离别，又遭是离别。剩水残山，穷途逆旅，难免跋涉。人远音绝，水远山赊，好一个被底鸳鸯，都做了梦里蝴蝶。路阻人千里，云连山万遮。冷清清，刻漏三更夜；虚飘飘，魂梦无定贴。眼睁睁，谁是知痛热？最苦是清秋凉夜，无限离情向谁诉说？听了些，寒蛩声惨切；伴了些，孤馆灯明灭；挨了些，楼头长短更；叹了些，苦海无边孽。呀！走了些，恶狠狠豹狼道；探了些，冷喝喝龙虎穴。黑暗暗云遮，忽喇喇风埑，忽叮当，敲动了檐前铁。红尘名利客，孤馆叹声绝，远近思乡无凭藉。离恨词，含泪写，冤冤屈屈把柔肠折。离恨种种载几车，回首西风人瘦也。
  张自慎，字敬叔，号就山，前明廪生。少负才名，尝作金元乐府三十余种，又作《五花攒锦》一部。语涉讥刺，被人告发，上宪怒，差人捕捉，其时自慎适在省应试，闻警，出东门而奔章丘，隐居太常李中麓门下，师事之。此词系在逃难时所作。
  游船记事（有叙）
  邑贡生 王名震
  吾邑频经水患，远近村墟一望无际。同人借小舟载酒以游，非敢嬉恣，亦曰履患思儆。尔时顺治壬辰仲秋既望二日也。
  济北之隰沃，百里皆桑田。
  一从甲申后，霪雨几经年。
  兼之河流泻，郡县苦奔湍。
  汪汪沧海波，秋望天远连。
  城垣既颓缺，村墟亦荡然。
  耕樵皆他徙，渺茫乏人烟。
  余民半巢居，一艘百十千。
  众皆发愁叹，我亦廑酒钱。
  同人邀我游，欣然与随肩。
  船头载壶杓，榼罍供肥鲜。
  摇橹出门去，直作江湖观。
  浅沚荟蒲苇，潭渊荇藻牵。
  暮云散落晖，赤碧光相联。
  伏鸥惊而起，游鱼听以潜。
  日西月随上，盘影澄波圆。
  微风忽潋艳，星斗疑回旋。
  一客吹璚箫，因之杂管弦。
  歌声断复续，谐谑任喧阗。
  有客欲返棹，有客尚迁延。
  予独浮大白，意气如登仙。
  回视下界地，恍惚洪荒前。
  速骑白鲸去，一吸千百川。
  还彼宅与土，耕凿桑麻天。
  颓然扶醉返，不复知人间。
  过商河遇旱
  明·按察司佥事 刘时〓
  菜花开尽枣花香，入夏因何尚亢阳。
  千里红尘天漠漠，两行翠柳路茫茫。
  贾生爱国长流涕，杜子忧民欲断肠。
  拥跨金鳌东海去，为霖唤起老龙王。
  明年过商河遇雨
  刘时〓
  刑台翘首立多时，云布重阴雨脚垂。
  万籁声中雷隐隐，千家村外水漪漪。
  固知人定天心顺，还见秋成穑事熙。
  记得去年当此际，官僚祈祷正奔驰。
  麦邱书院题壁
  学使 何凌汉
  杖策皇华隰，停骖古麦邱。
  吏良诵棠黍，教洽赋薪〓。
  室庆安庞乐，人捐害马忧。
  患应歌有豸，化欲佐成鸠。
  已快茨梁裕，欣将党塾筹。
  经营成不日，轮奂美难俦。
  佳气环山海，高风接鲁邹。
  天清来燕贺，云迥趁鹏游。
  任忝文衡重，情殷髦士求。
  力田期孝弟，敬业勖藏修。
  鞶帨何堪饰，车辕莫漫髹。
  六经根柢在，三物栋梁谋。
  蛾术勤终岁，鸿骞壮远猷。
  勿忘贤宰意，吟对菊花秋。
  过岳桥河
  王敬公
  岸夹秋云碧浪高，蓼花疏影昼萧萧。
  停骖一望愁无渡，且读荒碑记岳桥。
  古堞秋风
  王怡
  何年驱虎豹，此地建军营。
  一代资防御，千秋吊废城。
  每当风色厉，如作战场声。
  幸际重熙日，中原久息兵。
  过三里河访许商遗迹
  邑贡生 路云衢
  屯河未浚馆陶开，滚滚黄河入朸来；
  向若谁填东郡水，导川争荐尚书才。
  泥涂六月劳风雨，禾黍千年化草莱。
  名在汉书功在县，一盂未享可胜哀。
  上元竹枝词十首并序
  路程诲
  商河习惯，本乡人大傩之遗意，于旧历上元节，四乡杂耍，齐集城内，先赴西关朝礼碧霞玄君，复到县府前表演。是日，士女云集，途为之塞，自晨至暮，络绎不绝。民国以来，玄君庙废，乡人仍循旧例，诚巨观也，亦陋俗也，戏咏其事以志之。
  举国纷纷兴若狂，新正十四挂衣裳①。
  明朝但愿无风雪，尽力逞材闹一场。
  检点新衣待五更，晨炊未罢已锣鸣。
  梳妆草草出门去，传说游人早满城。
  也有骑驴也夸（跨）牛，衣裳颠倒不知羞。
  县前猝遇老寅长，抗礼当街傲邑侯②。
  顽皮县里正堂来，满道纷纷尽列开。
  喝道鸣钲煊赫甚，独杆轿子却横抬③。
  出人头地似神仙，足立空中可及肩。
  海外飞来长股国，云鞋缘木上青天④。
  谁云路（陆）地不行船？更有佳人坐上边。
  徒步篙失空用力，全舟尽在一身悬⑤。
  凤阳花鼓自东来，高髻云鬟粉满腮，
  夫妇相逢浑不识，依稀认得鬓边钗。
  美女队中见丈夫，暗通一笑意模糊。
  小姑年少无知识，偏向人丛指与奴。
  队队来齐日已斜，游人兴尽各还家。
  同行女伴低声语，再到东关看采茶⑥。
  游罢归来星满天，乡村处处起炊烟。
  灯前笑说城中景，共道今年胜去年。
  注释：①杂耍化妆名为挂衣裳。②灯官。③独杆桥。④高跷。⑤采船。⑥东关所扮美女采茶，为一邑之冠。
  水龙吟
  何郝炬
  梦回千里平原，峰烟滚滚风云急，漫天昏暗，鸱枭声厉，黎明前夕，沟壑四达，乡村怒火，钢墙铁壁，任茫茫黑夜，岂曾掐指算时日，盼消息。三十年前往事，到而今，犹怀壮迹。艰难岁月，津南济北，商河喜陵邑。战士生涯，书生意气，从容对敌。正十年江汉，更展风华，喜今胜昔。
  一斛珠·忆“三五”＊
  何郝炬
  忍歌离黍，
  书生壮志卫乡土，
  声威百里称三五。
  泺北烟云，
  八载风和雨。
  艰难年月同舟渡，
  重逢何事频频误；
  挑灯对语人如故，
  天际飞鸿，
  又作来思苦！
  三五，即抗日战争时期的陵县县长吴匡五、禹城县县长李聚五及商惠县县长王权五。
  高粱红了
  阎一强
  撑天一方，立地一片。
  十丈方位，千里光焰。
  染红了绿树，染红了蓝天。
  大水不沉，疾风不弯，
  苍劲挺拔，健美的腰杆；
  向着太阳，向着蓝天。
  你的容颜，红脸大汉，
  你的性格，照人肝胆，
  你的队伍，威武壮观。
  当风雪漫天，闪光的种子，
  在妈妈手掌里挑，在姐妹指尖上捡，
  满怀希望，满怀情感。
  桃花汛期，雪化平川。
  拨开沃土，投身地面。
  打着跟头，冒出叶尖。
  盛夏未临，两岸青山。
  一川激雨，你离地而站，
  承受阳光，吸吮热汗。
  和老人谈心，为青年打扇；
  雨后静夜，根伸叶展。
  清脆的拔节响，使人舒畅心甜。
  八月秋熟，平原香甜。
  棉铺银毡，谷铸金盘；
  你腾空而起，升起红云一片。
  车轮飞转，骏马驾辕，
  公社报到，去做贡献。
  发光发热。任挑任选。
  也许你——踏上远洋货船；
  也许你——远去戈壁阳关；
  也许你——仍在故土家园……
  毫无牵挂，从不留连。
  一腔豪情，迎接考验。
  既是红色的种子，就有忠心赤胆。
  家乡好三首
  郑正
  商西
  粮棉瓜果霞满天，百里原野好壮观。
  驴头＊伏仰青纱上，铁塔遥近彩云间。
  寻路慢绕桥八九，驱车疾收景万千。
  且喜故旧多健壮，相逢笑抚两鬓斑。
  驴头：油田抽油泵俗称。
  郑路
  风和日丽缕缕烟，喧声笑语长街间。
  同是负重一百载，铲罢三山又闯关。
  乡思
  提笔绘乡思，无声胜有声。
  万千寄情语，尽在画幅中。
  棉乡夜色美
  张若明
  星星眨眼月儿坠，棉乡夜色美。
  棉海絮花朵朵白呵，好像星星掉进水；
  夜空棉海难分辨呵，星星棉朵闪银辉。
  哎——
  人人喜唱摘棉歌，家家笑语空中飞。
  八月九月巧云飞，棉乡夜色美。
  姑娘赶缝新棉包呵，小伙急把棉垛垒；
  云朵棉垛连一片呵，变成群马插翅追。
  哎——
  生活里有蜜梦也甜呵，棉农心更美。
  （1981年4月曾谱曲参加德州地区歌曲会演，获创作奖。）
  麦丘及商河考辩
  姜国新
  公元前220年前，商河县为齐国麦丘邑。清道光年间曾在内城北门里建麦丘书院，知县龚廷煌并留有“纵横百里，古邑麦邱”的诗句。
  麦丘（邱）之名，史书多见，《史记·赵世家》（西汉·司马迁）载：惠文王十九年，“赵奢将，攻齐麦丘，取之”。《新序·杂事》（西汉·刘向）有“桓公田至于麦丘，见麦丘人问之”。另外《新论》（东汉·桓谭）等也有记载。
  东周的麦丘邑位于今何地？历来说法至少有三：其一，《水经·汶水注》（后魏·郦道元）引《从征记》曰：“自入莱芜谷，夹路连山百数里……出谷有平丘，面山傍水，土人悉以种麦，云此丘不宜殖稷黍而宜麦，齐人相承以殖之，意谓麦丘所栖愚公谷也”。而郦氏以为“麦丘愚公，在齐不在鲁，川谷犹传其名，盖志者之谬耳”。《四书释地续》（清·阎若璩）谓此麦丘是，正齐鲁二国之境，“霸主越境而田，其孰御之”，但缺乏证据。其二，《太平寰宇记》（宋·乐史》卷十二《谯县下》载麦丘城，引《新论》叙齐桓公行见麦丘人事。宋之谯县，即安徽亳县。春秋时在宋国之南。其地去齐很远，当为后人附会。其三，《读史方舆纪要》（明·顾祖禹）《商河县下》云：“麦丘城亦在县西北，志云即春秋时齐之麦丘邑。”清《嘉庆一统志》引旧志“麦丘城在商河县西北”。明、清时期纂修的《商河县志》概谓在“县西北”，明清商河县即今县，故古麦丘邑，在今商河县西北。
  今考，商河城西北方向，离城10余公里的怀仁镇古城村东南有一古城遗址，占地约3000平方米，东面有高出地面两米多的城墙，长百余米；西边有南北大道，相传为“跑马道”。附近老农迄今仍以“城海子”、“城东”、“城南”、“杀场”等旧名区分周围地块。近年来，遗址下曾多次发现东周时期较为完整的灰陶瓦当及陶豆残片（今藏县图书馆多件）。更为重要的是，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2年出版）上，“麦丘”二字恰恰就在该遗址的方位上，由此可见，麦丘当在今商河县，故城即今县西北怀仁镇古城村东南遗址。
  然而，在民国25年纂成的《重修商河县志》上，除转载麦丘城在县西北外，还提出“治东十二里清水洼中，十里坞之南，即清道光十四年十月三日辰见隐城处。”还说，在县东二十里有王彦章城，均自相矛盾，理当否认。
  也许有人问，城西北的古城不是汉代的鬲城吗？怎么又成为麦丘呢？诚然，古城村1956年以前属德平县，原《德平县志》曾载，“汉置，北齐天保七年废。东汉建武十三年，封朱祐为鬲侯，鬲即其地也”。这里，确否如志者所言，尚待考证。即定是，与麦丘之论也不矛盾，一在东周，一在东汉，间隔秦、西汉共240多年。再说，春秋战国时的残物多出自地下，地表的汉代绳文陶片俯拾即是，可见，汉代的鬲城是建在古麦丘邑之上的。
  商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记载。《水经注·河水》载：“源于杨墟县以东，又北径平原县东，又径安德县故城南，又东北径平昌县故城南，又东径般县故城南，又东径乐陵县故城南，又东径初乡县故城南。”即源出今高唐，经陵县、德平、郑店、棘城之南，又经惠民县东，分二水注于海。《元和郡县志》（唐·李吉甫）、《太平寰宇记》具体指出，商河在“县北十五里”。唐宋时代的商河县即今治。据以上资料，宋代以前的商河，无疑应即现在县北的沙河。但自元代以后又一直说在今城南。此说始见于《齐乘》（元·于钦），详见于明万历十二年纂修的《商河县志》，即在“城南三里”，并将其绘制在县境总图上。后《读史方舆纪要》及清道光十五年续修的《商河县志》、民国25年编纂的《重修商河县志》皆从此说。今考，城南三里河村确有一东西走向、断续可辨的古河形。西溯，在县境最西边的陶家村与沙河同出一源；往东，经郑路镇的营子等村，进入惠民后，又朝沙河的方向蜿蜒而去。两岸诸多以河流命名的村庄，如朱家河沟、卢家河沟、河东孙、河西刘等等。相传叫“朱家河”。“三里河渡口商船云集”之传说，迄今还流传在民间。由此可见，元、明以后的商河，即今县南的朱家河。
  沙河、朱家河为什么都曾叫商河？据《行水金鉴》（清·傅泽洪）载，历史上的黄河曾流经商河县境，先后断续大约1500余年。其中从宋代至明万历初的500余年中，黄河及其分流在马颊河、徒骇河、北清河一带流动，河道极为混乱，经常数道并行。在这种形势下，位于马颊、徒骇两河之间的商河，被黄河夺流、淤沙，并改道南绕，也就成其自然了。久而久之，故道干涸，转名为沙河；南徙河道因疏理于朱氏称帝的明代，故称之为朱家河。作为河名的商河也就不复存在了。
  商河之名的由来，亦有三说。其一，《水经注·河水》载，因其源头“世谓之落里坈，亦曰小漳河，商漳声相近”，因字与读移，故谓商河。但清末明初的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却认为商漳声不近，《通曲》作商音滴，否定此说。其二，《元和郡县志》载，“汉成帝鸿嘉四年，河水泛滥为害，河堤都尉许商凿此河通海”，故以商字为河名。但邑廪生王心廉在《重修商河县志·河渠总考》中曾提出疑义说：许商曾驳斥孙禁主张开河，哪能自己开河？又言，许商与《水经》作者桑钦都是东汉人，商河不能始于许商。其三，《重修商河县志》还载，沙河为黄河经流，因多次被“伤”而名商。但同时又自认为“属臆断”，实际上又作了自我否定。那么，究竟何说可取？据考，“许商凿河”之说虽出现的时代较晚，但一经出现，即被历代修志者所公认，继《元和郡县志》之后，尚有《太平寰宇记》、《齐乘》等等。从明代纂修的第一部《商河县志》始，除肯定“思许君而不得，托名于河以寄其思”外，还将许商列于宦绩之最。至清雍正二年，又将许商祀于名宦祠之首。道光《商河县志·艺文》并载诗云：“洪流入海地无波，万姓欢呼麦丘坡。犹恐甘棠遭败剪，嘉名永锡许商河。”至于王氏所提的两条否定理由，也并不足为证。关于商禁之争，《汉书》卷二十九载，“是岁，渤海、清河、信都河水湓溢，灌县邑三十一，败官亭民舍四万余所。河堤都尉许商与丞相史孙禁共行视，图方略。禁以为今河溢之害数倍于前决平原时，今可决平原金堤间，开通大河，令入故笃马河”，许商以为“孙禁所欲开者，在九河南笃马河，失水之迹，处势平夷，旱则淤绝，水则为败，不可许。”公卿皆从商言。这里，他们争辩的目的是解决“灌县邑三十一”，其焦点集中在决不决河水的平原金堤，丝毫未涉及开凿商河一事。所以，以许商不同意决平原金堤而机械地类推为不开他河，难以令人折服。相反地，汉朸县属平原郡，毗连被水的渤海，作为晚于大禹两千多年，且“善为算，能度功用”专门掌管治水的许商，既然否决开大河，自然也要提出别的方案，这样，疏理商河反倒更有其必然。故不能因商禁有争论而否定许商开凿商河之论。关于商钦同时之说，也并非如此。《辞海》引《隋书·经籍志》、《唐六典·工部·水部员外郎注》等，一说东晋郭璞注，”（指《水经》），一一称汉桑钦水经，清阎若璩始辨明非郭撰，但未提桑钦。其成书时代，胡渭认为创自东汉，由魏晋人续成；金祖望认为成于东汉初；戴震等认为大约是三国时的著作。这里，即定桑钦撰，并以最早之说，即东汉初，在公元25年之后，许商凿河是在公元前17年，比《水经》成书早40多年，并非同时。再说，假若有可能是同时的话，同代人记同代事，是史志常见的，也是当然的。
  商河与商河县是两个含义不同的概念。商河是指一条河流，商河县是指县一级行政区划单位。河早县晚，县取名于河。商河成于汉，后因是一水系而加水旁成“滴河”。隋开皇十六年于商河流域置县，便取名叫滴河县。从宋代开始，滴河改道转名，滴河仅指县名，又将滴字去水旁成“商河县”。现今，商河县犹在，商河则是考究的课题了。
  （本文经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副所长钱林书、副教授张修桂修改）
  鼓子秧歌风情
  李辉
  （一）鼓子秧歌的起源与发展
  鼓子秧歌源远流长，相传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从前叫“跑十五”、“闹玩意儿”。鼓子秧歌之名大约是本世纪50年代确立的。关于鼓子秧歌的起源可以上溯到汉代。据考证，东汉末年流经商河境内的一条徒骇河支流——滴河发大水，到处汪洋一片，生灵惨遭灭顶之灾，朝廷派治河都尉许商带领人民治服了水患，人们才又过上了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太平日子。但民间的传说更有浪漫的神话色彩。传说滴河发大水是一条修炼了800多年的牛精作怪，牛精来时挟风带雨，洪水泛滥，田毁人亡，于是玉皇大帝派天兵天将下界捉妖，天兵天将用法器打掉牛精一块胯骨，才将其治服。为了答谢上苍，人们跳起了鼓子秧歌，那块被天兵天将打掉的牛胯骨也成了秧歌队头伞手中的一件道具——拨锤，一直沿用至今。拨锤上系小铜铃，摇动时发出清脆悦耳的音响，在震天动地的打击乐声中仍能清晰地分辨出它独有的韵昧。
  从以上不难看出，鼓子秧歌和我国古代的傩文化关系非常密切。傩并非我国古代独有的一种原始宗教祭祀活动，它的重要内容便是敬神。现在云、贵、湘少数民族地区仍能窥见它的遗迹。鼓子秧歌开始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出现，可见其主要功能也是敬神娱神。在50年代，秧歌队演出之前仍要到祠堂和寺庙里去烧香祭奠，便是有力的证明。
  鼓子秧歌萌芽于东汉，在唐宋时期经过与大量的民间俗文化互相渗透、融汇，逐步成熟完善起来，到明清已成为一种纯民间舞蹈艺术。它的主要功能也从娱神到娱人和自娱，这是其漫长演变过程中的重大转折。鼓子秧歌到了清末民初，盛况更是壮观。《商河县志》记载：“里人行户扮渔樵耕读诸戏，结彩为春楼。”“元宵张灯火，放花炮，酒宴乐歌竞为欢会，凡三夜”。建国后，国家非常重视鼓子秧歌的整理发掘工作，曾派大批专家学者前去商河采风。1989年，鼓子秧歌被编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山东分卷》。
  目前，商河县近千个村庄百分之九十的有鼓子秧歌队，每队多者三百余人，少者也不下百人，每年正月十五，县城举行规模浩大的会演活动。届时整个县城人山人海，大街小巷挤得水泄不通，难以分清谁是演员谁是观众。全国各地嘉宾也云集商河争睹这一盛景，显示出鼓子秧歌经久不衰的旺盛生命力。鼓子秧歌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整体风格相同而又各具特色的东、西、北、中四大流派，集中体现了山东大汉豪侠爽直、忠厚刚毅的形象。
  （二）鼓子秧歌的礼仪美
  齐鲁自古被称作礼仪之邦，商河鼓子秧歌的整个礼仪活动，无不体现了儒家文化的思想内容和外在形式的完美统一。
  鼓子秧歌除了其自娱自乐性外，在乡村同时还是一种礼仪性的交际活动。每年元宵节前后，邻村或是有友好往来关系的村庄之间，秧歌队都要相互进行访问演出，此谓“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可见其古风犹存。
  秧歌队进村前，首先派出披红挂彩佩戴项铃的探马，三探三报之后大队人马方可起行。头伞如军中华盖，号令三军，秧歌队进退行止皆听命于主帅。东道主见到探马来报，则请出村中德高望重的长者前往村口迎候。双方见面行传统的抱拳礼，同贺新春之喜，互相寒暄，晚辈们连忙接替客人抬起牛皮大鼓，待擂遍三通鼓乐，秧歌队才正式进村演出。这时村中早已当街摆好一张张的条桌，每桌上置四碟菜一壶酒。按照惯例，每张桌前至少要表演一场，三走三留那才算得上盛情。每当秧歌队表演完一场欲走，主人则再次燃放礼花、鞭炮予以挽留，同时端茶倒水、敬烟敬糖以示慰劳，客人为答谢主人的盛情，于是再演一场。按传统的规矩，桌上的酒菜是绝不能动一点的，人们把其当作一种礼敬嘉宾的象征。这是因为鼓子秧歌和古代的祭祀活动有渊源关系，此乃如牺牲太牢一般神圣，同时也反映了人们更看重“大礼在先”的道德观念。
  从前，秧歌队在演出之前，首先要到土地庙或祠堂里跪拜上香，按辈分和长幼排列行三跪九叩大礼，祈求神灵和祖先保佑平安顺利，旗开得胜。现在这带有迷信色彩的礼仪早已绝迹，但那不忘祖先不忘根本的传统美德却保留下来。如果村中已有秧歌队演出，后到的一队须在村外稍候，待人家出了村再进，以免掠人之美。若两队秧歌在街上不期而遇，双方都要偃旗息鼓，互相谦让，边礼拜而过，这时哪一个人若敲一声鼓子，要受到大家的严厉斥责。纵观鼓子秧歌的礼仪活动，无论是道德与礼节，还是内容与形式，都达到了一种和谐之美。
  （三）韩振玉与鼓子秧歌
  商河鼓子秧歌被称为汉民族民间舞蹈之冠而饮誉海内外，可知道韩振玉其人的却不多。他似乎算不上名人，尽管他生前是中国舞协山东分会会员，但直到去世仍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鼓子秧歌是一种纯自娱自乐性质的民间舞蹈，角色分伞、鼓、棒、花、丑等，伞又分为头伞和花伞。韩振玉是跑头伞的，担任领舞和指挥。实事求是地说，使鼓子秧歌走出故乡——这块封闭的土地的第一人，应是韩振玉。韩振玉出生在商河县牛铺乡杨庙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自小过继给韩姓人家，辛酸和不幸几乎伴随了他艰难的一生。古人云：不幸有三，少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这三条他占全了。生活的无情打击，岁月的漫长熬煎．不但没有使他丢下对鼓子秧歌的热恋，而且他那颗伤痕累累的心灵终于在鼓子秧歌中找到慰藉和归宿。他把对生活独到的见解，人生执着的追求都揉到了无声的舞蹈语言中去，使鼓子秧歌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焕发出青春的光彩。
  1955年秋，韩振玉带领家乡12名农民到北京参加全国民间舞蹈汇演。天桥剧场，紫红色的天鹅绒帷幕一次又一次拉开，他们潇洒飘逸、威武雄健的舞姿赢得了观众疾风暴雨般的掌声，《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要位置报道了他们的演出盛况。更叫韩振玉激动的，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向中央领导人作汇报演出，朱德、刘少奇、陈毅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他们并合影留念。这位1.80米的山东大汉禁不住泪眼模糊了，一个土生土长的庄稼汉子竟然受到如此隆重的礼遇，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这幸福的时刻成为韩振玉记忆长河中永久的闪光，几十年后谈起来仍令他激动不已。
  从北京回来后，韩振玉的名字传遍了家乡大地，许多专家学者慕名专程前来拜访，与他共同探讨艺术的真谛。韩振玉不愧为一位艺术的革新家。鼓子秧歌由于历史渊源流长，流派众多，风格各异，韩振玉顺应时代的潮流，率先把原来的老慢板改成了快板，并且在服饰道具、场子阵式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创新，进而影响了整个鼓子秧歌风格的变化，使之具有更强的的明快的节奏和鲜明的时代特色。韩振玉保留下来许多亲手画的漫濒于失传的场子图谱，他生前会跑九十多种舞蹈场子，什么“金丝缠葫芦”、“力杀四门”、“闯王进京”等等，谈起每个场子他都会讲出一段优美动听的故事。
  韩振玉从8岁起学鼓子秧歌跑头伞，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这一古老的民间舞蹈艺术。如豆的油灯下，他聚精会神地剪着鞋样；看坡的坟头边，他一丝不苟地描绘着场子阵式图。十年动乱中，鼓子秧歌被说成四旧不让跳，他就偷偷在自己院子里跳，在梦中跳。家里穷，肚子饿了，他就嚼根大葱喝碗凉水继续跳。当人们再次欢天喜地地跳起鼓子秧歌的时候，韩振玉披挂上场，依然雄风不减当年。
  1980年，商河鼓子秧歌队再次进北京，进中南海。临行前，韩振玉拉着当年与他一同进京的徒弟李传祯的手一遍遍地嘱咐：到了北京要好好跳、好好跳……1985年7月，韩振玉离开了他终生眷恋的鼓子秧歌撒手西去，享年70岁。
  （四）鼓子秧歌的哲学内涵
  鼓子秧歌是一种大型的民间广场舞蹈，以“跑场子”为主。场子外圆内方，我国古代朴素的哲学思想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并用天圆来概括解释自然界周而复始的变化，用地方来识别事物的千差万别。天圆就有上下左右，地方便有东西南北，圆圆满满，方方正正。鼓子秧歌所表现的哲学观点同时也反映了中华民族的道德标准。秧歌场子有严密的阵式图谱，图谱借鉴于古代兵阵、戏曲艺术、生产生活工具、生物形态等。鼓子秧歌有“二龙戏珠”、“双蝴蝶”、“四马蜷蹄”等一百多个场子阵式。无论是场子阵式还是队形排列都表现出中国传统的美学观点。
  鼓子秧歌的角色，分伞、鼓、棒、花、丑等，其中以伞和鼓子为主。伞又分头伞和花伞，头伞是指挥和领舞，如军中主帅，多由村中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白髯白袍黄马褂黄头巾，一手挥拨锤，一手舞黄罗伞，舞姿潇洒飘逸。花伞是“花”的领队。鼓子是整个舞蹈队伍的主力，演员扎英雄巾，腰缠英雄带，动作粗犷骠悍，威武雄健。跑场子时，一般排成八路纵队，每队每伞带四鼓四棒四花，角色可以偶数随意增减。众多演员在头伞的带领下，和着牛皮大鼓为主的打击乐的节拍往来穿插、交叉、开合、驳花，霎时群伞飞舞，鼓棒齐鸣，声若滚滚春雷，势如疾风骤雨，一会像千军冲杀，一会又如万马奔腾，气势十分雄壮。鼓子秧歌除跑场子外，在街上行进途中也有别具特色的表演，一般称作“街筒子”。全体演员排成三路纵队，伞居中间，其他角色在两边，表演起来高低起伏，首尾呼应，到场子内便很自然地化作四路或八路纵队。老子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认为宇宙间千差万别的事物都是由“三”这个基数衍生出来的。鼓子秧歌的队形变化不但体现了这个观点，从数学的角度看，也是队形变化最捷便的途径。“街筒子”还是秧歌队显示实力、吸引观众、先声夺人的重要手段。
  鼓子秧歌因伞的拿法分扛、举、腰插等方法的不同，带来了伞的样式、运伞路线、挥舞动作的千姿百态；鼓子的打法又有蹲、抡、飞蹦、掏、罗圈之分，形成了鼓子秧歌流派众多各有千秋的特色，但终场的“八趟街”、“上天梯”却是每个秧歌队基本相同的。终场时八路纵队排成方阵，进则都进，退则俱退，众多演员浑然一体，完美地表现了天圆分四面、四面分八方这一中国古老的哲学思想。
  商河战役杂忆
  叶尚志
  1944年11月，渤海二地委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在商惠县的南部开辟了一个新县，因地处济阳、惠民、商河三县交界，所以称三边县。原商惠县委书记赵元明（即丁润生）调任三边县委书记兼县独立营政委。地委让我担任了商惠县委书记兼独立营政委的职务。我从渤海二地委所在地陵县出发，由小部队掩护，夜行军经过德平、临邑、商河交界的敌占区、游击区到了活动在王家集、范家屯一带的商惠县委。商惠县由商河、乐陵、惠民、阳信四个县的边界区域组成。此时，商河城和惠民城仍在敌手。
  在我任商惠县委书记期间，经历了解放商河城的战斗。
  军民合作 包围敌人
  1945年青纱帐初起时，正是我军展开活动的时期，我和县独立营副营长钱光、副政委刘天祥带领县、区武装南下，插到商河、惠民公路之间，开展游击活动。我于一个夜间带了部分队伍接近沙河伪军据点，趁伪军动摇之际，在据点周围，用话筒喊话，要他们放下武器，不但不杀，还给出路。夜幕漆黑，敌人不敢放枪，我们也不放枪。记得我的通讯员顾文礼同志一直在我身边，并沟通交通联络。我从这边跑到那边，由于看不清道路，我的脚碰上了村旁的一块石头，左大拇趾受了伤，至今还留有脚疾。搞了几个钟头喊话，拂晓前，我们撤离。这个据点内虽有一百多伪军，因为不知我方虚实，被我们吓得跑到县城里面去了。这样一来，县、区部队和附近群众情绪更加高涨。
  此后，我们部队经常在公路两旁伏击商河、惠民之间来往之敌。还常在公路上埋设地雷，使敌人极度恐慌。从此，敌人缩在相距30公里的商河、惠民两个县城内龟伏不动。
  8月前后．我们不断接地委和军分区的指令，积极筹集大批电线杆、粮草等物资，准备迎接新的战斗。这时商河县城的日军已撤到济南，但是汉奸伪军还想作垂死挣扎，德平、临邑、济阳等县伪军全部集中到了商河县城。这些伪军大约共有一万人，比较有战斗力。他们公开打出“欢迎李延年北上”的口号，把希望全部寄托于国民党中央军的到来。
  我们县、区部队集中在商河城东数里一带，主要任务是阻断商河、惠民之敌的联络，对敌开展政治攻势，作好统战工作，以瓦解敌军军心，等候我军主力部队。我们县、区部队到达城郊之后，我与钱光、刘天祥同志将离县城东关二里的昝家一位绅士魏明庵先生请出来，对其讲解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党我军政策，要他带信给城内伪军头子田敬堂。魏先生是一位老大学生，曾在鲁中国民党顽军张礼元部当过参议，后对现实不满，弃职归里。我们晓以大义之后，他的确为我们向田敬堂作了多次联络，宣传我军的实力和政策。但伪军幻想投靠国民党中央军，没有归顺我方。我们也带着部队多次在城根对敌喊话，但伪军上层仍抱有幻想，企图负隅顽抗。伪军在城内东北角上一个高大的瞭望堡上与我们对喊。还经常用迫击炮袭击我们。
  这时中央发出了先取得中小城市，再取大城市的指示。军分区按照中央这一战略思想，把部队从济南附近调回商河，与附近各县的武装把商河县城团团围了起来，指挥部设在城关以南，由渤海二军分区政委曾旭清、司令员龙书金、副司令员赖金池担任指挥。我县、区部队担任城东的警戒。在军分区指挥解放商河战役过程中，开始阶段先拔去了商河城周围的一些外围碉堡，接着发动周围的民兵、民工数十万人，在城四周挖掘一条深宽都约有丈余的深壕，形成一条围城带，以阻止敌人突围。
  抗战胜利之后，群众情绪十分高涨。他们来挖沟都自带干粮，自己起伙，日夜苦干。敌人在瞭望堡上对人山人海挖壕的人民群众看得一清二楚，但毫无办法。敌人有时白天打迫击炮，群众就集中在夜间挖。在深壕即将挖成的一天下午，敌人派了一个营的兵力，以猛烈的火力向西试探突围，我军凭壕阻击，敌人败退回城。从此以后，再不敢作突围尝试。由于敌人众多，又备有充足的粮食，且有城可依，我们则只围不打，就这样相持约有一个月。
  主力到达 准备攻城
  渤海军区主力部队在取得胶济沿线、渤海区东部和无棣战斗胜利之后，挥师西进，到达商河城下。杨国夫司令员及其主力部队就驻在城关的东边，与我县、区部队相距不远。
  当时商河城内共约一万多敌人，包括德平、济阳、临邑逃来之敌。其中以原商河田敬堂、李光明两部人最多，又熟悉当地情况，实力最强，是地地道道的地头蛇。商河城墙比较坚固，有完整的城堡、雉堞，设有鹿寨，还有较宽的护城河，护城河内外都有母堡，彼此相顾，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为了早日解放商河，我们在对城内敌人开展政治攻势的同时，积极做攻城的准备，调查敌情，研究攻城办法。我们曾设想用火药装在棺材里，挖地道炸城堡；还想借用大量秫秸，用火力掩护，填护城河；还研究东关子母堡的打法和鹿寨的砍除方法。总之，设想了许多攻城的办法。军分区参谋处长朱宝成同志也与我们一同调查研究。
  由于军区主力的到达，攻城准备工作进入紧张阶段。军区前线指挥所设在城东群众挖的深壕与城墙之间的一个很小村庄，敌人的炮弹和子弹不时在指挥所的掩蔽部上掠过。攻城马上就要开始了，只见指挥所内军人进进出出，两部军用电话忙个不停。指挥所的前后左右，都有连夜挖成的交通壕沟通。我们县部队驻在指挥所后边群众挖的深壕边上的昝家。县、区地方武装和民兵日夜守护深沟，以防敌人偷袭和突围。我们几个负责人日夜轮班值勤。再向东南不到1公里，就是军区司令部，负责这次战役的总指挥杨国夫司令员坐镇于此。
  这时，我方每天日夜都在进行外围战，主要是打县城外围的子母堡。设在城南一个小村的碉堡最顽固，驻有一百多人，是原李光明部的一个最凶恶的营长、绰号叫刘扪子的指挥。我们决心拿下这个碉堡。一天下半夜，我军发起攻击，天明就全歼了这个碉堡之敌，活捉了顽抗到底的伪中队长。
  全歼顽敌 庆祝胜利
  我军经过研究，认为攻城不需要挖地道炸城堡，也不需用黄色炸药，只需用从无棣缴获的大炮就行。一天早晨，我军用大炮轰了东关城堡，打掉一角。敌人没想到我们有大炮，认为可以死守。我们一放炮，敌人惊慌万分。我军连续炮轰了两天，第二天下午，田敬堂领着几个头头扛着白旗、到城墙上对我军喊话求饶，表示要出城会见杨司令，要求投降，但为时已晚，我们未予理睬。
  我军由团长李丕功、政委孙正率领军区主力十九团担任主攻任务。他们选择了被大炮轰开一角的东关为突破点，发起了猛攻。一位冲锋在前的战士把红旗插在城门上。这意味着县城已被攻破，敌人顿时乱成一团。整个战场只有零星的枪声，没有遇到有组织的抵抗。我军战士首先从东门进城，由于部队早经政策教育，向所有敌人宣传缴枪不杀，给以出路，所以敌人纷纷放下武器。
  这次战役，我军围城先后约有两月，正式攻城不过一周，我军伤亡不过一百多人，然而却换取了全歼一万余人的伟大胜利。
  我是在破城的第一天清晨和钱光、刘天祥同志带县部队从东关进城的。一路上，我看到到处是被我军摧毁的子母堡和横七竖八的敌人尸体。进城的当天，我们县委即进驻田敬堂的家宅．在路上遇到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曾旭清。他告诉我，田敬堂、李光明等五个头目均被俘虏。不一会，一付担架抬进县府大院。上边蒙着雪白的被单，人们说抬的就是汉奸头子田敬堂，他在被俘的当晚偷偷服鸦片自杀。当时还能听到这个作恶多端的家伙的微弱呻吟之声，不一会，就一命呜呼了。
  打开商河城后，县委接到紧急动员参军的指示，我们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并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动员。受到阶级教育的广大青年纷纷参军，很快组成了2000余人的新兵队伍。新战士都戴着大红花，有的骑着马，有的骑着驴，争先恐后来到部队。
  当时渤海区的部队奉党中央的命令，在商河组成渤海第七师，杨国夫任师长，龙书金任副师长，阎捷三任参谋长，政委是刘其人。由于情况紧急，这些战士还没来得及穿上军装，就带着商河解放时缴获的武器，奉命连夜向山海关进发。在出发之前，驻在商河城关周围的军区、军分区和附近各县的部队、民兵和群众大约有二三万人，在城关以西的广场上开了一个盛大的庆祝商河解放的大会。其实也是欢送新编渤海第七师北上的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