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图书馆

第一节 党组织的建立
  商河县早期党的活动始于1926年，当时处于秘密阶段。1927年9月中共鲁北地委在平原县潘庄召开代表大会，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并决定在部分县举行农民暴动。商河在计划之列，因条件不成熟，暴动未能成功。1936年曲阜师范进步学生丁润生，以教务主任的公开身份到商河县龙桑寺乡农学校工作。1937年3月经中共鲁北特委宣传部长赵明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丁润生入党后，积极从事党的发展工作，先后介绍李逸民、李益亭入党。李逸民介绍李兴湖入党，李兴湖又介绍同村李杰臣入党。同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在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商河县第一个党支部及中共商河县委于8月在龙桑寺先后建立。丁润生为第一任支部书记和第一任县委书记，李逸民等为支部委员及县委委员。
  县委成立后，在鲁北特委的领导下，秘密发展党员并动员一切进步力量参加抗战，很快控制了拥有30余枝枪、100多人的乡农学校。同时创办了党的刊物《游击队报》。但由于丁润生于10月调无棣，李逸民等于11月先后赴旧县参加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中共商河县委停止工作。
  在商河全境于1939年均被日伪和国民党投降派占据后，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先后调津南支队政治部主任李逸民、津南支队第三游击支队政委常中方等回商河重新开辟工作，秘密建党、建政。开始在挺纵武装工作队的掩护下住乐陵五区，后逐渐进入商河九区的陈庄、谢庄、张北台庄、涝洼韩庄（今均属乐陵市）、韩庙、五寨子等村庄活动。2月下旬吸收左家左栋周、涝洼韩家韩秀清、黄家的黄玉章、赵寨子赵杰、孙胡同孙玉同、杨登轩等积极分子加入共产党。3月王宗仁、王兰亭先后从挺纵军政学校毕业返里，在商惠公路以南的二、三、四区活动。4月相继在涝洼韩家、赵寨子、李集、黄家、孙胡同及阳信的崔楼、姚家等村建立党支部。5月经鲁北特委批准，在韩庙召开会议，由常中方、李逸民、王宗仁、左栋周组成中国共产党商河县委员会，常中方任县委书记。同时决定成立二、八、九区3个区委会，杨登轩、韩秀清、王兰亭分别任书记。6月县委在乐陵的恭敬李家召开了第二次工作会议，就加强县、区机构建设、提拔充实干部及新建第三区（郑路）、第四区（潘桥）区委等事项作出决定。5～10月先后共召开5次会议，于年底，商河境内的红庙、唐家营、大小官庄、洼埃子、周家、朱林、梨行、大仉家及商惠公路以南的邱家、道口张、徐宋骆、营子、任家、段家集等40多个村均建立党支部，计有党员300余名。与其同时，第六区刘家刘刚平由挺纵军政学校毕业回孙庵一带发展党的组织；第四区大吕家吕本支由挺纵任命为济商边区工作委员会主任，以徒骇河为依托，逐步向济阳县境内开展工作；临邑县长徐尚武经常活动在商临边界的西王、小庄、王天赐及帽杨、广平店、绳家、郭八社等村，党的发展已成燎原之势。由于反动势力猖蹶，特别是日本侵略军将其主力转向抗日根据地之后，斗争异常艰苦、复杂，有的入党不久即牺牲，也有少数革命意志薄弱者开始动摇、妥协，甚至叛变投敌。加之连续两年遭受旱灾，党的活动和发展受到极大威胁。面对重重困难，各级党组织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并在如火如荼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至1944年，全县建立了86个党支部，发展党员373名。1945年商河解放后，党组织仍处于秘密活动阶段，全县有党支部583个，党员11157人。1948年党组织活动公开，至50年代初，大部分部门和村庄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1951年全县有总支8个，支部671个，党员11414人。60年代初，各行政村均建立了党支部，党员数也有较大增长。1966年全县有基层党委23个，总支1个，党支部956个，党员10352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基层组织受到影响，70年代中期逐步得到恢复与健全。1980年后，较好地解决了知识分子入党的问题，并进行了整党建党工作，党的基层组织进一步纯洁壮大。1989年3月，经民主测评，全县党员合格的占71.5％，基本合格的占26.7％，后进党员占1.8％。贾庄乡、怀仁镇、杨庄铺乡、商河镇、张坊乡被县委授予“农村党建工作先进乡镇”光荣称号，西小王等61个党支部被评为先进党支部，179名党员被评为模范党员，36名党员被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至1990年，全县有基层党委26个，总支7个，党支部1355个，党员22156人。
  第二节 县委
  中国共产党商河县委员会1937年8月首建时丁润生为书记、李逸民等为委员，隶属鲁北特委，驻龙桑寺乡农学校，10月因人事变动，暂停工作。
  1939年5月1日在韩庙重建中国共产党商河县委员会（当时称：商河中心县委会、简称县委），设组织部、宣传部。属鲁北地委领导。1940年1月增设民运部。同年10月，改属冀鲁边区三地委领导。当抗日战争进入艰苦时期，山东分局为粉碎侵略者“蚕食”计划，打通冀鲁边区和清河区的战略联系，于1941年决定将商河县委领导机构一分为二，分别配备书记、委员，各自独立工作，均由冀鲁边区三地委领导。商惠公路南的县委由李凤山（原名孙清野）任书记，县长王宗仁、秘书左栋周为委员，以第二、第三区为基础，随一一五师六旅向东部惠民和南部济阳两县境内开辟新区并发展党组织。商惠公路以北的县委由原县委大部成员组成，张凤五（原名韩秀清）任书记，王兰亭、王瑞峰、张立仁为委员，张凤伍兼组织部长，王兰亭兼宣传部长。继续活动在商河县第八、九区及商河、阳信、乐陵、惠民县结合部，巩固根据地，并不断向东部惠民纵深处开辟新区，发展党组织。至1942年3月，随着冀鲁边区与清河区战略联系的沟通，商河县南北两个县委又合二为一。李凤山调阳信县任书记，王宗仁调冀鲁边区三地委工作，左栋周回原县委。同年8月，为对付日本侵略军的频繁扫荡及“囚笼”政策，冀鲁边区三地委决定撤销商河县委，在原商河、惠民两县结合部成立商惠县。县委机关驻花园一带（今属乐陵市），王文清（原名张瑞堂）任县委书记，张凤伍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左栋周、张立仁为委员。1943年2月王文清被捕。3月由李炎继任县委书记，张凤伍任副书记。新增阎华文、刘天祥、张永和为委员，张凤伍兼组织部长，张永和兼宣传部长。同年8月，李炎病逝。冀鲁边区三专署秘书主任赵元明（原名丁润生）任县委书记。1944年1月中共商惠县委改属渤海区二地委领导。
  商河县于1945年9月全境解放。11月撤销商惠县，恢复商河县。由叶尚志任书记，阎华文任副书记，左栋周、刘一村、张永和、张勉、王玉文为委员，驻地先后移至县城附近的卞楼和张公村，增设武委会，张彬任主任，并调整建立了10个区委会。1948年冬，县委办事机构移居城内，增设秘书处、民运部。梁家祯、陈福田任秘书，刘福海任部长。1949年6月改属泺北地委。1950年改属德州地委，其工作部门有7个：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民运部、农村工作委员会（1950年6月设立，1952年5月改称生产互助合作部）、机关总支委员会、县校。1952年5月撤销民运部，增设纪律检查委员会和财贸部，工作部门增至8个。
  商河首次党员代表大会于1956年5月召开。会议选举产生县委委员、候补委员。县委一届一次会议选出常委、书记和副书记。王良民任书记，崔树润、梁克杰、卞文远、路致松任副书记。工作部门11个，即：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监察委员会（1956年1月由纪律检查委员会改称）、农村工作部、工业部、财贸部、政法部、文教卫生部、机关总支委员会、党训班（即县校）。
  商河与乐陵两县于1958年底合并，始称中共商河县委，驻商河县城。县委委员41人，其中常委15人。张立仁为第一书记，王纪唐为第二书记。1959年6月设书记处。魏建光、王凤图、崔树润、梁克杰、孙树兰、路致松为书记处书记。1960年改称中共乐陵县委。1961年9月，商河、乐陵分设，恢复商河县委，县委委员26人，其中常委9人。王纪唐任第一书记，初汉三、崔树润、路致松、石寿亭、梁克杰、王咸熙为书记处书记。工作部门有：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监察委员会、工业部、农村工作部（政策研究室）、财贸部（1963年3月撤销）、政法部（1962年10月撤销）、机关党委、党校、档案馆、档案管理科（1962年2月设立）。隶属德州地委。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县委受到冲击，工作部门均被夺权，党的领导机构处于瘫痪状态。
  1968年5月建立县革命委员会。翌年10月建立县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王咸熙任组长、马忠堂、王作栋为副组长。1971年恢复党的代表大会制度，5月召开中共商河县第三次代表大会，选出县委委员共32人，其中常委19人。刘海云（县革委会主任）任书记，马忠堂（县革委会副主任）、傅增义为副书记。县委、县革委合署办公。1972年7月恢复机关党委；1973年2月恢复党校。1975年7月县委、县革委分设，撤销县革委政治部，恢复县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农村政策研究室等工作部门。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的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翌年5月，经中共德州地委批准，恢复设立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统一战线工作部。1982年7月建政法委员会。1984年2月建企业政治部，4月设立组织员办公室、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及老干部科。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改为中共商河县纪律检查委员会。1986年老干部科改为老干部局，县委办公室信访科改为县委信访办公室。此外，增设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委员会办公室。1988年撤销企业政治部。1990年初，县委由德州地委划归济南市委领导，至3月中共商河县代表大会已召开七届，工作部门计13个。即：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委员会办公室、统战部、政法委员会、组织员办公室、老干部局、机关党委、党校、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信访办公室、农工部（6月撤销）。
  第三节 历次代表大会
  中共商河县第一次代表大会 1956年5月24～28日中共商河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商河城召开，出席会议代表350名，代表全县11504名党员。会议讨论审查县委一年来工作总结报告；讨论并通过《商河县1956年农业发展具体规划》、《商河县1956～1957年的农业发展纲要》；选举中共商河县委员会和出席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的代表。会议决定大力推行包工包产和劳动定额制度，农业生产要求总产22468.07万公斤，继续开展农田水利建设，争取可浇地面积达到60～70％，以保证亩产千斤粮、万斤地瓜、百斤皮棉。
  会议选举产生县委委员25人，候补委员3人。委员会选出常委9人。即：王良民、卞文远、石健儒、刘振卿、李宴春、宋玉升、梁克杰、崔树润、路致松。王良民任书记，崔树润、梁克杰、卞文远、路致松任副书记。
  中共商河县第二次代表大会 1963年10月2～5日在县城召开了中共商河县第二次代表大会。347名代表出席会议，代表全县党员10550人。县委书记王纪唐作工作报告，讨论1963年农业生产计划和5～10年远景规划，选举中共商河县委员会和出席省第二届党员代表大会代表及中共商河县监察委员会。大会指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团结一致，深入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化建设是全党全民的主要任务。会议选举产生县委委员19人，候补委员3人。委员会选举常委9人，即：王纪唐、初汉三、崔树润、梁克杰、路致松、石寿亨、王咸熙、宋玉升、魏元亭。王纪唐任书记，初汉三、崔树润任副书记。
  中共商河县第三次代表大会 1971年5月4～9日中共商河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商河县城召开。代表989名，代表全县13131名党员。马忠堂致开幕词，刘海云作《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的工作报告。由于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因此，代表大会作用是消极的。
  会议选举委员31人，委员会选举刘海云、马忠堂、王国恩、杨书清、刘志美、傅增义、孙清明、李清臣、孙淑义为常委。刘海云任书记，马忠堂、王国恩任副书记。
  中共商河县第四次代表大会 1980年9月9～12日在县城召开中共商河县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346名，候补代表35名，代表全县17982名党员。县委副书记孙贞先致开幕词；县委书记王晓华作工作报告，县纪委书记魏元亨作纪律检查工作报告；选举商河县第四届县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出席省党代会代表；县委副书记冯士祥致闭幕词。会议要求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确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万众一心、同心同德、大干四化、治穷变富，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创造出新的业绩。
  会议选出27名委员，4名候补委员。委员会选举王晓华、孙贞先、冯士祥、赵佳福、刘法森、孙洪祥、朱景舜、吴洪亮、宋清芳、董文利、潘万祥为常委。王晓华任书记，孙贞先、冯士祥、赵佳福任副书记。
  中共商河县第五次代表大会 1984年12月8～11日在县城召开中共商河县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代表350名，候补代表35名，代表全县17046名党员。县委副书记苏天广致开幕词；县委书记孙贞先作工作报告；选举商河县第五届县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县委副书记张守忠致闭幕词。大会指出今后全县奋斗目标是：工农业年总产值达到73426万元，在此基础上到2000年再翻一番。
  会议选举产生县委委员30人，候补委员5人。委员会选举孙贞先、苏天广、张守忠、吴玉祥、董文利、陈昌茂、马耀功、刘法森、潘尚孟为常委，孙贞先任书记，苏天广、张守忠、吴玉祥任副书记。
  中共商河县第六次代表大会 1987年7月25～31日中共商河县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会议代表285人，代表全县21023名党员。县委书记孙洪祥及县纪委书记分别作了报告。大会要求全党全民深入持久健康地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广泛开展“双增双节”运动，争取赶上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大会选出县委委员30名，候补委员4名。委员会选举孙洪祥、苏天广、张守忠、吴玉祥、王恩大、董文利、陈昌茂、马耀功、刘法森、苏光武、郑志玉为常委。孙洪祥任书记、苏天广、张守忠、吴玉祥、王恩大为副书记。
  中共商河县第七次代表大会 1990年3月29～31日中共商河县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商河县城召开。大会代表379名，代表全县22156名党员。大会审议中共商河县第六届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及中共商河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选举产生中共商河县第七届委员会和中共商河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会议要求全县在1990～1992年三年内粮食总产达到4.5亿公斤，年均增产2500多万公斤，棉花总产分别达到80、90、100万担，农民人均收入分别达到800、900、1000元。三年内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8‰以内。
  会议选出县委委员31人，候补委员4人。委员会选举孙洪祥、张守忠、董文利、苏光武、邱希贵、陈昌茂、刘法森、李海林、郑志玉、苏明亮、王好声为常委。孙洪祥任书记，张守忠、董文利、苏光武为副书记。
  第四节 纪律检查
  中共商河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建于1952年。主要任务是：检查各级党的组织和党的干部、党员违犯党纪的行为；受理和审查各级党组织及党员的违纪案件；组织党内纪律教育等。1956年县纪委改称县监察委员会，此间，由于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出现严重失误，党的监察工作在不断批判所谓“右倾保守思想”的过程中，出现过“惩办主义”倾向，表现为阶级斗争扩大化，且压制批评，处分轻率。在1957～1959年连续开展的“反右倾”斗争和1963～1965年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错误地处分一批党员和干部。60年代初对以上错误处理案件进行了大量的甄别平反。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监察机关与监察工作中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恢复纪委会。1984年中共商河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改为中共商河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县党代会选举产生。县纪委设常委、书记、副书记，下设秘书、检查、经济检查、审理、信访5个科。1988年改为研究室、检查室、信访室、审理室、办公室。纪委机构的恢复与健全，使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进一步加强，先后进行了以下工作：①认真学习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有关党规党法，肃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10年“文革”中践踏党规党法，破坏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恶劣影响，维护党的纪律，恢复党内的正常生活，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加强和改善党对各项事业的领导。②平反“文化大革命”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大量冤假错案，其中对“文化大革命”中的256起案件全部进行复查清理，93起冤假错案得以平反纠正。各级党委和纪委同有关部门一起在党内外作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和核查审理工作。清查了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有牵连的人和事，逐个作出结论和处理。为受诬陷、迫害的干部恢复名誉。教育和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干部。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抵制落实干部政策、阻碍经济发展，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案件，进行了检查和处理。保证了党的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促进了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④纠正经济领域中的不正之风，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协同有关部门，查出了一批党员、干部参与经济犯罪活动的案件。至1990年底，全县纪检系统查处党内各类违纪案件116起，处分党员116人。其中开除党籍的29人，留党察看的29人，撤销党内职务的7人，严重警告的21人，警告的26人，免于处分的4人，不仅纯结了党的组织，而且有效地保证了全县“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第五节 主要活动
  开展抗日武装斗争 中共商河县委诞生于抗日斗争的艰苦年代。从一建立起就着手组织武装，并开展不屈不挠的武装斗争。1937年曾组建过抗日队伍，由于条件不成熟而未能成功。1938年11月成立了商河县大队，第二年2月扩编为商河支队。1940年2月，商河支队被编入主力部队转战鲁西。当年6月，在县抗日民主政府警卫班的基础上第二次重建商河县大队，后来各区都陆续建有区中队，村建有民兵组织。县、区、村各级武装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其领导机构中均建立党的组织，书记兼任政委或指导员。按照“党指挥枪”的原则，配合主力部队，多次粉碎了日伪军的“清剿”、“扫荡”，先后参加了百余次战斗，歼灭日伪军4100余名。战斗中县大队副陈怀治，连长季学文等共产党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45年解放商河城时配合野战部队歼敌万余名，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巩固的人民政权。
  完成土地革命 抗日战争胜利后，县委根据渤海区党委指示，及时转入土地革命。1946年下半年县委副书记阎华文、组织部长刘一村亲自在八区李集、刘堆子试点，在调查研究、训练骨干、宣传政策的基础上，于1947年夏在全县普遍展开了土地革命，将地主富农的土地及财产分给贫下中农，从而彻底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运动期间，逃亡济南的反动地主伙同汉奸、流氓组成还乡团，窜回县内屠杀土改积极分子、疯狂进行阶级报复。县委多次组织武装查剿，以保卫土改工作的顺利进行。
  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中共商河县委于1952年在城关区五里庙等村试办了4处农业合作社，1954年创办了铁业合作社。至1956年，全县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及对手工业、个体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先后接收了1046名新党员，基本上达到社社都有党员，多数社建立了党支部。
  抗灾度荒 1960～1963年全县连续遭受特大涝灾，农田被淹没，房屋倒塌，人民衣食不足，劳力严重外流。县委及时组织重灾区人民去外地度荒，派医疗队去灾区防病灭病，同时精简机构，紧缩开支，千方百计拿出230多万元救济款、贷款及大宗粮食、衣物救灾，下放2690名机关干部及职工充实农业第一线。书记亲自带领有关人员深入社队，与人民同甘共苦，发展捕捞、编织业，开展生产自救，重建家园，带领全县人赢得抗灾斗争的胜利。
  兴修水利 建国后，特别在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县党组织尽管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但大多数党员干部及组织排除干扰，组织带领全县人民大搞农田水利和林网建设。1972年制订“地成方，沟成网，沟渠路旁树成行，排灌路林四结合，实现大地园林化”的配套建设规划，在平地挖河挑沟，重新安排商河大地。1974年初见成效，有史以来易涝多碱的“七十二洼”得到根本治理。“文化大革命”后，随着各项政策的落实，建设规划的实施更加得到保证，到1985年，共开挖新河8条，沟、渠5495条，植树900多万株；同时架设输电网，购置排灌机械15097台，遇旱能灌，遇涝能排，基本实现了水利化、园林化，从根本上改变了生产条件。
  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县委坚持实事求是的方针，先后平反冤假错案334起，撤销了对242名党员的错误处分，恢复118名党员的党籍，为150多名干部重新安排工作，对无辜受株连的党员干部及家属子女等妥善安置。同时按照省、地指示精神，县、社普遍召开了党代会、人代会，党内外政治生活日趋正常。
  改革开放 1979年县委排除各种干扰，在农村普遍推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并不断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积极发展社会服务体系，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到1990年10余年间，粮食产量增长1.7倍，棉花产量增长16倍，林业、畜牧业生产也迅速发展，1984年后，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在企业内部推行了承包租赁等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和厂长负责制。在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均进行改革，企业活力进一步增强。政治体制改革也逐步展开，各级党组织“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并按照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选拔了一批年富力强、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全县共提拔副科级以上优秀中青年干部231名，相应地安排年老体弱的干部退居二、三线，改变了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年龄、文化结构，实现了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至1990年，县直部、委、办、局领导班子成员平均45.2岁。高中、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135人，占领导班子成员总数的72％，乡（镇）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平均年龄40.4岁，高中、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129人，占领导班子总数的61％，任职年龄到限的干部161人，已办退离手续的166人，占103％。同时科技、教育体制改革也不断深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加强。人们在解决了多少年梦寐以求的“温饱”之后，又团结一致地向“小康”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