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图书馆 内容
抗美援朝 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7月27日，七区召开群众大会，声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正义斗争。年底，成立区抗美援朝工作委员会，各界妇女组织和青年团组织建立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行动委员会和若干行动小组。各界人民纷纷集会游行，制订爱国公约，努力生产，踊跃捐献飞机大炮，掀起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1951年统计，全区5154名妇女为志愿军做棉军衣8500件、军鞋底25542双、军鞋500双，写慰问信2000余封，寄慰问袋170余个，为购置“济南妇女号”战斗机捐款1.6亿元（旧人民币）；1673年名团员和青年建立板报组、文娱组、读报组共84个，为志愿军捐款623万元（旧人民币）；全区成立拥军优属委员会31个。1954年，抗美援朝胜利结束。4年间，全区人民共捐款37088万元（旧人民币），为志愿军做被服4.1万件，做军鞋、军袜40.26万双。
镇反 1951年3月，组织全区党政干部学习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的一系列文件，发动全区人民检举揭发反革命的罪行，对各类镇反对象进行调查统计。4月1日，对区内土匪、恶霸、国民党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道会门头子进行第一次公开搜捕，此后掀起声势浩大的“镇反”宣传高潮。至4月9日，全区先后召开大小会议700余次，受教育者5.58万余人。4月10日转入公审阶段，控诉、声讨反革命分子的罪行。4月17日召开公审大会，处决李星南、华玉玺、刘炳荣、滕沛昌、崔金堂等5名罪大恶极分子。6月19日，全区27名各界代表组成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同月22日，反革命案件全部审理完毕。全区共杀、捕、关、管五类分子494名，469名反革命分子自动坦白，62个道会门的3507名道徒声明退道。1952年转入搜捕残敌、清理积案和管制反革命分子阶段。1953年镇反运动结束，全区共搜捕反革命分子855名。
1955年8月，第六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再次镇压反革命的决议，至1956年“镇反”结束。全区先后收到检举材料4000余份，分两批逮捕反革命分子114名。
三反 1951年12月，根据中央指示，区委确定在全区党政机关、团体中开展“三反”运动。1952年2月成立区“三反”运动领导小组，各单位相继建立工作组和宣传小组，按照一民主检查、二坦白检举、三思想建设、四组织建设的步骤开展运动。为配合开展运动，3月，全区成立“三反”规劝小组49个，妇女家属小组18个。7月，“三反”运动基本结束。全区共揭发出6人犯有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错误，其中贪污最多者达480万元（旧人民币）；查出区政府、群众团体干部吃街道干部和群众酒饭者18人、256次，侵占群众利益者20人、54次。运动中受撤职处分者5人，其中1人被开除党籍并劳动改造。
1953年2月，在全区党政机关中开展了以“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为内容的“三反”运动。
1954年11月，在全区党政机关中开展了以“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腐化堕落”为内容的“三反”运动。共查出犯有贪污错误者7人，贪污款最多达380万元，最少为4万元（均为旧人民币）。
五反 1952年2月成立区“五反”运动领导小组，在全区工商界中开展“五反”运动。运动历经检举坦白、检查“五毒”（即“五反”内容）、定案处理三个阶段。区委、区政府组织检查大队，对92个违法工商户进行重点检查，组织互助互查900余户。同年7月“五反”运动结束。运动中共举报资本家偷漏税5000余万元（旧人民币），清除了工商界中的“五毒”行为和资产阶级派进工会组织的35名“坐探”分子，在工商界中普遍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的教育。
1963年3月，结合增产节约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区开展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新“五反”运动。区委、区政府成立了“五反”运动办公室和“五反”运动经济退赔领导小组。运动分三批进行，第一批107个单位，第二批145个单位，第三批40个单位。5、6月间，有牵连的干部群众开始“洗手”、“洗澡”、“放包袱”。年底，新“五反”运动基本结束。
肃反 1956年1月，区委、区政府成立肃反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基层单位共建立领导小组34个。4月，在区级机关和木材公司进行试点。之后，全区47239人先后分五批参加运动，历经小组斗争、专项斗争、甄别定案三个阶段。1959年5月运动结束。共召开报告会55场，讨论会620余次，斗争会136场次；8880人写出检举材料20875份；排出清查对象458名，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0.97％；查出反革命坏分子421名（蒋伪军政警宪人员256名，特务103名，反动党团骨干29名，土匪1名，恶霸6名，敌对阶级分子10名，现行反革命分子2名，坏分子14名），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0.89％。
1963年，全区再次开展肃反运动，参加运动2082人，排出清查对象105人，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5％。
整风反右 1957年5月，根据中央关于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的指示，首先在部分单位开展运动，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及中央有关整风文件。6月上旬进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阶段，在此期间出现一些攻击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言论。6月中旬起，在前段大鸣大放的基础上，有领导的转入“反右”斗争。8月起，在全区全面深入开展整风和反右斗争，先后分三批、历经四个阶段。1958年8月，整风运动结束。全区共98个单位、11.78万人参加运动，划定“右派分子”307名，出现严重扩大化倾向。一些人被错戴上“右派”帽子，造成不幸后果。根据中央指示，1959、1961、1962年，先后为80余名“右派”摘掉帽子。1978年，对剩余的63名“右派”予以改正并进行了妥善安置。
1959年9月，全区开展“反右倾”运动。75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批判。1960年，区委监委对运动中的案件作出结论，其中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3人，犯有严重右倾错误的27人，犯有严重个人主义错误的7人。1961、1962年，对“反右倾”运动中部分戴帽者平了反。1978年，对“反右倾”运动中受牵连者彻底予以平反。
“文化大革命” 1966年6月3日，区委常委开会研究全区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6月15日成立区“文化大革命”7人领导小组。6月17日，区委召开党员干部动员大会，部署开展“文化大革命”。6月30日，区委下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步意见》一文。8月，学习贯彻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机关、学校、工厂、商店、街道普遍成立红卫兵组织，上街破“四旧”、立“四新”。9月，区委作出《关于破旧立新，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的初步意见》的决定。此后，破“四旧”、立“四新”形成高潮。红卫兵对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家庭实行“查、抄、挖、斗、赶”。先后更改街名34个，商店名72个，学校名21个，并查出大量“四旧”物资。全区各界秩序混乱。11月，全区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浪潮，强迫领导干部检查、认罪，挂牌批斗，游街示众。12月，全区上下建起名目繁多的群众造反组织，四处串连，踢开党委“闹革命”。领导干部被扣上“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遭揪斗罢官，许多知识分子、爱国人士、民主人士被抄家、批斗。各级党组织及行政机构陷入瘫痪，生产处于半停产状态。
1967年1月23日，20余名解放军指战员到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1月28日，山东省红色造反者联络委员会东风区分会、新工人联合会等十余个群众组织夺取区委、区人委大权。3月1日，一派群众组织联合78个单位（占全区单位总数的85％）共1万余人在青年公园召开大会，否定“1.28”夺权，建立由群众组织代表、解放军代表和领导干部代表共37人组成的东风区革命委员会。5月，在王效禹发动的“反逆流”运动中，区革委被另一派群众组织砸垮。12月20日，区革委政权再度易手。1968年2月，市革委批准新的区革委领导班子，区革委政权暂时稳定下来。同月，成立东风区公安机关军管组，行使公安分局、检察院法院机关职权。3月，全区开始“反复旧”。9月，提出“奋战一百天，打好斗、批、改攻坚战”的口号。1969年8月起，贯彻、落实“九大”精神和党中央解决山东问题的《批示》、《十条》，批判“反复旧”，号召全区各派“削平山头”，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同年10月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在此期间，全区各项工作由革委会“一元化”领导，派别林立，思想混乱，生产停滞，各项建设事业萧条。1969年12月成立中共东风区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之后，各级革委相继成立党的核心小组。1970年2月起开展“一打三反”运动。6月，整党建党开始。12月，党员进行开门整风。在此期间，各级党组织逐步恢复组织生活。1971年2月召开区党代会，撤销区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复建中共东风区委。3月成立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1972年1月起，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治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8月开展批林整风运动。1973年2月，撤销区公安机关军管组，先后复建市公安局槐荫区分局、法院、检察院。9月，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解放军指战员离区，“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是月，区委检查清查“五一六”工作中的错误，为受害人平反。1974年掀起批林批孔高潮。是年9月起，对“一打三反”运动案件进行复查，纠正定性不当、处理过重等问题。1975年12月，“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运动结束。运动中，群众揭发重点对象368名，缴获长短枪5支、子弹123发等，定案处理639起。1976年3月，全区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高潮。同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至此，辖区“文化大革命”结束。
镇反 1951年3月，组织全区党政干部学习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的一系列文件，发动全区人民检举揭发反革命的罪行，对各类镇反对象进行调查统计。4月1日，对区内土匪、恶霸、国民党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道会门头子进行第一次公开搜捕，此后掀起声势浩大的“镇反”宣传高潮。至4月9日，全区先后召开大小会议700余次，受教育者5.58万余人。4月10日转入公审阶段，控诉、声讨反革命分子的罪行。4月17日召开公审大会，处决李星南、华玉玺、刘炳荣、滕沛昌、崔金堂等5名罪大恶极分子。6月19日，全区27名各界代表组成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同月22日，反革命案件全部审理完毕。全区共杀、捕、关、管五类分子494名，469名反革命分子自动坦白，62个道会门的3507名道徒声明退道。1952年转入搜捕残敌、清理积案和管制反革命分子阶段。1953年镇反运动结束，全区共搜捕反革命分子855名。
1955年8月，第六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再次镇压反革命的决议，至1956年“镇反”结束。全区先后收到检举材料4000余份，分两批逮捕反革命分子114名。
三反 1951年12月，根据中央指示，区委确定在全区党政机关、团体中开展“三反”运动。1952年2月成立区“三反”运动领导小组，各单位相继建立工作组和宣传小组，按照一民主检查、二坦白检举、三思想建设、四组织建设的步骤开展运动。为配合开展运动，3月，全区成立“三反”规劝小组49个，妇女家属小组18个。7月，“三反”运动基本结束。全区共揭发出6人犯有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错误，其中贪污最多者达480万元（旧人民币）；查出区政府、群众团体干部吃街道干部和群众酒饭者18人、256次，侵占群众利益者20人、54次。运动中受撤职处分者5人，其中1人被开除党籍并劳动改造。
1953年2月，在全区党政机关中开展了以“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为内容的“三反”运动。
1954年11月，在全区党政机关中开展了以“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腐化堕落”为内容的“三反”运动。共查出犯有贪污错误者7人，贪污款最多达380万元，最少为4万元（均为旧人民币）。
五反 1952年2月成立区“五反”运动领导小组，在全区工商界中开展“五反”运动。运动历经检举坦白、检查“五毒”（即“五反”内容）、定案处理三个阶段。区委、区政府组织检查大队，对92个违法工商户进行重点检查，组织互助互查900余户。同年7月“五反”运动结束。运动中共举报资本家偷漏税5000余万元（旧人民币），清除了工商界中的“五毒”行为和资产阶级派进工会组织的35名“坐探”分子，在工商界中普遍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的教育。
1963年3月，结合增产节约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区开展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新“五反”运动。区委、区政府成立了“五反”运动办公室和“五反”运动经济退赔领导小组。运动分三批进行，第一批107个单位，第二批145个单位，第三批40个单位。5、6月间，有牵连的干部群众开始“洗手”、“洗澡”、“放包袱”。年底，新“五反”运动基本结束。
肃反 1956年1月，区委、区政府成立肃反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基层单位共建立领导小组34个。4月，在区级机关和木材公司进行试点。之后，全区47239人先后分五批参加运动，历经小组斗争、专项斗争、甄别定案三个阶段。1959年5月运动结束。共召开报告会55场，讨论会620余次，斗争会136场次；8880人写出检举材料20875份；排出清查对象458名，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0.97％；查出反革命坏分子421名（蒋伪军政警宪人员256名，特务103名，反动党团骨干29名，土匪1名，恶霸6名，敌对阶级分子10名，现行反革命分子2名，坏分子14名），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0.89％。
1963年，全区再次开展肃反运动，参加运动2082人，排出清查对象105人，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5％。
整风反右 1957年5月，根据中央关于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的指示，首先在部分单位开展运动，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及中央有关整风文件。6月上旬进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阶段，在此期间出现一些攻击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言论。6月中旬起，在前段大鸣大放的基础上，有领导的转入“反右”斗争。8月起，在全区全面深入开展整风和反右斗争，先后分三批、历经四个阶段。1958年8月，整风运动结束。全区共98个单位、11.78万人参加运动，划定“右派分子”307名，出现严重扩大化倾向。一些人被错戴上“右派”帽子，造成不幸后果。根据中央指示，1959、1961、1962年，先后为80余名“右派”摘掉帽子。1978年，对剩余的63名“右派”予以改正并进行了妥善安置。
1959年9月，全区开展“反右倾”运动。75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批判。1960年，区委监委对运动中的案件作出结论，其中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3人，犯有严重右倾错误的27人，犯有严重个人主义错误的7人。1961、1962年，对“反右倾”运动中部分戴帽者平了反。1978年，对“反右倾”运动中受牵连者彻底予以平反。
“文化大革命” 1966年6月3日，区委常委开会研究全区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6月15日成立区“文化大革命”7人领导小组。6月17日，区委召开党员干部动员大会，部署开展“文化大革命”。6月30日，区委下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步意见》一文。8月，学习贯彻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机关、学校、工厂、商店、街道普遍成立红卫兵组织，上街破“四旧”、立“四新”。9月，区委作出《关于破旧立新，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的初步意见》的决定。此后，破“四旧”、立“四新”形成高潮。红卫兵对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家庭实行“查、抄、挖、斗、赶”。先后更改街名34个，商店名72个，学校名21个，并查出大量“四旧”物资。全区各界秩序混乱。11月，全区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浪潮，强迫领导干部检查、认罪，挂牌批斗，游街示众。12月，全区上下建起名目繁多的群众造反组织，四处串连，踢开党委“闹革命”。领导干部被扣上“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遭揪斗罢官，许多知识分子、爱国人士、民主人士被抄家、批斗。各级党组织及行政机构陷入瘫痪，生产处于半停产状态。
1967年1月23日，20余名解放军指战员到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1月28日，山东省红色造反者联络委员会东风区分会、新工人联合会等十余个群众组织夺取区委、区人委大权。3月1日，一派群众组织联合78个单位（占全区单位总数的85％）共1万余人在青年公园召开大会，否定“1.28”夺权，建立由群众组织代表、解放军代表和领导干部代表共37人组成的东风区革命委员会。5月，在王效禹发动的“反逆流”运动中，区革委被另一派群众组织砸垮。12月20日，区革委政权再度易手。1968年2月，市革委批准新的区革委领导班子，区革委政权暂时稳定下来。同月，成立东风区公安机关军管组，行使公安分局、检察院法院机关职权。3月，全区开始“反复旧”。9月，提出“奋战一百天，打好斗、批、改攻坚战”的口号。1969年8月起，贯彻、落实“九大”精神和党中央解决山东问题的《批示》、《十条》，批判“反复旧”，号召全区各派“削平山头”，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同年10月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在此期间，全区各项工作由革委会“一元化”领导，派别林立，思想混乱，生产停滞，各项建设事业萧条。1969年12月成立中共东风区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之后，各级革委相继成立党的核心小组。1970年2月起开展“一打三反”运动。6月，整党建党开始。12月，党员进行开门整风。在此期间，各级党组织逐步恢复组织生活。1971年2月召开区党代会，撤销区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复建中共东风区委。3月成立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1972年1月起，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治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8月开展批林整风运动。1973年2月，撤销区公安机关军管组，先后复建市公安局槐荫区分局、法院、检察院。9月，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解放军指战员离区，“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是月，区委检查清查“五一六”工作中的错误，为受害人平反。1974年掀起批林批孔高潮。是年9月起，对“一打三反”运动案件进行复查，纠正定性不当、处理过重等问题。1975年12月，“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运动结束。运动中，群众揭发重点对象368名，缴获长短枪5支、子弹123发等，定案处理639起。1976年3月，全区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高潮。同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至此，辖区“文化大革命”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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