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图书馆 内容
第一章 民政
建国前，民政工作以动员群众参战、支前，抚慰烈、军属，安置残废、复员军人，建立基层政权，开展救济、救灾等工作为主。建国后，主要从事优抚、安置复员退伍军人、救灾、救济、基层政权建设、行政区划、婚姻登记、殡葬改革等项工作。1985年7月15日，成立全省市区第一家由区政府统一办理的婚姻登记处；1989年被评为省先进婚姻登记处，列为民政部重点联系单位。1988年率先在济南市城区建立社区八大服务网络。
第一节 机构
1951年10月设立区民政股。1952年8月改为民政调解股。1955年9月改为民政科。1968年2月，撤销民政科，由内务组管理民政工作。1976年10月复设民政科。1984年4月改为民政局。1989年，民政局下设办公室、军队离退休干部办公室、基层政权科、优抚科、社会科、民政科、财务科，编制12人。
第二节 优抚
拥军优属 解放后，每逢元旦、春节，区党政有关领导率领慰问组织为驻军慰问演出、馈赠慰问品、征询意见、解决实际困难。各街道办事处优抚组织每年定期、不定期走访慰问烈、军属，送粮、送菜，解决具体问题。1951年，全区共建立拥军优属委员会31个；为535户革命军人、烈士、荣誉军人、复员军人家属颁发了证书；对319户老弱贫苦军、工属进行了照顾和安排，发放优抚粮11276.5公斤，棉衣、被子105件；帮助69户军属解决了就业问题。1979年，全区先后召开两次庆功会，祝贺全区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13名军人荣获二、三等功。1985年，区委、区政府有关领导走访慰问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114名军人家属，帮助解决住房、工作调动等困难。同时，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战士在我心中”和“为边防战士送温暖”活动，全区各界人士共向老山前线部队发慰问信4821封，赠送背心、衬衣、毛巾、鞋垫等慰问品6649件。1989年春夏之际，首都部队奉命实行戒严；6月30日，区政府下发《关于广泛开展热爱、学习、支持子弟兵活动，做好拥军优属工作的通知》，全区共给戒严部队写慰问信4000余封，捐款近万元，捐物1800余件；为军属办实事50余件，召开各种座谈会20次。
国家补助 临时补助 解放后，区政府每年对部分有临时性困难的烈军属、荣誉军人、复退军人和残废军人给予实物（小米、布匹等）或现金补助，同时积极组织烈军属困难户开展生产自救。1954年起，在补助现金的同时，采取以工代赈的方法，组织烈军属参加街道生产劳动及其他临时性工作，同时注重优先为烈军属安排工作。1972～1989年，全区共发放临时补助金13.7万元。
定期定量补助 1957年起，为全区孤老烈属（含病故、失踪军人家属）、烈士遗孤发放定期定量补助。一户一人者每月补助2～3元，一户两人者每月补助3～5元。1960年，辖区发生严重水灾，每人每月增补10～15元。1979年11月重新确定5种补助对象（1、孤老烈属和孤老病故军人、失踪军人的家属；2、没有亲属扶养或虽有亲属而无力扶养的烈士、病故军人、失踪军人的未成年子女；3、丧失劳动能力而其子女又无力赡养的烈士、病故军人、失踪军人的父母和配偶；4、带病回乡不能经常参加生产劳动，生活特别困难的复员军人、退伍军人；5、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生活困难的复员军人），每人每月补助15～20元。1983年，每人每月补助提高为30元。1984年6月，定期定量补助调整为定期抚恤金，每人每月40元。1989年1月起调整定期抚恤金标准，烈士和因公牺牲军人家属平均不低于50元，病故军人家属平均不低于45元。1972～1989年，全区共发放定期定量补助789人次，共22.35万元。其中1989年发放定期定量补助77人，共4万元。
国家抚恤 1950年起，对因战、因公牺牲及病故的有关人员的家属和因战、因公致残的军人、革命工作人员、民兵、民工等实行优待抚恤。1952、1953、1955、1979、1980、1984、1985、1988年，先后8次调整牺牲、病故抚恤费标准。1952、1953、1955、1965、1978、1982、1984、1988年先后8次调整残废抚恤费标准。1973年10月，全区享受残废抚恤人员共362人，1981年为437人，1989年达511人。1971～1989年，全区共发放残废抚恤金48.39万元。
第三节 安置
复员退伍军人安置 50年代，区政府先后设立“复员委员会”、“转业建设委员会”；60年代中期改为“复退军人安置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按照“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妥善安置，各得其所”的原则，安置复员退伍军人。1951～1964年共安置189名。“文化大革命”期间停止安置。1976年后恢复。1981年起，实行“按系统分配，包干安置”的办法。1983～1985年，按照民政部、公安部、劳动人事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城镇安置工作要体现鼓励先进，鞭策后进”的原则，对立功授奖、超期服役、在部队表现好的98名退伍军人，优先予以照顾。1986年，按照有关规定，城市待业青年入伍前先安排工作，退伍后复工复职；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荣立三等功和三等残废的农村籍战士，退伍后转为非农业人口，安置工作。1974～1978、1981～1989年，全区共安置复员退伍军人4954名。其中1989年，全区安置174名，段店、吴家堡两镇军地两用人材开发使用率达100％。
军队离退休干部安置 1969年前由区人民武装部安置军队离退休干部。1969年后交区民政局管理。
离休干部由区民政局统一管理，实行分散安置（住原单位房、配偶房及组织安排房）的方法，享受同等县级干部的政治待遇，定期组织学习，每年外出参观旅游1～2次，元旦、春节期间，区政府有关领导对其走访慰问。1982年，24名退休干部改为离休，9名18级以上干部享受县（处）级待遇。1986年，23名离休干部转区老干部局管理。1989年，区民政局共管理离休干部8名。
退休干部由街道办事处代管，负责发放工资、召开节日（元旦、春节）座谈会、走访慰问等。1989年全区共管理退休干部15名。
残疾人安置 50年代初建立区社会福利工业，吸收残疾人参加生产自救劳动。1979～1989年，全区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共823人。十年间，通过社会和社会福利厂招工、父母退休后顶替、参加居办生产组（店）劳动、个人自谋职业等途径，先后安排残疾人员814名，安置率达99.5％。
第四节 救济
社会救济 1948年11月，区委在北大槐树、西市场、小辛庄、南窑厂等贫困地区为78户贫困户发放小本贷款1000万元（北海币）。1949年起，对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的孤老病残人员及其他符合条件的人员发放定期救济，对其它因各种原因造成临时性困难者给予临时性补助。解放初，以实物救济为主，后逐步发展到以现金为主。1962年7月13日，辖区遭受严重水灾，政府及时调拨救济粮3950余公斤，当年长期救济400户、757人、3214.6元，入冬后为5039户、6340人发放御寒物品。1987年8月26日，辖区暴雨成灾，全年共调拨救济款23.9万元。1972～1989年，全区共发放社会救济款（含自然灾害救济）90.82万元。
退职人员救济 根据国务院［1965］国内字224号文件和民政部、财政部［1982]14号、30号文件精神，对1957年前参加工作、1961～1965年6月9日期间被精简辞退的职工，凡是全部、大部丧失劳动能力或年老体弱长期患病、影响劳动较大，家庭生活无依靠者，由当地民政部门按月发给本人原标准工资40％的救济费，凭医疗单位收费凭证由民政部门补助2/3的医疗费。1972～1989年，全区共有17名被精减辞退的职工办理了享受40％救济的手续。
第五节 婚姻管理
结婚登记 解放后，男女双方持单位婚姻状况介绍信、户口簿到驻地街道办事处办理结婚登记。70年代大力提倡晚婚，每年晚婚率在98％以上。1979年后每年办理结婚登记2000余对，1981年最高达5721对。1985年7月15日起到区婚姻登记处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增交合影照片3张。1987年起增验身份证。1989年起增交体检证。1972～1989年，全区共登记结婚45616对。
离婚登记 解放后，男女双方自愿离婚，子女、财产等方面达成协议者，由区民政科（局）受理，男女双方当事人须交单位证明信、个人离婚申请书、子女财产协议书。区民政科（局）立案后，本着调解和好、慎重处理的原则，认真听取当事人陈述理由，并派专人到其工作单位、驻地居委会调查了解情况，决定是否准其离婚。50年代因受旧社会包办婚姻的影响，离婚人数较多，每年有数十对。其中1953年高达223对。60～70年代处于稳定状态，一般每年在10对以内。1985年7月15日起，区婚姻登记处承办离婚手续。是年起，离婚案逐年增多。1985年为18对，1989年增至69对。1972～1989年，全区共登记离婚317对。
复婚登记 解放后至1985年7月，由各街道办事处办理驻地人员复婚登记。一般先对当事人进行教育，后收回离婚证或调解书、判决书，再办理复婚登记。1985年7月15日起改由区婚姻登记处办理。
第六节 殡葬改革
50年代及60年代初，农村、城区为死者举行葬礼，用木棺葬于公墓或故里。1964年，济南市始建火葬场。1965年起将推行火葬作为民政重点工作之一，区、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相继建立殡葬改革领导组织，广泛进行宣传教育，实行分片包干责任制。随着群众认识程度的提高，火化率逐年上升。70年代，农村逐步推行火葬。1985年下半年，区民政局、振兴街街道办事处五居与粟山火化场联合成立殡葬服务站，开展销售花圈、寿衣、整容、运尸等系列服务工作。1987年建立健全全区各级红白理事会，积极开展殡葬改革。1985～1989年，槐荫区被评为市殡葬改革先进单位。
第七节 社区服务
1988年5月，区政府转发区民政局《关于开展城市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同年7月成立区社会保障委员会。1989年底，全区建起以民政对象为主体，以福利事业为基础，以街、居为依托，以社会化服务为主要方式的社区服务八大工作网络。
老年人服务 全区共建起敬老院15处（镇办敬老院2处，村办敬老院13处），福利院2处，老年人活动站、服务站64处，老年人包户组91个，老年婚姻介绍所23个。对散居在家的社会孤老，采取“三定五包”（定人员、定时间、定项目；包医、包食、包住、包行、包丧）的办法服务到户。1989年，振兴街街道办事处建成济南市城区较大的社会福利中心，以供养社会孤老、代养家庭无力照顾的老年人、为社会群众服务为宗旨，下设颐养区、医疗康复区、生活保障区及旅馆部，共有护理员、保健医生、炊事员、管理员15人，收养孤老4名，代养老人6名，安排残疾人5名。
残疾人服务 全区共兴办社会福利企业19个，通过各种渠道安排残疾人814名，占有劳动能力残疾人的99.5％。8个街道办事处在本市率先建起残疾人基金会，城区社会福利厂大部分为残疾人办理了养老金保险。全区建立残疾人婚姻介绍所6处。1987年，振兴街街道办事处八居金属机械厂建起本市第一处残疾人康复中心，有按摩椅、健身球、神灯、手拉器等器械20余件。
精神病人服务 全区共建立家庭病床34张，工疗站2个，看护组45个。绝大多数病人都能得到积极的治疗和较好的生活。
优抚对象服务 全区共建立区、街、居三级优抚对象服务指导小组220个，军烈属服务站16个，活动之家53处。十个街道办事处建起“四定”（定时、定点、定人、定措施）“一条龙”联合服务组织，常年坚持上门服务。振兴街街道办事处拥军优属服务站有工作人员5～6名，长期为烈军属生活服务。
便民利民服务 全区共建立各类便民利民服务网点200余处，服务项目近千个，基本解决了群众吃饭、理发、修理、做衣等难题。振兴街街道办事处“新家庭劳务事业部”，以家庭服务为主，重点为老、弱、病、残、婴（幼）儿护理提供服务。
民俗改革服务 全区共成立民俗改革理事会226个，以婚姻、殡葬改革为重点，主要为基层服务。
青少年儿童服务 全区共建立街（单位）、居、家庭幼儿园（所）219处，青少年之家91处，活动站103处，“帮教”小组113个。振兴街街道办事处六居新建一所法律学校，负责失足青少年的教育转化工作。
综合治理服务 全区以107个治保会为依托建起调解组织，开展民事调解、夜间值班巡逻等活动。
第二章 宗教 侨务
明代，先后建立北大槐树、小金庄、孟王庄等3处清真寺。1911年建立北大槐树清真女寺。1913年，中华基督教自立会由青岛迁至济南；同年在现经四路625号购地21亩（1.4公顷）建起临时礼拜堂，袁曰俊为首任牧师。1915年在此处成立山东中华基督教自立总会；同年建立基督教灵恩会北大槐树、南大槐树、裕忠里、道德三街、经四路纬九路、经三路纬八路等分会。1924年在经四路兴建山东中华基督教自立总会礼拜堂，1926年落成；同年建立基督教卫里公会南辛庄分会。1935年，瑞典教士顾显真在经二路纬九路创办基督教神召会。1936年，朱约纳在经五路小纬四路创办基督教真耶稣会。1940年建立纬十一路清真寺。1942年，复继芳、刘月英在道德三街创办耶稣家庭。解放后至“文化大革命”前，正当的宗教活动受到限制。“文化大革命”期间，教会被取缔。1978年后，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维护正当宗教活动。
解放前，辖区有148人先后到亚洲、北美洲等地定居。解放后至“文化大革命”前，有少部分华侨到本区定居，区内少数人迁居香港。“文化大革命”期间，海内外双方联系甚少。1978年后，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海内外双方恢复正常交往。解放后至1989年，先后有30名华侨在辖区定居（大部分为外地迁居本区者），22名出国留学、定居和涉外婚姻者离境，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到区探亲观光100余人次，归侨、侨眷出国探亲48人次。1989年底，辖区居住在海外及港澳的同胞约379户、794人，分布于美国、印度尼西亚、日本、加拿大、朝鲜、韩国、马来西亚等23个国家和地区，从事教育、工程技术、金融、航空、医务等职业的约占10％。全区归侨、侨眷、香港眷属共511户、1398人。其中归侨30人，侨眷375户、1053人，香港眷属136户、345人；与海外有通信联系的约占90％，有通汇联系的约占45％，有探亲联系的约占20％；工人约占85％，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医生约占15％。
第一节 机构
1948～1978年、1978～1981年，先后由区委统战部和区政府办公室管理侨务工作。1948～1981年，由区委统战部管理宗教工作。1981年3月成立区民族宗教侨务办公室。
第二节 宗教
基督教 1951年，经五路小纬四路真耶稣教会迁至道德街，董兆璞负责，有信徒100人。1959年，灵恩会分会、卫里公会南辛庄分会、神召会、真耶稣教会停止活动。“文革”期间，经四路基督教会礼拜堂关闭。1981、1986年，经四路、裕忠里等教堂分别修复开放。1989年，辖区有经四路、裕忠里两处教堂；经四路基督教堂为济南市最大的基督教活动中心，每次参加礼拜者600～700人，圣诞节达1000人左右。
伊斯兰教 解放初，辖区有清真寺6处。1962年，吴家堡镇西张家庄清真寺遭水淹废弃。1966年，北大槐树清真寺、纬十一路清真寺、北大槐树清真女寺关闭。1981、1988年，北大槐树清真寺、北大槐树清真女寺先后重修开放。1989年，辖区有北大槐树清真寺、北大槐树清真女寺、小金庄清真寺、孟王庄清真寺等4处。
第三节 侨务
“文革”前安置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柬埔寨等国家部分归侨在辖区定居。1979年起落实党的侨务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对归侨、侨眷在政治上一视同仁，在生活上根据特点予以适当照顾。1984年起陆续接待来区探亲、观光的海外华人、华侨及港澳同胞，1986年后人数逐渐增多。1987年起，鼓励归侨、侨眷（属）和港澳眷属积极与海外亲属联系，提供经贸信息，牵线搭桥，为振兴槐荫经济服务。1978～1989年，先后平反冤假错案1起；落实私房政策，核查16户、285间、3431平方米，退还产权2户、22间、292.4平方米，发放补偿费934.54元；退还“文革”前没收香港眷属房屋11间、81.8平方米，发放占用侨眷亲属19间房屋费6300元；退还“文革”期间查抄物品49件，赔款949.42元；接待海外华人、侨胞和港澳同胞113人次；发动归侨、侨眷集资兴办侨属企业4家（华侨美术装饰厂、华侨印刷厂、华侨服务部、华侨经销部）、侨联业校1所，提供经济信息40余条；经牵线搭桥，区属有关部门同美国、日本、南朝鲜、香港等8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界人士签定意向书20余项，意向投资额突破百万美元。
第三章 人民生活
第一节 城区居民生活
解放前，城区居民多住平房。北大槐树地区地势低洼，90％的人住地窖、窝棚，素有“鸭子湾”、“棚户村”之称。群众日常吃杂粮，拌以糠菜，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成年人多无固定职业，以下大力、打零杂为生。据统计，解放前夕，五里沟地区464户、1634人，其中拉地排车、推小车、“扛大个”共247户，小商贩98户；北大槐树地区1700余户、7000余人，其中雇工65户，捡破烂24户，肩挑小贩98户，拉地排车37户，做小生意22户，拉洋车23户，小手工业者27户，换洋火5户，种田19户，其他76户。大部分贫困家庭的适龄儿童不能入学。由于生活所迫，有的家庭外出讨饭、卖儿卖女，有的人冻饿而死。五里沟地区外出讨饭20户，卖儿卖女4户，冻死饿死6人；北大槐树部分地区被逼死、饿死14人，卖儿卖女7户。
解放后，政府通过以工代赈，发放小本贷款、救济粮等形式，解决了部分贫困群众的生活问题。随着生产的迅速发展，就业人员不断增加，生活逐步好转。据1963年调查，五里沟街道办事处地区812户、3311人。其中国家干部45人，工人725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9％；中学生336人，比解放前增长了15倍；大学生28人，比解放前增长了6倍；收音机119架，比解放前增长了7.8倍；自行车246辆，比解放前增长了7倍多。北大槐树街道办事处地区2455户、10998人。其中国家干部21人，工人312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0％以上；中学生573人，比解放前增长了18.4倍；大学生38人，比解放前增长了9.5倍；收音机326架，比解放前增长了9.6倍；自行车529辆，比解放前增长了12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1984年7月，辖区抽样600户调查，平均每百户有大衣柜110个，写字台61个，沙发104个，自行车179辆，摩托车2辆，黑白电视机82台，彩色电视机2台，收音机88台，收录机29台，电唱机9台，照像机4架，机械手表209只，电子手表16只，电冰箱1台，电风扇70台。1989年人均居住面积达7.78平方米，为1985年的1.13倍；区属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年人均工资达1812.2元，集体所有制单位年人均工资达1548.5元；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高档家用电器基本推广普及。
第二节 农村居民生活
解放前，辖区农村居民多数住数代相传的土屋草房。正常年景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生活，灾荒年月被迫外出讨饭。沿黄盐碱涝洼地带收成甚微，群众一直在饥饿线上挣扎。只有少数地主、富农过着富足的日子。
解放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粮食产量逐步增加。1964年，沿黄地带（现吴家堡镇地区）改种水稻成功，第一次卖余粮30万公斤。1966年，段店、大金、田庄、朱庄、郑庄等5个公社（现段店镇地区）平均粮食亩产210公斤，为1949年的1.89倍。群众吃饭问题基本得到解决。1978年前，群众住房由草坯房过渡为砖瓦房，西郊公社（现段店镇地区）房屋占地面积比解放初期增长1倍。1978年后，村镇经济飞速发展。1988年，段店镇、吴家堡镇40％的村实现道路沥青化，30％的村吃上自来水，20％的农家盖起前出厦正房、门楼彩壁，部分人家住上楼房；其中段店镇28个村铺设沥青路61公里，整修、拓宽道路26公里，旧村住房改造192.4万平方米。1989年，全区农村人均收入达850元，比1987年增长7.9％，其中段店镇人均收入，1980年为144元，1989年增至860元。群众主食基本细粮化，副食、蔬菜品种增多，住宅、服饰、交通工具、日用品等逐步向高档化迈进。1989年，在段店、吴家堡两镇抽样120户调查，有自行车271辆，缝纫机81架，钟129只，手表261只，电风扇130台，洗衣机27台，电冰箱6台，摩托车12辆，大型家具（沙发、大衣柜、写字台）527件，收音机72台，黑白电视机109台，彩色电视机11台，收录机40台，照像机2架。张家庄、老屯、段店、匡山、大金庄、大杨庄、由李庄等6个村，由半农半菜型变为基本工商型，全年总收入超过千万元，人均收入超千元，成为有名的都市村庄。
第四章 民间习俗
第一节 生活习俗
饮食 解放前，城市、农村群众多以杂粮、糠菜为主食，吃高粱（玉米）饼子、煎饼、窝窝头，喝稀粥（饭），细粮很少，副食稀罕；富贵人家多吃面食，品种繁多，肉类、菜蔬不断。
50～70年代，城市、农村仍以杂粮为主食；白菜、豆腐、豆芽等为城区主菜，农村多吃咸菜。1978年后，城市、农村以面粉、大米为主食。80年代，城乡主食品种多为馒头、米饭、包子、面条、烧饼等。城区副食种类繁多，鸡、鱼、肉、蛋不断，多数家庭每餐两菜以上；农村蔬菜增多。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馄饨、鸡蛋包、豆腐脑、甜沫、馓子、粽子、把子肉等成为城区居民传统小吃，部分人以牛奶、豆奶补体。
回民主食品种基本同于汉族。喜吃牛羊肉，节日、喜庆食油香。
服饰 清末民国初年，城市贵人男穿长袍、马褂、甩裆宽腿裤，扎丝腿带；女着旗袍、大褂，内衣艳丽，外衣尚素。40年代，城市工作人员男穿西服、中山服、大褂、长袍，女穿旗袍、短卦、长裙；学生穿制服；农村及城市群众多穿自缝布结对襟（男）褂、斜大襟（女）褂，肥腰裤，扎腿带。
50年代，城市学生、工作人员多穿中山装、列宁装，农村成年人着黑、灰、蓝色对襟、斜大襟褂。60年代中期，城市以中山装、国防服、学生服为入时；“文革”初期时兴草绿军装，中期风行银灰色装，后期时兴灰色夹克装、蓝色工装，浅彩色上衣开始出现，以化纤上衣为上。
80年代，城市青年服饰多变，女子尤甚。初期，男紧上衣、喇叭裤，继而西装、牛仔裤流行；女装由朴素转为艳丽，又趋于素雅，裤子渐短，夏季衣裙以柔、滑、轻、薄为上，春秋以马夹、线衣为入时，冬季以面包服、滑雪衫为时髦。末期，年轻女性春秋穿呢裙，学生着夹克衫、健美裤，夏季裙衣多样化；男性以西服、呢大衣、防寒服及中山、学生、夹克装为主。农村男性老年对襟褂渐消，青年人步城市后尘。
昔日，回族教长、阿訇、乡老戴白色礼拜帽，近年来回民群众戴此帽者增多。
房舍 解放前及50年代，农家多为独院，有大门、院墙、影壁墙、正屋、厨房、栏圈等。正屋居北，为主体，设一门两窗；栏圈位于大门左侧。均系土坯墙、木棂窗、木檩梁、秫秸椽、麦草顶。60年代后半期，向石基坯砖墙、玻璃门窗、苇秸椽、草（瓦）顶及石基砖墙、瓦顶发展。80年代，多筑高台前出厦正屋，外敷水磨石，内涂料粉饰，大门、影壁墙饰瓷瓦；两层楼亦不少见。
解放前，城区富裕人家多住一进四合院或数进四合院，闹市区沿街有部分民国初年所建起脊二层楼，北大槐树一带穷人多住草席窝棚。60年代，窝棚改为砖瓦房；公共住宅为排房，每户一间半或两间，以石基、砖墙、木架、大瓦顶的简易平房为主。70年代，建起一批砖石墙体、钢筋混凝土楼板、沥清炉渣平顶的简易四层住宅楼。后楼房布局呈多样化，始以走廊与各户相通，继而改为一梯四户、两户不等。80年代逐步向高层、高标准发展，造型新颖，装饰华丽，每层两户、三户不等，每户二室一厅或三室一厅，厨房、卫生间、前后阳台俱全。
器用
炊具 解放前、50年代初，农村及部分城市家庭用柴草灶、风箱做饭，使用泥盆、瓦缸、铁铲、木勺、笊篱、铁筲、木桶、生铁锅、葫芦瓢等器具。50年代后期，城市普遍使用煤球炉。60年代，钢精、塑料器皿进入市民家庭，旧式炊具逐步淘汰。70年代，城市广泛使用蜂窝煤炉；农村始用蜂窝煤炉、钢精器皿等。80年代，城市使用煤气灶户增多，高压锅、电气灶具开始进入部分家庭；农村广泛使用蜂窝煤炉，柴草灶所剩无几。
餐具 解放前、50年代，城市、农村宴客多用大海碗、平碟、锡酒壶、小酒盅；日常就餐用粗瓷碗（黑、白）、竹木筷。70年代，城市转向细瓷小碗，配备大小盘碟；农村多用粗瓷白碗。80年代，城市开始使用成套细瓷餐具（有布碟、汤碗、汤盘、汤匙、瓷酒壶、高脚酒杯等），部分家庭备有火锅、啤酒套具，后期不锈钢餐具出现；农村逐步向细瓷多样化发展。
家具 60年代前，农村人家普遍睡土炕，少数家庭室内摆方桌、条几、椅子、板凳、橱柜等；城市多用木板床、鬃床，室内摆方桌、椅子、箱、橱等。70年代，城市时兴钢丝床、组合木床，农村逐步向铁床过渡；1978年后，镶镜大衣柜、高低柜、菜橱、书橱、酒柜、写字台、沙发等开始在城乡出现。80年代，城乡兴起置办家具热潮，作工精细、风格典雅、色调明快的捷克式、镜框式、板式组合家具相继出现。期间，席梦思床进入部分城市家庭，电镀折叠桌椅等逐步在城市普及。
交通工具农村，50年代前靠肩挑步行，用独轮车（木轮）、大车、地排车（死胎）运输。60年代出现马拉大胶皮车、活胎地排车和独轮车，自行车较少。70年代用拖拉机、汽车运输，自行车逐步增多。80年代，小型拖拉机进入部分农户，自行车为必备工具，少数人拥有摩托车。城市，60年代前靠汽车、地排车运输，居民外出乘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70年代用汽车、拖拉机、机动板车运输，居民外出乘公共汽车、电车，骑自行车人增多，部分人拥有摩托车。80年代，汽车、电车、摩托车、自行车剧增，交通日益便利。
其它生活用具 50年代前，农村用植物油灯、煤油灯照明，陶盆洗浴，火盆（烧玉米芯、谷糠）取暖，竹篮、箢子、簸箕、长布袋、瓦缸等盛粮食杂物，粗瓷茶具饮水，少数家庭有保温瓶。60年代中期，农村开始用电灯照明，铁盆洗浴，煤坯炉取暖；城区少数家庭拥有座钟、挂表。70年代，塑料盒、筐、袋等陆续进入农家，普遍用麻袋、尼龙袋储粮，木挂钟、保温瓶逐步普及；城市以台灯、日光灯、石英钟为入时。80年代，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电风扇等逐步在城市普及，多数家庭置办精细茶具、气压水瓶、凉水瓶套具、淋浴器、土暖气，装饰各种吊灯、壁灯，石英钟、电子表广泛使用；农村也不少见。
第二节 礼仪习俗
婚嫁 解放前，农村媒人视男女双方家庭状况提亲，两家同意后，男家即给女家送红帖，以示订婚，再给女家送鸡、鱼、布匹等物，谓“穿柬”，后两家择日撒帖结婚。婚前，女家陪嫁桌、箱、柜、凳之类。婚日，男家用花轿迎娶，古乐伴奏。轿至夫家大门，两幼女为新娘添胭粉，新娘由“架客”搀扶，踏红毡，过板凳，进花堂，拜天地，入洞房，新郎、新娘喝交杯酒，新娘吃下桥扁食。宾客入席，猜拳行令。晚间，晚辈人闹房、听房。新娘坐帐三日。三日、十二日“回门”，男家拿“合礼”钱，女家设宴招待。50年代，男女开始见面相亲，用花轿迎娶，新娘由穿蟒袍玉带、蒙红盖头，改为戴眼镜、手套，穿棉袍、大褂；后期，新娘穿便衣，乘大车。60年代以来，男女双方相亲同意后，女方择日去男家，男方设宴招待，同时男女二人进城购衣、照像，此谓定亲；后男方给女家送鸡、鱼、肉等礼品，女方设宴招待，谓之认亲；婚前，男方付与女方衣裳钱，两家择日撒帖结婚。60年代至70年代初，多用自行车迎娶，女方陪嫁桌、椅、箱、柜、梳妆用具等。1978年后，新娘逐步改乘小轿车，女方陪嫁收音机、缝纫机、自行车、手表、黑白电视机等，彩色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随之成为陪嫁品。
解放前，城市婚姻亦讲究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历经提亲、订婚、迎娶、回门等阶段。旧式婚礼，新郎穿大褂、戴礼帽，新娘着凤冠蟒袍，花轿至夫家，亦有拜堂、入洞房、喝交杯酒、吃下轿扁食、坐帐三日之规。新式结婚，新郎穿长袍、马褂或西服，新娘着旗袍或西式盖地长裙，用马车、彩车（汽车）迎娶新娘，由伴娘陪伴，童男童女牵纱提篮，拜堂后，新郎新娘喝交杯酒，新娘吃下轿扁食。解放后，男女择偶由介绍人牵线或自由恋爱。50～60年代，单位工作人员多选节日、纪念日成婚，简单朴实，气氛热烈；新房陈设桌椅箱凳之类。70年代后半期，少数成婚家庭用小轿车接新娘，在饭店招待宾客，有的夫妇外出度蜜月；嫁妆以缝纫机、自行车、手表、沙发、大衣柜为主。80年代中期，追求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新式组合家具、席梦思床、金首饰等高档用品。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结婚大付“喜钱”、大宴宾客之风盛行。期间，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组织大力倡导集体婚礼，收到一定成效。
解放前，辖区北大槐树地区少数富裕回民家庭亦用花轿、彩车迎娶新娘。穷人媳妇坐独轮车，上系一条红绸，少有坐素轿者。新娘到婆家后，阿訇读经，写“一扎布”（真主面前的结婚证），后用秫秸夹住插在檩梁上。婚后第二天新娘回门，当天返回。满月后回娘家住一个月，称“住对月”。解放后，除写“一扎布”外，其它基本同于汉族婚俗。
丧葬 解放前，农村穷人丧事简陋，富人大操大办。50年代主要仪式有：（1）停尸。人死后，其子女即到亲戚家报丧，遇长辈或岁数大者叩头。家中用秫秸夹一叠烧纸插于大门外；死者口含铜钱，穿寿衣，在正室内停灵三日；富有者扎灵棚，民乐伴奏；三日之内亲友吊祭，执宾于大门处高呼“打礼”，子女着孝衣、拄哀杖，于灵床两侧号哭，并向来宾叩头致谢；亲朋好友上供品、花“人情”钱、送帏帐；子女每日到土地庙送“盘缠”、送浆水；三日晚，乡邻端供品，携纸钱辞灵。（2）出殡。殡日，子女到村西南“送三”。午时起灵，长子顶灵，长媳兜饼，主丧人脚踏黑碗，众亲眷号哭，至大门外，用架杆（彩杆）抬棺，村头设“路祭”。（3）祭典。葬后第二天晚子时“叫门”，后有二七、三七、五七、百日哭坟祭奠。60年代开展平坟还田，丧礼简化，木棺从速土葬。70年代逐步推行火葬，摆花圈，亲属戴黑袖章，葬礼从简。80年代葬礼有复旧趋势。
50年代，城区死者穿寿衣，在家停尸三天，亲属戴白孝，用木棺葬于公墓或故里。1965年，区、街道办事处相继建立殡葬改革领导组织，逐步推行火葬。一般在医院停尸三天。家中居室内设灵位、摆供品，门前放花圈。有的在火葬场召开追悼会。火化后，骨灰存于火化场、公墓或埋于故土。
解放前，回民故后，亲属沿街哭诉。本族群众闻讯出力、出钱、出食品，赠送香料。解放后只向阿訇、挚亲密友报丧。阿訇亲临死者家中读经，后用皂角水为死者净身，以三丈六尺（约12米）白布裹尸。殡日，将尸置于棺内，放入四轮彩杠灵车上，子女亲属着丧服随灵车送至墓地，阿訇读经后举哀，将所备食物招待来宾或送与观众。墓为斜坑。安葬时，尸以北为枕，面朝上，培成圆形土堆。丧主回家后连哭7天，谓哭天门。期间，四日起坟（用土垫实），七日、百日走坟（添土圆坟）。
喜庆
生育 小孩降生后，男家即到媳妇娘家报喜。农村娘家人于第九天、十二天带鸡蛋、红糖、糯米、挂面及小儿衣物等去男家“做月子”，男家设宴款待，并回赠一定数目的红鸡蛋。城市娘家人接信后，一般近期送鸡蛋、红糖等物。亲朋闻讯后于月内携礼前去庆贺。均回赠红鸡蛋。
祝寿 解放前，富贵家庭多兴祝寿，祝寿开始后须年年不中断进行。解放后，群众庆寿视条件改善伙食，长者接受亲人的祝贺。随着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祝寿活动逐步盛行。80年代，多馈赠寿糕、鱼、肉及老人喜爱食品，亲朋聚餐，场面热烈隆重。
节日 逢年过节，亲朋之间互相来往，馈赠礼品，宴请宾客。50～60年代，礼品以馒头、糕点为主；70年代以来，多为烟、酒、土特产及时髦贵重物品。
祭祀 解放前50年代，农村每年古历十二月三十日晚，家家户户提灯笼、端牌位到村头接“家堂”；正月初一，正屋挂中堂、摆神位、设供品；正月初五到村头焚纸送祖；清明、阴历六月初六、七月十五、十月初一，上坟祭拜先祖。城市部分家庭亦有春节挂中堂、摆神位、设供品，清明、阴历六月初六、七月十五、十月初一烧纸、上坟拜祖之俗。“文化大革命”期间禁止祭拜活动。80年代以来，农村及城市部分家庭仍保留节日烧纸、上坟之俗。
乔迁乔迁新居，亲友携礼前去祝贺，主人设宴招待，谓之“温锅”。
第三节 节日
传统节日
春节 解放前至50年代，农村每年腊月二十三日即推米、磨面，筹备年货。年三十，大门外挂松枝、插火香、贴对联，正屋挂中堂、摆神位、设供品；天黑街心“照厅”，家家提灯笼、携香纸到村外接“家堂”，晚食面叶。大年初一吃素水饺，穿新衣串门拜年。初二至十五携礼探亲。年前，城市家庭购买少量肉食、蔬菜。年三十晚吃水饺、放鞭炮，部分家庭摆供品、接家堂。初一吃素水饺，串门拜年。初二起访亲探友。“文革”期间，农村做年货、摆供、照厅、接家堂等俗消失。80年代，农村家庭恢复做年货习俗，进城、赶集购买各种副食品。大年三十，正室挂新式中堂，晚食水饺，看电视欢度良宵。年前，城市家庭购置各种年货。大年三十晚，阖家欢聚，把盏畅饮，看电视至凌晨，食水饺，放鞭炮。初一单位团拜或各自走访拜年。亦有少数烧纸供香者。
元宵节（正月十五日） 50年代，农村大门前挂灯笼，晚间玩龙灯；各村高跷队串庄演出。60年代渐消。80年代，部分村庄成立高跷队、扮玩队，串村进城。城市食元宵、水饺；单位民间扮玩队走街串巷，晚间举办花灯展览。
青龙节（二月初二） 农村历来有炒“蝎子爪”的习惯。解放前至50年代，在庭院用草灰撒成圆形，中心划“十字”，谓之“打囤”。后此俗消失。
清明节 农村、城市群众为已故亲属上坟扫墓。单位群众集体祭扫烈士墓，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放风筝，踏青游玩。
端午节（五月初五） 有门口插艾、吃艾煮鸡蛋、食粽子之俗。近年来仅部分家庭中保留此俗。
中秋节（八月十五日） 解放以来，城市、农村均有晚食月饼赏月的习惯。近年来，城市多走亲访友，互赠礼品；晚间阖家欢宴，把盏对饮。
另有正月初五吃水饺、放鞭炮，夏至喝凉面，冬至吃水饺，腊月初八喝腊八粥、做腊八蒜，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等节日。
回民节日
阿舒拉日 每年伊斯兰教历一月十日为阿舒拉日。节日中礼拜读经，愿以忍耐战胜邪恶，排除非礼，得到安拉的保佑；炸油香自食并送与友好。
圣纪节 每年伊斯兰教历三月十二日为圣纪节，纪念穆罕默德诞生，并以此祈福恕罪，炸油香馈赠亲友。
开斋节 每年伊斯兰教历十月一日为开斋节（又名大尔代节）。是日，穆斯林熏香、沐浴、更衣，前往清真寺作会礼、听宣讲，家中炸油香、烹调佳肴款待亲友；节前一月为斋月，白天禁食，为之拔斋，日落星出时进餐。
古尔邦节 每年伊斯兰教历十二月十日为古尔邦节（又名宰牲节），纪念安拉派遗天神送羊代易丝马仪牺牲。节日里，富裕家庭宰羊或屠牛，用以接待宾客或馈赠亲友。
新节日 建国以来，公历新节日有元旦（1月1日）、国际妇女节（3月8日）、植树节（3月12日）、国际劳动节（5月1日）、青年节（5月4日）、护士节（5月12日）、国际儿童节（6月1日）、中国共产党诞生（7月1日）、建军节（8月1日）、教师节（9月10日）、国庆节（10月1日）。届时，城市及农村有关单位组织庆祝活动。
第四节 恶习
吸毒 济南开埠后，土膏业（鸦片）随外资入侵应运而生。经三路纬八路一带为辖区土膏业主要集中地。1938年有“延寿号”、“三合”、“东方星记”等烟馆，每家资本5000元（银元）以上，从业人员10人左右。解放前夕，暗藏的贩毒、吸毒现象仍然存在。解放后开展了大张旗鼓的禁毒运动，至1952年底，贩毒、吸毒活动基本禁绝。
赌博 1940年，辖区“第一楼”（位于经三路纬七路至纬八路以北地段）等地设有赌场。解放前夕，辖区有明暗赌场多处。1949年，市公安局第七分局查禁赌博，抓获赌犯80余名。后全区多次开展查禁赌博活动，赌博风基本刹住。
娼妓 济南开埠后，以第一楼为中心的书寓（娼妓）业逐步发展起来。1929年12月31日，济南社会局公布乐户（娼户）暂行规则，把全市妓院集中到经三路纬七路至纬八路一带，辟为乐户消纳区。头等妓院分布于树德里、济源里、大生里、共和里、恒善里，二等妓院在“第一楼”，三等妓院分布于永和街、德顺街。其中，大生里的“红楼”书寓，济源里的“凤楼”、“月楼”、“安乐”、“红珠”书寓，树德里的“三翠”、“双凤”、“艳楼”书寓，恒善里的“爱玲”、“双福”、“三荣”书寓，共和里的“宝玉”、“紫云”书寓，是有名的头等妓院，每户资本在200～300元以上。1940年，辖区有乐户81家。1941年达100家（含内城西区），其中头等73家、445人，二等27家、221人。另有日本商人在青莲一里、青莲二里、昭明里开设的妓院，贺家旅馆、日本大院有变相的日本妓院。
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妓院采取从法律上不承认，并结合治安管理进行挤、查、干挠，随之宣布了妓女禁止事项12条。1950年3月，辖区57家妓院、238名妓女全部呈报歇业。
第五章 社会新风
解放前，统治阶级宣扬封建道德，社会上敲诈勒索、尔虞我诈之风盛行。解放后至60年代上半期，全区开展移风易俗、学雷锋、学习毛泽东著作等活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全区上下党群关系密切，人人有理想、有干劲、有朝气、守纪律，团结互助、助人为乐、拾金不昧、敬老爱幼、舍已救人的社会新风尚蔚然成风。“文革”期间，良好的社会风气遭到破坏。1980年后，全区先后开展了“五好居、五好院、五好家庭”、“文明礼貌月”、“五讲四美三热爱”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社会风气逐步好转，好人好事不断涌现。
舍己救人 1989年7月6日下午，营市街街道办事处热处理设备厂仓库保管员李惠美下班回到家里，听到邻居有“救命”的呼喊声，她没顾上脱工作服就急忙向邻居家跑去，只见该家一女孩昏倒在地，她急忙冲进屋去救人，突然煤气爆炸，烈火将其吞没，全身烧伤面积达70％，伤度2～3度。为了抢救她的生命，全区30多个单位基层工会的职工发起义务捐款活动，谱写了一曲“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赞歌。市工会出版了记述这项活动的专辑，《山东工人报》也做了报道。
敬老爱幼 槐荫汽车三队工人孟宪增视同院孤寡老人焦玉英为亲人，十年如一日，坚持为其买煤、买粮、洗衣、做饭、看病。一次，焦大娘发烧几天不见好转，孟宪增先是为大娘煎汤药吃，继而用三轮车将其送往医院，在急诊室里守候了二天，直到痊愈。焦大娘搬迁后，他一直没有间断对大娘的照顾。焦大娘逢人便说：“小孟就是我的亲儿子”。
吴家堡镇西张家庄居民米文娥，其丈夫王民法于1969年因心脏病去世。摆在米文娥面前的是3个年幼的孩子、88岁的爷爷、年老多病的公婆和尚未成家的小叔、小姑。公婆怕连累她，劝她改嫁，米文娥想：我要是走了，老人家会遭受更大的打击，也会给集体增加负担。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她决定留下来。于是安慰老人说：“民法去世了还有我，不论有多大的困难，我一定把孩子拉扯大，照顾好三位老人家”。她白天参加农业劳动，早晚操持家务。她爷爷身怀治疮绝技，看到累得又瘦又黑的孙媳妇，决定打破传男不传女的祖规，教她学医。开始，米文娥感到操持家务就够累了，哪还有精力给人治病。后来又想：我不学就失传了。于是坚持早晚抽空学习，两年后她终于把诊断、手术、配药等医术学到了手。米文娥医德高尚，看病不收治疗费。泰安县一位独身老汉脖子上长“对口疮”，米文娥见他病情严重，家境贫困，就让他住在自己家中，病好后，不仅药钱、饭钱不收，还给他买了返回的汽车票。临走时老汉激动地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的好处”。济南三五二〇厂一青年工人左腿皮下深度脓肿，不慎又摔伤，发展为骨折性恶疮，腿骨表层变色，患处肌肉已大部烂掉，住院治疗3年无效。米文娥没治过这种重症，按秘方痊愈希望很小。为了治好他的病，她翻阅了大量资料，又到济南、长清等地买药，5个月为他动了4次手术。半年后，这个工人扔掉了双拐。现在，米文娥又无私地将医术传给更多的群众。
助人为乐 1981年以来，槐荫低压锅炉厂工人崔昌奎不惧外界的冷嘲热讽，坚持利用业余时间为本厂职工和附近居民义务理发。10年间，先后换了3套工具，从未向组织上提出任何要求。
1982年，西郊公社刘堂村（现段店北路街道办事处刘堂居委会）团支部副书记张勇自谋职业，在本村办起了电器维修部。8年来，坚持为烈军属、孤寡老人义务服务。据不完全统计，先后登门服务360余人次，折款3600余元。
区房管局四所职工王平、王树刚，对本所管辖范围内需要维修的房屋做到心中有数，经常主动登门服务。仅1989年雨季就维修房屋155处，疏通下水道44处；为烈军属义务修房81处，修门窗24扇；为五保户上门服务64次。全年共收到表扬信8封，口头表扬34次。
自强自立 边荣塘，男，济南市光明街小学五年级学生，少先队员。1977年9月生。由于父母离异，母亲身患重病，他从4岁起就学着料理家务。上学后，他刻苦学习，尊敬师长，关心集体，悉心照顾母亲，精打细算安排家庭生活，成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1989年被共青团济南市委评为济南小名士，团省委授予他省级明星队员称号；10月，被共青团中央评为全国十佳少先队员，进京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0月14日，区委作出在全区少年儿童中广泛开展学习边荣塘活动的决定；10月20日，共青团济南市委、市少工委召开“学十佳，学边荣塘”大会，号召全市少先队员开展向边荣塘学习的活动。
建国前，民政工作以动员群众参战、支前，抚慰烈、军属，安置残废、复员军人，建立基层政权，开展救济、救灾等工作为主。建国后，主要从事优抚、安置复员退伍军人、救灾、救济、基层政权建设、行政区划、婚姻登记、殡葬改革等项工作。1985年7月15日，成立全省市区第一家由区政府统一办理的婚姻登记处；1989年被评为省先进婚姻登记处，列为民政部重点联系单位。1988年率先在济南市城区建立社区八大服务网络。
第一节 机构
1951年10月设立区民政股。1952年8月改为民政调解股。1955年9月改为民政科。1968年2月，撤销民政科，由内务组管理民政工作。1976年10月复设民政科。1984年4月改为民政局。1989年，民政局下设办公室、军队离退休干部办公室、基层政权科、优抚科、社会科、民政科、财务科，编制12人。
第二节 优抚
拥军优属 解放后，每逢元旦、春节，区党政有关领导率领慰问组织为驻军慰问演出、馈赠慰问品、征询意见、解决实际困难。各街道办事处优抚组织每年定期、不定期走访慰问烈、军属，送粮、送菜，解决具体问题。1951年，全区共建立拥军优属委员会31个；为535户革命军人、烈士、荣誉军人、复员军人家属颁发了证书；对319户老弱贫苦军、工属进行了照顾和安排，发放优抚粮11276.5公斤，棉衣、被子105件；帮助69户军属解决了就业问题。1979年，全区先后召开两次庆功会，祝贺全区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13名军人荣获二、三等功。1985年，区委、区政府有关领导走访慰问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114名军人家属，帮助解决住房、工作调动等困难。同时，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战士在我心中”和“为边防战士送温暖”活动，全区各界人士共向老山前线部队发慰问信4821封，赠送背心、衬衣、毛巾、鞋垫等慰问品6649件。1989年春夏之际，首都部队奉命实行戒严；6月30日，区政府下发《关于广泛开展热爱、学习、支持子弟兵活动，做好拥军优属工作的通知》，全区共给戒严部队写慰问信4000余封，捐款近万元，捐物1800余件；为军属办实事50余件，召开各种座谈会20次。
国家补助 临时补助 解放后，区政府每年对部分有临时性困难的烈军属、荣誉军人、复退军人和残废军人给予实物（小米、布匹等）或现金补助，同时积极组织烈军属困难户开展生产自救。1954年起，在补助现金的同时，采取以工代赈的方法，组织烈军属参加街道生产劳动及其他临时性工作，同时注重优先为烈军属安排工作。1972～1989年，全区共发放临时补助金13.7万元。
定期定量补助 1957年起，为全区孤老烈属（含病故、失踪军人家属）、烈士遗孤发放定期定量补助。一户一人者每月补助2～3元，一户两人者每月补助3～5元。1960年，辖区发生严重水灾，每人每月增补10～15元。1979年11月重新确定5种补助对象（1、孤老烈属和孤老病故军人、失踪军人的家属；2、没有亲属扶养或虽有亲属而无力扶养的烈士、病故军人、失踪军人的未成年子女；3、丧失劳动能力而其子女又无力赡养的烈士、病故军人、失踪军人的父母和配偶；4、带病回乡不能经常参加生产劳动，生活特别困难的复员军人、退伍军人；5、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生活困难的复员军人），每人每月补助15～20元。1983年，每人每月补助提高为30元。1984年6月，定期定量补助调整为定期抚恤金，每人每月40元。1989年1月起调整定期抚恤金标准，烈士和因公牺牲军人家属平均不低于50元，病故军人家属平均不低于45元。1972～1989年，全区共发放定期定量补助789人次，共22.35万元。其中1989年发放定期定量补助77人，共4万元。
国家抚恤 1950年起，对因战、因公牺牲及病故的有关人员的家属和因战、因公致残的军人、革命工作人员、民兵、民工等实行优待抚恤。1952、1953、1955、1979、1980、1984、1985、1988年，先后8次调整牺牲、病故抚恤费标准。1952、1953、1955、1965、1978、1982、1984、1988年先后8次调整残废抚恤费标准。1973年10月，全区享受残废抚恤人员共362人，1981年为437人，1989年达511人。1971～1989年，全区共发放残废抚恤金48.39万元。
第三节 安置
复员退伍军人安置 50年代，区政府先后设立“复员委员会”、“转业建设委员会”；60年代中期改为“复退军人安置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按照“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妥善安置，各得其所”的原则，安置复员退伍军人。1951～1964年共安置189名。“文化大革命”期间停止安置。1976年后恢复。1981年起，实行“按系统分配，包干安置”的办法。1983～1985年，按照民政部、公安部、劳动人事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城镇安置工作要体现鼓励先进，鞭策后进”的原则，对立功授奖、超期服役、在部队表现好的98名退伍军人，优先予以照顾。1986年，按照有关规定，城市待业青年入伍前先安排工作，退伍后复工复职；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荣立三等功和三等残废的农村籍战士，退伍后转为非农业人口，安置工作。1974～1978、1981～1989年，全区共安置复员退伍军人4954名。其中1989年，全区安置174名，段店、吴家堡两镇军地两用人材开发使用率达100％。
军队离退休干部安置 1969年前由区人民武装部安置军队离退休干部。1969年后交区民政局管理。
离休干部由区民政局统一管理，实行分散安置（住原单位房、配偶房及组织安排房）的方法，享受同等县级干部的政治待遇，定期组织学习，每年外出参观旅游1～2次，元旦、春节期间，区政府有关领导对其走访慰问。1982年，24名退休干部改为离休，9名18级以上干部享受县（处）级待遇。1986年，23名离休干部转区老干部局管理。1989年，区民政局共管理离休干部8名。
退休干部由街道办事处代管，负责发放工资、召开节日（元旦、春节）座谈会、走访慰问等。1989年全区共管理退休干部15名。
残疾人安置 50年代初建立区社会福利工业，吸收残疾人参加生产自救劳动。1979～1989年，全区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共823人。十年间，通过社会和社会福利厂招工、父母退休后顶替、参加居办生产组（店）劳动、个人自谋职业等途径，先后安排残疾人员814名，安置率达99.5％。
第四节 救济
社会救济 1948年11月，区委在北大槐树、西市场、小辛庄、南窑厂等贫困地区为78户贫困户发放小本贷款1000万元（北海币）。1949年起，对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的孤老病残人员及其他符合条件的人员发放定期救济，对其它因各种原因造成临时性困难者给予临时性补助。解放初，以实物救济为主，后逐步发展到以现金为主。1962年7月13日，辖区遭受严重水灾，政府及时调拨救济粮3950余公斤，当年长期救济400户、757人、3214.6元，入冬后为5039户、6340人发放御寒物品。1987年8月26日，辖区暴雨成灾，全年共调拨救济款23.9万元。1972～1989年，全区共发放社会救济款（含自然灾害救济）90.82万元。
退职人员救济 根据国务院［1965］国内字224号文件和民政部、财政部［1982]14号、30号文件精神，对1957年前参加工作、1961～1965年6月9日期间被精简辞退的职工，凡是全部、大部丧失劳动能力或年老体弱长期患病、影响劳动较大，家庭生活无依靠者，由当地民政部门按月发给本人原标准工资40％的救济费，凭医疗单位收费凭证由民政部门补助2/3的医疗费。1972～1989年，全区共有17名被精减辞退的职工办理了享受40％救济的手续。
第五节 婚姻管理
结婚登记 解放后，男女双方持单位婚姻状况介绍信、户口簿到驻地街道办事处办理结婚登记。70年代大力提倡晚婚，每年晚婚率在98％以上。1979年后每年办理结婚登记2000余对，1981年最高达5721对。1985年7月15日起到区婚姻登记处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增交合影照片3张。1987年起增验身份证。1989年起增交体检证。1972～1989年，全区共登记结婚45616对。
离婚登记 解放后，男女双方自愿离婚，子女、财产等方面达成协议者，由区民政科（局）受理，男女双方当事人须交单位证明信、个人离婚申请书、子女财产协议书。区民政科（局）立案后，本着调解和好、慎重处理的原则，认真听取当事人陈述理由，并派专人到其工作单位、驻地居委会调查了解情况，决定是否准其离婚。50年代因受旧社会包办婚姻的影响，离婚人数较多，每年有数十对。其中1953年高达223对。60～70年代处于稳定状态，一般每年在10对以内。1985年7月15日起，区婚姻登记处承办离婚手续。是年起，离婚案逐年增多。1985年为18对，1989年增至69对。1972～1989年，全区共登记离婚317对。
复婚登记 解放后至1985年7月，由各街道办事处办理驻地人员复婚登记。一般先对当事人进行教育，后收回离婚证或调解书、判决书，再办理复婚登记。1985年7月15日起改由区婚姻登记处办理。
第六节 殡葬改革
50年代及60年代初，农村、城区为死者举行葬礼，用木棺葬于公墓或故里。1964年，济南市始建火葬场。1965年起将推行火葬作为民政重点工作之一，区、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相继建立殡葬改革领导组织，广泛进行宣传教育，实行分片包干责任制。随着群众认识程度的提高，火化率逐年上升。70年代，农村逐步推行火葬。1985年下半年，区民政局、振兴街街道办事处五居与粟山火化场联合成立殡葬服务站，开展销售花圈、寿衣、整容、运尸等系列服务工作。1987年建立健全全区各级红白理事会，积极开展殡葬改革。1985～1989年，槐荫区被评为市殡葬改革先进单位。
第七节 社区服务
1988年5月，区政府转发区民政局《关于开展城市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同年7月成立区社会保障委员会。1989年底，全区建起以民政对象为主体，以福利事业为基础，以街、居为依托，以社会化服务为主要方式的社区服务八大工作网络。
老年人服务 全区共建起敬老院15处（镇办敬老院2处，村办敬老院13处），福利院2处，老年人活动站、服务站64处，老年人包户组91个，老年婚姻介绍所23个。对散居在家的社会孤老，采取“三定五包”（定人员、定时间、定项目；包医、包食、包住、包行、包丧）的办法服务到户。1989年，振兴街街道办事处建成济南市城区较大的社会福利中心，以供养社会孤老、代养家庭无力照顾的老年人、为社会群众服务为宗旨，下设颐养区、医疗康复区、生活保障区及旅馆部，共有护理员、保健医生、炊事员、管理员15人，收养孤老4名，代养老人6名，安排残疾人5名。
残疾人服务 全区共兴办社会福利企业19个，通过各种渠道安排残疾人814名，占有劳动能力残疾人的99.5％。8个街道办事处在本市率先建起残疾人基金会，城区社会福利厂大部分为残疾人办理了养老金保险。全区建立残疾人婚姻介绍所6处。1987年，振兴街街道办事处八居金属机械厂建起本市第一处残疾人康复中心，有按摩椅、健身球、神灯、手拉器等器械20余件。
精神病人服务 全区共建立家庭病床34张，工疗站2个，看护组45个。绝大多数病人都能得到积极的治疗和较好的生活。
优抚对象服务 全区共建立区、街、居三级优抚对象服务指导小组220个，军烈属服务站16个，活动之家53处。十个街道办事处建起“四定”（定时、定点、定人、定措施）“一条龙”联合服务组织，常年坚持上门服务。振兴街街道办事处拥军优属服务站有工作人员5～6名，长期为烈军属生活服务。
便民利民服务 全区共建立各类便民利民服务网点200余处，服务项目近千个，基本解决了群众吃饭、理发、修理、做衣等难题。振兴街街道办事处“新家庭劳务事业部”，以家庭服务为主，重点为老、弱、病、残、婴（幼）儿护理提供服务。
民俗改革服务 全区共成立民俗改革理事会226个，以婚姻、殡葬改革为重点，主要为基层服务。
青少年儿童服务 全区共建立街（单位）、居、家庭幼儿园（所）219处，青少年之家91处，活动站103处，“帮教”小组113个。振兴街街道办事处六居新建一所法律学校，负责失足青少年的教育转化工作。
综合治理服务 全区以107个治保会为依托建起调解组织，开展民事调解、夜间值班巡逻等活动。
第二章 宗教 侨务
明代，先后建立北大槐树、小金庄、孟王庄等3处清真寺。1911年建立北大槐树清真女寺。1913年，中华基督教自立会由青岛迁至济南；同年在现经四路625号购地21亩（1.4公顷）建起临时礼拜堂，袁曰俊为首任牧师。1915年在此处成立山东中华基督教自立总会；同年建立基督教灵恩会北大槐树、南大槐树、裕忠里、道德三街、经四路纬九路、经三路纬八路等分会。1924年在经四路兴建山东中华基督教自立总会礼拜堂，1926年落成；同年建立基督教卫里公会南辛庄分会。1935年，瑞典教士顾显真在经二路纬九路创办基督教神召会。1936年，朱约纳在经五路小纬四路创办基督教真耶稣会。1940年建立纬十一路清真寺。1942年，复继芳、刘月英在道德三街创办耶稣家庭。解放后至“文化大革命”前，正当的宗教活动受到限制。“文化大革命”期间，教会被取缔。1978年后，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维护正当宗教活动。
解放前，辖区有148人先后到亚洲、北美洲等地定居。解放后至“文化大革命”前，有少部分华侨到本区定居，区内少数人迁居香港。“文化大革命”期间，海内外双方联系甚少。1978年后，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海内外双方恢复正常交往。解放后至1989年，先后有30名华侨在辖区定居（大部分为外地迁居本区者），22名出国留学、定居和涉外婚姻者离境，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到区探亲观光100余人次，归侨、侨眷出国探亲48人次。1989年底，辖区居住在海外及港澳的同胞约379户、794人，分布于美国、印度尼西亚、日本、加拿大、朝鲜、韩国、马来西亚等23个国家和地区，从事教育、工程技术、金融、航空、医务等职业的约占10％。全区归侨、侨眷、香港眷属共511户、1398人。其中归侨30人，侨眷375户、1053人，香港眷属136户、345人；与海外有通信联系的约占90％，有通汇联系的约占45％，有探亲联系的约占20％；工人约占85％，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医生约占15％。
第一节 机构
1948～1978年、1978～1981年，先后由区委统战部和区政府办公室管理侨务工作。1948～1981年，由区委统战部管理宗教工作。1981年3月成立区民族宗教侨务办公室。
第二节 宗教
基督教 1951年，经五路小纬四路真耶稣教会迁至道德街，董兆璞负责，有信徒100人。1959年，灵恩会分会、卫里公会南辛庄分会、神召会、真耶稣教会停止活动。“文革”期间，经四路基督教会礼拜堂关闭。1981、1986年，经四路、裕忠里等教堂分别修复开放。1989年，辖区有经四路、裕忠里两处教堂；经四路基督教堂为济南市最大的基督教活动中心，每次参加礼拜者600～700人，圣诞节达1000人左右。
伊斯兰教 解放初，辖区有清真寺6处。1962年，吴家堡镇西张家庄清真寺遭水淹废弃。1966年，北大槐树清真寺、纬十一路清真寺、北大槐树清真女寺关闭。1981、1988年，北大槐树清真寺、北大槐树清真女寺先后重修开放。1989年，辖区有北大槐树清真寺、北大槐树清真女寺、小金庄清真寺、孟王庄清真寺等4处。
第三节 侨务
“文革”前安置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柬埔寨等国家部分归侨在辖区定居。1979年起落实党的侨务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对归侨、侨眷在政治上一视同仁，在生活上根据特点予以适当照顾。1984年起陆续接待来区探亲、观光的海外华人、华侨及港澳同胞，1986年后人数逐渐增多。1987年起，鼓励归侨、侨眷（属）和港澳眷属积极与海外亲属联系，提供经贸信息，牵线搭桥，为振兴槐荫经济服务。1978～1989年，先后平反冤假错案1起；落实私房政策，核查16户、285间、3431平方米，退还产权2户、22间、292.4平方米，发放补偿费934.54元；退还“文革”前没收香港眷属房屋11间、81.8平方米，发放占用侨眷亲属19间房屋费6300元；退还“文革”期间查抄物品49件，赔款949.42元；接待海外华人、侨胞和港澳同胞113人次；发动归侨、侨眷集资兴办侨属企业4家（华侨美术装饰厂、华侨印刷厂、华侨服务部、华侨经销部）、侨联业校1所，提供经济信息40余条；经牵线搭桥，区属有关部门同美国、日本、南朝鲜、香港等8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界人士签定意向书20余项，意向投资额突破百万美元。
第三章 人民生活
第一节 城区居民生活
解放前，城区居民多住平房。北大槐树地区地势低洼，90％的人住地窖、窝棚，素有“鸭子湾”、“棚户村”之称。群众日常吃杂粮，拌以糠菜，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成年人多无固定职业，以下大力、打零杂为生。据统计，解放前夕，五里沟地区464户、1634人，其中拉地排车、推小车、“扛大个”共247户，小商贩98户；北大槐树地区1700余户、7000余人，其中雇工65户，捡破烂24户，肩挑小贩98户，拉地排车37户，做小生意22户，拉洋车23户，小手工业者27户，换洋火5户，种田19户，其他76户。大部分贫困家庭的适龄儿童不能入学。由于生活所迫，有的家庭外出讨饭、卖儿卖女，有的人冻饿而死。五里沟地区外出讨饭20户，卖儿卖女4户，冻死饿死6人；北大槐树部分地区被逼死、饿死14人，卖儿卖女7户。
解放后，政府通过以工代赈，发放小本贷款、救济粮等形式，解决了部分贫困群众的生活问题。随着生产的迅速发展，就业人员不断增加，生活逐步好转。据1963年调查，五里沟街道办事处地区812户、3311人。其中国家干部45人，工人725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9％；中学生336人，比解放前增长了15倍；大学生28人，比解放前增长了6倍；收音机119架，比解放前增长了7.8倍；自行车246辆，比解放前增长了7倍多。北大槐树街道办事处地区2455户、10998人。其中国家干部21人，工人312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0％以上；中学生573人，比解放前增长了18.4倍；大学生38人，比解放前增长了9.5倍；收音机326架，比解放前增长了9.6倍；自行车529辆，比解放前增长了12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1984年7月，辖区抽样600户调查，平均每百户有大衣柜110个，写字台61个，沙发104个，自行车179辆，摩托车2辆，黑白电视机82台，彩色电视机2台，收音机88台，收录机29台，电唱机9台，照像机4架，机械手表209只，电子手表16只，电冰箱1台，电风扇70台。1989年人均居住面积达7.78平方米，为1985年的1.13倍；区属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年人均工资达1812.2元，集体所有制单位年人均工资达1548.5元；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高档家用电器基本推广普及。
第二节 农村居民生活
解放前，辖区农村居民多数住数代相传的土屋草房。正常年景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生活，灾荒年月被迫外出讨饭。沿黄盐碱涝洼地带收成甚微，群众一直在饥饿线上挣扎。只有少数地主、富农过着富足的日子。
解放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粮食产量逐步增加。1964年，沿黄地带（现吴家堡镇地区）改种水稻成功，第一次卖余粮30万公斤。1966年，段店、大金、田庄、朱庄、郑庄等5个公社（现段店镇地区）平均粮食亩产210公斤，为1949年的1.89倍。群众吃饭问题基本得到解决。1978年前，群众住房由草坯房过渡为砖瓦房，西郊公社（现段店镇地区）房屋占地面积比解放初期增长1倍。1978年后，村镇经济飞速发展。1988年，段店镇、吴家堡镇40％的村实现道路沥青化，30％的村吃上自来水，20％的农家盖起前出厦正房、门楼彩壁，部分人家住上楼房；其中段店镇28个村铺设沥青路61公里，整修、拓宽道路26公里，旧村住房改造192.4万平方米。1989年，全区农村人均收入达850元，比1987年增长7.9％，其中段店镇人均收入，1980年为144元，1989年增至860元。群众主食基本细粮化，副食、蔬菜品种增多，住宅、服饰、交通工具、日用品等逐步向高档化迈进。1989年，在段店、吴家堡两镇抽样120户调查，有自行车271辆，缝纫机81架，钟129只，手表261只，电风扇130台，洗衣机27台，电冰箱6台，摩托车12辆，大型家具（沙发、大衣柜、写字台）527件，收音机72台，黑白电视机109台，彩色电视机11台，收录机40台，照像机2架。张家庄、老屯、段店、匡山、大金庄、大杨庄、由李庄等6个村，由半农半菜型变为基本工商型，全年总收入超过千万元，人均收入超千元，成为有名的都市村庄。
第四章 民间习俗
第一节 生活习俗
饮食 解放前，城市、农村群众多以杂粮、糠菜为主食，吃高粱（玉米）饼子、煎饼、窝窝头，喝稀粥（饭），细粮很少，副食稀罕；富贵人家多吃面食，品种繁多，肉类、菜蔬不断。
50～70年代，城市、农村仍以杂粮为主食；白菜、豆腐、豆芽等为城区主菜，农村多吃咸菜。1978年后，城市、农村以面粉、大米为主食。80年代，城乡主食品种多为馒头、米饭、包子、面条、烧饼等。城区副食种类繁多，鸡、鱼、肉、蛋不断，多数家庭每餐两菜以上；农村蔬菜增多。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馄饨、鸡蛋包、豆腐脑、甜沫、馓子、粽子、把子肉等成为城区居民传统小吃，部分人以牛奶、豆奶补体。
回民主食品种基本同于汉族。喜吃牛羊肉，节日、喜庆食油香。
服饰 清末民国初年，城市贵人男穿长袍、马褂、甩裆宽腿裤，扎丝腿带；女着旗袍、大褂，内衣艳丽，外衣尚素。40年代，城市工作人员男穿西服、中山服、大褂、长袍，女穿旗袍、短卦、长裙；学生穿制服；农村及城市群众多穿自缝布结对襟（男）褂、斜大襟（女）褂，肥腰裤，扎腿带。
50年代，城市学生、工作人员多穿中山装、列宁装，农村成年人着黑、灰、蓝色对襟、斜大襟褂。60年代中期，城市以中山装、国防服、学生服为入时；“文革”初期时兴草绿军装，中期风行银灰色装，后期时兴灰色夹克装、蓝色工装，浅彩色上衣开始出现，以化纤上衣为上。
80年代，城市青年服饰多变，女子尤甚。初期，男紧上衣、喇叭裤，继而西装、牛仔裤流行；女装由朴素转为艳丽，又趋于素雅，裤子渐短，夏季衣裙以柔、滑、轻、薄为上，春秋以马夹、线衣为入时，冬季以面包服、滑雪衫为时髦。末期，年轻女性春秋穿呢裙，学生着夹克衫、健美裤，夏季裙衣多样化；男性以西服、呢大衣、防寒服及中山、学生、夹克装为主。农村男性老年对襟褂渐消，青年人步城市后尘。
昔日，回族教长、阿訇、乡老戴白色礼拜帽，近年来回民群众戴此帽者增多。
房舍 解放前及50年代，农家多为独院，有大门、院墙、影壁墙、正屋、厨房、栏圈等。正屋居北，为主体，设一门两窗；栏圈位于大门左侧。均系土坯墙、木棂窗、木檩梁、秫秸椽、麦草顶。60年代后半期，向石基坯砖墙、玻璃门窗、苇秸椽、草（瓦）顶及石基砖墙、瓦顶发展。80年代，多筑高台前出厦正屋，外敷水磨石，内涂料粉饰，大门、影壁墙饰瓷瓦；两层楼亦不少见。
解放前，城区富裕人家多住一进四合院或数进四合院，闹市区沿街有部分民国初年所建起脊二层楼，北大槐树一带穷人多住草席窝棚。60年代，窝棚改为砖瓦房；公共住宅为排房，每户一间半或两间，以石基、砖墙、木架、大瓦顶的简易平房为主。70年代，建起一批砖石墙体、钢筋混凝土楼板、沥清炉渣平顶的简易四层住宅楼。后楼房布局呈多样化，始以走廊与各户相通，继而改为一梯四户、两户不等。80年代逐步向高层、高标准发展，造型新颖，装饰华丽，每层两户、三户不等，每户二室一厅或三室一厅，厨房、卫生间、前后阳台俱全。
器用
炊具 解放前、50年代初，农村及部分城市家庭用柴草灶、风箱做饭，使用泥盆、瓦缸、铁铲、木勺、笊篱、铁筲、木桶、生铁锅、葫芦瓢等器具。50年代后期，城市普遍使用煤球炉。60年代，钢精、塑料器皿进入市民家庭，旧式炊具逐步淘汰。70年代，城市广泛使用蜂窝煤炉；农村始用蜂窝煤炉、钢精器皿等。80年代，城市使用煤气灶户增多，高压锅、电气灶具开始进入部分家庭；农村广泛使用蜂窝煤炉，柴草灶所剩无几。
餐具 解放前、50年代，城市、农村宴客多用大海碗、平碟、锡酒壶、小酒盅；日常就餐用粗瓷碗（黑、白）、竹木筷。70年代，城市转向细瓷小碗，配备大小盘碟；农村多用粗瓷白碗。80年代，城市开始使用成套细瓷餐具（有布碟、汤碗、汤盘、汤匙、瓷酒壶、高脚酒杯等），部分家庭备有火锅、啤酒套具，后期不锈钢餐具出现；农村逐步向细瓷多样化发展。
家具 60年代前，农村人家普遍睡土炕，少数家庭室内摆方桌、条几、椅子、板凳、橱柜等；城市多用木板床、鬃床，室内摆方桌、椅子、箱、橱等。70年代，城市时兴钢丝床、组合木床，农村逐步向铁床过渡；1978年后，镶镜大衣柜、高低柜、菜橱、书橱、酒柜、写字台、沙发等开始在城乡出现。80年代，城乡兴起置办家具热潮，作工精细、风格典雅、色调明快的捷克式、镜框式、板式组合家具相继出现。期间，席梦思床进入部分城市家庭，电镀折叠桌椅等逐步在城市普及。
交通工具农村，50年代前靠肩挑步行，用独轮车（木轮）、大车、地排车（死胎）运输。60年代出现马拉大胶皮车、活胎地排车和独轮车，自行车较少。70年代用拖拉机、汽车运输，自行车逐步增多。80年代，小型拖拉机进入部分农户，自行车为必备工具，少数人拥有摩托车。城市，60年代前靠汽车、地排车运输，居民外出乘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70年代用汽车、拖拉机、机动板车运输，居民外出乘公共汽车、电车，骑自行车人增多，部分人拥有摩托车。80年代，汽车、电车、摩托车、自行车剧增，交通日益便利。
其它生活用具 50年代前，农村用植物油灯、煤油灯照明，陶盆洗浴，火盆（烧玉米芯、谷糠）取暖，竹篮、箢子、簸箕、长布袋、瓦缸等盛粮食杂物，粗瓷茶具饮水，少数家庭有保温瓶。60年代中期，农村开始用电灯照明，铁盆洗浴，煤坯炉取暖；城区少数家庭拥有座钟、挂表。70年代，塑料盒、筐、袋等陆续进入农家，普遍用麻袋、尼龙袋储粮，木挂钟、保温瓶逐步普及；城市以台灯、日光灯、石英钟为入时。80年代，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电风扇等逐步在城市普及，多数家庭置办精细茶具、气压水瓶、凉水瓶套具、淋浴器、土暖气，装饰各种吊灯、壁灯，石英钟、电子表广泛使用；农村也不少见。
第二节 礼仪习俗
婚嫁 解放前，农村媒人视男女双方家庭状况提亲，两家同意后，男家即给女家送红帖，以示订婚，再给女家送鸡、鱼、布匹等物，谓“穿柬”，后两家择日撒帖结婚。婚前，女家陪嫁桌、箱、柜、凳之类。婚日，男家用花轿迎娶，古乐伴奏。轿至夫家大门，两幼女为新娘添胭粉，新娘由“架客”搀扶，踏红毡，过板凳，进花堂，拜天地，入洞房，新郎、新娘喝交杯酒，新娘吃下桥扁食。宾客入席，猜拳行令。晚间，晚辈人闹房、听房。新娘坐帐三日。三日、十二日“回门”，男家拿“合礼”钱，女家设宴招待。50年代，男女开始见面相亲，用花轿迎娶，新娘由穿蟒袍玉带、蒙红盖头，改为戴眼镜、手套，穿棉袍、大褂；后期，新娘穿便衣，乘大车。60年代以来，男女双方相亲同意后，女方择日去男家，男方设宴招待，同时男女二人进城购衣、照像，此谓定亲；后男方给女家送鸡、鱼、肉等礼品，女方设宴招待，谓之认亲；婚前，男方付与女方衣裳钱，两家择日撒帖结婚。60年代至70年代初，多用自行车迎娶，女方陪嫁桌、椅、箱、柜、梳妆用具等。1978年后，新娘逐步改乘小轿车，女方陪嫁收音机、缝纫机、自行车、手表、黑白电视机等，彩色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随之成为陪嫁品。
解放前，城市婚姻亦讲究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历经提亲、订婚、迎娶、回门等阶段。旧式婚礼，新郎穿大褂、戴礼帽，新娘着凤冠蟒袍，花轿至夫家，亦有拜堂、入洞房、喝交杯酒、吃下轿扁食、坐帐三日之规。新式结婚，新郎穿长袍、马褂或西服，新娘着旗袍或西式盖地长裙，用马车、彩车（汽车）迎娶新娘，由伴娘陪伴，童男童女牵纱提篮，拜堂后，新郎新娘喝交杯酒，新娘吃下轿扁食。解放后，男女择偶由介绍人牵线或自由恋爱。50～60年代，单位工作人员多选节日、纪念日成婚，简单朴实，气氛热烈；新房陈设桌椅箱凳之类。70年代后半期，少数成婚家庭用小轿车接新娘，在饭店招待宾客，有的夫妇外出度蜜月；嫁妆以缝纫机、自行车、手表、沙发、大衣柜为主。80年代中期，追求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新式组合家具、席梦思床、金首饰等高档用品。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结婚大付“喜钱”、大宴宾客之风盛行。期间，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组织大力倡导集体婚礼，收到一定成效。
解放前，辖区北大槐树地区少数富裕回民家庭亦用花轿、彩车迎娶新娘。穷人媳妇坐独轮车，上系一条红绸，少有坐素轿者。新娘到婆家后，阿訇读经，写“一扎布”（真主面前的结婚证），后用秫秸夹住插在檩梁上。婚后第二天新娘回门，当天返回。满月后回娘家住一个月，称“住对月”。解放后，除写“一扎布”外，其它基本同于汉族婚俗。
丧葬 解放前，农村穷人丧事简陋，富人大操大办。50年代主要仪式有：（1）停尸。人死后，其子女即到亲戚家报丧，遇长辈或岁数大者叩头。家中用秫秸夹一叠烧纸插于大门外；死者口含铜钱，穿寿衣，在正室内停灵三日；富有者扎灵棚，民乐伴奏；三日之内亲友吊祭，执宾于大门处高呼“打礼”，子女着孝衣、拄哀杖，于灵床两侧号哭，并向来宾叩头致谢；亲朋好友上供品、花“人情”钱、送帏帐；子女每日到土地庙送“盘缠”、送浆水；三日晚，乡邻端供品，携纸钱辞灵。（2）出殡。殡日，子女到村西南“送三”。午时起灵，长子顶灵，长媳兜饼，主丧人脚踏黑碗，众亲眷号哭，至大门外，用架杆（彩杆）抬棺，村头设“路祭”。（3）祭典。葬后第二天晚子时“叫门”，后有二七、三七、五七、百日哭坟祭奠。60年代开展平坟还田，丧礼简化，木棺从速土葬。70年代逐步推行火葬，摆花圈，亲属戴黑袖章，葬礼从简。80年代葬礼有复旧趋势。
50年代，城区死者穿寿衣，在家停尸三天，亲属戴白孝，用木棺葬于公墓或故里。1965年，区、街道办事处相继建立殡葬改革领导组织，逐步推行火葬。一般在医院停尸三天。家中居室内设灵位、摆供品，门前放花圈。有的在火葬场召开追悼会。火化后，骨灰存于火化场、公墓或埋于故土。
解放前，回民故后，亲属沿街哭诉。本族群众闻讯出力、出钱、出食品，赠送香料。解放后只向阿訇、挚亲密友报丧。阿訇亲临死者家中读经，后用皂角水为死者净身，以三丈六尺（约12米）白布裹尸。殡日，将尸置于棺内，放入四轮彩杠灵车上，子女亲属着丧服随灵车送至墓地，阿訇读经后举哀，将所备食物招待来宾或送与观众。墓为斜坑。安葬时，尸以北为枕，面朝上，培成圆形土堆。丧主回家后连哭7天，谓哭天门。期间，四日起坟（用土垫实），七日、百日走坟（添土圆坟）。
喜庆
生育 小孩降生后，男家即到媳妇娘家报喜。农村娘家人于第九天、十二天带鸡蛋、红糖、糯米、挂面及小儿衣物等去男家“做月子”，男家设宴款待，并回赠一定数目的红鸡蛋。城市娘家人接信后，一般近期送鸡蛋、红糖等物。亲朋闻讯后于月内携礼前去庆贺。均回赠红鸡蛋。
祝寿 解放前，富贵家庭多兴祝寿，祝寿开始后须年年不中断进行。解放后，群众庆寿视条件改善伙食，长者接受亲人的祝贺。随着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祝寿活动逐步盛行。80年代，多馈赠寿糕、鱼、肉及老人喜爱食品，亲朋聚餐，场面热烈隆重。
节日 逢年过节，亲朋之间互相来往，馈赠礼品，宴请宾客。50～60年代，礼品以馒头、糕点为主；70年代以来，多为烟、酒、土特产及时髦贵重物品。
祭祀 解放前50年代，农村每年古历十二月三十日晚，家家户户提灯笼、端牌位到村头接“家堂”；正月初一，正屋挂中堂、摆神位、设供品；正月初五到村头焚纸送祖；清明、阴历六月初六、七月十五、十月初一，上坟祭拜先祖。城市部分家庭亦有春节挂中堂、摆神位、设供品，清明、阴历六月初六、七月十五、十月初一烧纸、上坟拜祖之俗。“文化大革命”期间禁止祭拜活动。80年代以来，农村及城市部分家庭仍保留节日烧纸、上坟之俗。
乔迁乔迁新居，亲友携礼前去祝贺，主人设宴招待，谓之“温锅”。
第三节 节日
传统节日
春节 解放前至50年代，农村每年腊月二十三日即推米、磨面，筹备年货。年三十，大门外挂松枝、插火香、贴对联，正屋挂中堂、摆神位、设供品；天黑街心“照厅”，家家提灯笼、携香纸到村外接“家堂”，晚食面叶。大年初一吃素水饺，穿新衣串门拜年。初二至十五携礼探亲。年前，城市家庭购买少量肉食、蔬菜。年三十晚吃水饺、放鞭炮，部分家庭摆供品、接家堂。初一吃素水饺，串门拜年。初二起访亲探友。“文革”期间，农村做年货、摆供、照厅、接家堂等俗消失。80年代，农村家庭恢复做年货习俗，进城、赶集购买各种副食品。大年三十，正室挂新式中堂，晚食水饺，看电视欢度良宵。年前，城市家庭购置各种年货。大年三十晚，阖家欢聚，把盏畅饮，看电视至凌晨，食水饺，放鞭炮。初一单位团拜或各自走访拜年。亦有少数烧纸供香者。
元宵节（正月十五日） 50年代，农村大门前挂灯笼，晚间玩龙灯；各村高跷队串庄演出。60年代渐消。80年代，部分村庄成立高跷队、扮玩队，串村进城。城市食元宵、水饺；单位民间扮玩队走街串巷，晚间举办花灯展览。
青龙节（二月初二） 农村历来有炒“蝎子爪”的习惯。解放前至50年代，在庭院用草灰撒成圆形，中心划“十字”，谓之“打囤”。后此俗消失。
清明节 农村、城市群众为已故亲属上坟扫墓。单位群众集体祭扫烈士墓，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放风筝，踏青游玩。
端午节（五月初五） 有门口插艾、吃艾煮鸡蛋、食粽子之俗。近年来仅部分家庭中保留此俗。
中秋节（八月十五日） 解放以来，城市、农村均有晚食月饼赏月的习惯。近年来，城市多走亲访友，互赠礼品；晚间阖家欢宴，把盏对饮。
另有正月初五吃水饺、放鞭炮，夏至喝凉面，冬至吃水饺，腊月初八喝腊八粥、做腊八蒜，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等节日。
回民节日
阿舒拉日 每年伊斯兰教历一月十日为阿舒拉日。节日中礼拜读经，愿以忍耐战胜邪恶，排除非礼，得到安拉的保佑；炸油香自食并送与友好。
圣纪节 每年伊斯兰教历三月十二日为圣纪节，纪念穆罕默德诞生，并以此祈福恕罪，炸油香馈赠亲友。
开斋节 每年伊斯兰教历十月一日为开斋节（又名大尔代节）。是日，穆斯林熏香、沐浴、更衣，前往清真寺作会礼、听宣讲，家中炸油香、烹调佳肴款待亲友；节前一月为斋月，白天禁食，为之拔斋，日落星出时进餐。
古尔邦节 每年伊斯兰教历十二月十日为古尔邦节（又名宰牲节），纪念安拉派遗天神送羊代易丝马仪牺牲。节日里，富裕家庭宰羊或屠牛，用以接待宾客或馈赠亲友。
新节日 建国以来，公历新节日有元旦（1月1日）、国际妇女节（3月8日）、植树节（3月12日）、国际劳动节（5月1日）、青年节（5月4日）、护士节（5月12日）、国际儿童节（6月1日）、中国共产党诞生（7月1日）、建军节（8月1日）、教师节（9月10日）、国庆节（10月1日）。届时，城市及农村有关单位组织庆祝活动。
第四节 恶习
吸毒 济南开埠后，土膏业（鸦片）随外资入侵应运而生。经三路纬八路一带为辖区土膏业主要集中地。1938年有“延寿号”、“三合”、“东方星记”等烟馆，每家资本5000元（银元）以上，从业人员10人左右。解放前夕，暗藏的贩毒、吸毒现象仍然存在。解放后开展了大张旗鼓的禁毒运动，至1952年底，贩毒、吸毒活动基本禁绝。
赌博 1940年，辖区“第一楼”（位于经三路纬七路至纬八路以北地段）等地设有赌场。解放前夕，辖区有明暗赌场多处。1949年，市公安局第七分局查禁赌博，抓获赌犯80余名。后全区多次开展查禁赌博活动，赌博风基本刹住。
娼妓 济南开埠后，以第一楼为中心的书寓（娼妓）业逐步发展起来。1929年12月31日，济南社会局公布乐户（娼户）暂行规则，把全市妓院集中到经三路纬七路至纬八路一带，辟为乐户消纳区。头等妓院分布于树德里、济源里、大生里、共和里、恒善里，二等妓院在“第一楼”，三等妓院分布于永和街、德顺街。其中，大生里的“红楼”书寓，济源里的“凤楼”、“月楼”、“安乐”、“红珠”书寓，树德里的“三翠”、“双凤”、“艳楼”书寓，恒善里的“爱玲”、“双福”、“三荣”书寓，共和里的“宝玉”、“紫云”书寓，是有名的头等妓院，每户资本在200～300元以上。1940年，辖区有乐户81家。1941年达100家（含内城西区），其中头等73家、445人，二等27家、221人。另有日本商人在青莲一里、青莲二里、昭明里开设的妓院，贺家旅馆、日本大院有变相的日本妓院。
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妓院采取从法律上不承认，并结合治安管理进行挤、查、干挠，随之宣布了妓女禁止事项12条。1950年3月，辖区57家妓院、238名妓女全部呈报歇业。
第五章 社会新风
解放前，统治阶级宣扬封建道德，社会上敲诈勒索、尔虞我诈之风盛行。解放后至60年代上半期，全区开展移风易俗、学雷锋、学习毛泽东著作等活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全区上下党群关系密切，人人有理想、有干劲、有朝气、守纪律，团结互助、助人为乐、拾金不昧、敬老爱幼、舍已救人的社会新风尚蔚然成风。“文革”期间，良好的社会风气遭到破坏。1980年后，全区先后开展了“五好居、五好院、五好家庭”、“文明礼貌月”、“五讲四美三热爱”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社会风气逐步好转，好人好事不断涌现。
舍己救人 1989年7月6日下午，营市街街道办事处热处理设备厂仓库保管员李惠美下班回到家里，听到邻居有“救命”的呼喊声，她没顾上脱工作服就急忙向邻居家跑去，只见该家一女孩昏倒在地，她急忙冲进屋去救人，突然煤气爆炸，烈火将其吞没，全身烧伤面积达70％，伤度2～3度。为了抢救她的生命，全区30多个单位基层工会的职工发起义务捐款活动，谱写了一曲“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赞歌。市工会出版了记述这项活动的专辑，《山东工人报》也做了报道。
敬老爱幼 槐荫汽车三队工人孟宪增视同院孤寡老人焦玉英为亲人，十年如一日，坚持为其买煤、买粮、洗衣、做饭、看病。一次，焦大娘发烧几天不见好转，孟宪增先是为大娘煎汤药吃，继而用三轮车将其送往医院，在急诊室里守候了二天，直到痊愈。焦大娘搬迁后，他一直没有间断对大娘的照顾。焦大娘逢人便说：“小孟就是我的亲儿子”。
吴家堡镇西张家庄居民米文娥，其丈夫王民法于1969年因心脏病去世。摆在米文娥面前的是3个年幼的孩子、88岁的爷爷、年老多病的公婆和尚未成家的小叔、小姑。公婆怕连累她，劝她改嫁，米文娥想：我要是走了，老人家会遭受更大的打击，也会给集体增加负担。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她决定留下来。于是安慰老人说：“民法去世了还有我，不论有多大的困难，我一定把孩子拉扯大，照顾好三位老人家”。她白天参加农业劳动，早晚操持家务。她爷爷身怀治疮绝技，看到累得又瘦又黑的孙媳妇，决定打破传男不传女的祖规，教她学医。开始，米文娥感到操持家务就够累了，哪还有精力给人治病。后来又想：我不学就失传了。于是坚持早晚抽空学习，两年后她终于把诊断、手术、配药等医术学到了手。米文娥医德高尚，看病不收治疗费。泰安县一位独身老汉脖子上长“对口疮”，米文娥见他病情严重，家境贫困，就让他住在自己家中，病好后，不仅药钱、饭钱不收，还给他买了返回的汽车票。临走时老汉激动地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的好处”。济南三五二〇厂一青年工人左腿皮下深度脓肿，不慎又摔伤，发展为骨折性恶疮，腿骨表层变色，患处肌肉已大部烂掉，住院治疗3年无效。米文娥没治过这种重症，按秘方痊愈希望很小。为了治好他的病，她翻阅了大量资料，又到济南、长清等地买药，5个月为他动了4次手术。半年后，这个工人扔掉了双拐。现在，米文娥又无私地将医术传给更多的群众。
助人为乐 1981年以来，槐荫低压锅炉厂工人崔昌奎不惧外界的冷嘲热讽，坚持利用业余时间为本厂职工和附近居民义务理发。10年间，先后换了3套工具，从未向组织上提出任何要求。
1982年，西郊公社刘堂村（现段店北路街道办事处刘堂居委会）团支部副书记张勇自谋职业，在本村办起了电器维修部。8年来，坚持为烈军属、孤寡老人义务服务。据不完全统计，先后登门服务360余人次，折款3600余元。
区房管局四所职工王平、王树刚，对本所管辖范围内需要维修的房屋做到心中有数，经常主动登门服务。仅1989年雨季就维修房屋155处，疏通下水道44处；为烈军属义务修房81处，修门窗24扇；为五保户上门服务64次。全年共收到表扬信8封，口头表扬34次。
自强自立 边荣塘，男，济南市光明街小学五年级学生，少先队员。1977年9月生。由于父母离异，母亲身患重病，他从4岁起就学着料理家务。上学后，他刻苦学习，尊敬师长，关心集体，悉心照顾母亲，精打细算安排家庭生活，成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1989年被共青团济南市委评为济南小名士，团省委授予他省级明星队员称号；10月，被共青团中央评为全国十佳少先队员，进京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0月14日，区委作出在全区少年儿童中广泛开展学习边荣塘活动的决定；10月20日，共青团济南市委、市少工委召开“学十佳，学边荣塘”大会，号召全市少先队员开展向边荣塘学习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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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荫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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